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军售起源：为何邓小平说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100531/15957743.html

    1979年5月2日和5月3日，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和埃及空军在开罗签订了两个合同，中国向埃及出口歼6型飞机44架、歼教6飞机6 架、涡喷6发动机220台、涡喷8发动机28台，还包括备件供应和发动机的修理，总成交额为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向国外卖飞机，是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4年7月，我国就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为什么在25年之后才开始出口飞机呢？

    我们不当军火商

    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开始建设国防工业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当军火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8年以前，我国的对外军事援助都是无偿的，即经费由国家负担，援外项目由国家下达任务，各有关单位负责执行。航空工业的对外无偿援助始于1958年，前后20年中，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尼泊尔、埃及、赞比亚、坦桑尼亚、苏丹等16国提供了10种飞机共1153架，还有多种发动机和航空零备件；向其中3个国家提供了少量海防导弹和空对空导弹；还帮助其中5个国家建设了飞机修理厂。

    我国的对外援助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其主要特点：

一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二是、提供自己最好的产品、设备和器材；

三是、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使用和维护技能；

四是、援助建设的工程项目投资省，见效快；

五是、受援方在使用中如发生重大问题，我方继续无偿帮助解决；

六是、派往受援国的技术人员素质好，不需提供特殊待遇。航空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完成了各项援外任务，得到当时各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赞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以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为例，可以了解当时的援外情况。从1961年开始，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恶化，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国从各方面支援阿尔巴尼亚，把它视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十分密切，当时被誉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964年至1966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于1966年和1967年两次访问中国。

    从1962年至1970年的9年里，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飞机有歼 6、歼7、初教6、歼教5、直5、轰5和运5等7种飞机共167架，还有活塞7、涡喷6两种发动机共71台，以及各种航空零备件。

    1964年初，根据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同意无偿援助建设飞机综合修理所，由我国航空工业部门承担建设任务，建筑工业部门协助。该飞机综合修理所的建筑面积为4983平方米，设备总数为1261台件。1964年7月开始筹建，由中方承担工程设计。1966年4月动工，中方负责指导施工。1967年11月开始试生产，中方负责提供技术资料及第一年试修用的航空器材，并派专家指导。1969年5月竣工，两国政府签署了该项目“投产纪录”，确认达到了原设计要求。

    从筹建飞机综合修理所开始，历时5年，中方共派出6个专家组共51人。建成后可承担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伊尔-28、米 -4等7种飞机的中修任务，包括机体中修、发动机检修、成品和特种设备的检修、试验和排除故障。每月的修理能力为1.5~2架。该修理所投产后，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曾前往视察，并赞扬中阿友好合作。其空军司令奥哈利说：“关于建设修理所，过去我们找过苏联，他们说没有必要建所，缺备件就向苏联订货。这次我们向中国提出，中国真心实意地援助了我们”。

    1968年2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在上述飞机综合修理所的基础上扩建为大修厂。1969年5月，在修理所竣工时，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国无偿援助阿尔巴尼亚将现有飞机综合修理所扩建为飞机大修厂的议定书》。此项工程由中国空军后勤部承担建设任务，航空工业部门只承担协作任务。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飞机的同时，也给予相关的附加援助。例如，1963年援阿9架运5飞机，分拆成大部件通过海运到达阿方后，第一批3架由中方人员组装；第二批3架由阿方人员组装，中方人员检查；第三批全由阿方人员负责。中方工作组培训了阿方人员，传授了组装和试飞技术，还帮助他们将机库改建为运5飞机修理车间。工作结束后，阿领导人巴鲁库和谢胡接见了中国工作组，并赠送锦旗表示感谢。

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

    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听取军工部门和航空工业领导的汇报，他指出：飞机发展的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要引进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国留学。当时，一些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继续要求我们提供军工产品。同时，军工行业在考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又极缺外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说：看来不当军火商不行了。1979年1月2日，中央批准对外军事援助由原来的全部无偿援助改为收费、以货易货和无偿援助三种方式。1月3日，王震副总理即召集国防工业各部门会议，明确提出各部应积极出口产品，所收外汇原则上归各部自己使用。

    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党组根据上述精神，决定成立外事领导小组，由段子俊副部长任组长，陈少中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并上报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1月21日，王震副总理即批示“同意”。从此，中国航空工业开启了出口创汇的新时期。

