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俄媒质疑中国辽宁舰战斗力：几乎没有自保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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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21：据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8月21日报道，文章分析了中国海军的具体组成力量，对各种舰艇的战斗力进行了探讨。

　　在中国新型水面舰艇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就是航母“辽宁舰”。它的列装标志着中国航母力量开始建立。“辽宁舰”是全球最廉价的航母，其前身是用2000万美元从乌克兰购买的“瓦良格”号航母。在改建过程中，主要技术设备由中国自行研制。“辽宁舰”理论上可搭载约60架飞机，包括40架歼-15战斗机和约20架在俄制卡-28直升机的基础上研制的各型直升机。

　　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外国分析家认为，“辽宁舰”的意义并不大。首先，歼-15在电子系统和武器装备等主要性能上明显逊色于美国的F/A-18E/F。其次，“辽宁舰”目前还没配备装有雷达导航系统以及各类战斗和侦察武器的战机和直升机，导致其战斗力被极大削弱。最后，“辽宁舰”几乎没有自保能力，只能攻击低空飞行的空中目标。

　　中国可能在一二十年后才会建造一艘货真价实的航母。

　　文章称，中国海军约有25万人，拥有一艘中型航母“辽宁舰”、三艘配备弹道导弹的核潜艇、五艘攻击型核潜艇、约60艘柴电潜艇、约60艘驱逐舰和护卫舰、160多艘扫雷舰和登陆舰、约300艘各类快艇。来源: 中国新闻网  ▲◆★●■★


中共无法结束左右之争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588

   2013-8-21：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执政者当然希望政治上一团和气，因为如果政治斗争乌烟瘴气，不管经济成就多么可观，社会危机的阴影也总是挥之不去，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大地的上空。

　　当今中国的政治斗争会有一个怎样的发展前景？

　　一切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对此无不想一窥究竟。但是，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深奥，以至于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但敢于置喙者却为数寥寥。近日（8月17日），《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左右论”是一时嘈杂》的社评文章，就站在特定的角度上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当然，谁也不可能幼稚地将这篇社评文章解读为代表政府的政策动向，但它至少反映了一部分人的主观愿望，因而值得予以关注与讨论。

　　这篇社评文章从“一些境外媒体”关于“中国政治的主轴从‘防左’开始向‘防右’转变”的议题入手，进而对当代中国的“左”、“右”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评论，最后的判断或结论是：“‘左右论’在舆论场上制造的影响也因此只能是一时的嘈杂”。

　　这一说法，如果仅从表面的意思看，似乎是指有关中国“左转”、“右转”的议论，但若从深层次来理解，这又是对中国“左”“右”之争未来前景的一种判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等于是给当代中国的“左”“右”之争人为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我们认为，人为地给中国的“左”“右”之争划上句号无事无补，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前景仍然充满变数。

　　第一，不能简单地以改革划线

　　当代中国的“左”“右”之争是有关政治方向与发展路线的争论，内涵丰富，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比如有关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及未来前途，比如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在人类社会中的定位和归宿，等等。在这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问题面前，所谓的改革显得十分渺小，也十分功利片面。所谓反对改革就是“左”，在改革的名义下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就是“右”，这样划分不但是简单化、庸俗化，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污蔑，因为真正的“左”派从来不反对改革，相反，他们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必须痛加改革，应该通过各种良性的改革改变日趋恶劣财富分配方式和政治社会资源的占有方式，否则中国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新的社会革命；同样，真正的右派也绝不仅仅是推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是要从历史、文化、民族、未来的高度上彻底改造中国，使之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要变传统意义的中国为普世意义上的中国，而这前后两个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不能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

　　当代中国政治舞台正在上演着“左”、“中”、“右”三种力量之间的“三国演义”，但是，这三者之间绝不是等距离的，对于所谓的“中间道路”而言，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如同物理学中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那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事实上，真正的左派比较多地认可和认同所谓“中间道路”，所不认同的只是其中对国内国际资本主义绥靖妥协的内容；而对真正的右派而言，所谓的“中间道路”纯属臆造，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态度（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当代中国的主要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

　　由此可以知道，真正想在中国制造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从民族与国家的大义出发，在中国发生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既是执政集团的麻烦，同时也有损于左派的利益，与左派的信念目标背道而驰。但是，这样的危机却恰恰是右派为所急需，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危机，他们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冷战结束以来的各种“革命”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所谓“再一次文革”不过是在向左派泼政治上脏水，制造这一谎言的人洞悉当权派怕再一次挨整的心理痼疾，于是就捏造出一个的政治神话，籍此一箭双雕：既拉近执政集团与右派的感情，又借执政集团之手收拾左派。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第三，不是简单偶然地存在

　　现代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左”“右”力量的发展壮大，既不简单地是哪几个人捣蛋作乱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偶然间昙花一现，而是因为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就左派而言，其之所以在重重狙击及多方打压下顽强生长，源于普通工农大众这一雄厚的阶级基础，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深厚的革命传统；而对右派而言，现如今之所以能在政治上登堂入室，把思想舆论做的风生水起，其根本动力源泉的在“国际社会”之普世大潮，“国际社会”出于战略需要极力在中国打造一个“广泛的反对者联盟”，因而大潮澎湃，支流荡漾。其实，中国的右派并没有发明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过是西方价值的二道贩子与政治掮客，与经济贸易领域的现代买办相对应，当代中国的右派甚至也可以称之为思想领域的“买办”，背后有强大的靠山

　　第四，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

　　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执政者当然希望政治上一团和气，因为如果政治斗争乌烟瘴气，不管经济成就多么可观，社会危机的阴影也总是挥之不去，如幽灵一般徘徊在大地的上空。为此，当政者自然希望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向“钱”看，置政治之争于经济大局之下，让政治服从经济，就如《环球时报》此篇社评所表达的那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让“左”“右”之争成为暂时的局部的现象。而“良心发现”的专家、学者们，则总想在政治思想角斗士之间找到“共识”，就如武侠小说中的“武林规矩”一般，以达成“斗而不破”、皆大欢喜的喜剧结果。这要么是良好的愿望，要么就是政治鸦片。事实上，“左”、“右”之争既不是暂时的现象，也无法调和，这种现代政治斗争将不断地推陈出新，政治舞台上的“三国演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演绎”下去，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说了这么多，那么，中国社会的未来究竟是前程无忧还是危机四伏呢？

