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目前已经有118万左右的“裸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3年2月26日电／新华社今天播发王岐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和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着力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切实转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认真解决反腐倡廉中的突出问题，明确重点、狠抓落实，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报告.要点：加强对“裸官”管理监督

　　北京晚报报道，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纠正以权谋私行为。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既要严于律己、作出表率，又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严禁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严禁违规收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严禁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规定。规范领导干部离职或退休后从业行为。继续做好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工作。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贯彻八项规定要快要真

　　各级党组织要深刻领会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强、便于操作的落实办法，做到贯彻中央要求动作要快、行动要真，执行坚决、令行禁止；建立抓落实的长效机制，每年年底前进行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上级党组织，防止走形式、搞变通。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监督八项规定贯彻落实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制定监督检查办法和纪律处分规定，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强化日常监督，对违反规定的要责令整改，对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并予以通报。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具体事项做起，认真执行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监督。

　认真解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在改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抓好城市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居民议事协商、民主评议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等制度。抓好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认真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进一步规范并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薪酬管理等制度。抓好高校和科研院所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学术诚信、基建工程、科研经费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群众举报的要及时处理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做到有群众举报的要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要认真核实，违反党纪国法的要严肃查处。进一步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严重损害群众合法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人身权利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处力度。健全腐败案件揭露、查处机制，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完善保护证人、举报人制度。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完善国(境)外办案合作机制，加大防逃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严格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加强案件审理和监督管理工作，保障被审查人员合法权益。加强对典型案件的剖析，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反映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诫勉、函询、教育，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对反映失实的要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责任，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今年集中治理中介突出问题

　　要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重点纠正金融、电信等公共服务行业和教育、医疗、涉农、征地拆迁、涉法涉诉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继续纠正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公务员考录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集中治理基层行政执法和服务中的突出问题。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强化建筑市场动态监管。从今年开始，集中开展市场中介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促使其规范有序发展。

督促基层纪检切实履行职责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认真落实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委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突出巡视工作重点，改进巡视工作方式，增强发现问题能力，加强巡视成果运用。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督促指导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切实履行职责。探索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常委会成员进行有效监督的途径和方法。加强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做好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应对处置和引导工作。大力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深入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注重运用科技手段防治腐败。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削减、调整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防止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违规干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规范自由裁量权，促进公正高效廉洁执法。

　　制定公务员处分条例配套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健全事关反腐倡廉工作全局的重要法规，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开展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提高法规制度执行力。做好实施《联合国[微博]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 　

　　地方领导应公开家庭信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上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世界范围内，“裸官”都是不被允许的。在国外，参与竞选公职人员的人首先必须公开家庭成员信息，如果你的配偶是外籍，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参与竞选。因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分配、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对外交往中，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有决策权，如果你的家庭成员很多都不是本国人，如何能够保证你最大限度地为本国服务？人毕竟是一个利益体，你身边的亲人都不是本国人，这样的公职人员造成国家资产、资源流失的可能性会增大很多。

　　有一个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已经有118万左右的“裸官”，这些“裸官”包括行政机构领导、地方机构官员，还有很多国企的领导。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这些人都是“白心红旗”，你敢说他们到底是为哪国人服务的？这些人掌握了公权力，对我们民族、国家以及党的威信都是巨大的损失和潜在的危险。

　　要想管好“裸官”，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办法，中央的领导也已经在带头了，就是家庭信息公开透明，七常委已经把家在哪里，妻子、儿女都在干什么等信息公开了，这就是最好的、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地方上的各级领导应该向中央学习，至少各地方政府的常委们必须公开家庭信息，应该明确，老婆孩子都是国外“户口”的人，一律不能担当政府部门的领导，这样便于监督，也肯定能大幅减少“裸官”现象▲◆★●■☆

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会上总结苏共亡党教训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2/t20130227_1862456_1.html

　　星岛环球网2013-02-27 消息：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7日9：30邀请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刘硕，中央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欧召大，中央纪委监察综合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关捷做客“反腐倡廉在线访谈”栏目，以“解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为主题进行视频访谈，并就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和热点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以下是节目实录：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广大网友对此也十分关心。首先我们想请刘主任谈一谈应如何理解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刘硕]: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党中央的总书记第一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这个讲话很有分量，非常给力，非常务实，我个人理解，总书记的讲话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了深刻的忧患意识。

　　[刘硕]: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

　　[刘硕]:过了两天之后，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物必先腐而后重生。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总书记这两个“警醒”可以说是语重心长、发人深省，是对全党的一种谆谆的告诫，也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刘硕]:在中央纪委的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阐述分析了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历数了消极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危害，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反腐倡廉的一些重大问题，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刘硕]:正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新的部署和新的要求。比如总书记强调，要坚决维护党章、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比如总书记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好八项规定的落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转变作风的实实在在的成效。总书记强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又坚决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再比如说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另外，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要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等等。我想，总书记这个讲话可以说充分体现了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对腐败的坚定的决心和鲜明的态度，也让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了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主持人]:总书记在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要严明政治纪律，请欧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强调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呢？

　　[欧召大]:今年1月22号，习近平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律，严明党的纪律首先要严明政治纪律”。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欧召大]:我们这个党是一个靠远大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当前，我们党已经是一个拥有82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的第一大执政党，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对艰巨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对党所面临的各种考验和危险，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来维护，只能是一盘散沙，只会是一事无成。全党只有严明纪律、团结一致，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肩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主持人]:欧主任刚才介绍了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再请欧主任介绍一下现阶段如何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

　　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章程，按党的规矩办事。党章是立党管党的总章程，是党内法规制度和各项纪律的总源头，是最大的政治纪律。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规党法，自觉用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二是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一项严肃的政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重要情况必须及时反映。

　　[欧召大]:三是要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和监督检查。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原则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发现触犯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察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抓住典型，严肃处理。

　　[主持人]: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报告在四个部分当中，用一个部分专门阐述了加强自身建设问题，强调了纪检监察机关要有铁一样的纪律，要打造人民满意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我们请问关局长，这在新形势下有什么样的特殊重要意义？

　　[关捷]: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越深入、越发展，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要求就越高，反腐败形势越严峻、越复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就越迫切。习近平总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维护党纪政纪、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职责，这既有执纪机关任务上的特殊性也有职能上的特殊性，正可谓“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对纪检监察机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09:58]

　　[关捷]: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执纪者更要带头遵守纪律、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中央明令禁止的我们坚决不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实施，才能在组织上、纪律上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09:59]

　　[主持人]:最近，厉行勤俭节约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刚过去的春节就让大家都印象深刻。比如很多人响应号召，抵制“舌尖上的浪费”，一些地方的廉政灶也搞得有声有色。高档酒卖不动，一些酒楼也冷清了。这里我们想请欧主任谈，为什么在当前要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厉行勤俭节约呢？

　　[欧召大]:好的。今年1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批示，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度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对这一重要论断，我的理解是，大家穷苦的时候一块苦，很容易统一思想、励精图治。富裕起来了以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就容易淡忘，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同艰苦容易，共富贵不易”。

　　[欧召大]:如何防止这类问题的发生呢？我认为，当前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批示要求，大力倡导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认真执行中央有关规定，加大财政预算公开力度，从严控制行政经费支出。严肃整治公款大吃大喝行为，落实公务接待有关规定，严禁以各种名义用公款互相宴请和安排高消费娱乐活动。严肃整治公款旅游行为，严禁借开会、调研、考察、检查、培训等名义搞变相旅游。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接待场所等楼堂馆所建设，禁止违反规定构建、装修办公用房和配置高档办公用品。继续做好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规范公务用车管理。继续规范领导干部出访活动，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

　　[主持人]:中央最近提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据我们所知，中央纪委常委会就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作出公开承诺，据说这在全会报告上是第一次。在这里，我们也想向关局长求证一下。另外我们想问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关捷]: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中央纪委常委会在二次全会报告中提出了“五个带头”的要求，分别就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解决反腐倡廉突出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改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作出庄严承诺，充分表明常委会身体力行，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严于律己的决心和勇气，为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作出了表率。“五个带头”明确了领导班子建设的基本要求，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班子建设都有指导意义。