    万事开头难

    如何抓住机遇，找准突破口?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中航技公司）负责航空产品出口的工作人员，经过多方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只有面向第三世界，面向与我国友好并曾经接受过我国无偿援助的国家，面向与苏联关系紧张、又同西方关系不紧密的国家。

    当时正逢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埃及军队收复了西奈半岛，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其空军急需补充新的装备。埃及同苏联关系恶化，两国废除了友好条约，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停止向埃及提供军需物资。埃及同我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并曾接受过我国的无偿援助。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国提供几种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备件。同年2月，萨达特总统派图哈密副总理为特使，前来中国洽谈此事，邓小平接见时表示可以卖给埃及飞机，为航空产品出口开创了商机。

    中航技公司负责出口工作的人员，过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搞外援、援外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工作，对出口外贸的业务很不熟悉。如何起草飞机出口合同就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一些负责归口统一对外签合同的单位怕失去垄断地位，不愿提供帮助，只得四处求教，多方寻找参考资料。联系海运单位和运费问题，开始也碰了壁，对方板着面孔说，没有见到中央下发的关于允许哪一个工业部门自主出口军用产品的文件，难以接待。

    出国推销产品需要用外汇，中航技公司的领导人赵光琛同志亲自到外贸部去找曾经共过事的部领导，该领导请一位主管副部长酌情借给。这位副部长则说：外贸部当前外汇很紧张，要想借上千美元，实在爱莫能助！

    为了抓住埃及急需飞机的大好机会，没有等到埃方关于洽谈购买飞机的邀请信，就趁埃及民航主席于1979年2月底发来的邀请，请求派团赴埃及商谈修理安-24飞机的机会，抓紧派出了以中航技公司副总经理刘国民为团长的7人代表团，成员有：沈阳飞机厂试飞站副站长钱家骝，成都飞机厂设计所副所长沈永元，西安飞机厂工艺室副主任伍力，沈阳航空发动机副总工程师黄建，中航技公司项目经理卢贵智，成都飞机厂翻译刘明树。行前，吕东部长嘱咐：坚持要现汇，我们发展航空工业急需外汇，哪怕一个美元也是好的。

    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外币，于1979年3月15日抵达开罗，先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民航主席正在国外访问，对下未作交代，对洽谈飞机修理问题毫无准备。3月16日，民航总工程师只是出面应付了一次。代表团到达开罗后即向我驻埃大使姚广、武官孙丕荣汇报了来意。武官处及时与埃及国防部和空军司令部进行联系。当对方得知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已到开罗，并且是为了落实图哈密特使访华时商谈的事宜，立即把代表团接到另一个旅馆居住，招待食宿，并派一名联络官陪同，配一辆面包车使用。

    谈判中碰到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如要求无偿援助，嫌歼6飞机性能落后，价格问题，运输问题，违约罚款问题，公司资信问题等等，必须一一面对，逐个解决。

    坦诚相对，副总统拍板

    首先是埃及空军要求急需给予无偿援助，其空军装备部部长反复强调，在最近的中东战争中空军损失巨大，希望这次仍无偿援助，下次再改为有偿贸易。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后面的事情就无从谈起。在此情况下，代表团知难而进，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推心置腹，坦诚相对。刘国民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不足300美元，埃及已超过1000美元。俗话说，富帮穷，万里行；穷帮富，没有路。所以，我国政府把无偿援助改为有偿贸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埃及人民通过英勇斗争夺回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目前年收入已达10多亿美元。如果有的发展中国家想提出无偿通行，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贸易方针是平等互利，遵约守信，我们的公司一定会身体力行。通过充满说服力的交谈，埃方朋友无不点头称是，并说：各位都是爱国主义者，为人处事理应受到尊重。此后，埃方在也不提无偿援助了。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空军的很多军官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飞机状态，嫌中国的歼6飞机落后，只有其空军训练部门急需歼6保持飞行技术。因此，谈判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到4月中旬，对方声言暂停谈判，请我们留下合同草案，待上报审批后酌情再议。

