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俄罗斯力挺印度入常和上合组织 中国立场引关注
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1212/boxun2012/232456.shtml

VOA/新闻/白桦  12.26.2012  莫斯科 —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刚刚结束的对印度的访问表示，俄罗斯支持印度尽快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俄罗斯和印度还呼吁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

*普京访印 推动印度尽快加入上合组织*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刚刚结束的对印度的访问中强调，全力支持印度尽快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

印度和巴基斯坦早在2000年就提出加入上合组织。目前印度同巴基斯坦，伊朗，蒙古，以及阿富汗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的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可平衡中国在上合组织内的影响。

*中国态度非常关键*

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说，除了有平衡中国影响的考虑外，俄罗斯还认为，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上合组织将有俄中印三大国参与，能大大提高上合组织的地位。但他认为，印度是否能加入上合组织，中国的态度非常关键。

古谢夫说：“根据上合组织的章程，只有在该组织所有成员全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吸收新成员。所以要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应，是同意印度成为正式成员，还是对此反对。中国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将特别值得关注。如果中国赞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那印度会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

*俄罗斯热衷 印度观望*

但古谢夫强调，与俄罗斯热衷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相比，印度自己对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不是很积极。印度似乎很满足目前的这种上合组织观察员的地位。

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同中国在上合组织里的内斗和互不信任使这个组织的前景面临考验，同时更使上合组织变得缺乏效率。这些因素促使印度对是否应正式加入上合组织持观望的态度。印度怀疑卷入上合组织内部的俄中分歧是否能给印度带来真正的好处。

古谢夫认为，如果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也显示印度领导层的立场可能发生变化，印度领导层对加入上合组织这个问题可能已达成了共识。古谢夫说，加入上合组织同样能使印度获取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变得更加方便。

*共同强调安理会改革*

在普京对印度的访问中，两国领导人还强调必须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以便提高安理会在解决众多国际问题上的效率。俄罗斯多年来同样在积极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的新常任理事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主张日本应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克服中国反对 印日多国共同入常*

俄罗斯的印度问题学者舒米扬认为，如果中国反对，印度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另一方面，如果印度联手日本和其他国家共同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克服中国的反对将比较容易。

舒米扬说：“考虑到中国同日本的复杂关系，我想中国不太可能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如果印度，日本，巴西，德国作为一组国家，共同被提出成为安理会的新常任理事国，中国反对的话，那中国的处境将比较尴尬。”

在印度访问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特别强调，俄印是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双方彼此信任。▲◆★●■☆


假如毛岸英活着 文革就可能不发生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2/09/201209041548.shtml#.UOP3taxkIgg

2012年9月04日  来源：人物周刊 作者：人物周刊编辑部   
    核心提示：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上将赵南起：假如毛岸英活着 文革就可能不发生


    本文摘自《人物周刊·文摘版》2004年第5期，作者：《人物周刊·文摘版》编辑部，原题：《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编者按：赵南起（1927.04—），生于韩国忠清北道清原郡，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人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一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lO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司首长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徐亩元，还有13兵团的丁甘如、杨迪。赵南起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也分别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为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才遇上轰炸的，这是不确切的。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飞来得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当时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也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二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
   
    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叶落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的事实。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留给人民的思考，更显出了它的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少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动了感情。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当她守寡12年坚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们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她的心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她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为他扫墓的4次机会，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毛新宇是毛岸英的侄子，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是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现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他心底有一个愿望：就是作为毛家的后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并有责任来讴歌这个红色家族里的革命忠烈：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刘谦初、陈振亚（系张文秋二任丈夫，毛新宇姥爷）张振国（毛新宇舅爷）、杨开明、杨展（杨开慧的堂弟与侄女）。日前，由他撰写的40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我的伯父毛岸英》也已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在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之即，作为敬献给烈士的一份祭礼。本文来源：人物周刊 ▲◆★●■☆


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中国国情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1/t20130102_1842366.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1-02 原标题：习近平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

　　星岛环球网消息：新华网报道，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31日下午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

　　中央党史研究室李向前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一鸣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要把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落实好，就要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改革开放的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责任。

　　习近平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他就此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凝聚社会共识，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中国拟为歼-20战机购买5架俄图-204型加油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62

