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吴冠中说真话谈中国美术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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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3年8月23日电／吴冠中“以奖代养”、“取消美协、画院”等言论激起轩然大波，相关机构纷纷反击。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吴冠中在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吴冠中如是说——

　　◇教学评估检查——是个劳民伤财的活动

　　◇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

　　◇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了

　　◇观念之争——全是站在自己饭碗上

　　◇艺术市场——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

　　◇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

　　 “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89岁的吴冠中挥舞双手，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记者刚一落座，吴冠中就省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身材消瘦、安静温和的吴冠中像是变了个人，脸色发红，声音洪亮，双目放光，话锋直指中国美术界存在的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这一聊就是3个多小时，89岁的吴冠中先生没喝水，记者也没喝水。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南方周末：您反覆强调，中国艺术水平不高与画家的文化水平偏低有关，为什么?

　　吴冠中：当年我女儿在浙江大学学工程，后来转到艺术学院，发现文化课要求想不到得低。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大学只能培养出工匠，培养不出艺术家。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这是我的心里话。

　　南方周末：中小学美术教育是欣赏、普及，大学时期的美术教育呢?

　　吴冠中：大学应该把好苗子招进来，再因材施教。对报考美术学院的学生，老师和家长应该给他讲明利害，学美术等于殉道，将来的前途、生活都没有保障。如果他学画的冲动就像往草上浇开水都浇不死，这样的人才可以学。

　　现在的情况是，教育产业化，大学扩招，学艺术的学生大量增加，他们就是为考个大学，学校多收学生多赚钱，但将来学生毕业，社会容纳不下这么多搞艺术的，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现在大学里的好老师多吗?

　　吴冠中：现在很多大学老师不称职，一定要毫不客气地淘汰。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

　　我读大学时，老师对学生往往是一个对三个，现在一个老师对40个学生，就是有好老师，这么多学生他哪里顾得过来!现在大学都搞综合化，理工科学校都在搞美术学院、艺术学院，老师要评职称，学生要拿文凭，都掏钱在刊物上买版面发作品，很无奈。

　　南方周末：和您一样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的李仲春在台湾开了一家美术咖啡馆，在咖啡馆里和人聊天，教人画画，他培养的艺术人才超过了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50年里培养的人才，成了一个奇迹。

　　吴冠中：这种教学方式大学应该吸收进来，就是自由教学，师生之间直接交流，这种教育比课堂教学好。

　　那样的咖啡馆也是一个学校，虽然它不发文凭和学位。全世界很多美术家都没有学位、文凭这些头衔，什么艺术硕士、艺术博士，都比不上作品。

　　南方周末：在前年的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上，许多艺术院校的校长院长都提到教学评估检查，这个制度让他们很头疼。

　　吴冠中：这个是劳民伤财的活动，评估过程中有人际关系等等好多因素影响，不能彻底执行。

　　对艺术院校的考核，没有人才，不出作品，再搞什么制度都没用。

　　南方周末：在目前您还能做什么?

　 吴冠中：只能说是尽自己的力量，凭良心搞创作，说实话，影响、帮助别人。我对现在的美术教育很悲观。

　 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南方周末：现在还有哪些国家养诸如美协、画院这样的官方艺术组织?

　　吴冠中：全世界可能就中国有吧。国外协会也有很多，但它们都靠作品生存。美国不养画家，法国只给一些有才华的穷画家提供廉价画室，而中国却有这么多养画家的画院，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

　南方周末：您为什么对美协和画院不满?

　　吴冠中：美协和作协一样，是从苏联借鉴来的。改革开放以前，美协是画家的绝对法官，甚至可以决定画家的命运。现在美协机构很庞大，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术没关系，他们靠国家的钱生存，再拿着这个牌子去抓钱。很多画家千方百计地与美协官员拉关系，进入美协后努力获得一个头衔，把画价炒上去，这种事我见多了。

　　南方周末：您希望取消美协和画院?

　　吴冠中：美国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说，科协制度不取消，中国的科学上不去。美协也是这样。你问问那些加入美协的人就知道了，进美协要靠哪些东西——根本不是看作品好坏，这个机构变成诈钱的机构了。

　　说白了，艺术创作是个体劳动，和组织、集体没关系。从中央到省、市，画院养的那些画家，出了什么作品?

　　该不该养画家?要不要养一辈子?哪些画家是该养的?哪些是不该养的?这些都是问题。画院里有一级画家，二级画家，这些是怎么评出来的?弄得画家都在拼这个头衔，却没有好的作品出来。我的意思是，这些头衔都不要了，画院取消，根据你的作品来颁发大奖，这样画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的精力才能用到作品上去，才能出好作品。

　　现在有一个文化部，还有一个中国文联，它们的很多功能是重叠的，这不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吗?我的意思非常简单：文化部只能一个，你就是服务，制定制度，其他的，让民间组织去搞，谁的作品好，你给奖给钱。现在的体制，搞作品不如搞人际关系，都走这样的路，作品就没有了。

　　南方周末：中国画院院长龙瑞反驳您，没有画院这样的机构，谁来搞“国家重大历史题材100年”这样的重大创作?财政部为这个项目拨款一个亿。美协和文联的官员在回应你的批评时说，他们给您发请帖您也不参加活动，您对他们的工作不了解，美协和文联还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吴冠中：你可以调查一下，所有的美术家对美协、画院是什么印象?他们起的作用在哪里?他们为艺术的服务体现在哪里?

　　他们的活动就是搞展览、大赛、评奖。大学扩招成了他们来钱的机会。我每天家里收到的杂志，都是些乱七八糟宣传自己的，这样搞就跟妓院一样了，出钱就给你办。

　　现在，画院偶尔给政府完成某个项目，画一些历史画，画家就忘了艺术是什么，就去打工了，出来的产品往往都是垃圾。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都去采风，大张旗鼓的，电视台、报纸记者跟着，拍几个集体画画的镜头，花好多钱玩一趟。真正的采风不是这样的，你悄悄去民间采风，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是很艰苦的。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苦难中成长的。我说，社会不养诗人、画家，艺术家没有吃过苦没有感情和心灵的波动成长不起来。

　　南方周末：如果美协、画院继续存在，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吴冠中：能够提供好的服务，主事者人品要好。现在掌权者都是办活动的人，很麻烦，他懂一点艺术，可总搞政治。如果他完全不懂艺术，人品好，对艺术家反而很客气。

　　画院应该养作品，画家可以流动。有的画家不错，画院可以临时资助，给你比较简单的生活条件，你来完成你的作品，作品很好，高价买下来;作品不好，你走，换别人。

　南方周末：“以奖代养”能够解决出艺术品难的问题吗?

　　吴冠中：“以奖代养”只是一个想法，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原则是对的，至少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好作品出来太不容易了，一个美术家一辈子能出几个好作品?因此我说要大奖，出作品就是国宝。一张好画的奖金，可以养画家半辈子。但现在国家给的奖不够，像科学方面的奖励有500万元。文化部给艺术的奖只有3万，还是日本人捐的钱，我觉得很耻辱。

　　创新不能讲和谐

　　南方周末：在创作领域，现实主义独大了几十年，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吗?

