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高层掌握内部证据 朝鲜即将核试验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4/22/2353814.html

     新华网 2013-04-22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会面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

　　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对于朝鲜的核试，中国是坚决反对的。那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进行了第三次核试，还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共同做好朝鲜的工作，让他们停止进行核武器试验，停止制造核武器。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房峰辉没有进一步说明，中方认为朝鲜会在何时再进行核试。他说中国政府期望六方会谈的代表能重启已经停顿多时的会谈。▲◆★●■☆


朝鲜挖百米深坑道 韩军严防朝方打“地道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4255

   2013-4-22：朝韩决战，一触即发。驻中国的一位韩国外交官对《亚洲周刊》说：“其实，朝鲜从空中、地面发起的进攻，我们都有办法对付，最担心的还是地下。那些被我们称为‘南侵隧道’的地下坑道，我们前后发现过四条，但究竟有多少，几十年来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军队或许已经在我们脚下，不按常理出牌的北方，一举一动，神神秘秘，这太恐怖了。”

　　60年前朝鲜战争结束，自划定北纬38度的分界线仍处心积虑要进入韩国，他们在100多米深的地下挖掘了多条坑道，从朝鲜那一头，在地下穿过三八线抵达韩国。这条三八线，是长246公里、宽4公里(南北各两公里)的非军事区，风可以穿过，鸟可以飞越，如果人擅闯萄这道藩篱，便旋即引来一阵密集枪声。

　　就这样，人为将一个民族分为两个国家、两种制度。贯穿这三八线的，是令韩国人惧怕的多条“蛰伏”在地下百米的地下坑道。《亚洲周刊》记者曾进入过被称为“第三坑道”的地下秘密坑道。据韩国外交通商部一位官员介绍，这条地下坑道是1978年10月被发现的，由一名“脱北者”、叛逃韩国的朝鲜情报宫揭秘后才发现。坑道已经挖空而逐步在地下推进，其中一个出口距离首尔仅45公里。这令韩国方面吓了一跳。

　　第一条地下坑道是1974年被发现的。一天清晨，一支美韩官兵组成的巡逻小分队在三八线附近的树丛中穿行，一名韩国士兵蹲下“方便”之际，感觉脚下似乎有异常声响，警觉的他赶紧向上报告。经多番寻觅、勘探、挖掘，一段深50米、长三四千米的南北向的地下坑道呈现眼前，地道南向直据美韩军事重镇京畿道的政府机构，距首尔仅60多公里。地下坑道的洞壁，石块间抹着水泥，坑道里布着电线和灯泡，令人意外的是竟然还有轨道、轨道车。据韩方估测，地道的宽度和高度，能在每小时通过近千人的武装部队。

　　第四条地下坑道是1989年5月发现的。韩国军人无意中听到地下传出轻微的机器隆隆声，旋即部署开掘。这条地下坑道，在地下深一百四五十米，总长2050多米，每小时可通过2万至3万武装士兵。

　　据韩国情报部门掌握的情报，这样的地下坑道有十多条，但至今大部分未被发现。几十年来，这些神秘通道令韩国民众心里总是不踏实。如今，韩国除了监控来自北方的天上和地面的军队异动，更是密切监控地下动静，应对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朝鲜的“进攻”。来源: 新华网▲◆★●■☆


习近平下令整军 团级以上干部下连当兵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4/201304230530.shtml#.UXXcNErknkw

2013年4月23日   来源：BBC中文网    

    面对中国军队存在严重腐败问题，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不断下令开展整顿军队运动，他最新措施是要求团以干部下连当兵，到基层锻炼。
    
    中国军队长期存在军心涣散、腐败严重、缺乏战斗力、而且被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分化。习近平希望通过整军来巩固对军队的控制。
    
    据中新社报道，经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日前下发《规定》，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
    
