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争取琉球主权有理有据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5/t20130512_189072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5-12 香港《文汇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争取琉球主权有理有据。文章如下：

　　《人民日报》刊文质疑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日本当局向中国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表示，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抗议”。事实上，琉球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依靠武力和美国的袒护，将琉球及钓鱼岛窃为己有，但绝不意味日本拥有琉球及钓鱼岛的主权。如今阐明琉球的主权谁属的问题，可以证明不论按照历史渊源，还是根据确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公约，中国都可理直气壮争取琉球和钓鱼岛的主权，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琉球群岛在明清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其国王由中国皇帝册封。1879年，日本政府以武力吞并琉球，并将它改名为冲绳县。清政府曾与日本就琉球问题多番谈判未果。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不仅对琉球失去发言权，连台湾、钓鱼岛及澎湖列岛也一并割让给日本。直至1941年，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废除《马关条约》。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放弃侵略所得土地，只能保留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随后美国对钓鱼岛及琉球实施“托管”，但1970年美日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私相授受，企图助日本窃取琉球及钓鱼岛。

　　通过回顾历史及重提国际公约的规定，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从未承认日本拥有琉球及钓鱼岛的主权，对于美日这种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而很多外国游客到了琉球也说当地生活习俗、人情文化不像日本，倒像中国，背后的原因就是琉球原来并非属于日本。今天重议琉球的主权问题，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有力地揭穿日本政府的谎言，日本政府所谓琉球群岛、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争端，是罔顾史实和法理，完全站不住脚。

　　中国讨论琉球主权也是为了提醒美国，中国现在谈论的不是钓鱼岛治权而是主权问题。中国谋求的是坚决执行二战战后秩序对受害国主权的捍卫。日本“窃占”琉球、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厘清琉球主权问题，就可以看到，美国二战后将琉球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就等于没完成二战的捍卫受害者主权的任务。中国如今要解决琉球群岛、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就是执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公约处置日本的规定，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维护，使国际公义得到彰显，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演进脉络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305/t20130512_189071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5-12 大公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演进脉络，作者：谢志平。文章如下：

　　一、中国政治改革意味着政治转型与升级同时并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基本态势，是被动性远远大于主动性。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基本动因，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历史来看，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治改革都不会成为焦点问题。因为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是万能型的，在这种体制下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虽然人们对政治调整可能高度敏感，仍然会习以为常。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多次博弈后，已经调整到较为稳定的状态。政府在经济与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对明确的，政府替代市场或包办社会的现象会受到公民社会强力抗拒而很难实施。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国家政权的共享已经形成制度共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框架业已经历多年政治实践的磨合，所以政治改革本身动作幅度不会很大，即便有也多半是作为纯政治问题为部分人关心。

　　只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要适应政治与经济分离、政治与社会分离的现实，必须脱胎换骨地重塑自身角色和功能，而这种重塑又深刻牵扯着经济与社会的成长，因此这时的政治改革就格外突显。可以说，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整体转型过程中，由于之前政府全能主导，因此现在所有问题都指向了政府，政治改革既是被迫的，也是瓶颈。政治改革，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它包含的不仅仅是政治民主化的诉求，也是解决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关键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如果说仅仅只是适应经济体制转型，可能问题还不那么急迫，因为转型的时间与空间并没有硬性约束。情况恰恰是，中国的经济除了转型还有一个赶超的问题，这个赶超的实质，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中得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因此，除了要完成政府的脱胎换骨以适应市场经济，还要完成政府的超速成长以娴熟驾驭市场经济和让全社会共享发达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改革，不仅意味着中国政治的转型，还意味着中国政治必须升级，这种升级无论是不是有中国特色，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所决定了的。

　　二、中国政治改革的三个层面

　　什么叫政治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但大致说来，可以将政治视为过一种集体生活的艺术。如果说经济是着重于有效率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政治则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集体中实现权威性分配这些经济活动及社会交往的价值。过集体生活需要秩序，秩序可以是由某个力量比如政府强势供给，也可以是由集体生活的组成单位比如公民或社会组织契约而成。这两种秩序的达成在人类政治生活中都存在，只不过所占份量或经历的比重不同。大致说来，越是民主程度高的社会中，契约形成的社会秩序成分要大；越是民主程度低的社会，政府强势确定秩序的色彩就要浓厚些。在这里政府本身也可能是契约的产物或者是强权的产物。至目前为止的人类政治生活，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寻求公民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努力实践。因此，从政治的内在逻辑来看，政治改革往往包含两个层面，即宪政层面和社会层面。宪政层面的基本任务是构建政府体系和国家结构的关系民主化与制度化；社会层面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公民、法人等的权利保障、政治参与和自治权能。