   2013-1-1： 俄罗斯世界武器研究中心主任的人员周一表示，俄向中国提供的首架图-204-120CE货机改装为空中加油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俄世界武器研究中心主任科罗特琴科指出，俄中双方正在就向中国提供早先已订购的几架图-204-120CE飞机进行最后技术性谈判。此前共有两家中国航空公司订购了总共5架图-204-120CE货机，其中首架已交付。

      2001年签署的5架图-204货机合同，俄罗斯只向中国交付了1架。即国航B-2871号图204货机。

　　科罗特琴科指出中俄两国于2001年签署了提供5架图-204-120CE货机的合同。图-204-120CE机运载能力为28吨，航程约4000千米。

　　科罗特琴科指出俄对华出口五架图-204-120CE货机的合同之所以履行缓慢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除了中国民用航空企业的改组导致订购这些货机的公司发生变化外，合同货款的支付方式复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俄方发现中方将首架图-204-120CE货机运送至位于陕西的空军试飞中心进行改装。

　　科罗特琴科认为，中方改装目的十分明确，其一为使用俄制图204货机测试了最新型的空中加油系统，这套系统为硬管空中加油的装置，是专为用于五代机歼20等准备的。

　　俄军事专家指出中国已成为继俄美法之后第四个完全掌握硬管技术加油的国家之一，而图-204飞机平台是解放军第一代硬管加油技术试验机，主要实践伸缩式加油系统，为中国未来的通过运-20大型运输机平台研制新一代中国大型空中加油机提供技术实践数据。

　　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军方也可通过图-204基础上开发四种特种飞机，这包括空中预警指挥所、通信枢纽中继和宇航员失重机等。

　　俄军事专家表示目前中国军队的空中加油是改装的轰油-6改装型，其加油水准只保障作战机群在第一岛链内的有限续飞时间，由于载油量和航程的限制性，无法满足空军和海军的作战需要。

　　俄罗斯联邦军事合作署副署长基尔卡恩表示此外俄中两国也正就向中国供应苏-35歼击机合同一事进行磋商，目前双方谈判的焦点在于供应量不能少于48架到50架的问题上。俄方担心中方可能的技术拷贝风险要高于所获利润，其中还包括未来向中方提供S-400防空导弹系统等。来源: 环球时报▲◆★●■☆



分配改革酝酿8年仍未出台 受阻三大既得利益群体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6

   2013-1-1 :  等啊等，等到最后一天  　　收入分配方案，还是难产了

　　昨日，新华社刊发“2013：中国热点前瞻”，正式确认原定于2012年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因故推迟。至此，在2012年被人们寄予厚望、热烈期盼，而此前相关部门一再放话在2012年年内肯定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宣告难产。

　　源头：邓小平首倡分配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不公与差距。

　　这种随着财富而来的负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设计者邓小平的担忧。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这样的忧虑与日俱增。1993年9月，他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中共十八大期间，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披露，我国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他认为，做大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和切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收入分配水平比较高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切好蛋糕比做好蛋糕显得更加重要。

　　进程：喊了8年仍未出台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等多个部委参与制订。在2010年 初 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因高层领导认为需要继续修改而未获通过。

　　所以，在2012年8月份的一次分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这样表示，“促进国内消费，应该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喊了八年了，到现在没有出台。”

　　设限：温家宝曾要求“年内制定”

　　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已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2012年3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列举的2012年要完成的七项任务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列在第一位。

　　10月17日，同样是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被列为国务院第四季度工作任务。

　　11月8日，十八大期间，温家宝在出席天津代表团的讨论会议时，又一次提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并将其称为“本届政府任期内要着力办好的两件事”其中之一。

　　阻力：来自三大既得利益群体

　　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我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动改革的方式。”有官方智囊甚至这样认为——实际上，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是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在部门分割的体制下，部门之间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牵头部门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台极其困难。他举例，比如，在调整利益结构分配时有人提出，垄断行业现在都是国企，超额利润要回归社会，因此国企要提高上缴的利润到50%，但国资委就不干，它要维护国企的利益。

　　更有媒体直指阻挠方案出台的三大“祸首”：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

　　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副司长纪宁曾在不同场合回应方案难产的原因。她表示，由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涉及面广，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征，所以必须着眼长远、统筹考虑。

