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党报披露：习近平指若全盘否定毛泽东天下大乱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182.html

　　星岛环球网2013-05-08消息：一名中共党史权威透露，习近平在党内强调，如果文革之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那中共还能站得住吗？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昨天在《光明日报》撰文，解读习的“两个不能否定”。对于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文章指出，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共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共、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

　　齐彪透露，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文章强调，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党报披露：习近平指若全盘否定毛泽东天下大乱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182.html

　　星岛环球网2013-05-08消息：一名中共党史权威透露，习近平在党内强调，如果文革之后全盘否定了毛泽东，那中共还能站得住吗？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齐彪昨天在《光明日报》撰文，解读习的“两个不能否定”。对于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文章指出，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失误、错误，是历史长河中的片段和支流，不能把这些错误与整个时期等同起来。

　　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共的全部历史与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作为中共、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

　　齐彪透露，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文章强调，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决不能让某些敌对势力在党和国家的根基上构筑“蚁穴”、打开缺口。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定力。


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153.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5月8日发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的文章，题为《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文章如下：

　　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

　　与外国人交谈，常感到他们眼里的中国与我们的看法差距较大。最近一次带给我强烈感受的，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加伦论坛。

　　5月初，这个有“小达沃斯”之称的论坛在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伦举行，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和杰出学子云集在这里探讨世界大事。几天下来观察到的是，大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感兴趣，同时又误解颇多。最集中提到的问题是：作为新生世界大国，中国将如何对待和领导世界？

　　在讨论中，我以自己在国内演讲时的经历为例谈到，每次问听众是否赞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时，很少有人会举手，但是问到哪个国家在世界上排第二时，听众又往往莫衷一是，这很能说明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主持人当场动议，请赞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的人举手。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把手举得高高的，而同时场内却回荡起参会的中国人此起彼伏的声音：“No”。外界和国人的看法如此不同，国外普遍认为中国成长了，世界大国排位第二当仁不让，而我们则坚信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许多方面还远远排不到世界第二位。

　　我向听众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也许外界从经济总量上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一面，但是中国人刚刚走出为衣食奔波的年月，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普通人看到的是眼前的现实差距和挑战，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更加冷静的判断。在座谈会上，我还介绍了“中国梦”包含的是每个人、每个家庭质朴的愿望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追求，“城镇化”将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而“依法治国”则是进一步改革发展的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与国际合作，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机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维护和平与推进合作。

　　在会场内外，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人士还是青年学生，都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也有些人的观点尖锐刻薄，可以看出他们一直以来获取的信息相当片面。比如在钓鱼岛之争上，就有人认为中国太强硬，是在恃强凌弱。有些人对西藏的今昔一无所知，却张口闭口种族灭绝。荒唐的错误信息被不断重复以至于让人笃信不疑，这导致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强烈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充满担心和不安；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有诸多“不正确”。很多人对中国国家机构换届和新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但是他们的推理和发问完全从偏见的视角出发，与现实南辕北辙。

　　显然，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影像是不重合的。其实国人的看法也相当多元，折射出中国正处在发展中的现实，各方面成就不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但是，如果外界单向度、片面地打量中国，就看不到完整的影像。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偏见，一些出席论坛的中国学生主动站出来介绍中国，赢得敬意，他们身上闪耀着年轻一代自信的光芒。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了解中国的人士，表达了对西方种种偏见的愤懑，也有人希望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可以看到，理解中国、渴望沟通的力量也在成长。

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3年5月6日电／学习时报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个人通过奋斗和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是，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福祉逐步增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让中国梦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社会流动出现新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分层相对简单和封闭，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和一个阶层，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其他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级式阶层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即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流动困难重重、障碍种种。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一般是终身制。不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着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所谓社会分层“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以后，各阶层的身份基本固定，某个群体欲改变身份极为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他身份群体。比如，工人的后代长大以后仍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在家务农或进城当农民工，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谓社会流动“缓慢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与社会分层凝固化有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等先赋性因素，都在阻碍着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进多出少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富二代”、“官二代”是这种“缓慢化”典型表现。第二，目前社会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即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农民工回流农村的比例很低、速度缓慢。

　　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成员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更致命的威胁是粉碎了在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努力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终将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

　　整合社会阶层结构　实现中国梦，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要做到机会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调整，构建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的门槛过高，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后，高考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有些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毕业生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产生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表明财富、社会地位以及贫困都开始继承和传递。其实，存在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低于高职生，乃至低于农民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提供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会学家看来，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憧憬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陈云林拜会连战：两岸倒退 同胞不会答应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305/t20130507_188873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7  原标题：陈云林拜会连战：倒退是没希望的！

　　星岛环球网消息：前大陆海协会会长、现任海协会顾问陈云林受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暨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邀请，6日抵台展开8天行程，会见台湾的老朋友。连战昨晚（5月6日）设宴接待陈云林，两人互相推崇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贡献，陈云林还说，他30多年公职中，其中近20年都和台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结下难解的缘，未来会将有限的力量投入无限的为两岸人民服务的工作中，两岸关系倒退是没有希望的，两岸同胞都不会答应。

　　香港中评社报道，这次陪同陈云林访台人士包括其夫人赖晓华、海协会副会长李炳才与夫人马晓明、中央台办政党局副局长王育文等人。出席晚宴共50多人，包括连战夫人连方瑀、台中市长胡志强、故海基会前董事长遗孀辜严倬云与其子台泥董事长辜成允、前“总统府”资政徐立德，与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林丰正、洪秀柱、曾永权，以及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张荣恭、“考试院长”关中、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前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等人。

　　连战说，陈云林第七次来台湾，这是他许多年来首次具名邀请两对贤伉俪来访问，主要是感念他们和许多朋友许多年来对两岸同胞、和平发展所做的贡献，表达一点心意，同时借此机会让陈云林与李炳才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之下，与夫人手牵手游览台湾风光美景，享受人情与友谊，尤其为台湾同胞做了这么多事情，看看他们的生活，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连战表示，陈云林从国台办到海协会，任职两岸相关职务超过16年，几乎可说“一生精华岁月都奉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年前两岸关系从严峻的状况，走到今天和平发展的境界，陈云林、李炳才所领导的团队可说是功不可没。

　　连战说，他2005年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到大陆去访问，进行和平破冰之旅，“箇中辛劳曲折，会长点滴在心头”，当时 ??陈云林以国台办主任的身分全面支援，是成功的访问，他心存感激。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开启两岸历史性新局，十八项协议成果都与人民直接相关，都是来之不易的事。