　　在这两个层面，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不例外。一方面，它要解决宪政层面的国家机构体系之间和国家结构关系的制度化、民主化，在宪法所确定的宪政范围内实现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范围无疑包含人大体系、行政体系、司法体系、政治协商体系等的角色与功能完善，相互关系的制度化与民主化，也包含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完整、统一及其制度化与民主化。另一方面，它也要解决公民的各种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利的确认、尊重、普及，以及保障和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议政，当然还包括公民及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自治。

　　但是，中国政治改革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是其他国家所不突出的，那就是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在中国不仅是作为执政党这样的政党角色存在，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支撑结构和统领力量，它具有准政府的地位和超越政府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问题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党内民主的主要任务，大致可以包括四个方面，即党务公开、党务工作机制的完善、党的治理结构完善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的完善。这四个方面，从重要性和难度系数来讲，是依次递增的关系。

　　中国政治改革的玄妙之处在于，一方面它要完成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又要完成适应从不太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成长换代。在前一个阶段，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实质是政治的全能色彩向有限色彩过度。从计划向市场，政治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由万能统治向有效服务转变，由政治权力向社会权利转让。　　进入成熟的市场体制之后，政府角色与职能将不再成为主要问题。政治民主化、社会民主化将成为核心，也就是由政治权力转移出来的社会权利或政治能量如何在政府、社会、公民之间均衡分配的问题。如果说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是将政治能量由政府垄断向社会分散，那么后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则是如何消化和高效利用这些分散出来的政治能量，形成高度的自治和自组织管理。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演进脉络

　　（一）政治改革号角的吹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因此改革开放不仅是打开国门面向国际，还要清理门户拨乱反正。邓小平在反思文革悲剧时，明确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但是，虽然总设计师吹响了政治改革的号角，但在拨乱反正的特定条件下，政治改革的具体操作步骤和实施路径并没有明确。

　　（二）政治改革的宪政民主尝试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把“党政分开”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当时政治改革目标和层面是宪政民主。“党政分开”目的是理顺党政关系，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但是，由于“党政分开”关系到党和国家根本的权力结构体系，涉及利益面广、改革难度大。1989年之后，中共高层基本上打消了政治改革在宪政层面动手术的念头，政治稳定成为首要保证要求。此后的改革切入点就主要集中在相对不那么敏感的行政管理体制领域。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定调，政治改革的现实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这样，准备启动并且有一定舆论基础的宪政民主改革还没来得及铺开就得收场，并且转场到比较中性化的行政管理领域，而非政治民主的价值诉求方向。

　　（三）政治改革向以基层民主为切入口的社会民主转向

　　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在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更强调社会民主。明确将加强基层民主实践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表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这表明中国的政治改革由宪政层面转向了社会民主层面，尤其着力于基层社会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开始尝试以奠定基层民主的社会基础为出发点，渐进地拓宽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渠道，以不断推进社会民主的发展。遵循这一思路，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并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表明中国政治改革更加强调社会民主的路径和形式是政治参与。

　　（四）政治改革提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党内民主的新任务

　　2002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5·31”讲话，其中首次明确提出“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共产党十六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并且史无前例地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一起视为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务。这又宣告了自十六大以来，政治改革的重点是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内民主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继任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断强调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上也进一步强调了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论断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着力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路径是实践党内民主。

　（五）政治改革目标回归社会民主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一共论及政治改革七个方面的内容，但重新强调了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社会民主的本体地位。十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同时也指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可以看出，今后政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实现社会民主为目标，以宪政民主和党内民主为手段。而实现党内民主将是政治改革的抓手，宪政民主则是需要突破的屏障，基层民主是载体，社会民主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是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和基层民主训练的产物。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政治改革逐步回归本原，因为政治改革不是为政治而改革，实际是它是为社会发展和进步而改革，它最终必须坐实到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来。总之，中国政治改革既要完成适应市场经济转型的政治转型，又要完成适应更高形态市场经济发展的升级与换代，政治转型还有任务没有完成，而政治升级则还远没有开始。