　　[主持人]: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观点也很多样，这里我们想请刘主任谈一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硕]: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问题，我认为还要辩证全面地看待。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消极腐败现象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党反对腐败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措施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这个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我们反腐败的教育、监督、制度、改革、纠风、惩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应该说，经过这些年的反腐败斗争，我们首先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逐步成型了，就是我们强调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这样一个战略方针。另外就是我们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我们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一些领域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刘硕]: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这就导致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一些腐败案件，特别是高中级干部的腐败案件，影响非常恶劣。还有就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奢侈浪费、挥霍奢侈等问题，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还是非常不满意。对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充满了期待。

　　[刘硕]:所以，我觉得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关键还是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常”、“长”二字，一个是经常的常，反腐败要经常抓，一个是长期的长，就是反腐败必须长期抓。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两个一百年”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很多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最根本的制度和政治保证。再比如说，我们是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对待。在2005年的时候，党中央颁布了惩防体系的实施纲要，2008年的时候又颁布了惩防体系的五年工作规划。大家知道，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国家有五年规划，我们反腐败同样有五年规划，这说明我们是把这项工作在有序地、稳步地、扎实地向前推进，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再有就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物质基础、法律体系、文化氛围，还有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逐步形成，这些都是我们战胜腐败的有利条件。

　　[刘硕]:另外，我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腐倡廉道路。包括我们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方针、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还有基本的制度框架，这些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我们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夺取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把我们中国的这些特色和优势发挥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反腐倡廉的新成效，最终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奋斗目标，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的问题是关于刚刚提到的“八项规定”，他想问欧主任，抓作风建设如何防止虎头蛇尾，搞一阵风呢？

　　[欧召大]:我觉得，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尤其是要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上下工夫。制定一个好的规定不容易，把规定落到实处更不容易。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抓“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就是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抓下去，积小胜为大胜。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经常性任务，每年都解决几个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把经常性监督检查和有针对性的抽查结合起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该提醒的要提醒，该处理的要处理，该通报的要通报，以严明的纪律督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切实改进作风，以实际行动凝聚党心民心。

　　[主持人]:王岐山书记提出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二次全会上，是否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制定举措？

　　[关捷]:“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是岐山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应该讲，这些年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项决策和部署，着力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搞特权、口大气粗，放松监督、逃避监督的理由。党和人民群众越是信任，对纪检监察干部越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

　　[关捷]:全会报告从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组织建设、严明纪律约束、树立良好形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把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对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督，严格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强调健全岗位责任体系，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完善回避、保密制度；强调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

　　[关捷]:二是要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包括领导班子建设、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建立健全督查、保障机制等等，提高履职监督的能力。

　　[关捷]:三是要严明纪律约束，纪检监察干部要坚持党性原则，正确履行职责，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不准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相违背的言论，不准越权批办、催办或干预有关单位的案件处理等事项，不准以案谋私、办人情案，不准跑风漏气、泄露工作中的秘密。这“四个不准”重申了纪检监察干部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谁违反了谁就要受到处理和追究，对不适合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要坚决调离，对违纪违法的要严肃查处。

　　[关捷]:四是树立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良好形象。这也是第一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形象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表述，是“可亲、可信、可敬”形象的具体化。把“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更加鲜明地写在我们的旗帜上，进一步明确了纪检监察干部的目标要求和行动准则。每一个纪检监察干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象爱护眼睛一样自觉维护纪检监察机关良好形象，坚定信念、守住底线，敢于碰硬、勇于担当，始终保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那么一股子劲，做严守纪律、改进作风、拒腐防变的表率，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主持人]:有网友继续提问，王岐山书记提出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问关局长，在二次全会上，是否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提出要求、制定举措呢？

　　[欧召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从严治党、严惩腐败这一手决不能放松。

　　[欧召大]:一是要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一视同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要做到有群众举报的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认真核实，违反党纪国法的严肃查处，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欧召大]:二是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污贿赂、腐化堕落案件，切实维护党的纯洁性；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严肃查办严重损害群众合法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利的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 “受贿”、“行贿”一起抓，既要严肃查处受贿行为，也要严肃查处行贿行为。

　　[欧召大]:三是要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坚决惩处腐败分子，又要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要以解决社会关注度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专项治理力度，确保治理一个领域，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努力取得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主持人]: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提法。请您介绍一下，怎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欧召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我觉得，落实习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抓住4个关键环节：

　　[欧召大]: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权力观教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和廉政法规教育，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和事业观。[10:23]

　　[欧召大]:二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做好权力制约的文章，科学设置权力边界，合理优化权力结构，依法规范权力运行，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欧召大]:三是要深化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防止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违规干预，减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和制约，促进司法机关公正廉洁高效执法。

　　[欧召大]:四是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和防止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健全事关反腐倡廉工作全局的重要法规。开展廉政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提高廉政法规制度的执行力。

　　[主持人]:二次全会报告最后对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了要求，这与历届全会相比有什么不同？

　　[关捷]: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担负起反腐倡廉的政治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对不负责任、不抓不管导致发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把责任制与问责制结合起来，让责任制落到实处，是这次全会强调的重点。

　　[关捷]:近年来，各级党委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主要领导同志带队检查落实，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切实解决敷衍塞责、消极应付，抓经济建设和抓党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和群众力量共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良好成效。实践证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有利于形成全党全社会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强大合力。▲◆★●■☆

精兵简政先从党内做起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作者﹕　宋九成　　陕西西安　　职员

　　2013-02-26：近期，西安市委班子有新的调整，原省公安厅副厅长、西安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第一书记、公安局长杜航伟调任陕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西安市委副书记刘春雁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市纪委书记一职。（《华商报》2月24日）　

　　除西安外，全国副省级城市的“减副”情况如何？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发现，全国27个省会城市（包括自治区首府）党委领导班子中，23个城市都是“一正两副”设置，占总数的85%。此外，拉萨为“一正五副”，长沙、乌鲁木齐是“一正四副”，成都是“一正三副”。

　　这是我国政府党委任职的一种新变化，它体现了中央体制改革的新意图，也体现了精兵简政的一个新动向。我国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一些地方政府各行其是，随意增加政府机构，戒酒之类的可笑办公室也就悄然而生，成为中国当今的政治笑话，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办公室出现了官比兵多的怪现象。

　　上行下效，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书法协会设几十个副秘书长，一些企业设十几个副厂长，十几个付总工程师，各处科室也就设立多名副处长、副科长，并相继出现了一些任人唯亲的提干歪风，干部多如牛毛，无事可干生邪念，争权夺利，争风吃醋，不干正事影响了干部队伍在群众中的总体形象，也增加了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

　　我国的行政性支出高居世界之首，高出最高的美国一倍半，高出最低的日本十二倍。占到财政收入的1／4，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把改善民生的投入大量花费在政府官员的消费上，造成财政投入上的政策偏离与缺失，也造成极坏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各地党委的精兵简政为行政改革带了一个好头，希望中央在行政改革上拿出新的举措，制定出各级政府官员副手的具体编制规定，大量压缩副手多如牛毛又不干正事的干部制度乱像，实行精兵简政的新政，大量压缩行政支出费用，将节约下来的资金转拨给急需的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及民用项目。

　　精兵简政是我党过去就很重视又多次执行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坚决实行几十年没有再继续执行进行的这一执政有效的举措，坚持常态化的精兵简政制度，让干部队伍少而精，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和经费节俭效率，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实现宏伟的中国梦各级党委及政府一定要走在改革的最前列。为各界做好表率。


中国海平面去年比前年罕见上涨53毫米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月27日电／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达到32年（1980年）来的最高值，比常年高出122毫米，比2011年高53毫米。昨日，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2年中国海平面公报》（以下简称《海平面公报》）披露了上述内容。

　　南方都市报报道，《海平面公报》称，海平面监测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沿海海平面变化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1980年－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达到1980年以来最高值。较常年（1975－1993年的平均海平面）高出122毫米，较2011年高出53毫米。

　　“可以说，这一年的海平面属于异常变化，变化如此大也是非常罕见的。”国家海洋局一位人士说。他同时说，近几十年来，中国海平面一直处于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12年大幅提高的前提下，今年继续大幅上升的可能性很小。

