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伊朗突然取消中国巨额订单 与中国彻底闹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37

   2012-12-31  据消息，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迈赫尔(Mehr)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石油部发言人尼克扎德(AlirezaNikzad)的表态称，伊朗或取消与中国签订的一项5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

　 　据悉，伊朗与中国2009年签署了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天然气合同。该气田是一个巨大的近海气田，其储气量占世界天然气储备的8%。报道称，多年来，中国 一直加强与饱受制裁的伊朗的经济联系，以投资来填补西方公司留下的空白。但伊朗指责中方未遵守诺言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据报道，伊朗去年已暂停了与中国的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北帕尔斯气田开发合同，称让中国公司开发北帕尔斯将影响对南帕尔斯的开发进程。

　　尼克扎德表示，南帕尔斯的合同应该被取消，近海气田开发的工作应该被交由伊朗方面处理。尼克扎德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不愿意成为该项目开发的一部分，因为近海开发‘风险很高’。”他还表示，伊朗正与中方就另一个气田的开发进行商讨，但并未透露具体信息。
　　

　 　据悉，伊朗是排在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备国。在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对其实施制裁后，参与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主要西方公司已经在 2007年-2010年间从伊朗撤离。伊朗声称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开发南帕尔斯气田，并将许多项目给与了附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多个公司。来源: 法新社▲◆★●■☆
 
    
明朝灭亡对中国政改的警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3

   2012-12-31 作者 : 卢麒元  

　　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 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 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 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 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 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 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 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 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 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 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 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 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 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 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 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 讋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 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 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 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 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 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 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 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 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 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 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 （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 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屍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至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 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 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 惜。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 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 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 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准。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 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 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 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 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 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亩”，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 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 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 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 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 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 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 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 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 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 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 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 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恆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 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 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 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 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 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 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 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 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 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 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 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 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禦外 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 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 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 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 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 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 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 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 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 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 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 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 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 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 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厂卫 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 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 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恆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 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 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 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 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 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 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 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瞭经济，他就会 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 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 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 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 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糊涂 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 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 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 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 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 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 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 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 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 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 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 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 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 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 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 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 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 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 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 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 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 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 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 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 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平衡。

　　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来源: 网讯
伊朗突然取消中国巨额订单 与中国彻底闹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37

   2012-12-31  据消息，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迈赫尔(Mehr)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石油部发言人尼克扎德(AlirezaNikzad)的表态称，伊朗或取消与中国签订的一项5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

　 　据悉，伊朗与中国2009年签署了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天然气合同。该气田是一个巨大的近海气田，其储气量占世界天然气储备的8%。报道称，多年来，中国 一直加强与饱受制裁的伊朗的经济联系，以投资来填补西方公司留下的空白。但伊朗指责中方未遵守诺言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据报道，伊朗去年已暂停了与中国的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北帕尔斯气田开发合同，称让中国公司开发北帕尔斯将影响对南帕尔斯的开发进程。

　　尼克扎德表示，南帕尔斯的合同应该被取消，近海气田开发的工作应该被交由伊朗方面处理。尼克扎德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不愿意成为该项目开发的一部分，因为近海开发‘风险很高’。”他还表示，伊朗正与中方就另一个气田的开发进行商讨，但并未透露具体信息。
　　

　 　据悉，伊朗是排在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备国。在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对其实施制裁后，参与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主要西方公司已经在 2007年-2010年间从伊朗撤离。伊朗声称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开发南帕尔斯气田，并将许多项目给与了附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多个公司。来源: 法新社     ▲◆★●■☆
 
    
明朝灭亡对中国政改的警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3

   2012-12-31 作者 : 卢麒元  
　　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 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 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 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 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 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 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 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 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 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 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 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 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 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 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 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 讋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 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 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 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 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 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 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 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 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 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 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 （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 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屍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至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 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 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 惜。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 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 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 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准。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 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 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 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 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 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亩”，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 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 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 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 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 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 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 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 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 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 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 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 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恆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 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 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 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 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 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 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 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 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 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 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 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 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禦外 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 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 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 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 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 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 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 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 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 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 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 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 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 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 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厂卫 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 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 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恆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 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 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 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 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 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 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 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瞭经济，他就会 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 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 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 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 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糊涂 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 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 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 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 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 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 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 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 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 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 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 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 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 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 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 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 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 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 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 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 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 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 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 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 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 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平衡。

　　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来源: 网讯


山西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2
 
　 　2012-12-31：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发生发生严重铁路工程意外，位于临汾市境内的南吕梁山隧道日前发生大型爆炸事故， 网传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但有网民称由于工程涉及武警部门，令当局和当地媒体甚为避忌，相关消息现已被封锁。12月31日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称矿 难造成8死5伤，具体情况依然有待核实。有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除去此事的社会影响，从政治角度分析，能否妥当、透明处理这次事故，对于现任山西省 代理省长、中共元老李鹏之子李小鹏来说是一个考验。如果处理的好，他或许将摆脱曾经背负的骂名，在仕途上重新上路。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他的仕途依然不容乐 观。

　　网民指官方瞒报死亡人数

　　据悉，此次发生事故的南吕梁山隧道工程是由中铁隧道集团，以及武警水电部队共同承 建；基于武警的特权及保密性，令安监局及当地政府极为顾忌，故全面封锁有关消息，媒体亦不敢到场采访。而根据中铁官方网站介绍，传发生事故的隧道为“山西 中南部铁路通道”，并指该隧道“易燃气体聚集，易发生煤尘和气体爆炸，对工程施工要求高，难度大”。

　　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涉嫌对外 隐瞒伤亡人数，12月29日22时许，有网民在微博中转发消息称“山西临汾市发生严重铁路工程事故，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相关消息现已被山西封 锁”。随后官方消息称“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派人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

　　31日凌晨，经多方查证，并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负责人初步核实，12月25日下午15时左 右，山西省临汾市境内由“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施工的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南吕梁山隧道一号斜井正洞右线开挖掌子面，现场补炮作业时发生爆炸，造成8 人死亡、5人受伤，项目经理部未向相关部门报告，涉嫌瞒报。目前，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如此，但是仍有网民质疑伤亡人数的准确性。

　　李小鹏若能妥善处理此事将为其仕途加码

　 　目前山西省代理省长为李小鹏，原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子。李鹏家族在大陆民间的声誉并非赞扬声一片，除了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其一双儿女 李小鹏和李小琳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地位也备受诟病。2008年6月2日，华能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小鹏宣布辞职。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前夕的敏感时刻，官方 媒体突然传出李小鹏将要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消息。当时如同投下一颗震撼弹，大陆几个主流新闻网站因担心留言过激，加强网管，几个网站干脆取消李小 鹏相关新闻发表评论一栏。一些民众为躲避网管，把评论贴到同名同姓的体操选手李小鹏贴吧里。

　　12月19日，官方报道称，李小鹏升任山 西省代理省长。李小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在山西已经5年，“我要以新的岗位为新起点......要永远做个小学生。”当时李小鹏的上位及他的上任 “感言”引起民间巨大反弹。有网民对此表示，一省之长，是要为一省发展作决策的，只有小学生的水平那不是瞎指挥！

　　有舆论称，李小鹏从政背负两大原罪，一是其父李鹏在“六四”期间的表现让自由派至今耿耿于怀。另外，李家在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也让人诟病，尤其是李鹏之女李小琳每次亮相，珠光宝气，不知收敛，在贫富差距悬殊、官民冲突激烈的今天，她这个形象并未李鹏家族带来正面影响。