　　作者谢志平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府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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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遭情妇越洋电话举报始末 女方多次受死亡威胁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12/2392026.html

 第一财经日报 2013-05-12 : 神秘的越洋电话：举报刘铁男始末

从去年底被实名举报到涉嫌严重违纪正式接受调查，围绕在刘铁男身边的种种细节令人玩味
张有义 袁飞 秦夕雅

被举报后

●2012年12月6日 财经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

●2013年1月7日 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年1月30日 罗昌平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

●2013年3月 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5月12日 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场发酵5个多月的公开实名举报终于有了结果。

昨天，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去年12月，有媒体人士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称其一是涉嫌学历造假；二是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刘铁男之子在后者公司持股并担任董事，三个汇丰银行账号多次收到公司巨额汇款；三是有作风问题。

截至发稿时，涉案商人倪日涛手机仍处于关机状态。他去年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否认所涉举报内容，但承认自己与刘铁男相熟，且其儿子也确曾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当时，倪日涛还称自己与神秘女子徐某存在经济纠纷，后者被指是刘铁男的情人。

5个多月发生了什么

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5月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昨天，《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2012年12月6日，罗昌平向中央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与商人倪日涛结成官商同盟、有作风问题。

根据罗昌平的说法，他“曾接到刘铁男情妇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获得重要的初始信息”。另有知情人士称，实名举报后，中纪委从包括自己在内的相关人士处取走了一些书证。

罗昌平所称的刘铁男情妇是其当时举报中所指的徐某，他称刘和徐两人日本相识，一个当经济参赞，一个读博士并兼职翻译，刘曾亲自为徐出函介绍工作。双方因利益关系反目后，女方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对于徐某，倪日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证实，她来自己的公司是刘铁男介绍的，说他们在日本认识的。

按照倪日涛的说法，两人陷入了法律纠纷。“她现在走了，我已经起诉她了。”倪日涛说，“她偷了不少资产。”

官方简历显示，1954年10月出生于北京的刘铁男，曾获经济学硕士和工学博士学位。刘铁男在原国家计委工作近15年，历任处长、巡视员、司长和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体制组组长等职务。此后，1996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参赞。

回国后，刘铁男历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以及国家能源局局长等职务。

刘铁男被举报至今，引发颇多猜想，其身影也若隐若现，至其被调查前，现身公开场合引发关注的有四次：
2012年12月17日，与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座谈；2012年12月18日，出席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组织召开的工作座谈会；2013年1月7日，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1月底，出席发改委一次座谈会，并在1月30日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画面中出现。

今年3月份，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截至发稿时，发改委网站依然保留着刘铁男的信息，其职务是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铁男印象

昨天，一位在外地出差的发改委官员对本报记者称，已经得知刘铁男接受调查的消息。他称，此事已经传了很久，不方便置评。

新华视点微博发表评论称，从实名举报至今，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近来，中纪委多次提倡实名举报，刘铁男终落马无疑传递了一种推进的正向信号。

“恶有恶报，让贪腐蛀虫陷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它们必会无以遁形。”上述评论称。

在刘铁男被公开举报后，国家能源局相关部门曾公开否认举报。人民日报昨日发表微博评论称，这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一位退休官员称，随着官位高升，刘铁男很多方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越来越脱离群众，结果可想而知。

曾经找刘铁男跑过项目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当年，刘铁男主导的一个项目计划落户西部某省，结果没有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导致项目未能如愿。该人士称，根源在于刘铁男和各方关系弄僵，互相较劲。

当事人曾回应

根据此前的公开报道，称倪日涛有“一个极富胆色的计划：在国内银行贷款2亿美元以上，收购一家加拿大企业New Skeena制浆厂。鲜为人知的是，在他赴加重组以前，标的资产其实已被其控制的境外公司提前收购。概而言之，这是一场涉嫌以项目撬动银行资金，‘自己收购自己’的跨国资本游戏。相关人士的举报，令这一几欲实施的‘左右互搏’之举终止”。