　　据介绍，我国处于太平洋海域西岸，受大洋环流等复杂因素影响，西太平洋海域的海平面历来比东太平洋海域要高，这是我国、日本、韩国海平面一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1993－2011年期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约2.8－3.2毫米／年，同期中国近海海平面上升速率则为3.7毫米／年。

为何去年海平面上升如此之快？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海平面的上升速率只有几毫米，为何2012年海平面会上升得如此之多？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石绥祥昨日解释，2012年我国沿海海温、气温的升高、气压的下降和风等因素是引起这一年度海平面异常变化的重要原因。

　　去年，我国南海的夏季东南季风比往年提早了2个星期，且强度偏大。同期，东海的东北风偏强，风场的异常使得东海沿海海水汇聚和向近岸堆积，从而抬高海平面。

　　去年夏天，经历我国沿海的台风和热带气旋数量较多，仅去年8月就有5个热带气旋影响东南沿海，长时间的风暴降水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当月海平面。去年，我国5月、6月、8月的海平面均达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高值。

　　除了上述原因外，我国东南沿海部分城市的局地地面沉降，也客观上造成了海平面上升。《海平面公报》称，我国天津、河北和上海等地区位于河口淤积平原，地质结构松软，由于地下水超采和大型建筑物群的沉积压实作用，地面沉降幅度较大，沉降区域广，海平面的相对上升幅度增加，影响范围增大。

　　监测结果显示，1959年－2011年，天津滨海新区最大累计沉降量为3.401米，2009年～2011年，年平均沉降量为23毫米。1921年－2008年，上海市区最大累积沉降量达2.63米，仅2008年，上海平均地面沉降量为6.4毫米，中心城区平均沉降量为7.6毫米。▲◆★●■☆

公海赌王涉薄谷开来案 与陈绍基许宗衡等成联盟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2220

    2013-2-25 作者 : 罗昌平 王丽娜  游弋在法外公海之上的“海王星号”，俨然是一个隐密而庞大的特殊人际网络枢纽。

　　“公海赌王”连卓钊、前内地首富黄光裕、“南粤政法王”陈绍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粤浙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在内的政商权力精英，形成超级分利联盟，并通过公海赌船、洗钱网络等方式，将赃款联于贷款、地下钱庄联于境外银行，黑道与白道互为利用、商界与政界交相渗透，大量走私、洗钱、行贿，安然往来于其间，进而在国家秩序之外构建了强大而有力的次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中，黑道帮派规则大行其道，社会公共秩序毫无尊严。

　　若要从根本上打破超级分利联盟，终结“连氏无间道”，唯有瓦解其权力载体，完备包括司法独立、产权保护、税务法定、财政透明在内的一系列制度，重塑法制权威。

　　——编者

连卓钊的公海赌船“海王星号。

　　在得到公安部的指示后，密令从前门东大街9号的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瞬间传至13公里外的鹏润大厦和嘉林花园70号别墅。事先布控于此的两组警力，一组倾巢收网，一组欲擒故纵。

　　这两处分别为黄光裕的公司驻地与私家府邸。2008年11月7日21时许，“11·7”专案组在成立当天即带走黄光裕；18日黄被监视居住；27日，北京警方首次证实这一消息。

　　杜鹃并没有被同时带走，这是警方有意为之。此后三周，她动用全部资源江心补漏，在被拒并确信再无挽回机会后，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于海上有特殊资源的“公海赌王”连卓钊，当时，陆地与航空均已边控。

　　出人意料的是，接续密令被截获并分流，一条线通过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下称经侦局)局长郑少东、副局长相怀珠，另一条经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传至当事方。判决书记载，“2008年12月，王华元在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布控抓捕连卓钊后，为其通风报信，致连卓钊逃脱。”不过天网不漏，登船之前的一个亲友电话使之暴露行踪，杜鹃、连卓钊分别在大连、厦门被控。

　　连卓钊何许人也，何以获得如此高阶的通风报信？黄氏夫妇又何能以之为救命稻草？

　　1968年2月16日出生的连卓钊别名连超，系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人，早年混迹于香港社团，靠洗码与走私赚得第一桶金，随后通过连氏家族经营“海王星号”赌船并实际控制海王集团(00070.HK，2011年上市公司售出该赌船资产)，成为通贯黑白两道、享誉亚洲的“公海赌王”。

　　作为线头人物，连卓钊后来成为王华元、郑少东、黄光裕、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等案的结点之一。根据《财经》记者获得的全套司法材料，连卓钊先后行贿陈绍基45万余元、王华元200多万元、郑少东784万余元，另外，其家族成员至少帮助黄光裕“洗钱”8亿元。又因在涉案商人上存在交集，此案亦串联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

　　当这些高官相继走进秦城监狱，连卓钊却以自由之身重返港澳赌场。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战略一贯“轻行贿、重受贿”。多份判决书记载了连卓钊及其家族成员涉嫌行贿、“洗钱”的罪证，但他未被公诉，灰色生意仍在继续。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向官员行贿1万元以上，应依照刑法究责；多次小额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追究刑责。新法或成为法治曲折进程的一道分水岭。

　　据《财经》信源，新近调查的薄谷开来及其家人的经济账目，也与连氏赌厅及其地下钱庄网络存在交集。后者与内地腐败链条存在多大范围的并网，或许只有连氏清楚。

　　回望十年，这宗南国大案与上海陈良宇社保案、北京刘志华城建案、天津李宝金宋平顺皮黔生案、重庆薄熙来王立军案，构成中国地方官场强震的四极。而该案主要发生于广东，且勾连起北京、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的商脉，亦映照出开放之区的隐秘一角。

　　政商之间，真实版的连氏无间道，超越电影剧本，折射出一个缺乏法治的市场，在原罪与共罪间巩固着无间环境，其必然导致自由市场、法治正义与执政伦理的多重损毁。

　　游艇三人会

　　2007年秋天，香港回归十周年大庆刚过，安保降温。深圳东部著名的桔钓沙海畔，一艘豪华游艇启航。北至汕尾红海湾，南抵深圳大鹏湾，东朝一望无际的海洋，近千平方公里海域任之游弋。艇上三人是时年49岁的郑少东、38岁的黄光裕和39岁的连卓钊。他们交叉驾驶游艇，在海面抛锚后，连卓钊还兼做“服侍生”。

　　这次聚会原计划选在“海王星号”赌船上，但因郑少东行事谨慎，故选在离三人故里——潮汕最近的这片海域。

　　郑、黄、连三人籍贯均在广东省汕头市，其中郑黄分别为潮阳区金浦镇和铜盂镇，连为潮南区司马浦镇。三镇由练江串成一线，铜盂镇居中，与司马浦镇毗邻。同乡证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连卓钊就分别与郑黄二人相识。

　　据同族人士介绍，连卓钊十来岁迁港继承长辈薄产，自此定居。初中辍学后，他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既在当地潮汕酒楼擦过碗，又于澳门赌场洗过筹码。有档可查的警方记录显示，未发迹前的连卓钊，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香港黑帮小社团“利群”的一名打手，因行事作风出位获得大佬赏识和提携。

　　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公安侦办张子强案时，连卓钊向警方“暗送秋波”，黑道信料加上潮汕乡党之谊，换得与郑少东的初步交往。上述游艇三人会，正是由连卓钊居中运作而成。

　　此时的黄光裕刚从2006年“中行骗贷案”脱身，急需政界高层资源。

　　黄光裕之妻杜鹃原为中行北京分行放款专员，其兄黄俊钦曾涉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中行骗贷案”发端于2001年，黄氏兄弟名下的首个地产项目鹏润家园滞销，北京建业投资有限公司老板冯辉买下其中数层，改成写字楼出租。因资金不足，冯辉涉嫌以假按揭方式向中行北京分行骗贷，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鹏房公司)作为开发商履行担保责任。2006年案发后，冯辉出逃。