    《规定》要求，当兵和蹲连，主要安排55岁以下的领导和机关干部，没有基层任职经历的干部和连职以下机关干部一般安排当兵。
    
    旅团级单位的机关干部每3年、军师级单位的每4年、总部和军区级单位的每5年，一般应安排当兵或蹲连1次。
    
    《规定》强调，当兵和蹲连人员要自备个人生活用品，按标准交纳伙食费，不得接受宴请，不得游山玩水，不得收受礼品，不得插手基层敏感事务。
    
    习近平上任后，立即著手整顿军队。去年12月，习颁布了军委“十项规定”，禁止中高层军官送礼、饮酒、办大型宴会，规定军中高官不得随意对外发表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讲话和文章。
    
    习近平还频繁视察了军区、战区、武警部队、空军基地、二炮部队，习近平强调部队要忠诚于党，要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提高战斗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中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不少高级将领爆出丑闻。
    
    其中包括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中将和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他们被控道德败坏、包养情妇、滥用职权、贪污受贿。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习近平反贪 至少九名少将以上将官被惩处
http://www.boxun.com/forum/201304/boxun2012/240530.shtml

　　2013-4-23：很难想像一支腐败的军队，能够克敌制胜。早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曾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来概括解放军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除了「肿」有所消外，其余四个字未见根本改观，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就曾厉声警告，「腐败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新届军委主席习近平掌军以来，大刀阔斧整肃军风军纪，从禁酒反奢的「军十条」，到军车换新牌弃豪车，从厉行节约严控经费的「四十条军规」，到让审计「利剑」开刃，军队反腐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至少有9名少将以上将官因腐败被惩处，两人被判死刑。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中将是迄今为止落马的最高军阶将官之一，其仅在担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全军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1995年至2001年间，贪污受贿多达1.6亿元之巨。原总后部长廖锡龙在任时坦言，「军队高中级军官的经济权力愈来愈大」。看来，如何管住军队「钱袋子」，如何监督军费预算和军事资源合理使用，早已引起军方高度重视。

　　内地每年都有数千亿国防预算，今年军费预算就超过7200亿元。近年来，军队在内部推行预算制度改革，加强了对师、团级军队主官的经济责任审计，也有一定成效，但铺张浪费、买官卖官、贪污腐败等现象在军队仍普遍存在。社会上就流传着「穿西装的吃不过扛肩章的」顺口熘，部队吃喝风之盛可见一斑。

　　由于军队属高度机密部门，自成一体，故其运作旁人无法监督。近年来，政府部门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将财政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遭遇到了重重阻碍。可以想像，而今在军队内部推行这项改革更是难上加难，长期存在的长官「一支笔」，以及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很难解决。其实，就监督审计而言，军队内部早于1985年就建立了审计系统，近年来又成立了全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但外部审计缺失，国家审计署无权审计和监督军队财务。

　　习近平主席提出「强军梦」，连下军令从严治军，军队内部已开始显现一定成效。但禁酒反奢，只是给军队立威树风之举，完善预算管理、加强审计监督，从管住「钱袋子」抓起，才是治军之本。此外，未来增加外部审计监督，亦是社会各界所期待。法治治军，应成为军队建设的长期性战略任务。来源：文汇报 ▲◆★●■☆

企业家移民国外是中国经济不幸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3/04/130422_china_rich_immigration.shtml

更新时间 2013年4月22日 : 分析人士指出，导致大量富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还是集中在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前景上。

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表示，“企业家移民是中国经济的不幸，政府应深思。”

许小年4月21日出席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正和岛夜话时回答观众提问表示，在他看来，随着国进民退的趋势愈演愈烈，不只是企业家，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
 
金融界网站报道，许小年认为，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是企业家资源，能够把最宝贵的企业家资源留在国内，这是政府急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说，“真正宝贵的是人。如何把这些人留下来，能够让他们安心在这里投资，首先要保护产权，要有效地保护产权。不能文化大革命，说抓人就抓人，说没收财产就没收财产，这样他没有安全感。这样他不仅移民，他在国内投资都没有计划。”

此外，企业家移民也因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经营环境恶化。当然，这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全世界都一样。许小年呼吁保护产权，奠定市场经济基础，“没有私人产权，不可能有市场经济。”

