雾里看花

十八大记者酒宴 新闻官集体亮相了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2/11/201211071144.shtml#.UJoCvWfhn3U

2012年11月07日  来源：财讯
    
      十八大新闻中心6日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采访十八大中外记者招待酒会，50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十八大新闻组组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新近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蔡名照，新近调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吴恒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十八大新闻中心主任、中国记协常务副主席翟惠生等十八大新闻组高官在招待酒会上集体亮相。
    
    　雒树刚表示，党的十八大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希望记者向海内外充分展示十八大这一盛事，充分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
    
    　十八大新闻中心主任翟惠生担任招待酒会的主持人，他介绍，截至6日，报名采访十八大的外国记者和港澳台记者达到1,704人，数量较十七大时的1,146人增长近五成。
    
    　雒树在致辞中说，党的十八大是一个盛况空前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有重要的报告、重要的讲话、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也有许许多多精彩的场景、精彩的故事、精彩的细节、精彩的瞬间，为记者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新闻素材。
    
    　翟惠生表示，“记者可以通过新闻中心网站提出对十八大代表的采访申请，还可以通过在这里的广播电视信号服务室，采集和传输有关大会的广播电视公共信号。可以通过图片服务室，获取有关于十八大的实时新闻图片，在通讯服务区域，传输新闻稿件。”根据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新闻中心还将举办多场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集体采访和网络访谈活动。新闻中心组织了多场实地参观采访活动，关于这些采访活动的时间、地点等信息，都会及时的在新闻中心网站发布，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新闻中心公布的消息称，中共十八大新闻发言人将于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而十八大开幕式定于8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此外，从9日到12日期间，新闻中心每天都将举行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主题包括“党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中国民生领域工作”。 ▲◆★●■☆


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08/201208141446.shtml#.UJoBf2fhn3U

2012年11月7日 来源：人民网 作者：余玮 吴志菲
    
    核心提示：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本文摘自人民网 原载于《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 作者：余玮 吴志菲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一批年轻干部走上了一线领导岗位。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9月4日，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几辆小轿车驶过喧闹的大街，前后有序地驶进景山后街一个僻静的胡同，在两扇铁门前停了下来。须臾间，铁门悄然无声地被打开，等几辆小车轻轻地滑进去后，又默默地关闭了。院子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石榴、核桃、柿子、海棠树和葡萄架已经长出了果实，3棵雪松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几棵白皮松英姿华贵，伸向蓝天。特别惹人注目的是两棵油松，长得拙朴、苍健。这就是邓小平的住处。
    
    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从车里走下来，在工作人员的迎候下，走进了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屋子里。邓小平和他们一一握手后，面对大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从心里讲还是希望邓小平不要退，所以想开口解释。
    
    邓小平挥了一下手，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他理解在座几位政治局常委的心情。此时，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不久，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还没有3个月，大家还希望自己来掌舵。于是，邓小平耐心地解释：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
    
    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作政治交代时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坚定地表示：退休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吧。未等前一支香烟的雾团散去，邓小平又点燃第二支烟，他伸出两个指头说：“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反复考虑，并且也同杨尚昆谈过，就是越简单越好。邓小平认为，简化比较有利，特别是从自己简化更为有利。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实在没有必要，也没有什么好处。邓小平说：“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地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江泽民、李鹏等常委被邓小平毕生为党、为国、为民的精神所深深感动。邓小平很快又提到第三个问题，即“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100天的中央领导班子，最后把眼光落在江泽民身上，说：“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要确定国家军委主席。”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谈了新建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加强团结、加强权威，冷静观察，应付国际形势变化等问题。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呈上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常委。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本文来源：人民网 ▲◆★●■☆


习近平母亲不避嫌 公开给赵紫阳送花圈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06/2068280.html

 2012-11-06：中共十八大前夕，前总书记赵紫阳女儿王雁南罕见接受了官媒的专访，同时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也高调出声谈论政改。在中共高层大换班的当下，爆出即将上任中共第五代领导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在被幽禁终生的赵紫阳去世时，曾为“犯了分裂党的错误”的赵紫阳公开吊唁，并献上了花圈。

左上，齐心率子女上挽

习家不避嫌送花篮

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病逝后，不少高干或其家族罕有地不理会“党”的指示，自发前往赵家在北京富强胡同住所所设灵堂吊唁，并送上花圈或花篮。

在灵堂上，有一显眼的花圈写着“齐心率子女上挽”。当时，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夫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不避嫌，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家送上了花篮。

左上，李昭全家（耀邦家）；下中为陆定一全体子女所送花篮

与习仲勋夫人齐心一同去吊唁并送花圈的还有李昭（胡耀邦夫人）全家、陆定一全体子女、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原副总理田纪云等等。

黑色缎带左1：中国人民最忠诚的伟大儿子赵紫阳同志永垂不朽为杜导正（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所送

有分析人士认为，习仲勋的夫人率子女献花圈，其中当然包括习近平了。李昭率全体子女给紫阳献花圈当然包括胡德平了。他们之所以能献花圈，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也表明习近平在心目中是尊敬紫阳的。