　　郑少东自1980年起从警，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局长、常务副厅长，录得“少帅厅长”之名。在同事看来，其芥拾青紫，帷薄不修。2005年4月，郑升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并兼任经侦局长，以000010警号在公安部领导中排名第十，副部级。2006年6月，其辖下的公安部经侦局北京直属总队成立专案组，查办鹏润家园涉嫌虚假按揭贷款问题。专案组组长系两月前刚挂职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的山东人相怀珠。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2010年更名为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曾在2006年10月接到反映国美电器涉税、赌博、骗贷的信访件，为此，公安部经侦局专程派人到该处，要求将信访件移交北京直属总队并案查处，还说就此事已经向上级领导汇报。有关司法材料亦证实，郑少东对此知情。

　　判决书记载，经公安部治安局原副局长吴明山介绍，黄光裕同乡兼生意伙伴许钟民请相怀珠夫妇、吴明山吃饭，并请相在办案中关照黄光裕。相怀珠证言，其收到黄100万元现金并建议购买有重大利好的中关村(000931.SZ)股票，另获赠一套价值61771元的家电。

　　赵维佳等多名办案警察的证言显示，公安部经侦局主要领导曾带办案人员在非办公场所与黄光裕见面。并且，上述领导由办案初期要求严查涉案单位及有关人员，到后期又要求尽快撤案，办案态度前后有很大改变。

　　据司法材料，2007年1月，公安部经侦局对黄光裕作出撤案决定，理由是鹏房公司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不明显，且贷款未到期限，尚无法认定贷款损失。

　　此事过去三个季度后，即有郑少东、黄光裕与连卓钊的游艇三人会。当事人回忆，游艇上摆着极品雪茄，以及高价普洱。在潮汕政商圈里，众所周知这是郑少东的最爱。

　　尽管司法认定中并无黄光裕行贿郑少东的事实，但撤案后郑少东也确认这次见面，黄光裕则只字不提。据连卓钊回忆，这次面叙相谈甚欢。三位正值壮年的精英踌躇满志，由此更紧密地“拴在同一条船上”，结成“刘、关、张”桃园结义的裙带关系。

　　此后比如2008年八九月间，公安部收到来自证监会的“ST中泰”涉嫌内幕交易和鹏润投资有限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等案件线索，经高层批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要求抓紧查办。但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则在电话中要求，“不要对黄光裕采取强制性措施”。

　　人尽皆知的另一细节是，黄光裕被查不久的2008年12月，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会议上提出，“对企业高管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此言甫经披露，引起轩然大波。

　　2009年1月12日，公安部大楼里，中央纪委办案人员走进郑少东的办公室，宣布对他实施“双规”。

　　“8·15”走私案：一放连卓钊

　　司法认定郑少东的826万余元受贿款，全部源于他帮助连卓钊、香港中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奕忠在“8·15”汕头特大走私案中脱罪。

　　彼时走私猖獗，既因监管不力，又有具有特殊背景的国企鱼贯而入。

　　2000年7月，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在汕头查案时在所住宾馆意外身亡，一同被烧毁的还有案卷材料。调查一年无果，高层震怒。次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由公安部、海关总署和广东省公安厅联合成立的“8·15”专案组进驻潮汕地区，首要打击对象正是唐逸刚、黄丕通、许鹏雁和董明光四大走私集团。继厦门赖昌星案后，又一起震动朝野的走私案件由此启幕。

　　这起号称“世纪大审判”的打击走私案，轰轰烈烈开场，却草草收场。2002年7月，广东省六家中级法院开始审理一百多名被告人，最后的判决中有两个死缓，四个无期徒刑。数年后四大集团的主脑部分归案，但法院审理情况未公开。

　　汕头人郑少东时任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亦为“8·15”专案组副组长，负责追逃工作。连卓钊、郭奕忠虽非主脑，却已深度卷入。郭奕忠与唐逸刚集团有关联，在汕头关埠港码头涉嫌从事走私活动。司法材料称，2001年下半年，海关总署缉私局准备找郭奕忠调查，郭请托郑少东给予帮助，获得后者应允。

　　连卓钊曾与许鹏雁集团合伙经营三百门码头，因同样涉嫌走私，连被海关列为抓捕对象。郭奕忠代为说项，向郑少东陈情。据连卓钊供述，2002年初，郑少东向其承诺帮助解除调查，前提是按照交代向专案组呈送书面证言。

　　这份材料作为证词出现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2002年第33号刑事判决书中。该判决书称，经审理查明，1999年9月，许鹏雁为了转移走私款项及为他人非法买卖外汇到境外，与连卓钊、林益明(另案处理)合股在汕头市设立地下钱庄，由许鹏雁二弟许鹏展负责该钱庄的具体运作。许鹏展先后纠集连育奇、陈得坤、许烈雄等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其中连育奇负责电脑综合记账，许烈雄负责手工收支记账。

　　法院查证，2001年3月至8月间，许鹏展的地下钱庄为香港中盛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购买2.4亿多港元，包括连卓钊在内的15人购买5.37亿港元，均汇往境外指定账户。连卓钊的证言称，有些赌款通过地下钱庄过数到香港，并签名确认2001年3月12日至7月17日的四笔交易，共计2581万余港元。

　　猫鼠自此一家，并开始了近十年的交往和交易。郑连郭的关系，还存在另一层深意——即连郭向郑提供黑道信报，郑帮连郭的家属进入警界。这种警匪相互渗透的方式，正是连氏无间道之延展。

　　如2005年10月，连卓钊的姐夫史志民谋任深圳市公安局下属的龙发实业公司总经理职务，受连请托，郑少东向时任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钱伟推荐史志民，助史如愿；2006年，郭奕忠的外甥郭某报考深圳市公安局，因体重超标60%不能录用，郑少东为此给时任深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刘宽志、广东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白先河打电话，提出对郭某给予照顾。最终，经广东省公安厅批准，郭某被深圳市公安局视作特殊情况录用。

　　司法认定，郑少东共收受郭奕忠42万余元，其中包括2002年10月送给郑少东未婚妻康挹兰的一辆价值25.8万元的白色宝来；2007年10月9日，以送结婚礼物为名送给康挹兰16.8万港元。

　　连卓钊出手更为大方，送给郑少东的贿赂高达784万余元。其中包括价值95万元的翡翠摆件和挂件、一套价值31.12万元的组合型钻石，以及一套价值658万元的房子。据连卓钊供述，房子是郑少东主动索贿，占郑受贿总额的近80%——2007年2月，康挹兰想在深圳购买一套房，打电话给郑少东让他找人出钱。郑少东择肥而噬，通知连卓钊经手外甥女郑晓微将658万元转到康挹兰指定的银行账户，买下位于南山区红树西岸花园3栋一套居室。

　　三人之间的当面交易，主要在北京的酒店或公寓等地完成，时间为年终或国庆期间。

　　“郑少东是内地公安系统的高级领导，打击赌博、地下钱庄方面的事都归他管，送钱送物是为寻求保护。”连卓钊在供述中解释，自己长期在港澳开设赌场，赌客与赌资大都来自内地，无论人员还是资金的走向都涉嫌违法，难免要与公安打交道。

　　“海王星号”的迭码仔与大老板

　　涉险“8·15”案后，连卓钊一度化名连超。《财经》记者调查得知，连氏名下生意主要涉及三块：一是曾以“海王星号”赌船为核心的赌场资源，由其弟连棹锋掌握，公开职务为海王集团董事会主席、仁爱堂董事局副主席；二是资金运作网络，由其兄连卓明主导，他公开担任深圳潮汕商会副会长，运作平台如新治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新治公司，2011年连氏兄弟将该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兆高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香港浩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等；另有涉嫌走私的系统，由连卓钊直接掌控。这三者互为关联，齐头并进。

　　据早年的上市公司公告，连棹锋曾持有海王集团3.75亿股，以15.58%的股权列为第一股东；二股东张治太，系香港社团“和合桃”头目，曾于1996年8月涉罪受审，因证据不足当庭释放，后因牵涉黄光裕系列案分支被内地警方调查。

　　谁曾料想，20年前，连卓钊仅是“海王星号”的一名普通迭码仔。“迭码仔”，是从事博彩中介工作人员的俗称，职责是寻找赌客客源、鼓动赌客到赌场博彩，从中获取佣金。除了迭码利润，连卓钊有时还从事高利贷和走私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回港经营左舵车行(即将香港右舵汽车改装后卖往内地)。