上述报道称“中国一位官员以政府信誉为其背书”，其妻、儿在倪日涛的公司中有股份。

罗昌平的举报称，2003年6月，倪日涛在加拿大卑诗省注册成立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的股权结构为：倪日涛90%、郭静华10%，双方共同担任公司董事。后者本是某国家局的处级干部，她于2005年12月将股东及董事的身份变更为自己的儿子刘德成。郭静华的丈夫、刘德成的父亲，正是刘铁男。
举报内容曝光后，倪日涛曾对本报记者称都是诽谤。

“我和他(官员)没有业务往来，他也没有批复我任何项目，银行贷款我都没有贷到，贷到也是正常合法贷款。”倪日涛还否认往刘铁男账户打钱。

但倪日涛并不否认，他与刘铁男相熟，且其儿子也确曾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对于加拿大绿色资源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倪日涛表示，这其中确实有刘德成的名字，但是个小股东(10%)，因为是贸易公司，也没多少资产；已经退掉股份了，现在也已经没关系了。

对于刘铁男的作风问题，罗昌平称其有一个徐姓情人，两人日本相识。

倪日涛此前留给外界的是神秘浙商的印象。公开报道显示，2009年明星陈好、张羽在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600187.SH，原称ST黑龙，现为国中水务)复牌后一夜暴富，倪日涛也为外界所关注。

倪日涛为介入重组ST黑龙的中竹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此前，该公司通过旗下中竹纸业集团，先后控制了四川雅安竹浆厂、福建邵武竹浆厂、江西宜春造纸厂等企业，并一度控制过延边石岘白麓纸业股份有限公司(600462.SH)、吉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000718.SZ，现为苏宁环球)等上市公司。 ▲◆★●■☆


曾庆红交给习近平的“大笔杆子” 卸任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12/2391229.html

      明镜网 2013-05-12：施芝鸿曾任上海市委政研室处长，上海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庆红秘书﹑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长﹑副主任，2007年1月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但在2013年“两会”前夕，他却令人意外地卸任，担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评论称，施芝鸿共有两个身份：一是曾庆红的“大笔杆子”，二是“皇甫平”三成员之一。在曾庆红于十七大急流勇退后，施芝鸿又开始辅佐中共第五代“王储”习近平。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当智囊都要学会守口如瓶，而施芝鸿最近频繁发言，说明他已经不再是习近平的“大笔杆子”了。

　　跟着曾庆红水涨船高

　　施芝鸿的年龄始终是个谜。至今在中共任何关于他的简介中，都只字不提他出生何年何月。这只有一个解释：他年龄较大——因爲如果年轻的话，当局肯定要大加渲染了。

　　施芝鸿曾被称为“曾庆红的‘大笔杆子’”，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担任曾庆红办公室主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组长、副主任等职。  

　　1991年春开始，还在上海市委政研室担任处长的施芝鸿与周瑞金、凌河等人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了系列评论，为改革开放摇旗吶喊，引发了思想领域的一场大争论。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的内部谈话，惟有施芝鸿有记录稿。这组评论见报后，有“施芝鸿因有违党内组织纪律而被市委调出政策研究室”一说。

　　1993年，曾庆红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遂将他上海老部下施芝鸿延揽麾下。施芝鸿后来回忆：“那一年，我借调到北京工作，住在满山红叶的西山风景区。这里，从早到晚的惟一功课便是看书写作。”

　　在京期间，施芝鸿继续和已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合作，在《人民日报》合写《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评论文章，反响颇大。该文获得第五届“中国新闻奖”言论类一等奖。

　　1995年，施芝鸿返回上海，担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浦东新区党校常务副校长。1998年，由《中国时报》主办的“台、沪、港经贸关系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施芝鸿以浦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身分赴会。

　　不久后，他终于正式上调中央，担任曾庆红政治秘书，官职为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组长。2001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施是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随着曾庆红政治地位提高，施芝鸿也水涨船高升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随侍左右。据悉，胡锦涛智囊夏勇出任国家保密局长之前也是担任此职。

　　长年从事文字工作，施芝鸿健身之道是散步。他说，这一习惯源于1993年借调北京住在西山，当时担心消化不良，每天散步，白天陶醉于“西山枫叶红似火”，晚间尽情领略“明月松间照”的意境，自感身心大有益处。坚持几年，效果是：精力充沛，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偶尔外出旅游，爬山气不喘，远足脚不累。

