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大连女骑警基地疑违法经营 3千万收入流向不明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5/201305301040.shtml#.Uaa6odilt0c

2013年5月30日 来源: 南京日报
    
    大连市女子骑警训练基地在2001年7月投入使用至今，一直作为大连市旅游局官方指定的旅游景点向外开放。12年来，预计仅门票收入就达3000万元。有律师指出，大连市公安局此举涉嫌违法经营。
    
    大连市旅游局主办的大连旅游网上，大连女子骑警队训练基地被列入“景点目录”，属国家3A级旅游景区。据介绍，为提高女骑警大队整体素质，大连市政府拨专款建设了女骑警训练基地，且于2001年开始面向旅游市场开放，门票价格定为50元，昨日第一财经（微博）记者以游客的身份来到了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9号的大连市女子骑警训练基地。
    
    这里骑警表演时间为每年5月至10月，每天上午十点半和下午三点半，时长五分钟。不过，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所有列队的骑警都身着制服。
    
    记者了解到，游客购买门票后可以参观女骑警训练基地、马厩，观看女骑警队列表演、蒙古马术表演，并且可以和女骑警合影。而由女警教授的骑马练习需要另外收费。一位女骑警说，遛一圈大概60元。
    
    根据《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不得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受雇于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早在1998年，国家就出台规定要求政法、军队、机关等部门不许办企业、公务员不许经商。
    
    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芦云说，经营与否这是一个性质的问题，不能以他营利与不营利来判断他是否属于经营行为，经营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定性，这种经营行为本身就是触犯了法律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连女子骑警队的所有费用都有专项拨款。资料显示，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占地3.6万平方米的女骑警基地是1999年大连市政府投资500多万元修建的，100匹英国纯血马是香港赛马会无偿赠送的，每年用于马匹的专项经费300万元，65名骑警的人员工资也都是由大连市公安局经过审核予以财政拨付的，并不需要自负盈亏。
    
    芦云称，政府按照要求拨款的前提下，又去搞经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还有这笔费用到底去哪了，这可能是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疑问。
    
    如果按照2001年作为景点向外开放、每年5万人次游客量，以及最低每人50元门票价格计算，每年光门票一项的收入就是250万元，12年的门票收入高达3000万元，这笔巨款现在又流向哪里了呢？
    
    记者还发现，在标价为50元的门票上，找不到税务部门印制的专用章，仅印着“大连女子骑警基地票据纪念”的字样。
    
    “票上没有按照规定去印税务等级章，这种印制就是违法行为，可能涉嫌私自印刷票务的问题，另外票价本身还存在一个问题。”芦云说。
    
    据悉，为了增加接待量，在大连森林动物园东侧山上，大连女子骑警训练基地的新址正在施工建设，占地面积5.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年接待游客量预计由原来的5万人次增至20万人次。新骑警基地预计在全运会之后完工。▲◆★●■☆


“三个代表”为何被清除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291428.shtml#.Uaa4UNilt0c

 2013年5月29日 /吉歌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5月4日出台“关于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16条指导意见”。通知提出，要“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组织青年教师深入学习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抛弃。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前总书记江泽民的寿命可能出现了问题。毕竟，87岁高龄了，随时可能发生变故。如果说把“三个代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么显然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也应该不用再提。
    
    由于执政党具备典型的“皇权”封建色彩，这一可能的重大变故可能引发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大变局。
    
    当然，目前上述分析虽然概率极高，但仅仅是猜测，后期才可验证是否正确。▲◆★●■☆


发改委越改革权力越大 副省长不敢驳处长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5/201305300950.shtml#.Uaa15tilt0c

2013年5月30日 政治体制改革
 
    来源：时代周报
    　　
     “不观望，不犹豫，不迟疑，吃透中央精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下同)新任掌门人徐绍史5月13日在系统内给发改委全员上了一堂“思想总动员”，言辞恳切。
    　　
    此时，距国务院部署简政放权的常务会议仅过了一周，距徐绍史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履新发改委主任不足两个月。这也意味着，这个被贴上“小国务院”“大总管”“第一大部”等标签的强力机构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发改委“权力太大”，“门难进、脸难看”。这是摆在徐绍史面前的两大难题，外界也期待他能够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简政放权”来的正是时候。在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国务院的三份减政清单中，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分别是157项、184项和288项，涉及发改委的仅是取消1项，下放2项。与前三次改革相比，这次的力度前所未有，发改委宣布14项对企业投资的核准权被取消，12项核准权被下放。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看来，目前的这些改革并未触及发改委根本。“被取消的项目含金量很小，基本没有或没有太多的寻租价值，真正的攻坚战尚未开始。”
    自2003年改组至今，发改委经历过多次权力改革和角色调整。无一例外的是，其身影无处不在的格局从未被撼动。“发改委减权是很难的，对于徐绍史而言，改革如何避免过去十年的旧路将是关键。”中央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    

　　“发改委自己也很冤枉”
    　　
    在新一届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公安部有3位中央委员，其余大部分部委只有1位中央委员。但在发改委，中央委员有4位，分别是主任徐绍史、副主任解振华、刘鹤和吴新雄。
    　　
    这样的架构，适配于发改委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发改委脱胎于1952年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长期承担综合管理经济的职能。

    　　根据规定，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和资金范围涵盖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正是如此，作为“政府第一部委”，发改委也被称为“小国务院”。
    　　
    这也意味着凡是重大项目，几乎都要找发改委审批。项目能不能上，都需发改委拍板。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2011年4月12日，发改委表示收紧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审批，并再次明确列出禁批目录，直至煤化工产业规划出台。同年，国家能源局回收风电行业的地方审批权。
    　　
    “发改委拥有大范围产业管制权限，这一职能被包含几十个行业，数千种产品和技术工艺的产业政策目录所描述。这种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权力上收，让发改委(管辖权变得)‘又多又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曾撰文指出。
    　　
    发改委具体的监管或审批权又有多少，难以统计。不过，有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从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3月21日不到一年时间里审批或核准了近1500个项目。
    　　
    不过，在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看来，“说发改委喜欢揽权，其实发改委自己也很冤枉”。
    　　
    张汉亚表示，发改委拥有很多上面“派下来”的权力，例如医药卫生、住房、环保等职能，是由于各职能部门管理不够，使得国务院不得不将许多重要事务转给发改委。
    　　
    “在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活动中，发改委只是执行机构。总理说要你管，你能不管吗？”张汉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一边把下面的权力 “收上来”，一边承接大量国务院“派下来”的权力，发改委的权力清单被不断扩充。这，还直接导致了一些改革的滞后。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中明确要求，发改委将工业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划给新组建的工信部承担。但是，直到现在，当年方案中规定应划予工信部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职责仍在发改委手中。2012年，第一任工信部长李毅中离职时，仍为此事“念念不忘”。    