　　目前在北京政界一直有传言，称十八大前的常委名单酝酿会上，李源潮受到了退休前常委李鹏的狙击，因此折戟沉沙，意外“失常”。而李鹏之所以对李源潮不满，原因在于李小鹏的升迁运作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冷落。

　　在上任伊始，山西又发生如此重大的安全世故，可以想象，如果李小鹏不能妥善处理此次事件，在今后的仕途上，其上升之路势必更为艰难。来源: 多维


中国留美学生，一代不如一代
http://bbs.wenxuecity.com/znjy/1871111.html

 2012-12-29：看上去，中国人留学美国，人数越来越多，但质量越来越差。
最 牛的一代，就是大陆沦陷后，滞留美国的那帮人，几百个人，个个都是名成身就，在大学仅仅做个终身正教授，算是混的最差的。回中国的十几个，如钱学森，邓稼 先。无一不是弄个学部委员，甚至副委员长之类的。而留在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林家翘。 诺贝尔级别的，起码几十个。

后来出来的中国人，都是台湾来的那帮，丁肇中，李远哲，还包括香港来的崔琦。这帮人，人数比上一代多多了，但是总体成就不如上一代那么辉煌，但这帮人是美国大公司的技术中坚，我到lucent的研究部门一看，老的一半是台湾来的。

再后来，就是中国开放后的一批人了，这里的大多数。

再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批小留了。

中国留学生，从 学术精英，技术中坚，到 芸芸众生。人数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



中国茶文化 : 茶叶的分类和特点
http://bbs.wenxuecity.com/health/343079.html

2012-12-30：据统计中国有 6000 多个茶叶品牌。按制做方式主要分为大三类：不发酵茶，半发酵茶以及发酵茶。按茶叶的颜色又可分为六大类：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和青茶（乌龙茶）。

茶 叶由茶树春季发出的嫩芽所制。品质最好的为在清明以前采摘，俗称明前茶， 在清明与谷雨之间采摘则为雨前茶，谷雨至立夏之间采摘的茶称“三春茶"， 立夏以后茶为“四春茶”。从茶叶大小可分为“莲心":为刚抽出尚未打开的嫩芽尖;“旗枪”乃已经打开一片嫩叶和抽出另一个新芽,形状类似一支枪和一面旗； “雀舌”则有两面小叶和中间一个嫩芽。

不发酵茶一般是指绿茶。绿茶为我国茶量最大的茶类。茶叶采摘后，经杀青，揉捻和干燥等工艺过程而 成。绿茶因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以绿色为主调，故得名。 绿茶的茶汤通常呈浅绿色或淡黄色，并伴有清香味和苦涩味。 绿茶乃历史上最早的茶类，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绿茶了。 代表茶有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等，其中又以龙井最为出名。 龙井茶具有四绝，一色绝，二香绝，三味绝，四形绝。即色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如雀舌。

绿茶由于采用急火焙干的方法，故基本上保 持了茶叶原有的三大功能性成分，即茶多酚（polyphenol ）、茶氨酸、茶多糖。茶多酚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它能消除“自由基”对人体组织、器官的损害。茶氨酸则是一种天然镇静剂，故喝绿茶有镇静作用，同时茶氨酸 的含量决定绿茶的口感。茶多糖则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它能降低人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周边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而绿茶所含 的咖啡碱则有很强的提神功效。按中医的说法是绿茶性凉，清热，提神，体质畏热和易疲劳者喝绿茶为佳。绿茶同时也有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作用。

半发酵茶一般指乌龙茶，主要包括铁观音，大红袍和冻顶乌龙。半发酵茶既有不发酵茶的特性，又有全发酵茶的特性。半发酵茶综合了绿茶和红茶的制法，品质介于二者之间，既有红茶的浓鲜味，又有绿茶的清芬香。研究发现乌龙茶有分解脂肪，降血脂，减肥健美等作用。

全 发酵茶包括黑茶和红茶。红茶则以包括滇红，祁红，川红，闽红等。红茶制作以鲜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和烟熏烘干等工序。 红茶的干茶色泽与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称红茶。红茶茶汤通常呈红色或琥珀色，口感有甜味。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反应，绿茶中的主要物质“茶多 酚”经高温发酵后会转变成“茶黄素”，而红茶里茶黄素的多寡是决定茶汤色泽的重要物质。茶黄素乃一强力降血脂物质，它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症，从而可预防冠 心病或中风。所以常喝红茶对预防心血管意外有好处。同时红茶性温，去寒，暖胃，体质畏寒者，喝红茶可以养胃。

黑茶以“黑”为特点。黑茶以 滇桂黑茶（普洱茶、六堡茶等）和湖南黑茶为代表，其中云南的普洱茶最为出名。而最早的黑茶由四川生产。由于四川茶叶要运输至西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 难，所以必须减少体积，蒸压成团块。在加工过程中，茶叶经过二十多天的湿性堆积，毛茶的色泽由绿逐渐变黑，并形成了茶品的独特风味。

黄茶的制作与绿茶相似，但多一道闷堆工序。绿茶是不发酵茶，而黄茶是属于轻微发酵茶类。黄芽茶主要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

白茶亦属轻微发酵茶，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白茶的产区主要在福建省。白茶的制作工艺，一般分为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它的主要品种有白牡丹和白毫银针。


1996年台海危机秘辛:大陆对台导弹失准系美国动了手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31/2151681.html

     环球网2012-12-31：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据传大陆军方当时试射的导弹中有两枚失准。大陆媒体宣称，是美国对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做了手脚”所致。

　　北京环球网12月31日刊登文章，介绍大陆自行建立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文中提到这段秘辛。

　　文章表示，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大陆军方展开大规模军演，向台湾附近的东海海域发射导弹，第一枚落点准确，但紧接着发射的第二、三枚导弹“突然无法追踪，最终导致导弹大大偏离了原定的落点范围”

　　文章称，事后的军事分析表明，“肯定是美军做了手脚”，这两次发射失败可能是由于GPS信号突然中断造成。

　　同时，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出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大陆发现无法有效跟踪，进而无法对其进行威慑。

　　文章还称，1991年波湾战争后，大陆军方为提高武器打击精度，在一些导弹加装民用版GPS作为制导系统，但民用版GPS最高定位精度只有10公尺，与美军使用的军用版相较，精度相差几近10倍。

　　况且，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根据国家利益，决定谁可以继续使用GPS。

　　文章分析，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大陆军方因此认定，无论花多少钱，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于是展开北斗系统的建设。

　　据了解，GPS是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俄罗斯和欧盟也在发展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中国将启动第三波“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44

     2012-12-31：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岁末刊载文章：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认为中共新领导层在新的一年，将在民生、税制及户籍制度等方面有改革动作，但对改革的“深水区”--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依然不会触及。

　　新加坡《联合早报》年末之际刊载政论文章“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报道认为中共当局在过去一年中完成换届，新一届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多次以改革姿态发表讲话，有望继1978年改革开放和1984年赵紫阳时代的改革之后，启动中国第三次改革。

　 　报道还援引学者观察认为，目前虽然中共新领导层密集宣示反腐决心，当局针对网络举报的贪腐个案亦采取措施，相继有一批中共官员落马，但2013年应该不 会有重大反腐措施出台，因为反腐将直接触及中共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学者也认为中共当局会在民生方面，包括税制改革、户籍制度、利率市场化等方面有较大动 作。但对改革的深水区--即司法独立、基层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难有所为。

