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央10年颁布43个调控政策 房价上涨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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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7-20：尽管官方常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住有所居”、“改善居住条件”等不同字眼，来形容房地产政策的诉求，但在绝大多数人眼中，过去十年调控的目标，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房价”。

　　2003年，中央将房地产作为国民支柱产业。据本报不完全统计，此后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宏观政策达到43次。这些政策囊括了一个国家机器除军事力量外的几乎所有手段，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一个政体所应触及的边界。

　　遗憾的是，伴随雨点般调控的，仍然是一根陡然上浮的房价曲线。据国家统计局城镇入户调查的口径计算，过去十年间，我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约为16.1%。但在住房矛盾突出的大中城市，人们对房价上涨的感官可能更为强烈。首都北京的五道口华清嘉园被称为宇宙中心，最初房价约6000元/平方米，而目前已至6万元/平方米。这一10倍的上涨幅度高于统计局数据，但可能更贴符大城市居民的心理感受。

　　中国房地产的现状，由调控反复敲打塑造成型，扭曲又充满张力。其间房产泡沫论、崩盘论不绝于耳，却从未成为现实。以至于十年来最顽固的唱空者谢国忠，都开始倒戈，其日前对外表示，明年年初，受地方财政影响，中央将会释放房地产的利好信号，带动房价回暖。一些年份稍长的开发商，面对新政策的出台，已养成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

　　大部分市场人士形成共识的是，过去十年的房地产调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年3季度至2008年3季度，调控方向是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和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第二阶段是2008年4季度至2010年1季度，调控转为鼓励住房消费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三阶段是2010年4月至今，目标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其中第二阶段，为抵抗半路杀出的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措施，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是十年房价调控中最大的败笔。但将所有矛头指向一处，问题在被简单化的同时，也容易浮于表象。政策失效的更深层次原因，可能还在于计划思路与市场规律之间的错位。

　　回溯调控，政府的基本逻辑较为清晰：通过调整土地供应的结构、促进土地利用效率、加强信贷支持针对性等方式，来严格配置开发商的生产要素。在需求端区别对待，为中低收入者建设保障性住房、用限购等方式剔除投资和投机性购房。此外，土地增值税、二手交易所得税和房产保有税等税费手段，也被用于调节市场秩序。

　　调控遭遇的障碍，被房产业内人士归结于紧缩的土地供给、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高税收制度。但将过多的注意力纠结于这类近乎终极性的问题，可能难以得到调控和房价之间关系的真相。我们更愿意去爬梳，调控者希望如何稳住市场，具体措施又是如何传导到价格曲线上的，市场的逻辑又是什么，二者偏差在哪里。

　　生产要素的供给压缩

　　严控房企开发贷，致使融资难，增加购房成本

　　常年紧缩地根，垄断土地供应，地价飙升，增加土地重置成本，导向房价难降

　　加大保障房用地供给，不等于增加商品房市场供给

　　2003年4月，央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对购买高档商品房或二套房以上的借款人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不执行优惠利率。这是“黄金十年”启动后，政府首度采取抑制房价过热的措施。

　　信贷政策是房产调控的一项常规动作，其中包括开发贷的发放尺度、个人购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及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等。但在供给端，调控主要针对开发贷。

　　早期政策对开发贷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高档商品房、别墅等项目类型上，调控者希望借此减少高端房供应，增加中小户型，以满足中低收入者的购房需求。比如“汤臣一品”等高价豪宅项目，被政府问责“价格虚高”，从而成为全社会众矢之的。这一政策导向思路，由于否定了市场选择权和消费差别，后慢慢淡出市场。

　　后期对开发贷的限制，源于对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的限制，而采取对行业贷款的全面紧缩。国有企业、龙头企业和优质项目才能获取银行贷款。银行利率的大致上浮区间是10%-25%。更多的房企，被迫通过信托、基金和民间资本融资，资金成本动辄12%—18%。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开发企业的融资来源，更多来自于直接融资而非间接融资。但国内A股市场自2010年5月关闭对房企IPO和再融资的闸门后，开发商基本丧失了这一通道，更加依赖大银行系统的高息资本，高企的资金成本进一步加权至房价。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原料，土地的供给直接影响了房产供需平衡。据REICO工作室的统计数据，2003—2010年，全国地价水平(房地产开发购置土地费用除以购置面积)年均涨幅为22.9%，而同期的房价水平的年均涨幅为16.1%。