　　现在流行的是“三个自信”。有“自信”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起码的自信，无以立足于天地人间；同样，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基本的自信，也无以立足于民族之林。但是，在自信的同时，还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当代中国社会的“左右论”绝不是可以轻描淡写的“一时嘈杂”，它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社会的未来就不排除发生政治危机的可能。来源: 张志坤  ▲◆★●■★



中共党刊大赞“党性是人性升华”★★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547

      2013-8-20：继中共喉舌放出“宇宙真理”和“天命论”等奇葩怪论之后，党刊《学习时报》8月19日再受热讽。这篇标题为《关于“党性”与“人性”之辨》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共产党的党性特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代表，与人性仍属不同层面之物。文章说，人性上乘者，并不必然能当个优秀党员，而党性优良者，必兼具人性。

　　文章称，“党性”与“人性”有相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当官执政与为人处世，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失却人性者很难想象能有良好的党性。但是，文章指出“党性”与“人性”又有不同品质。共产党的党性特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领、代表，为社会先进者所执所遵，与人性属不同层面之物。政党是人组成的，党性不可能超然于世、脱离人性。党性植根于人性之壤，又是人性之优化、升华和结晶。

　　“党性”与“人性”之间的把握大有讲究。党通过实施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领导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党员依靠自己的模范表率行为引导动员群众和其他社会组织。“所以，党的党性所要求遵从的对象，通常情况下应当是适用于各级组织及其成员，而非一般社会组织和普通群众。”

　　文章称，党员对“党性”与“人性”的把握大有奥妙、学问和艺术，“其许多行为依照党内明章正典遵行即可，而许多事情又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唯靠党员在把住党性原则的同时，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掌握分寸，方可从善如流。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需睿识慧眼、通观达变、辨证统筹、大巧无形，方能掌好权、用好权”。

　　文章还说，谈论党性时引入人性因素不会将党性庸俗化。“党毕竟始终立足于当今的社会现实之中运作，每个党员毕竟皆食人间烟火，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关联无可淡化、无可回避，唯有扶隐发微、广撷博采、兼容推新，方是科学、务实的态度”。

　　上述文章19日刊载在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12版“参考文摘”中，而原文出处为由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省领导科学研究会主办的《领导文萃》半月刊6月上期，署名严发祥。

　　《学习时报》这篇“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章问世后，再度遭遇网友的冷嘲热讽。有网友讽刺称，文章的意思简单明了点就是一切看领导的意思；还有网友质疑“党性优良者必兼人性”说，反问照此逻辑显然人性是个可选项，党性不够优良的是不是就不用当人了？

　　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份中共舆论风向急速左转，旨在扼杀言论自由的高校“七不讲”传言不断之时，以中共理论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红旗文稿》率先挑战“宪政”，乃至随后广泛散布的“宇宙真理论”（《解放军报》）“天命论”（《红旗文稿》）等奇葩怪论，都暴露了中共在尝试重树独立理论体系的软肋。

　　中共当今理论“乱伦”孱弱，认为自邓小平时代经年累月的“不争论”，左与右“较量”的缺失等痼疾，致使中共在当下面临社会价值观念多元撕裂时无力整合社会共识，不得不病急乱投医。要么陷入中共传统理论体系循环自证的泥淖无法自拔，要么甚至“求救”于中国封建文化的“天命观”，但这才是真正的“缘木求鱼”，中共喉舌既无法承担重树自信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反倒使自己丢人现眼贻笑大方。来源: 网讯 ▲◆★●■★


中方称美若停止对台军售可考虑调整军事部署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576

       2013-8-21：东方网8月21日消息：随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的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关友飞，20号于华盛顿举行了媒体吹风会。关友飞表示这次访问相当成功，两军并且触及许多议题，包括了对台军售、领海争端议题等，而在美方关切的网络安全议题，关友飞表示，斯诺登事件显现出美国的双重标准。

　　关友飞表示，常万全在19号除了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会晤以外，还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进行了会面。常万全向两人都提出了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关切，表示美国若能停止对台军售，中方可以考虑调整军事部署，尽管美方就此没有作出回应，但对于中方提议就对台军售议题成立工作组，美方在这次则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关友飞：“这次美方积极回应，下一步我们将探讨如何建立，双方在对台军售上还要谈。”

　　关友飞在回应本台记者关于南海议题的提问时，表示这次双方没有特别触及美军与菲律宾就扩大军事存在而展开谈判的议题，但中方表明，希望美方客观看待争端，因为南海争端是由部分国家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也是。

　　关友飞：“南海争端是由部分国家挑起，中方在此议题上一向十分克制。”

　　对于美国从去年开始热议的中国黑客议题，关友飞表示斯诺登事件後，显现出美国的双重标准，因此在网络议题上，必须有所规范，不能由美国说了算。

　　中国国防部外事办主任关友飞：“这议题这次两国防长没有细谈，但中方不赞成美方在网络议题上的双重标准。”

　　关友飞也表示，在哈格尔答应明年对华进行访问以外，美方也正式邀请了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对美国进行访问。来源: 东方网  ▲◆★●■★


《学习时报》：习近平必须立刻实行宪政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611

       2013-8-21：在中共官媒一片反宪政的声音中，被认为是中共党校机关报的《学习时报》于19日发表《慈禧太后为什么想立宪》一文，指出就连慈禧这种只会考虑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的统治者，也明白立宪对于统治者的好处。只可惜慈禧醒悟为时已晚，清朝最终走向灭亡。此文虽是评述清末之事，在当下中国宪政辩论激烈之际，最后一句“如果最高当权者能早醒悟十年呢？”显然承载了对习近平的期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道名为《宣示预备立宪谕》的诏书。这道诏书里赫然指出，“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宣布要“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显然，这道诏书在改革的激进程度上要远远超过8年前光绪皇帝颁布的那道被称为戊戌变法纲领性文件的《明定国是诏》。在那份诏书里，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们不敢公然宣布要“更订法制”，对于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更是只字未提。是不是经过8年时间，光绪皇帝的思想更为解放，所以才能下决心立宪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份《宣示预备立宪谕》反映的根本不是光绪皇帝的思想，而是慈禧太后的思想，在诏书的一开始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了——“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