　　连战指出，以陈云林在两岸关系首屈一指的丰硕经历，两岸和平发展一定需要其协助与贡献，未来相信他会以丰沛精力，继续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陈云林则表示，他2008年11月第一次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队伍访台，在同一地点接受连战宴请，当时 连战对他说，两岸两会协商圆了辜汪心愿，建立了两岸制度性协商与互利基础，象征两岸和平发展，5年来，两岸协商成果丰硕，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

　　陈云林说，自己刚卸下公职，“第一件事情也是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想到台湾来”，希望到台湾看望多年来的好朋友、老朋友与前辈，并对这些于两岸关系有所贡献的人深情地说声“谢谢你们”。

　　陈云林说，他30多年公职中，其中近20年都和台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结下难解的缘，他对台湾的感情因了解而深入，热爱而激发使命，未来会将有限的力量投入无限的为两岸人民服务的工作中。


按规定不仅钓鱼岛归中国 琉球也可再议
http://news.cntv.cn/2013/05/08/ARTI1367961208548712.shtml

2013年05月08日 原标题：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厘清钓鱼岛问题①)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基本见解》，声称：“该列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列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马关条约》及其第二款

　　《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对同时让与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什么仅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进行了模糊表述？从日方公开的有关《马关条约》交涉议事录的记载，我们可见日本政府在条约中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用心。

　　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弁理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尖閣諸島の之領有そめぐる論点》一文中。在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在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鉴于日方的表态，李经方同意对台湾附属各岛屿不逐一列名的处理。

　　水野谈话表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从这一点看，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这段对话还表明，日本政府会谈代表水野有意隐瞒另一个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3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

　　1885年至1895年的10年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建立“国标”，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甲午战争日本即将获胜之际，日本政府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钓鱼岛等岛屿“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事实上，关于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冲绳县并未立即执行。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上完全不知情。

　　既是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二、钓鱼岛早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明确记录了从澎湖列屿经钓鱼岛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别记录钓鱼岛为中国台湾所属：“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岛是当时对台湾的称谓。上述航路，不仅准确记录了钓鱼岛与台湾岛等岛屿之间的地理关系，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钓鱼屿是台湾所属小岛。《日本一鉴》是具有官方文书性质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列屿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

　　在明清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省辖地。光绪十一年（1885），鉴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和侵略，台湾防务形势严峻，台湾在行政上以一府的地位难以应对，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建省以前，钓鱼岛列屿作为台湾府所辖之岛屿纳入福建海防范围。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其中《沿海山沙图》中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绘制的《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与台湾岛作为同一个防区划入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黄叔璥任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乾隆元年（1736）他“以御史巡视台湾”身份作《台海使槎录》（又名《赤嵌笔谈》），其卷二《武备》列举了台湾所属各港口，不仅将钓鱼岛视为中国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府管辖。

　　《台海使槎录》是公文文书，其影响甚广，此后史家多有引用，如乾隆年间的《台湾府志》，基本引用了上述内容：“台湾港口”包括“钓鱼台岛”。类似记载在其他官员的公文文书中也屡见不鲜，如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巡视台湾兼学政监察御史范咸著《重修台湾府志》明确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已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属于台湾府辖区。同治十年（1871）刊行《重纂福建通志》，其中《台湾府·噶玛兰厅》载：“北界三貂，东沿大海……又山后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类似记载见于余文仪著《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著《台湾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玛兰厅志》等史籍中。

　　此外，法国人蒋友仁1760年绘制了《坤舆全图》，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中有彭嘉、花瓶屿、钓鱼屿、赤尾屿等，把上述各岛屿均置于台湾附属岛屿中。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图中绘有花瓶屿、澎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均涂上中国色，表明为中国所有。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了彩图《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将钓鱼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红色，将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冲绳本岛绘成绿色，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台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

　　综上所述，尽管日方力图割裂钓鱼岛与中国台湾的历史联系，并一再否认《马关条约》中的“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但大量历史文献表明，中国政府将钓鱼岛纳入台湾辖下，从海防和行政两个方面都对钓鱼岛实施了长期的有效管辖，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屿不仅有中国渔民长期经营，而且至少从明代中叶开始就纳入中国政府的海防范围，由中国政府采取了实际管辖措施。这一历史事实，比日本所称1895年1月内阁决定窃据早了三百几十年。

　　三、钓鱼岛与甲午战争及“冲绳处分”

　　日本内阁秘密将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县管辖，与甲午战争有关，也与日本的“冲绳处分”有关。冲绳本是琉球王国所在地。琉球王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明初即接受明朝皇帝册封，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藩属国。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派出册封使到琉球，此后历代册封使不绝于途。日本幕府末期，日本与琉球相邻的岛津藩主强迫琉球向自己进贡，但琉球王国照旧向清政府纳贡称臣。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明治政府开始显现军国主义倾向，矛头指向朝鲜、琉球和中国。此后，日本利用各种借口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的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日本利用琉球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所在地居民杀害一事，向清政府问罪。口实有二：琉球民是日本属民，台湾南部“番地”是无主地。日本派出的交涉使把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说的台湾番地是“政教不及之所”，偷换概念，变成“政权不及之地”。1874年日本蛮悍地派兵侵入台南，引起中日之间严重交涉。那时候，日本国力尚不能与清朝抗衡，在取得清朝50万两白银赔款后退兵。征伐台湾与侵略琉球是同时进行的。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提出，阻止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1875年，日本天皇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册封关系。1877年底，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东京考察了琉球问题后指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台澎之间，将求一日之安不可得。”1878年10月，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谴责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朝朝贡为“背邻交，欺弱国”，是“不信不义无情无理”。1879年，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设军队的琉球，将琉球国王强行解到东京，吞并琉球王国，将它改名为冲绳县。这在日本历史上美其名曰“琉球处分”。