　　近期，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密集走访中国内陆各地，其到中 国南方考察更被称为“南巡2.0版”，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在展现其亲民作风之外，透露出改革意向。中国学者、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的姚监 复则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习近平大展亲民作风的同时，言论空间在收紧，民众冀望的“政改”难以在未来实现，中国依然延续“鸟笼政治”。

　　“绝对不能在一党专制的大笼子里跳出来”

　 　姚监复向德国之声回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胡绩伟、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赵紫阳起草改革报告时，所提出的“改革”题中之义为“改 政治制度，动一党专政，其它都是行政机构改革。”，他也回顾即使同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只在行政、经济上推动改革相比，也很难看到习近平将有更大改革的 决心，因此习近平是否能启动中国第三波改革有待观望。

　　姚监复也认为未来习近平式的改革与1984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有很大 差异：“我估计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应该限定于行政改革和作风改革，另外经济上要有多种改革，集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经改政不改，可能就是学新加坡的方 式，保持一党专政，在市场经济方向多走几步，但在民主自由方面他没有强调。所以改革变化是有局限的，经济上把笼子放大一点，但是政治上还是鸟笼政治，一党 专制的大笼子绝对不能跳出来。”

　　“中共反腐不是制度性反腐”

　　对于近期博得民众喝彩声一片的中共当局“反腐”动作和一批网络举报贪腐官员的落马，《联合早报》文章中指中国微博上有传闻称，中共当局酝酿的“北京整风”运动有可能2013年春天在全国全面展开。

　　对此姚监复认为中国在各历史时期的统治中，老百姓心中都有“清官”期盼，反腐将为中共当局赢来加分，也会缓解当前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但中共不会进行制度性反腐，包括目前悬而未决的薄熙来案、尚未作最后处理的刘志军案等，都将考量中共在反腐方面能走多远。

　　现在不是用制度性的腐败去反制度，而是谁暴露了就反谁，怎样从制度上制止腐败，这些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象薄熙来有问题，在商务部、辽宁时都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他不断升官，这里面制度性的弊病是什么，这都没有深挖。他们只对能威胁到党的统治、党的威信的腐败处理一下。

　　姚监复也认为只要经济上保持一定的平稳发展，民众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反抗，中国就象一只多名执政者脚下的皮球，并没有既定目标和明晰方向的滚向2013年：但愿走的方向符合普世价值，我们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但不能过多幻想。

锐意推动中国改革的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下台

　　附：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

　　联合早报

　　2012年，中共最高领导换届完成了“变”的程序，2013年，新任领导班子理应实现“改”的承诺。

　　新的一年里，新班子如何将改革与反腐的政治宣示转化为具体政策，并将之贯彻落实，将是外界关注的中国政治看点之一。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组合原本被视为保守倾向较强，但经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候任总理李克强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三人多次以改革姿态发表讲话后，中共新领导层的“保守”色彩已逐渐被“改革”取代，并获大部分舆论正面评价。

　　不过，“嘴上改革”和“嘴上反腐”不足以满足民众的期待，执政当局要持续与民意互动并扩大民意支持，还必须对改革和反腐所做的承诺动真格。外界现已将目光放在2013年三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部委的工作会议，期待当局拿出取信于民的政策。

　　“两会“之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也是另一观察点。专家学者关注，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事隔29年中共是否再通过另一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三波改革。

　　重设“体改委”？

　 　“摸着石头过河”走过30多年，中国的改革因进入牵涉利益格局重新调配的“深水区”而面对巨大阻力。要啃下改革的“硬骨头”就必须制定一套宏观的战略设 计，零散的微观方案已无法撼动固化的利益格局。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顶层设计”，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 间表。

　　中国学者纷纷指出，“顶层设计”需要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顶层设计机构”来制定和协调，需要成立一个相对“超然”的改革协调部 门才能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2013年，官方会不会恢复“体改委”或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委”来统筹及协调各部门利益，将是知 识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曾在1982年于国务院之下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以推动经济改革并理顺 各部门之间的权责。上世纪90年代的多项改革政策也都由体改委建议。不过，体改委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降格为体改办，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成立之后，体改办正式被撤销。

　　受访的独立时政评论人士李伟东评估，按过去的做法，官方若在2013年恢复设立体改委，理应由总理或副总理级人马亲自掌舵，候任总理李克强或从广东调任中央的副总理热门人选汪洋都是可能是人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呼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并建议改革委在组织架构上可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现有发改委可并入到改革委。

　　学者：重大反腐措施难出台

　　“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词汇是“反贪”。

　　在中共新领导层密集宣示反腐决心后，相关部门针对网络举报的贪腐个案迅速采取行动，“房叔”、“雷冠希”等贪官相继落马，获舆论普遍赞赏。

　　微博上甚至有传闻称，“中共酝酿‘北京整风’运动将于2013年春天在全国全面展开”。

　　2013年伊始，中纪委将在1月间召开二次会议部署新工作，外界高度期待会议能出台新政，将运动式的网络反腐热潮转化为制度式反腐，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毒瘤。

　　不过，接受本报访问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审慎评估：2013年不会有重大反腐措施出台。

　 　任建明是出席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专家座谈会的学者之一。他从体制内传递的信息判断，党内仍普遍乐观认为“腐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因此未把反腐败工 作放在一个更重要的纬度处理，反腐的最大阻力除了来自贪腐利益方，更大症结还在于体制内人士思想未解放，并未意识到反腐工作需要推行更重大的举措。

　　任建明呼吁中共拿出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勇气，像当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进行大讨论，花一两年的时间对反腐工作进行系统性反思。

　　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在12月间扩大到广东省两区一县试点，但任建明认为财产申报制只是非常微观的反腐措施，作用不是很大。他建议当局下决心搞综合性深入反腐试验的“廉政特区”，就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

　　李伟东则指出，反腐工作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是，还未宣判的薄熙来和刘志军等大案会怎么判？其他有力人士家族的财务问题又会如何处理？

　　“在下面反小腐，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敢不敢在权势家族的贪腐问题上有真动作”。

　　在民生问题上，社会普遍关注从2004年启动、拖延8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能否在2013年出台。

　 　有学者认为，在改革的诸多领域中，收入分配改革既有助于拉动内需，又利于缓和贫富差距，理当是2013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不过，原定在2012年 12月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却传出新方案因涉及规范垄断国企高管的薪酬而再次被搁置，显示垄断行业的利益始终难以撼动。

　　收入分配深水区 100米走50米

　　同个时候，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警讯又一再传出。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刻不容缓。

　　受访的中国时评人士邓聿文指出，总理温家宝曾表示，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本届政府任期内要办好的事，因此官方明年肯定要拿出实质的改革措施来，如果推不出来，“那总理说话不算数，必须跟老百姓解释了”。

　　邓聿文也乐观评估，官方会在来年出台户籍改革、松绑社会组织、利率市场化、税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改革力度的大小值得观察，“如果深水区有100米深，那明年推出的措施可能只有50米”。

　　至于加强司法独立、扩大基层民主选举、放宽言论自由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域，邓聿文保守估计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因为这些才是“深水区里的深水区”。

