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510

----清华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

   2013-7-20： 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称其在过去20年里，他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以下为全文：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看如今满头白发的我，哪里还有青春的痕迹？诸位也许可以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青春的确终将消失。

　　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打算谈《报告》本身，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交待《报告》写作的时代背景；二是谈谈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内在关联。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来源: 观察者网▲◆★●■☆



中国发布美日军力报告：自卫队准备争夺钓鱼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503

   2013-7-20  作者 : 马俊 王渠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19日在北京发布美日两国2012年军力评估报告(民间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中国民间智库第二次发表别国军力评估报告，与去年相比，两个报告首次推出英文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对《环球时报》表示，美日国别军力评估报告已成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一个品牌，在没有特殊情况下每年发布一次，但每年的内容、风格将有一些不同，两军战略转型是今年的关注点。

好快啊：日本国产22DDH直升机航母8月下水

　　《2012日本军力评估报告》涉及总体政策调整、军事实力、国防预算、军事部署、武器装备、体制编制调整、军事训演、对外军事安全合作等内容。报告说，日本自卫队2012年武器装备采购诸项支出为7565亿日元，占国防预算的16%，其中舰船建造费为1728亿日元，较去年大涨130%。报告指出，日本2012年军事部署的指向集中在3个方面：增强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能力；强化对应能力；加强灵活机动能力。这些措施主要是加强对军力相对薄弱且远离本土的西南岛屿的防卫，为争夺钓鱼岛和干预台海冲突做准备，同时牵制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

　　在阐述钓鱼岛问题时，报告称，日本的“涉钓”军事对策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使用海上保安厅这一准军事力量打头阵并全力把控局面；第二步是加快出动自卫队应对局部中低端武力冲突的准备；第三步是竭力确保冲突失控升级情况下的美军介入和驰援。同时，日本还以平时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来威慑和吓阻中方并作为以上三个步骤实施的政策支持。 罗援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的改善并非易事，中方应做好危机预防和防御准备。

　　在罗援看来，中美两国现正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了解彼此的安全关注，也是十分必要的。美国此前发表了《2013中国军力评估报告》，“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期望美国了解，中国民间学者是怎么看待美国的”。《2012美国军力评估报告》指出，2012年，美国军事演习的次数、参演国家、参演武器和人员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报告称，美国这些高频率、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演习，特别是在地区发生紧张局势时进行的针对性演习，致使部分地区形势紧张，不利于世界的和平。

　　外界向来关注中国军费的增加。这次的报告显示，美军2012年的国防预算总额虽然下降，但基本军费预算则显著增加，达5531亿美元，不仅连续几年增加，与2001年相比更是猛增80%。这次公布的两份报告显示，美日存在隐形军费。报告显示，自2008年起，日本安全保障会议的机构预算和政府为自卫队下拨的用于航天开发的费用都未编入国防预算；美国的国防费由军费、核项目费和国防活动费三部分组成，而美国现在公布的国防预算则不包括国防核项目经费，而是将其列入能源部，也不包括由征兵事务局、联邦调查局和海岸警卫队等政府机构掌管的国防活动费。

　　这两份报告提到，美日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罗援认为，美日这种看法，一方面是结构上的矛盾，双方在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多不同，另一方面美国要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本也对中国的赶超感到不适应、不舒服，同时日本寻求国家正常化，因此拿中国说事，为改自卫队为“国防军”找借口。罗援说，中美首先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美国对中国发展军力提出很多异议，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应该通过释疑增加互信。双方需要寻找共同利益，通过合作找到“最大公约数”。

　　“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罗援表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通过发布美国和日本的军力报告，希望让世界，特别是美日了解中国民间智库对于他们的发展是如何评估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11年，是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团体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民间社会团体，具有一级社团法人资格。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遇到的问题不是小挫折 而是大麻烦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517

   2013-7-20  作者 : 保罗·克鲁格曼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30年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国将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提出已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达到了“刘易斯拐点”(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有改善。来源: 纽约时报▲◆★●■☆