据了解，齐心早在2008年底，以及2011年3月份，两次召集所有家庭成员开家庭会议，严令家庭成员不能打着习近平的旗号在外从事任何生意活动以及不法行为，在2011年的会议上，她甚至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停止所有商业利益关联的活动。

“六四”致赵紫阳终身被禁

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武汉、深圳、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声，震惊中南海。

1987年元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这些中共元老将学潮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份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姑息，逼胡耀邦下台。

当时，习仲勋仗义执言，拍着桌子，斥责他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兼国务院总理。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被确认为总书记，并且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广大青年学生和民众为了发泄对当局和腐败现象的不满而举行大规模的纪念和示威活动。此事件最后演变成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而招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和李鹏等人的不满，被扣上“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6年，于2005年去世。▲◆★●■☆


看中共五代“太子党”如何敛财？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20121107/1540838.html

徐重伟, 斯洋

  11.06.2012：华盛顿 — 中共十八大在举世关注的中共领导人贪腐丑闻中于2012年11月8日召开。事实上，中国“红色”家族，特别是中共权贵子弟，即所谓的“太子党”，利用家族权势和裙带关系致富并不只是胡温政权的新现象。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家族开始，中国“太子党”就一直在不断聚敛财富，直到现在，红色家族已经成为中国新富家族中的主体。“太子党”究竟如何敛财？每一代“太子党”的敛财手段又有哪些不同？我们将在下面的报道中为你介绍。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今年三月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毛家人无一人当官经商。他还这样强调毛家的祖训：“主席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自己也十分清廉。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在主席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一个也找不到！为什么？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他还表示，毛泽东最提倡廉洁，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污腐败。

毛新宇的这番话，是为了表白自己“清廉”，也是对当前中共“太子党”利用权势，官商勾结敛财的暗讽。不过，据称有阅读障碍的毛新宇也承认，自己能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少将多少也沾了爷爷的光。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当时整个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官员所享受的优厚的物质待遇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出现的，不是以个人财产名义出现。 因此，很少有积累和转让的机会。……所以以现在的金钱腐败的方式出现就很少。”

他补充说，那个时候的腐败更多的表现在政治上，例如，毛泽东安排他年轻的侄子毛远新当任沈阳军区的政委。他说，毛时代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金钱贪腐，还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太短，也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还太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他们的继承问题，后面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

事实上，太子党的经商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期。1978年，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整个80年代，以邓家子女为首的中共高干子弟纷纷下海经商。当时太子党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价格“双轨制”，倒买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

邓家子女经商以邓的长子邓朴方为首，邓朴方在文革期间遭遇悲惨，造成高位瘫痪，长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残联主席。1984年9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投资600万元，中央计委拨付 5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邓朴方建立康华公司，自任董事长，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1987年6月，邓朴方成立“大康华”，直属国务院，特批享受免税待遇。注册资金2亿元，实投1.2亿元。当时据称，国家禁止进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进口；国家不许出口的物资邓朴方有办法出口。

《悉尼晨锋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说：“所有那一代的子女都卷入商界， 陈云家族、叶家，所有你说的第二代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他们都相当的富裕。不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纯粹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在这里很难分清。”

加内特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明年出版。他说，1986年，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当时政治局胡乔木的儿子挪用公款，数额以现在的标准是少的可怜，但是胡耀邦要求将其逮捕。很多共产党内员老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担心会查到他们自己的子女身上。加内特援引胡耀邦的一名子女的话说，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成为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989年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诉求，而是“反腐败”和“反官倒”。邓朴方是主要目标之一。邓朴方的康华公司还被称作中国大陆最大的“官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89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也是当年“反腐败”的目标之一。赵紫阳的儿子被指责倒卖彩电和汽车。

“六四”之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期，更是开启了高干子弟进驻垄断领域的大门。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因为搞市场经济和搞私有化了，而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很方便利用机会搞腐败，搞腐败不能官员一个人，总的与商结合，中共官员中就普遍出现了‘一家两制’的现象。家里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如果全是当官的赚钱也不容易，如果全是经商也没有门路。”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财富宝藏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现在这些领域都被红色家族垄断。

最典型的有江泽民家族的电信行业，李鹏家族的电力行业以及邓小平家族对地产、有色金属、甚至军火行业的垄断。

邓小平家族：地产、有色金属和军火

邓质方，邓小平次子：成立四方地产公司，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广州、深圳和珠海圈地，时称“地产大王”。

吴建常：邓家大女婿，成立东方鑫源等公司，垄断有色金属资源

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成立保利集团，成为军火巨商。

江泽民家族：电信

江绵恒：网通公司董事长，业务涵盖电信、半导体、工程建设等领域。

江志成：江绵恒之子，曾任职高盛，后成立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私募基金规模达10亿美元。

李鹏家族：电力系统

李小鹏，李鹏长子，曾任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李小琳，李鹏女儿，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前总经理。

朱琳，李鹏夫人，据称曾任华能国际董事长

以廉洁、公正出名的前总理朱镕基的子女也不例外，朱镕基之子朱云来1998年进入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过去十年都是该公司的总裁。朱云来后来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商界领袖之一。