　　吴冠中：没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就是现实主义一枝独放。文学、诗歌到美术都是现实主义，所以，像林风眠和我都被长期冷落。鲁迅讲过，政治与艺术是矛盾的。赵丹讲过一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以前骂他是放了个屁。

　　权力都在外行手里，他们拿了这个权力瞎搞，不是现实主义的都是洪水猛兽，统统被打倒在地。

　　南方周末：新中国美术史基本是由“央美”和“国美”的两个派系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吴冠中：现在艺术风格恐怕都不明显了，过去非常明显，“国美”前身国立艺专时期，林风眠彻底把巴黎美专的那套教育搬到中国，有西方古典的基础课，也有现代主义的;徐悲鸿的“央美”，完全是搞现实主义的。当时两校的教师也好，同学也好，相互不屑，门户之见很深。

　　南方周末：但大家也承认，1980年代之后，“国美”人才辈出，“央美”基本缺席。1990年代以后，两个学院出的人都不太多。

　　吴冠中：对。“央美”一直坚持徐悲鸿的现实主义，很顽固。“国美”出人才的根源还是林风眠的教育思想开放，艺术现代性比较高。

　　现在呢，相互融合，去国外的人多了，国外的好东西都能够看到，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将来真正的画家，我觉得很可能是从民间出来的。像马蒂斯他们都不是从美术学院出来的。为什么呢?他们没有约束，有的是自由。现在学校里规矩多，搞艺术的人麻木了，把自己的感情消灭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过去几十年里苏联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吴冠中：苏联的音乐、文学都不错，惟有美术很奇怪。我开始以为是意识形态的缘故，西方故意贬低苏俄的美术成就。现在来看，它在美术创造上确实没有新的东西。我个人不喜欢俄罗斯的画，不是说它庸俗，就是觉得它没感情，画的都是物。

　　像以前被我们奉为大师的列宾，也是借西方的脸画俄罗斯的故事，变成俄罗斯了不起的画家。我在法国时，重要的画家我全都知道。后来回央美任教，有人问我有没有列宾的画册。列宾是谁?我不知道，可国内到处都是列宾。后来看《法兰西文艺报》，一整版介绍列宾，开头就说，“提到列宾，我们法兰西的画家，恐怕谁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南方周末：现实主义的影响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吴冠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在几十年里，美术界把现实主义提得很高很高，根本不允许百花齐放。

　　我认为照相发明之后，现实主义必定要消失。我很不喜欢照相。后来看到摄影作品中有了艺术的意识，我鼓掌。看了石少华到非洲拍的照片，照得像画一样，我很喜欢。我鼓掌的意思是，现实主义该垮台了，该百花齐放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那么多艺术争论和派别斗争，背后真正的焦点是美术观念之争，还是人事派别之争?

　 吴冠中：我觉得人事派别之争是主要的，艺术之争是表面的。这些争论、斗争导致了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

　　比如我讲“笔墨等于零”这个问题，学国画的人，只能是手艺，只能搞摹样。现在钢筋水泥，不要你摹样了，他得保住饭碗，最后就变成了派别之争。我觉得悲哀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些人全是站在自己的饭碗上讲话。

　　南方周末：但您也提过“创新是斗争，不能和谐”。为什么?

　　吴冠中：毛泽东讲过，推陈出新。陈旧的，阻碍美术发展的东西一定要拆，你不拆，它不倒。政治上是这样，艺术上也是这样。凡是创新，都是斗争出来的。

　　我搞了一辈子美术，没有搞斗争。作为艺术家，我自己尽量搞我的作品，走我自己的路。我现在从我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出发，凭良心讲话，但还是有限，不能敞开了讲。

　　价格是个心电图

　　南方周末：中国艺术品市场这几年非常火热，美术作品屡屡爆出高价，你怎么看待?

　　吴冠中：我觉得很多是泡沫，有些人可能有钱了，就投资艺术品，但他不懂艺术。画家就利用这个机会拼命炒作，抬高自己的身价。

　　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过一段时间很多东西将被淘汰，很多沙子将会沉下去。最有趣的是，现在有的美协主席，他在位时作品就贵，他一下台马上就跌了。

　南方周末：这个市场也给了您好处，您成为在世的画家中画价最高的一位。

　　吴冠中：还是市场炒出来的，很多收藏者为了盈利、套现，联合拍卖行、买家一起炒，有的还联合画家、媒体一起炒。这个价格跟我关系不大，因为那些收益归他们。

　　有一个拍卖会，把我的作品拍得价格很高，大概几千万吧，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的一张画到了几千万了，我说这个是心电图，不准确。我一点没有高兴的感觉，这个钱不属于我。而且我的那些画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还没经过历史考验。坏处倒是来了，现在市场上我的假画越来越多了，我也管不了。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市场对美术创作的影响?

　　吴冠中：市场也有一些好处，它让画家能够离开体制生存，坏处在于市场会把画家定型，专门画好卖的。西方的画廊也是这样，我包你的，你不许改变风格，你一变我就卖不掉了。相当多的画家为了卖钱，炒作越来越厉害。

　　南方周末：所以有人说，现在对画家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吴冠中：对。你画得好，市场可以承认你;你画得不好，你可以选择进入体制混一辈子。有的人左右逢源，既在体制内拥有权力，又享受市场的好处。但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

　　像我吧，现在画画就是出于热爱，钱对我没有意义，我不需要。

　　他们是玫瑰，我是腊梅

　　南方周末：您一直强调生活和艺术的关系，但美在生活中并不多见，美术并没有走进大众生活。

　　吴冠中：不但是民众，甚至高级知识分子对美也不理解。我有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专业知识很强，可家里的工艺品、陈设布置等等，非常庸俗，不可理解。

　　最直观的就是，中国人家里电视都放在客厅，但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家电视机放在卧室里，客厅里挂画，摆雕塑，这就是区别。

中国的艺术教育功能，一直藏在大学里边，没有跟社会生活发生关系。中国美协和画院这些官办机构，他们没有拉近普通人的生活与艺术的距离。

　　我们生活中的美感也很少，我们的建筑大部分都很难看，北京修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偶尔也有单个建筑很美，但整个街区环境却很差。

　　南方周末：国外民众离开学校之后，通过哪些途径与艺术发生关系?

　 吴冠中：他能够从城市建筑、设计、日常细节上感受到艺术之美。另外他可以去博物馆、美术馆……就连商店的橱窗摆设都很有美感。他的生活无时不与艺术发生关系。中国的情况呢，商店里主要的橱窗都是尽量摆放最贵的商品。

　　以前，我和国内的一些作家参加国外笔会，有个活动，参观博物馆，外国作家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就某个物品进行讨论，我们的作家一窍不通，无聊地转来转去。

　　这几年，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越建越多，硬件越来越好，但你收藏了很多垃圾，许多东西是走后门凭关系送进去的。现在一些国外美术馆，经常有中国人主动送画，回来就宣传炒作自己。

　　所以说起来，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南方周末：您还有一个论断也比较让人吃惊，中国美术比非洲还要落后，为什么?

　　吴冠中：我们以为非洲艺术很落后，后来我到非洲一看，他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反而比我们现代很多。我们的人为障碍使我们落后了。

　　南方周末：您谈到艺术里技术是基础，境界最重要，可以诠释一下吗?

　　吴冠中：这个境界就是感情的真实。技术只是一个手段，学技术比较容易。情怀是多年的人格，多方面因缘修来的结果，这个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您和朱德群、赵无极，三位同学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您怎么看待你们的差异和人生选择?

　　吴冠中：院士之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不羡慕这个院士。后来法国人选择我当了院士，我很意外。我和他们是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国外发展得很好，我替他们高兴，他们在法国自由地开花，是法国花园里的玫瑰花。我回到祖国，面朝黄土背朝天，是鲁迅作品里写到的腊梅花。

　　我是这么一步步苦出来的，这样的经验也只有我有，生活和命运造就了我的作品。

　　南方周末：您老讲艺术格调，这个格调是什么?