《201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在今年已达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85%的千万富豪，90%的亿万富豪考虑将孩子送出国留学。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44%正在考虑移民。

分析人士指出，导致大量富人移民海外的原因是复杂的。究其主要原因还是集中在生命财产安全和发展前景上，目前的中国社会还远远不能满足富人或者移民者在这两方面的需求，离开这个国家多是出于一种无奈的选择，当他们在本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移民国外就成了必然选择。▲◆★●■☆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
http://bbs.wenxuecity.com/mychina/708392.html

2013-04-22：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人？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不已。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止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中国虽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官民供养比例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然而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试图把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精减下来，但每一次努力，都遭遇了强力反弹。

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会面，畅谈未来的施政方针。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李克强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为削减政府开支，李克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由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再次成为公众话题。

中国财政要养多少人？

中国纳税人到底养了多少公职人员？在网络上流传颇广的是这样一个数据，200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为291.5万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网友据此推断出全国共有干部3940万人。

但问题在于，这里使用的“干部”的概念和“公务员”“官员”等诸多概念，与李克强所提的财政供养人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规模问题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官方和学界往往各说各话。如官方宣称中国官员只有1000余万人，而学界宣称有7000多万人吃皇粮，其原因就在于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

关于此问题，现在见诸于公开媒体讨论的常见概念包括：官员数量、公务员的数量、干部数量、政府雇员以及财政供养人员等。这些概念按照划分的标准和统计口径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狭窄的党政机关的公务员数量；第二种是财政供养人口；第三种是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由财政供养的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

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的差别较大。财政部2011年出版的内部资料《2007年地方财政统计数据》披露，截至2007年年底，第一种口径的全国党政群机关的人数为1355万人，其中在职的约976万人，离退休和其他人员约为379万人。

第三种口径包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所提出的“七类人”：除了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外，党政群机关中的准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大量行政级别的公务员性质的官员、县乡村中大量由罚款和收费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大约2000万）以及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以上人员合计超过了7000万人。

而此次李克强约法三章中提到的财政供养人口，实际上采用第二种口径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口径来衡量政府的规模。从纳税人负担的角度来说，采用财政供养规模的口径来衡量一国政府规模的大小也是更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所谓财政供养人口，是指由财政来支付个人收入以及办公费用的人员。在中国，财政供养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党政群机关人员，主要供职于党委、人大、政府、政法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机构；其次是各类事业单位人员，供职于教育、科研、卫生等诸多领域；第三种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离退长休人员。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

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本身并不属于上述三种人员中的任何一种，既不是公务员也非事业单位人员，但是中国各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干部大多参照事业单位管理，由财政发工资。例如北京在2011年给全市2600多个社区大约2万名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提高待遇，使之与事业单位相似，而已经实行多年的大学生村官在很多地方也是参照事业单位管理。

根据全国妇联公开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女性人数50.7万人，所占比例为21．7％，据此可以推断出全国村委会人数大约为234万人；而来自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全国居委会人员总数约41.6万人，全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

财政供养人员年增超百万

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

其中事业单位人员占了大头。按照财政部的分类，事业单位即一般预算财政补助开支的人员为3589.8万人，财政承担其工资的60%～80%，其余由所在单位自行筹集；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一般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人员为1553.6万人，他们分布在党政群机关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所需工资和办公经费由财政全额拨付。

还有一类是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其特点是有编制和财政不会给予拨款，但是这些单位有收费权和执法权，人员数量为249.2万人。尽管他们不直接领取财政资金，但同样具备行政或者事业编制，且政府赋予其的收费权和执法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税收和财政权力。

从地域分布来看，财政供养人员3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四个，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南和广东，其中江苏的财政供养规模独占鳌头，高达503.9万人，几乎占全国的1/10，山东、河南和广东的财政供养人口分别为336万人、358.5万人和314.1万人。