中国成世界上PM2.5污染最严重地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526

   2013-7-21：21日上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PM2.5(细颗粒物)分论坛在贵阳举行，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等部门的环保专家就“PM2.5危机”展开探讨，专家们表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PM2.5危机”分论坛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为主题，专家学者就近年来大气污染形势及防治策略进行了探讨，就近年来引发公众热议的PM2.5的成因、发展形势及治理开展深入谈论。

　　去年以来，中国多省(市、区)出现连续严重的雾霾天气，部分地区甚至出现PM2.5指标爆表的极端情况，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伦敦的PM2.5指标约在10至20微克/立方米，而北京在高峰期达到了90微克/立方米左右，广州等城市也达到了50微克/立方米左右。

　　“我国大气的平均能见度从1961年的4-10千米减小到如今的2-4千米。”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特别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表示，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呈现出区域性不断蔓延的趋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表示要通过对大气污染实施污染物协同管理，实施区域和部门协同共同控制PM2.5。

　　环境保护部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要讲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作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的主线，全面检验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加速空气质量改善进程。来源: 中国新闻网▲◆★●■☆


中国4个集团军负责对印作战 兵力40万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530

   2013-7-21：印度雷迪夫网站文章称，印度现有4个军团可对华作战——即第14、第3、第4和第33军团，它们下辖10个山地步兵师，总兵力将近22万；而中国负责与印度接壤地区作战任务的成都和兰州两个军区下辖4个集团军，分别是第13、第14、第21和第47集团军，总兵力约为40万。

　　【印度雷迪夫网站7月19日报道】中国对印度拟在中印边境组建山地打击军的计划反应谨慎，官方媒体则对这一动向予以忽略。

　　中国外交部书面回答印度报业托拉斯对中方反应的询问时表示，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多份关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及在军事领域采取增强信任措施的协议。

　　简短的回复中没有直接提及印度政府批准组建山地军一事，而只是表示，两国边境地区的总体形势是和平、稳定的，中方愿意同印方共同努力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为增强印度军队在实际控制线一带的作战能力，政府17日批准斥资约6500亿卢比(约合670亿元人民币----本报注)组建一支部队，包括在与中国交界地带增加部署5万名军人。

　　迄今为止，北京的官方媒体对印度组建山地军一事未予以报道。

　　【印度雷迪夫网站7月19日文章】题：印度是如何向中国学习的(作者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斯里坎特孔达帕利)

　　经过了为确定部队构成、预算分配、军种的角色与使命以及因为国防与外交/安全部门之间的官僚扯皮而引起的延宕，在得到内阁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之后，组建打击军团的方案具体成形了———这是印度第四支这样的部队，不过也是最新一支专门用来打山地战的部队。

　　这个拟议中的军团将下辖3个师的兵力。一旦边境对面的国家胆敢入侵印度，那么这个军团可望把战争引入西藏，从而加大对方的损失。

　　尽管有人对组建这样一个打击军团的必要性表示怀疑，但是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支持了这一设想。

　　第一，时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帕克卡普尔上将在2009年末曾宣称，除了考虑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核武器因素之外，印度军队正在加紧适应核态势下两个战区同时交战的情况———其中一个战区针对的是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中国。

　　第二，中国崛起所导致的中印之间日益加剧的军力不对称明显表现为印度对邻国的谈虎色变。中国最近提出了多项领土收复的主张。

　　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对称反映在了军事预算的划拨以及实际的军力上。中国的军费(官方数字是1200亿美元)是印度国防预算的3倍以上。在今后20年里，预料中国的国防开支将超过美国，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在这些数字中，估计中国把军费的将近四分之一用在中印边境，具体表现为过去两年在西藏及周围地区进行的30多次军事演习，包括最近派驻的歼-10和苏-27多用途战斗机在内的军事部署，以及官方媒体故意发出的关于中国导弹现在具有陆路/铁路机动能力的核威慑信号。

　　军力的不对称还反映在部队兵力上。印度现有4个军团———即第14、第3、第4和第33军团，它们下辖10个山地步兵师，总兵力将近22万；而中国负责与印度接壤地区作战任务的成都和兰州两个军区下辖4个集团军，分别是第13、第14、第21和第47集团军，总兵力约为40万。