　　左舵车行由连卓钊与旧友林益明合伙投资，两人除同时出现在江门中级法院判决书中外，还载于香港高院2003年12月审理的“刑事八六──○三”案卷中：林益明被绑架案犯勒索巨额赎金，他致电连卓钊求救，后者即时回港邀约退休警员商议，最后决意报警并救出林益明。

　　“海王星号”船高九层、总载客量达500人，是香港最具规模的五星级豪华邮轮，船上六楼的娱乐场正是博彩大本营。统计显示，自1996年启航以来，该船月均载客逾万人。财报显示，赌船售出前，2011年度，海王集团营业额为4.15亿元。

　　近年来内地加大出境赌博查处力度，好赌的达官显贵极力回避曝光。作为公海赌船，“海王星号”与澳门灯红酒绿的赌场相比存在众多优势：无需缴纳赌税、不用政府授权领牌，不受法律限制及警方监管，颇得博彩官员商人欢迎。

　　不过，这里除赌博之外，又是各路资金往来的场所，更是连卓钊结交高官富商的平台。其与内地政要、富贾关系熟稔，经常邀他们上船“一试身手”。商界如黄光裕，曾多次光顾。通过郑少东，连卓钊的人脉向上延伸，先后结交了对郑少东有知遇之恩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和接替陈主管政法工作的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

　　1948年12月出生的王华元系安徽宣城人，在结束25年军旅生涯后转业至纪委系统。1998年5月起任广东省纪委书记，2006年11月改任浙江省纪委书记，颇有实权。官方对王华元的“双开”定性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多次到境外赌博；生活腐化。”

　　此处所述的“境外赌博”，主要发生在加拿大等地，官方通报称王华元一次赌博输掉150万元，连卓钊与原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刘友君分别支付50万元。王华元鲜有涉足港澳赌场，但“在家里管钱的”妻子李晓霞，曾数次光临连卓钊在澳门经营的赌场，并获得免费筹码。

　　作为1949年以来首位获刑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唯权是夺，得财买放，被认定受贿771万余元和89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长长的贿单上，连卓钊位列榜首，自2004年8月至2007年11月间，先后11次送王182万港元、1.5万美元、价值17万元的玉面戒指、价值17万元的翡翠戒面和69580元的卡地亚手表。

　　连卓钊的攀附秘诀由此可见一斑。据其自供，王华元对他存在两个层面的好处：一来王华元是主管干部的领导干部，又主抓禁赌，这与“赌王”犯冲；二来赌厅可知大量官员信息，可以选择性地满足王华元的职务要求。

　　来自王华元归案后的供述，在其受贿四年间，对连卓钊暗度陈仓、跨境接送赌客的行为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他任内的广东两次查赌风暴，均从连卓钊的通风报信中获得官员赌博信息并实施查处。

　　地下钱庄路径

　　如果说攀结政客是为了解决赌客资源，洗钱则是赌资的必备通道。从黄光裕被判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一睹连氏资金运作网络的发达。

　　判决书称，“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违反国家规定，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境内、港币结算在境外的非法外汇交易方式，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恒益祥)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晓微(另案处理)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8.22亿余港元(折合1.05亿美元)。”

　　所谓“境内结算人民币，境外结算外汇”，这是地下钱庄的惯常操作模式，即人民币不用实际出境，由境内的地下钱庄和其境外的钱庄对冲结算。用此方式，境内的资金所有人可将贪腐赃款、黑钱、赌资或者合法钱财等转移出境，资金的来源和流向完全脱离国家的监控。

　　黄光裕自述，他在2006年至2008年间，总共动用了大约人民币10亿元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并在香港接收港币。其中2007年最高，人民币换取的港币在6亿元至7亿元之间。他在连卓钊赌场输钱需要还债时，会让伍健华联系地下钱庄用人民币换汇。

　　伍健华时任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据其证言，连卓钊的赌厅与黄光裕的赌资都是港币结算，黄赌博可以不带现金，连最高时给他的预支赌资额度达到2.8亿港元。黄光裕偿还连卓钊的赌资欠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减持香港国美的股份，由其从香港银行开本票送到赌厅。但更多时候是从内地调拨人民币，通过地下钱庄偿还。

　　赌场一次“授信”高达2.8亿港元，8亿元人民币资金如此轻易通过地下钱庄进出，意味着在国内必须找到同等资金对冲，此举无异于是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讽刺。

　　“黄光裕在我的赌厅赌博，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字开户、写欠条，他的经纪人是余国良和伍健华。如果黄光裕没钱还赌债，就会让伍健华帮助联系地下钱庄，从大陆打钱，由伍健华还钱给我。”连卓钊供述称，基于双方的互信，自己没有直接就赌债或赌博问题与黄光裕联系过，这方面的事情都是找伍健华。

　　连卓钊胞弟、海王集团董事会主席连棹锋称，他负责澳门赌厅的对数、追账等，赌厅只收港币。如果没有港币，黄光裕就让伍健华以人民币归还，他联系地下钱庄，由钱庄将在内地接收人民币的账户告诉郑晓微，郑将账户交给黄氏公司的陈姓工作人员，陈和伍健华对数。

　　并非每个赌客都有黄光裕这样的信任待遇。按连卓钊的说法，他将赌客分为四类：一类是金主，如黄光裕这类的自掏腰包的企业主；一类为恩主，如王华元这种级别的官员及直系亲属；一类是潜力股，即未来的金主与恩主；其他为散客。他的客户中，还包括“公共情妇”李薇、“头号警花”王菲等。

　　他新近被曝光的客户，则涉及薄谷开来。“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多名与薄家有涉的商务人士在赌厅被查，调查指向他们与薄家的非常规经济往来。”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内地的洗钱行为，通常以非法经营罪审判(1998年刑法设立洗钱罪)。在法庭上，黄光裕曾辩称：“这些钱均是用来偿还在澳门赌场欠下的赌债，并不具有营利性。”他的代理律师亦以此为辩护策略。

　　不过，黄光裕通过连家钱庄出入的钱，并不止于赌资，纳入专案组调查视线的有四种：一是已落实的赌资；二是正常的投资行为；三是向境外转移资产；四是通过赌博隐秘输送利益。

　　一个例子是，专案组曾调查，郑少东向连卓钊索贿在深圳购房的巨资，是否其他商人通过连氏赌厅输送给郑，不过目前还未将此查清并坐实。

　　这些内容也并未呈现于法庭。《财经》记者阅读的卷宗显示，黄光裕在2006年至2007年间，曾进行过几次兑汇行为，未获检方指控。其中一单，据许钟民供述，2007年8月左右，黄光裕让许帮忙将上亿元港币汇到内地，当时许找到连棹锋帮忙，通过地下钱庄将香港的资金汇往内地。在20多天里，黄光裕通过地下钱庄向内地汇入港币四五亿元，当月被用来购买三联商社和中关村的股票。这与上述8亿元无关。

　　实际上，黄光裕所持巨额外汇资金以及在证券市场的频繁操作，一度引起监管者的注意，亦是其案发的导火索之一。

　　深圳“新冶会”

　　连家、黄光裕用于资金运作的公司平台，除了法院披露的恒益祥公司和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还有深圳上十家公司，如仁惠进出口有限公司、怡情源贸易有限公司、自由神电子有限公司、发元盛贸易有限公司、通建达贸易有限公司等，均没有实际业务往来。

　　恒益祥公司于2004年7月12日在北京通州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地址与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毗邻。公司唯一一名监事为曾婵贞，系黄光裕母亲；成立于2004年3月的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亦由黄家出资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已于2008年4月15日被吊销。

　　针对这个网络，连卓钊建立了深圳据点，核心团队以其兄连卓明为主，包括在深圳警方下属公司任职的姐夫史志民、外甥女郑晓微。郑晓微是其地下钱庄的内地总代理人。主体平台之一为连卓钊和连卓明曾合资持股的新治公司，当时设址于深圳广深大厦，位于深南大道、红岭路交会处。

　　此间还有在深圳著名的新冶会国际俱乐部，或称新冶会。2006年11月开业的新冶会，毗邻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集总统套房、KTV包房等于一身，开业以来生意一直火爆。它不仅是港澳与内地资金往来网络的中转站，更是连氏发挥逢迎与结交才能的重要场所。不少过境的赌客，会选择在此落脚。