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处于200万到300万之间的省份也有四个，分别为河北、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余省级行政区大部分处于100万到200万人之间，只有8个省市自治区的财政供养人口低于100万，其中北京、上海、重庆的财政供养人口都超过了90万。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问题不仅仅是存量巨大，其加速增长的趋势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地方。从1998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3843万人飙升到5393万人，11年间增加了1550万人，年均增加141万人。期间，2007年是一个拐点，当年财政供养人口突然增加了300多万人，增速飙升到7.7%，而此前增速一直控制在4%以内。（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情请见另文《30年机构改革：精简与膨胀的悖论》解读。）

财政供养人口的快速增加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离退长休人员的迅速增加，离休、退休和长休人员从1998年的629万增加到1577万人，平均年增近90万人，占总体财政供养人员增加数量的60%以上。

而且这种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如果一个大学生从22岁毕业进入体制内的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到60岁退休，其总共工作时间为38年。现在在职的公职人员3800万人，假设其年龄是平均分布的，可以推测未来每年将新增离退休公职人员100万人。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老龄化趋势，这意味着未来公职人员中离退休人员将加速增长。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07年、2008年和2009三年财政供养的离退长休的公职人员累计增加了317万人，年均100万人以上，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离退休公职人员占整体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6.4%大幅提高到2009年的29.2%，11年间几乎翻番。

中国现行的养老体制是双轨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在筹资方面，个人不用缴费，全部由财政负担；在调整机制方面，退休待遇调整与在职人员工资同步。5400万体制内人员目前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低于80%，而2008年中国普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两者相差达36%。对于纳税人来说，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税收用来供养近三成“光吃饭不干活”的离退长休公职人员。

财政供养新增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职人员的增加。中国1998年体制内在职人员3214万人，到2009年时增加到3815万人，增加了600万人，接近20%。这种增长态势以2006年（当年在职人员为3366人万）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此前的8年间仅增加了150万人左右，此后三年新增450万人。

按此速度，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或已超过6000万。

中国“官民比”比肩发达国家

中国财政的供养规模从绝对数额来说冠绝全球。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已经太大，超出了财政和国民的承受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民比”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甚至还略低。

衡量政府规模的一个标准是财政供养比，即财政供养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民间称之为“官民比”。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人。两者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即大约23.5个纳税人供养1人。

中国财政供养率在省际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如江苏的常住人口约7866万人，其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为503.9万人，财政供养率为15.6人供养1人。而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超过9400万常住人口的河南省，财政供养率约为26人供养1人，广东为33人供养1人，几乎只有江苏的1/2。

从历史上来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计算了中国各朝代的人口与官吏之比，西汉时的比率为7945：1;东汉为7464：1;唐朝为2927：1;元朝为2613：1;明朝为2299：1;清末为911：1;改革开放初期为67：1;2005年为26：1。

如果和国际横向对比，中国现时的“官民比”从绝对数值来看并不算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与西方的公共部门雇员的概念较为相似，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公共部门雇员约为524万人，日本人口为1.278亿人，其供养比例为24.4人供养1人；8172.6万人口的德国2009年的公共部门的雇员约为439万人，供养比例约为18.4人供养1人。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并不高。如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认为，中国财政供养规模从总量上进行削减是必要的，但是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多，其主要问题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过剩。

但上述进行对比的都是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5万元人民币，按照平均汇率折算为543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可以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中国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适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那些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如果以处于同等水平的“金砖四国”为参照，印度人口12.4亿人，共公共部门的雇员在2005年为1800万人，供养比为69人供养1人，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俄罗斯、巴西的公职人员数分别为1340万人和1056万人，俄罗斯的供养比约为11人供养1人，巴西约为20人供养1人。

也有学者认为，衡量政府规模的大小，不仅要看财政供养率，还要从经济指标——公职人数和本国GDP的比例来衡量，从每百万美元GDP供养的财政人口来看，中国的财政供养规模远远大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健认为，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其“官民比”理应比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其人均GDP的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对公职人员的供养能力也高于中国。中国人均GDP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官民比”却与发达国家相当，以至公务员占GDP的比例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按照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为10.8人，而美、日、德、法和英国每百万美元供养的财政人口分别为：美国1.56人、日本0.95人、德国1.33人、英国2.8人。中国财政供养的负担和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多、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以及英国的4倍。这表明，中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太多了。过多的公务员不仅占用了大量资源、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