在第三代领导中， 前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的财富因为在澳大利亚悉尼购买了一幢价值3，200万美元的城堡而被曝光。这幢房屋据称当时是澳洲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但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曾伟曾是中国石油界的巨亨，他的经济活动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淮涉足影视业。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将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温家宝推到了风口浪尖。报道说，温家宝的母亲、妻子、子女、亲戚已经变成了巨富，在其任职期间累积了超过27亿美元财富。他们的投资涉及银行、珠宝企业、度假地、电讯公司，并拥有世界最大金融企业之一的“平安保险”的控股权。

虽然温家宝家族已经通过律师否认了上述财富的存在，甚至中国外交部也称这样的报道是“抹黑”行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有关报道抹黑中国，别有用心”。但是，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是亚洲最大卫星运营公司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项统计，第四代领导集体中九大常委的孩子都活跃在商界。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曾执掌垄断中国机场、口岸和地铁安全扫描仪的国有公司。胡锦涛的女婿茅道临曾任中国最大的门户网之一的新浪网的首席执行官，茅的财富2003年预计达到3500万美元到6000万美元之间。

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现出任中广核产业投资基金总裁，掌管资产逾百亿元人民币。2006年，时任美林证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的冯绍东帮助美林获得了高达200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交易，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IPO交易。吴邦国的妻子和兄弟也活跃在商界。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儿子李慧镝，则是中国移动的副总裁。李长春的女儿李彤，现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并掌管一家私募基金。（明镜新闻网：李長春的女兒在私募基金業牛氣衝天）

统战部长贾庆林一直是腐败指控的对象， 其子贾建国和女婿据称因担心与其商业有关的调查，已经移居国外。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其子周斌控制着中国石油的庞大财富。周永康在石油行业任职38年，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总经理。

中宣部部长长刘云山儿子刘乐飞是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行政总裁。

事实上， 中国官方媒体《半月谈》在2010年9月也公开承认，“红色家族”成为新富豪的主体，并直指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加内特说： “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孩子都进入商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与他们成了一伙，你就得到了终极的安全和保障。 当然，你得分出一半财富，但是，你获得了文件，没有其他人可以这么勇敢，吞下这么多的财富。 他们说的是数十亿美元的财富。”

虽然从第二代的胡耀邦时代到现在，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都有禁止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的文件，但是都形同虚设。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表示：“对于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不管发生在哪个领域，涉及到什么人，不管他职务多高，都要依法严肃惩处。”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让别人相信。加内特：“高层领导人家族成员的腐败绝对是无法控制了， 没有人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子女，更不用说别人的子女了，这是造成现在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北京之春》的胡平说： “ 共产党前三十年要革命的暴力消灭了所有平民百姓自己的私产，把它变成了所谓的全体人民的共产，后三十年，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变成了你少数官员自己的私产。两件坏事都让你一个党做完了，古今中外还有谁比得上你。”

在中共18大召开之前，预计，将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家族的财富也遭到曝光。彭博通讯社今年7月报道，习近平家族的财富过亿，但主要由其姐姐、妹夫以及弟弟拥有，他们的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李克强也因为其弟李克明任职中国烟草专卖局被指涉嫌“裙带关系”。不过，这些报道都谨慎表示，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习近平或是李克强自己的小家庭卷入任何敛财的行为。▲◆★●■☆


范长龙升军委副主席从哪些方面打破常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063958.html

2012-11-07：11月6日，凤凰网和其他门户网站都在显要位置刊载了重要消息《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直升军委副主席 媒体称打破常规》。对此重要新闻，不少军迷网友看罢问我“范长龙直升军委副主席，到底从哪些方面打破了常规？”并希望至诚大兵我对此作出一些解读。

如此高层的人物，范长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实际上就是解放军未来5年的最高统帅，主席之下全军之上。至诚大兵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冒昧解读。

凤凰卫视11月6日播出“外媒称解放军打破常规 范长龙直升军委副主席”新闻中，称台湾媒体报道说，对范长龙的人事任命，是打破常规，范长龙没有当军委委员，直接从大区司令员当了军委副主席。

依照至诚大兵我的观察，范长龙直升军委副主席，从三个方面破格打破了常规：

一、越级提拔为军委副主席，的确打破了常规。正如媒体新闻报道的那样，通常军委副主席从军委委员中提拔产生，提拔前作为大军区司令员的范长龙，职务与总参总政的副职相等。此次直升军委副主席，越过军委委员这道坎，毫无疑问是打破常规的超级提拔。

二、年龄打破常规任用，显见中央破格提拔范长龙。按照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相关规定，大军区正职的服役最高年龄是65岁。通过其简历，我们看到他1947年5月生，也就是说范长龙5月份就年龄已经到杠。中央不仅没让他退休反而让他升职为军委副主席，这当然是打破常规的表现之一。