　　“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
    　　
    “不改革发改委，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就不大。在中国，从微观的油价、电价、火车票价、电影票价和各种项目审批，到宏观的5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GDP数据等，都有发改委这只看得见的手。”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就曾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中央一直在谋求改革发改委。
    　　
    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被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    
    　　
    5年后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此产生了新的机构名词“发改委”。此后十年，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事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被明确为对发改委的改革要求。
    　　
    然而，很多改革最终没有落到实处。相反，近几年，发改委强化审批的现象实际上有“回潮”迹象。譬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具体操作过程中，2004年起实施的备案制度最终成了变相审批。
    　　
    “这些项目在得到地方政府批准后就算通过审查了，但现在是地方政府审批之后还不算完，还需要上级发改委备案，如果人家不给个函，回复说我同意了，这个项目就不能启动。”不仅如此，在发改委某部门某司的一个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甚至是副省长连一句话都不敢辩，“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
    　　
    不仅其“脸难看”，发改委的门也特别难进。
    　　
    2012年8月获批的宝钢湛江项目，从项目申请论证到批准正式开工耗时长达6年。
    　　
    “2008年11月，当国务院作出‘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应对新的金融危机之时，发改委再次成为手持待批项目地方官员云集场所，其权力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大部制’改革之后，发改委虽剥离了部分职能，仍然掌握着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审批权、改革试点审批权、一定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审批权。”竹立家说。
    　　
    如何界定发改委职责边界，改革其审批权限，也被看做是新一届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发改委内部极其重视这次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的前3天，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切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大调研、大讨论、大转变”学习推进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作动员讲话的徐绍史要求全员“认清大势、主动作为”，“明确‘转什么’和‘怎样转’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可以说过去10年来，发改委的调整均与宏观调控一词相关。但最终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从和根本上改变其过多的干涉微观经济活动的局面。”竹立家说。在其看来，徐绍史要改变发改委长期以来位高权重的形象，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    

　　“土地大管家”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发改委被赋予大范围产业管制权限，数千种产品和技术工艺的产业政策目录背后同样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让发改委革自己的命？”中央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正是徐绍史需要直面的核心难题。
    　　
    从公开资料来看，徐绍史与发改委没有太深的交集。现年61岁的徐绍史是浙江宁波人，年轻时曾在吉林插队当知青。1980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进入地质矿产部工作。1993年10月，徐绍史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并一直工作到2007年。14年间由秘书一局副局长、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07年4月，徐绍史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
    　　
    分析人士指出，徐绍史转任发改委主任，与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政绩“密不可分”。他当时实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耕地保护“问责制”，对土地违法严重的地方政府一把手“面对面”问责。五年来，中国土地违法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
    　　
    “这位昔日中国土地的‘大管家’执掌发改委，同样和新一届政府推行‘新城镇化’的战略有关。让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制定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显然是中央政府任命徐绍史为发改委主任的重要考虑。”香港《大公报》曾这样评价。
    　　
    据媒体报道，徐绍史留给身边人的印象是做事低调、务实、严谨，重视政策平衡，且在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能力较强。其任职国土部期间，一直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土资源的“双保”与“两难”之间辗转腾挪。
    　　
    业界认为在改革驶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掌舵发改委，更加考验徐绍史的改革魄力与平衡艺术。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先后分7批取消和调整了2614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近七成。“但近七成的审批削减与社会实际存在较大差距。”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这也就是说，剩下的30%审批改革工作将留给徐绍史来完成，这可能是难点更是焦点。
    　　
    这位专家还指出，直到今天，政府本身对它的干预市场的范围也没有一个更好的界定，如此一来，作为国务院大管家的发改委很容易陷入“精简-扩张”的老路之上。
    　　
    “一旦放权的都是边边角角、细枝末节，最重要的审批权却越抓越紧，那么发改委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明确指出，发改委需要自我革命。
    　　
    即便是减权成功，如何杜绝产能过剩、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考验。“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一旦获得了权力，很容易盲目上马一些项目，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发改委放权之后如何处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以及各地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协调、如何监督都将面临严峻考验。”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
    　　
    除此之外，发改委当下的重要工作包括加快城镇化建设，做好征地及住房制度改革，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项“硬骨头”。    

　　发改委改革“加减法”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比去年四季度的7.9%略有下降，未能打破中国GDP增速近一年的“7”字位徘徊。
    　　
    徐绍史需要在改革和经济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在许多专家看来，是难点，但也不无实现的可能—审视发改委名称中的“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增加“改革”权重。
    　　
    今年的3月24日，经济学家许小年曾唿吁，“为保证市场经济的自主发展，应当撤销发改委”。其他一些专家的观点则“温和”不少。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很多也有一个综合规划部委，问题不在于发改委存在与否。
    　　
    “发改委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制定我们国家大的产业政策和发展的战略。企业个体更多的是考虑自己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指挥塔，更重要的是凝练一个产业的方向，能够把企业的一个群体互相磨合的力量达到极致，发挥财富创造的能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孙立坚认为，从东亚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发改委在经济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放弃政府的职能。
    　　
    剥离属于市场的职能，下放审批权，专注宏观、改革职能，是近来发改委改革的集中“唿声”。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马庆钰教授看来，这需要发改委做一道“加减法题”。
    　　
    马庆钰指出，发改委的职责覆盖过多，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容易与其他具体部门的职能重叠，有不当实权的控制。这需要发改委做“减法”。
    　　
    与其他部门职责交叉的确是发改委一直存在的问题。譬如，二氧化碳排放的监管权本应归属环境保护部，但目前仍主要由发改委行使。此外还有诸如对农村的财政补贴、国有企业的企业债发行、商品价格管理等。
    　　
    “这些交叉职责应该划出，下放给具体的职能部门。”马庆钰认为这是政府机构设置中可以改革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马庆钰更强调在垂直方向上的改革，即尽快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会。这当中最大的焦点无疑是发改委长期握有的投资及项目审批权。“发改委需要稀释自身的权力，不应过分集中，要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让渡空间，包括审批权、转移支付的支配权等。”
    　　
    “减法”之外，马庆钰认为，发改委还应做两道“加法题”。“发改委成立初衷就是为发展和改革服务，但事实上，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为仍然很弱。目前的局面就是，发展在走计划形式，改革却在弱化。”
    　　
    马庆钰说，在假设不可单独设立体改办的前提下，发改委应强化自己在经济改革中的作为。此外，其仍应突出其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职责，核心包括经济发展规划、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等，具体方面还包括经济预测、预警等。
    　　
    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其改革初步方案的“三定”原则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向进行。
    　　
    这位内部人士介绍，按照“三定”方案，发改委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要大幅度提高国家核准项目的规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投资审核权限。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少数需报国务院审批、核准或由发改委审批、核准外，区分不同情况由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审批、核准，或由企业自主决策。    　　
    
    按照这一逻辑：改革的路径就是两方面的突破：第一，必须弱化其审批权，突出其在宏观经济调节上的职责，减少计划经济色彩；第二，针对改革设计这一职责，必须有所强化。
    　　
    事实上，5月16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同样体现了这一原则。
    　　
    本次调整涉及发改委的还有26项，均属于投资审批类项目，包括取消“企业投资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医学城、大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核准”等15项和下放“企业投资钾矿肥、磷矿肥项目核准”、企业投资稀土深加工项目核准至省级投资主管部门等11项。
    　　
    将属于社会的归还社会，将属于地方的归还给地方，这次简政放权的意图十分明显。
    　　
    “要把该放的坚决放下去、放到位，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也作为了重要的原则被徐绍史重点提出。他还希望，地方发改委也立即行动起来，“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支持和帮助国家发改委”，完成这次改革。▲◆★●■☆