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当前GDP的增速约为8%左右，而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平均在3%左右，GDP增速高于财政供养规模的增速，百万美元GDP供养的公职人员将会逐渐降低。

中国财政供养规模的真正问题不仅仅在于人数太多，更在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减少财政供养人口的实质所在。

政府开支增速远超GDP

衡量一个政府规模大小是否合适，不仅需要看其绝对数量，而且要看其投入与产出，即投入的行政成本和产出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政府高企的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一向为世人所诟病。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

政治学博士方建文在《中国能否走出帕金森怪圈》中提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运行的显性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总比重几乎都在10%以上，而且大部分年份增速超过15%，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增速。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980年占5.43%，1985年占6.51%，1990年占9.83%，1996年高达13.11%。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用比1978年的行政管理支出增长了19倍。

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行政事业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低于中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大分别为3.62%、6.67%，7.59%，8.83%、9.42%和10.235%。

财政部没有公开过中国的行政成本数据，一般认为，财政预算科目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大概等同于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以2009年为例，地方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金额为8080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61044亿元的13.2%。

除了正式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还有隐藏在其他科目中的“三公”消费也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元、公款招待3000亿元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第一，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财政部的官员在一次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表示，对于“三公”消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而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有地方财政官员对记者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

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不仅规模大，而且增速快。对于公职人员的待遇和成本，曾经担任过公职的慢牛资本董事长张化桥发明了一个“科长指数”。他在1986-1989年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当主任科员（也就是科长），当时每月工资52元，加上副食品补贴和免费的单身宿舍及医疗保障，综合价值大约是每月130元。而到2013年，同样一个科长的综合价值大约是15000元。也就是说，这25年来老百姓供养一名科长的费用，每年大约以20.9%的复合比例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前2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7%，第三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仅为2%，整个30年的年均通胀率约为5.5%。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一名科长每年消耗的经费以15.4%的速度增长，约为GDP年均增速9.7%的1.5倍。

产出方面，中国公共服务尽管近两年获得不少进步，建立了全覆盖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但是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都仍然很低。

城市化可以作为衡量一国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尽管中国城市化率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已经达到了2012年的51%的水平，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却只有35%。前后相差的16个百分点之中，蕴含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不能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居民独享的福利待遇，包括医疗、住房、义务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

换句话说，只有35%的中国人口能够享受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而财政供养率与中国较为接近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其城镇化率分别为82%、66%和74%。这些国家都采取了有效措施，保障不同区域的公民，包括城市以外的居民均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其涵盖就业、养老、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让中国望尘莫及。

除了覆盖面之外，中国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其他国家也难比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曾经合作发布了《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该报告认为，中国当前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等级”进行的评比结果显示，优秀等级空缺，北京和上海属于良好等级，天津、浙江、广东、江苏位于一般等级，其他省级市则属于不足。

“官多兵少”结构性过剩

为什么中国拥有近6000万公职人员，消耗的财政收入比例和绝对数额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尽人意呢？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透露了一点端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该提法反映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公职人员结构不合理，“官多兵少”，所以才需要“减少领导职数”。

《中国公务员》杂志刊登过一篇文章，批判公务员构成中的“官多兵少”现象，称个别地区和部门“不按规定程序报批”和“突破规定的规格和职数限额”设置领导和非领导职务，有的县竟出现500多位科级干部，有的乡镇出现一正九副以上的乡镇长，甚至在编制确定、人员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几乎“全员皆官”的现象。

“官多兵少”导致的结果是，真正服务于公众的公职人员少，后勤人员即服务于公职人员这个群体自身的人员太多。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何博传在《山坳上的中国》一书中提到，中国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约有1/3是后勤服务性的，实为世界所罕见。