　　曾庆红退休后，施芝鸿辅佐习近平

　　2007年1月，施芝鸿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的顶头上司则是2002年就出任主任的王沪宁，王沪宁曾直接参与、起草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论述，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中南海第一智囊”。

　　官方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智囊机构。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专为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文件。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胡锦涛的出行保留随员。

　　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全国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草、修改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起草中央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还有，参与党中央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还要对全国经济形式跟踪，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

　　十七大后，曾庆红如愿以偿退休了，让自己的“大笔杆子”施芝鸿开始辅佐中共新“王储”习近平。于是，我们从官方媒体中经常看到陪伴在习“王储”身边的施芝鸿：

　　2008年6月17日至25日，当上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首次出访，对朝鲜、蒙古、沙特和也门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当时有官方媒体评论称：这次中方代表团内的其他成员，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中联部副部长刘洪才、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等，都是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首次访朝。

　　由此可见，刚刚送走曾庆红的施芝鸿，又一步跨入“新一届中央领导领导集体”的行列，成为习近平的智囊。

　　自从辅佐习近平后，可以说施芝鸿寸步不离中共新“王储”，尤其是习的每次出国访问，施都如影随形。▲◆★●■☆

激活琉球问题 为改变官方立场铺垫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5/t20130512_1890728.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5-12 《人民日报》5月8日的一篇署名文章提到，“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日本方面反应强烈，不仅“抗议”中方，安倍首相还要“向世界说明日本的立场”，以此“否定中国的不正当主张”。美国国务院表态“美国承认日本拥有冲绳主权”。

　　中国学者登在官方媒体上的一句话让日本如此紧张，反映了他们的心虚。由于1971年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美军占领的琉球群岛私授日本，完全没有征求中国的意见，其非法性什么时候追溯都有法理依据。

　　琉球不同于钓鱼岛，历史上的琉球国同中国是藩属关系，并非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中国不是要“收复”琉球，但可以否定琉球今天的状态。看看东欧版图的变化，就知道大国博弈的力量有可能在琉球群岛上创造什么。

　　如果日本最终选择同中国的敌对，中国就应考虑改变当前的官方立场，把琉球问题作为历史悬案重新提出来。

　　对中国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态度，西方国家通常是官方模糊，一些精英势力支持“台独”和“藏独”。对琉球问题，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种做法作为未来对日政策的一个选项。

　　中国可以分三步启动“琉球再议”。

　　第一步，开放民间关于琉球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包括允许民间成立追究琉球历史问题、支持恢复琉球国的组织，向世界普及日本非法占据琉球的历史知识。官方对这次活动不参与，不反对。

　　第二步，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中国政府是否正式改变立场，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琉球问题。一国政府在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调整立场，这在国际上司空见惯。如果确有这个必要，中国政府就应打出这张牌。

　　第三步，如果日本成为破坏中国崛起的急先锋，中国未来就应投入实际力量，在冲绳地区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只要中国再经过二三十年后实力足够强大，这就决非一个幻想。如果日本绑定美国威胁中国的未来，中国就应做到让琉球脱离日本，成为它的现实威胁。这样非常公平。

　　日本是曾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国家。今天它又成为破坏中国国际战略环境最活跃的挑衅者，它对历史的否定让中国有“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痛楚。中国一直致力于对日友好，但现在我们终于搞明白，中日的“好”不是能修来的，中国必须以“另一个美国”之力量，迫日本放弃政治海盗般的骚扰和对抗。

　　也许中日注定要通过相互刺激，实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太难做朋友，那就让我们踏踏实实再做几十年的对手。

　　中日完全可以做成21世纪的“文明对手”，以和平方式长期博弈。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越日本，和平的主导权大致历史性地握在了我们的手中。

　　中国不必担心重启琉球问题会增加外部从事分裂中国活动的理由。只要中国不发生转折性的经济社会衰退，分离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正在过去，边疆地区极端事件的性质实际上在逐渐变化。中国未来能否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外部的影响将越来越小。

　　正如日本将衰退的怨恨记在了中国身上一样，中国的发展如果遭遇国际环境的压迫，我们的战略突破口一定会选在日本。琉球问题应当是开放的，能够容纳各种可能性。▲◆★●■☆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七方面问题值得注意
http://news.stnn.cc/china/201305/t20130513_1891025.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5-13　　原标题：高举旗帜坚定信心 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星岛环球网消息：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消息，重庆市城乡建委党组5月8日召开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会议由委党组书记、主任程志毅同志主持。在家委领导、委直属单位和机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原原本本学习了《通知》全文，交流了认识体会，研究了贯彻措施。