　　内容：可能只是原则性方案

　　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

　　这正应了之前一位多次参与讨论方案起草工作的专家的担忧，“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台现在很难说，即使出台我认为它也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

　　这位专家指出，现阶段的方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名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局限于政府“收入分配调节”，而没有全面体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其次，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局限于针对现实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在没有对现有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作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侧重于通过财政、税收手段调节再分配关系。再者，方案重点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在提高工资性收入方面有间接体现。对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

　　另一位参与该方案的研究人员也说，在起草了至少半打的草案后，由于国有企业的反对，一些最重要的建议被削弱或彻底放弃了。

　　至于该方案将按照什么原则制定，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看法是，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源: 山东商报▲◆★●■☆


铁道部是否并入交通部明年3月前仍有变数
http://news.stnn.cc/china/201212/t20121230_1841618.html
 
　　星岛环球网2012-12-30消息：铁道部体制改革的呼声，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没有中断过，甚至几经不同版本的成熟改革方案。但是，正因为其搁浅数次，也验证了这个庞大机构的改革复杂程度远非人们所想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虽然没有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铁路的改革步伐事实上并没有停滞，而是一直以小步伐小改革予以推进。而近两年，铁路体制改革动作更加频密：铁路公检法全部移交地方管理、铁路货运组织改革、铁路基建项目招标改革以及放开铁路广告媒体市场……

　　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认为，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是以铁路大发展之名，行限铁路改革之实，而现任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却完全不同，其任内所推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似乎都在为最后的机构改革铺陈道路。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交通产业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堃认为，如何改，改革分几步走均已有成熟的方案，当前的关键不是改的方式，而是改革的决心。

　　问：有消息指出，我国准备在“十二五”期间完成铁道部和铁路体制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李堃：其实关于铁道部的归属，铁路体制的改革，中央早有规划。至于改革方案，也早在1995年就出台了，就是“路网分离”。可以说，研究铁路体制改革多年，基本的方案和共识都已经有了。关键是下决心！

　　现在时过境迁，又涉及到200万铁路职工的利益。改革不慎会造成不稳定。方案需再研究，不管如何研究，铁道部迟早有一天要撤或者要改的。

　　从我们搞研究的角度，应该成立大交通部，铁道部并入交通部。这样整个国家的交通体系可以通盘考虑。但是，机构设置，不完全是学术或技术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事问题。所以直到明年三月前，仍有变数。

　　问：如果国家真的下了决心，启动铁路体制改革，您建议该怎么做？

　　李堃：就像电力、电信等行业所经历过的改革，我国有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案，所有改革都按这个做。

　　首先要政企分开，要从整个交通运输管理体制角度，实践大部制的改革思路，该把铁道部合并到大交通部。然后企业就可以成立大的铁路公司，运营、建设、投资方面的铁路公司，好比中石油石化，联通移动。

　　如果难度过大，不成立大交通部也可以，先把企业剥离出来，比如可以成立国家铁道总公司，一个公司也好，三个也行，不在乎具体形式。也不一定一步到位。然后是公司怎么组、公司的建设运营，细化改革。不断完善。

　　问：市场化是否是唯一的路径？

　　李堃：国家没法子包揽所有铁路基础设施的负担。美国那么富有都做不到。在美国，铁路都是私有的。日本的铁路也曾是国营，国家包揽，但实践证明，国营体制下，社会资金又进不了，结果行业就亏损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本铁路只好搞市场化。

　　10年以前，我国的铁路状况也是国家包揽的，国有国营。实践证明走不下去。随着建设摊子铺得越来越大，更需要市场化的资金和运营来激发行业的活力。

　　问：大家都认为是负债状况倒逼铁路进行改革。可是，在铁道部进行职能、资产、运营的分离之后，最大的悬疑是，路网市场化能否解决债务和发展的问题？

　　李堃：这是很尖锐的问题。现在铁路的强势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势，可能打破以后就不强势了。改革之后不是不管它，而是更加关注它，因为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铁路，既是企业又是政府，内部有各种利益输送以免亏损，但是转型为企业之后，各种动作就要明明白白进行财务核算。▲◆★●■☆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主体工程２０１３年３月基本完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12/31/c_124173564.htm