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唐亚发现，尽管美国各级政府年度开支占当年GDP的接近一半，但这些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和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的人头费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头费和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非常高，用于普通公民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的比例却较低，应该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教师和警察等人员的数量。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性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朱光磊归纳为“三多三少”：政工干部比较多、从事机关内部服务的后勤人员和工勤人员较多，而现代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财税、社会保障和各种权利保障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则很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公职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岗位配比不合理：一线窗口人员太少，而后台人员过多。他建议借鉴成熟国家的经验，将两者比例最少控制到六四开，即一线窗口不少于60%。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结构性过剩的另一表现是各级政府机构上下对口，重叠设置。对比英、美等西方国家，其不同级别政府的职责构成，基本上每一级政府只管特定的事情，事权划分清晰，各自负责，谁决策谁执行，谁管的事情出了问题就找谁负责，不会到别的层级去推卸责任。而中国几乎每一级政府都保持相同的机构，每一个机构都希望从下一级政府找到自己的腿。比如军事问题，中央有军委和国防部，各级地方对应设立武装部；再比如外事问题，中央有外交部的统一领导，各级对口设立外事办，人员浪费显而易见。(来源：《凤凰周刊》   编辑：何熠)  ▲◆★●■☆


习、李上台二人便率先垂范力图转变作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4258

　　自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始，二人便率先垂范力图转变作风，而对于改革虽有不少论及但多流于原则性的表述，并无实际动作见诸实行。对此，中共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在4月22日刊文引入一个极为生僻的政治名词——执政风范，称习李上台多欲在相对于政改“难度低、风险低、易于操作、易见效果”的“执政风范”上有所动作，“暗示”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仍在“谋划”之中，至今习李并无触及。

　　4月22日《学习时报》发表了题为《从执政风范看转变作风》的文章。该文将习近平上台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旨在转变工作作风的“新八项注意”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领导层做出的6条规定相提并论，力捧中共执政63年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坚持不懈地倡导和推行新型的执政风范。

　　据该文介绍，七届二中全会，第一代领导人在提出“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的同时，对领导层做出了6条规定，即“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等，不与马、恩、列、斯并列”。不过至此63年间似乎6条规约尽数被突破，显而易见的莫过于“不与马、恩、列、斯并列”。

　　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根本途径有两个层面，其一即为政治体制改革，其二则为新型的执政风范。文章“暗示”，实际上如今习李的动作仅停留在后者上。文章说，相比于政治体制改革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的特点，转变行政风范相对难度低、风险低、易于操作、易见效果，而且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也更容易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习李上台后迅速通过实际动作树立平实、务真、亲民的执政风格，尤其是习近平下令提出转变工作作风的“新八项注意”，力斥贪婪骄纵的官僚作风，一时之间民望大增。

　　《学习时报》的文章亦提到，推行新的执政风范在深层次上意味着行为模式的转变、文化的转变以及政治生态的转变，因而并非易事。他寄望已经将改革纳入“谋划”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适应民众呼声，展现革除弊端的决心，清除现实政治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走过场、讲排场、脱离群众的现象。来源: 网讯▲◆★●■☆


七十年代中日达成搁置钓鱼岛争议共识内幕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62/20130423/17796271.html

2013-04-23  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在“冲绳归还”日本之前的1971年7月，日本外务省整理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绝密资料称，“围绕尖阁群岛主权问题，日华(指台湾国民党政权)相互反驳，将给日华友好合作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如果围绕这一问题日华加深对抗，将为中共给日华友好关系打进楔子提供绝佳口实，因此日华双方政府有必要极力避免将此问题作为重大问题处理”。1972年5月25日，福田赳夫外相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质询中答辩称，“(中国)提出异议的话将很难办。此事不宜闹大”。可见，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

    1972年，在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就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现实方案首次提出“搁置论”。竹人义胜在手记中写道，“我就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说：‘从历史上及文献中，那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周先生只是微笑。他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见解不会改变。这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所以搁置起来，让后代聪明人去解决吧。’他没有让步的意思。”