以后怎么办？胡锦涛在老同志座谈上发言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914&msg_id=1210

2013-04-29：在坐的各位老同志们，大家晚上好。首先，谢谢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虽然我已经从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位置上退下来了，但党内的不少同志，包括一些有锐气的同志，都希望我能对过去的10年做一些内部的总结，也对未来做一些展望。今天参加座谈的，有我们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位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有一大批党政军退下来的老领导。那么，我们就推诚布公，做些理论务虚。也希望促进我们的改革事业和思想解放工作。

习近平同志接任我的职务后，江泽民等一些老同志，和我本人，都决定让习近平、李克强同志放手工作。但党内尊老爱少的优良传统，让我作为一个中共老党员，还是希望能给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鼓鼓劲，打打气的。我这里，首先对过去的10年的成绩，和不可避免的一些工作失误，做一些内部总结。供同志们参考。

我今天发言的标题是：以后怎么办？是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期望。

过去的10年，总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党的自身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问题还很严重，比较棘手，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党的政治形象和执政地位。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克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主要是针对我党内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也让习近平、李克强这些新班子能有所准备。

对于党内的一些人士，包括体制外的一些人士，一些新闻工作者，现在有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否定毛泽东同志30年的言论。但这些不是我们党真正的心腹大患。我们完全可以从工作机会、经济待遇和技术方面进行控制。对于艾未未、刘晓波这些人，我们党的资源也可以轻松的控制。刘晓波至今被我们关在监狱里，西方和国内一些人不也没有什么办法嘛。但对于党内，特别是现在一些人批评的，我和温家宝同志执政的过去10年的一些问题，我就要着重讲一讲其中的一些客观制约条件了。

我和温家宝同志都认识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以，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尝试，深化改革的尝试。但有些做法的效果不太好。这有我们个人是自身工作水平的问题，但是，也有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和歪曲，绑架的客观因素影响。我的一些秘书同志，也告诉过我一些舆情。据说有个说法，是我和温家宝同志“政令不出中南海”。大家也应该了解我们的难处了。一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掌控和全面了解的。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机构，集团、在组织上和人事上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一些被批评的政策，其实是相关的既得利益机构、部门和人员具体操控的。当然，作为最高领导人，我和温家宝同志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些问题，则是历史遗留的，比如分税制，是朱镕基同志时代形成的。但因为缺乏内部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就导致了地方以房地产和国家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一些问题是存在的，但也是我们不得已之举。也有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互相牵连的驱动。不这样怎么办，我和温家宝同志要养活全党这么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

而对于我们的一些尝试，比如让汪洋同志在广东做的一些尝试。在重庆的一些尝试，效果有的比较显著，收获了不错的政治效果，但也形成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问题。这说明温家宝同志是认识很清醒、很深刻的，封建专制的东西还很严重。也有些人试图利用和歪曲我们党的红色传统，为个人谋私利。打着红色招牌，行封建专制之事。而温家宝和汪洋同志，也在国务院行政系统，在广东地方，做了一些大胆的民主建设和管理模式改进的尝试，但这就影响到了党内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温家宝同志和汪洋同志就都受到了一些势力的攻击。

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同志家族财富的报道，其实我们通过海外情报渠道，早就有所了解。而且我们在一定范围内也提前打了预防针。大家都明白的。如果这个报道，真是西方媒体所说的，是他们自己独立的商业新闻报道的话，我们的情报机构怎么能提前很多天就掌握了呢？这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组织的对温家宝同志的政治围攻。而温家宝同志对此毫不示弱。所以他们才在政治放风后，进一步组织材料，提供给了西方媒体。而西方媒体一方面是出自商业新闻利益而传播。一方面，是西方的一些媒体、机构，其实和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有某种利益关系的。

党内某些人，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把国家公共资源转移到国外，或给西方机构，组织提供好处。薄熙来在重庆就和西方一些组织有瓜葛嘛。而反过来，针对汪洋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态度，讲话。比如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民主科学的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就会影响这些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威胁他们的特权垄断地位。这也是他们反过来，把很多问题都归到温家宝和汪洋同志身上的缘故，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威胁和抹黑。当然，温家宝同志的一些家人的商业行为，也给这些人了一些攻击的口实。对此，温家宝同志也表示很痛心。我在这方面就提前有了预防。管好自己的家人和下属。所以那些人没有找到直接攻击我胡锦涛的借口。汪洋同志在乌坎事件的尝试，也因为这些党内不良势力的破坏，而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汪洋同志在党内也受到舆论围攻，压力很大。对司法、新闻、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也只能雷声大雨点小。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当时的难处。

在18大前的北戴河会议上，当时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再一次受到了直接的政治围攻。作为党的一把手，总书记，我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温家宝同志，是有愧的。但我还是劝告温家宝同志，暂时避一避。做了一些保全措施的。当然，我也知道，实质上这些人的真正矛头是我胡锦涛本人。任何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加强我们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形象，有利于民生和社会建设的，但不利于那些人的既得利益的，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歪曲和破坏，甚至试图绑架这些领域的国家政策。

温家宝同志讲普世价值，这个其实是不错的。是有利于我们党加强和改进，在新时代的政治形象和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同志当年也说要搞民主，邓小平同志也说过要搞民主，江泽民同志也做了不少民主方面的建设。但一些党内人士认识不到这个辩证。一味的反对和扭曲，破坏。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进步。既得利益集团对权力和经济、文化、司法领域的垄断掌控，也助长了愈演愈烈的贪腐势头，以及人民群众越来越严重的不满。也出现了不少公开、半公开的抗争事件。我们对外称为群体事件。但这都威胁到了我们党的统治地位。

贺国强同志在18大前的一个报告中也提到了，不少地方党政基层组织，被地方黑恶势力绑架和操控了。这对我们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建设都是很大的威胁。那么，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些运动的手法，同时改进现行改革格局下的利益分配问题，但薄熙来事件说明这条路负面效果很严重。另一条路就是改进我们党的管理和领导水平。这主要是汪洋同志在广东这个改革前沿尝试的。就是通过长远的建设，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市场和分配机制、提供合理的社会上升渠道。

所以，我们在18大提出了，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说法。我们的目的和当务之急，是加强我们党的领导地位。而其中的一个出路就是改进我们的管理手法，包括社会管理和新闻管理、司法领域的改进和体制完善。但一些党内既得利益集团认识不到这一点，脱离我党的发展大略。出自个人，家族或部门、地方的既得利益，抵制或歪曲我们的这些尝试。我对此是很痛心疾首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过去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有评价，但我们要那么，习近平、李克强这些同志接过了领导人职务，但同样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特别是我们最近对外也承认的党内和政府里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一些人，利用手里掌握的权力，包括党的文宣资源。也在扭曲和片面化习近平同志的一些好的想法和提法。这同样是出自既得利益的私利。如果这样下去，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也会面临我和温家宝同志当年的困境“政令不出中南海”的。