　　作为地下钱庄的内地总代理，郑晓微可谓举足轻重。在警方扣押的12本账册中有其记录的7本，内容是郑晓微从事外汇兑换业务的情况，包括收款时间、金额、人民币兑换港币的汇率、来款方的账户名、付给客户的港币金额等内容。黄光裕、连卓钊被抓后，郑晓微曾选择外逃。

　　深圳市罗湖区法院2008年第91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郑晓微经手办理的13笔换汇款项合计人民币8亿元，进入郑晓微所在的地下钱庄控制的账户。这正好对应判决书中黄光裕“非法经营”的金额。

　　深圳胜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东曾与连卓钊交手，最终惨败于其背后的郑少东、许宗衡联盟的行政之手。

　　近五年来，手中囤有大量现金的连卓钊开始大举购置地产。如2007年底，连的新治公司购得赛格广场51层至71层的物业产权。得手后，其启动关系网络获得时任深圳市长许宗衡的批示，通过修改容积率，并将过道、公寓等重装后改成写字楼，由此获得更大的建筑面积并对外销售。

　　赛格广场地处华强北电子商业区，可谓寸土寸金。自2008年起，赵东公司累计向新治公司预付5000万元，以每标准层1.2亿元的价格购买64层至71层的物业。但因楼市攀升，新治公司要求收回上述已协议售出的写字楼。赵东不从，两次被当地警方传讯拘留，并获警告。此案由郑少东、许宗衡亲自督办。

　　2009年8月19日，上述人员均已落网，赵东应专案组要求飞抵北京说明事由。不过时至今日，他的公司既未获得上述物业的产权与使用权，亦未收回已支付的5000多万元，赛格广场第71层已全部出售。

　　“慈善家”与政协委员

　　在赌场、地下钱庄生意中如日中天的连卓钊，自2005年以来，开始美化自己的公众形象，以期通过慈善公益路径跻身政界。这是商界成功人士的惯例，亦有政坛灰色通道的指引。

　　据官方信息，连卓钊先后以“港商”之名向广东禁毒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向高淳慈善协会捐款200万元，向汶川大地震捐款150万元，分别向西藏扎寺、九华山捐款200万元和100万元用于修庙，同时在老家司马浦镇捐建大布中学、大埔小学及交通水利工程。

　　连卓钊更多的善款流向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累计数百万元。这家基金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协，创办之初陈绍基担任名誉理事长，连卓钊为名誉副理事长。

　　1945年9月出生的陈绍基为广东最具实权的人物之一，曾为郑少东的上司并有提携之恩。其祖籍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在政法系统深耕34年，1991年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此后九年每逢大案必破，为其赢得“南粤政法王”的称号。2004年，陈以广东省政协主席之位跻身正省级序列。

　　“到政协工作以后，觉得自己辛苦了几十年，该松一松，享受一下了。”面对专案组，陈绍基曾这样说。

　　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从2006年成立至今，募捐数额过3亿元，可谓“一石二鸟”：为政商互动提供平台；向企业家要钱，形成可随意支配的资金池。2007年9月17日在深圳举办的一场粤曲欣赏暨募捐晚会，三小时即筹得款物6000多万元。是次，陈绍基、许宗衡、连卓 钊同台亮相。

　　并非巧合，陈绍基、许宗衡、刘友君同为广东省十届省委委员，三人于2009年7月17日被同时撤销这一职务。若非外调浙江，这份革职名单中当有王华元。

　　彼时的陈绍基当轴处中，自矜博雅，到处题赠书法。监管阙如的基金会，俨然陈绍基的私家金库。据判决书记载，2008年初，陈绍基利用担任省政协主席职务上的便利，为深圳祥瑞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玉湘担任广东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并从广东繁荣粤剧基金会借款100万元提供帮助，2008年3月至12月，陈绍基先后五次收受詹玉湘人民币60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779174元。

　　类似模式其实有章可循。如2004年启动的广东省公安民警医疗救助基金会，即由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多次站台，除财政拨款5000万元，其他数亿元资金均来自企业捐助。2007年8月24日有陈绍基出席的募捐仪式，一天入账4730万元。

　　除了慈善捐款，判决书还记载，连卓钊曾直接进贡陈绍基50万港元，这使得他成为第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并束蕴请火，让老家的村支书连贤明免受调查。

　　有关人士解释，广东省政协每一名委员可以办理一张粤港车牌。在此前后，连卓钊获得陈绍基、王华元的双重帮助，获得多个粤港车牌营运指标。有此“合法载体”，使连卓钊在运送赌客等业务上如鱼得水。

　　再放连卓钊

　　黄光裕、连卓钊在相继落网后，均获得一月的静默，即不许接近任何人——包括专案组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他们的心理防线。

　　相形之下，黄光裕守口如瓶，而连卓钊防线崩溃并与警方达成交易，相继检举了包括郑少东、王华元、陈绍基等人。他因此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黄光裕领得实刑、罚没11亿元之时，悄然脱身归港。

　　针对《财经》记者的采访函，香港廉政公署和香港交易所均回复，按照一贯政策，不会评论个别事件或个别公司、个人。香港廉政公署称：“如接获贪污举报，若有足够资料跟进，根据《廉政公署条例》，廉署必须依法进行调查。”香港交易所则表示，“若上市公司或其董事涉嫌违反刑事或民事法，会按情况将有关个案转交执法机构跟进处理。”

　　除上述直接关联的省部级高官，此案延伸突破导致公安系统落马的官员，还有公安部政治部原处级干部王菲、办公厅信访办原副主任李景凤、治安局原副局长吴明山、经侦局上海直属总队原总队长吴卫华、北京市公安局经侦处四大队原副大队长靳红利、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朱影、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原副局长钱宏祥，以及公安部行动技术局原局长张健、科技信息化局信息中心原副主任陆山等。

　　这是继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卷入赖昌星案以来，公安部及地方厅局发生的最大系列窝案，事实上，其犯罪手法、作案工具与所涉领域，已非远华走私案可以类比。可资反思的特征如下：

　　——强势部门的自由裁定权被滥用。无论是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还是公安厅长，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等人都存在大量撤案销案的寻租行为，这些拥有强制权力的主管者将此视为最大的创收源泉，反过来又体现在对他们的查处上。监管者无人监管，人治覆盖法治；

　　——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反复，产权保护缺失。这直接导致民企必须依附权力而寻求保护。如黄光裕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既有高超的商业智慧和敏锐市场意识，又未完全脱离早年商帮的草莽之气，攀附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黑势力的公司化运营，为当今商业环境以及法治规制提供新的难题。连卓钊与郑少东的黑白互渗模式，佐证了无间模式的现实存在。

　　来自香港廉政公署的消息亦称，涉黑势力已经告别了街头火拼的时代，有意培养年轻势力打入金融或国际财团。在香港，成千上万的涉黑经济案件，现已摆在监管者的案头。“对付街头暴力其实难度不大，但隐蔽的涉黑金融犯罪，更需要证据和耐心。”一名港警告诉《财经》记者。

　　黑势力公司化主要体现为两类：一类是暴力垄断经营，一类是非法经营，均公开违反国家法律、商业规则、社会公德，其运作就不可能直接诉诸合法权威的保护，而习惯于根据黑道规矩来“摆平”，并在内部建立对应的组织机制。在另一端，则必然导致合法经营者的实业萎缩。

　　如连卓钊的三大系统，其致命之处并不止于破坏合法的秩序，侵犯个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在于它按自己的价值规则来规范社会秩序，并试图通过有组织的非法方式来维持这种秩序，使之养成服从的习惯。

　　事实上，如此成熟的资产转移通道，权力系统又有谁愿意将之摧毁？

　　当连卓钊以检举和信报重获自由，由此形成的一片“法外公海”不得不引人深思。当面对强大的警察系统，连卓钊是俯首甘当线人，还是以更强大的反渗能力牵制对方？这是故事的隐线与主线，而另外的故事刚刚开始。来源: 正北方网


传胡温确实打算公开财产 遭另外7常委反对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2283

   2013-2-26：3月初将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届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退休卸任，由习近平与李克强接班。维基解密公布的十年前的一份密电，描述了当年“胡温”新政府上台后试图推行反腐败等受挫。有学者称，习近平上台后所开辟的局面远远好过胡温当年，或许习近平真的能在他的任内将胡温当年所面临的困局一一打破。