2012年12月31日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３１日电（记者林晖）记者３１日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获悉，南水北调东线一期与通水直接相关的主体工程有望在２０１３年３月份基本完工，第三季度提前实现全线通水。

　　截至１１月底统计，东线一期工程完成投资２８５．３亿元，占在建工程总投资的９３％。其中，东线一期工程与通水有关项目６０项，目前已基本完成３０项；需建设治污项目４２６项，已经全部完工；１３级梯级泵站中，新建２１个泵站大部分已经完工。

　　按照国务院确定的目标，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要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通水。从目前工程建设和工作安排上看，东线一期工程有望在２０１３年三季度提前实现全线通水。

　　此外，中线工程穿黄隧洞内衬混凝土浇筑已于１２月３０日全部完成，为中线实现“２０１３年底主体工程完工，２０１４年汛后通水”的总体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伊朗突然取消中国巨额订单 与中国彻底闹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37

   2012-12-31  据消息，伊朗半官方通讯社迈赫尔(Mehr)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石油部发言人尼克扎德(AlirezaNikzad)的表态称，伊朗或取消与中国签订的一项5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

　　据悉，伊朗与中国2009年签署了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天然气合同。该气田是一个巨大的近海气田，其储气量占世界天然气储备的8%。报道称，多年来，中国一直加强与饱受制裁的伊朗的经济联系，以投资来填补西方公司留下的空白。但伊朗指责中方未遵守诺言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据报道，伊朗去年已暂停了与中国的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北帕尔斯气田开发合同，称让中国公司开发北帕尔斯将影响对南帕尔斯的开发进程。

　　尼克扎德表示，南帕尔斯的合同应该被取消，近海气田开发的工作应该被交由伊朗方面处理。尼克扎德说：“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不愿意成为该项目开发的一部分，因为近海开发‘风险很高’。”他还表示，伊朗正与中方就另一个气田的开发进行商讨，但并未透露具体信息。
　　

　　据悉，伊朗是排在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储备国。在国际社会就伊朗核问题对其实施制裁后，参与开发南帕尔斯气田的主要西方公司已经在 2007年-2010年间从伊朗撤离。伊朗声称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开发南帕尔斯气田，并将许多项目给与了附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多个公司。来源: 法新社     ▲◆★●■☆
 
   
明朝灭亡对中国政改的警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3

   2012-12-31 作者 : 卢麒元 
　　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一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台面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面下早就悄然蜕变。中国自改革开放的那天起，政治权力就在悄然转移。毛泽东曾经试图阻止这种政治权力的逆向转移（由人民群众向官僚买办转移），毛泽东甚至采用了文革这样激烈的对抗方式。所谓“无产阶级转政下继续革命”，与其说是夺取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的政治权力，不如说是捍卫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然而，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革的直接后果就是改革，政治权力仍然逆向转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转向官僚买办主导的财阀专治。确实不再是“老路”了，当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随着最后的逆向土改（所谓的城市化），在城市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粉碎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即将基本瓦解，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即将转移完成了。虽然，中国的宪法仍然是一部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但是，国体和政体大体上已经面目皆非了。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就是中国人民的经济主权（财产主权），这原本是中国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权利，也是中国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础，这也是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可惜，这个根本权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最大的红利”。不经意间，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就剩下国体和政体在名义上的最后改变了（所谓的改革最后攻坚）。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被严重误导了。民主，首先是经济民主。放弃了经济主权（财产主权），空谈政治主权（民主选举），实在是荒诞不经的政治骗术。西方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西方的经济民主，表现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仍然占据社会财富的主体，仍然具备全民共用财产和收入的本质特征。同时，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有效调节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观中国的改革，一次分配极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极度扭曲。我们总体上是在吃公有制和集体所以制的老本，一旦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选票而脚无立锥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剥夺国民固有资产（瓦解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改革的终极结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经无数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并，上一次惨烈的革命其实并不久远。

　　历史经验值得记取。中国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两次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这两次变法，实际上是中国两次进入现代化的尝试。结果，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无法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均以失败而告终。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国运盛衰存乎一念之间。

　　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仅以明朝历史为例证，讨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

　　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讋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皇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民权）。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建立宪政）。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屍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至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二、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准。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亩”，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恆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谓的公共知识份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西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