三、范长龙炮兵背景升至军委副主席，这也是打破常规。通常部队中炮兵出身的军官，好的能够做到集团军炮兵指挥部主任，再好的做到炮兵师长或大军区兵种部长，个别最好者能够成为省军区副司令员。可是范长龙出身地地道道的炮兵，不仅成长为步兵师长，还成为军长，大军区司令员。此次其作为炮兵出身者能够直升军委副主席，当然也是破格提拔的体现。

在至诚大兵我看来，范长龙副主席的破格提拔，正是党中央看到其综合素质超群，军政皆通，各兵种武器装备知识与技战术娴熟，精通和擅长电子信息战原理与技能，合成作战素养高超，加之是七大军区里当了八年司令的资格最老司令员，所以破格直升其为军委副主席，统率全军。▲◆★●■☆


克格勃五局与苏联社会的思想钳制
http://tongzhougongjin.blog.ifeng.com/article/19013013.html

2012-07-27：徐元宫

提起克格勃，世人并不陌生，知晓这是苏联的一个国家安全机构，是这一机构的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文缩写词“КГБ”的中文音译。然而，由于这一机构的特殊性和高度保密性，在相当长时间里，世人对它深层次的情况仍缺乏详实而准确的了解，比如，本文所要阐述的克格勃第五局的相关情况就鲜为人知。

【为何设立克格勃第五局】

苏联克格勃第五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国内有学者撰文认为是“1969年”，但笔者查阅了不少史料文献后发现，克格勃第五局并非成立于1969年，而是1967年。曾担任俄罗斯政治周刊《新时代》和《消息报》副总编¼-的§-.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指出：1967年5月19日，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接替谢米恰斯内。一个月后，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苏联国内种种反苏活动情况，认为这些活动旨在“建立地下反苏集团，为民族主义运动推波助澜”，是“进一步活跃教徒和宗派主义者的反动活动”。他在报告中提出警告：“由于受到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出现了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不仅有显而易见的反苏分子，还有爱说政治大话和推崇民主的人都有可能利用这一点，唆使这些人去从事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因此，他建议在中央和地方成立重点打击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机构。“1967年7月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首任局长是前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仅过去了一年多，负责人事工作的克格勃官员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就取代了他。博布科夫在该局工作了许多年，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

俄历史学家亚?舍维亚金在其专著《苏联灭亡之谜》一书中，也提及了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的时间和¾-过：“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证实：‘1967年5月18日，我来到莫斯科参加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解除谢米恰斯内同志所担任的职务，工作另行安排。勃列日涅夫当时就提出建议：任命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于5月23日回到了基辅。’可以肯定地说，安德罗波夫¡-¡-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行动计划，因为他走马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臭名昭著的思想五局。”“7月17日被认为是五局的‘诞生日’。克格勃7月25日发布命令。8月4日，任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书记А.卡德舍夫为五局局长，此人于1968年12月离职。1969年5月23日任命博布科夫出任五局局长”。

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此时成立一个专司意识形态反间谍、反颠覆工作的第五局呢？这要从苏共二十大谈起。1956年赫鲁晓夫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在整个国际社会引发了剧烈震荡，这种震荡远远超出了苏共领导人事先的估计。特别是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3月5日至10日，第比利斯、库塔伊西、苏呼米等城市连日举行群众集会，并酿成了大规模骚乱。3月9日，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导致几十名集会者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一大批人遭到逮捕，其中很多人被判处1至10年不等的刑期。

事件带来的更大震荡，则是相当多的苏联公民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质疑。比如，在一封寄给《真理报》的信中，莫斯科市的科雷洛夫写道：“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呀？还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党？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党，而是一帮伪君子和懦夫！何必还阐释什么这样的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假如这个党由于恐惧而害怕说出真相¡-¡-再一次地假仁假义，那么还有什么‘联系’可言！”图瓦州党委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汇报说：在学习苏共二十大决议的时期，“反苏分子开始抬头了，充满敌意的暗中攻讦猖獗起来”。4月初，居民楼的信箱里，发现了写有诬陷和诽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及党的州委工作人员内容的匿名传单，其中一张传单写道：“¾-典作家的所有著作，从马克思开始，将全部被烧掉。”3月26日凌晨，图瓦州的荣誉纪念碑上列宁和斯大林的»-像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割破。而在很多高校，党员们甚至提出应取消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考试。这些反应和震荡让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感到忧虑和担心，于是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启的“去斯大林化”进程很快被中止。一些党组织被解散，部分党员被开除出党，不少知识分子被判处监禁。正如俄罗斯学者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到1956年底，一切好像又回到了旧的轨道上去了。”

然而，自主、自由思想的闸门一旦开启，要想一如既往地禁锢下去就很不容易了，这一点在苏联知识界和青年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是苏共领导人同意克格勃专门成立第五局的根本Ô-因。多年担任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5月，安德罗波夫开始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一天晚上10点钟，安德罗波夫同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提出让博布科夫出任新组建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第一副局长，同时阐述了组建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目的和动机：“新组建的局不是秘密政治处的·-版”，“这个局是基于目前局势而建立的。现在敌人正在对我们发动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战争，要解决的是Ë-胜Ë-负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立场坚定，有决心巩固苏维埃国家，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人殚精竭虑地破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方法，掌握国内的形势，了解人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渠道，既要利用合法的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出版的信息，也要利用我们的特工机构，除了那些表面文章，还有秘密的手段，而我们的机关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反颠覆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的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新组建的局应该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