　　过去十年间，政府对土地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将过去协议出让改为招拍挂，二是打击囤地行为，加快开发周期，三是将土地用途的规划向高密度中小户型、保障性住房倾斜。

　　2004年8月31日之后，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要公开竞价出让，以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的做法被正式叫停。此外，开发商必须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而且如果在两年内不开发，政府可将土地收回。挤出不具备开发资质的投资人和杜绝权力寻租，是明确招拍挂方式主导土地出让的关键诉求。

　　招拍挂同时给地方政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要求：原先开发商和政府共同找地、开发土地，到由政府全包，资源配置效率大大下降。此外，由于价高者得的特点，土地拍卖的火爆场面频出不穷，“面粉价高过面包”的恐慌，不断刺激房价攀升。

　　在官方的逻辑中，土地供应紧缺，责任并不在政府，而是开发商——他们通过囤积土地，坐等升值，使得房屋售价与土地初始成本之间形成巨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盘活开发商手中的存量土地，成为调控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事实上，1995年生效的《房地产管理法》中就对土地的出让、交费和开发时限有着明确规定，国土部在2003年之后，还在不断出台“新规”督导全国土地市场，时至今日仍然影响了很多人的判断：正是开发商囤积居奇推高房价。

　　但到了2010年底，故事才水落石出。国土资源部公布了全国闲置土地的信息：全国1457宗土地总面积9772.4公顷，其中约70%为住宅用地，合同价款256.1亿元。其中54%的土地闲置明确是政府原因造成。属于企业原因的用地宗数为670宗，其中住宅用地约3145.58公顷，可建设住宅约3700万—4000万平方米，这在当年7月公布的全国开复工总面积32.43亿平方米中仅占约1.2%。期望盘活存量以增加供给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供应，也是自2006年以来调控的重要政策。是年5月，国家明确90/70政策；2008年规定，住宅用地中，90平方米以下的户型和保障性住房必须超过70%以上；2010年再出政策，要求五年内建成3000万套保障性住房。

　　虽然从供地总量上，各地的确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幅，但刨开保障性住房用地、工业用地，京沪等大城市的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增加，而这些城市的需求却仍在不断膨胀。

　　受刺激的需求和未完成的保障

　　城市新增人口住房需求和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极大刺激购房需求

　　住房保障体系的不成熟，增加了商品房市场压力

　　行政压制需求的必然结果，是开发商生产积极性不足，加剧供需结构失衡

　　处在房地产发展的初中级阶段，国内住房需求原本就十分旺盛。据REICO工作室的统计，近年新增人口、住宅改善对存量住宅面积的需求年度增长约为5%—7%。而同期年度新建住宅量相当于存量的4%—5%。也就是说，在未考虑折旧需求的情况下，市场每年仍有1—2个百分点的缺口。这种供需不平衡，被普遍认为是住宅上涨的基本动因。

　　2003年以来，尽管央行对货币政策表述历经了“适度宽松、宽松、适度从紧、从紧”等多次变化，但每年都在向市场注入大额净头寸：2006年为14500亿元，2007年为4700亿元，2008年高达18600亿元，2009年更是高达27500亿元。中国处于史上最“不差钱”的十年中，而金融危机期间的10万亿货币投放，更是将这一状况推高至顶峰。

　　持续的货币宽松，带来了通胀和资产价格的飙升。较低的利率管制、稀缺的投资渠道，使得持有不动产的增值收益，大大超过持有货币或投向实业，极大刺激人们对房产的潜在需求。

　　从2006年开始，政府开始认识到，住房需求必须区别化地满足，政府有义务保障中低收入者基本居住权利。“加快建设廉租房、规范经济适用房”，十年中首度出现在国务院常务会的决议中。但住房保障制度在对象覆盖、土地划拨和资金投入方面均未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成型的制度设计。