　　张居正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他意图依赖专政来实现税政，税政就变成了短期有效的经济政策，而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张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没有一个能搞清楚专政和税政的关系。在现代税政未能成型的时候，欲行税政，必须专政。当然，税政建立完成，宪政配套完成，应该免除专政。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意图通过强化皇权专政，用暴力解决财政问题，由巧取变成了豪夺（强抢和强占）。结果，皇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制造出魏忠贤这样的专政怪物。所以，东厂不够用，就搞西厂；西厂不够用，就搞锦衣卫。皇权专政可以代替税政吗？结论是非常简单的，暴力只能带来短暂的暴利，而暴利註定引发更大的暴力（农民起义），无税政而专政的财政模式当然不可持续。显然，必须建立一种互惠共利的税政制度，才能达致持久的社会平衡，进而实现长治久安。

　　后世的中国政治家比神宗聪明吗？未必！中国的政治家们就是不长记性，他们仍然迷信专政，就是不相信税政，更不相信宪政，他们一次次用专政代替税政，他们一次次被碰得头破血流。历史总是让人唏嘘，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厂卫制度，我们建立了中纪委、监察部、反贪局，我们就是不允许税政改革。没有现代税政能够反腐吗？没有现代税政能够“维稳”吗？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谓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四百年来，中国人就是无法完成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跨越。

　　世界经济史的残酷教训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安排（与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权贵与平民的纷争将是永恆的，执政者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现实地看，权贵消灭平民（极端右翼），平民消灭权贵（极端左翼），都是虚妄的选择，只能导致悲剧。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执政者的使命，是构建平衡，而绝对不是强化集权于一端的专政。无论是皇权专政，还是财阀专政，都是专政，都不是建立政权的终极目的。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绝对不是专政的工具。如果，这种平衡是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就可以确保执政者自身的稳定。所以，税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税政稳定，必然政治稳定；税政先进，必然国家先进。反之，无论多好的统治者，无论多好的主义，一旦失去税政支撑，都必然会走向反动。

　　不通经济的史学家们，踯躅徘徊于表面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将历史的悲剧归结于官僚的腐败，他们习惯于将希望寄託于统治者（皇上）的良知。那么，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败吗？崇祯的良知很差吗？崇祯打掉了九千岁魏忠贤，反腐斗争不可谓不彻底了，有用吗？显然，这不是良知问题，甚至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经典的制度建设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税政问题。能够建立现代税政就足以反腐败了。显然，崇祯由于缺乏对经济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设若崇祯明瞭经济，他就会先用魏忠贤，以专政手段重建税政，然后再惩治魏忠贤的专治问题。可惜，崇祯未能建立税政，意气用事灭了魏忠贤，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权专政（中央集权），使得税政加速恶化。皇权（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而官权却极度膨胀，搞得民怨沸腾狼烟四起。崇祯的教训，值得今天的执政者深思啊，现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党专政啊！用专政代替税政是错误的，放弃专政而无法建立税政更是错误的。丢掉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税政靠什么建立？就靠温体仁的道德说教吗？没有了税政的支撑，权贵只会放手压榨李自成。温体仁之流统统都是大地主，他们只知道维稳（强化专政），也就是维护利益集团权利的稳定。他们无意于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的再平衡。所以，他们玩弄各种花哨的“经济政策”糊弄崇祯。抽风似地“经济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腾吗？国库日渐空虚，能不搞到狼烟四起吗？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混了四百年，能有进步吗？说到温体仁，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袁崇焕。正是那位温文尔雅的温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后金的反间计，上密奏参劾了袁崇焕，最终导致崇祯误杀袁崇焕。温体仁很清楚，袁崇焕如果灭掉了后金，平复了各地的农民起义，以军功出将入相是早晚的事。况且，以袁崇焕的正直与刚烈，再行张居正变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团必欲先除之而后快，温体仁罗织罪名杀害了袁崇焕，也灭绝了明朝最后一丝希望。温体仁栽赃陷害袁崇焕，收到了一石二鸟之功，支持过袁崇焕的宰辅钱龙锡被流放，兵部尚书王洽等官员被杀。至此，大明皇权被温体仁肢解殆尽，崇祯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迹了。