我这里对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一届领导人提出警示。而作为一个老同志，老党员，我也希望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些同志，能坚决的抵制，有力地掌控这些局面。我们这老同志都会坚决的支持你们。当年邓小平同志说，谁不改革谁下台。我们希望习近平同志也有这样的胆魄，能够挺身而出，做改革的中流砥柱。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的和党内不良势力，特权主义、部门主要、地方主义作斗争。

要打开当前的改革局面，有些事情就不能再等，拖下去了。时间不等人，形势比人强，我们耽误历史，历史就会惩罚我们。有一个好的排头兵，队伍才能整齐前进，我希望习近平同志能成为深化改革的好排头兵。把我们过去搁置的，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完成的社会建设，民主建设、政治改革事业继承和深入下去。

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能不为艰难险阻，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人的贴近群众，反对官僚特权的作风，也发扬邓小平同志扥改革创始人，发扬党内民主，建设社会民主，注重民意，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做法。把要做的，要完成改革事业继承下去，完成好。对一些党内不良作风，保守势力，要坚决的抵制。这方面我和温家宝同志做的不太强硬。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希望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能在这方面咱的稳，看的准。把我们过去好的改革经验借鉴过去，也避免过去的一些工作不足。特别是要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这一点做不到，做不好的话，改革就很难深入人心，也很难开展好。也就不会有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那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就是很不利的。我今天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同志们。【多维新闻】
 
文明是相对蒙昧、野蛮、未开化而言的，指的是一种进步、发展、开放的状态及趋势。政治文明指的就是在政治制度及其规则、政治运行过程以及政治活动结果诸方面体现出来的进步、发展、开放的状态及趋势。政治文明的状态与趋势是否可以用高下优劣或阶段性尺度来加以衡量，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

一是因为政治文明不同于技术文明或物质文明，很难用客观的技术等级或物质丰裕等级来衡量，其优劣成败的确认是一个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立场或思想倾向的不断争议的过程；二是因为相对主义思考方法在这些衡量中起主导性作用，这些方法强调的是历史的、具体情境的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诸因素的作用，把政治制度、运行过程及其结果是否文明的问题，与对制度、运行及结果的环境、条件和各种相关不相关的规定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有关制度、运行及结果的合理性或历史必然性、政治正当性的某种结论，以此来回避或替代对政治文明程度的客观描述、解释与评价，为自身的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所谓优越性或伟大成就张目。这种争议广泛见诸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

近年来，国内关于价值的争论的症结就在于此。究竟是否存在一些可以超越历史、具体情境及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通行观念呢？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是否存在着一种人们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呢？在政治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解释和评价方面，是否存在着通行标准来确定其文明与否、文明几何呢？答案是肯定的。一些人出于信仰的、意识形态的或利益的约束，否定通行文明尺度的存在。这种做法无异于鸵鸟政策，无视政治文明的趋势与潮流的封闭想法，是一种自绝于政治文明潮流的违逆之举。苏共领导人在崩溃之前的所做作为就属于这种违逆之举。在他们原有的思想框架里，难以认真思考政治文明的基本问题。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他们拒斥政治文明要素的导入。

实际上，从政治文明角度来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是深化改革理念的必由之路，这一角度能够超越过于抽象的概念之争或过于复杂的历史纠葛，还原到对一些最基本政治准则的把握上。

 政治文明的要义

政治文明的程度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把握？这是一个涉及文明尺度与标准的基础性问题，充满着各种争议。在此，本文剥离那些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或思想上、现实利益或信仰上的种种说辞，而注重现阶段人类在一些基本政治伦理、行为规则所达成的共识。那些被引为普世价值的理念（如民主、个人权利不可侵犯、人人平等等）恰恰是以这些共识为基础的。

文明的基本涵义就是思想、行为上的相互理解、包容、协作，以及争议的和平且有效率的解决机制，而政治文明的趋势就是在政治活动领域里关于权力的获取与运用、关于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关于责任与义务等等方面不断体现上述理解、包容、协作以及争议的和平且有效率的解决机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渊源、不同制度、不同政治观念、不同信仰的人或组织，对上述涵义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充满对立与冲突，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并演化成不同的政治现象。这反过来也证明，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件不可或缺且长期的任务。要达成、巩固或扩大共识，首先要确立在对一些基本原则、标准及规则的共识，就像现阶段人们对偷盗、暴力、吸毒贩毒、欺诈等现象一致予以否定的共识一样。

从人类的最基本行为是否禁行、是否优劣之类标准的把握做起，延伸到对政治领域的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理解与评价上。比如，民主如今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一共识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演变。在什么是民主以及怎么样实行民主方面，还充满着巨大争议。然而，作为一种政治文明衡量尺度，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众的意愿、立场以及对程序公正的要求，是民主的要义，是民主的文明价值之根本。再比如，一些导致社会贫富悬殊扩大的政策，很难被认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众利益有利的理性政策。从根本上看，制定、实施这些政策，就是一种不文明的政治举措，因为它扩大了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了社会的贫富鸿沟。

在这些问题上，当年苏共在为实现它所说的最高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其种种作为却难以通过最基本的文明尺度衡量。它所触犯的不是关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最高境界的尺度，而是人类政治活动应该遵守的许多基本伦理底线。正是在基本伦理底线上，不同文化、历史及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容易达成某种共识。各执一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总是在千方百计论证自己的制度、运行与结果是最优越的，是最符合历史缘由的，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甚至是最符合民意的，而在如何顺应历史、实情及民意方面，正因为上述对立的出现，连一些最基本的共识也难以达成。所以，回到文明的衡量标准上来，就可以回避那些纷乱复杂的对立，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厘清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关于某种政治制度、运行及结果的描述、分析与解释，提供一个基础。▲◆★●■☆


从十二条标准评判苏共的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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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败亡的历史教训如果从政治文明角度来审视，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本文就政治文明的十二个基本标准来一一进行审视。

1）、诚实。就是讲真话，不隐瞒、不扭曲、不遮蔽事实。这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基本尊重，也是对政治对手或竞争者的尊重，一如对人的基本要求——不撒谎——一样，是一种最基础的文明标准。苏共历史上的不诚实之举到处可见。苏共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与制度优劣与政绩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习惯性的、制度性的不诚实，而且还用所谓的理论来为谎言辩护。

比如，作家高尔基1930年代返回苏联后，为了利用他的声望来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苏共居然说他一贯赞扬与支持十月革命，而实际上，高尔基此前从来没有隐瞒过对十月革命的公开指责；在二战期间，苏联实施了卡廷大屠杀，却诬陷为德国军人所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之所以造成苏共政治形象一落千丈，不是因为他公开了历史真相，而是这种勇敢的举动来得太迟了，不足以挽回苏共的基本政治信用。

2）、言行一致。就是践行自己公开承诺的政治主张，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政治家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的公开政策主张宣示，必须在其执政时期或日常政治运行过程中遵守。把公开宣示或政治宣言视为儿戏，是一种不守信的行为，也是一种不文明之举。