　　那么，像慈禧太后这样一个以眷恋权位著称的人，为什么会想要立宪呢？这不是要主动放弃权力，自己革自己的命吗？是不是清王朝已经无路可走、马上就要灭亡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此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束已经5年，国内并没有大的战乱。虽然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起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与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起义相提并论。因此，真要说清朝什么时候就会灭亡，谁也不敢断言。

　　既然还没有到非交权不可的地步，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当权者会主动考虑放弃权力呢？

　　就在宣布预备立宪的前一年，1905年，清朝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美、德、俄、日、英、法等国宪政。经过半年多考察，五大臣回国向慈禧太后进行汇报，提出了立宪的建议，为慈禧所接受，因而直接导致了《宣示预备立宪谕》的颁布，而在诏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背景，“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

　　在五大臣之首的载泽向慈禧太后提交的报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载泽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提出了立宪的三个好处，而从慈禧太后后来的行动来看，这三点显然是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以至于在诏书中都专门提到了载泽的名字。

　　载泽提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位永固”。载泽指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也就是说，对慈禧这个当权者而言，立宪让她放弃的只是行政权，而她家的君位却可以“万世不改”，这正是她和平让出行政权所可以换来的对价。假如清王朝硬挺到最后，一定要在刀枪上见分晓，这样的对价可就拿不到了。

　　载泽的第二个理由是“外患渐轻”。他说：“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这一点是从融入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世界列强多是立宪的民主国家。清朝如果也能立宪，就不会再被当作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和威胁因素，也不会再拿什么专制、人权出来说事了。

　　载泽认为立宪的第三个好处是“内乱可弭”。他指出：“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籍，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这一点是针对革命党来说的——你们不是要宪政吗？我现在给你宪政，你还有什么理由来造反啊？就算你还要造反，也师出无名，不会有多少人追随你了。而且不仅仅是革命党，以后所有那些仇官的、反政府的，都没有理由来造太后和皇上的反了。因为太后和皇上已经“于行政不负责任”了，你们一肚子火尽管朝“政府各大臣”去发吧。以后再不会有内战、造反，一切矛盾通过选战和政府更迭来释放，多好啊。应该说，载泽的这一观点非常犀利，确实打中了革命党人的要害。五大臣出洋时，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对五大臣发起了自杀式炸弹袭击。一个以实现宪政为己任的革命党人去拼死阻挠清政府立宪的行动，这是多么耐人寻味啊。

　　既然立宪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清政府中还有那么多人反对立宪呢？载泽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若非公忠谋国之臣，化私心，破成见，则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己一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这段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所谓立宪，实际上是君（即载泽所指的国）和民之间做了一个交易，君用和平出让行政权交换民对其长期处于君位的认可。在这一交易下，利益得到保证的只是原有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即君和其周围的一部分人。而许多其他官员，特别是那些私欲较重、能力较差的官员，在立宪体制下将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失去权位，或是因为民主机制下权力受限而损失一部分利益，他们其实才是最反对立宪的，因而也会想方设法用各种理由去影响领导，阻挠立宪。慈禧太后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就在8年前的戊戌变法中，她刚刚被这些人忽悠过一回。

　　由于慈禧太后去世、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倒向民国、清政府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等种种因素，清王朝的立宪梦最终没能实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从顽固守旧到主张立宪的这段心路历程却非常值得人们反思。毫无疑问，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改革家，更不是民主斗士，她只是一个“但知权力”的统治者，她所考虑的只是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统治集团的私利。然而，就是从这一私利的角度出发，她最终想明白了放弃权力从长远来看对统治集团其实是一件好事，从而决定推动立宪。而同样发人深省的是反对立宪集团的构成：他们一部分是政权的死敌——革命党；另一部分则是寄生于政权之上，而又不属于政权核心，不为政权的真实长远利益考虑的官僚们。前者对政权的敌意在明处，而后者对政权的伤害则在暗处。慈禧后来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最终没能挽回清王朝灭亡的命运。那么，如果最高当权者能早醒悟十年呢？ 来源: 学习时报 ▲◆★●■★


中央“9号文件”文件视宪政与人权为威胁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565

   2013-8-20：中共干部聚集在中国各地的会议大厅里，聆听高层领导发出一个严肃的秘密警告。他们获悉，如果党不能根除中国社会的七大颠覆性潜流，权力就可能旁落。

　　前述七大危险列在一份名为“9号文件”的备忘录中，该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七大危险以“西方宪政民主”为首，其他则包括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宣扬，诸如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之类的西式概念，热衷于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针对惨痛党史的“虚无主义”批评。

　　习近平已经在准备进行一些改革，以使中国经济迎接更强大的市场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在通过“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权威，力度超过了中共例行的纪律整顿活动。本次对中共干部发出的内部警告，表明了与习近平在公众面前的自信外表相伴的种种担心：经济放缓，人们对腐败的公愤，急切期待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发起了种种挑战，这些都容易对中共构成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和国内异见者还在不断向意识形态领域渗透。”9号文件称。这个序号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该文件时定下的。该文件没有公开发布，但《纽约时报》看到了一个版本，并从四名接近中共高级官员的消息人士那里证实了它的真实性，其中包括党报的一名编辑。

　　该文件称，一党专政的反对者“为了挑起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已经在揭露官员资产，利用互联网来打击腐败、反对媒体控制以及其他敏感问题上挑起了事端。”

　　这些警告没有做无用功。自从文件下发之后，中共的报刊和网站一直在强烈批判近年来不属“犯规”之列的宪政和公民社会观念。官员们加大了工作力度，防止公众看到互联网上的批评意见。两位知名的权益倡导人士在过去数周内相继被拘留，他们的支持者称这是对“维权运动”一记重击。在习近平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维权运动”就已经遭到围攻。