    面对谈判有可能破裂的严重局面，姚广大使同刘国民前往会见图哈密副总理，并请他将会谈情况转告穆巴拉克副总统。穆巴拉克对中国非常友好，他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飞行，回国后驾驶过图-16轰炸机，当过埃及空军司令，熟悉东西方的航空技术。他很快就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武官和代表团，首先询问了我方可供应飞机的情况。刘国民等中方代表告诉他：歼6，相当于米格-19飞机，有现货，当年就能交付，技术成熟，价格低廉，质量可靠，很适用于训练和保持飞行技术。同时还推荐歼7Ⅱ飞机，它在米格-21的基础上做了多项改进，如加大了航程，增加了火力，提高了弹射座椅的可靠性等等，并说明了改进的措施，表示如果订购歼7Ⅱ，1981年就能交付。

    穆巴拉克听后说：“飞机的情况清楚了，我让空军立即恢复谈判。回首往事，埃中友谊源远流长，1956年我们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后，是中国率先派来大批领航员支持运河复航。以后又年年大量购买我国的长绒棉，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这次派代表团来洽谈空军装备，我们也很欢迎！”姚大使接着表示：埃及一贯坚持只有一个中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非常感谢，支持都是相互的。

    第二天，埃及空军司令主动请我代表团重开谈判，诸事进展顺利。在签合同之前，埃方代表团团长主动出示了政府的授权书，而我方没有带授权书，驻埃使馆也不能代办，到国内补办也来不及了。刘国民团长急中生智，拿出一张曾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时的座位卡，上面印有国徽和本人姓名，表示这就是政府授权。对方并不清楚我国授权书的式样，也就不便深究了。于是在1979年5月2日和3日正式签定了本文开头所说的两个合同。只有到这时，代表团的成员们才有心情去领略金字塔的雄姿和尼罗河的风光。

    狠抓落实，乘胜前进

    代表团回国后，航空工业部领导把执行这两个合同作为大事来抓。5月19日，部召集有关工厂和部机关各司局领导在北京开会，刘国民同志介绍了签合同的情况，陈少中副部长强调了执行好合同的重大意义，并具体安排了落实合同的各项工作。7月第一次收到了埃及的预付款2700多万美元。由于合同执行得好，1980年4月5日在北京又与埃及签订了出口60架歼7飞机及备份发动机、备件和测试设备的合同，总成交额2亿多美元。1979年5月以后，还陆续与其他一些国家签订了飞机出口合同。从此开创了中国飞机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俄罗斯武装力量将组建四个战略战役司令部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5月31日电／东方网消息：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观察》报道，俄武装力量将在各主要战略方向组建四个战略战役司令部。俄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辛日前发表文章，对俄军的这一重大改革计划进行了分析，并对各战略战役司令部的实力进行了评估。

    据介绍，俄军计划组建的四个战略战役司令部分别为：
    “西方”司令部(总部驻地为圣彼得堡市)、
    “东方”司令部(总部驻地为哈巴罗夫斯克市)、
    “北方”司令部(总部驻地为叶卡捷林堡市)和
    “南方”司令部(总部驻地为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其中，“西方”司令部将以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为基础组成，“东方”司令部将以远东军区、太平洋舰队和西伯利亚军区东部的部队为基础组成，“北方”司令部将以西伯利亚军区西部的部队和伏尔加河畔乌拉尔军区大部为基础组成，而“南方”司令部将以北高加索军区、黑海舰队、里海区舰队和伏尔加河畔乌拉尔军区南部为基础组成。

　　在前苏联和当今的俄罗斯，有关以战略司令部代替军区的问题曾数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又数次遭到抛弃。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在一些战略方向上建立过综合性的司令部。但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前苏联解体后，这种司令部的建制便遭到俄军方抛弃。五年前，时任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巴卢耶夫斯基大将曾建议组建三个战略司令部，分别为“西方”(总部在莫斯科)、“南方”(总部在萨马拉)和“东方”(总部在乌兰乌德)。

　　不过，在巴卢耶夫斯基离职后，该想法也随之遭到抛弃。俄军近年来举行的一系列演习表明，俄军即无先进的技术装备，同时指挥员们也缺乏相应的技巧来指挥诸军种集群的协同作战。这一点在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冲突中暴露无遗。

　　前苏联时期便开始奉行的军区体制已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

　　如果按照俄军方目前公布的划分方案，新组建的四个战略战役司令部将负责对辖区内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以应对在各自方向上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这些司令部的实力将存在明显差异，与潜在对手的差距也各不相同。