苏共后期口口声声将民众利益、为国家利益着想，实际上却是为处在权力顶峰的一小撮权势分子的利益与地位着想。对社会的压制、对不同政见者的杀戮，对民众的防范，这些做法与苏共公开宣示的为国家强盛和民众利益毫无关系；在苏共历届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献中，无一不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而实际上却是日趋严重的“密室政治”，重大事务决策从来不征求小圈子之外的党内其他同志意见。因为党内没有基本的民主制度与权力制衡机制，这样的言行不一之举得不到纠正，而苏共的当权者还引以为制度稳定、权力稳定的象征，自以为是制度优越性之所在。

3）、责任。就是政党要为自己的宣言及实际作为担负基本的政治责任。作为执政党，苏共从来不为自己在决策中的失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失误，掩盖不了的时候，就进行系统的狡辩。比如那些伤害了民众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如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等），被说成是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实在难以掩盖或辩护的时候，就把责任压到下属身上，而绝不承认中央及主要领导人掩盖承担的责任。在苏共历史教科书与媒体上，把所谓的伟大成揽到苏共中央和领导人身上，把重大失误（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竞争力的下降）归结到外在原因，比如自然灾害、敌人破坏。这属于极度的政治怯懦，也是极度蒙昧之举。

4）非暴力。就是保证政治参与，各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实现政治目标。政治活动的非暴力原则是最基本的政治文明准则，强调的是对所有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不滥用暴力。而苏共长期以来任意使用暴力，领袖们还力图在理论上证明这种做法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如此暴力崇尚是从列宁以武力驱散反对布尔什维克主张的苏维埃代表会议时就开始的政治传统，经过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在1957年夏天调用军队来打击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反对派，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处设置的精神病院与集中营。他们利用苏共对全社会的垄断权力，随意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游戏规则，而不让社会上其他政治力量有表达政治主张的机会。

5）、对规则的尊重。这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保障的基础，也是一种的基本政治活动守则。但是，苏共以暴力夺取政权以后，以党的意志取代社会意志与民愿，随意决策，或不制定规则，或对自己制定的规则视而不见，最常见的政治行为的依据就是“根据政治需要”。苏共还以形势变化为由，为践踏规则的行为辩护。这造成了长期以来苏联政治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斯大林于1930年代进行党内大清洗之后，党内充满了惶惶不安的情绪，个人人身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如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担心何时会被监禁或杀死。这大大破坏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最终也不利于苏共执政，这就是“苏共是自己的掘墓人”结论的基本涵义。

6）、关注大多数人权利。就是政治活动要给社会上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政治文明水平提升的一个标志。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扩散，都与最大限度地保障权力运行的结果有利于大多数人有直接的关系，此为政治文明的基本体现。现代政党之间的竞争经常与选票竞争联系在一起，迫使欲掌握政权的政党公开表明要为大多数人做些什么。而苏共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民众利益，实际上却是为少数党内精英利益服务的。在苏联社会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官僚特权阶层，占尽政治经济资源。在苏共统治下，绝大多数民众的结社、游行、出版以及发表言论的权利受到严格控制。在历届苏共领袖的言论集里，走群众路线、为群众谋利益的政治表述处处可见，但是，苏共实际上搞的是最特殊的精英政治，对民众的智慧、觉悟采取极端贬斥的立场。这是一种以政治权力金字塔上的少数人权利为主要诉求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排斥大多数人的需求、期待和权利利益的制度。

7）、开放、兼容的立场。就是吸纳最广泛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对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分歧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苏共只是在列宁主导的夺取政权前后一段里算是有比较充分的党内民主气氛，关于政治方针、政策与理论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可以进行公开的讨论，乃至针锋相对的争论，当时党内有机制来容纳各种歧见歧义。在政权稳固过程乃至以后时期，就越来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列宁本人也开始经常凭借个人权威权力来压制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斯大林更是走到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到苏共十九大之时，全党已经完全没有不同意见进行平等讨论的空间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只要是不同意见，就本能性地进行打压。这纯粹是为了保全党中央和领导人的个人权位。苏共实际上从1930年代就显出了思想僵化、活力丧失的弊政，全凭着党中央封闭式地进行决策，然后凭借由上而下的党政组织系统强行实行政策。苏共的历史，就是一个逐渐走向封闭、逐渐沦为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历史。

8）、对个人的人性弱点、组织的科层弱点的抑制。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抑制或预防政治参与者个人的野心或个性弱点，使之不能借由政党组织或政治规则放大、贻误政党乃至贻误国家。这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基础性尺度。在这一方面，苏共是最经不起文明尺度衡量的政党之一。它既无力阻止斯大林这样的具有个人政治野心的政治家最终夺取和长期霸占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无力阻止他借由苏共来对全社会实行野蛮的专制统治。

9）、技术问题与思想、政治及意识形态之间的适当区别，不做混合。就是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责任与技术运用之间进行适当的划分，而政治参与者都认同并遵从这种划分，由此确保政治运行的一些制度规则、规范是文明的、公正的、公平的，确保政治参与者的基本权利。苏共的政策历来就是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用阶级斗争或党内路线斗争来衡量所有的政治活动，动辄进行大批判。苏共主导下的工会、妇联、青年团，都是政治化组织，缺少对特别社会人群的特殊利益的基本关照，将社会人群分化及职能分工这样的技术问题，完全纳入政治控制范围之内。再比如，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李森科现象”，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上的不同学术意见，划为政治上的是非，发动严厉的政治批判，打击那些持与党中央不同立场的科学家，依照政治旨意来修改科学教科书。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出于对社会阶级划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坚持，加大工农出身者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以此将社会阶级结构改造成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准。这一做法延续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样的泛政治化做法，在苏共统治时期遍及全社会各个领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10）、理性处理双重标准问题。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恪守理性标准，跳出政治狭隘，超越思想的、意识形态标准，更要超越狭隘的利益标准，客观地描述事实，确认是非。执政党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要立足于国家立场而超越一个政党组织的个体性立场。苏共从僵硬的狭隘政治需要出发，对一些重大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并以思想的或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立场选择进行辩解。在人权问题上，苏联一直系统地指责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而在苏联国内却声称为了建成发达社会主义需要对一些人权进行限制。在民主问题上，苏联的双重标准更是明显，经常训导民众说，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历史上最虚伪的民主，而苏联施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勃列日涅夫还指责西方的工会是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假工会，认定苏联工会理事会领导下的工会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如此双重标准在所有重大政治领域中都有出现。

11）、效率。就是以最恰当的技术手段来追求有效率的治党理政结果，摒弃粗放式的管理方法，在技术管理层次上吸纳先进手段和做法，而不是固步自封。苏共执政时期的国家管理与党的建设是毫无效率原则做指导的，不计成本的做法处处可见，说明这是一个排斥现代组织管理及国家管理的文明手段的落后的政党。一个垄断了国家全部权力和资源的政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但是，胡乱决策、粗放管理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为了全面控制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苏共在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以及所有社会组织与团体中都设有专职的党务工作者。这就让苏联的国家与社会事务运行白白多出一套人马，还在原有的行政科层系统之外又加上了党务系统的约束，使得组织运行效率大大下降。另一方面，苏共本身的运行与管理从不讲究效率，在财务上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机制向党员及民众公布党的经费合法来源以及开支情况。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因袭党库与国库的无界限联通，导致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失。