对腐败的不满及自由派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可能使共产党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内部消息显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十分担忧

　　习近平的强硬路线令中国的自由派感到失望，一些自由派曾把他的上台视为漫长停滞之后的一个契机，有望推动政治变革。结果，习近平的上台却标志着中共转向更为保守的传统左派立场：他开展“整风”运动来保证纪律严明，显然还试图捍卫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例子之一是他参观了一处历史遗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在那里亲自进行一次改造中共的尝试。

　　习近平的指示已经在全国各地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学习班进行了传达，比如，南部省份湖南的一个地方政府网站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班。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是在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湖南衡阳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成新平在一个矿业官员会议上说。他还说，人权倡导者希望“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这场运动给习近平带来一些风险，因为他承认，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需要更能推助市场的新动力，而这种动力只能通过放宽政府管制来获得。

　　中国的政治圈子密不透风，其中却常常存在争端，支持深化西式经济变革的成员往往跟那些推动法治、促进政治制度开放的人结为盟友，传统派却支持国家加大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双重控制。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从两个敌对阵营中各取一点的做法，最终可能会让他自己的议程在党内纷争中陷入泥沼。

　　对宪政的批判引发了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一些温和派前任官员的失望与反对。与此同时，这场运动也让中共正统观念的左派捍卫者感到振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尖锐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尽管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都曾表示，这样的改革确有必要。

　　随之而来的裂痕出奇公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萧功秦说，这种分裂有可能变大，把习近平拖垮。萧功秦支持由中共引导的渐进改革，是这一派当中的知名人士。

　　“现在，左派感到非常振奋，心花怒放，但自由派感到非常气馁和不满。”萧教授说。他还说，他自己大体赞同习近平的目标。“这样的分化非常严重，因为这严重伤害了广大中产阶级以及温和的改革派，即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萧教授说。“这种局面存在失控的可能，那样一来，就不利于中央领导层强调的政治稳定了。”

　　今年年初，促使中共发起意识形态反攻的压力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的街头得到了体现。这里的《南方周末》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示威，因为一名宣传官员重写了一篇颂扬宪政的社论，原文称国家和党的权力应当受到防止权力滥用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高法律的制约。

　　历史学家萧功秦说，围绕该报的对抗和要求官员公开财富的运动提醒了领导人，刺激他们发布了“9号文件”。实际上，根据中国东部港口城市连云港的一个共产党网站上刊载的一篇讲话稿，高级中央宣传官员曾开会讨论报纸抗议等问题，称之为颠覆党的阴谋。

　　“美国领导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个接一个地参与进来，并和国内的异见分子相勾结，以所谓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之名对我们进行诽谤攻击，”连云港市宣传官员张光东援引中央宣传官员会议的结论说。“他们试图瓦解我们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指的是该报的抗议。

　　但分析人士称，习近平及其同事的尴尬处境来自他们自己抬高的民众期望，而非外国阴谋。要求共产党官员透露其家庭财富的民间活动人士援引了习近平自己的誓言，即结束官员腐败，建设一个更加坦诚的政府。同样，倡导以法治限制党的权力的学者和律师也引用了习近平尊重中国宪法的承诺。

　　事实证明，对于党领导人来说，即便是这些相对慎重的活动也过了头，因为他们小心提防着任何可能会膨胀为直接反对的挑战。北京的前杂志主编、政治评论员李伟东（音译）说，“9号文件”由中央领导层的行政中枢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这样的做法需要得到习近平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批准。

　　“毫无疑问，该文件得到了习近平的直接支持，”李伟东说。“肯定得到了他的批准，反映了他的整体观点。”

　　自从这份文件发布以来，宣传正统思想的运动已经促使党内刊物发表了大量评论和文章。其中许多都援引了近年在官方出版物中已属少见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毛派修辞。有些人说，宪政和类似的想法是西方颠覆活动的工具，曾促成前苏联解体，对中国也构成了类似威胁。

　　“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宪政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的一件武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巨头及其中国走狗用它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该报的另一篇评论文章称。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称，受到鼓舞的左派人士可能会对习近平的政府造成麻烦。习近平已经表示，在今年秋天的一次党的会议上，他希望支持能够令市场竞争和私人企业在经济中起到更大作用的政策。然而，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分子对这类提议十分警惕。

　　薄熙来是一名有个人魅力的左派官员，观念相对自由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本希望去年对薄熙来的罢免将有助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的希望已经破灭。薄熙来将在周四受审。

　　曾与习近平会见的改革派前政府官员胡德平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左倾趋势的公开警告。在他家人运营的用来纪念他父亲胡耀邦的网站上，胡德平说，“什么是改革的底线？”胡耀邦曾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实施放宽政治和经济管制的政策。

　　习近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面临另一次意识形态测试，届时共产党将庆祝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庆祝活动的规模尚未公布。但根据湖南省湘潭市政府网站的说法，毛泽东的故乡湘潭正斥资10亿美元来为该活动修缮纪念场所和设施。

　　“你必须纪念他，而且，因为他已经去世，你只能说他的好话，不能说坏话，”历史学家萧功秦在谈到毛泽东纪念日时说。“这就像是在给左派火上浇油。”来源: 纽约时报 ▲◆★●■★


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左右之争和二次文革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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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1日  来源：人民论坛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抑或“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撼，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该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构成的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构建起什么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型，保证国家稳步前行实现中国梦？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关键。
    
    “格瓦拉困境”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
    
    具体来由，则是古巴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努力方向确定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进入刚果（金）、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格瓦拉牺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广泛存在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整个国际共运。
    
    除中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至今没有一个成功跳出困境。当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意味着我们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一困境，但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至少说明经济领域基本跳出。可以断言，一个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走向消亡，国际共运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扰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精神大厦的建构和精神力量的激发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格瓦拉困境”的伟大尝试，其突出反映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进行“姓资姓社”之争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从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苏共的后尘。问题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领域中很难突破，其自我神圣化导致脱离实际甚至无视客观存在，结果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仍然悬在空中不接地气。
    