　　吴冠中：艺术就是真性情。▲◆★●■☆


马年春晚　为冯小刚的“定调”捏把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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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3年8月23日电／在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与副总导演赵本山、艺术顾问张国立、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春晚智囊团日前首次召开的语言类节目碰头会上，冯小刚“大胆地”提出要摒弃那些煽情、唱赞歌的东西，所有创作者要放开手脚，敢写敢说，呈现出带尖带刺、有棱有角的相声和小品来。此语既出，引来舆论的强烈关注。

　　《南方日报》刊登潮白文章称，在当初走马上任之际，冯小刚就希望语言类节目不要“不痛不痒”，还提出了一个四字方针——“干预生活”，也就是希望作品能回归到讽刺、辛辣、幽默的风格。现在到了落实阶段，他果真是在践行前言。冯小刚此言并非偶然。再往前溯，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冯小刚就对国庆献礼片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我真的怕，我们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时候花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去拍一大堆形式大于内容的所谓主旋律电影。”他把这归结为“去做表面的献礼、离观众远的献礼”。在我们，自然由此窥见了冯小刚思路上的一脉相承。

　　自从冯小刚接掌马年春晚帅印以来，公众就莫不对他报以极大期望。冯小刚有令公众期望的理由，电影界的“贺岁王”嘛，接二连三的成功表明他摸得准公众的娱乐心理。早先的春晚事实上也就是个大payty，后来被赋予的各种功能都是渐渐承载起来的，是否达到了加载者的预期未知，只是节目倒了大家的胃口，普遍觉得春晚不好看了，却又年年失望年年望。应当看到，央视本身也在不断努力，他们将2014年春晚总导演锁定冯小刚，或许正有使之回归娱乐的用意，至少这种亲民的姿态给春晚注入了不一样的活力。不过，冯小刚的此一“定调”，在我们旁观者仍然不免要为之捏上一把汗。概因收条子、塞节目的现象，在语言类节目中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然而从既往的大量报道中，我们对“圈中事”多少都有些了解，那就是上什么节目、如何上，未必是总导演说了算的，还有节目审查一关，诸多矛盾的焦点往往正集中于此。

　　蛇年春晚，蝉联了若干年的“小品王”赵本山终于选择退出，见诸报章的普遍说法，就是他无法容忍对小品的审查方式。而在公开场合，赵本山也的确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节目审查方式的不满。2011年春晚之前，他就说：“最烦的就是天天审我、天天看我。”去年他又说：“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永远是这样，观众都笑翻了，就他们（指审查人员）的脸是青的。”在他看来，央视办春晚“就为了给13亿人带来快乐，但这几个经营快乐的人他不快乐”，那这晚会能好吗？“你想一下，他们不快乐，但他们紧张，总怕不好看，还不懂，然后提了一堆不懂的意见”。春晚的另一常客姜昆，虽然没有这么直接，但表态颇值得玩味。当被问到“您觉得《虎口脱险》这样优秀的作品放在现在还能上春晚吗？现在的审查方式是否和以前不同了”时，姜昆说，这个问题太敏感，还有一点专业性，能不能留着咱们底下交流？这些现实问题，冯小刚找到了破解之道吗？

　　其实，即便真的要“怪罪”起来，也还真的不能单拿审查人员说事。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当年曾经怀疑某种招人怨恨的审查制度，是否“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但他实际上很清楚，这是“事物的本质所引起的愤恨变成了对某些人的憎恨”。所以，马克思以为“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这种检查制度，因为它“骨子里隐藏着一种任何法律都无法医治的痼疾”。（引文均见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12月第1版）。那么，在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有理由为冯小刚的此番“定调”捏上一把汗，除非他已经“尚方宝剑”在手，或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冯小刚定调春晚相声小品：赞歌一律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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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8-22：19日，刚从国外归来的央视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与副总导演赵本山、艺术顾问张国立、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春晚智囊团一道，首次召开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碰头会。冯小刚把敢说敢言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明确表示，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要解放思想，颂赞歌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

　　19日，刚从国外归来的央视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微博）与副总导演赵本山、艺术顾问张国立、刘恒和策划张和平等春晚智囊团一道，首次召开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碰头会。此次碰头会从早开到晚，共开了10个小时，“贺岁王”与“小品王”在走马上任后的首次碰面，为春晚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的总基调“一锤定音”。据悉，这次会开得“非常轻松”，冯小刚把敢说敢言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明确表示，相声小品不能束手束脚，要解放思想，颂赞歌的作品一律不要出现，他还直言最喜欢有尖有刺的东西。

　　作为电视节目导演界的“新人”，冯小刚不改其在春晚发布会上的态度，坚决要把“针砭时弊”带到语言类节目创作中。碰头会上，他提出“摒弃煽情、唱赞歌的东西”，所有创作者要“放开手脚，敢写敢说，呈现带尖带刺、有棱有角的相声和小品”，他举例说，他特别推崇上世纪80年代的讽刺相声，比如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姜昆的《虎口遐想》和《电梯风波》等，在他眼里，这些才是针砭时弊、贴近生活的好作品。

　　赵本山在会上并未发表过多见解，主要倾听冯小刚的意见。赵本山的御用编剧尹琪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往年春晚作品的创作时间大概在11月份，而他这次参加碰头会，意味着“赵氏”春晚作品创作时间提前到了8月下旬，整整提前了3个多月。

　　另外，近日有媒体报道，马年春晚主持人将大换血，董卿、朱军、李咏、李思思、毕福剑、撒贝宁这6位常客或将淡出春晚舞台，对此春晚节目组透露，节目组目前的工作尚未涉及主持人人选。来源: 南方都市报▲◆★●■☆


斯诺登获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提名 ★

http://news.cntv.cn/2013/08/24/ARTI1377303275541489.shtml

2013年08月24日  原标题：诺贝尔和平奖,会眷顾斯诺登吗？  

　　“爱德华·斯诺登——用他不惜个人巨大代价的英勇努力——揭露了监控活动的存在及其规模。美国政府监控了全世界的电子设备。通过曝光这一违反国家法律和国际条约的监控项目，爱德华·斯诺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了一些。通过他个人的努力，他还表明，个人可以捍卫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这段话是出自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史蒂芬·斯瓦尔福什提名斯诺登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时写给诺贝尔委员会的信。

　　此消息一出，各界虽然议论纷纷，并有断言声称“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授予斯诺登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提名诺奖的象征意义早已超过了它的结果，因为这将成为一个榜样——自1945年纽伦堡审判后所确定的原则——艾希曼那句著名的“我只是服从命令”的口号绝不能作为违背人权和自由行为的借口。

　　更为讽刺的是，斯瓦尔福什在信中还提到，授予斯诺登和平奖这一决定不仅表明其捍卫公民自由和人权的意愿，即使这被视为是与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对。因为2009年它被颁给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这真是极具讽刺性的历史一幕。

　　美国悖论

　　时间退回到2009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并表示这是为了表彰他为加强“国际外交和人民之间合作”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民主及人权的价值”的强化。

　　然而这次，斯诺登被美国视为头号罪犯，一个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叛徒，美国政府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剥夺他寻求庇护的权利”。此时的美国似乎忘记了自己一向以维护“人权”的姿态自诩，忘记了斯诺登这样的人本来正是自己“人权”大旗下应该保护的人，忘记了自己曾经收留了别国的诸多持异见者。

　　诺奖失节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每届有5个成员，由挪威议会选举产生，但不向任何机构包括议会和政党负责，他们也不向任何人负责。5位委员和1位常务秘书作为1个小组共同为和平奖而工作。这些评委不论是议员还是政府官员，只是他们过去的政治身份。评委们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前途问题，因此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他们没有任何政治顾虑地工作。

　　然而基于政治取向不同和本身的敏感性，诺贝尔和平奖的结果却频频引发争议。例如，以非暴力手段成功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圣雄”甘地，虽五度提名，却从未得奖；而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因推动全球关注气候暖化而获奖则引来不少环保人士和团体对于玩票性质的戈尔的不以为然。

　　达赖、刘晓波、奥巴马，这一系列名单后的争议使嘲笑、愤怒、抗议、反对、谴责早已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家常便饭”。而这些名字也让人们对诺奖的独立性产生了巨大的质疑，频有媒体指责诺奖早已沦为“西方外交政策的工具”。

　　伪命题?