　　在增兵5万作为打击军团建制的一部分的情况下，印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军力的不对称。

　　第三，自从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以来，中方边境巡逻部队对实际控制线的越界明显增多。在两国边境的东段和西段，这种越界行动的平均次数估计达到了3位数。

　　实施组建打击军团的决定表明印度正在向中国学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一向当断则断——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力以赴解释了这种绝不含糊的立场，即便它对抗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美军。印度需要从中获得启示。来源: 新华网▲◆★●■☆


八大元老李先念家族传闻最少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7/20/2529352.html

明镜网  2013-07-20：不许子女经商，李家也不富裕

李鹏6月18日的日记：“上午，江开常委会，杨尚昆说，李先念和薄一波提出，对赵要一抹到底。常委认为，已定了，不再变。下午，王震也来说，要取消赵的中委资格。我提议对赵继续审查，这可能缓解老同志不满。”

　　6月20日日记：“晚上，江泽民主持新的班子开会，研究对赵紫阳、胡启立的处理问题。鉴于赵的态度恶劣，大家意见应撤销他的中委职务。查看了党章第40条，撤中委职务须经中委全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邓小平传话来，同意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职务。陈云也传话来，不保留赵紫阳的中委职务，李鹏特别强调：”李先念、薄一波也都传话，坚持要把赵紫阳撤下来。”

　　好一个厉害的“坚持撤下来”，真正“一抹到底”，把赵紫阳削职为（党）员，软禁到死。李先念有组织、有领导、有策略地完成了1988年前几年有计划、有预谋的政变目标：打倒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以江泽民取而代之。李先念成了“八九风波”中达到预定目标的胜利者，解了心头之恨，在各派、各种群体的复杂而激烈的政治博弈中，李先念为前台兼后台的倒赵司令，是唯一的赢家，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邓小平在道德上彻底输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舆论的严厉指责。

　　李先念和邓小平。

　　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因此，李家也是在中共八大元老家族中，各种传闻最少的一个。

　　李紫阳当了一辈子医生，曾经担任中国女医师协会副会长。李紫阳的曝光率相当低，几乎很少为外界所知。

　　在接受官媒採访时，李紫阳曾表示：“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到文化大革命时，我上才初三，李小林才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点半或六点钟，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上学也回不来。晚上他很少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毛主席、周伯伯开会什麽的，宴会也比较多，很少在家里吃。等我们晚上八点多锺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

　　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孩子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而不是娇生惯养。

　　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李紫阳还说：“文革前我确实对我父亲很不瞭解，但是父亲去世之后，通过历史文献，通过拍专题片子，我感觉我父亲这个人的确值得写，值得尊敬，他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他始终很低调。”

　　“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麽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父亲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重。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2008年，李先念的小女儿李林7月4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题为《李先念之女回忆父亲：主管国家经济26年从不允许孩子经商》。

　　《人民日报》的编者特意用黑体字凸显了下面这段话：“李先念主管国家经济工作长达26年，可从来不许孩子经商。时至今日，李家的4个子女没有一个人下海。”

　　据说李先念对子女有约法三章：一是不能利用他的名义在外面乾什么事情；二是不能以高级干部子弟自居，盛气凌人，要尊重人，有礼貌；三是要遵纪守法，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要到公司去经商，生活上不能贪图享受。▲◆★●■☆


500老外东莞坐牢里面就有普京校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7/20/2529362.html

Roman诚恳地告诉记者：“我在这里学到了怎么看人、各种人。”他责怪自己以前看人差，英雄难过美人关，错信女朋友才落难。“我对两件事情比较挑剔，一是选老婆，二是吃。”52岁的Roman笑言，这两点改不了了，以后找

位于东莞石碣镇新洲岛的东莞监狱关押着来自53个国家的5000多名犯人，其中外籍犯近500人，还有一些无国籍人士。

有些人喜欢“生病”

大部分外籍犯都因贩毒而“进宫”。有些犯人头一遭来中国，带着毒品刚下飞机，就被逮进了“号子”；尚有辨不清国籍的，一过海关就把护照给撕了，至今身份不明。

大约在1996年，东莞监狱羁押了第一个外国犯人，来自尼泊尔的毒贩。往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组织，东南亚外籍犯越来越多，达数百人。2007年，非洲、中东籍犯人相继涌入。