　　笔者再强调一遍：万法皆税，治国先治税，税政即宪政，完善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曾经反复著文说明，国家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领土主权说到底是征税权）。旧殖民者通过占领土地获得征税权，新殖民者通过金融控制变相获得征税权。笔者反复解释，国内外利益集团就是通过肢解政府的征税权，从而截获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执政者，何必空言民主？执政者，务必牢牢掌握征税权，务必通过制度化来规范征税权。诚如此，一切政治改革尽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训，揭示出了我国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甚至，连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方法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国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万语（温体仁的奏摺美妙至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检测标准非常简单：税政改革。从民国到共和国，整整百余年了，连一部像样的税法都没有，连起码的税政制度都无法建立，还谈什么现代化？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如果，管理层又搞弯弯绕，时髦屁话一大堆，就是不搞税政改革，历史的轮回将是不可避免的。

　　五、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来，“普世”的谎言遮天蔽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受到严重挑战。在未能通过专政实现税政变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税政而完成宪政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国中央集权瓦解，意味着国内外财阀全面夺权。

　　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与明朝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官商两位元一体，党民两位一体。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彻底削弱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税政民主（宪政制度）之外的选票民主，那不过是财阀专治的劣质表演而已。脱离了现代税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宪政民主”，将必然导致共和国滑向财阀专政的深渊。那样的后果，只会成全努尔哈赤之类的外夷。

　　在没有税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变相私有化意味着什么？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进大规模土地兼并，是将1949年人民获得的经济主权退还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会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吗？这能够建立稳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吗？这可以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吗？绝无可能！为了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也不排除是为了解决洋人的经济危机），不惜牺牲本国农民最根本的利益，将土地作为最后的融资手段，短期获得极大的资产升值效应（卖地增加收入），长期则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负债（社会保障负担）。这是经典的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它将葬送中华民族的未来。神宗已经提供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拉美和南亚的现代实践也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我国必须建立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

　　为了建立我国稳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体制，我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并通过专政的手段完成现代税政改革（甚至是税政革命），在税政改革完成的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最终升级固化为宪政制度。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我国可以考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反腐败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建立国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复说明，税政改革是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结论是，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税政改革为契机，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进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本文的最后，笔者想谈一点哲学问题。

　　政治并无绝对好恶，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财产分配的平衡，劳动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权力平衡作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权力失衡，一切说教皆为浮云。笔者并不反对私有制，好的私有制也可以达成财产分配的平衡，并可以极大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私有制，恰恰需要落实政治权力的公有制，以实现政治权力的社会平衡。否则，私有制就必然沦为一小部分权力拥有者的极端私有制，而远非人人权利平等的公平正义的私有制。笔者也并不反对公有制，好的公有制可以达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但是，笔者必须指出，好的公有制，恰恰需要私人权利的法律保障（特别是私人财产的保障）。否则，普通私人（人民群众）仍然会沦为公有制下人民代表们的奴隶。笔者并不反对进行一次分配的变革，但那必须在二次分配能够再平衡的条件下进行。否则，改革就变成了产权转逆向移外加劳动收入剥削的双重剥夺，这与明末的土地兼并无本质区别，结局不问可知。就此而言，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无非是政治权力的再平衡。笔者本无政治色彩，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笔者与许多的知识份子只能自觉地成为左翼，我们需要左翼强大到可以平衡官僚买办政治专治的程度。笔者相信，很多的觉醒的中国知识份子都将成为左翼，直到中国实现艰难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国的政治再平衡固化为宪政体制。在哲学上，左右是对立统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精通哲学的卓越政治家，一定会驾驭左右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剧烈的能量交换中控制耗散结构的演进方向，在建立更稳定的、新的耗散结构中实现更高水准的社会平衡。一部明史，万法皆备，何必去听洋人忽悠；回眸煤山，并不久远，不能允许悲剧重演。来源: 网讯▲◆★●■☆


山西发生重大事故死伤多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0152
 
　　2012-12-31：北京时间2012年12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发生发生严重铁路工程意外，位于临汾市境内的南吕梁山隧道日前发生大型爆炸事故，网传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但有网民称由于工程涉及武警部门，令当局和当地媒体甚为避忌，相关消息现已被封锁。12月31日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称矿难造成8死5伤，具体情况依然有待核实。有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除去此事的社会影响，从政治角度分析，能否妥当、透明处理这次事故，对于现任山西省代理省长、中共元老李鹏之子李小鹏来说是一个考验。如果处理的好，他或许将摆脱曾经背负的骂名，在仕途上重新上路。如果处理的不好，那他的仕途依然不容乐观。