　　表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的诺贝尔和平奖曾经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称颂，但是每当触及意识形态问题，诺奖评奖标准就发生异变，难以贯彻宗旨。当分裂分子、恐怖分子成为诺奖的“座上宾”的时候，这样的诺奖又如何令全世界人们信服呢？

　　人们认为，只有甩开意识形态桎梏，坚持从一而终的评奖标准，才能拯救其政治独立性于岌岌可危，挽救其百年来的声名于狼藉。重现诺贝尔先生创立它时，“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的意志与声誉。

　　西方也曾一度评价斯诺登是揭露侵犯全世界人民隐私这一恶行的英雄，但是今天，他被抛弃了。那么，人们等着观望：诺贝尔和平奖会颁给斯诺登吗？▲◆★●■☆


《外交学者》：打击卖淫是中国遏制腐败的关键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702

      2013-8-23：大多数当局只注重拘留卖淫者，却不关押参与性产业的其他当事人，也不指向性行业中更高层级的嫌犯。如果政府想解决腐败问题，那么就必须解决中国的卖淫问题，把它作为反腐运动的内容之一。

　　随着中共反腐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福布斯》报道，在去年11月后曝光的腐败案件中，性丑闻牵出的案件几乎占了一半。

　　在最新的一起案件中，《南华早报》报道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几名法官被拍到在当地的一家夜总会嫖娼后，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美国的商业内幕网还列出了今年以来被披露的中国重大性丑闻的全部名单。

　　中国政府近来对腐败（特别是性丑闻）的打击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周期性模式。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教授詹姆斯·芬克诺尔和刘民（音）最近在一篇有关中国卖淫状况的研究报告中说，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几个时间点发动了多次打击卖淫的大规模运动。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导致许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女性外来务工者往往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或合法职业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许多人因此决定出卖自己的肉体。因而，对这一课题的学术研究常常将卖淫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缺陷联系在一起，如贫困和性别不平等。

　　尽管开展了多次打击运动，但未能控制卖淫问题。政府腐败蔓延以及缺乏法治是主要原因。

　　芬克诺尔和刘民认为，地方当局和官员通常无视卖淫问题，在打击行动或调查即将开始时，他们有时甚至会给卖淫者和嫖娼者通风报信。一些警察和官员甚至收受卖淫场所定期发放的钱款，否则他们会对卖淫者处以罚金（而不是逮捕她们）以中饱私囊。

　　大多数当局只注重拘留卖淫者，却不关押参与性产业的其他当事人。此外，卖淫者被逮捕或拘留时，她们往往在没有接受正常的司法审查和走正当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指控。芬克诺尔和刘民指出，考虑到卖淫者通常被长时间拘留，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政府想解决腐败问题，那么就必须解决中国的卖淫问题，把它作为反腐运动的内容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执法部门亟须改革。当局不应通过对卖淫者征收罚款来补贴行动费用。为了根除对卖淫者的暴力执法，警察必须接受如何正确对待她们的培训。

　　同时，执法力量应更多地指向性行业中更高层级的嫌犯，而不应只针对卖淫者。

　　遏制卖淫活动的努力还必须重视那些推动了性行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当局不应只是对被警方拘留的卖淫者提起诉讼、甚至实施暴力，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应受到保护和教育，还应在她们寻找合法工作时给予援助。其他一些政策——如改革户口制度——也会有助于最终减少中国城市的卖淫现象。来源: 外交学者 ▲◆★●■☆


薄熙来“世纪审判” 暴露中共的家规与潜规则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08/23/2604881.html

 世界日报  2013-08-23：中共自1980年审判「四人帮」，江青咆哮公堂后，事隔33年，又见审判重量级人物薄熙来。习李体制想藉此塑造声望，宣示建立法治、惩治贪污决心，但国际舆论和多数民众，都难摆脱薄案是政治斗争印象。胡温体制卸任前扳倒薄熙来，习李体制接手处理审判，即使想淡化党内路线斗争或薄企图「谋反」色彩，效果却适得其反，事实是习李体制在审判薄熙来，而民众和国际舆论却也藉机在「审判」中共，看它的制度和体质距文明、开放、进步有多远？

33年前审判「四人帮」时，中国还是低开发、刚启动改革开放国度，法庭照剧本演出审判剧，江青咆哮公堂为她的桀傲不驯、强悍反诘体制辩护，成为审判高潮。如今中国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动见观瞻，本案又涉及权力、金钱、谋杀和女人、外国人，可看性更高，可惜审判模式和铺陈的剧本竟和33年前大同小异，所有罪状、证据正反双方的交叉诘辩，外界都看不到，刑期早已定，看点是薄如何因应，习李体制审薄带给外界的观感，以及外界如何评价全案。

不同于审判「四人帮」的是，网路兴起，资讯透明要求愈高，中共不得不开放有限的网路文字转播，选择性披露审判过程，这是进步，该给予肯定。但全程仍无法透明公开，甚至电视转播，使审判难具国际公信力。中共处理全案，既想达到政治目的，又想「损害控管」，加深外界审判是政治考量和作政治秀的印象。

惩办薄案政治作用，包括：

一，袪除有实力与习近平竞争的对手，让习定于一尊，把薄斗垮斗臭，不斗死也不能让薄有东山再起机会，成为被囚禁的毛左精神领袖；

二，藉薄案宣示反贪和整肃吏治决心，为习推动改革立威，塑造国内外声望；

三，藉机清除「毛左」势力，薄「唱红打黑」无论是真心或假意的政治投机，「唱红」只能最高领导唱，习近平最近言论可为证，诸侯无权和中央别苗头；四，审判薄也是杀鸡儆猴，告诫中央、地方官员以此为戒。将薄案定位为「打老虎」，营造平等、法治等印象，希望赢取民心。

但审薄的「损害控管」造成矛盾处处：

一，「唱红打黑」是薄招罪源头，控罪却避不敢提，唱红毛左路线是中共神殿不可侵犯的标记，否定它连带引发路线之争，波动过大；「打黑」变「黑打」虽有冤错假案也不提，以免翻案和株连太广。薄被控滥权都是大连市委书记任内所为，重庆市委书记作为明显避而不谈。

二，薄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罪都点到为止。控他受贿2000万元、贪污500万元，网友嘲讽「封疆大使」还不如县级干部贪的多，「简直是清官」。外传薄家海外资产数十亿美元、拥法国海滨别墅等，审判后一概都将成悬案，是想掩饰中共菁英的贪污文化，维护高干形象，或故意留一手日后运用，答案不明。

三、官媒曾报导薄涉及与众多女人淫乱，还涉大连空难惊天阴谋，审判都略而不提。而谷开来杀人薄是否知情，一概未追究。即使全案交付审判，外界仍感疑窦重重。中共似乎只想扳倒薄定他罪，不让他东山再起，其余罪状能摀就摀，这是「大局着想」和中共的家规与潜规则。

所以薄案审判注定将不具任何法律专业性、可信度和公平性，是一场避重就轻的政治秀，目的在维护习李体制权威、政局稳定和中共继续执政。这场风波习近平成最大受益者，很多「薄粉」如今也因习多次引毛泽东的话、学毛的做法而向习靠拢，司法彻底成政治工具。

薄即使劣迹斑斑，却是统治阶层的「家务事」，党规、高层和元老们意见，先于国家司法体制和法律。一位自视过高、跋扈嚣张想「谋反」、藉民粹手段争取「入常」者变阶下囚，足见中共永远没有党内意见多元化这回事，但薄家财产、薄瓜瓜国外生活资金，甚至隐藏的财富都没有往下挖，未赶尽杀绝，是兔死狐悲或怕物伤其类都不再重要，也算是有「人情味」了。

从这些迹象看，法庭审判的对象明的是薄熙来，中共的体制和体质也在一起暗中受人民和国际舆论评判。接下来如查办周永康，效果和过程也会雷同。▲◆★●■☆


让女儿学10条“保命金句”★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5661/201308/17874.html

2013-08-23：

　　1、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2、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

　　3、生命第一财产第二。

　　4、小秘密要告诉妈妈。

　　5、不喝陌生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

　　6、不与陌生人说话。

　　7、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璃，破坏家具。

　　8、遇到危险可以自己先跑。

　　9、不保守坏人的秘密。

　　10、坏人可以骗。遇到坏人，可以不讲真话。

　　在阅读中，女儿纳闷为什么有些部位不许别人摸？我告诉她，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是每个人的隐私，包括全身在内，你都可以拒绝别人摸。有人摸你时，你要大声喊：“不许碰我！”因为坏人再凶恶，内心却往往非常胆怯。第一时间喊“不”，很可能会让他停止做坏事。喊“不”后要第一时间离开坏人，到人多的地方去，并且要尽快告诉妈妈。不替坏人保守秘密，不管坏人怎么要求你保守秘密，都得告诉妈妈，这样你才是安全的。