　　但许多保障房尤其是经济适用房，成为权力寻租的地带。而更需要引导的廉租房体系，则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地方财政的压力和商业银行的动力不足，也成为这项需要长期建设、动态维护制度建成的障碍之一。

　　2010年，保障房建设被提到与控制房价同样的高度。各地政府与中央签订了“军令状”，以确保各项要素配套到位、严格遵循建设进度。在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前，行政命令的结果却是，只见开工不见竣工、重产权房轻租赁房，分流需求的初衷至今尚未得到更好的解决。

　　因此，流动性泛滥的市场周期中，房屋的资产属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保障属性则不然。通过配置不动产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群体，一时间成了“身边的野蛮人”。购房者被人为区分为刚需、投资和投机三种。后两者成为调控的打击对象。

　　2011年，政府出台了另一项压制需求的政策——限购，辅以对本埠居民二套房贷款首付提高、利率上浮，对三套以上住房停贷。其初衷，是将投资、投机性和外地购房行为挤出市场。

　　尽管这项被称作“史上最严”的政策，通过近乎一刀切的方式，错杀很多大城市移民的购房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但在房价控制指标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2010年—2011年的两年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房价稳中有降的由10个增至68个。土地市场也降至冰点。

　　开发商开始逃离“两限”最严的城市，到二三线城市投资。但受制于人口净流入不足和公共配套措施匮乏，战略大转移并没有太大收获。而相较于供给平衡的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需求则被强力压抑。

　　2012年3月，地产大佬任志强(微博)预言，由于限购限贷等严控措施，过去两年中开发商的生产积极性受挫，住宅项目开工量和开工面积均出现了负增长，一年后一线城市房价将出现暴涨。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铁律再次生效。到2012年下半年，房价划出了一条陡然上升的尾线，比任的预测提早了几个月，这一趋势延续到了2013年5月份。

　　税费调节的理想与现实

　　重交易轻保有的税收结构，并不能有效盘活存量住宅，反而滋生更多的投资欲望

　　房产税的调节和替代效应，仍有待政策加速推进

　　税费作为调节供需平衡的手段，在国内调控中占据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个得到大量共识的数字是，房价中有60%—70%的部分都通过税费方式流入政府。

　　过去十年间，围绕调控的税费调整，主要涉及房产交易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调节。对应周期内房价的变动，很难看到这些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为在供需不平衡的卖方市场中，税费无论是以买方还是卖方为征收对象，最后都很容易被转嫁到购买方，从而推动房价的上涨。

　　我国目前保有环节的主要税种，包括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但十年间对于居民个人拥有的非经营性的居住房屋都免于征收，实质上处于“无税”状态。

　　宽松货币政策和持续上涨的房屋价格，又催生了投资和投机性购房，保有税的缺失，使得房屋持有成本几乎可被忽略不计，致使住房囤积大量空置，拥有数十套，甚至百套住房的“房叔”、“房姐”接连曝光，更加剧了供需矛盾。

　　市场分析者建议从严征收保有税，一方面可以盘活存量房，抑制和打击投资投机购房，另一方面可以为地方政府另辟财源，摆脱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在2011年底，政府有意改变目前现状，并在上海和重庆启动空转多年的房产税试点。

　　两座城市对试点的细则安排显得极为谨慎，征税对象主要是增量房，也包括重庆市的存量别墅。其对房价的影响、盘活存量住宅和增加地方收入的效用，在一年后却并不明显。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去年全年沪渝新建住宅价格分别上涨7.6%和4.5%，征收量与财政收入相比几乎可忽略不计。

　　第二批扩大到试点名单，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犹抱琵琶半遮面。据说杭州版房产税在发布前夜被叫停，理由是，政府智囊建言，如果只征收增量，会在政策执行前引起一轮购房狂潮。坊间传闻可能不足为信，但房产税的征收的确面临着诸多挑战。除了征收面的界定，还包括差异化税率如何确定，对房产的合理估值、税务部门的管理资源配置等问题。目前，全国性的住房信息联网平台迟迟未能建成，全面征收的难度可想而知。来源: 青岛新闻网▲◆★●■☆