　　日本此举立即引起了清政府的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展开了琉球交涉。日本提出了“分岛改约”方案，即把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琉球本岛以北诸岛归日本，试图诱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吞并琉球，但必须以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为前提。《修好条规》是1871年中日之间缔结的建交条约，是一项平等条约。所谓修改条约，即是清政府允许在《修好条规》中加入日本人在华“一如西人”，享有与欧洲人在华通商“一体均沾”的权利。清政府提出了三分琉球的方案，即北部原岛津藩属地诸岛划归日本，琉球本岛为主的群岛还给琉球，并恢复琉球国王王位，南部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待琉球复国后送给琉球。1880年，清政府正在处理在伊犁问题上与俄国发生的纠纷，准备对日退让，便与日本议定了分岛改约方案。中方随后认识到分岛改约方案无助于琉球复国，改约徒使中国丧失权利，分岛改约方案未及签字。1882年—1883年间，中日就此问题的谈判仍在进行。在讨论重新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清政府再提琉球问题，日本外相表示把修改贸易条款与琉球问题分开，清政府谈判代表反对。问题一直拖下来。直到1887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向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提出，琉球问题尚未了结。但日本已经把琉球据为己有，对清政府的态度就不管不顾了。琉球处分问题在中日之间成为一个悬案。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885年—1895年之间日本政府（包括琉球政府）商讨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的问题。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是与日本完成攫夺琉球并进而指向台湾联系在一起的。

　　《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但是，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移民趋向年轻化 20%富人有移民意愿
http://society.stnn.cc/minsheng/201305/t20130508_188914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原标题：中国移民越来越年轻化

　　星岛环球网消息：2013年3月，一则白领为移民而卖房卖车奔赴新西兰卖水果的新闻见诸报端。这位80后作为白领移民样本广为流传，移民的脚步越来越轻。

　　《燕赵都市报》报道，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而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

　　北京资深移民顾问韩永亮如此概括当前中国移民的特点“富人移民”。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于2012年发布的中国首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以精英移民为主要特点，主要群体是高学历、高净值人群。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当前移民潮的主要人群是投资移民，但技术移民在数量上仍占据绝对优势。“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向主要国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人数比例大约在10：1左右。”“大众阶层出现的投资移民现象，是此次移民潮不同于以往的最明显特征。”王辉耀说，当前的移民除了“有钱”，还呈现出“有学历”、“年轻化”的趋势。

从偷渡客到有学历、年轻的精英移民

　　王辉耀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发生过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期，大量的广东人和浙江人纷纷以“偷渡客”和“打工者”的身份，吃了移民的“螃蟹”；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个世纪末，其中以技术移民为甚；而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次移民潮当中，“带着大量财富出国”，成为现阶段移民的最大特色。

　　根据《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2年末，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达到了1026万人，其中近20%的人有移民意愿，即超过200万人的大众富裕阶层有移民的想法。“1994年，加拿大对中国开放移民政策，但直到1997年，才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北京的移民顾问赵丹对中国移民阶段划分有不同理解，但他也认为，中国当前正经历着又一次移民潮。

　　30年前，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大约三分之二是亲属移民；目前，三分之二的移民是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申请者、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技术人才、专业人士、投资者和企业家。

　　“我国的技术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留学—工作—移民’这种路径留在海外的。”王辉耀说，他们绝大多数是国内的尖子生，至少会在国外获得学士学位，而且，大部分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最后选择滞留不归。

　　根据美国橡树岭联合大学的统计，自2001年至2009年，有58%～62%的外国留学博士在毕业5年后仍然选择留在美国，其中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国博士生滞留率最高，最高时达98%。

　　在赵丹看来，移民者的“高学历化”与“低龄化”并不绝对。

　　“技术移民的申请人，相对年轻，25岁到40岁居多，学历高、英语流利，满足移民国家职业需求。”赵丹说，以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打分机制为例，21岁至36岁为满分，若超龄，每多一岁减一分。

　　至于投资移民，赵丹表示，由于对资产有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一定的管理经验，所以年龄较大，多在35岁至55岁之间。

从主流发达国家到多元目标国

　　根据《中国移民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移民潮不仅带来移民数量上的空前增长，还带来“移民地图”的变迁。

　　“以前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人会移民，以福建最为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移民村’。”从业9年的移民专家张跃辉说，“在福建，如果你上学，可能借不到钱，但是如果想偷渡到国外，会有很多人借钱给你，因为后者的回报率大家都有较高的预期。”

　　而如今，除了沿海地区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移民潮将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过渡”，张跃辉说。

　　现在，中国人的移民目标国仍以主流发达国家为主。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传统移民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最受移民欢迎，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王耀辉认为，美、加、澳、新之所以成为移民最热门的国家，与这些国家人才发展环境良好有关，而开放的移民政策，让向往这些发展环境的人才实现了移民梦想。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谓的自由、开放、多元的移民政策，都是建立在‘学历’和‘技能’限制之上的，写满了‘只欢迎人才’。并且，根据人才层次，有分别不同的待遇。这是典型的为人才竞争服务的移民制度。”王耀辉说。

　　实际上，尽管这几年来投资移民如火如荼，但近来，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已出现向技术人才倾斜的趋势。

　　2013年4月17日，美国参议院公布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本次法案包含以下新措施：1、增加创业签证；2.将H-1B(临时工作签证)的上限从6500提高到110000；3.取消对杰出人才的限额；4.增发25000个STEM领域(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签证。

　　“如果这一法案最终通过，将极大地保证美国作为‘世界人才磁铁’的地位，对于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也将明显加大。”王辉耀说，对技术移民来说，寻求更好的工作创新环境是其主要的移民原因。

　　“移民的原因，一般而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某个阶段发生某些事情，刺激了某种因素，使得某种原因更加凸显。比如最近的雾霾天气、上海死猪事件，很多人就会对环境和安全有所忧虑，移民意愿更加强烈。”张跃辉说。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许多欧洲小国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也成为“移民地图”的新成员。张跃辉称，当前许多欧洲国家推出的“买房移民”的低门槛政策，吸引了不少国人，比如，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小国，让国人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从自我封闭到主动参与公共事务

　　尽管当前的移民主体是“富人”，然而，近年来，普通人的移民意愿与日俱增。张跃辉甚至认为，当前普通老百姓的移民意愿更加强烈，只是因为缺少资金，有心无力。

　　事实上，不少都市普通白领开始钻研各国的移民政策，为此不惜孤注一掷。比如，34岁的葛今。

　　葛今是深圳的白领，有稳定的工作，也有房有车。然而，葛今决定卖房卖车，选择新西兰的“创业移民”之路。如果你英语雅思平均4分，有一份150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证明，和一份足够打动审批官的商业计划书，就可以获得工作签证，继而转为永久居民。在葛今之前，有不少通过相同方式实现移民的“前辈”。为了获得“绿卡”，他们必须在当地有自己的生意，于是，很多人在当地卖水果、开杂货铺。