　　女儿若有所思地问：“妈妈，我怎么知道坏人长什么样儿呢？”是啊，坏人长什么样儿呢？这可不像动画片里，坏人的那点坏全在脸上写着呢。现实中的坏人也许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陌生人，也许是你认识的某个人，甚至可能是你尊敬的某个人。但哪怕他是你最尊敬的人，只要他做出坏人才会做的事，你都可以拒绝。比如独自遇到一个男老师，就不要跟他去没人的地方，因为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戴了好人面具的坏人。

　　对天真无邪的女儿讲这些话，让一个本应觉得世界特别美好的孩子知道阳光下还有这样的阴暗，我忽然觉得很残忍。但提前认识到坏的一面，总比事后再找补更好。我们往往过于保守，羞于跟孩子提起性的话题。孩子对什么是侵害、怎么保护自己、坏人长什么样子等问题都是懵懂无知的。反而孩子们从家长对性话题的回避上，大概还觉察到这类的事是“不好”讲出来的，于是受到侵害也不知道或羞于向人求助了。这不等于变相纵容了那些人面兽心的家伙吗？

　　为了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我觉得这10条保命金句值得在家长中推广。我们的孩子应该知道自己有拒绝别人亲吻、抚摸的自由，有“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的权利，以及“小秘密要告诉妈妈”、“不保守坏人的秘密”的道理。

　　我们应该让孩子牢记：并不只是乖巧、听父母师长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遇到危险能够机智应对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好孩子。▲◆★●■☆


自动档汽车正确的操作方法和习惯 ★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0164/201308/18004.html

(2013-08-23：

1、先接通电源(不打着发动机) -踩刹车、挂挡，不是直接挂入D档，而是挂到N档上再点火，之后由N档挂入D档，松手刹、抬脚刹车、起步。理由：这样可以避免在P档打着火后 ，需要经过R档 ，使变速箱经历一次短暂的反向冲击!

2、等红灯或短时间停车等待时,正确的方法是:拉手刹、挂N档、而不是P档! 更不能踩住刹车，长时间(30秒以上)让档位保持在D挡上。理由:P档带有锁止装置，挂入P档而不拉上手刹，会对装置造成磨损;车辆静止时，档位保持在D会磨损变速箱。

3、正确的操作:踩下油门, 当转速上升到换挡区间(大约2000~2500转之间）轻收油门(自动档变速箱会做出升挡指令)再加油,这样加档会很平顺 ;逐次加档、提速。理由:如果你一直重踩油门，变速箱会延迟换挡时机，到了3000转以上才会升一档;如果你全踩油门，那发动机转速会到达红线区才会升挡;(很多人说车提速慢、肉! 是你误以为深踩油门就可以迅速加档)　自动档车轻踩油门 ，踩一下，松一下，可以实现提前升挡，达到节油的目的，但这样会影响了快速提速。松油门加档后，再次踩下油门的时候 不可过重，否则 变速箱认为你要急加速 而自动降挡，又回到较低档，造成跳档!　

4.、1和2档(限制挡)可以在上下坡道的时候使用 。上坡(坡度较大)时，挂入1或2档 (道理就不用说了)爬上坡后,挂回D档行驶。下坡时(长而缓的坡)挂入限制挡，配合刹车使用。理由:其实就跟你在驾校学到的手动挡的低速档使用原理相同，这样也可以减轻刹车盘的压力。

5、如果你要超前面速度较慢的车，可以先松油门，再一脚踩下去，这时变速箱会自动降挡满足动力的要求。完成超车后, 松开油门，档位会回到当前你速度合适的档位，光用油门就可以控制了；如果你需要迅速提速， 那就应该配合使用限制挡，直接拉入低档配合油门完成提速。 理由:不用啰嗦了~

6、结束行驶的正确操作: 车进入停车位置，踩住刹车-拉紧手刹-推入P档 -轻抬起脚刹-拔钥匙。很多人习惯是:停车-推入P档 -抬起脚刹- 再拉手刹，这样操作很可能下次开车造成挂不进档。 理由:当你挂入P档后，抬起制动踏板，如果地面不平会出现车小的移动，P档的锁止功能使得变速箱齿轮相互咬合，咬合S后下次再摘档就费劲了。

机油滤清器 5000公里更换、空气滤清器 5000公里更换、汽油滤清器 1万公里更换、空调滤清器 1万公里更换、火花塞 3万公里更换、正时皮带 6万-8万公里更换、传动三角皮带 4万公里更换、
雨刮片 1年左右检查更换、空调机干燥罐 8万公里或3年更换、减震器 出现漏油检查更换、轮胎 胎纹深度低于1.6毫米或达到磨损指示标记更换、刹车片 3万-6万公里检查更换、刹车盘 更换2-3套刹车片后更换、电瓶 2年左右检查更换、发动机机油 5000公里更换、刹车油 4万公里左右更换
防冻液 2年或6万公里更换、变速箱油 5万-6万公里更换、转向机油 6万公里更换。

存好了，不要被路边摊店忽悠了 ▲◆★●■☆


中国是各种文化互相斗 最后胜利的是无文化 ★★
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3_08/22/28913076_1.shtml

2013年08月22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人物周刊：您是局内人。

王蒙：对啊。而且一直以来，我受到来自左和右的批评，一本始终捍卫“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杂志曾经直接给我扣上“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帽子。这是左边。右边呢，有人说我是被收买、招安了，还有人说我内心恐惧。那段时间，每当我看到右边骂我的文章，想想左边的批评，就觉得不需要说什么了，反之亦然。

那些对我太不重要了。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想参与这人与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或者宗派性的站队。看肥皂剧也可以，看网球比赛我能连看四五个小时，就是在手机上看一个段子，我也不会认真对待这种争斗。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如果受所有人攻击，我会感到悲伤，若受所有人称赞，我将再无颜活下去——做人得做到什么份上，才会人人都夸？

有时候我觉得呀，智慧是一种痛苦，因为你的一点点智慧，有些人就感觉受到了伤害。大家都很激动、愤怒的时候，你站起来说，朋友们，我们彼此温柔一点儿吧。那你伤害的就是全体，因为这会儿大家正打算拼刺刀呢，你这么说等于是叛徒。一个不想得罪别人的人，有时候比那想得罪人的，得罪的不见得少。以前，有人说我是左右逢源，我说这是真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90年代以后知识界流行的两个新词：犬儒（从前多说酸儒、腐儒）和弥赛亚情结？

王蒙：一个前现代的、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和人民尤其需要弥赛亚-先知-救世主，而自命精英的人尤其愿意、梦想以纯洁的胸怀贡献一个弥赛亚，带着真理和光明。许多可能的弥赛亚失去了或正在失去光环之后，还有伟大和敬仰在，比如切·格瓦拉。一个人之子，却要使命神圣；一大批人之子，等着膜拜神圣；一组神圣，要接受、眷顾、求援、帮助，满足人众，这是弥赛亚的窘境。

古今中外常常看到这样的轨迹：先把一个人神化，事隔多年发现他非神，最后将他妖魔化。而弥赛亚们，常常不自觉地被背后的强力推着，欲罢不能，大言欺世。可我最怕大言。积我的人生经验：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皆不可信，许诺万应灵丹者皆不可信，认定可毕其功于一役者，皆不可信。

我曾经感慨，一个人如果因为追求神圣使命被枪决了，大家都来赞美他。如果他认认真真、稳稳当当在走路，有些观众就会说：他是在轧马路吗？为什么他缺少高难、激情动作？简直是偷工减料、虚与委蛇！进而，就会有人说他太聪明、求私利了。我有时候想，观众是不是有点嗜血的倾向呢？

群众掌握了理论之后

利益高于一切

人物周刊：您引过甘阳的话：在美国，精英真精，老百姓真傻；在中国，老百姓不傻，精英真傻。您怎么理解这话？

王蒙：这话当然不是绝对的。在中国，精英中也不乏有智慧的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中国比较大，人又多，情况比较复杂，没有一种精英理论可以参透，并且包打天下。

这就要说到精英的思想资源来自何处。不外乎两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从外来文化中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魅力，也暴露出许多弱点，比如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前痛骂传统文化的，一种以美国为圭臬，一种是向苏联看齐，都显出某些杀气。但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苏联。