外籍犯人在狱内最困惑的就是劳动改造。他们往往很难理解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任务。原因——判决书上没有讲要参加劳动啊。若是狱警拿出《监狱法》好说歹说，对方又进而质疑——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劳动任务免不了，非洲犯人便喜欢上“生病”，这么一来，就可以在医务室输液了。越大瓶越好，这种待遇一来奢侈，再者大瓶子一吊，很快就夜幕降临了。

欧美犯人的情绪倒是温和许多，偶尔建言，能否在感恩节放假、不参加劳动。

东莞监狱的狱警们已经可以归纳出各地区犯人的特征：欧美、新加坡人爱维权，但素质高，讲道理。东南亚人听话，不费事，很乖。非洲人吵吵嚷嚷，声势很大，但跟他一硬，他也就蔫了。他们喜欢说，有多少中国姑娘爱上我，或者奥巴马当选总统了。中东地区的犯人自尊心强，跟他们越严肃越麻烦。

通过自考可获减刑

今年4月20日，新加坡籍服刑人员Roman就要出狱了。他因诈骗罪被判刑12年，2007年5月开始在监狱服刑，获得四次减刑。Roman拿了机械工程、商业管理、酒店管理等多个学位，中英文都说得很熘，经常给人当翻译、当老师被问来问去，很多服刑人员都称他“老师”。

Roman在狱中又攻读了一个英文教育学位，这也是他获得多次减刑的原因——通过自学考试。监狱鼓励罪犯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对年度取得三科以上合格证的给予记功奖励。在2012年的上半年、下半年全国自学考试中，全监共有297名罪犯报名参加690门课程的考试，其中，上半年共45人获得了128门单科合格证，单科通过率达34.8%。

女朋友会更慎重，出狱后还打算开一家餐厅。

来自乌干达的卡达沙是Roman的“学生”之一，现在已经可以用中文接受记者采访。当别人在寝室休息时，卡达沙搬了张小凳子，端着一本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中国地理科学》）在阅览室门口阅读。

感悟：父母在，不远游

米高尔毕业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公立大学，是总统普京的校友，这个33岁的“高优帅”一入监就成了名人。2007年7月，米高尔与友人在江门某酒吧与人发生口角，致一人死亡，获刑10年。此前，他一直在向外交部、司法部申请回国服刑。最近事情有了眉目，他却放弃了。“我更想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国。”他预计明年七八月份出狱。米高尔经常跟人讨论伊拉克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不会打架。”

米高尔被捕前一个月，妻子在俄罗斯家乡为他诞下一个可爱的儿子，夫妻俩本打算一起来广州看亚运，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愿望落空。米高尔每次打亲情电话回家，最渴望能听到儿子叫“爸爸”。儿子经常问：“爸爸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爸爸在中国学习。”

刚入狱时，米高尔一句中文也不会说。但通过自学，现在已经能说能写。当被问到出狱后的打算时，他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回答道：“父母在，不远游。”据《南方周末》、《广州日报》 ▲◆★●■☆


解析央视春晚“大俗套” 冯小刚不破则不立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7/20/2529370.html

 腾讯娱乐  2013-07-20：春晚，已成一道难题。你说，参与节目的每一个元素都精挑细选过吧？每一个环节都认真打磨过吧？卧虎藏龙的娱乐圈，能人猛将全调上“前线”吧？“金山银海”、技术耗材全砸进去吧？可却越演越无聊，越演越鸡肋；冯小刚(微博)执掌马年春晚消息一出，大家都期待春晚能“枯木逢春”，只是，抛出“真诚、温暖、振奋、好玩”这八字方针容易，把这台大戏唱好很难。首先要找到春晚31年形成的“俗套”，彻底破除病根，才能让亿万中国电视观众，在除夕当晚真情实意感受到央视送来的“新春问候”。

大联唱开场，主持群宣讲

“我最期待的是冯导的春晚开场，他在《大腕》里愣是能把葬礼变成广告植入晚会，很有创意，真不想再看见一群喜庆打扮的群舞演员，簇拥着一对对明星嘉宾，东南西北大联唱来炒热现场，实在是太无聊了。”80后白领观众罗小姐说。