【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设置及其职能】

克格勃第五局的机构组成及其职能情况是怎样的？根据俄罗斯学者А.С.斯梅卡林的研究，第五局的构成主要是：一处，负责文化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对外国人进行分析研究，负责创作Ð-会、科研院所、文化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反间谍工作；二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Ð-作，拟定并实施针对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各项反间谍活动措施，遏制人民劳动联盟、民族主义者以及沙文主义分子的活动；三处，负责大学生交流渠道的反间谍工作，遏制青年大学生、高校教授和教师的敌对活动；四处，负责宗教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教徒系统的反间谍工作，同时负责防范境外宗教势力和宗教中心的破坏活动；五处，负责在预防大规模群众性危害社会的活动发生方面，给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提供切实帮助，侦查匿名反苏作品和传单的作者，检查恐怖活动的预兆和信号；六处，负责总结和分析敌人在实施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方面的情况资料，在拟定可行性计划以及情报工作方面拿出具体措施。1969年8月成立了七处，其职能是“揪出并检查出于反苏目的企图使用炸药和爆炸装置的人”。对国家领导人的任何口头恐吓和书面威胁都可以视作恐怖活动。针对地方领导人的恐吓和威胁，则由克格勃的地方机关查处。1973年7月，成立了八处，负责“揪出并遏制搞破坏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1974年5月成立了九处，其职能是“对被怀疑参与了有组织的反苏活动的人（民族主义者、教徒、信徒除外）进行最重要的甄别和分析研究”。该处还负责遏制印制并传播反苏材料之人的敌对活动，为查获境外修正主义中心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各类反苏活动而实施各项间谍业务措施。同时成立的十处，负责跟克格勃第一总局Ð-作，开展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反苏组织（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民族主义者的敌对组织除外）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中心的反间谍活动。十一处成立于1977年 6月，其职能是“为粉碎敌人和敌对分子在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准备和进行期间的各种破坏活动而开展肃反工作”。但在奥运会闭幕后，该处并没有撤销，它被责成对体育界、医疗卫生界和科研机构进行监视。为了同社会主义各国安全机关的活动Ð-调一致，成立了第十二组（享有处的权利）。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三处，其任务标注得有些模糊：“查出并遏制具有演变成有利于敌人开展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颠覆破坏活动的政治上敌对组织倾向的活动。”实际上，这里指的是非正式的青年运动——1980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朋克、新奇的花样滑冰手、神秘论者等。该处之所以会成立，是克格勃对青年人从共青团的监控下摆脱出来的一种反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闻工作者Ð-会，以及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则由成立于1982年2月的十四处负责监视。成立于1983年11月的十五处负责对一些重要公司的所有子公司及所有工程项目开展反间谍工作。

А.С.斯梅卡林在文中还指出，克格勃五局的最初编制为201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С.К.茨维贡具体分管五局工作。1982年五局人员编制增加到424人，谍报机构人数众多，平均每个州有200名谍报人员，因为苏联有123个州，意味着仅仅替五局效力的谍报人员就达到了25000人。由于苏联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1989年8月29日，撤销第五局，成立“З”局。

【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机制和方式】

从克格勃第五局机构的组成及其职能划分可以看出，其分工精细而明确，工作覆盖面非常广泛，主要职责和任务是“对政治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并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遏制源自国外的意识形态扩张，形成一张强有力的盾牌”。因此，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苏联国内公民，并且聚焦于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以及宗教界人士等阶层和群体。

但这绝不意味着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就只能在苏联国内开展工作，而不能像克格勃的情报局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那样可以出国。实际上，为了更有效地监视对象，第五局的工作人员必须时常出国，因为被监视的对象，比如演员、运动员等，¾-常有出国演出或比赛任务，而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则¾-常有出国留学、讲学、科研、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正如自1977年起就在第五局工作的亚?尼?基奇欣所述：“当博布科夫被提升为克格勃副主席后，局里出现了许多走后门进来的人。他们看中的仅仅是有出国机会的处。当然，负责文艺界知识分子工作的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因为可以同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们一道出国。”“如果在上级看来是危险的事情你认为不危险，那么你就会被开除。许多工作人员曲意逢Ó-领导，专拣领导爱听的报告。如果将军认为某个作家是个坏蛋，我又怎么能说他是个好人呢？”实际上，不仅克格勃第五局内部的工作机制如此，整个克格勃乃至整个苏联国家机器的工作机制也是如此。整个国家机器听命于党及其领导人的旨意行事，这是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克格勃第五局必须在社会各阶层为自己物色、发展大量的谍报人员，亚?尼?基奇欣指出：“克格勃改革后所披露出来的关于第五局内情的材料，描绘出一幅作家Ð-会、剧院及电影院等机构充斥着大批克格勃谍报员的»-面”，“在这一领域，有些人跟我们合作，是希望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和有关如何改善我们生活的建议转告给国家领导人。还有一些人则是希望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得到一些物质上的享受。我们帮助他们出书、出国、获得住房、安装电话”。