　　深水区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法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不动。面对中国社会对改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官方必须挥出“改”的重拳以回应民意需求。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中，如何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将是中共新领导层在开局中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来源: 综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31/c_114216393.htm

2012年12月31日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３１日电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出版的新年第１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文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六个方面工作是：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第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实践；第三，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各项事业；第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六，深化改革开放。

美国如何为中国人铺垫逃亡之路？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1

     2012-12-31：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 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 “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

　　我坐在美国唐人街的茶馆里，读着一篇来自搜狐的《逃亡》博文， 再看看周围的“龙的传人”，不禁心酸起来。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中的客家人、苗人，还有几乎整个汉人族群都是逃亡的产物，以前除了逃避蒙古人、女真人和日本 人的侵略，更多的是逃荒，而如今依然为了躲避潜在的风险而逃亡着。

　　我们这些华侨逃出来了，但我们的心却依然在继续逃亡着，因为这块美 国土地上没有我们所迷恋的升官发财的梦境，有的则是必须与别人平等相待，于是我们宁愿把数十年积攒的血汗钱用于回乡盖楼光宗耀祖。就如李家健先生说言： “中国人，由于没有明确的终极价值和持续的情感体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停止转动的汽车，走走停停、疲惫不堪，我们只敢在一个狭小而熟悉 的地方原地转圈，不敢大踩油门驶向广阔的世界，因为我们害怕熄火；华人移民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但由于我们的文化无法提供精神的能量，华人在世界各地都主 动的自我边缘化。在各个国外大都市的唐人街，华人依然像千百年来的祖辈一样，从事着没有思考、没有探索的勤劳的工作，“平安”和“有余”永远是他们最高的 诉求！由于文化的弱势，造就了华人的弱势心态，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熄火的汽车一样，不抛锚、不出车祸、勉强能走就是他最高的需求”。

　　话说回头，到底是谁为我们铺垫了这个时代的“逃亡”之路？这所谓的“逃亡”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在地让你呆不下去，二是有个吸引你去的地方，三是你从原在地到目的地的费用要落实，四是有人告诉你如何把前三个环节一步步实施。

　 　先看看我们为何不想呆在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土地对于我们就算是生命，但我们也害怕被捆绑在这土地上，我们背着个农村户口便成了社会中的下等人，过 去毛主席说打土豪分田地，但最后土地根本没有归我们。再说这点土地养活不了我们的子孙，哪怕做盲流我们也愿意到城里。当我们到了深圳就看到了对面的香港， 透过香港看到了美国，于是脑海里有了梦想，心里升起了热血，万里漂泊当人蛇也在所不辞。不光中国人如此，俄国人也如此，他们也曾是蒙古人铁血统治的奴化民 族，然后被沙皇农奴制度统治，后来更遭受残酷的阶级斗争清算。从80年代起，中俄两国人民同时成了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

　　我们最爱到哪 里去？当然，只要不在中国哪里都可以，但最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从前，西方人的打扮让我们好奇，衣着艳丽的他们是新生活方式的表率，我们出于本能地向往那 种生活。如今，我们的衣服比他们更鲜艳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受法律保护的，而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党的恩赐，也说不定哪天就不恩赐或无法恩赐了，何况更多的 人连这点恩赐也没有得过。最早开始移民潮的是广东加工厂老板们，他们80年代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香港人为了躲避1997把厂子贱卖给了他们，而当香港 人回过味来回流时，这些土老板们已经身价亿万，他们方便快捷地登陆了美国和加拿大。从90年代起，中国移民潮不再以穷人为主，而是由大量的私有企业主和技 术人员构成，他们是中国发展早就的第一批中产阶级，有理想，有技术，盼望在西方世界谋求一种新的身份地位。然而，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沦落成为异国的边缘人 群，呆在唐人街里默默地求生存。国家干部变成了男人和女人，这就是移民的最初感受，也是最终感受。自然，当这些男人和女人不再背着中国人身份后，选择落叶 归根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人为了“不听毛主席的话”逃亡，为了“听邓伯伯的话”来到美国，是谁让这种逃亡成为可能呢？

　 　大家都读过金庸的小说，记得有两招非常神奇，叫着“吸功大法”和“乾坤大挪移”。吸功大法特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榨取功力，而乾坤大挪移指的是把整个天地 转移，真够想象力！古希腊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抬高”，邓小平说过：“有人民币，不怕撑不起中国经济”，当然，只有邓小平说到做到了， 因为邓小平有另一个高人支招。这个高人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最知道如何参透人性，对于人性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有天生的敏锐性。早在 70年代，越战正打的不可开交，基辛格心中有了一个构思：“如何把美国核战略转变成财富战略”，这对于当时的美国鹰派和俄国军头们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中 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想法。让尼克松这个大右派打开中国之门，基辛格那种神秘外交手腕如鱼得水，他很快发现了毛泽东的农民个性，一方面认 定他不可能摆脱农民局限性，另方面也看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不同的一点----完全可以收买。于是，他大力推进中美文化与经贸交流，用美国人最具有的商业魅 力吸引着中国人渴求的目光。同时，基辛格为停止越战和把钓鱼岛管理权交给日本人都做了安排，给中国埋下了套子。

　　据基辛格回忆，70年 代末中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比是1.50人民币兑换1美元，背后原因是中国是个进口国，依靠剥削侨汇差价赚取外汇。在基辛格的眼里，必须把中国拉入国际经 济大循环才能够用经济绳索勒住中国，然后对付苏联就不难了。基辛格先通过日本和德国银行向中国大量批放低息贷款，给这个一向自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 农耕民族一个强大的心理压力：“借钱发展就必须出口还债”。很快这种压力就转换成了大张旗鼓的免税或减税特区的建立推广，进而形成了沿海城市的特区城市。 这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黑市汇价从2.50跌到了9.50.

　　人民币汇价大跌自然大力推动了出口加工业，连曾喧闹一时的进口走私也偃旗 息鼓了。当然，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通过出口加工，把最廉价的人力与最高利润的国际市场接轨就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核心元素，这也同时让中国人从外表到内 心与西方接轨了，后者对于统治者是个“负作用”。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对民主政治产生出幻觉，甚至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无所不能的历史阶段，接下来的 八九事件才让人们再次想到了逃亡之路。

　　眼看着中国出口大军的千军万马不断把物资换回外汇，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外汇保留在国家 名下。外汇管制把出口换回的外汇严格地留在了美国，他们宁可相信基辛格的保证也不相信这些钱对于中国内需成长的关键作用。这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了强烈 的反对声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吸血。邓小平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到深圳南巡。他在思考如果把出口换汇的盈利模式转变成扩大内需模式，最终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继续压低人民币汇价谋求增加国内外汇占款数量，用房地产消化超额流动性提升国民资产价值。这个理念有点太学术性，但从香港的发展经历就 可以明显看出端倪，用出口换汇这只羊剥下两张皮：外汇储蓄和国民资产价值。如今，中国国民净资产额已经超过美国，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佩服邓公的远见。当 然，这也让基辛格心里痒痒，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吸功大法”。