　　会议认为，党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主流态势的认识客观、定位准确，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开局良好，党风政风气象日新，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坚定，意识形态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同时，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析深刻、态度坚定，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支部）要充分认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西方宣扬的观点、理论的危害性，充分认识大力宣传“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性，充分认识用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教育党员干部的紧迫性。

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委系统各级党委（支部）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及时有效地加以应对，防范和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矛盾问题。

二是搞好引导，明辨是非。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灌输力度，始终保持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委系统党员干部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是坚守阵地，强化管理。委系统坚持谁主官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管理，不断完善和有效落实管理制度，从源头截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强化网络管理，加强舆论引导，净化网络环境，不给不法分子任何可趁之机。

　　会议强调，要过细做好信息收集、情况研判、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工作，尤其要高度关注民生领域在建房保障房交房问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建设领域网络舆情问题，严格依法依规办事，确保不发生政治性问题，奋力为“富民兴渝科学发展”总任务做出新贡献。

　　会上，还传达学习了市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部署了安全稳定工作任务。▲◆★●■☆



中国成日元贬值最大输家
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0512/207114.shtml

2013-05-12 来源：参考消息网  核心提示： 这是近几十年来日本首次有可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拔得头筹，此前这一市场一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

参考消息网5月12日报道 外媒称，不必再提美元对日元汇率飙升。现在改变游戏规则的是中国人民币对日元汇率创15年来新高点，尽管这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是个大麻烦。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0日报道，马克特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沙乌尔在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在美元对日元汇率飙升的同时，美元兑人民币价格也跌至19年来的低点。他说，这意味着，中国货币兑日元相对而言要昂贵得多。这可能会极大地改变两国出口部门的竞争起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出口领域胜日本一筹。

沙乌尔在报告中指出，对于出口导向型行业已面临压力的中国来说，现在的时机不能再糟了。尽管近期中国贸易数据良好且超出预期，4月份出口同比跃升14.7%，但分析师说，由于出口商可能通过高报货品计价来进行人民币投机买卖，因此贸易环境可能并不那么乐观。

报道说，这是近几十年来日本首次有可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拔得头筹，此前这一市场一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

【相关新闻】

外媒：日元持续贬值或引发政治磨擦

外媒称，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四年来最低点。投资者继续对日本银行提振该国经济的举措持欢迎态度。

据美国CNN财经网站5月9日报道，当天是2009年4月以来，美元对日元汇率首次升至1美元兑100日元以上。

BK资产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凯茜·连（音）说，这一动向是受到投资者重新对美国经济持有的乐观情绪带动。此前，美国公布了就业市场的强劲数据。

美国政府9日说，近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跌至五年来的低点。再加上同样于近期发布的好于预期的4月份非农就业报告，投资者愈发热情高涨。

连说：“我们看到（投资者）大量买入美元，造成美元汇率反弹。你可以把这一整体趋势归因于日本银行的政策，但眼下的动向更多是美元本身造成的。”她还说，日元对欧元汇率保持稳定。

连说，由于越来越多的央行最近调低利率，美元对日元汇率可能会冲高至1美元兑105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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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乏力成反腐难题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4981

   2013-5-11    作者 : 李秀江 中国每个省有将近4万裸官，他们15年间侵吞、携带出境的资金高达一万亿元以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单项推进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全面监管才是惩治裸官的有力手段

　　“董跃进—正处级—妻儿移居美国—挪用公款5.8亿。”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勾画出一个典型的“裸官”贪腐样本。

　　今年7月28日，北京市最大的挪用公款案在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是妻儿移居美国的正处级“裸官”，2007年6月至2008年2月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

　　就在3天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中央为监管“裸官”发布的最高级别文件。

　　而不到一个月前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事项。

　　对“裸官”的监管，其实质本是官员财产的申报，“由于监管目标更为具体，相比之下应该比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单项推进更有效力。”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腐专家如是说。

　　“裸官”疯狂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2003年逃往美国，涉案金额超过两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开平支行高管余振东等侵占资金4.83亿美元之后出逃美国；中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潜逃加拿大卷走10亿元人民币之巨……