中美韩三国召开安全会议 日本或因历史问题被“除名”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3_07/19/27705592_0.shtml

2013年07月19日 来源：环球网：原标题：中美韩将召开安全会议 日或因历史问题被“除名”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淳】据日本共同社7月19日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19日表示，中美韩三国外交负责人和民间学者，将于22日在首尔召开有关国家安全会议。日媒称，日本将不参加会议，这可能是因为韩日因历史问题而造成外交改善停滞的写照。

报道称，在对朝政策上，韩国总统朴槿惠有意构建“中美韩”新框架，以取代一直以来的“美韩日”框架。为使该构想更具现实意义，韩方提议组建由中美韩参加的“战略对话”，22日的会议似乎被定位为第一步。

不过也有意见指出，美国顾及盟国日本，而中国则注重与美国的双边磋商，中美两国是否会支持韩方的想法还是未知数。由于韩方迈出了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一步，预计与韩日因历史问题而造成外交关系改善滞后有关。▲◆★●■☆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此路通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7453

   2013-7-18：美国显然还认为，中国想要绕过“异”，建构“同”，是在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美国通过种种方式暗示：现在就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行不通，中国应该适可而止。

　　中国官媒发布中美新一届政府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与此前报道有所差异之处在于，回避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没有参与主持战略对话的事实。

　　与习奥会时米歇尔借口拒绝出席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夫人入院为理由，缺席中美就建立大国新型关系举行的战略对话。这场会谈应被中方定位为落实中美元首峰会“重大成果”——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机会，不过美方明显表现出心不在焉的姿态。

　　如果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热心的话，克里家里再忙，也不会临时爽约，何况它是早就定好的会谈。其次，即使克里家里真的有事走不开，作为东道国，无论是出于外交礼仪还是从两国关系友好大局出发，都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派遣和克里具有同等分量，或者政治地位高于克里的人物代表出席。

　　而事实是，这场中方高度重视也准备积极宣扬的战略对话，一开始就显得很不对称，使其变得名不副实。与中国副总理级别的对话者相对而坐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美国没有所谓的享受正部级待遇者，所以是副部级）。美国通过技术性降低中美战略对话的级别，实际上是向外界透露出它对中方界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弦外之音：那只是中方的自言自语和一厢情愿，我们美国可不准备跟着中国的旋律跳舞。

　　从中国媒体报道看，美国主谈分歧，中国主谈合作。美国代表伯恩斯在会谈中开门见山触及要害。他说：“当大国在寻求建立新的关系模式，我们的国家有责任要展现出行为上的克制，遵循规范国际事务的规则。也就是说要尊重人权普遍性，解决以网络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伯恩斯还强调了美国维护自由航行，维护亚太地区水域畅通的决心。

　　伯恩斯的表态显示出，美方认为，在国家行为上保持克制和遵守国际规范，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前提。他进一步指出，所谓的行为克制和遵循规范的基本内涵是，尊重人权普遍性，尊重知识产权，维护亚太水域自由航行；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并未做到。因此，现在就提建立中方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时尚早。

　　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提的界定，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此前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国家“基本制度”和国家利益并无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是中国应该接受的。谁说基本人权不该受到尊重呢？

　　杨洁篪在会谈中就构建中美新型关系提出两条基本原则。首先是从基础和发展的角度，第二是要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他说：“这包含两层意思，首先相互尊重是基础，双方应当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各自利益和差异性，其次，合作共赢是目的。当前，中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

　　杨洁篪的发言表明，中国仍然将“求同存异”当作对外交往的基本策略，希望以此为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所关注的优先领域恰恰相反，美方认为应该先关注“异”，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没有问题的解决就没有真正的合作，也不会建立真正的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它必然是战略的关系。

　　美国显然还认为，中国想要绕过“异”，建构“同”，是在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对普遍人权的不尊重，文过饰非，在继续不道德的东西的同时，将其拉入其中，这是违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基本利益的。在此前提下，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合适的。

　　美国通过种种方式暗示：现在就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行不通，中国应该适可而止。来源: 联合早报▲◆★●■☆