　　基辛格对此早有预料，也就在这时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财产瓜分， 几年间俄国富人大量移民欧美，几乎掏空了俄国外汇来源。美国人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中国外汇在美国为美国所用，中国人自己的银行里的钱也为逃亡美国准备。 “让中国人多赚钱，他们越赚的多就越需要美国”，这就是基辛格的论点。沃尔玛的零售模式在短短几年间把中国产品铺天盖地般销售到每个美国家庭里，这是历史 创举，但基辛格暗中笑的最响亮。他一直就认为“收买”要比“核威慑”有效的多，最大的好处就是双赢结局。如今，中国外汇不得不留在美国，美国银行转借给美 国在华企业，为美国企业在华创造了近3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的确形成了双赢格局，这不正是“乾坤大挪移”吗？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要 问：“这和逃亡有何关系？”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基辛格就是这个把逃亡三个环节串联起来的人。美国政府一再催逼中国调高人民币汇价，这对中国出口显然不利， 甚至对稀释中国存在美国的外汇也产生影响，但这都不是最大的驱动力，美国真正想做的就是给中国人更强烈的逃亡动力。中国人通过国内的“经济小循环”（包括 炒房地产和出口）赚的钱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大循环”才能找到归宿，人民币越值钱就越是如此。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 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 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这种典型犹太人的生 财方式并不被广大基督教文化所熏陶的美国人欣赏，因为犹太人要的是一出一进的利润，而一般美国人要的是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这也是美国竞选中抵制中国倾销 呼声的起因。

　　根据美国银行统计，大约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中的24%重新回流中国投资，这些中国外商其实就是原来的中国富人或官员， 换成了美国身份就成了外商，合法把外流资产变成外资投入中国最高利润的行业和项目，这些赚钱项目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由此可见，基辛格的“国际大循环” 和“中国小循环”理念把这种逃亡完全合理合法化了。从更深层的政治理念讲，中国人的这种逃亡其实是从公有制逃往私有制，这种逃亡模式每年让6000亿美元 加快流出中国，流入中国人的外汇私人账户，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外汇总数那三万两千亿美元。来源: 网讯▲◆★●■☆


山西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2
 
　 　2012-12-31：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发生发生严重铁路工程意外，位于临汾市境内的南吕梁山隧道日前发生大型爆炸事故， 网传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但有网民称由于工程涉及武警部门，令当局和当地媒体甚为避忌，相关消息现已被封锁。12月31日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称矿 难造成8死5伤，具体情况依然有待核实。有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除去此事的社会影响，从政治角度分析，能否妥当、透明处理这次事故，对于现任山西省 代理省长、中共元老李鹏之子李小鹏来说是一个考验。如果处理的好，他或许将摆脱曾经背负的骂名，在仕途上重新上路。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他的仕途依然不容乐 观。

　　网民指官方瞒报死亡人数

　　据悉，此次发生事故的南吕梁山隧道工程是由中铁隧道集团，以及武警水电部队共同承 建；基于武警的特权及保密性，令安监局及当地政府极为顾忌，故全面封锁有关消息，媒体亦不敢到场采访。而根据中铁官方网站介绍，传发生事故的隧道为“山西 中南部铁路通道”，并指该隧道“易燃气体聚集，易发生煤尘和气体爆炸，对工程施工要求高，难度大”。

　　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涉嫌对外 隐瞒伤亡人数，12月29日22时许，有网民在微博中转发消息称“山西临汾市发生严重铁路工程事故，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相关消息现已被山西封 锁”。随后官方消息称“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派人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

　　31日凌晨，经多方查证，并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负责人初步核实，12月25日下午15时左 右，山西省临汾市境内由“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施工的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南吕梁山隧道一号斜井正洞右线开挖掌子面，现场补炮作业时发生爆炸，造成8 人死亡、5人受伤，项目经理部未向相关部门报告，涉嫌瞒报。目前，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如此，但是仍有网民质疑伤亡人数的准确性。

　　李小鹏若能妥善处理此事将为其仕途加码

　 　目前山西省代理省长为李小鹏，原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子。李鹏家族在大陆民间的声誉并非赞扬声一片，除了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其一双儿女 李小鹏和李小琳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地位也备受诟病。2008年6月2日，华能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小鹏宣布辞职。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前夕的敏感时刻，官方 媒体突然传出李小鹏将要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消息。当时如同投下一颗震撼弹，大陆几个主流新闻网站因担心留言过激，加强网管，几个网站干脆取消李小 鹏相关新闻发表评论一栏。一些民众为躲避网管，把评论贴到同名同姓的体操选手李小鹏贴吧里。

　　12月19日，官方报道称，李小鹏升任山 西省代理省长。李小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在山西已经5年，“我要以新的岗位为新起点......要永远做个小学生。”当时李小鹏的上位及他的上任 “感言”引起民间巨大反弹。有网民对此表示，一省之长，是要为一省发展作决策的，只有小学生的水平那不是瞎指挥！

　　有舆论称，李小鹏从政背负两大原罪，一是其父李鹏在“六四”期间的表现让自由派至今耿耿于怀。另外，李家在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也让人诟病，尤其是李鹏之女李小琳每次亮相，珠光宝气，不知收敛，在贫富差距悬殊、官民冲突激烈的今天，她这个形象并未李鹏家族带来正面影响。

　　目前在北京政界一直有传言，称十八大前的常委名单酝酿会上，李源潮受到了退休前常委李鹏的狙击，因此折戟沉沙，意外“失常”。而李鹏之所以对李源潮不满，原因在于李小鹏的升迁运作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冷落。

　　在上任伊始，山西又发生如此重大的安全世故，可以想象，如果李小鹏不能妥善处理此次事件，在今后的仕途上，其上升之路势必更为艰难。来源: 多维▲◆★●■☆



中国留美学生，一代不如一代
http://bbs.wenxuecity.com/znjy/1871111.html

 2012-12-29：看上去，中国人留学美国，人数越来越多，但质量越来越差。
最 牛的一代，就是大陆沦陷后，滞留美国的那帮人，几百个人，个个都是名成身就，在大学仅仅做个终身正教授，算是混的最差的。回中国的十几个，如钱学森，邓稼 先。无一不是弄个学部委员，甚至副委员长之类的。而留在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林家翘。 诺贝尔级别的，起码几十个。

后来出来的中国人，都是台湾来的那帮，丁肇中，李远哲，还包括香港来的崔琦。这帮人，人数比上一代多多了，但是总体成就不如上一代那么辉煌，但这帮人是美国大公司的技术中坚，我到lucent的研究部门一看，老的一半是台湾来的。

再后来，就是中国开放后的一批人了，这里的大多数。

再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批小留了。

中国留学生，从 学术精英，技术中坚，到 芸芸众生。人数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


中国茶文化 : 茶叶的分类和特点
http://bbs.wenxuecity.com/health/343079.html

2012-12-30：据统计中国有 6000 多个茶叶品牌。按制做方式主要分为大三类：不发酵茶，半发酵茶以及发酵茶。按茶叶的颜色又可分为六大类：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和青茶（乌龙茶）。

茶 叶由茶树春季发出的嫩芽所制。品质最好的为在清明以前采摘，俗称明前茶， 在清明与谷雨之间采摘则为雨前茶，谷雨至立夏之间采摘的茶称“三春茶"， 立夏以后茶为“四春茶”。从茶叶大小可分为“莲心":为刚抽出尚未打开的嫩芽尖;“旗枪”乃已经打开一片嫩叶和抽出另一个新芽,形状类似一支枪和一面旗； “雀舌”则有两面小叶和中间一个嫩芽。