    同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等人访华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根据前外交部顾问张香山的手记，在会谈进入尾声时，田中提出“借此机会，请问一下贵国对尖阁群岛问题的态度”。周总理说，“此次不想谈，现在提这个问题没有好处”。田中说，“我既然来了北京，对这个问题一点不提，回国以后难于交代。现在我提一下这个问题，回国就可以报告了，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周总理说，“因为发现了海底油田，台湾把这个问题闹大了，美国也蠢蠢欲动”。田中首相说，“那就可以了，无需再言，留待以后处理吧”。出席首脑会谈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证言称，“田中在会谈的最后提出‘共同开发尖阁群岛吧’，周先生明确指出，‘田中先生，那件事以后再说吧’。此后田中未再深究”。

    1972年11月6日。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涉及领土问题”的质询回答称，“过去问题的处理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已经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面向未来的两国友好关系的指针，请从这一角度判断问题”;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不触及尖阁群岛主权问题，显示了‘冻结’或‘搁置’的方针”。

    1978年4月12日，发生大约100艘中国渔船接近钓鱼岛海域事件。4月21日，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发言：“关于尖阁群岛，既然日中两国均主张拥有主权，双方应该通过协商，从大局出发予以处理。具体做法，希望双方以不涉及领有权问题的方式解决。”

    8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为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访华的园田外相。园田说，“关于尖阁群岛，想必您知道日本的立场。故此希望不要再次发生类似的偶然事件”。邓小平立即表态，“我也要说一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应该会找出解决方法的”。园田说：“阁下，我明白了，不必再说了。”

    同年10月25日，访日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与福田赳夫首相的第二轮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称为钓鱼岛，在日本叫作尖阁群岛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拿到这次会谈的谈判桌上来……”同日，邓小平在一场记者会中，留下一段众所周知的名言：“‘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两国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对于邓小平这段话，日本外务省在绝密文件中如是评价：“关于尖阁群岛一事，尽管日本方面没有提出来，但邓副总理表明了立场，‘我看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的好’……进而，邓在记者会见时有这样的表述：‘不希望日中友好的人，就想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下一代的好’，可以说中国方面已尽力表明了所能表明的最大限度的态度。”

    1979年5月31日，《读卖新闻》在题为“不要让尖阁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的社论中归纳道：“尖阁群岛领有权问题，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之时，在去年夏天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际虽然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均以所谓‘不涉及’方式得以处理。总之，日中政府间达成谅解，即日中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保留这一问题，以俟将来解决。中日间的这一谅解虽末写入共同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但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政府对政府的庄严‘承诺’。”▲◆★●■☆


▲ (作者倪志敏是日本龙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文节选自由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钓鱼岛主权归属》一书，该书出版纪念会4月22日在北京举行。)



三峡工程又一惊天秘密曝光:令美日彻底傻眼
http://www.shuoa.cn/toutiao/tt7/2013-04-19/4123.html

     互联网 2013-04-19：美国《防务周刊》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送交国会的《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中指出，台湾为了吓阻大陆，可能考虑瞄准大陆基础设施，例如三峡大坝。此言一出，立刻在美国和台湾引起巨大震动。美国两岸问题专家谭慎格称，国防部能公开讨论台湾如何进行报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攻击三峡大坝“绝对是个好主意”。

    实际上，早在1958年，三峡工程人防安全问题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决定兴建三峡工程，要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愿。1959年，中央开始规划三峡工程，考虑到战争因素，同时也开始了对大坝人防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家成立的人防小组汇集了60多名各方面专家，从1959年到1961年，首先进行了三峡工程抵御常规武器袭击的实验，取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实验数据。近十多年来，仅模拟尖端武器的试验就达200多次。

  从1964年到1972年，我国科学家曾对4座模拟大坝进行了7次核武器轰炸实验，取得了极其珍贵的数据。实验显示的最严重情况是，当大坝被100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命中时，会产生1000米溃口。从1978年到1988年，专家又连续进行了三峡溃坝实验，研究大坝在遭受核武器袭击后，溃坝洪水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少损失的对策。