　　但是，王辉耀认为，我国移民的主流群体仍然是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富裕阶层，白领阶层尚未成为移民主力。

　　根据《福布斯》调查中的标准，资产60万～100万元才算是大众富裕阶层，这部分人有1000多万，而白领阶层的标准会更低。有研究将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人群都纳入白领阶层，计算出来的人数可能上亿。“而我国移民的数量每年只有10多万人，这样的比例，实在不能说是普遍。”王耀辉认为，白领移民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毕竟只是个案。

　　韩永亮不建议白领卖房卖车去移民，“如果你的积蓄仅仅够移民的话，你在国外，仍然要面临生活、找工作的巨大成本，如果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话，很可能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倾其所有是移民前的顾虑，而移民后，普通白领也要面对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心理落差。

　　赵丹认为，移民者不能把国外想象成天堂，既然选择了移民，就应坚持，“第一年吃苦，第二年找苦，第三年不苦，经过几年的过渡，还是可以很快融入。”

　　王耀辉则认为，和早年的移民相比，新一代移民者的观念已经变得开放，“很多移民者的海外生活不再以谋生为主要生活目标，而是拥有了更强的融入意识和能力。”

　　传统的海外华人，往往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参与移入国的社会事务。

　　如今，海外华人的这种现状正逐渐发生转变。王耀辉说，如今的技术移民因其受教育程度高、语言能力强、职业层次高、经济状况好等特点，融入意识、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改观。

　　比如，2011年3月，法籍华人吴振华就出任法国执政党 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政治局委员。在2011年5月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22位华裔参选，7人胜出，参选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在英国地区议会2011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共有9名华人参加，6人获胜，其中5人以选区最高票当选。“海外中国技术移民正在以参与投票、选举、关注社区建设、组建华人社会团体等多种方式，实现对移入国公共事务的影响。”王耀辉说。▲◆★●■☆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200.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联合早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作者郑永年。文章如下：

　　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尤其是亚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其崛起进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战略选择。这里主要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一些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很不同。中国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政府层面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社会层面更是如此，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民族主义派，都可以毫无理性地“理直气壮”来维持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利益”，把自己视为是“爱国的”，而把一些真正理性的声音视为是“卖国的”。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互动而强化的结果。

　　中国的反应是本能式反应

　　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能说最近中国的反应没有任何理性。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必然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中国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时候。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对中国的作为进行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反应。如果是本能式的反应，那么最终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甚至完全走向反面。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中国现在的反应是战术层面的，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反应。在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人们看不到有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这尤其表现在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假定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不管如何地不合理，日本现在实际上控制着钓鱼岛。即使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实际控制权，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不会承认。如果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相互的仇恨并把此延伸到下一代。那么，如果假定中国具有战略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中国有限的战略目标似乎只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是具有争议的”。逻辑是：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日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探讨双方如何来解决问题。但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象现在那样做下去。因为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同样，也不难看到，这种把战术当成战略的情形也存在于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人们因此可以推论说，这是中国目前的一种普遍性外交思维方法。但正是这种思维方法才是中国领导层应当担忧的。

　　很多人对中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战术当成战略。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现代化。不管人们对现代化的重点有不同的理解，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共识。尽管自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更现代了，但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仍然是最高的国家战略。实现内部的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内的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牺牲掉国际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中国各方都一直在强调，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不怕自己的现代化过程被打断。但这仅仅是一种义和团主义式的反应，是千万要避免的简单的英雄主义。人们必须再往前一步，如何确保中国有能力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不被国际环境的变化所打断。

　　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前面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不得不被打断。但现在的情形毕竟不同了，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可以主动避免日本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是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当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特点是，主权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人（包括日本人）会相信，中国为了现代化而会放弃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是这样；前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象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很多人对中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战术当成战略。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现代化。不管人们对现代化的重点有不同的理解，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共识。尽管自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更现代了，但现代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仍然是最高的国家战略。实现内部的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内的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牺牲掉国际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中国各方都一直在强调，为了维护核心利益，中国不怕自己的现代化过程被打断。但这仅仅是一种义和团主义式的反应，是千万要避免的简单的英雄主义。人们必须再往前一步，如何确保中国有能力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不被国际环境的变化所打断。

　　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前面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不得不被打断。但现在的情形毕竟不同了，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可以主动避免日本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是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当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特点是，主权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人（包括日本人）会相信，中国为了现代化而会放弃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是这样；前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象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作调整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互相成的。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前面已经所讨论过，通过不负责任（例如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崛起的大国最终归于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政治精英必须理性和清醒

　　也很显然，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既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内部的现代化与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担忧的地方。一旦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印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失控，很容易导致局部的甚至是全面的冲突。一旦中国的崛起被外界视为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急剧的恶化。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悲观，可能是如下两个场景之一。第一是重复大国崛起的悲剧，即中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归于尽。第二是自我击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周边和其他大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围堵”或者“遏制”中国，就像从前美国和其盟友对付前苏联那样。

　　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不过，现实刚好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民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人的确为国家变得强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则被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的悲情所感染，觉得中国“雪耻”的机会来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抛弃低姿态外交，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亮剑”的时候了。

　　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这种现象在从前的很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很多民众心态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政治精英的选择成为关键。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众一样，或者为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那么国家必然走向灾难。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崛起的最基本的原则。耀武扬威必然走向失败，这不仅对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酷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改革迫切需要加入一批"狮子型"干部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16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人民日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改革迫切需要加入一批“狮子型”干部。文章如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如何使用干部推动改革发展？最近一位地方领导同志提出：要重用那些政治上强、能够驾驭全局、敢抓敢管的“狮子型”干部。这一形象的提法引人深思，因为现实中“狮子型”的干部能干事、能成事，却往往“一将难求”。

　　长期以来，人们提倡“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式干部。此类干部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甘于奉献、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业绩，是干部队伍的主流和基本力量。但是，在改革浪潮里中流击水，特别是在一些问题较多、矛盾突出的地方，既需要“老黄牛”式干部的“韧劲”，也需要“狮子型”干部敢想敢干的“闯劲”。