12）、谦抑。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在权力的运用方面，要严格依法办事，并受到人民的监督。而苏共之缺少基本的权力谦抑意识与规则的不文明之举在其执政以后时时可见处处可见。那时，苏共以强制手段控制了全国的所有媒体，对舆论进行严格的控制，出现了“《消息报》无消息，《真理报》无真理”的舆论窒息、事实蒙蔽的局面。苏共以舆论导向为由，不间断地宣传苏共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自吹自擂到了没有节制、没有羞耻心的地步。在苏共统治的数十年期间，这种自我表扬、自我吹捧的做法已经制度化了，已经成为其治党理政的习惯做法，这些一戮就穿的谎言还被定义为苏共的政治优势之所在。真是被自己的蒙昧搞到了不知蒙昧的地步。

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对苏共败亡原因的不同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这个党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文明的执政党。它的政治制度、规则及运行中，有太多蒙昧的、野蛮的和未开化的因素，而它自身又没有力量来消除这些因素，最后也只有在世界政治文明进步的潮流中败亡这惟一归宿了。（作者供职于《中华工商时报》）▲◆★●■☆

 
 
南海问题无法靠软实力解决 解放军有出手一战的意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586

   2013-5-28：环球网综合报道：菲律宾5月9日出动3艘军舰驶向仁爱礁，欲加固自1999年起就对该礁形成实际占领的破旧登陆舰阻止其下沉，伺机将其建成海上堡垒，南海风云再起引发网民关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教授(编者注：大校军衔,硕士学位,先后毕业于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指挥学院和国防大学。)在接受环球网军事频道合作伙伴——上海电台的《防务360》连线采访时表示，外交这种软实力已经无法解决南海问题，正如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

资料图：中国海军053H1G护卫舰升级后亮剑南海

　　1999年中国对南海关注不够 菲律宾趁火打劫

　　韩旭东说，菲律宾二战结束之后，摆脱殖民统治就不断觊觎中国在南海地区一些岛礁。菲律宾认为这些岛礁距离其国土近，比如说巴拉望岛距离较近，菲律宾认为距离他国土近的岛就是他的，所以菲律宾就不断蚕食距离其比较接近的岛礁。另外二战结束之后，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军队忙于中共军队进行内战，所以国民政府对南海地区尤其是南沙群岛地区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是菲律宾不断觊觎南海岛屿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乃至70年代中国海军力量还是比较弱的，南沙群岛距离大陆比较远，我们的海上力量对此鞭长莫及照顾不到。但是199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前南的大使馆，使中国与美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情况下菲律宾就来个趁火打劫，用破旧登陆艇“坐滩”仁爱礁。仁爱礁可以说一直是菲律宾觊觎和想控制的岛礁，通过“坐滩”登陆艇对外宣誓仁爱礁是属于菲律宾的。在目前情况看，中国在1999年对南海南沙群岛地区的岛礁在海上力量上关注是不够的。

资料图：南海舰队驱逐舰在清晨打响战斗。

　　中国对海上利益维护没提高到足够重视的程度

　　韩旭东称，新中国成立后50-60年代乃至70年代，中国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陆上，我国的军事力量重点发展陆上力量。自从1982年《国际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后，中国面对海洋利益的威胁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海上力量断是不断发展的，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比如到80代中期中国军舰才向北印度洋地区延伸，也就是80年代中期之前可以中国的军舰说连国门都没有走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如何去捍卫南海地区的权益了。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的海洋意识不断提高，尤其是我国南海地区的岛屿不断被侵占，我们的海洋意识得到了逐步的提高，但是海上力量的发展他是有一定过程的，不是说你重视海上力量它马上就提高上来了。

　　外交软实力的博弈已经无法解决南海问题

　　韩旭东认为，一方面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得到了逐步提升，也就说从国家层面已经把维护海上利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中国海上力量经过1999年北约轰炸我大使馆之后，可以说我经常说过一句话，北约轰炸炸醒了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中国，10多年以来中国的海上力量得到了足够的发展。第三方面，不难看到只通过外交这种软实力的博弈已经无法解决南海问题了，正如歌所说该出手就出手，外交只有在军事实力的支撑才能有效。既然黄岩岛是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仁爱礁也是中国领土主权所在，我们为何不能够在我国主权范围内使用军事力量来维护我们的主权呢？中国的海上力量已具备了使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的程度。外交和军事是互相配合使用的。来源: 环球网▲◆★●■☆



“围堵中国”势力开始紧急抱团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593

   2013-5-28：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27日启程前往日本访问，辛格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军事合作、基础设施、核能出口等“战略问题”会谈，并签订15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印度媒体坦言，目前所有对中国警惕的力量已经开始抱团，对付“冲入羊群的狼”。

　　综合媒体5月27日报道，印度总理辛格从27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等将随同辛格访日。印度《经济时报》称，日本屡次换首相，这是辛格第一次和“熟悉的日本首相会谈”。辛格还将会见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并且共进午餐。明仁天皇将受邀访问印度，日程由双方进一步确定。

　　辛格25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福岛核事故后中断的日印核能协定谈判称“强烈希望有所进展”，这也成为日媒的关注点。因2011年3月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印日民间核能合作协定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此次，安倍与辛格将于29日举行首脑会谈，就重启核谈判达成一致。

　　与此同时，辛格希望日本在能源投资以及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援助。日印领导人还将就阿富汗等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西方专有运输走廊、金奈-班加罗尔基础设施建设升级走廊进行探讨。

　　关于国防合作，印度邀请日方在印度洋上进行海军演练。印度《德干先驱报》对此解读认为，这是印度“不理”中国的举动，因为新德里和东京加强军事联系正好在李克强离开印巴不久。尽管中国要求印度不要参与美国“围堵中国”的计划，印度还是打算和日本进行定期海上军事演习，印度也向中国高层就北京帮助巴基斯坦建设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表达保留意见。

　　“印度《第一邮报》24日以辛格访日是平衡中国吗？”为题刊文指出，日本与印度都面临着中国外交、经济、军事上的压力，两国都曾与中国存在领土上的僵持局面，因而日本和印度都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忧虑，中国也自然将成为辛格访日会谈的话题之一，日本是抗衡中国的重要“摇摆国家”。目前所有对中国警惕的力量已经开始抱团，对付“冲入羊群的狼”。

　　不过，也有印度舆论担心，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辛格政府能否吃得消。此外中国总理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辛格此举还将是一次对北京的平衡外交，与中国关系处在僵局的日本也会从辛格那里了解中国的态度，中国因素将始终是“挥之不去的话题”。虽然，印度与中国虽然也有领土国境问题，但意识到中国的巨大市场，将经济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安倍政权怀着对中国形成包围网的目的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印度却避免与中国发生重大对立。来源: 网讯▲◆★●■☆



一张会员卡看穿官场贪腐文化 中纪委全力清理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9/2423674.html

 旺报 2013-05-29：90年代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把「红楼」打造成隐蔽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场所，不少高官身陷其中。今日大陆力推习、李新政，但各式私人会所林立，成高官最爱。为此，中共中纪委正全力清理会员卡。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27日出席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会员卡虽小，折射出的却是作风建设的大问题。