不发酵茶一般是指绿茶。绿茶为我国茶量最大的茶类。茶叶采摘后，经杀青，揉捻和干燥等工艺过程而 成。绿茶因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以绿色为主调，故得名。 绿茶的茶汤通常呈浅绿色或淡黄色，并伴有清香味和苦涩味。 绿茶乃历史上最早的茶类，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绿茶了。 代表茶有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等，其中又以龙井最为出名。 龙井茶具有四绝，一色绝，二香绝，三味绝，四形绝。即色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如雀舌。

绿茶由于采用急火焙干的方法，故基本上保 持了茶叶原有的三大功能性成分，即茶多酚（polyphenol ）、茶氨酸、茶多糖。茶多酚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它能消除“自由基”对人体组织、器官的损害。茶氨酸则是一种天然镇静剂，故喝绿茶有镇静作用，同时茶氨酸 的含量决定绿茶的口感。茶多糖则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它能降低人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周边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而绿茶所含 的咖啡碱则有很强的提神功效。按中医的说法是绿茶性凉，清热，提神，体质畏热和易疲劳者喝绿茶为佳。绿茶同时也有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作用。

半发酵茶一般指乌龙茶，主要包括铁观音，大红袍和冻顶乌龙。半发酵茶既有不发酵茶的特性，又有全发酵茶的特性。半发酵茶综合了绿茶和红茶的制法，品质介于二者之间，既有红茶的浓鲜味，又有绿茶的清芬香。研究发现乌龙茶有分解脂肪，降血脂，减肥健美等作用。

全 发酵茶包括黑茶和红茶。红茶则以包括滇红，祁红，川红，闽红等。红茶制作以鲜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和烟熏烘干等工序。 红茶的干茶色泽与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称红茶。红茶茶汤通常呈红色或琥珀色，口感有甜味。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反应，绿茶中的主要物质“茶多 酚”经高温发酵后会转变成“茶黄素”，而红茶里茶黄素的多寡是决定茶汤色泽的重要物质。茶黄素乃一强力降血脂物质，它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症，从而可预防冠 心病或中风。所以常喝红茶对预防心血管意外有好处。同时红茶性温，去寒，暖胃，体质畏寒者，喝红茶可以养胃。

黑茶以“黑”为特点。黑茶以 滇桂黑茶（普洱茶、六堡茶等）和湖南黑茶为代表，其中云南的普洱茶最为出名。而最早的黑茶由四川生产。由于四川茶叶要运输至西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 难，所以必须减少体积，蒸压成团块。在加工过程中，茶叶经过二十多天的湿性堆积，毛茶的色泽由绿逐渐变黑，并形成了茶品的独特风味。

黄茶的制作与绿茶相似，但多一道闷堆工序。绿茶是不发酵茶，而黄茶是属于轻微发酵茶类。黄芽茶主要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

白茶亦属轻微发酵茶，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白茶的产区主要在福建省。白茶的制作工艺，一般分为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它的主要品种有白牡丹和白毫银针。▲◆★●■☆


1996年台海危机秘辛:大陆对台导弹失准系美国动了手脚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2/31/2151681.html

     环球网2012-12-31：在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据传大陆军方当时试射的导弹中有两枚失准。大陆媒体宣称，是美国对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做了手脚”所致。

　　北京环球网12月31日刊登文章，介绍大陆自行建立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文中提到这段秘辛。

　　文章表示，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大陆军方展开大规模军演，向台湾附近的东海海域发射导弹，第一枚落点准确，但紧接着发射的第二、三枚导弹“突然无法追踪，最终导致导弹大大偏离了原定的落点范围”

　　文章称，事后的军事分析表明，“肯定是美军做了手脚”，这两次发射失败可能是由于GPS信号突然中断造成。

　　同时，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出两支航空母舰编队，大陆发现无法有效跟踪，进而无法对其进行威慑。

　　文章还称，1991年波湾战争后，大陆军方为提高武器打击精度，在一些导弹加装民用版GPS作为制导系统，但民用版GPS最高定位精度只有10公尺，与美军使用的军用版相较，精度相差几近10倍。

　　况且，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根据国家利益，决定谁可以继续使用GPS。

　　文章分析，受到这些因素影响，大陆军方因此认定，无论花多少钱，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于是展开北斗系统的建设。

　　据了解，GPS是美国的卫星定位系统，俄罗斯和欧盟也在发展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中国将启动第三波“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44

     2012-12-31：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岁末刊载文章：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认为中共新领导层在新的一年，将在民生、税制及户籍制度等方面有改革动作，但对改革的“深水区”--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依然不会触及。

　　新加坡《联合早报》年末之际刊载政论文章“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报道认为中共当局在过去一年中完成换届，新一届领导层包括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多次以改革姿态发表讲话，有望继1978年改革开放和1984年赵紫阳时代的改革之后，启动中国第三次改革。

　 　报道还援引学者观察认为，目前虽然中共新领导层密集宣示反腐决心，当局针对网络举报的贪腐个案亦采取措施，相继有一批中共官员落马，但2013年应该不 会有重大反腐措施出台，因为反腐将直接触及中共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学者也认为中共当局会在民生方面，包括税制改革、户籍制度、利率市场化等方面有较大动 作。但对改革的深水区--即司法独立、基层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等难有所为。

　　近期，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密集走访中国内陆各地，其到中 国南方考察更被称为“南巡2.0版”，有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在展现其亲民作风之外，透露出改革意向。中国学者、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的姚监 复则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习近平大展亲民作风的同时，言论空间在收紧，民众冀望的“政改”难以在未来实现，中国依然延续“鸟笼政治”。

　　“绝对不能在一党专制的大笼子里跳出来”

　 　姚监复向德国之声回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者胡绩伟、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赵紫阳起草改革报告时，所提出的“改革”题中之义为“改 政治制度，动一党专政，其它都是行政机构改革。”，他也回顾即使同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只在行政、经济上推动改革相比，也很难看到习近平将有更大改革的 决心，因此习近平是否能启动中国第三波改革有待观望。

　　姚监复也认为未来习近平式的改革与1984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有很大 差异：“我估计习近平提出的改革应该限定于行政改革和作风改革，另外经济上要有多种改革，集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经改政不改，可能就是学新加坡的方 式，保持一党专政，在市场经济方向多走几步，但在民主自由方面他没有强调。所以改革变化是有局限的，经济上把笼子放大一点，但是政治上还是鸟笼政治，一党 专制的大笼子绝对不能跳出来。”

　　“中共反腐不是制度性反腐”

　　对于近期博得民众喝彩声一片的中共当局“反腐”动作和一批网络举报贪腐官员的落马，《联合早报》文章中指中国微博上有传闻称，中共当局酝酿的“北京整风”运动有可能2013年春天在全国全面展开。

　　对此姚监复认为中国在各历史时期的统治中，老百姓心中都有“清官”期盼，反腐将为中共当局赢来加分，也会缓解当前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但中共不会进行制度性反腐，包括目前悬而未决的薄熙来案、尚未作最后处理的刘志军案等，都将考量中共在反腐方面能走多远。

　　现在不是用制度性的腐败去反制度，而是谁暴露了就反谁，怎样从制度上制止腐败，这些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象薄熙来有问题，在商务部、辽宁时都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他不断升官，这里面制度性的弊病是什么，这都没有深挖。他们只对能威胁到党的统治、党的威信的腐败处理一下。

　　姚监复也认为只要经济上保持一定的平稳发展，民众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反抗，中国就象一只多名执政者脚下的皮球，并没有既定目标和明晰方向的滚向2013年：但愿走的方向符合普世价值，我们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但不能过多幻想。