　　“狮子型”干部们“虽是搏兔，亦全其力”，个性鲜明，不畏阻力；为人正直，敢抓敢管。他们不同于大多数岗位需要的“循吏”，更多是驾驭全局、破题改革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主政一方的党政“一把手”，更需要这种“狮子型”干部独当一面，凭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厘清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干部使用上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搞千人一面，关键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擅长改革攻坚的“狮子型”干部本应委以重任，但实际中却可能得罪人，在推荐选拔干部时也可能得票不高。这是因为，在有的地方，个性鲜明、说话直接者，可能“不会做人”；做事有魄力，雷厉风行者，可能“不够灵活”。相反，一些善于推诿塞责、文过饰非的“鸵鸟型”干部，好大喜功、自吹自擂的“孔雀型”干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病猫型”干部，却通过包装、化装、伪装，成功“上位”。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要求组织部门知人善任，莫让“狮子”如“千里马”一般，“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知人之法，在于责实”，鉴别、培养“狮子型”干部，不光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实绩才是最终的试金石。“狮子型”干部最大的优势是“有才”，最大的特点是“能干”。唯其有才，更不能放松对德的要求；唯其能干，更应该严格地监督。“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小过不惩，必为大患”，只有把德放在首位，让监督实起来、硬起来，才能使干部干成事的同时不出事。

　　“狮子统帅的绵羊部队，能够打败绵羊统帅的狮子部队。”拿破仑的名言强调了“一把手”的统率力、决断力对于队伍战斗力的决定性作用。列宁也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释放改革这个中国最大的红利，除了继续提倡“老黄牛”精神外，迫切需要把“庸吏”果断调整下去，把一大批有魄力、敢创新的“狮子型”干部坚决充实上来。▲◆★●■☆



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08_1889153.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星岛环球网消息：《人民日报》5月8日发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的文章，题为《中国人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文章如下：

　　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

　　与外国人交谈，常感到他们眼里的中国与我们的看法差距较大。最近一次带给我强烈感受的，是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加伦论坛。

　　5月初，这个有“小达沃斯”之称的论坛在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伦举行，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政商领袖和杰出学子云集在这里探讨世界大事。几天下来观察到的是，大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感兴趣，同时又误解颇多。最集中提到的问题是：作为新生世界大国，中国将如何对待和领导世界？

　　在讨论中，我以自己在国内演讲时的经历为例谈到，每次问听众是否赞同“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时，很少有人会举手，但是问到哪个国家在世界上排第二时，听众又往往莫衷一是，这很能说明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主持人当场动议，请赞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的人举手。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把手举得高高的，而同时场内却回荡起参会的中国人此起彼伏的声音：“No”。外界和国人的看法如此不同，国外普遍认为中国成长了，世界大国排位第二当仁不让，而我们则坚信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许多方面还远远排不到世界第二位。

　　我向听众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也许外界从经济总量上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一面，但是中国人刚刚走出为衣食奔波的年月，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普通人看到的是眼前的现实差距和挑战，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更加冷静的判断。在座谈会上，我还介绍了“中国梦”包含的是每个人、每个家庭质朴的愿望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追求，“城镇化”将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动力，而“依法治国”则是进一步改革发展的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与国际合作，也会给世界带来更多机会，中国的国际责任在于维护和平与推进合作。

　　在会场内外，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人士还是青年学生，都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也有些人的观点尖锐刻薄，可以看出他们一直以来获取的信息相当片面。比如在钓鱼岛之争上，就有人认为中国太强硬，是在恃强凌弱。有些人对西藏的今昔一无所知，却张口闭口种族灭绝。荒唐的错误信息被不断重复以至于让人笃信不疑，这导致对中国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强烈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充满担心和不安；一方面对中国的成就钦佩不已，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有诸多“不正确”。很多人对中国国家机构换届和新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但是他们的推理和发问完全从偏见的视角出发，与现实南辕北辙。

　　显然，不同视域下的中国影像是不重合的。其实国人的看法也相当多元，折射出中国正处在发展中的现实，各方面成就不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但是，如果外界单向度、片面地打量中国，就看不到完整的影像。如何让不同视域下的中国逐渐融合，不仅需要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有真切认知，也需要中国人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为此我们需要提高国际意识和扩大国际视角。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偏见，一些出席论坛的中国学生主动站出来介绍中国，赢得敬意，他们身上闪耀着年轻一代自信的光芒。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了解中国的人士，表达了对西方种种偏见的愤懑，也有人希望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可以看到，理解中国、渴望沟通的力量也在成长。

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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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3年5月6日电／学习时报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个人通过奋斗和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是，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福祉逐步增进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趋势，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让中国梦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社会流动出现新趋势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分层相对简单和封闭，社会阶层结构可以划分为两大阶级和一个阶层，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不同阶层成员在工资、社会保障和其他待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三级式阶层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封闭性和凝固性，即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流动困难重重、障碍种种。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一般是终身制。不过，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平行社会结构发生了显着分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的新趋势。所谓社会分层“凝固化”，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形成以后，各阶层的身份基本固定，某个群体欲改变身份极为困难，他们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其他身份群体。比如，工人的后代长大以后仍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长大以后仍然在家务农或进城当农民工，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谓社会流动“缓慢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与社会分层凝固化有关，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等先赋性因素，都在阻碍着社会成员的纵向流动。据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进多出少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之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富二代”、“官二代”是这种“缓慢化”典型表现。第二，目前社会流动呈现单向流动的特点，即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涌入城市，而农民工回流农村的比例很低、速度缓慢。

　　合理、公正、顺畅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抑制了社会活力，阻碍了社会成员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也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了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更致命的威胁是粉碎了在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努力改变生命轨迹、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最终将导致社会紧张和社会冲突。

　　整合社会阶层结构　实现中国梦，必须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要做到机会平等，就需要把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调整，构建良性的社会阶层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流动的门槛过高，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越来越少。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以后，高考仍然是农民子弟改变身份的主要途径。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加困难。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的工作落实率与起薪点就越高。父亲为公务员的毕业生与父亲为农民的毕业生对比，前者平均月收入比后者多400元，前者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有些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而有背景的毕业生即使成绩很差，也依然能靠关系和钱财进入好单位，并在工作中继续受到照顾。在一个不合理的机制之上，教育就这样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层结构一再复制，从而成为再产生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社会由此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二代”、“穷二代”等词汇，表明财富、社会地位以及贫困都开始继承和传递。其实，存在贫富差距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如孙立平教授所言：“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前是存在的。如今，不少贫困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低于高职生，乃至低于农民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提供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效应。李克强总理在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对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进行推进，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比如说现在高等学校里农村的学生比例偏少，我们要逐步提高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感受到希望。”在社会学家看来，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为此，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消除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缩小农民阶层。第二，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鼓励社会成员奋发努力，发挥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的作用。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第三，实行社会流动和社会评价中的绩效原则，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并实施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通过整合社会阶层结构，彻底逾越阶层鸿沟，使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希望，都憧憬着“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陈云林拜会连战：两岸倒退 同胞不会答应
http://news.stnn.cc/hk_taiwan/201305/t20130507_188873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7  原标题：陈云林拜会连战：倒退是没希望的！