    我们的精神大厦建筑于革命理论，曾经得到过世界冷战的支持和强化，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博弈已经开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方向迁移。过去，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生态的支持，我们的精神大厦坚固，精神力量充足。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其立场观点方法是科学的，尤其世界观是颠扑不破的，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产生比共产主义更好的政治图景。今天，世界进入“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和主导的情况下，原本坚固的精神大厦开始出现裂缝。因为我们的精神大厦是由阶级、剥削、革命、斗争、消灭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几乎无法纳入。早前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尚可丰富其中，后来发现农民起义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轮回，属于“你方唱罢我登场”，并没有真正推动历史进步，这也是黑格尔等西方许多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人类的起点和童年”的原因。曾经被视为伟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后来发现其腐败程度不输于清王朝；作为爱国主义最好教材的义和团运动，其拳民竟然有那么触目惊心的暴虐行为。不得已，这些精神元素开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这里，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产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排除之外，我们的精神创造只能从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还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显然没有这样的包袱，他们不需要以革命的标准来划分、切割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美国为例，其精神渊源一定是从第一批清教徒签署“五月花号公约”开始，期间没有切断，即便他们也发生过“国共内战”式的南北战争，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捡。主客观原因导致了我们必然也必须切断自己的历史，结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狭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态变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能力弱化。近来媒体连续报道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明确地方庆典应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这或许就是一个价值坐标改变的小小努力，发展开去未必不厚重我们的精神大厦。
    
    还有更深层的矛盾和症结存在，我们已经面临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且难化解。共产主义信仰决定着共产党的执政，甚至是共产党的生命，因为失去这一信仰就有丧失执政权之虞，甚至是这个政党的瓦解。道理可以从奥巴马的观点中引出。奥巴马说过，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代表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原因是看谁有能力给选民更多利益。不能放弃共产主义就需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更多追随者，问题在于现有理论已经无力做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也在变化，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以革命方式实现共产主义路径堵死了。那么，新的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制度优势，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符合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积累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从有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借助“看不见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钟人”，“罗斯福新政”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政府干预”。这说明采取何种方式发展经济，主要看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不适合再发挥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力，即市场能够自行调节后，就不应过度使用政权的力量，而应当加强价值观的引领。实践证明，当房地产调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当股市发展也要着眼于“社会稳定的大局”，所有的经济规律都将失效。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办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输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下面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本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如今却成了西方国家专有。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
    
    二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带有根本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主要通过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实现。革命阶段共产党为什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从理论到行为都没有人民之外的利益，并且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高尚看得见摸得着。进入执政阶段呢？整个集团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并无不妥，关键是能不能科学划分利益，进而规范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讲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级化、集团化，这就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且处于道德困境。苏共为什么被人民抛弃？原因之一是获得了利益，而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大讲自己在牺牲奉献，落差的结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伦理规则问题。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很多责任并没有人承担，尤其是道义责任。在西方，政府官员因道义责任而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在我们这里却很鲜见，原因在于我们只关注组织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伦理的规范。再进一步讲，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系统都在模糊甚至泯灭规则和标准，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谈抽象的政治，结果便没有了政治，尤其没有了执政党成员的具体规则。我们曾经认为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处在革命阶段自持正义性和神圣性，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执政后还能不择手段吗？倘若总以敌对思维开展政治活动，必然处于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循环往复，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实现。
    
    四是党的领导能力有限与无限问题。看一下西方社会，民众想见市长州长很容易，我们的群众要见市长县长很难，有人开始怀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从公仆异化为老爷，其实这主要源于权力运行模式。在西方社会，因为三权分立，也因为经济规律，行政官员的权力很有限，民众出现精神问题进教堂，产生司法之争进法院，想赚钱到市场，找市长州长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的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这个包揽在单一社会是可行的，可在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揽一切，必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恰恰会走向初衷的反面。
    
    尽管存在着“格瓦拉困境”，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每一种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会运行规则，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政治之外的社会调节力开发出来前，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抛弃政治，而是政治要发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作者：公方彬为国防大学教授）　▲◆★●■★


靠国家力量推动现代化易致官僚主义和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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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1日  来源：人民论坛    

    在过去的两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地以不同形式新建了形式上民主的新政权。然而，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各地又连续发生了令外界担忧的情况，尤其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通过民主程序的上台，以及埃及不久前发生的军方推翻民选政府的事件，更是给“阿拉伯之春”最初带来的乐观情绪泼了冷水，现在的埃及已经陷入穆斯林兄弟会与军方的冲突之中。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个变化呢？
    
    从埃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冲突：民众（社会）与专制政权（国家）的冲突、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冲突。这两个冲突基本上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并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相关。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启动较晚，属于赶超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官僚主义、政治腐败、国强民弱。到一定程度，随着社会的动员和教育的普及，被压制和忽视的力量迟早要发出声音、表达不满，并在社会经济状况恶化时要求变革。
    
    在一个实现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围绕政治体制的冲突初步地得到了解决，但在一个开放政治的环境里，以前社会所积累下的、被压制的问题，将集中爆发。 在精英主义的专制时代，底层民众的需求是被忽略和压制的，现在它可以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些长期在基层经营的政治势力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在民主革命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穆斯林兄弟会，利用其传统的组织优势，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攫取”了政权。穆兄会推出的穆尔西在上台后，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推行偏伊斯兰主义的政策，对过惯了世俗生活的市民阶层来说，自己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对穆尔西的不满经常表现为世俗阶层的不合作，致使穆尔西也没精力去挽救埃及已经破烂不堪的经济形势。在社会陷入混乱的情况下，处于监国地位、亲世俗主义的军队出手推翻了穆尔西政权。
    
    政治的转型和政权的更迭离不开“枪杆子”。埃及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革命，军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推翻穆巴拉克是民主革命，也是军方抛弃了穆巴拉克；推翻穆尔西，是军方直接出手，民主进程暂时中断。埃及军方既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又是超党派的政治力量，是国家的真正掌权者。同时，作为一支现代的、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军事力量，埃及军队天然具有世俗主义的品格。它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世俗生活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力量。
    