胡适和鲁迅都痛骂过传统文化。胡适有许多想法，既不讨国民党的好，共产党也不喜欢。我还有印象，当共产党大获全胜之时，提出的和平条件是惩治战争罪犯，这个名单里本来没有胡适，新华社就发表了一个专文，提出应该把胡适列进去。而现在呢，胡适又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领路人，成了人中之神。这些事啊，颠过来倒过去，都带有一种傻气。

所有的主义到了中国，都与它在原来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中国天机》里有一个很大胆的论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掌握了群众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会摧枯拉朽把旧的、阶级的社会及其生产方式全部推翻，马克思预见到了自己理论的力量；我在中国体会到的是另一种情况，群众掌握了理论，不会太顾及理论本身，这是我的一个重要发现。

因为当有了物质——组织、军队、党、群众、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物质的利益——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就高于一切，理论对他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深刻理解的。所以，怀抱理论就以为可以指点天下的精英们就显得有点儿傻了。比如，生活在旧社会条件下，他搞空想社会主义，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他搞空想资本主义——90年代我看《中国青年报》上有一个观点，挺赞同，他说这世上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也有乌托邦的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


 《人民论坛》刊文：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 ★★★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38647

   2013-8-22：问题的提出：如何破解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千古难题

　　古往今来，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政权成立以后，不管封建皇帝或者资产阶级政府，或者社会主义政权都想“万岁”，都希望能够长期乃至永远屹立不倒。这是法政哲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人类有无可能创造出一种坚固的政体，确保“江山永固，万世不易”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很多人都熟知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那个著名对话。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先生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回答、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毛泽东听后，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至少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及其每代领导集体就一直在思考、探索这一重大命题：如何创造一个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政体，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尖锐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①提高执政能力，可以解决一时一事的问题，但是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问题，还必须从制度和体制入手。

　　2012年12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在谈话中，总书记再次提到当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认为这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②总书记重提历史周期率，就是让全党不要忘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到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可长可久的制度和体制，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久治安。

　　从古到今，从1945年到现在，这个命题被不断反复提出来。但是正确的答案到底在哪里?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政治的、经济的等多角度研究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励行法治，切实确立宪法政治，亦即宪政，才有可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彻底解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和体制问题。

　　宪政、法治的意义比民主更根本

　　所谓宪法政治，就是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政治，可以简称为“宪政”或者“宪治”。③不管说法如何，宪法政治或者说“宪政”是有特定含义的。笔者在2009年发表的《关于民主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一文中，④论述了宪政的三大关切：

       第一，任何政府、任何领导人不管其是否民选，无论如何产生，⑤都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接受制约监督，不能滥用权力，不能腐败，即实行“法律之治”，把权力放到法律的笼子里边去。即使是民选政府，其行为也要受严格的监督和制约。人们对民选政府往往过分信任，很容易无限授权，而且拒绝任何外在监督制约，这使得如何监管民选政府，保证其不腐败、不滥权，防止民选政府蜕变为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无限政府，也就成为宪政的首要关切。

　　第二，宪政不仅要求政府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而且还要求国家权力的配置必须科学合理，协调高效。国家各种权力如何配置，国家机构如何设置以及相互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应是科学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一定有一个最适合这个国家的历史、国情、民情、自然条件、地理和经济状况的政治体制，宪法学家的任务是发现这个最适合的体制。治国是一门科学，政治应该成为科学。⑥搞宪法也应该是搞科学。⑦可见，宪政除了强调“法律之治”外，还要求必须是科学的政治，是“科学之治”。概括来讲，宪政就是“法律之治”和“科学之治”的结合。

　　第三，尽管人民不一定直接参与政府的产生，但国家必须要保障基本人权，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基本权利。

　　宪政最初是在英国产生的。1215年，英国就制定了《自由大宪章》，被一些学者视为英国和西方宪政的起源。⑧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民主，让人民来选举国王及其政府，而是为了限制约束国王及其政府的权力。因而，宪政先于民主而产生。严格来讲，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英国还没有实现完全民主，国家元首不由民选，政府首脑也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宪政早已确立，法治政府早已形成，人权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从历史上看，专制政府固然容易滥用权力，但是民主政府也可能滥用权力。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可能携民意自重，藐视法律，其逻辑是，法律无非是人民代表(议员)的创造物，而民选政府则是人民自己直接“亲生”的。是法律高，还是民选领导人更高?当然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民选领导人比人民间接通过自己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更具有权威。因此，民主政府可能会为所欲为，如果没有强有力外在的法律监管，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走向腐败和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关注民主，但更加重视对民主政府的监督，强调用制度来约束民主政府及其领导人。

　　这就是宪政的哲学基础和基本逻辑。尽管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由人来操作，操作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和品行当然与政治产品质量的高低有关系，但宪政更加关心的是，政治权力是否受到应有的监督约束，整个政治体制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无论多好的选举制度都无法保证选出的人一定是最好、最合适的德才兼备之人。宪政的功能就在于，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无论什么样的人当政，都不可逾越宪法和法律划定的权力界限，都要按照法定版本演出。宪政的眼睛是被蒙上的，无论谁在权力的位置上，无论你是否民选，宪法法律都要监督你，约束你，让你不能为所欲为。

　　最理想的政体当然是既有宪政和法治，又有民主，这样的体制最坚固，抗震性最强，也就最长久;其次是只有宪政和法治，较少民主;再次是只有民主而没有宪政和法治;最糟糕的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宪政和法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可以有瑕疵，有“赤字”，不完美，但不能没有宪政和法治，不能有“宪政赤字”和“法治赤字”。宪政、法治的缺失比民主缺失的后果严重得多。

　　宪法和宪法学应该关注民主，追求民主，但是不应把宪法、宪政与民主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政治学要深究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关注民主问题，宪法学当然也要关心权力是神授、君授或民授，关心民主本源问题，但其主要使命是研究监督制约权力的技术方法、权力的科学配置和人权的保障，应该是研究权力和权利的学问，是权力科学配置之学、权力监督之学和人权保障之学。宪法学与政治学应该分工合作，而非都去研究民主，而忽视研究如何监督权力、规范民主。

　　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但是并非唯一、充分条件，民主只有与法治相结合，实行宪法政治，励行宪政，才是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真正实现政权“万岁”的必由之路。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通过宪政建设，把权力牢牢约束在宪法法律范围之内，并为权力运行提供明确规则，避免权力成为脱缰野马，害人害己，导致政权自我解体。二是通过宪政建设，人民可以通过宪法规定的方式方法更换政府，无需诉诸暴力，实现了最高权力更替的制度化、法律化，政权可以自我更替、修复、完善，实现自我更新、永葆活力的目的。⑨三是宪政保障基本人权。在宪政体制下，国家尊重保障基本人权，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人民与政府形成健康和谐的互动关系。四是宪政为一切纷争提供了法定解决的渠道和方法，杜绝了私人暴力、自力救济。从历史上看，政权灭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内战。而爆发内战的主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长期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最后酿成了内乱内战。之所以这些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是因为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法律，到处无法无天，或者有法律但是法律本身不公平，或者法律公平但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实施，人民只能自力救济，暴力频发就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宪法法律制度和机制，把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包括政治性纠纷，都纳入到法律轨道上解决，这样才可能实现江山永固，政权永续。

　　“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

　　古代封建政权显然没有能够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不管多么圣明的君主，不管其本人和他的继承人多么能干，不管他的政府如何勤政廉政，最终都没有办法打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魔咒。以中国历史为例，从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很多朝代都只有几十年、一百年左右的“寿命”，能够超过200年的，只有汉(426年，分为西汉、东汉)、宋(319年，分为北宋、南宋)、唐(289年，其中有21年武则天执政)、明(276年)和清(268年)五个朝代。当这些王朝存在超过200年的时候，一定进入了末期，即将画上句号，历史周期率已经在发作，衰亡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一直到最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被下一个王朝所取代。

　　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国家“富”不一定“强”。两千多年世界经济史证明，我国GDP总量长期世界第一，⑩但是我们并没有能够把“富”变成国家的硬实力，没有“强”起来，没有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其原因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政治问题。清朝末代三帝50年时间里(1861年～1911年)，中国GDP总量尽管依然名列世界前茅，特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进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国力大增，GDP总量甚至仍然稳居世界第一第二，是日本的数倍，但在甲午战争却惨遭失败。