【克格勃第五局对苏联社会的思想钳制】

为了对社会涌动的自主、自由思潮进行有效的控制，苏共和苏联政府于1962年7月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反苏鼓动和宣传罪”，规定触犯这一条将被处以6个月至7年不等的监禁。1966年9月，又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增补了第190条：“对于¾-常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或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三年监禁或劳改一年或罚款100卢布的惩罚”。

根据上述刑法，苏联社会一批自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严酷惩罚。

措施之一是被驱逐出境。曾在苏联劳改营里受过八年煎熬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根据自己多年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创作了一批反映劳改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非常短暂的“去斯大林化”的特殊背景下，他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侥幸在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接替他位置的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揭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以发表的Ô-因：“关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笔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发出了整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信号：“我认为，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于是，克格勃加紧了自1965年起就已开始实施的对索尔仁尼琴的跟踪和监视，并对他的亲友也实施了跟踪和监视。在索尔仁尼琴荣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月后的1970年11月，克格勃就建议“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此后多次向苏共中央提出同样建议。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驱逐出境。

1968年4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剥夺И.Я.加拜和А.Т.马尔琴科苏联公民资格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建议。根据1975年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75年一年内，就有“25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

惩罚措施之二是流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三次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由于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列，1980年1月22日，他在上班的路上遭克格勃逮捕，被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并长期监禁。曾¾-多年担任克格勃第五局局长的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对萨哈罗夫犯下的罪愆：“在那时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机关的负责人也曾¾-作出过不少遭到社会谴责的决定。我也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萨哈罗夫院士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院士被从莫斯科遣送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当时称为高尔基市）。”

惩罚措施之三是监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解密了苏联时期的大量案件卷宗，这些卷宗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占相当大比重的囚犯，因为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种种内外政策不满，进而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和绝望，并通过一些诸如直接批评领导人、散发传单、组织地下组织和团体等言行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痛苦，最终锒铛入狱。其中，相当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因为收听“美国之音”等外国电台而获罪，比如，一份卷宗指出：“М.Б.库布À-诺夫，生于1945年，犹太人，工业学院德语教师，居住在加里宁市，定期收听并转述‘以色列之声’、‘美国之音’、‘自由’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内容¡-¡-被判2年徒刑。”1968年11月5日，克格勃呈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也曾感慨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也就是说，企图用包括克格勃第五局在内的国家机器，遏止随着高新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开启的自主、自由思想，是徒劳的。根据克格勃的一份报告，仅1967～1970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就达到了2456人，其中犯“叛国罪”423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81人；1971～1974年，有2423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犯“叛国罪”350人，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348人。

惩罚措施之四是关押进“特种精神病医院”。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及这一问题时，竭力为克格勃辩护，认为这是一种谣言，可他同时又承认：“根据苏联刑法第70条的规定，当时的确有几个犯人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记者就是抓住了这些精神病患者！”“报界开始造势，一下子出来了数千人，就像记者们说的那样，他们本来是健康的人，可是被国家安全机关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我一直认为把一个人的疾病拿出来在报纸上讨论是无益的，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说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那些人的姓名。”

可是，苏共中央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对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一些人被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被驱逐出国境。”这里所说的“疯人院”，就是精神病院。

§-.姆列钦在其专著《被解密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一书中也披露了一份材料：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1967年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令政治局委员们大为震惊¡-¡-报告的起草者们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企图在红场上用自制炸药炸死自己¡-¡-总之，精神病院不够用，因此没过多久，劳改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此外，克格勃第五局还实施了一种特别的措施，即威胁性预防警告。克格勃的一份报告指出：仅1967年至1970年，受到预防警告的总人数为“58298人”，其中，“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有叛国动机者”5039人，“政治上有害行为者”35316人，“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23611人。1971～1974年，相应的数字则为“63108人”、“6310人”、“34700人”、“27079人”。

【克格勃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克格勃，既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苏联政体赖以维持存在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之一，它直接效力、听命于苏共及其最高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其回忆录中的多处表述揭示了这一点：“党中央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害，他们往往要干涉知识分子的创作过程，干涉文学和艺术的创作问题，其实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一无所知”，“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被禁止都会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由于遭到了禁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仅一部分知识分子明白这一点，党中央的文化和宣传部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也同样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办法——党的领导人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样一来，一大批俄罗斯文学作品不能与读者见面，很多生活在境外的天才的俄罗斯人代表的名字无人知晓”，“安德罗波夫在致政治局的报告中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到的回答是，国家安全机关无权处理这一类问题”。再比如，在谈及“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问题时，他同样揭示了党及其领导人与克格勃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前还是今天，很多像萨哈罗夫这样的科学家的命运，并不是取决于克格勃，这个问题是由更高领导层决定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在对待萨哈罗夫的问题上，从70年代开始，克格勃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推行专制政治而非民主政治，实行人治而非法治，那么，类似克格勃这样的怪胎的出世和肆虐就势在必然，一个本应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效力的国家机器沦为极少数专制者和统治集团控制、奴役广大民众的工具也同样势在必然。这一怪胎不仅给苏联民众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楚，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消解着他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纵观整个苏联时期，实际上广大民众对共产党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疑惧从未停止过。这本来很正常，也很自然，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实践注定了既会有成功的一面，也会存在着种种欠缺和失误的一面，问题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¾-济，践行和发展民主政治，进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来消弭民众的种种疑惧，不断增强和提高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而是用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国家机器压制、摧残广大民众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此以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也就不可避免。▲◆★●■☆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