    但是，靠军队出手来干预政治进程，往往对于政客和军人来说都是无奈的。完成了政治转型的国家，一方面需要解决积弊，另一方面又亟需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然而，这又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反复斗争，以养成妥协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习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稳定与民主竞争之间的张力是最为棘手的。埃及将长期处于半吊子的民主制状态。
    
    总体来说，中东目前处于多种冲突之中。但“阿拉伯之春”还是带来了希望，透过冲突和流血，在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等地，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积极因素，那里的政治活力是令人惊讶的。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不管是处于哪一种文明传统之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尊严等现代文明要素是具有普遍吸引力的。“阿拉伯之春”是在中东国家走向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如亨廷顿在半个世纪前所言：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还将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张铁生：文革“白卷英雄”变身亿万富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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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9：张铁生：文革“白卷英雄”变身亿万富豪

    昔日“白卷英雄”成了千万富翁，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新闻。那么，在知识时代，这位曾经对知识采取了极端蔑视态度的“白卷英雄”是靠什么打拼成了千万富翁的呢？

    张铁生，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因在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著名人物，俗称“白卷英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成为企业家。

    张铁生是禾丰牧业第五大股东，公司上市后身家或将超3亿元

    据《北京晨报》报道，你知道“白卷英雄”张铁生吗？日前，股民们讨论的话题不仅仅是股市，还有上个世纪70年代因高考而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张铁生。5月17日晚间，在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的10家企业招股说明书中，禾丰牧业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名为张铁生。股民们惊呼，如果禾丰牧业顺利上市，“白卷英雄”也成“亿万富豪”了！

    考题答不上写信给领导

    50后、60后们对张铁生并不陌生。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高考。这一年，辽宁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但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张铁生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他却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这封信让张铁生得到重视，最终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冠以“白卷英雄”。

    这起“白卷事件”被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文革”中，“四人帮”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5年，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但粉碎“四人帮”后，张铁生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出狱后经商现身家近亿

    据媒体报道，1991年10月，张铁生刑满释放，一年后他开始了经商生涯。而禾丰牧业招股书显示，1993年2月，张铁生和金卫东(禾丰牧业实际控制人)等4人合伙出资20万元成立沈阳市天地饲料厂。1998年初，天地饲料厂被并入金卫东旗下的沈阳禾丰牧业有限公司，张铁生拿到了沈阳禾丰10%的股权。

    禾丰牧业的招股书同时显示，到去年年底，禾丰牧业净资产已将近13.6亿元。张铁生6.8%的持股比例对应净资产达9000万元。如果上市，张铁生的身家将更加惊人。2011年，禾丰牧业每股收益为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的发行市盈率预测，禾丰牧业的发行价在10元左右，张铁生所持股票将为他带来3.2亿市值的财富。

    创业记

    昔日“白卷英雄”成了千万富翁，这无疑是一个爆炸性新闻。那么，在知识时代，这位曾经对知识采取了极端蔑视态度的“白卷英雄”是靠什么打拼成了千万富翁的呢？

    出狱之初  政府没安排工作决定创业却无出路

    1991年10月16日，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怀着一颗忐忑的不安的心情回到社会。同年12月22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董礼平女士在辽宁省兴城县结婚。

    婚后，张铁生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他一直寄希望于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给他安排一个岗位，却一直没有一个结果，最终，张铁生决定走出去自己创业。

    可是自己能干什么呢？张铁生想，自己在监狱里曾帮人看过病，有医疗卫生方面的经验，便想回到兴城办一个私人诊所。可是，由于没有专业技术职称，他打听了半天还是不能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这样，张铁生刚升起来的希望又成了泡影。那段时间，他十分失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第一份工  在私营公司打杂能力突出很快被提拔

    妻子董礼平有一位学生名叫金卫东，毕业后下海在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做预混剂(畜牧饲料)销售，1992年又受聘于北京康地公司担任东北地区经理。她想，这位学生在外面能力强，不如找他帮忙。金卫东将张铁生介绍到辽宁省鞍山市辽河饲料公司。最初，张铁生先在公司下属的一个工厂办公室当一名小职员，主要任务是干一些杂事。由于他工作投入，很快，被派驻沈阳设立办事处，负责沈阳的市场开发和售后服务。

    创业之始  成立饲料公司朋友退出遇资金困难

    1993年4月，张铁生找到在北京康地饲料公司做高层管理工作的金卫东，希望和他一起创办自己的饲料公司。很快，由金卫东、张铁生、汪洋和丁云峰四人控股的天地饲料公司在沈阳农业科学院附近正式成立。半年内，张铁生学会了电脑操作系统，也学会饲料配方。

    但此时，北京康地公司为了留住人才，决定提升金卫东为东亚地区的销售部经理。于是，金卫东和丁云峰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便先后退出天地饲料厂，留下张铁生和汪洋继续打拼。资金不足令这个刚刚起航的小公司生存十分困难。

    就在张铁生四处求款无门的时候，他的一个老客户，沈阳辽河养鸡厂的厂长汪文平给张铁生预付了10万元货款，希望订购一批饲料。由于所需饲料缺货，客户先给了钱，这恰好帮助了张铁生。

    坎坷商途  饲料配方出错供应商纷纷要求退货

    1994年7月的一天(微博)，张铁生正在工厂的生产车间检查刚刚生产出来的饲料。突然，工厂的保安冲进来说外面有几个农民在闹事。原来是那些农民家里饲养的小雏鸡因为吃了天地牌饲料，不但没有长大，反而一只只地瘫了。原来，因生产质量把关不严，饲料里氟的含量超标了，最终赔给遭受损失的农民共6万多元现金。消息传出后，一时间，许多供销商纷纷要求退货。为了稳住市场，张铁生立即停止饲料的生产，将自己关在家里，全心研究新的饲料配方。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又配制了一种新饲料配方。

    有了新的配方，张铁生便开始重新让自己的天地饲料进入市场。通过将天地饲料的价格定位降低，打败了当时进入沈阳市场的台湾大成饲料。

    终成正果  天地饲料被收购拥有禾丰牧业10%股权

    1995年6月18日，张铁生先前的合伙人金卫东等人在沈阳正式注册成立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集团公司)。于是，1998年初，天地饲料公司正式并入禾丰公司，张铁生和合伙人汪洋(后来撤股)以参股10%的形式，进入禾丰公司的管理层。目前，53岁的张铁生除担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一职。而目前的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净资产过亿元、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