　　经济是国家的血肉，没有血肉，是不行的。宪政和法治则是国家的骨骼和神经网络。没有宪政和法治，国家就没有骨骼支撑，没有理想价值，政经失序，社会失范，腐败猖獗，就是一堆混乱不堪、任人宰割的血肉!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因为这样的富有是在没有法律规则或者法治不健全情况下取得的，没有秩序，没有公平;另外，越富有，矛盾纠纷就越多，如果法律解决不了这些矛盾纠纷，那就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历史反复证明，不管开国皇帝多么英明，不管有什么样高明的长生不老术，不管宫殿和皇陵修建得多么坚固，不管国家多富，不管GDP多高(甚至世界第一)，最终都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中国封建政权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实现君主与民主的有机统一，既不敢发展民主，又不愿意建设宪政和法治，结果自然是灭亡。

　　清朝末年，统治者曾经本能地尝试过立宪，希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大清宪政改革为什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家破国亡?不是人民和历史没有给清政府机会，给的机会其实不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清皇室和政府一再拖延改革，对建立宪政三心两意、敷衍塞责、消极被动，一再丧失立宪行宪的良机，让“宪法时刻”在自己手上白白错过。到真正认识到宪政才是挽救大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下决心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革命的爆发已经无法避免。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能够积极主动、自上而下去推行宪政，不是让民众自下而上去逼迫，宪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大;假设大清皇室和政府拿定主意，意志坚定而清晰，排除一切干扰，主导立宪行宪全过程，能够成功建立立宪政体，国家就不会分裂灭亡，国土、主权不会沦丧。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日本，19世纪中期在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跨入列强行列，其主要原因是在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宪政，立宪行宪成功，顺利完成了宪政转型。

　　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政治体制是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迄今已经运转324年。在这320多年时间里，英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内战，实现了长期和平发展。一个体制可以持续适用超过300年依然运行良好，一个国家可以超过300年不打内战，简直是政治奇迹!为什么可以如此，就是因为宪政体制的确立，为政治提供了法定的运行规则，而且任何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法治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正是由于对内确立了宪政，政治体制问题彻底解决，英国才得以在“安内”之后，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之路，大肆占领海外殖民地。一个本土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西欧小国，可以占领全球335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相当于地球四分之一的陆地，还有几乎所有的海洋通道(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海岛和海洋通道都是英国人的名字)。

　　美国发达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美国是第二个实行资本主义宪政的国家。1787年来自北美大陆13个独立国家(State)的50多个代表在费城制定了今天的美国宪法，建构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宪政体制。【11】这个宪政体制迄今已经存在并成功运转224年，200多年来只增加了27条宪法修正案。在短短200多年时间里，美国一跃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不断开疆辟土，增加人口，聚集了世界上各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拥有世界上各种最先进的高科技，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在70多个国家有驻军或者军事存在。相比英国宪政确立以后，迄今300多年不打内战，美国宪政立国200多年以来，只发生过一次内战。但仅仅在过去60年，美国在海外已经打了170次外战。不是说打外战就好，而是说美国能够腾出手来，一致对外，就是因为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安内”了，建立了符合美国国情的宪政体制，从立国之始就彻底解决了体制问题。“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命运”，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宪法给美国带来了好运。【12】

　　英美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资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13】就是因为最先实现了宪政，国内政治从此法律化、制度化，任何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国内的任何矛盾都不可能恶化为内乱、内战，英国人不再打英国人，美国人不再打美国人。以美国2000年总统选举出现的计票纠纷为例，在36天的计票纷争中，尽管斗争极其激烈，甚至白热化，但是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更没有动用军队，没有人牺牲，动用的是律师和法官，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激辩是非曲直。当年12月12日深夜，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一场在其他国家可能会演变为长时间内乱乃至内战的“王位之争”，随着最高法院的法槌一落而和平落幕。确实，在英美这些国家不要说发生内战，即便发生类似我们“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内乱也几乎不可能，他们的宪政体制已经成功保证了数百年国泰民安，政权稳定，快速发展，并先后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很多传统的大国、强国在这些新型宪政国家面前都自愧不如。很多国家长期为内政不宁、政治不稳甚至长期内乱、内战而痛苦挣扎，内忧、内乱往往引发外患，外敌不断入侵，国土主权不断丧失，进一步加剧内忧，内部一直搞不定，更遑论对外开疆辟土了。

　　相较于英国300多年不打内战，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打了一次内战，中国自公元前26世纪神农时代，到公元1911年清王朝灭亡，在大约4500年的漫长岁月中，有文字记载的战争共3791次。【14】从1912年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战争，特别是很多本应该避免的类似“文革”那样长时间的内战。之所以有这么多内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内一直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政体制和法律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超过30年没有发生过内战、外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30多年来民主法治的发展，使得大量矛盾纠纷可以通过法律得到较为公平合理的解决。

　　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迄今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只存在了不到70年的时间(1922年～1991年)，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联灭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是民主法治长期缺位，没有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构建可长可久的宪政体制和机制。诚如邓小平同志严肃指出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5】

　　我们不敢说英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办法，因为毕竟英国的体制才持续了324年，美国的体制才维持了224年。300多年、200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只是弹指一挥间。也许英国、美国不久将来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现制，建立新政。但是，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和可能。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得更好。

　　宪法政治的中国之路

　　如前所述，如何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民主”。但是实践证明，民主是国家长治久安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有些国家实行民主后，强大起来了。但是有一些国家实行民主后却衰落了，政治腐败了，社会变得更加混乱了。建国后，我们尝试过“大民主”，结果走向民主的反面，以致于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使得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他们没有能够解决如何从体制上保证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难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认真总结了发生“文革”的原因，努力探索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和体制。相比毛泽东同志当年为破解这个千古难题给出的“民主”药方，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解决办法，除了民主之外，还有“法制”。邓小平同志认识到了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悲剧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和体制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6】他还指出：“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他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17】因此，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在破解这个千古难题方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给出的办法是“民主+法制”，这是一个巨大进步!“法制”的实质就是建章立制，确立规矩。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组织，无论是政权政府，或者公司企业、社会团体，都一定是内部规章制度极其健全，不靠外力就能够自我运转的独立体。否则，内部一团混乱，或者干脆采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解决内部矛盾，这样的组织不可能长久，无法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大旗，不断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事业推向前进。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并写入宪法，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飞跃，法治不再仅仅是手段、工具，更重要的是战略目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价值取向。法治建设的重点不再仅仅是民众和社会，而是转变为政府和领导干部，用法律来界定权力的界限，规范权力的运行，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

　　江泽民同志1999年1月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征求意见时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我们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是依据宪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他强调，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极为重要。这首先需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法律体系，把宪法的一系列原则性规定通过立法落到实处。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不仅立法成绩显著，而且执法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法治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公然践踏宪法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宪法的权威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宪法的实现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18】

　　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长期抓下去，坚持不懈地抓好。胡锦涛还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19】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概念，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1】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宪法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22】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没有能够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只是提出这个命题，并给出了一半答案“民主”，但并没有切实实践民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给出了另一半答案“法制”，并为民主法制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真切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把“法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明确提出“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概念，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自然就产生“宪法政治”，宪法政治已经跃然纸上。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警示全党全国，切实研究解决这个难题。提出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艰难探索，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使共产党可以长期执政、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答案应该说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切实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有无决心、意志、毅力和魄力，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把宪法政治建设切实抓起来，一直到最终取得成功。

　　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的精神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目前我国宪法政治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如何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首先，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其次，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有机统一。作为执政党，党必须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具体而言，包括：第一，如何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如何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如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第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第三，如何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些都是我国宪法政治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破解历史周期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制度和体制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成功解决，我们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

　　二是如何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他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其实，胡锦涛同志2002年在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坚决纠正违宪行为;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

　　1999年1月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的权威，建立健全保障宪法实施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都不能滥用权力。一定要十分明确，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包括健全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开展对宪法实施的经常性检查监督，及时地纠正违反宪法的现象，切实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20多年来，三任党的总书记、历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监督程序，可见这个问题之极端严重性和重要性。非常遗憾的是，尽管三任总书记反复强调，党中央一再要求，但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实质推动，现在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23】