中国三峡发生惊天突变 官方做重大罕见动作
http://www.cankaoa.com/bbs2/201307/thread_95552_1.html

谢尔盖

　　2013年7月17日，中共国务院法制办在法制信息网上公布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规定，禁止在三峡枢纽空域安全保卫区进行无人机、轻型直升机、航模等各种飞行物件升放或者飞行活动。

　　征求意见稿规定，将陆域安全保卫区划分为限制区、控制区和核心区，将水域安全保卫区划分为管制区、通航区、禁航区，并确立了有针对性、有区别的安全保卫措施。

　　陆域、水域的安全保卫措施主要有：根据不同区域的安全等级，采取不同的出入管制和检查措施；明确了在陆域安全保卫区活动的车辆和人员、在水域安全保卫区活动的船舶和人员应当遵守的各项规定；明确了安全保卫区内危险物品运输的特殊规定；规定了对非法进入三峡枢纽安全保卫区域的车辆、船舶和人员的处置措施。

　　据媒体报导说，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下游防洪区域1,500多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媒休报导“变迁”：从“固若金汤”到失望

　2006年建成的三峡大坝，其工程质量一直受到质疑。而在这近21年中连续报导着也从最初的“固若金汤”到失望。

　　2003年6月1日，《新快报》报导了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文章，文章称：“三峡工程从1993年开工至今，已经对13万多个单元工程进行了质量验收。每年的质量验收合格率都是100％。”

　　到了2007年5月，《文汇报》刊文题为《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新华网报导题为《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而到2010年，CCTV新闻转述长江水利委官员的话说，今年不能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大坝上。

　　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

　　大坝建成后崩岸明显增加，截至2007年9月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00多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2007年9月25日在武汉召开研讨会，讨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专家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这是官方首次一改以往为三峡工程辩护立场，承认形势严峻。

　　今年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发表标题《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的文章说，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

　　据财经网《安邦谘询：三峡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无底洞》文章说，三峡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工程之一。它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遗留的问题众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三峡工程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也前所未有，以至于它在2009年全部完工的庆典上，居然没有一位中央级别的领导人到场祝福！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官方突然宣布航母消息
http://www.cankaoa.com/bbs2/201307/thread_95549_1_2.html
 
2013-07-20：近日，中国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在上海郑重宣布：中国已经具备了制造现代航空母舰的先进技术，并可能在适当的时候，开工制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此论一出，世界舆论大哗。

　　尽管世人一直在猜测中国在秘密制造航空母舰，并且例举了许多捕风捉影的消息和图片，但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沉默，故而外界对此知之甚少。可是，这次伴随着中国国防白皮书的发布和新型高性能歼10战斗机的亮相，中国国防权威部门异乎寻常的公开宣布已具备自行制造航空母舰的能力，显然事出有因。

 　　据前瞻网获悉，日本媒体日前刊文称，如果中国真有这么个——中国疯狂的超级航母计划，目前华盛顿的政客们还不知该如何面对。现在显然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当东方的红色帝国这个庞然大物毅然出现阻挡在我们航母群的前方，面对前所没有的压力，国会及五角大楼的政客们会彻底的疯狂。

　　美国庞大的航母舰队还从来没有被另一个国家超越，显然会撼动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及其航母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到那时才会真正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 美国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服中国停止这个疯狂的计划，出售给中国几艘准备退役的航母，并利用有关渠道阻止这个会让美国颜面扫地超级航母的制造计划。

　　但是据中国有关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所以不会有这个会伤害美国利益的超级航母的制造计划。但是谁会相信中国人说的呢，前一段时间突然出现的一种先进的大型隐形战机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竟然试飞成功，显然对我们的F-22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尽管我们不愿太多讨论此事，可是事实上我们是多么的不希望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中国双体巨型航母建造计划曝光 秒杀美军福特级关于中国将自主建造航母消息不断，而航母尺寸的选择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将造一艘排水量超过18万吨巨型航母，而据日本媒体披露，中国首艘独立建造的航母将跳出美国现有10万吨级的航母概念，直接建造50-60万吨级三体二层起降甲板的巨型航母，直接叫板美国最新10万吨“福特级”航母，据传巨型航母造型还将以双体航母的形式出现，让美日直呼不可能。▲◆★●■☆