　　网民指官方瞒报死亡人数

　　据悉，此次发生事故的南吕梁山隧道工程是由中铁隧道集团，以及武警水电部队共同承建；基于武警的特权及保密性，令安监局及当地政府极为顾忌，故全面封锁有关消息，媒体亦不敢到场采访。而根据中铁官方网站介绍，传发生事故的隧道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并指该隧道“易燃气体聚集，易发生煤尘和气体爆炸，对工程施工要求高，难度大”。

　　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涉嫌对外隐瞒伤亡人数，12月29日22时许，有网民在微博中转发消息称“山西临汾市发生严重铁路工程事故，造成60名工人惨死、多人受伤，相关消息现已被山西封锁”。随后官方消息称“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当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有关部门和业主单位‘晋豫鲁铁路通道股份有限公司’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31日凌晨，经多方查证，并向“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环保部”负责人初步核实，12月25日下午15时左右，山西省临汾市境内由“中铁隧道集团二处有限公司”施工的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南吕梁山隧道一号斜井正洞右线开挖掌子面，现场补炮作业时发生爆炸，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项目经理部未向相关部门报告，涉嫌瞒报。目前，5名受伤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如此，但是仍有网民质疑伤亡人数的准确性。

　　李小鹏若能妥善处理此事将为其仕途加码

　　目前山西省代理省长为李小鹏，原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子。李鹏家族在大陆民间的声誉并非赞扬声一片，除了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其一双儿女李小鹏和李小琳在中国电力行业的地位也备受诟病。2008年6月2日，华能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小鹏宣布辞职。在六四19周年纪念日前夕的敏感时刻，官方媒体突然传出李小鹏将要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消息。当时如同投下一颗震撼弹，大陆几个主流新闻网站因担心留言过激，加强网管，几个网站干脆取消李小鹏相关新闻发表评论一栏。一些民众为躲避网管，把评论贴到同名同姓的体操选手李小鹏贴吧里。

　　12月19日，官方报道称，李小鹏升任山西省代理省长。李小鹏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自己在山西已经5年，“我要以新的岗位为新起点......要永远做个小学生。”当时李小鹏的上位及他的上任“感言”引起民间巨大反弹。有网民对此表示，一省之长，是要为一省发展作决策的，只有小学生的水平那不是瞎指挥！

　　有舆论称，李小鹏从政背负两大原罪，一是其父李鹏在“六四”期间的表现让自由派至今耿耿于怀。另外，李家在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也让人诟病，尤其是李鹏之女李小琳每次亮相，珠光宝气，不知收敛，在贫富差距悬殊、官民冲突激烈的今天，她这个形象并未李鹏家族带来正面影响。

　　目前在北京政界一直有传言，称十八大前的常委名单酝酿会上，李源潮受到了退休前常委李鹏的狙击，因此折戟沉沙，意外“失常”。而李鹏之所以对李源潮不满，原因在于李小鹏的升迁运作受到了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的冷落。

　　在上任伊始，山西又发生如此重大的安全世故，可以想象，如果李小鹏不能妥善处理此次事件，在今后的仕途上，其上升之路势必更为艰难。来源: 多维▲◆★●■☆


中国留美学生，一代不如一代
http://bbs.wenxuecity.com/znjy/1871111.html

 2012-12-29：看上去，中国人留学美国，人数越来越多，但质量越来越差。
最牛的一代，就是大陆沦陷后，滞留美国的那帮人，几百个人，个个都是名成身就，在大学仅仅做个终身正教授，算是混的最差的。回中国的十几个，如钱学森，邓稼先。无一不是弄个学部委员，甚至副委员长之类的。而留在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林家翘。 诺贝尔级别的，起码几十个。

后来出来的中国人，都是台湾来的那帮，丁肇中，李远哲，还包括香港来的崔琦。这帮人，人数比上一代多多了，但是总体成就不如上一代那么辉煌，但这帮人是美国大公司的技术中坚，我到lucent的研究部门一看，老的一半是台湾来的。