一群身着明艳华美服饰的主持群，呼啦啦上场，堪称春晚主持的风格，更像零差错播报机器，“我代表××”的前缀，最后加上一句深情的“拜年了！”喜庆话、恭维话“假大空”，话语煽情却不动情。曾主持1984年春晚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老师卢静就说：“现在的主持人串词越来越口号化，春晚整个变成了宣讲台。”

破2：生硬板块20年不变

春晚近20年不变的板块划分，始于1993年，总结起来就是：一台四五个小时的晚会，20多首歌曲占70到80分钟；小品相声加起来9到11个占两个小时左右；剩下不到一小时用杂技、魔术、戏曲填充，最后再加上零点敲钟仪式。所有节目分为四个板块，每个板块一小时左右，板块交接由一个节目起承转合，制造收视率的兴奋点。

春晚诞生之初仅靠节目编排和娱乐内容，就受到老百姓的喜爱。现在的硬件比过去堪称天壤之别，为什么反而不好看呢？西北大学影视系主任张阿利教授说：“如今的春晚除了要对接大众口味，更被绑上了宣讲要务，甚至每个细节、要素都不容有失，失去联欢晚会的轻松、戏谑，变成一种仪式，因众口难调之苦饱受质疑和指责。”

破3：“条子演员”铲不完

从“开门办春晚”到“拆门办春晚”，央视一直有着改革春晚的意图，也并非没有好意见，只是多年来，无数“关系户”递来的领导条子让春晚导演也经常无可奈何。执导2001年央视春晚的王冼平就向媒体披露，她曾一台晚会收到43张“小条子”。

曾多次参与报道春晚的东北媒体人张先生就说，很多“钉子户”央视自己都拔不掉，“总导演对一台晚会的抉择也是有灰色地带的，对演员的控制更是能力有限。冯小刚执导明年春晚，如果能将多年的钉子户彻底铲除，也算是为央视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麻烦”。词作家王平久也希望明年春晚能变成一场明星秀，“不要一年四季就那么几个面孔，要突破这一关，最难的是人情债”。

破4：小品、相声“隔靴搔痒”

“春节是个喜庆日子不假，花团锦簇是每个人的目标，可电视上的虚胖，总也抵不过现实的讽刺，让人被迫接受繁花似锦，只能让人此时更容易感到郁闷。”本报读者李女士对春晚的美好记忆，停留在戳穿商家以假乱真的相声《宇宙牌香烟》，讽刺官场不良风气的小品《打扑克》。她说，没有排毒功能的小品、相声，看了也无趣。

小品《三鞭子》编剧崔凯接受采访时一语道破：“农民工、邻里关系、城市建设、夫妻关系，一定要在节目中体现，但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讽刺谁也不合适，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因此作品中的失业、待业青年，往往需要表现出“多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少埋怨社会”的生活态度；新婚夫妻变“房奴”，结局以感化丈母娘，宣扬就算没房子也一定还有明天。作为春晚重头戏的语言类节目依旧在表现社会生活，但观众期望看到的犀利讽刺、痛快点评，却被悄悄隐去，取而代之的是“隔靴搔痒”的网络笑话集锦。

破5：新人出不来，歌舞“炒冷饭”

网友“喜娃爱吃草”在一项针对春晚的网络调查中留言：“春晚对我来说，最大的失望是再也没有金曲诞生，现在只学会了炒冷饭。”歌手龚琳娜 对明年春晚歌舞类节目充满期待，“重视原创歌曲，将春晚缺好歌的尴尬状况改变过来”。

《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调侃春晚说，他最不能接受就是“歌伴舞”：“我印象中，这种形式只适合演唱组合，香港的草蜢、台湾的小虎队，无论演唱者跳，还是跟舞群一起跳，都不显乱，但如果一个人静静独唱，身后几十个人伴舞，怎么看都有一种喧宾夺主的感觉。”。春晚是出新人、出新歌的舞台，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毛阿敏的《思念》，韦唯 的《爱的奉献》、李琼的《山路十八弯》，都从春晚 一 夜 成名。或许是为了挽留观众，春晚往往选择老面孔。新人或者被淹没在大联唱之中，或者“论资排辈”，连“后浪推前浪”的机会都逮不到。