　　星岛环球网消息：前大陆海协会会长、现任海协会顾问陈云林受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暨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邀请，6日抵台展开8天行程，会见台湾的老朋友。连战昨晚（5月6日）设宴接待陈云林，两人互相推崇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贡献，陈云林还说，他30多年公职中，其中近20年都和台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结下难解的缘，未来会将有限的力量投入无限的为两岸人民服务的工作中，两岸关系倒退是没有希望的，两岸同胞都不会答应。

　　香港中评社报道，这次陪同陈云林访台人士包括其夫人赖晓华、海协会副会长李炳才与夫人马晓明、中央台办政党局副局长王育文等人。出席晚宴共50多人，包括连战夫人连方瑀、台中市长胡志强、故海基会前董事长遗孀辜严倬云与其子台泥董事长辜成允、前“总统府”资政徐立德，与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林丰正、洪秀柱、曾永权，以及中央广播电台董事长张荣恭、“考试院长”关中、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前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等人。

　　连战说，陈云林第七次来台湾，这是他许多年来首次具名邀请两对贤伉俪来访问，主要是感念他们和许多朋友许多年来对两岸同胞、和平发展所做的贡献，表达一点心意，同时借此机会让陈云林与李炳才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之下，与夫人手牵手游览台湾风光美景，享受人情与友谊，尤其为台湾同胞做了这么多事情，看看他们的生活，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连战表示，陈云林从国台办到海协会，任职两岸相关职务超过16年，几乎可说“一生精华岁月都奉献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年前两岸关系从严峻的状况，走到今天和平发展的境界，陈云林、李炳才所领导的团队可说是功不可没。

　　连战说，他2005年应胡锦涛总书记邀请到大陆去访问，进行和平破冰之旅，“箇中辛劳曲折，会长点滴在心头”，当时 ??陈云林以国台办主任的身分全面支援，是成功的访问，他心存感激。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开启两岸历史性新局，十八项协议成果都与人民直接相关，都是来之不易的事。

　　连战指出，以陈云林在两岸关系首屈一指的丰硕经历，两岸和平发展一定需要其协助与贡献，未来相信他会以丰沛精力，继续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陈云林则表示，他2008年11月第一次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队伍访台，在同一地点接受连战宴请，当时 连战对他说，两岸两会协商圆了辜汪心愿，建立了两岸制度性协商与互利基础，象征两岸和平发展，5年来，两岸协商成果丰硕，也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

　　陈云林说，自己刚卸下公职，“第一件事情也是最急迫的事情就是想到台湾来”，希望到台湾看望多年来的好朋友、老朋友与前辈，并对这些于两岸关系有所贡献的人深情地说声“谢谢你们”。

　　陈云林说，他30多年公职中，其中近20年都和台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结下难解的缘，他对台湾的感情因了解而深入，热爱而激发使命，未来会将有限的力量投入无限的为两岸人民服务的工作中。


按规定不仅钓鱼岛归中国 琉球也可再议
http://news.cntv.cn/2013/05/08/ARTI1367961208548712.shtml

2013年05月08日 原标题：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厘清钓鱼岛问题①)

　　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基本见解》，声称：“该列岛向来构成我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而根据明治二十八年五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该列岛并不在清朝割让给我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内。”这成为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马关条约》及其第二款

　　《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对同时让与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有明确的界定，为什么仅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进行了模糊表述？从日方公开的有关《马关条约》交涉议事录的记载，我们可见日本政府在条约中模糊处理台湾附属岛屿的用心。

　　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当时日本公使水野弁理和清政府全权委员李经方之间讨论的纪要收录于日本公文书馆，并见于日本学者滨川今日子所著《尖閣諸島の之領有そめぐる論点》一文中。在会谈中，李经方担心日本在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水野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鉴于日方的表态，李经方同意对台湾附属各岛屿不逐一列名的处理。

　　水野谈话表明，日本政府承认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因而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列出钓鱼岛列屿，从这一点看，日本政府实际上承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这段对话还表明，日本政府会谈代表水野有意隐瞒另一个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3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

　　1885年至1895年的10年间，冲绳地方政府一直图谋建立“国标”，从而将钓鱼岛纳入其管辖范围，但日本政府鉴于钓鱼岛为“清国属地”，一旦建立“国标”，恐引起清国警觉和争议，因此始终未予核准。当甲午战争日本即将获胜之际，日本政府感到攫取钓鱼岛列屿时机已到，于是在1895年1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决定：钓鱼岛等岛屿“应按照该县知事呈报批准该岛归入冲绳县辖，准其修建界桩”。事实上，关于在钓鱼岛修建界桩，冲绳县并未立即执行。据井上清教授披露，直到1969年5月5日，冲绳县所属石垣市才在岛上建起一个长方形石制标桩。日本内阁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密件，过了57年后，于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对外公布，此前清政府以及国际上完全不知情。

　　既是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二、钓鱼岛早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明确记录了从澎湖列屿经钓鱼岛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别记录钓鱼岛为中国台湾所属：“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岛是当时对台湾的称谓。上述航路，不仅准确记录了钓鱼岛与台湾岛等岛屿之间的地理关系，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钓鱼屿是台湾所属小岛。《日本一鉴》是具有官方文书性质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列屿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

　　在明清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省辖地。光绪十一年（1885），鉴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和侵略，台湾防务形势严峻，台湾在行政上以一府的地位难以应对，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建省以前，钓鱼岛列屿作为台湾府所辖之岛屿纳入福建海防范围。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其中《沿海山沙图》中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绘制的《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与台湾岛作为同一个防区划入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黄叔璥任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乾隆元年（1736）他“以御史巡视台湾”身份作《台海使槎录》（又名《赤嵌笔谈》），其卷二《武备》列举了台湾所属各港口，不仅将钓鱼岛视为中国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府管辖。