锐意推动中国改革的赵紫阳因“六四事件”下台

　　附：中国即将启动第三波改革？

　　联合早报

　　2012年，中共最高领导换届完成了“变”的程序，2013年，新任领导班子理应实现“改”的承诺。

　　新的一年里，新班子如何将改革与反腐的政治宣示转化为具体政策，并将之贯彻落实，将是外界关注的中国政治看点之一。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组合原本被视为保守倾向较强，但经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候任总理李克强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三人多次以改革姿态发表讲话后，中共新领导层的“保守”色彩已逐渐被“改革”取代，并获大部分舆论正面评价。

　　不过，“嘴上改革”和“嘴上反腐”不足以满足民众的期待，执政当局要持续与民意互动并扩大民意支持，还必须对改革和反腐所做的承诺动真格。外界现已将目光放在2013年三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部委的工作会议，期待当局拿出取信于民的政策。

　　“两会“之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也是另一观察点。专家学者关注，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事隔29年中共是否再通过另一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三波改革。

　　重设“体改委”？

　 　“摸着石头过河”走过30多年，中国的改革因进入牵涉利益格局重新调配的“深水区”而面对巨大阻力。要啃下改革的“硬骨头”就必须制定一套宏观的战略设 计，零散的微观方案已无法撼动固化的利益格局。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提出，要深入研究“顶层设计”，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 间表。

　　中国学者纷纷指出，“顶层设计”需要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顶层设计机构”来制定和协调，需要成立一个相对“超然”的改革协调部 门才能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2013年，官方会不会恢复“体改委”或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委”来统筹及协调各部门利益，将是知 识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曾在1982年于国务院之下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以推动经济改革并理顺 各部门之间的权责。上世纪90年代的多项改革政策也都由体改委建议。不过，体改委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降格为体改办，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成立之后，体改办正式被撤销。

　　受访的独立时政评论人士李伟东评估，按过去的做法，官方若在2013年恢复设立体改委，理应由总理或副总理级人马亲自掌舵，候任总理李克强或从广东调任中央的副总理热门人选汪洋都是可能是人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则呼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并监督执行，并建议改革委在组织架构上可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现有发改委可并入到改革委。

　　学者：重大反腐措施难出台

　　“改革”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词汇是“反贪”。

　　在中共新领导层密集宣示反腐决心后，相关部门针对网络举报的贪腐个案迅速采取行动，“房叔”、“雷冠希”等贪官相继落马，获舆论普遍赞赏。

　　微博上甚至有传闻称，“中共酝酿‘北京整风’运动将于2013年春天在全国全面展开”。

　　2013年伊始，中纪委将在1月间召开二次会议部署新工作，外界高度期待会议能出台新政，将运动式的网络反腐热潮转化为制度式反腐，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毒瘤。

　　不过，接受本报访问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审慎评估：2013年不会有重大反腐措施出台。

　 　任建明是出席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专家座谈会的学者之一。他从体制内传递的信息判断，党内仍普遍乐观认为“腐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因此未把反腐败工 作放在一个更重要的纬度处理，反腐的最大阻力除了来自贪腐利益方，更大症结还在于体制内人士思想未解放，并未意识到反腐工作需要推行更重大的举措。

　　任建明呼吁中共拿出1978年推动改革开放的勇气，像当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进行大讨论，花一两年的时间对反腐工作进行系统性反思。

　　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在12月间扩大到广东省两区一县试点，但任建明认为财产申报制只是非常微观的反腐措施，作用不是很大。他建议当局下决心搞综合性深入反腐试验的“廉政特区”，就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

　　李伟东则指出，反腐工作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是，还未宣判的薄熙来和刘志军等大案会怎么判？其他有力人士家族的财务问题又会如何处理？

　　“在下面反小腐，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敢不敢在权势家族的贪腐问题上有真动作”。

　　在民生问题上，社会普遍关注从2004年启动、拖延8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能否在2013年出台。

　 　有学者认为，在改革的诸多领域中，收入分配改革既有助于拉动内需，又利于缓和贫富差距，理当是2013年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不过，原定在2012年 12月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却传出新方案因涉及规范垄断国企高管的薪酬而再次被搁置，显示垄断行业的利益始终难以撼动。

　　收入分配深水区 100米走50米

　　同个时候，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警讯又一再传出。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刻不容缓。

　　受访的中国时评人士邓聿文指出，总理温家宝曾表示，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本届政府任期内要办好的事，因此官方明年肯定要拿出实质的改革措施来，如果推不出来，“那总理说话不算数，必须跟老百姓解释了”。

　　邓聿文也乐观评估，官方会在来年出台户籍改革、松绑社会组织、利率市场化、税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改革力度的大小值得观察，“如果深水区有100米深，那明年推出的措施可能只有50米”。

　　至于加强司法独立、扩大基层民主选举、放宽言论自由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域，邓聿文保守估计暂时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因为这些才是“深水区里的深水区”。

　　深水区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法一蹴而就，但也不能不动。面对中国社会对改革的呼声持续高涨，官方必须挥出“改”的重拳以回应民意需求。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中，如何平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将是中共新领导层在开局中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来源: 综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31/c_114216393.htm

2012年12月31日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３１日电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出版的新年第１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文章：《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六个方面工作是：第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第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实践；第三，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各项事业；第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五，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六，深化改革开放。

美国如何为中国人铺垫逃亡之路？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1

     2012-12-31：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 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 “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

　　我坐在美国唐人街的茶馆里，读着一篇来自搜狐的《逃亡》博文， 再看看周围的“龙的传人”，不禁心酸起来。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中的客家人、苗人，还有几乎整个汉人族群都是逃亡的产物，以前除了逃避蒙古人、女真人和日本 人的侵略，更多的是逃荒，而如今依然为了躲避潜在的风险而逃亡着。

　　我们这些华侨逃出来了，但我们的心却依然在继续逃亡着，因为这块美 国土地上没有我们所迷恋的升官发财的梦境，有的则是必须与别人平等相待，于是我们宁愿把数十年积攒的血汗钱用于回乡盖楼光宗耀祖。就如李家健先生说言： “中国人，由于没有明确的终极价值和持续的情感体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停止转动的汽车，走走停停、疲惫不堪，我们只敢在一个狭小而熟悉 的地方原地转圈，不敢大踩油门驶向广阔的世界，因为我们害怕熄火；华人移民已经遍布了整个世界，但由于我们的文化无法提供精神的能量，华人在世界各地都主 动的自我边缘化。在各个国外大都市的唐人街，华人依然像千百年来的祖辈一样，从事着没有思考、没有探索的勤劳的工作，“平安”和“有余”永远是他们最高的 诉求！由于文化的弱势，造就了华人的弱势心态，就像一台发动机经常熄火的汽车一样，不抛锚、不出车祸、勉强能走就是他最高的需求”。

　　话说回头，到底是谁为我们铺垫了这个时代的“逃亡”之路？这所谓的“逃亡”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在地让你呆不下去，二是有个吸引你去的地方，三是你从原在地到目的地的费用要落实，四是有人告诉你如何把前三个环节一步步实施。