    张铁生在1973年参加高考的理化考试中，只会答三道题，他却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

    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康熙是历史上最勤奋博学的一位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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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16：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当中，清朝的康熙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他在位时间最久，以其雄才大略、勤政躬为、励精图治，开创了一段封建时代的太平盛世；同时，他又是一个学习型的、学者型的君主，谦虚好学、博学多才、文武皆擅，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真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受到中外敬仰，是其他所有明君圣主、伟大帝王，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类所远不能比的。就连他的孙子乾隆，常自诩为“十全老人”，也远比不上自己祖父。乾隆只算是一个“大玩家”，康熙才是真正的大学者、学问家。

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康熙）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康熙一生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出色的科学家。他是继明末徐光启之后，在清初认真钻研并引进西洋科学的有识之士，对传统科学亦极精通。作为一国之君，他对清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他所涉猎的学科，有天文学、历法、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解剖学、地学、农学、植物学、工程技术、测量学、铸炮术，还研究过乐理学、声律学、逻辑学及拉丁文。他还是儒家和诗人、书法家、画家，可谓全才博士。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康熙就爱好学习，刻苦读书，每天竟达十余小时之多。至青年时，对经、史、子、集便滚瓜烂熟，诗经离骚、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许多名篇佳作，他都能背诵得朗朗上口，通晓文史。这为他后来的写作文章、赋诗填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他勤于政务，每天上朝时处理军政大事，回宫后又研习科学，经常挑灯夜读不倦。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还把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使他们也对此发生兴趣。

康熙成年以后，开始独立掌权。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他与时俱进，知道了自然科学的重要，便苦学起相关学科来。据史书《正教奉褒》记载：康熙亲自召见文人学士与科学家，及外国传教士中那些明白自然科学的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巴多明等人，向他们求教，请他们轮流到内廷养心殿讲学，讲学内容有：量法、测算、天文、历法、物理诸学。

畅春园的蒙养斋遂成为康熙的科学沙龙，这里聚集着中西人士，与皇上研讨各种科学问题，研究编纂大型科学著作。就是外出巡视，康熙也从事科学考察，邀请张诚等人带着先进仪器随行，每天工作空闲的时候便到处讲学。

康熙研究科学，是出于政务上的需要。因为他亲政后不久，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之一便是历法之争，这是一桩科学官司。他主持了一系列大型科学著作的编纂，实施《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付出诸多心力。他研究科学始终贯穿求实精神，注重观察、测量、实地调查与实际应用。

首先，康熙任用西洋人南怀仁等，修订历法，采用西洋新法。1669年，他令南怀仁督造钦天监用天文仪器纪限仪、地平经纬仪、亦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及天球仪等，配置于观象台，并写成《新制灵台仪象志》介绍仪器构造及用法；1673—1674年令其再进讲几何学、静力学及天文学等。1688 年在乾清宫接受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献上的带有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数学仪器、水平仪、天文钟及化学试剂，置于宫中。次年又召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要求他们每日轮班至养心殿讲授西学。康熙很快就掌握了这些仪器原理及用法，并于宫内外亲自实际应用。

康熙所研究的内容，包括欧洲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及拉伊尔观测日月食的新方法。他用带有望远镜仪器等在野外作地形测量，实测山的高度及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他用四分象限仪实测正午时的太阳高度，进而求出当地北极出地高度。他还用日晷的测量结果，通过计算得出某日正午日影的长度，与随行的张诚所测完全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这时康熙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天文学、天体观测、大地测量及实用几何学。他用法国科学院学者新发明的观测行星的天文仪器，经常在宫内坚持观测。1690年2月28日（夏历二月初一），康熙与张诚分别预测到这天应有日食，于是率内院大臣同往观象台观察，果然应验。

1689年，康熙南巡江宁府，根据当地北极出地高度研究老人星出没的问题，怀疑《辽史·穆宗纪》关于在辽都临潢观测到老人星的记载的可靠性，从而纠正了这一讹误。

他还下令重新修订《西洋新法历书》，自1714年始，至1722年成，题为《历象考成》，共42卷。康熙年间，中国学者对天文历法的研究相当活跃，这是与皇帝的提倡分不开的。

康熙还系统研究了数学。1690 年研究欧几里得几何学，用数学仪器运算，又研习代数学，所用教材是法国数学家巴蒂编著的《实用及理论几何学》。他能熟练地将数学原理用于实践，如测量复杂形状的面积及谷物体积等，事先的理论测算与事后的实际丈量毫无误差。康熙除用西洋仪器测算外，还用中国的算盘运算，比安多用西法求出的数值还快。他的才智令西洋人亦为之折服。

后来他又下令，将洋人为他进讲的数学著作，由满文译成汉文装订成帙，经他亲自审订、作序，因成 53 卷的巨著《数理精蕴》。此书出版后，中国数学研究又出现较为活跃的局面。

康熙自幼留心地学及制图学。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每到一处都作实地考察。当他行军至北部沙漠时，见其中有螺蚌壳，因悟此地上古时为泽国，“水退而雍沙”。

关于磁偏角，宋人沈括已有发现。但康熙比沈括更进一步指出各地偏角都有不同，且偏度大小亦不固定。他还指出，用指南针虽不能定正南，但可通过测量日影而定；因一天之内日至正南，影必最短。当然，用偏角校正磁针亦可定出正南。

康熙在地学方面的最大功业，是厘定并实施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测绘工作，这是世界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1690年与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他想了解俄国使团来华所经路线；但打开西方地图一看，他发现关于亚洲及中国部分简略不详、标绘粗漏。于是他决定，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版图进行一次实际测绘。