居民收入跑输GDP 专家称收入改革细则或年内出台
http://jingji.cntv.cn/2013/07/20/ARTI1374282346461474.shtml

      2013年07月20日：中国网7月20日讯(记者 杨威) 在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行至7.6%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出现下降且跑输GDP备受外界关注。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主要受经济放缓及企业利润缩水的影响。政府将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更多保障民生与促进就业等措施。此外，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很有可能将在年内出台。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6%，中国经济增速再度呈现出下行态势。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实际增长6.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低于GDP增速。此外，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7.5%，增速也略低于7.6%的GDP增速。

　　过去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多次跑赢GDP增速，今年上半年这两个数据同时跑输GDP，收到舆论的关注。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解释为经济下行期，外部经济环境趋紧，企业的效益有所下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回落，导致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回落。

　　此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增速放缓，造成农民从生产经营所得到的收入增速下滑，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回落，“尽管上半年城乡居民的收入还在稳定增长，但增收的难度确实在加大”，盛来运说。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在接受中国网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居民收入增幅跑输GDP，主要反映了整体经济放缓对企业收入增长及经营业绩下滑的影响。

　　李实表示，数据主要反映了企业收入增长、经营业绩有所下滑，由于整体经济放缓，对于涨工资的机会下降，反映了整体经济相对减速所带来的影响。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20.1%，最终对GDP的贡献率是53.9%。相比之下，消费同比增长12.7%，对GDP的贡献率是45.2%。

　　据悉，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5年来首次超过投资，直到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

　　“这往往是一个相互循环、相互影响的过程，”李实表示，“经济下滑通常导致工资增长的减缓，同时，工资增长减缓，将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又使得经济进一步下降。”

　　李实表示，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主要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工资性收入增长，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主要取决于企业本身的效益。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小于求局面，即劳动力需求旺盛，将拉动工资增长。如果整体经济处于放缓态势，劳动力市场将受到相对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利润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密切相关。

　　此外，李实表示，包括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这几年，很多地方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相对增长比较缓慢，政府可能在下半年调整公务员工资待遇，这将带动整体的居民工资上升。”

　　收入分配改革配套细则或与今年出台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我国首次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细化为一个定量的目标。

　　2013年初，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被外界解读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前备受关注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等问题被重点关注。

　　该方案详尽地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四大目标，并围绕着目标如何实现，提出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改革措施及相关的制度保障。

　　近期，《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贯彻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对此，李实认为，从收入分配改革意见公布的半年多时间以来，包括地方在内的各个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制定相关实施细则，研究如何落实改革意见，“今年内，对于国家发改委来说，应该很快就会出台实施细则。”

　　外界观察认为，在今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一系列改革举措会陆续推出。

　　“此次会议肯定会更多地关注经济与改革议题”，李实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将考虑宏观形势的变化，更多地注重保障民生与促进就业等措施。(中国网财经中心)▲◆★●■☆



中国家庭收入 贫富差距234倍
http://www.boxun.com/news/gb/finance/2013/07/201307200718.shtml#.Uen1Xqwo8wE

2013年7月20日 转载   来源：世界日报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最高层5%家庭的收入更是达到了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贫富差距已大大超过美国。
    　　
    「南方都市报」报导，调查表明，2012年中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值为人民币1万3033元（约2123美元）。但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人民币1000元（约162美元），5%至10%范围内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人民币2000元（324美元），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人均收入则高达人民币3万4300元（约5583美元）。
    　　
    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已成为中国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若有家庭成员在政府体制内工作，则家庭人均收入明显较高。
    　　
    报告认为，相比收入不均，两级分化问题可能更严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大大超过美国。在态度和观念调查中，贫富差距也被不同背景人群一致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最严重的民生问题。
    　　
    此外，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9，比2010年略有下降，但仍处在很高水平，不仅高于欧美已开发国家，且高于日本、南韩等亚洲国家，仅低于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而去年12月西南财大的统计报告更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突破0.6，达到0.61，属全球罕见。
    　　
    而2012年9月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坦承，中国贫富差距已逼近社会容忍线。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顶层10%的家庭控制了全国86.7%的财富，这相当于56%家庭的总收入。
    　　
    世界银行一项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中最贫困人口约1亿3000万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本文来源：世界日报 ▲◆★●■☆