　　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之后，涉案的都是“裸官”。裸体官员是深圳市委市政府2009年11月25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中提出的新概念，目的是加强官员的有效管理和廉政监督，成功阻止国内或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携巨款潜逃海外、逃避打击。如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自己在国内当官腐败、将家属移居海外，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这种现象被称为“裸体做官”或“裸官”。

　　“祼官”贪腐已成为反腐肃贪领域的一大毒瘤。最新案例是今年3月25日，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出逃加拿大，卷走财产约5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一个地市级电信运营商一年的收入。

　　早在1997年，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其后也做过小的修改，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裸官”常常演变为“逃官”，《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我国自1992年至2007年6月底，外逃省部级官员(包括副省部级)87人；正地厅级官员320人；副地厅级官员1920人；处级官员8250人；副处级官员11340人。这些人侵吞、携带出境的资金高达一万亿元以上。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分析，由于“裸官”的配偶和子女移民国外，没有后顾之忧，一旦贪污腐败起来顾忌较少，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这一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很容易被其他官员效仿，后果不堪设想。

　　让反腐专家们担忧的是，中国现在有118万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平均下来每个省有将近4万裸官，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计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而这还不是最新的统计数据。

　　今年2月，监察部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这是“裸官”监管第一次作为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对外公布。有专家表示，近年来贪官不断外逃，与国内反腐高压态势有关，而针对“裸官”这一特殊群体，必须关口前移，提前预防，此次中央加强针对“裸官”的监管，不失为目标明确、快速有效的反腐措施。

　　财产申报制推行乏力

　　每次有“裸官”敛财卷款外逃，都有网民质疑，他们涉案金额如此之巨，妻儿又早已迁居国外，预防腐败、严控“祼官”的制度为什么屡屡失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出逃法国不归后，其腐败问题才被发现。

　　“这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监管部门并未掌握其家庭成员和财产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分析称，对“裸官”的监管，其实质仍然是官员财产的申报、公开与内部制度建设。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行乏力，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障碍。

　　其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并不是新名词，2001年，我国计划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搁置下来。

　　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开始试行此制度，并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同时，在其他地区推行这项制度也都不顺利，财产公示在中国全面推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专家表示，干部财产公示涉及面很广，比如金融实名、现金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因有很多基础性条件还不够完善，操作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有些贪官通过朋友收受贿赂，贿款并不存在自己名下，然后再通过一些非法机构转移财产，就很难被发现。

　　2008年在法国考察期间故意失踪至今不归的杨湘洪，就很少直接收受钱物，多是在他妻子游捷的授意下，把钱打到其他人的卡上。一位陈姓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卡，就曾为游捷收受贿款近2000万元人民币。杨湘洪出逃后，央行反洗钱局曾监控到一笔2000多万元的出境可疑资金，可能与杨湘洪之妻有关，但这笔资金又不在他们的名下。

　　“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乏力，要从客观现实去理解。”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的单项推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尽管在短期内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无法全面推行，但此次中央出台文件，对领导干部个人报告事项范围的不断扩大，可以视为向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又迈出了实质的一步。”

　　跨国追逃难题未解

　　据了解，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是贪腐“裸官”外逃的首选之地，他们钻了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已有部分外逃贪官被引渡回国。但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没有与中国签署引渡协议，全球追逃贪官仍面临着许多困难。

　　“裸体做官”是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领域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我国在司法引渡方面与国际水平尚未完全接轨，在国际引渡合作中一直存在着司法理念方面的种种差异。”林喆介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规定政治犯罪、死刑犯等不引渡，不遣返。一些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一旦案发受审，在国内可能会被判死行。如果成功出逃，即便在国外被抓，引渡回来则可免于一死，这在客观上减小了贪官的犯罪成本，增加了他们的侥幸心理。

　　“能否追回流失的国家财产同样是个问题，举证、判断财产的属性等，都很复杂。”林喆介绍说，根据国际上规定的返还资产原则，只要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证明这笔资产是我国所有，由腐败分子通过犯罪取得的国有资产就有可能被追回，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2005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目前已与数十个国家建立引渡协议，“追逃毕竟是事后的补救措施，引渡一名贪官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只有尽快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和健全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才是治本之策。”来源: 《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