    兴建三峡工程是党和国家经过长达30多年的反复论证后才决定的，对三峡大坝可能成为未来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早有考虑。因此，在建设大坝的同时，我国也构筑起了一个严密的防御网。虽然工程全部竣工要到2009年，但有关的防御早就部署就绪，并仍在不断加强。

    实际上，早在1958年，三峡工程人防安全问题就已经提到议事日程。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决定兴建三峡工程，要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愿。1959年，中央开始规划三峡工程，考虑到战争因素，同时也开始了对大坝人防安全问题的研究。国家成立的人防小组汇集了60多名各方面专家，从1959年到1961年，首先进行了三峡工程抵御常规武器袭击的实验，取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实验数据。近十多年来，仅模拟尖端武器的试验就达200多次。

 从1964年到1972年，我国科学家曾对4座模拟大坝进行了7次核武器轰炸实验，取得了极其珍贵的数据。实验显示的最严重情况是，当大坝被100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命中时，会产生1000米溃口。从1978年到1988年，专家又连续进行了三峡溃坝实验，研究大坝在遭受核武器袭击后，溃坝洪水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少损失的对策。

    兴建三峡工程是党和国家经过长达30多年的反复论证后才决定的，对三峡大坝可能成为未来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早有考虑。因此，在建设大坝的同时，我国也构筑起了一个严密的防御网。虽然工程全部竣工要到2009年，但有关的防御早就部署就绪，并仍在不断加强。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黄万里惊人预言：中国“三峡大坝”将被迫炸掉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着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婆婆眼中成功媳妇的10条标准
http://blog.cntv.cn/12376329-4328792.html

2013-04-23：现在的婆婆大多是读书人，是有文化有知识甚至是很有涵养有女人，她们不太会跟媳妇产生正面的意见交锋，毕竟，和谐社会的建立是需要依靠千千万万个家庭和谐串联起来的，家和才能万事兴，而家庭和睦是需要所有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既要有慈祥善良体谅小辈的公公婆婆，又要有尊老爱幼的儿子媳妇，还要有积极上进努力学习的孩子。

然而，作为大家庭中的外来人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之前，婆婆对媳妇的生活习惯、生活喜好、生活节奏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就是这个绝对的陌生人竟然要跟自己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因此，婆婆对媳妇有点要求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于婆婆而言，理想中的媳妇应该在十个方面可以让自己感到称心如意：

▲1、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如果赚得钱能够为小家庭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能够为加快家庭奔小康的步伐那就更好了。

▲2、具有巧妙妥善并处理好婆媳关系的技巧，有能在婆婆那里承受天大委屈而依然能够委曲求全的能力，能够时刻顾及家庭利益的全局。

▲3、有协助老公努力拚搏事业的能力和耐心，能够耐得住事业成功前的寂寞，能够在老公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鼓励。

▲4、心地善良和感情专一，热爱自己的老公和孩子，全力维护自己小家庭的利益，能够精心经营好家庭成员的感情生活。

▲5、能够尽力管理好家庭事务，最好能有理财方面的天赋，能够花心思打理好家庭琐碎的家务，并把家庭整理的井井有条和秩序井然。

▲6、能够协助老公帮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认真和努力地完成学业，并把孩子培养成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最好是能够光宗耀祖的人。

▲7、能够孝敬公婆和长辈，既要做到孝敬老人，对老人关怀备至，又能做到顺从老人，让老人能够有一个心情舒畅的生活环境安享晚年。

▲8、具有社会公德和社会道德，能够有仁爱之心，在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适当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力所能及地帮助弱势人群。

▲9、家庭开支管理合理有度，逛街不乱买衣服，不乱买不实用的东西，具有约束和抑制自己盲目购物欲望的自制能力。

▲10、不沾染任何的不良嗜好，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吸毒以及没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然，在当今世界上，要找到同时符合这十全十美标准的媳妇是不可能的，就算有这样的女人，俗话说：“好马配好鞍”，那应该要有多么优秀的男人才能配得上？所以，婆婆们也知道，自己的媳妇如果能符合其中某几条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