　　《台海使槎录》是公文文书，其影响甚广，此后史家多有引用，如乾隆年间的《台湾府志》，基本引用了上述内容：“台湾港口”包括“钓鱼台岛”。类似记载在其他官员的公文文书中也屡见不鲜，如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巡视台湾兼学政监察御史范咸著《重修台湾府志》明确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已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属于台湾府辖区。同治十年（1871）刊行《重纂福建通志》，其中《台湾府·噶玛兰厅》载：“北界三貂，东沿大海……又山后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类似记载见于余文仪著《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著《台湾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玛兰厅志》等史籍中。

　　此外，法国人蒋友仁1760年绘制了《坤舆全图》，其中《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与琉球诸岛》中有彭嘉、花瓶屿、钓鱼屿、赤尾屿等，把上述各岛屿均置于台湾附属岛屿中。日本人林子平1785年出版的《三国通览图说》所附《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之图》，图中绘有花瓶屿、澎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这些岛屿均涂上中国色，表明为中国所有。1809年法国人皮耶·拉比和亚历山大·拉比绘制了彩图《东中国海沿岸图》，图中将钓鱼屿、赤尾屿绘成与台湾岛相同的红色，将八重山、宫古群岛与冲绳本岛绘成绿色，清楚地标示出钓鱼台列屿为台湾附属岛屿。

　　综上所述，尽管日方力图割裂钓鱼岛与中国台湾的历史联系，并一再否认《马关条约》中的“台湾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但大量历史文献表明，中国政府将钓鱼岛纳入台湾辖下，从海防和行政两个方面都对钓鱼岛实施了长期的有效管辖，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屿不仅有中国渔民长期经营，而且至少从明代中叶开始就纳入中国政府的海防范围，由中国政府采取了实际管辖措施。这一历史事实，比日本所称1895年1月内阁决定窃据早了三百几十年。

　　三、钓鱼岛与甲午战争及“冲绳处分”

　　日本内阁秘密将钓鱼岛列屿划入冲绳县管辖，与甲午战争有关，也与日本的“冲绳处分”有关。冲绳本是琉球王国所在地。琉球王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明初即接受明朝皇帝册封，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藩属国。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派出册封使到琉球，此后历代册封使不绝于途。日本幕府末期，日本与琉球相邻的岛津藩主强迫琉球向自己进贡，但琉球王国照旧向清政府纳贡称臣。明治维新后废藩置县，明治政府开始显现军国主义倾向，矛头指向朝鲜、琉球和中国。此后，日本利用各种借口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的事件时有发生。1872年日本利用琉球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所在地居民杀害一事，向清政府问罪。口实有二：琉球民是日本属民，台湾南部“番地”是无主地。日本派出的交涉使把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说的台湾番地是“政教不及之所”，偷换概念，变成“政权不及之地”。1874年日本蛮悍地派兵侵入台南，引起中日之间严重交涉。那时候，日本国力尚不能与清朝抗衡，在取得清朝50万两白银赔款后退兵。征伐台湾与侵略琉球是同时进行的。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提出，阻止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任务”。1875年，日本天皇强令琉球断绝与清朝的册封关系。1877年底，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东京考察了琉球问题后指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台澎之间，将求一日之安不可得。”1878年10月，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谴责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朝朝贡为“背邻交，欺弱国”，是“不信不义无情无理”。1879年，日本政府以武力派往不设军队的琉球，将琉球国王强行解到东京，吞并琉球王国，将它改名为冲绳县。这在日本历史上美其名曰“琉球处分”。

　　日本此举立即引起了清政府的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展开了琉球交涉。日本提出了“分岛改约”方案，即把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琉球本岛以北诸岛归日本，试图诱使清政府承认日本吞并琉球，但必须以修改中日《修好条规》为前提。《修好条规》是1871年中日之间缔结的建交条约，是一项平等条约。所谓修改条约，即是清政府允许在《修好条规》中加入日本人在华“一如西人”，享有与欧洲人在华通商“一体均沾”的权利。清政府提出了三分琉球的方案，即北部原岛津藩属地诸岛划归日本，琉球本岛为主的群岛还给琉球，并恢复琉球国王王位，南部宫古、八重山群岛划归中国，待琉球复国后送给琉球。1880年，清政府正在处理在伊犁问题上与俄国发生的纠纷，准备对日退让，便与日本议定了分岛改约方案。中方随后认识到分岛改约方案无助于琉球复国，改约徒使中国丧失权利，分岛改约方案未及签字。1882年—1883年间，中日就此问题的谈判仍在进行。在讨论重新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时，清政府再提琉球问题，日本外相表示把修改贸易条款与琉球问题分开，清政府谈判代表反对。问题一直拖下来。直到1887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向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提出，琉球问题尚未了结。但日本已经把琉球据为己有，对清政府的态度就不管不顾了。琉球处分问题在中日之间成为一个悬案。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885年—1895年之间日本政府（包括琉球政府）商讨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的问题。在钓鱼岛设置“国标”以及把钓鱼岛列屿划归冲绳县是与日本完成攫夺琉球并进而指向台湾联系在一起的。

　　《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没有能力重提琉球，台湾以及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琉球就被日本夺走了。但是，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随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做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移民趋向年轻化 20%富人有移民意愿
http://society.stnn.cc/minsheng/201305/t20130508_1889147.html

星岛环球网 2013-05-08：原标题：中国移民越来越年轻化

　　星岛环球网消息：2013年3月，一则白领为移民而卖房卖车奔赴新西兰卖水果的新闻见诸报端。这位80后作为白领移民样本广为流传，移民的脚步越来越轻。

　　《燕赵都市报》报道，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而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

　　北京资深移民顾问韩永亮如此概括当前中国移民的特点“富人移民”。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于2012年发布的中国首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称，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以精英移民为主要特点，主要群体是高学历、高净值人群。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当前移民潮的主要人群是投资移民，但技术移民在数量上仍占据绝对优势。“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国向主要国家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人数比例大约在10：1左右。”“大众阶层出现的投资移民现象，是此次移民潮不同于以往的最明显特征。”王辉耀说，当前的移民除了“有钱”，还呈现出“有学历”、“年轻化”的趋势。

从偷渡客到有学历、年轻的精英移民

　　王辉耀认为，新中国成立至今发生过三次移民潮。

　　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一时期，大量的广东人和浙江人纷纷以“偷渡客”和“打工者”的身份，吃了移民的“螃蟹”；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个世纪末，其中以技术移民为甚；而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次移民潮当中，“带着大量财富出国”，成为现阶段移民的最大特色。