　　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牵扯公安部、海关及解放军、武警等高官。赖昌星在厦门湖里工业区打造的7层红楼，外表普通却暗藏春色，有舞厅、桑拿等，还有5套鸳鸯房和一大群美女。落网的前公共部副部长李纪周，每次一 到厦门，进红楼非得玩个3天3夜才行。

　　一财网说，会员卡其实就是腐败的温床。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以会员卡为门槛的形形色色会所遍地开花，既有专门为商界精英和政要人士服务的「顶级会所」、「私人会所」，还有高尔夫会所、美容养生会所、温泉会所、雪茄会所等专门会所与综合性会所，有些会所「里面水很深。」

　　北京某知名高尔夫球俱乐部会所工作人员表示，以个人名义办理会员卡需要缴纳65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入会费，若以公司名义则需148万元，但绝对不会对外洩露身分。报导列出几位被查处的官员，例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光高尔夫球会员卡一项，价值就高达百万元。

　　大陆媒体人胡舒立28日撰文指出，「会所腐败」其实是官员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这是因为各种高档会所的会员，往往是身分与地位的象徵，其消费带有特权色彩且富私密性。今天，官员通过获赠会员卡或是以公款办理会员卡隐蔽腐败是常见形式。▲◆★●■☆



邓小平对后人的“十点警告”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5615

   2013-5-29：
 
　　警告一：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警告二：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P364)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　　

　　警告三：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P123)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警告四：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警告五：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P65)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警告六：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P43)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警告七：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警告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警告九：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年P160)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P164)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警告十：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P176～177)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来源: 中国企业家网▲◆★●■☆



"习奥会"双方夫人将陪同 释放信号 揭密庄园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9/2424083.html

 东方早报  2013-05-29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双方均提前设定议题并对外释放信号。

　　美国白宫发言人卡尼28日表示，总统奥巴马下周在加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讨论网络安全问题，“这是我们的重要关切”。在此之前，美国多方已热炒“中国黑客论”。

　　昨日，中国外交部为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吹风会。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表示，即将进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将地点选定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这体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两国领导人将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沟通，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为双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指导性意见。他没有提及网络安全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中方很可能在会晤中淡化这一议题。

　　另据美国媒体28日披露，中美元首的夫人将陪同出席此次会晤。

　　中方解释会晤选址

　　“经协商，中美双方都认为，这一安排是合适的。”郑泽光就中美选择加州庄园会晤表示。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中美双方都希望两国元首尽早会晤，就未来中美关系发展进行战略沟通和规划。

　　郑泽光介绍，此次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为双方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说，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当然，也存在一些分歧和问题需要双方进行有效管控和妥善处理。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会晤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不仅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且将会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美国媒体28日披露，早在今年3月担任国家主席之前，习近平就在2012年2月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华盛顿时表达了建立新关系的意愿。分析人士称，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外交部官员与北京的一些国际关系教授见了面，探讨如何最好地定义“大国关系”，但没人知道如何将其具体化。但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上周末告诉东方早报，“美国官员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这对政策解读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解释和填充一个新的概念。美国的学者和官员经常组织会议讨论，试图明白习近平提出这个概念是有什么想法。”

　　事实上，包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在内的一批美国知名美中关系专家、学者正在中国访问，昨天，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在北京会见了他们，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主席卡丁也在中国访问。

　　中美分析人士称，已知的事实是，中方正在参考历史上老牌大国和崛起大国相遇时发生的事情。中国人非常熟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例子。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记载，这场战争就是因强大的雅典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而起。佐利克也认为，这个声明是建立在中方对历史的看法之上的——历史上大国崛起和衰落的进程总会伴随战争，而“新型大国关系”试图说明，崛起的国家未必一定会造成冲突甚至战争。

　　会晤前美淡化黑客报告

　　美国方面也就这次会晤提前放出风声。在奥巴马乘坐美国空军一号飞往新泽西州之际，白宫发言人卡尼28日在飞机上对随行记者说，“网络安全是现任行政当局首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重要关切。我们在与中方各级别会晤中，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肯定，这将是总统与习近平主席6月初会晤中将要讨论的问题。”

　　此前，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中国黑客窃取超过24种美国先进武器系统的设计图。五角大楼发言人利特尔以及其他国防官员试图淡化这份报告的内容，并形容该报告有些过时和夸张。利特尔28日表示，美国国防部十分认真对待网络间谍活动带来的威胁以及网络安全问题，但对美国的武器实力充满信心，有关网络攻击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美国的能力和科技优势削弱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早在两年前已经完成了，不过相关信息凸显了需要密切关注的部分安全问题。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昨天在吹风会上称，中国反对所有的黑客行为，中国已经与美国达成协议成立网络安全工作组。▲◆★●■☆



“西部戴维营”静候中美元首会晤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9/2424083.html

    安纳伯格庄园。毛建军 摄

    ——新华网记者探访加州安纳伯格庄园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日前，本报记者驱车前往这个即将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的庄园，试图揭开蒙在它身上的神秘面纱。

　　伴随着10号州际公路上的滚滚车流，记者的车从洛杉矶一路东行。经过由众多风力发电机组成的“风车阵”，汽车驶进一片广袤的沙漠。拐出130号出口，继续沿着用美国已故谐星鲍勃·霍珀的名字命名的大路南行，大约又行驶了五公里，就到了著名的“阳光之乡(Sunnylands，音译为桑尼兰兹)”———安纳伯格庄园。

　　紧张筹备“习奥会”

　　安纳伯格庄园坐西朝东，约一人高的粉色院墙将喧闹的大道与安静的庄园隔离开来。大门前面用粉色的墙砖砌着庄园的标志，上面“阳光之乡”几个银色的大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显眼，“37977”这个数字表明它在这条大道上的位置。由于这天是公众开放日，栅栏“洞开”，记者也像其他游客那样驾车“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进入庄园，映入眼帘的是由绿树和鲜花组成的一个大花园，绿树丛中偶尔会露出园丁的身影。他们有的在修剪枝桠，有的在侍弄花草，在烈日下紧张地劳作。距离大门不到50米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停车场，旁边就是一幢白色建筑，里面是去年2月刚刚落成的游客接待中心。这座设施占地约3.6公顷，后面是一个大花园，园内种植了60多种、多达5.3万株取自美洲、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花木，其中不乏奇花异草。约两公里长的小径徜徉其间。此外，优良的生态环境引来了大量野生动物，游客不时可以看到沙鼠、蜥蜴和蝴蝶。

　　在宽敞的会客大厅里，记者见到了媒体主管玛丽·佩里。“中国国家主席来访，我们作为庄园的管理人员也喜出望外，”这是她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世界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佩里表示，她和同事们高度重视这次访问，并在紧张有序地准备接待工作。考虑到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她拒绝透露具体细节。此外，园方由于正在筹办这次会晤，规定媒体的活动区域只能局限于游客接待中心，使媒体无法深入庄园进行实地探访。得知此事，记者禁不住十分失望。佩里脸上露出同情的表情，并忙里偷闲地对这座庄园进行了简要介绍。