金正恩是中美韩合作的一场考验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307/t20130719_1915879.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3-07-19  

　　韩国《朝鲜日报》7月18日发表文章，题为《韩中美合作的一场考验》，作者为高丽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前外交通商部次官金圣翰，文章如下：

　　随着韩美、美中、韩中首脑会谈的成功举行，朝鲜半岛的局势多少趋于稳定。从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到2002年第二次危机，直至目前的“20年危机”中，韩国政府常提韩美日合作体制，但从未提及韩美中合作体制。以韩美日合作体制为基础，获得中国及俄罗斯的“配合”一直是外交界的公式。但是经过三次首脑会谈后，“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韩美中合作体制”，已经成为相当自然的提法。这是韩国政府在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倾注努力方面不亚于韩美关系的结果。　　

　　似乎要马上攻击美国本土、把韩国变成火海的朝鲜，开始进行朝韩对话，谈及六方会谈的必要性，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展开新的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金正恩政权为了继续推进“核武和经济建设并行路线”，很可能一边做出对话的姿态，另一方面采取瓦解韩美中合作体制的战略。朝鲜需要中国不被韩美说服并对朝鲜施压，而是继续对其提供支援。　　

　　朝鲜的人在和韩方对话，但是心却在华盛顿。对于这样的朝鲜，美国把“实质性的无核化措施”作为对话的前提条件。对于举行美朝对话的事先措施是什么的问题，美方没有给出具体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美朝对话能否成行，局面都很可能会转向重启六方会谈。　　

　　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后的走向。大局势酝酿重启六方会谈的同时，朝鲜或许可能要求尽早举行和平体制会谈。2005年六方会谈《9?19共同声明》中规定，直接相关当事国将通过另外举行合适的论坛，就建立朝鲜半岛永久性和平体制进行协商。如果朝鲜提出这种建议，韩国部分人士很可能会做出相当肯定的回应。这些人认为，朝鲜战争遗留的停战体制导致美国采取对朝鲜敌对政策，并因此导致朝鲜进行核开发，所以如果把停战体制转化为和平体制，朝鲜就会弃核。　　

　　如果朝鲜以及韩、美、中参加和平体制谈判，韩国国内出现与此相关的政治矛盾，韩、美、中合作体制同样面临挑战。期间韩美两国就和平体制问题主张“先无核化，后和平协定”。但是如果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会提出建立和平体制的主要障碍是驻韩美军问题和朝鲜、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过去中国曾主张，只有美国解除朝鲜“合理的安全忧虑”才能解决朝鲜核问题，提议通过签订和平协定解决朝鲜核问题。当然这是胡锦涛时代的立场，习近平是否会延续，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如果中国的立场依然如故，韩、美、中合作体制将面临考验。如果韩、美、中三国就建立和平体制问题产生分歧，朝鲜不可能拿出解决核问题的诚意，因而很可能导致所有各方陷入六方会谈以往的恶性循环。　　

　　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建立，意味着消除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停战状态和军事对立，建立永久的和平局面。同时，还意味着朝鲜无核化、朝韩签署和平协定以及获得国际认可、美朝和日朝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综合成果的形成。因此，即使设立和平论坛，讨论构建和平体制问题，但最终签署和平协定也应该是对朝鲜弃核验证完成大部分之后。　　

　　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关键是确立全面的国际合作体制，并把韩国对和平体制的信念与国际社会共享。朝鲜已经开始走向对话，但如果只是带着比过去会谈中的表现略微“真诚”的态度，只能使会谈变得艰难。如果真正想把韩、美、中关系发展成为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合作体制，需要与中国进行深入的对话，并把韩美间的战略认识与中国共享。正因如此，需要“韩、美、中战略对话”，并拿出摆脱“20年朝鲜核危机”，开创新的朝鲜半岛时代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