　　根据《福布斯》杂志发布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2年末，中国的大众富裕阶层达到了1026万人，其中近20%的人有移民意愿，即超过200万人的大众富裕阶层有移民的想法。“1994年，加拿大对中国开放移民政策，但直到1997年，才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北京的移民顾问赵丹对中国移民阶段划分有不同理解，但他也认为，中国当前正经历着又一次移民潮。

　　30年前，移民加拿大的中国人大约三分之二是亲属移民；目前，三分之二的移民是留学签证和工作签证申请者、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技术人才、专业人士、投资者和企业家。

　　“我国的技术移民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留学—工作—移民’这种路径留在海外的。”王辉耀说，他们绝大多数是国内的尖子生，至少会在国外获得学士学位，而且，大部分博士等高学历人才最后选择滞留不归。

　　根据美国橡树岭联合大学的统计，自2001年至2009年，有58%～62%的外国留学博士在毕业5年后仍然选择留在美国，其中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国博士生滞留率最高，最高时达98%。

　　在赵丹看来，移民者的“高学历化”与“低龄化”并不绝对。

　　“技术移民的申请人，相对年轻，25岁到40岁居多，学历高、英语流利，满足移民国家职业需求。”赵丹说，以加拿大技术移民的打分机制为例，21岁至36岁为满分，若超龄，每多一岁减一分。

　　至于投资移民，赵丹表示，由于对资产有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一定的管理经验，所以年龄较大，多在35岁至55岁之间。

从主流发达国家到多元目标国

　　根据《中国移民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移民潮不仅带来移民数量上的空前增长，还带来“移民地图”的变迁。

　　“以前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人会移民，以福建最为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移民村’。”从业9年的移民专家张跃辉说，“在福建，如果你上学，可能借不到钱，但是如果想偷渡到国外，会有很多人借钱给你，因为后者的回报率大家都有较高的预期。”

　　而如今，除了沿海地区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移民潮将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过渡”，张跃辉说。

　　现在，中国人的移民目标国仍以主流发达国家为主。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传统移民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最受移民欢迎，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王耀辉认为，美、加、澳、新之所以成为移民最热门的国家，与这些国家人才发展环境良好有关，而开放的移民政策，让向往这些发展环境的人才实现了移民梦想。

　　“以美国为例，美国所谓的自由、开放、多元的移民政策，都是建立在‘学历’和‘技能’限制之上的，写满了‘只欢迎人才’。并且，根据人才层次，有分别不同的待遇。这是典型的为人才竞争服务的移民制度。”王耀辉说。

　　实际上，尽管这几年来投资移民如火如荼，但近来，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已出现向技术人才倾斜的趋势。

　　2013年4月17日，美国参议院公布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改革法案。本次法案包含以下新措施：1、增加创业签证；2.将H-1B(临时工作签证)的上限从6500提高到110000；3.取消对杰出人才的限额；4.增发25000个STEM领域(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领域)的高学历人才签证。

　　“如果这一法案最终通过，将极大地保证美国作为‘世界人才磁铁’的地位，对于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也将明显加大。”王辉耀说，对技术移民来说，寻求更好的工作创新环境是其主要的移民原因。

　　“移民的原因，一般而言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某个阶段发生某些事情，刺激了某种因素，使得某种原因更加凸显。比如最近的雾霾天气、上海死猪事件，很多人就会对环境和安全有所忧虑，移民意愿更加强烈。”张跃辉说。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许多欧洲小国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也成为“移民地图”的新成员。张跃辉称，当前许多欧洲国家推出的“买房移民”的低门槛政策，吸引了不少国人，比如，塞浦路斯、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小国，让国人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从自我封闭到主动参与公共事务

　　尽管当前的移民主体是“富人”，然而，近年来，普通人的移民意愿与日俱增。张跃辉甚至认为，当前普通老百姓的移民意愿更加强烈，只是因为缺少资金，有心无力。

　　事实上，不少都市普通白领开始钻研各国的移民政策，为此不惜孤注一掷。比如，34岁的葛今。

　　葛今是深圳的白领，有稳定的工作，也有房有车。然而，葛今决定卖房卖车，选择新西兰的“创业移民”之路。如果你英语雅思平均4分，有一份150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证明，和一份足够打动审批官的商业计划书，就可以获得工作签证，继而转为永久居民。在葛今之前，有不少通过相同方式实现移民的“前辈”。为了获得“绿卡”，他们必须在当地有自己的生意，于是，很多人在当地卖水果、开杂货铺。

　　但是，王辉耀认为，我国移民的主流群体仍然是高层次留学人员和富裕阶层，白领阶层尚未成为移民主力。

　　根据《福布斯》调查中的标准，资产60万～100万元才算是大众富裕阶层，这部分人有1000多万，而白领阶层的标准会更低。有研究将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人群都纳入白领阶层，计算出来的人数可能上亿。“而我国移民的数量每年只有10多万人，这样的比例，实在不能说是普遍。”王耀辉认为，白领移民的案例确实存在，但毕竟只是个案。

　　韩永亮不建议白领卖房卖车去移民，“如果你的积蓄仅仅够移民的话，你在国外，仍然要面临生活、找工作的巨大成本，如果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话，很可能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倾其所有是移民前的顾虑，而移民后，普通白领也要面对社会地位变化带来的心理落差。

　　赵丹认为，移民者不能把国外想象成天堂，既然选择了移民，就应坚持，“第一年吃苦，第二年找苦，第三年不苦，经过几年的过渡，还是可以很快融入。”

　　王耀辉则认为，和早年的移民相比，新一代移民者的观念已经变得开放，“很多移民者的海外生活不再以谋生为主要生活目标，而是拥有了更强的融入意识和能力。”

　　传统的海外华人，往往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参与移入国的社会事务。

　　如今，海外华人的这种现状正逐渐发生转变。王耀辉说，如今的技术移民因其受教育程度高、语言能力强、职业层次高、经济状况好等特点，融入意识、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改观。

　　比如，2011年3月，法籍华人吴振华就出任法国执政党 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政治局委员。在2011年5月举行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22位华裔参选，7人胜出，参选者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在英国地区议会2011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共有9名华人参加，6人获胜，其中5人以选区最高票当选。“海外中国技术移民正在以参与投票、选举、关注社区建设、组建华人社会团体等多种方式，实现对移入国公共事务的影响。”王耀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