买房租房细算账：看看十五年后哪个合算
http://bbs.cntv.cn/thread-16949850-1-1.html

　　关于买房和租房哪个合算至今没有个确切的答案。其实，我们不能判断的就是“未来”！未来我们的支付能力、未来房价的涨跌幅度、未来租金的变化情况，未来的利率水平等。在这么多变量的基础上要判断买房租房哪个合算，实在是难！我们不妨来算笔账，看看买房和租房十五年后能带来怎样巨大的差别。

共性背景收入与支出

　　我们的先决要素是一套80平米，区位普通房子，作为新婚夫妇每月总共收入8000元，共有22万的首付存款，10万的装修资金，两人都有公积金，每月公积金入1200元。而十五年内会产生的基本生活支出，我们恒定在2000-3000元，这是大背景，那我们来看看十五年后租房和买房有什么区别。

　　十五年后的租房族

　　先来看看租房族的支出，以上海租房的情况，一套普通区位的两室一厅出租价格在2000-3000左右，那么租房族的支出包括基本的生活支出和房租，加起来有4000-4500之间，按照每月7000元的收入，那么每月结余3500-4000左右，十五年之后这就是一笔至少36万的存款，而最多甚至可能超过72万的存款。

　　此外夫妻二人的公积金中，有大约22万的存款，加上22万的首付款和10万装修金未动，那么取中间值作为参考，即十五年后租房族有108万的存款。

　　十五年后的买房族

　　当然买房族买房不可能挑贵的时候买，我们把房价压在近段时间的楼市均价上，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120万元，除去首付三成其余50公积金贷款，分十五年返还，每月需还5000不到，扣除公积金部分，则每月还需还2500元，加上日常生活消费，每月开支在4700-5700，则还有1300-2300的结余，取中间值参考，十五年后总共有32万的存款，公积金无余额！

　　一个有房一个有钱

　　这就是十五年后二者的区别，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十五年后房价涨到几万元的均价，但其实买房族更划算，但是对于普通家族来说，资金紧缺的时候，会想要卖房子去筹集资金吗？我只能说，有房租会生活的更稳定，更舒适，而对于租房族来说虽然居住条件不完美，但手握大笔资金生活充满了机遇。

　　很多人在想，到底是租房划算还是买房划算，但其实都不划算，只能说租房和买房适合不同的人群，如果你想要的是机遇，想要的是挑战，那么你去租房，而那些更想要一个稳定生活环境的人不妨考虑去买房！▲◆★●■☆


中共改革派领军人物呼吁限制中共权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8058

    2012-11-6：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媒体发表文章，呼吁深化改革并推进宪政法治。

　　中共改革派领军人物胡德平近日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呼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他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指出，国企改革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代表改革的倾向，“国有企业不能将'利润最大化'，否则就是与民争利”。胡德平还指出，“权大于法”、“党政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在不少时候”客观存在，“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和落实”因此是“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基本要求。”

　　“宪政是出路”

　　文章中，胡德平比较了封建家天下的中国与共和公天下的中国的根本区别，指出皇权专制时代是“皇帝口含天宪”，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则有了建设宪政的要求，而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后，基本任务之一就应是“推动宪法实施，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的实施 ”。胡德平还从保障共和国主权的角度以及“文革”的教训来阐述宪政的重要性。他写道，“文革”的灾难如此惨痛，“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宪法和法律成为空文。这个教训需要深刻记取。”

　　胡德平在文章中还警告说，权大于法、党政权力干涉司法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危害国家的健康发展，侵犯人民的权利，也损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

　　改革派：宪政应以民主选举为基础

　　胡德平的父亲胡耀邦对主持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出文革混乱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87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允许学生参加呼吁民主改革的游行而被迫下台。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间接导致了89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的爆发。

　　据香港媒体报道，胡德平近期曾与胡锦涛的接班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就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将推动政治改革。

　　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社会批评学者杨继绳向法新社表示，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改革派人士中展开了一场有关推动宪政民主的讨论，因为现在中国没有权力平衡，也没有对权力的限制。

　　中国的改革派人士认为，宪政政府必须基于民主选举。89民运后入狱的中共高层官员、赵紫阳秘书鲍彤向法新社表示，如果中国国家主席由人民选举，那么中国才是一个共和国。现在的中国尽管名义上被称为共和国，但更像是一个帝国王朝。来源: 法新社▲◆★●■☆