这时他已掌握实用几何学及大地测量学知识，在南北巡视时又实测过各地经纬度，积累了实际经验，有资格担任这次大规模测绘的决策者。1708—1716 年，他派出中西人士组成的测绘队伍分路至各地，以 641处作为测量网点在全国完成三角测量。1717 年各路测绘队齐集京师，再进行汇总。经康熙审定后，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这次科学测绘统一了长度单位，但发现子午线 1°的长度南北不同，证实了地球为扁球形。

像这样大规模的测绘，在欧洲从未做过，可谓空前壮举。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各国东方地图的绘制，大都以《皇舆全览图》为依据，只作微小修正，因而此图具有世界影响。

康熙在用兵平定“三藩之乱”、统一祖国和防备北部边患的过程中，对火器技术相当注意。1674 年，他下令南怀仁“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此后两年铸成大炮120门，皇帝亲率百官莅临京郊卢沟桥炮场观看演放。1680 年再铸造大炮320门于同地试炮，谕八旗炮手240名随去，“学习正对星斗之法”。康熙放下皇帝架子，再诣现场观看，旋于卢沟桥炮场对炮手给予赏赐，授南怀仁工部右侍郎衔。南怀仁因进呈《神威图说》，“谨备理论二十六，图解四十四。”从此清代正规军以此重型火器更新装备。

康熙更出己意，下令铸造他所设计的供骑兵使用的小型铜质野战炮及轻型三脚炮架（这是他在亲征准噶尔的战役中，总结实战经验后构思出来的实用火器），传谕各骑兵练习使用。

康熙中期以后，战事较少，史称盛世，火器技术仅用作娱乐表演。皇帝这时在宫内外亲自点燃复杂的烟火，与民同欢，大概也是康熙自己设计出的。据张诚记载，1690 年 1 月 12 日夜，在畅春园看到由皇上点燃第一支火箭，飞出后引燃另一架烟火，这架烟火中又飞出第二支火箭；再触发第二架烟火，射出第三支火箭。几架烟火犹如机器，连环发射，顿时空中光焰耀目，犹如流星点点，使西洋人赞叹不已。

康熙还是一位农学专家。他曾在北京丰泽园（今中南海）内辟出几亩水田，亲自种稻。有一次，他在田内发现有一颗稻子提前两个月早熟，且茎杆高大，遂留种。待次年种下，仍是早熟，从此生生不已。该米色微红，气香，又早熟，后在南方推广，可一年两熟。由他亲自培育出的优秀稻种，称为“御稻米”，他“四十年来内膳所进，皆此米也”。

他的这一突出贡献，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称赞。达翁写道：“甚至皇帝还自己亲手进行选择，因为据说‘御（稻）米’是往昔康熙皇帝在一块田地里注意到的，于是被保存下来了，并且在御花园中进行栽培，此后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种类，所以变成为有价值的了。”

康熙还根据宋人的《耕织图诗》，参照当时资料著成《御制耕织图》，收载耕图及织图各 23 幅。他对每图各赋一诗，反映中国古代农业耕具及纺织技术情况。此书图绘精美，诗句通俗，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康熙还发起臣僚，将明人王象晋所著30卷的《群芳谱》加以扩充改编，于1708年编成《广群芳谱》100卷，由他亲自写序，表示他提倡研究植物学。

大约是在1690年前后，康熙身体偶感不适，因此对医学又发生兴趣。他要求白晋、张诚等人用西洋医学讲述致病原因及药物用法，并与他们讨论脉学。这使传教士们得以后来向欧洲通讯中介绍中国脉学。康熙还研究了消化、营养及血液循环学说，并与中医理论作了比较。

同年，康熙还下令在宫内建立化学实验室，以巴黎皇家实验室主任拉沙的《皇家药典》为参考，用西法制药。他亲自观看操作过程。他还将药物赐给皇子、内大臣甚至侍卫。

1693年康熙患疟疾，服御医药无效，再服西药金鸡纳即奎宁而奏效。由此他带头提倡此药，使之在中国普及开来。

种痘法是中国发明的，但当时有人还不习惯于种痘，康熙于是强令全面施行。他事后回忆说：“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这种断然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在研究西医病理学时，自然会涉及生理解剖学。因而，由白晋及另一法国人巴多明，进讲法国科学院院士韦尔内的解剖学著作，及丹麦解剖学家巴托林的论著。康熙将其中插图与宫内所藏标有经络的铜人模型作了对比，发现中西关于静脉的描述略同，但铜人模型没有动脉及血管。此时他已掌握哈维血液循环学说。他下令将这方面的材料整理成书，分藏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及承德避暑山庄，还允许其他人入库查阅。

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可吸取的东西。比如，他提倡饮食有节，起居有序。他写道：“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以及衣着洁净，室内温馨；饮酒有度，药补慎用；清虚栖心，神静心和。清虚栖心，神静心和，等等。

康熙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之经典作品。康熙一生写了大量诗歌。他的书法也很不错。他还主持编写了著名的《康熙字典》。看他给数十名子女所取的名字，也足以证明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造诣和学识是很出色的。康熙还学会了识别当时中国18个省中13个省的方言。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1677年，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还强调兴礼教。他在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康熙不但勤奋博学，而且谦逊虚心，向所有有学问、有专长的人学习，包括儒家大师、科技专家、外国传教士等，都能向他们不耻下问、认真请教，并得到许多教益、获得大量知识，从而学贯古今，兼通中西，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康熙几暇格物编》一书便是他的心得之作。

康熙虚怀若谷，认真学习；甚至还亲自演算，一丝不苟。西人张诚在给自己国家的报告中也说：“每朝4时至内廷侍上，直到日没时还不准归寓。每日午前2时间及午后2时间，在帝侧讲欧几里德几何学或物理学及天文学等，并历法炮术的实地演习的说明，甚至有时忘记用膳……”

康熙还能向国内许多有学问的人请教，使自己的学问更精更深，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更有造诣。他还接受数学家陈厚耀、梅文鼎等人的建议，编纂了一本集当时数学之大成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53卷。加上《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合称《律历渊源》共100卷，于1723年出版。

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尚且难以达到如此勤学谦虚；更何况他还是高高在上、拥有天下、日理万机的皇帝！真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啊！连皇帝都能懂得如此虚心请教、钻研学问，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做到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