再后来，就是中国开放后的一批人了，这里的大多数。

再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批小留了。

中国留学生，从 学术精英，技术中坚，到 芸芸众生。人数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



中国茶文化 : 茶叶的分类和特点
http://bbs.wenxuecity.com/health/343079.html

2012-12-30：据统计中国有 6000 多个茶叶品牌。按制做方式主要分为大三类：不发酵茶，半发酵茶以及发酵茶。按茶叶的颜色又可分为六大类：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和青茶（乌龙茶）。

茶叶由茶树春季发出的嫩芽所制。品质最好的为在清明以前采摘，俗称明前茶， 在清明与谷雨之间采摘则为雨前茶，谷雨至立夏之间采摘的茶称“三春茶"， 立夏以后茶为“四春茶”。从茶叶大小可分为“莲心":为刚抽出尚未打开的嫩芽尖;“旗枪”乃已经打开一片嫩叶和抽出另一个新芽,形状类似一支枪和一面旗；“雀舌”则有两面小叶和中间一个嫩芽。

不发酵茶一般是指绿茶。绿茶为我国茶量最大的茶类。茶叶采摘后，经杀青，揉捻和干燥等工艺过程而成。绿茶因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以绿色为主调，故得名。 绿茶的茶汤通常呈浅绿色或淡黄色，并伴有清香味和苦涩味。 绿茶乃历史上最早的茶类，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绿茶了。 代表茶有西湖龙井，信阳毛尖，碧螺春等，其中又以龙井最为出名。 龙井茶具有四绝，一色绝，二香绝，三味绝，四形绝。即色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如雀舌。

绿茶由于采用急火焙干的方法，故基本上保持了茶叶原有的三大功能性成分，即茶多酚（polyphenol ）、茶氨酸、茶多糖。茶多酚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它能消除“自由基”对人体组织、器官的损害。茶氨酸则是一种天然镇静剂，故喝绿茶有镇静作用，同时茶氨酸的含量决定绿茶的口感。茶多糖则有很好的降血糖作用，它能降低人体内的“胰岛素抵抗”，增加周边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从而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而绿茶所含的咖啡碱则有很强的提神功效。按中医的说法是绿茶性凉，清热，提神，体质畏热和易疲劳者喝绿茶为佳。绿茶同时也有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作用。

半发酵茶一般指乌龙茶，主要包括铁观音，大红袍和冻顶乌龙。半发酵茶既有不发酵茶的特性，又有全发酵茶的特性。半发酵茶综合了绿茶和红茶的制法，品质介于二者之间，既有红茶的浓鲜味，又有绿茶的清芬香。研究发现乌龙茶有分解脂肪，降血脂，减肥健美等作用。

全发酵茶包括黑茶和红茶。红茶则以包括滇红，祁红，川红，闽红等。红茶制作以鲜叶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和烟熏烘干等工序。 红茶的干茶色泽与冲泡的茶汤以红色为主调，故称红茶。红茶茶汤通常呈红色或琥珀色，口感有甜味。红茶在加工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反应，绿茶中的主要物质“茶多酚”经高温发酵后会转变成“茶黄素”，而红茶里茶黄素的多寡是决定茶汤色泽的重要物质。茶黄素乃一强力降血脂物质，它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症，从而可预防冠心病或中风。所以常喝红茶对预防心血管意外有好处。同时红茶性温，去寒，暖胃，体质畏寒者，喝红茶可以养胃。

黑茶以“黑”为特点。黑茶以滇桂黑茶（普洱茶、六堡茶等）和湖南黑茶为代表，其中云南的普洱茶最为出名。而最早的黑茶由四川生产。由于四川茶叶要运输至西北地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所以必须减少体积，蒸压成团块。在加工过程中，茶叶经过二十多天的湿性堆积，毛茶的色泽由绿逐渐变黑，并形成了茶品的独特风味。

黄茶的制作与绿茶相似，但多一道闷堆工序。绿茶是不发酵茶，而黄茶是属于轻微发酵茶类。黄芽茶主要有君山银针、蒙顶黄芽和霍山黄芽。

白茶亦属轻微发酵茶，因其成品茶多为芽头，满披白毫，如银似雪而得名。白茶的产区主要在福建省。白茶的制作工艺，一般分为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它的主要品种有白牡丹和白毫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