　　这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3年9月19日发往美国华府、代号03BEIJING13394、保密等级为“保密（Confidential）”的电文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于2003年9月19日与领馆官员广泛讨论了中国当前的政治场景。

　　谢庆奎说，“胡温”新政府试图在政府及中共的运作上推动一些开放政策，以展示其亲民形象，同时给腐败“解毒”，但这些促进透明度的议程最近遭遇挫折，当局收紧了对媒体的控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拒绝了要求官员披露资产的提案。谢庆奎认为，收紧媒体是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早设防，及与近期对江泽民的批评有关。他认为，最初旨在遏制腐败的举措，受到既得利益者们的阻碍。

　　电文称，谢庆奎说，胡锦涛上任后，采取了一些小步骤给媒体“松绑”，但对媒体的控制目前已收紧。他指的是中共最近“避免讨论政改”的指示。他认为，这直接关系到需要在10月份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前通过限制公众讨论，来展示党的团结。谢认为，中共当局也在担心报纸上、尤其是在一些网站上对江泽民的批评。党将决定是否把江的“三个代表”纳入中国宪法，这是收紧媒体背后的另外一个因素。

　　电文中谢庆奎说，“胡温政府”还提出了要求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公开财政状况的提案，但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否决，其中只有胡锦涛和温家宝对该提案投了赞成票。谢在谈话中表示，该措施尤其会威胁到高层领导人们的子女。来源: 多维▲◆★●■☆


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c1d970101amfo.html?tj=1

 (2013-02-26 军费越花在刀刃，中国军力越强  　　罗 援

　　最近，解放军四总部提出按战斗力标准花钱办事，将经费投向投量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抓住了军队建设的根本，反映了我军的根本职能和战略任务，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的分工有别于其它的社会群体。军队必须强化打仗思想，做好打仗准备，提高打仗能力，坚持打仗标准。口号喊得震天响，训练时花拳绣腿，关键时刻，拉不出去、打不胜，那么，军队工作只能打零分。

　　很难想象一支腐败的军队，能够为国家克敌制胜。现在有研究表明，甲午海战前，北洋舰队的装备并不比日本舰队差。战前20余年，日本对海军的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北洋舰队在战场上遭遇溃败的原因，并非炮舰不坚利，而是与军队腐败有很深关系。据记载，清朝前期，军纪尚可，后期就出现吞吃军饷和用军用装备经商的情况，而且愈演愈烈。当时《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的官兵，终年须住在船上，但实际上有一半官兵晚上在岸上跟家人同住，北洋海军甚至用舰船走私行销鸦片，各种兵器疏于保养，用于练习的弹药被走私倒卖。如此腐败的军队不堪一击显然也不奇怪了。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经费投向投量决定了是建设一支能战斗的军队，还是建立一支享受的军队甚至腐败的军队。现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军队内部的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一些人超标准配车、超标准住房，用公款吃喝旅游；一些人大搞形象工程，变相盖楼堂馆所，极大地破坏了我军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民鱼水关系，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破坏力。四总部的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腐败的资金来源，不朝不该流向的地方投入，不扩大投资的规模，你再怎么腐？你再怎么超？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势头。

　　经费投向投量决定了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和速度。我军原本就军费有限，铺张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投向决策失误也是极大的犯罪。我军还是要提倡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有些单位搞形象工程、门面工程，贪大求洋，其实就是消耗我们的战斗力。有限的经费一定要优先保障军事斗争准备、信息化建设、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建设、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实战化军事训练、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政策制度调整改革等，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不能到处撒金，而要点豆成金，多造令敌人望而生畏的撒手锏武器。

　　经费投向投量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经费的预算、审批、分配、支付、结算报销和审核审计必须机制化、规范化，不能个人说了算。把决定和使用钱的人都规范于制度的框架之内，使其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并接受纪检、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增强财经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

　　我军建军初期，物质条件极为有限，但却屡次击败武器装备胜于我军数倍的对手，靠的就是军队的良好作风。军队的廉洁决定着军队的战斗力，更关系到民心向背。我们期待即将在军队兴起的厉行节约之新风，能够使我军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光荣传统，锤炼成一支拒腐蚀永不沾的强军劲旅。(作者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白宫前官员称奥巴马私下向安倍做出承诺
http://news.sina.com.cn/w/2013-02-27/110426374163.shtml

2013年02月27日11:04  环球时报  2月26日，针对安倍访美，凤凰卫视做如下报道：

　　安倍晋三在访美期间多次在钓鱼岛问题上作出强硬表态，但奥巴马却并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钓鱼岛或中国议题，让媒体认为安倍此行遭到冷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对此表示，其实私下会晤中奥巴马向安倍作出了日本期待的承诺。

　　格林(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在奥巴马与安倍会晤中，他们广泛地谈到了钓鱼岛。

　　记者：你知道细节吗？

　　格林：我不知道细节，但是我从双方都得知一些，从日本代表团和我一些还在政府的旧同事，我认为安倍首相在(华盛顿)听到了他想听的。

　　美国军事战略专家勒特韦克认为，中日持续在钓鱼岛巡逻将会令争端继续发酵，酿成冲突。

　　勒特韦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继续(巡逻)又要避免冲突非常困难。但是我认为这个冲突不会导致一个大的世界战争，或者爆炸、燃烧。我认为这会造成(中日)停止并且改变他们的行为。

　　勒特韦克指出，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办法必须是中日双方都改变行为方式，停止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逻，回到常态。

　　勒特韦克：我认为钓鱼岛问题不能通过会晤解决。这必须通过改变行为才能解决。也就是说(中日)不能出现，或者(在钓鱼岛)巡航，应该回到原来的状态。(凤凰卫视 王冰汝、赖大立 华盛顿报道)

▲◆★●■☆

1990年代以来中国为何不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2242

     2013-2-25：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的基本要素有三条：一、统治精英内部无重大分歧；二、统治精英不断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三、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无重大不满。

　　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政局相当稳定，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最稳定的时期，其基本特征是没有大的社会动乱，大的政治抗议，大的暴力冲突；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大规模的对抗，以及权力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对抗。稳定的政局为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许多人基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共的历史经验以为中国摆脱不了3年一小乱5年一中乱10年一大乱的“规律”，许多人总是担心中国出事，毁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另一些人是等着中国出事，盼望中国早一天“崩溃”。然而20几年来，中国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是中国政局却相当稳定，过去似乎很灵验的“规律”不灵了，许多人虽不免仍然有很多担心，但是一些人恐怕是不能不失望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对中国20几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局势有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局稳定的基本要素有三条：一、统治精英内部无重大分歧；二、统治精英不断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三、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无重大不满。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1990年代以来，政局保持了稳定。如果其中一个或多个条件不具备，政局就无法保持稳定，中国近代以来以及和中国类似的多个国家的政局动荡都是因为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出现问题而造成的。

　　首先，在第一个条件方面，有很多历史经验。1950年代中期席卷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因为统治精英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斯大林的死亡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严厉指控撕裂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统治精英，统治精英分裂引发剧烈的社会政治动乱。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动乱是统治精英内部存在重大分歧所造成的，1978年以前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1978年至1991年，统治精英的重大分歧在于是以计划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还是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经济制度。

　　统治精英内部一旦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政治局势必然动荡不止。1992年中共统一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共识以后，中国的统治精英在相当长时期内已经不存在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分歧。所存在的不同意见只是在速度、方法、切入点、时机这些技术性的事务上，这些分歧比较容易弥合，不致于引起政治动乱。

　　在战略性、根本性问题上无分歧条件下的权力分配，虽然有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已经可以通过妥协、交换、磋商来解决，而不需要你死我活才能解决。事实上，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权力分配过程已经温和很多，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仍然很有尊严，而不像过去一样，失去权力就是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西方国家给退出权力核心的精英舒适的生活，给各政治党派无论在朝在野一定的经费补足（比如以得票率为基准），实际上就是避免赢家通吃、输者全输，缓和斗争的残酷性，避免激化斗争导致政治动荡。中国大陆在1990年代以来已经有了在实质意义上与西方类似的安排，只不过这种安排还未完全程序化和制度化而已，个别时候个别案例不免脱离轨道。