列宁时期苏联令人惊异的腐败现象
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211/t20121105_181850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06：许多苏联史学者有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干部的腐化行为主要是在苏联巩固强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列宁在世的苏维埃政权早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和国家经济困难，领导干部比较自律，基本保持着革命的本色。由于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近期有机会发现一些新的历史文献，这些资料展现了令人惊异的情况。

　　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排斥个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在农村普遍发生了农民自发的骚动，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危机。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可以到市场上自由贸易，允许国内私人资本租赁企业和向国外资本租让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体制亦发生改变，主要是由高度集中改为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使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成为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核算单位；托拉斯有权独立组织企业的生产，通过市场实行供销活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积极性，生产、供销和消费合作社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根据解密档案的披露，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

　　一、浪费公款和赌博

　　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解密档案的记载：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

　　“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

　　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恢复了市场交易，托拉斯的物资供应和销售都通过市场，常常通过私商进行。私商为了得到业务，经常采取贿赂的方式。

　　1923年，B.B.古比雪夫在《关于重新考察托拉斯管理者个人成分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提供的情报，纺织工业托拉斯主席勃拉戈夫不断地收受钱和物的贿赂，包括几串钻石项链、金表、金烟盒、带海狸鼠领的貂皮大衣。……还有资料说明，勃拉戈夫是托拉斯负责人中受贿的组织者。

　　有的经济领导人舞弊是为自己谋利益。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的1924年2月，在俄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报告中谈到，有些经济领导人之间拿本部门生产的产品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

　　也有的利用职权“曲线谋私”，在为家人牟利的基础上满足一己私利。1924年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列举了一系列舞弊的行为。其中之一是“工业银行事件”。即银行的首脑克拉斯诺谢科夫用国家的资金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兄弟发财，而自己过着放荡的生活。

　三、贪污与盗用公款

　　贪污是经济管理者中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几乎在各种机关都有发生。关于贪污和盗用公款的情况可以从法庭卷宗中反映出来。在1925年3—9月期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其中发生在合作社的占28.7%，经济机关23.9%，民警机关17.3%，村苏维埃14.2%，苏维埃执委会4.1%，工会3.8%。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其中6698件(30%)涉及盗用公款。

　　合作社是盗用公款最严重的地方。1925年11月30日举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了下述数字：在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参与窃取公款或盗用公款。该会议还披露，根据法律人民委员会拥有的数字(42个省和自治州)，在法庭审理中涉及各种形式合作社的案件共10387件，其中基层网工作者8833件，省和州机关767件，在涉案者中，有1708个人是俄共(布)党员，291人是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

　　重拳出击无处不在的腐化

　　1920年代初经济管理者中出现的腐化现象，严重危及着苏维埃政权的生存。1921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为了遏止贪污受贿等舞弊现象的蔓延，俄共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与贪污受贿斗争的机关

　　俄共党的最高监察机关—— “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成为进行斗争的领导机关。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作斗争”。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同舞弊行为斗争的专门委员会：1922年在中央成立了附属于劳动与国防委员会(CTO)的与舞弊行为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在国家建立了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部门委员会，在省里成立地方的——省的委员会。

　　二、党内惩治

　　俄共首先采取了党内惩治的形式，遏止舞弊行为的蔓延。例如，1923年11月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信中，针对超额交通开支的问题，提出了下述措施：立即削减利用汽车出行；禁止利用汽车办理私事；对没有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减汽车的所有党员、机关和企业领导人追究党纪的责任。

　　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1921年8月15日～1922年3月，俄共对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进行了消除，共计消除159355人，其中近17000个因有受贿、勒索或其他舞弊行为被清除，占全部被除名党员的近11%。

　　三、法律制裁

　　对触犯法律的腐化分子，俄共(布)采取了法律的制裁。

　　由于贪污是管理者最普遍的职务舞弊行为之一，1918年5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者的法令，规定对受贿和行贿者在不少于5年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强制劳动。

　　同时，苏维埃国家对触犯法律的舞弊者及时进行了审判和法律制裁。在1925年3～9月期间，在莫斯科省法厅接受了786个关于盗用公款的案件。1925年7月1日，在俄罗斯联邦48个省和州主持了对20773件职务犯罪的司法案件的审判。1925年11月，在42个省和自治州，涉及合作社管理者贪污的案件共10387件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关于独立监督制度的设想

　　读罢这些纸页泛黄、字迹模糊的解密档案，掩卷而思，感到80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遥远，却又如此熟悉：购买公车私用、花费大额公款吃喝、赌博、以钱谋私、以工程谋私……，凡此种种，不也是今天腐败分子们的所作所为吗！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极端严峻的时期，一些经济管理干部竟敢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甚至不比后来的腐败者逊色？

　　对于怎样遏止革命政权内滥用职权行为的发展，当时列宁主要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第一，扫除文盲，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俄国文化水平和共产党员的政治素质；第二，建立独立的监察制度，列宁设想的独立监察制度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地位上与中央委员会平行；自下而上产生监察委员会。1921年3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时规定，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规定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

　　监察委员会与党委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

　　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