　　安纳伯格庄园位于洛杉矶以东110英里左右，是已故美国出版巨头、慈善家兼前美国驻英大使安纳伯格和他的夫人丽诺尔的故居。这座位于南加州沙漠绿洲中、号称“西部戴维营”的著名庄园，因为下月初将举行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再次吸引全球关注的目光。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庄园主人出身名门

　　这座庄园曾经的主人是美国著名新闻出版业巨擘、外交家和慈善家沃尔特·安纳伯格夫妇。

　　安纳伯格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出版业世家，上世纪40年代父亲去世后他成为家族事业的掌门人，由于经营有方，他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旗下拥有包括《电视导报》在内的多家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积累了巨额财富。据《福布斯》杂志推断，他的身家高达40亿美元。

　　安纳伯格曾在尼克松执政期间出任驻英国大使，交游甚广，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安纳伯格夫人莉奥诺是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创始人哈里·科恩的侄女，曾出任里根政府礼宾司司长，也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两人生前乐善好施，共为各类慈善事业捐款约20亿美元。安纳伯格于2002年去世，享年94岁。莉奥诺也在7年后离开人世，享年91岁。

　　庄园的历史可追溯到1951年，当时安纳伯格和莉奥诺新婚燕尔，在费城附近安家。苦于当地冬季奇寒，他们决定在阳光明媚的加州兴建自己的新居，作为过冬之用。他们看中了兰乔米拉奇，这里远离洛杉矶，加上地理位置独特，不会受到无谓的纷扰。洛杉矶著名建筑师昆西·琼斯等人参加了设计。庄园于1963年开工修建，三年后正式落成。

　　安纳伯格庄园位于洛杉矶以东110英里左右，是已故美国出版巨头、慈善家兼前美国驻英大使安纳伯格和他的夫人丽诺尔的故居。游客中心大厅左侧的展品陈列区格外引人注目，玻璃柜子中陈列着数十件瓷器、香炉、酒具等明清宫廷文物。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沙漠中的世外桃源

　　庄园占地接近81公顷，包括主建筑、宾客区、宾客别墅、一个私人的9洞高尔夫球场、网球场和11个人工湖。琼斯在设计时采用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尤其是加州时兴的现代派建筑风格，注重形式的简约和与大自然的融合。

　　庄园的主体是一幢约2300平方米的粉色建筑。据佩里描述，这是一座现代派艺术作品，屋顶和外墙均采用安纳伯格夫人钟爱的粉色涂刷，用大块落地玻璃组成幕墙。卧室正中摆放着法国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座雕塑作品，四周环绕着粉色的凤梨科植物。屋里四处均是珍贵的艺术品，还有古色古香的椅子和沙发。

　　书房的墙壁上挂满了夫妇俩曾款待过的名人政要的照片，以及英国皇太后寄来的20多张贺年片。屋里还收藏着他们与多位美国总统往来的3000多封信件。

　　《洛杉矶时报》去年在报道这座庄园向外界开放的消息时，甚至借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名作《忽必烈汗》中的诗句，称其为坐落在加州沙漠中的“上都”(世外桃源)。

　　佩里介绍说，安纳伯格夫妇酷爱艺术。庄园陈列着他们收集的大量珍稀艺术品。其中既有毕加索、梵高、莫奈和塞尚等印象派艺术大师的50幅名作的复制品(原作已经捐献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有中国古代陶瓷、景泰蓝和唐代墓葬雕塑等中国艺术品。

　　政要明星往来于此

　　20世纪后期历史的缔造者，如各国总统、君主、演艺明星曾云集于此。庄园曾接待过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七位美国总统。

　　作为南希·里根的挚友，安纳伯格夫妇每年都会邀请里根夫妇前往庄园度假。从1974年至1993年，里根和南希共在这里迎来18个元旦。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曾到这里小住，既是疗伤，也是躲避记者。此外，还有众多外国王子和娱乐界大腕或乘直升机，或坐豪华轿车前来这里下榻。他们或在绿草如茵的球场打球，或在泛着涟漪的湖中垂钓。

　　庄园曾经接待的外国政要主要包括：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等。这里还曾接待过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菲利普亲王、查尔斯王子、摩纳哥格蕾丝公主、荷兰伯恩哈德亲王等多国皇室宾客。基辛格、格林斯潘、比尔·盖茨夫妇、大卫·洛克菲勒和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等人也曾成为安纳伯格夫妇的座上宾。著名歌星弗兰克·西纳特拉还在这里举行了婚礼。

　　安纳伯格夫妇去世后，后人根据他们的遗愿，将其改成公众场所。庄园几经扩建，现已成为美国著名的国际会议中心和建筑与文化遗产的公共场所。

　　中美合作特殊平台

　　在记者即将结束这次未竟的探访时，留意到游客中心大厅左侧的展品陈列区正在举行明清时代中国景泰蓝藏品展。玻璃柜子中陈列着32件瓷器、香炉、花瓶和酒具等明清宫廷文物。佩里表示，安纳伯格夫妇十分喜欢中国文化，这些文物大都是安纳伯格在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收藏，是藏品中的精品。

　　佩里还提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的距离。他们曾经下榻“阳光之乡”，因此，“这座庄园也与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游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从电视上看到习近平将来这里与奥巴马举行会晤的消息，感到十分高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要做好朋友，”他说。

　　对于“习奥会”即将举行一事，安纳伯格基金会总裁杰弗里·考恩在新闻稿中说：“安纳伯格夫妇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庄园打造成‘西海岸的戴维营’，为美国总统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促进了解与合作构建平台。这次会晤很好地实现了当初这个愿景。我们为此深感荣幸。” ▲◆★●■☆



好消息为什么都变成假新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5/29/2423671.html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2013-05-29：　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微服出巡、打的体察民情被指为假新闻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下令高干子女留学学成一年必须回国，又被指为假新闻。巧合的是，出面为报道或转发假新闻道歉的都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前有《大公报》，后有凤凰卫视。令人疑惑的是，备受网民赞赏的好消息，为甚么都变成假新闻？
 
　　习近平打的私访、王岐山清理裸官，消息真假有待历史检验，并不是中共掌控下的媒体现在说真就真、说假就假，被官方辟谣的真消息多了去。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被举报涉贪，官方曾说是造谣诬衊；重庆淫官雷政富在不雅视频曝光后也对媒体称「这是假的、嫁接的」，结果呢？

　　官方急急辟谣，只能说明相关消息民意支持度越高，触及当权者的顾忌就越多。习近平微服私访，是对现有民意收集及反馈机制的不信任；王岐山下令高干召回海外子女，是对高干忠诚度的不信任。因此，消息无论真假，大有可能众口铄金，官员的强烈反弹可能超出习近平、王岐山现时的压制能力。

　　假新闻之说一出炉，相关官员都可松口气。至于媒体的感受、颜面，就不是惯于粗暴操控媒体的中共所在意的。香港的亲共媒体及中资媒体，虽然多数时候不受新闻送审制度的约束，但一旦惹怒当权者，要他们食死猫、要他们自掴耳光，他们也只能生受，真可谓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