　　三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国家权力，包括横向的人大与“一府两院”的权力配置以及纵向的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合理划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按照宪法确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政权体制和活动准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保证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保证国家机关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我们要根据宪法确立的体制和原则，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四是如何强化人权保障，改革完善司法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要保障人权，真正“维稳”，就必须改革司法体制，实现司法公正，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司法应该是解决纠纷和问题的，自己不能也变成问题的一部分，显然目前我国司法体制难以适应人权保障和民主法治发展的需要。

　　五是如何建立健全我国宪法框架和宪法政治，以适应实施“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的需要。首先，我们励行宪法政治，健全法治，发展民主，必将极大增强港澳台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支持。反之，如果我们的民主法治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不断倒退，宪法政治长期无法确立，港澳台人民的爱国热情必然受到极大的打击，人心回归更加艰难，实现国家最终统一就会遥遥无期。其次，我们目前的宪法政治不仅要处理好大陆内部的各种政治问题，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而且还要能够包容统一后的香港、澳门和台湾。一方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成立提出了很多宪法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法律解释权与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关系、特区民主政治发展问题、特区在国家的宪法地位、特区中国居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等问题，都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宪法问题，我们目前有关的宪法制度和体制急需完善。另一方面关于如何实现两岸统一，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和平统一。既然是和平统一，就必须面对如何处理“中华民国”及其“宪法”和“法统”的问题。我们目前的宪法体制和架构显然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岸和平统一的需要。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思维，追求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建构适应实现国家最终统一需要的新宪法结构和理论，是摆在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艰巨任务。【24】

　　绝不应将宪法政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

　　总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必然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其结果一定是宪法政治。实施宪法政治是我们经过60多年艰苦探索，付出巨大代价后得出的结论，是能够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实行宪法政治，既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最终统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繁荣昌盛，又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保证政权永不变色，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正破解这个千古难题。

　　把实施宪法政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我国宪法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每次宪法修改也都是党中央提议并提出修正案的，宪法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党的意志最刚性的表达。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就是对党的领导的坚持，违宪之所以是最严重的违法，也在于违宪的本质是违反了党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动摇了国本和党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之所以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也是因为我国宪法本质上就是党最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依宪治国，不依宪执政，其结果一定是既破坏了法治，也违反了党的根本路线方针政策。从中外立宪行宪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我们党能够积极主动主导宪法政治建设，确立法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够切实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建设的宪法政治，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全盘西化，全盘引进西方宪政体制，是不可行的，应该坚决避免的，也是投机取巧、没有出息、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人一定要从中国历史和国情出发，寻找中国自己的宪法政治模式。一个体制的好坏，不是看它像不像某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像就好，不像就不好，关键是看它能否解决这个特定国家的特定问题。

　　还要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宪法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他们尽管也称为人民主权或者人民民主，但是他们的“人民”与我们所说的“人民”是不同的，他们的“人民”特指资产阶级，他们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尽管这些年来，其民主形式不断完善，越来越像全民民主，但还不是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从价值取向上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建设者的民主，民主的范围大为扩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民主，有人权，有法治，我们就不发展我们的民主、不建设我们的法治、不保障我们的人权。相反，我们还要做得更好，以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人权更有优越性、更有生命力。我们更不会因为他们用了这些词汇，从此就不再使用这些词汇。

　　“宪法政治”或者“宪政”就像“民主”、“法治”、“人权”一样，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有，我们就不能建设“宪政”了。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宪政，我们要建设的宪政自然不同于他们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更不能因为西方先用了这个说法，就根本不让我们用这个说法了，人为把宪政划归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不仅要谈宪政，而且还要建设宪政，要建设比资本主义宪政更优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叫不叫“宪政”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我们要不要监督制约日益泛滥的权力，要不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要不要保障我们自己的人权，要不要实现并维系国家的统一，一句话要不要回答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严肃命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不叫“宪政”，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名词上去无休无止地争论。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2周年、执政64年，到了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了。正像邓小平同志1980年追问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应该做好组织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宪政建设当成科学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并用宪法法律确定、稳定下来，然后保持长期不变。切不可患上“改革疲劳症”，把改革的时间拉得太长，让人感觉遥遥无期，失去信心。我们已经改了30多年，不能再改30多年，把改革当成家常便饭，永远改下去。如果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长期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很难长治久安!

　　尽管英国宪政民主的确立是渐进的，但是到了应该发生质变的时候，他们即刻抓住机会，临门一脚，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1688年～1689年)就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美国制定宪法，确立宪政体制，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1787年5月至9月)，即便加上13州批准宪法草案的时间，也就不到三年时间(1787年～1989年)。英美宪政体制改革一旦完成、确立，就进入几百年的政治稳定期。这里，我们不是学习英美宪政的内容，而是借鉴其确立宪政的方式方法和坚决果断的态度。

　　我们很庆幸我们的人民和历史对我们如此宽容大度，再次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政治家时不我待、壮士断腕的勇气和胆识，以对人民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宪法政治，完善我国的宪政体制，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出几千年循环往复、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真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只要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坚定意志，精心规划，全力推动，不动摇，不放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就一定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良机，完成中华民族自己的社会主义宪政伟业!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2】“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律”引关注”，新华国际，2012年12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30/c_124166877.htm;“习近平为何重提毛主席的历史周期律谈话?”，人民网，2012年12月27日，http://www.people.com.cn/n/2012/1227/c33232-20037015.html

　　【3】本文中“宪法政治”与“宪政”同时使用，表达的是同样的含义。

　　【4】王振民：“关于民主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2009年第五期。下文也有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些论述，不再一一注明。

　　【5】政府由谁产生，如何产生，代表谁，为了谁，这是国体问题。宪政其实主要是政体问题。

　　【6】尽管人类的政治往往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不应该放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关于的政治的学问叫做“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原因。

　　【7】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249页。

　　【8】严格而言，今天英国宪政体制是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这在后文中还有论述。

　　【9】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三十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指出“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英国是在1701年制定《王位继承法》以后，美国是在1789年宪法生效、正式立国之初，就先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10】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经济总量(GDP)在公元前5世纪起就领先于世界，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被欧美诸国超越。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美国经济在1892年超过中国，英国在1917年超过中国，德国在1948年超过中国，日本在1961年超过中国，法国在1962年超过中国。参见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

　　【11】美国的“州”其实是我们对英语“State”一词的误译，“State”确切的意思是“国家”。“美国”国名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直接翻译应该是“美利坚国家联合体”，说明美国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联合起来的国家共同体”，这些“国家”曾经拥有独立主权，今天仍然享有很大的自治权。

　　【12】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政治家Daniel Webster曾经盛赞美国宪法“One country, one Constitution, one destiny”。

　　【13】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实行多党制，但是不管党派的名称叫什么，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完全代表工农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的。

　　【14】参见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也有人统计中国5000年文明史，一共发生了6539次战争，其中大部分是内战。

　　【15】【16】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273、325页。

　　【18】199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19】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2年12月4日。

　　【20】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

　　【2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

　　【2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

　　【23】本人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中国以前实现并维系统一，主要是靠“中华世界秩序原理”、靠“准血缘”关系来实现并维持国家的长期统一。现在要实现并维系统一，必须靠宪法政治，在法治基础上实现并维护统一。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

　　Constitutionalism: the Road to Permanent Peace

　　—On How the CPC Can Escape from the Historical Cycle

　　Wang Zhenmin

　　Abstract: Implementing constitutionalism results from China's more than sixty years of hard exploration and bitter lessons. Only through practicing the rule of law and effectively establishing constitutionalism can the CPC escape from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sliding into decline after achieving success and fully solve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affecting its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China's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t is extremely erroneous to put implementing constitutionalism in opposition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Failing to govern the country in lin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ill not only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but violate the Party's basic line and policies. We need to study constitutionalism, and more importantly, develop constitutionalism and build a socialist constitutio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superior to its capitalist counterpart.

　　Keywords: constitutionalism, historical cycle, long-term governance

　　【作者简介】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宪法学、行政法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主要著作：《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等。

来源: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