立：0

不知从何时起，春晚被打上“劳民伤财”的注解，但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已经无可取代。如何利用现有资源，重建一台与民同乐的春晚，成为摆在冯小刚面前最棘手的麻烦，冯小刚自己都说：“聋子不怕雷，我就导一回”。其实对于春晚这个老舞台来说，冯小刚也算得上是“小鲜肉”一枚，他的资源和想法用好了，也许真能让春晚“枯木逢春”。

立1：主持人阵容大换血

关于主持人，着急的网友早就帮冯导设计各种组合，“秦奋、笑笑”非诚组合。“《非诚勿扰2》结束就留伏笔，说他们的故事未完待续，就在春晚上交代第三部的前情提要吧，两人来段小品，实在不愿意搭档客串做主持也行啊。”网友“寿司粉碎”说。

春晚几位老面孔常年不变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主持风格，也着实腻歪，其实如果能把春晚的主持人阵容换一下，春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大变化的感觉。相比央视一哥一姐“字正腔圆”“端着讲话”，地方卫视轻松幽默，又能hold住全场的沉稳主持风格更受青睐，汪涵、孟非、华少，台湾的蔡康永、小S，都是呼声很高的主持人。

立2：舞台去繁从简，关注民生

虽然对春晚创意三缄其口，“亲民”却是冯小刚最早提出的口号，勾起许多人对春晚美好回忆的联想，本报读者马先生就说：“以前春晚全长有6个小时，现在零点过后很快就结束了。春晚陪伴观众守岁，为何不在时长上放松？”而作为春晚仪式感最强的敲钟环节，马先生则希望形式多样，增加人文关怀。

撤掉奢华的舞台设备，是冯小刚目前明确的春晚改革方案，朴素舞台发生的人情世故，就跟他早期的贺岁电影一样，具有高情商的小人物生活心酸，却总能获取幸福。他在公开非公开场合都呼吁放松审查机制，让春晚节目创作更自由一些。

集结了F4、重聚了白娘子，今年江苏卫视春晚大年初一的节目盘踞收视率第一，品牌推广部副主任刘宇哲昨日接受采访说：“流传了20几年的节目形式，谁都会腻烦的。切合每年社会娱乐话题做微创新，节目一定要请来观众想见的人，爱看爱听的事，才能留住观众。”

立3：利用人脉打造明星春晚

“春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惯性，不由创作者所决定，绝不是任何导演能够去左右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演就是执行者，你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在自己的层面上把它完成。”前央视主持人马东的发言，不难看出冯小刚面临的压力。而冯小刚想拔掉扎在春晚舞台上的“钉子户”，方法只有一条，就是顶住压力，此外相比央视团队，他的人脉资源为更多“鲜肉”上台夯实基础，圈内资深经纪人浩哲分析说：“在电影圈摸爬滚打多年，如果发挥资源，让几部贺岁片的男女主角上节目，绝对堪称春晚历史上最强明星阵容，加上背靠华谊这艘娱乐航母，冯导要担心的不是钉子怎么拔，而是人气明星太多，节目如何消化。”《中国梦之声(在线观看)》导师韩红(微博)(微信号：hanhongweixin)上周还公开喊话，要上春晚给冯小刚捧场，跟小沈阳(微博)演小品也行。以冯小刚在娱乐圈的大鳄地位，加上赵宝刚、张国立、赵本山强强联合，为明年春晚可看度增加筹码。

立4：充分发挥接地气幽默功力

冯导开策划会，就不断有人贡献锦囊妙计，虽然没有执导过电视晚会，但他的幽默细胞却早在春晚舞台上验证过效果，至今让蔡明(微博)“想起来直乐”的《机器人趣话》，就是冯小刚、王朔、刘震云混在一起写的“段子”，蔡明说：“我聊天时随口说，如果一个人能有个机器人做老婆，输入程序想干吗干吗，小刚立刻说有意思！一开始箱子运到家，打开包装来一句‘我订的毛阿敏，怎么来的蔡明’。”