　　其次，在第二个条件方面，如果统治精英是统一的，但是不回应社会的需求，政治动乱将不可避免。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社会的需求会发生变化，统一的统治精英可能顺应也可能镇压社会的新需求，晚清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跟不上社会要求政治变革的需求，蒋介石时期动乱的基本构成是统治精英不能有效回应中下阶层的发展需求。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统治精英基本能够顺应社会的需求，即使顺应需求对原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有所冲击也勇敢推进，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和国有企业民营化，精英内部虽然也有人试图抑制这种趋势，但是绝大多数精英很快就认可了这种趋势。比如引入人权保障机制，这个机制还非常粗糙，但是能够建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也是回应了社会的新需求。类似的顺应社会新需求而引入统治精英过去所不熟悉甚至极力抵制的机制、体制以及制度还有不少。这些尝试和努力不断转化、缓和、消化矛盾，逐渐拆除引发政治动乱的动能。

　　再次，在第三个条件方面，如果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集团有重大不满，动乱也不可避免。这种重大不满一般是由国家经济衰退或出现巨大的通货膨胀所刺激。1970年代末一直到1989年东欧若干国家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最重要的原因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社会动荡，很大的原因也是一场几乎40年来所未见的通货膨胀席卷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安和不满。

　　即使在所谓民主国家，经济衰退、失业率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是政权更替的最重大原因，1989年以后苏东欧国家，独立以后的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以后的西欧北美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民主不民主的区别只在于，在民主国家，广泛的社会不满所导致的政权更替被制度化、和平化，因而引发的社会纷乱规模较小，相对平和，或完全和平。而不民主国家，往往要造成大动乱、暴力，最后以纳粹政权、军事政变、独裁专制收场。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虽然当中也有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经济成长是全面的、普遍的、快速的，只不过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所经历的发展速度不完全一样而已。有了这样的经济成长，社会大众就不会对统治精英有重大的不满，从而保障了社会政治的稳定。

　　展望未来，这三个条件仍然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统治精英有可能在建设民主的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当然在短期内，民主可能还不会成为中国的最重要课题，但是不可能永远不成为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一旦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第一条，精英是否保持基本一致，需要观察。其次，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速度是否跟上社会的需求的快速提升，虽然目前的精英已经表现了巨大的弹性，但是回顾1911年肃亲王对在押的汪精卫的对话仍然是有意义的，肃亲王说，你的主张我们不都在做吗？汪精卫说，我们等不及了，也就是说，统治精英顺应社会需求的改革速度也非常重要，改革速度不能过分落后于社会的需求，否则会引发对抗和动乱。再次，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在多长时间能够保持目前良好的状态，国内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行政的大量、随意的干预，市场的严重分割，巨额的不良资产，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严重的吏治腐败等等都是经济持续成长的阻碍因素，国际上的变化更是不可预测和控制，国内国际的因素一旦发酵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阻挡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社会大众将爆发大规模的不满。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表现出来的弹性以及中共在1949年前曾经表现过的弹性来看，争取这三个条件不出问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国内国际有智慧的人们应该努力工作，为这三个条件不出现问题作出贡献，最后的成果如何，当然要看上帝是否终于愿意放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把，让他们过上安定的日子。来源 : 网讯 ▲◆★●■☆


中国元宵春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focus_on_china/2013/02/130225_cr_spring_lantern_festival_concert.shtml

吴祚来 旅美学者： 2013年2月25日：央视2013年元宵晚会

刚刚结束的中国央视元宵晚会的主打阵容让观众分外眼熟：蔡明继续“毒舌”，郭德纲被不少观众批“废话连篇”。加上相同的主持阵容，简直就是蛇年春晚的翻版。

元宵晚会前，中国媒体“揭短”春晚：曝前春晚总导演王冼平透露在组织春晚工作的时候，台里给她送来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不堪重负，最终选择离开春晚，并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道德底线

蛇年春晚，蔡明与潘长江的春晚小品《想跳就跳》，获得多数观众认可，观众给蔡明的小品投票，似乎证明蔡明小品的价值与表演功力。

这样的结果增加了我的不安，因为我坚持认为艺术应该守住基本原则底线：为了得到小品的笑料，不可以漠视社会基本伦理，譬如不能嘲笑弱者，特别是不能拿别人生理缺憾当笑柄，不能在公共文化空间里想骂就骂，幽默应该建立在对人性的弱点或情节的冲突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的欺凌之上。

现在一些人只追求结果或效果，而不问过程与手段的道德性，而这样的漠视道德观念正是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多年熏陶的结果。人们已不知不觉认同了央视晚会娱乐至上的理念，受众已不再有道德敏感性。我们不仅看到蔡明因“毒舌”而获得美誉，骂人的言辞也初当成小品经典语录晒在网上。

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创办人聂圣哲先生说，如果蔡明这样的小品在文明国家公共电视台播出，可能会遇到家长们的起诉。而一位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则说，蔡明的小品台词是不可能在自己出版社通过出版的方式出炉的。但央视为什么就可以在层层筛选中通过呢？央视在遵循怎样的规则与程序？
隐形控制

央视这样一台影响数以亿计国内外华人的春晚，完全由一个总导演来负责筹划，最终由一个政治审查小组来审查，这是央视制造春晚的全部秘密所在。当人们问及总导演哈文，为什么选择郭德纲时，哈文坦言“春晚并不是由我说了算”，也就是说，总导演也并不是真正的总导演，她身后还有一根线，由隐形人在控制她。春晚前总导演王冼平的告白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央视2013年春节晚会

哈文说自己并不能决定郭德纲入场,但郭德纲与蔡明在春晚三个月之前就获得了当然的入场券,这说明一些人是铁定要上的。上的是人，而不是作品。作品不合格怎么办?修改，甚至可以临场撤换。影响现场效果怎么办？在所不惜，无所顾忌。央视春晚就是这样一道精神大餐，他们做什么，百姓就得吃什么。郭德纲准备了相当长时间的小品被换掉，最后换上一个临时的作品，以反大吃大喝为题材，这个符合中央精神，政治上没有问题。至于艺术表现上没有笑料，没有包袱，那就请观众将就吧。

蔡明的本子换了三稿，最后换成一个没有政治风险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骂架斗嘴，完全是一些想骂就骂的内容，改得整个小品成了骂人经典“汇萃”，春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艺人与编剧的人格尊严在哪里？世界上还有哪个作家愿意如此屈辱，一切听令于上面批示或主角要求，无休止地改稿？

鱼与熊掌

如此令人屈辱的“艺术表演”，为什么艺人们如过江之鲫，趋之唯恐不及？

郭德纲说得直白：这个行里的人是“斗虫”，得像蟋蟀、蝈蝈那样来回斗。为了使自己胜出，艺人需要一个舞台上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当然就是央视春晚。

艺人们不仅失去了艺术创造应有的自由，在强势的央视面前，也没有任何人格可言，这也是众多的老艺术家与成名艺人远离央视春晚的根本原因。鱼亦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名利亦艺人所欲，人格尊严亦艺人所欲，二者也不可得兼。

元宵除夕本是温暖之夜，家庭团圆之夜，家人、族人在这样的夜晚共同守岁，央视本意是为这样的夜晚增添欢乐气氛，由于其垄断性与政治审查，元宵和春晚成为一场有政治背景的名利角斗场。

人们看到的是一场大杂烩，因为不同的力量角逐其中的角色，政治眼光在审查眼光审视春晚节目内容，权贵们又有不同的述求，随意添加着自己的喜好，最终春晚就成为这档不伦不类的文化大杂汇。

不应该有的文化垄断，它有了；不应该有的政治审查，它有了；这是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百病之源。它使艺术家没有人格尊严，也使节目每况愈下，越来越使受众反感与垢病。

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应该有什么呢？应该有开放性，要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由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华人聚居地申办与主办，应该由艺术家、学者、企业家、观众等组成委员会，通过广泛的征集民意，来打造一台献给全球华人的晚会。

本文作者吴祚来，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特约研究员，现为旅美学者，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