　 　先看看我们为何不想呆在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土地对于我们就算是生命，但我们也害怕被捆绑在这土地上，我们背着个农村户口便成了社会中的下等人，过 去毛主席说打土豪分田地，但最后土地根本没有归我们。再说这点土地养活不了我们的子孙，哪怕做盲流我们也愿意到城里。当我们到了深圳就看到了对面的香港， 透过香港看到了美国，于是脑海里有了梦想，心里升起了热血，万里漂泊当人蛇也在所不辞。不光中国人如此，俄国人也如此，他们也曾是蒙古人铁血统治的奴化民 族，然后被沙皇农奴制度统治，后来更遭受残酷的阶级斗争清算。从80年代起，中俄两国人民同时成了最大的移民输出国家。

　　我们最爱到哪 里去？当然，只要不在中国哪里都可以，但最好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从前，西方人的打扮让我们好奇，衣着艳丽的他们是新生活方式的表率，我们出于本能地向往那 种生活。如今，我们的衣服比他们更鲜艳了，但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受法律保护的，而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党的恩赐，也说不定哪天就不恩赐或无法恩赐了，何况更多的 人连这点恩赐也没有得过。最早开始移民潮的是广东加工厂老板们，他们80年代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时香港人为了躲避1997把厂子贱卖给了他们，而当香港 人回过味来回流时，这些土老板们已经身价亿万，他们方便快捷地登陆了美国和加拿大。从90年代起，中国移民潮不再以穷人为主，而是由大量的私有企业主和技 术人员构成，他们是中国发展早就的第一批中产阶级，有理想，有技术，盼望在西方世界谋求一种新的身份地位。然而，他们中间更多的是沦落成为异国的边缘人 群，呆在唐人街里默默地求生存。国家干部变成了男人和女人，这就是移民的最初感受，也是最终感受。自然，当这些男人和女人不再背着中国人身份后，选择落叶 归根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人为了“不听毛主席的话”逃亡，为了“听邓伯伯的话”来到美国，是谁让这种逃亡成为可能呢？

　 　大家都读过金庸的小说，记得有两招非常神奇，叫着“吸功大法”和“乾坤大挪移”。吸功大法特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榨取功力，而乾坤大挪移指的是把整个天地 转移，真够想象力！古希腊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抬高”，邓小平说过：“有人民币，不怕撑不起中国经济”，当然，只有邓小平说到做到了， 因为邓小平有另一个高人支招。这个高人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最知道如何参透人性，对于人性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有天生的敏锐性。早在 70年代，越战正打的不可开交，基辛格心中有了一个构思：“如何把美国核战略转变成财富战略”，这对于当时的美国鹰派和俄国军头们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中 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是个非常有魅力的想法。让尼克松这个大右派打开中国之门，基辛格那种神秘外交手腕如鱼得水，他很快发现了毛泽东的农民个性，一方面认 定他不可能摆脱农民局限性，另方面也看到了中国人与俄国人不同的一点----完全可以收买。于是，他大力推进中美文化与经贸交流，用美国人最具有的商业魅 力吸引着中国人渴求的目光。同时，基辛格为停止越战和把钓鱼岛管理权交给日本人都做了安排，给中国埋下了套子。

　　据基辛格回忆，70年 代末中国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比是1.50人民币兑换1美元，背后原因是中国是个进口国，依靠剥削侨汇差价赚取外汇。在基辛格的眼里，必须把中国拉入国际经 济大循环才能够用经济绳索勒住中国，然后对付苏联就不难了。基辛格先通过日本和德国银行向中国大量批放低息贷款，给这个一向自诩“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 农耕民族一个强大的心理压力：“借钱发展就必须出口还债”。很快这种压力就转换成了大张旗鼓的免税或减税特区的建立推广，进而形成了沿海城市的特区城市。 这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黑市汇价从2.50跌到了9.50.

　　人民币汇价大跌自然大力推动了出口加工业，连曾喧闹一时的进口走私也偃旗 息鼓了。当然，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通过出口加工，把最廉价的人力与最高利润的国际市场接轨就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核心元素，这也同时让中国人从外表到内 心与西方接轨了，后者对于统治者是个“负作用”。这种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人对民主政治产生出幻觉，甚至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无所不能的历史阶段，接下来的 八九事件才让人们再次想到了逃亡之路。

　　眼看着中国出口大军的千军万马不断把物资换回外汇，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外汇保留在国家 名下。外汇管制把出口换回的外汇严格地留在了美国，他们宁可相信基辛格的保证也不相信这些钱对于中国内需成长的关键作用。这时国内对于改革开放也有了强烈 的反对声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吸血。邓小平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到深圳南巡。他在思考如果把出口换汇的盈利模式转变成扩大内需模式，最终 他想到了一个方法：继续压低人民币汇价谋求增加国内外汇占款数量，用房地产消化超额流动性提升国民资产价值。这个理念有点太学术性，但从香港的发展经历就 可以明显看出端倪，用出口换汇这只羊剥下两张皮：外汇储蓄和国民资产价值。如今，中国国民净资产额已经超过美国，回顾这段历史不得不佩服邓公的远见。当 然，这也让基辛格心里痒痒，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吸功大法”。

　　基辛格对此早有预料，也就在这时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财产瓜分， 几年间俄国富人大量移民欧美，几乎掏空了俄国外汇来源。美国人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中国外汇在美国为美国所用，中国人自己的银行里的钱也为逃亡美国准备。 “让中国人多赚钱，他们越赚的多就越需要美国”，这就是基辛格的论点。沃尔玛的零售模式在短短几年间把中国产品铺天盖地般销售到每个美国家庭里，这是历史 创举，但基辛格暗中笑的最响亮。他一直就认为“收买”要比“核威慑”有效的多，最大的好处就是双赢结局。如今，中国外汇不得不留在美国，美国银行转借给美 国在华企业，为美国企业在华创造了近3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的确形成了双赢格局，这不正是“乾坤大挪移”吗？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要 问：“这和逃亡有何关系？”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基辛格就是这个把逃亡三个环节串联起来的人。美国政府一再催逼中国调高人民币汇价，这对中国出口显然不利， 甚至对稀释中国存在美国的外汇也产生影响，但这都不是最大的驱动力，美国真正想做的就是给中国人更强烈的逃亡动力。中国人通过国内的“经济小循环”（包括 炒房地产和出口）赚的钱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大循环”才能找到归宿，人民币越值钱就越是如此。自从90年代后期，中国官僚资本的疯狂扩张导致了新的移民群 体，那就是裸官群体，土地霸权与国企垄断利润让这些人成了“空中飞人”，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留着国内捞钱，等待时机把钱转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民币对美 元每升值一毛钱，裸官人数必然相应增加，这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无形“钱袋”，一方面出人力出资源生产美国所需，另方面把资产转移到美国。这种典型犹太人的生 财方式并不被广大基督教文化所熏陶的美国人欣赏，因为犹太人要的是一出一进的利润，而一般美国人要的是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这也是美国竞选中抵制中国倾销 呼声的起因。

　　根据美国银行统计，大约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中的24%重新回流中国投资，这些中国外商其实就是原来的中国富人或官员， 换成了美国身份就成了外商，合法把外流资产变成外资投入中国最高利润的行业和项目，这些赚钱项目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由此可见，基辛格的“国际大循环” 和“中国小循环”理念把这种逃亡完全合理合法化了。从更深层的政治理念讲，中国人的这种逃亡其实是从公有制逃往私有制，这种逃亡模式每年让6000亿美元 加快流出中国，流入中国人的外汇私人账户，总数已经超过了中国外汇总数那三万两千亿美元。来源: 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