冯小刚请来赵本山坐镇把关语言类节目，成都同行任翔就分析说，冯小刚背后还有王朔、刘震云两张王牌。“《甲方乙方》、《手机》(电影版 电视版)、《非诚勿扰》、《一九四二》一路合作，以冯小刚和刘震云的交情，刘震云能帮到多少，帮什么，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不管是文字内容，或者是节目导向，刘震云将会是一把好手。至于朔爷，王朔的客观、犀利或许会给冯小刚一些不错的点子。”

立5：用音乐灵性打造原创金曲

孙楠接受采访透露，冯小刚是个重视音乐的导演，“通过他的电影，你就感受到他对音乐的把握和灵性，《手机》里的插曲《牛三斤》就是他自己创作的。他执导的电影总喜欢在片头或片尾推一两首原创新歌来，说不准这次春晚真能推出一首春晚经典歌曲来”。

创作《集结号》、《天下无贼》多部电影原声音乐的著名作曲家王黎光，昨日接受采访就说：“冯导在音乐方面没有拍电影那么专业，他甚至连简谱都不识，更不懂音乐知识，但对音乐很有感觉。”王黎光说，全盘把控一部影片节奏的导演，其实对构成影片每个细节都是有要求的，“我们讨论音乐的时候，他会深入主人公情景之中，把角色赋予的感情描述得很详细清楚，听到不满意的配乐，他很明确就能说出，这个地方要拖长，为了表现什么样的情绪，这个地方音响要突出，表现出情绪压抑后的愤懑。”在王黎光的概念中，冯小刚是个对音乐很有见解的人，春晚出现打动人心的金曲，并非一件难事。▲◆★●■☆


解放军报：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qunzhongluxian/content-2/detail_2013_07/21/27728192_0.shtml

2013年07月21日 解放军报

原标题：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

毛泽东曾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反对官僚主义，就要克服这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气。

官气历来为群众所鄙视，却又为不少为官者所热衷。“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古代不乏装腔作势的官老爷形象，今天亦不鲜见招摇过市的为官者。说官话，摆官谱，官威显尽，风头出足，自己感觉甚是惬意，群众心里却极为反感。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

“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身官气者，市侩气必多，质朴气必少；铜臭气必多，清新气必少；邪气必多，正气必少。那些一心只想品官味、过官瘾、长官气的干部，与群众距离只会越来越远，隔阂只会越来越深，最终成孤家寡人，被群众唾弃。列宁说：“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战争年代，我们曾用“延安作风”打败了“南京作风”，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一块干、一块过。今天，各种条件改善了，生活待遇提高了，但党员干部不能忘记“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古人说：“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把自己真正当成公仆而不是主人、当成学生而不是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就不会染上官气。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官僚主义不仅意味着离心离德，脱离群众，而且会直接损害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和机关干部如果置身高处而不接“地气”，眼睛只向上而不向下看，对官兵的疾苦就不可能感同身受，对基层的情况就不可能真知深知，提建议、作决策、定措施就有可能脱离实际，违背规律。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官兵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党员干部应远离官气这一低级趣味，永葆普通一兵本色，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取信于官兵。▲◆★●■☆


习近平电贺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复电
http://news.ifeng.com/taiwan/3/detail_2013_07/20/27724094_0.shtml

新华网北京7月20日电： 7月20日，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当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发出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先生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之际，我谨表祝贺。当前，两岸关系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机遇。贵我两党实当顺应世界发展之大势、两岸同胞福祉之大义，登高望远，深化互信，良性互动，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全面发展，拓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俾使两岸关系不断前行，共同为两岸同胞之幸福、中华民族之复兴而携手努力。”

同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向习近平表示感谢。马英九在复电中表示：“贺电敬悉，谨致谢忱。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本党自五年前在台湾重返执政伊始，相关部门立即在此项‘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两岸中断近十年的和解与合作，迄今已签署19项协议。双方关系的大幅改善，对促进两岸和平与繁荣，提升两岸人民福祉，贡献甚大。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希望贵我两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与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以进一步发扬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