　　“西方”司令部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主要来自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其主要实力包括：2个坦克旅、7个摩步旅、2个特种旅、3个导弹旅、2个炮兵旅、1个火箭炮兵旅、2个陆军防空导弹旅、5个陆军技术装备储存基地、21个航空基地、2个空军防空导弹旅和20个空军防空导弹团。此外，这里还驻扎着3个空降师和2个海军陆战旅。

未来该司令部配备的地面武器技术装备将包括750辆坦克、超过400辆步兵战车、1100辆空降兵战车、1500辆装甲输送车、约800门自行火炮、约 600门牵引式火炮、约200门迫击炮、250门多管火箭炮、约300套反坦克导弹系统、超过150套部队防空系统、60部“通古斯卡”弹炮结合防空系统和大约70门高射炮。这其中，有大约200辆坦克、100辆步兵战车、超过600辆装甲车、约150门自行火炮、几乎所有的牵引式火炮、约90门火箭炮、 120套反坦克系统和大约100套防空系统均保存在储存基地之中。不过，这些被封存的装备在紧急情况下能以多快的速度装备部队，相关的操作人员的训练情况如何，都还是个未知数。当然，假设这些装备届时都能迅速配方部队，那么“西方”战略战役司令部的实力也只是与波兰陆军的大体相当。至于驻扎在欧洲境内的北约集群，其装备的坦克总数为8500辆、装甲车18000辆、火炮超过9500门。不过，由于美国目前在欧洲驻军人数很少，因此这里并未计算美军的实力 (坦克8000辆、装甲战车约3.2万辆、火炮不少于8000门)。

　　在空军实力方面，可供“西方”司令部指挥的装备包括120架图-22M3和苏-24轰炸机、16架苏-25强击机、约300架苏-27、米格 -29和米格-31战斗机、150架攻击直升机和130架运输直升机。此外，还有约100架米格-29战斗机、110架米-24和80家米-8直升机储存于仓库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北约(不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在欧洲共部署有2900架各型飞机，攻击直升机的数量则达到了1100架。

　　如果将北约在欧洲的集群视为一个整体(包括希腊和土耳其)，则其共装备有约1.3万辆坦克、约25000辆装甲战车、超过1.5万门火炮、 3800架作战飞机、1200架攻击直升机。而如果考虑到北高加索军区、伏尔加河畔乌拉尔军区和来自西伯利亚军区西部部队的补充，俄方在“西方”战略方向上可动用的装备将包括1500辆坦克、3200辆装甲战车、2400辆装甲输送车、1600门自行火炮、约700门牵引式火炮、超过600门迫击炮、 700门火箭炮、400架轰炸机、60架强击机、530架战斗机和450架攻击直升机。

　　不过，北约欧洲集群还可获得美军的快速补充。美军通过大西洋向欧洲运兵的障碍将不会存在：美大西洋舰队共装备25艘攻击核潜艇、4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6艘驱逐舰、13艘护卫舰(另有5艘处于封存状态)和14搜登陆舰。北约其他国家的海军则装备有15艘核潜艇、约70艘柴电动力潜艇、6艘航母、25艘驱逐舰、约150艘护卫舰、约200艘快艇、超过200艘扫雷舰和约50艘登陆舰。
 
至于俄罗斯，西部战略方向的海军力量主要来自北方舰队，包括16艘攻击核潜艇、7艘柴电动力潜艇、1艘航母、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5艘大型反潜舰、6 艘小型反潜舰、7艘扫雷舰和5艘大型登陆舰。不过，其中有7艘核潜艇、1艘柴电潜艇、1艘巡洋舰、1艘大型反潜舰、3艘小型反潜舰、3艘导弹艇和3艘大型登陆舰目前都处于维修或保养状态，它们何时能重新服役还是个未知数。此外，波罗的海舰队也可支援2艘核潜艇、2艘驱逐舰、4艘警戒舰、8艘小型反潜舰、 11艘导弹快艇、5艘扫雷舰和5艘登陆舰(其中2艘为气垫登陆舰)。

　　通过以上对比可看出，俄军在西部战略方向上根本无力与北约相抗衡。

　　至于“北方”战略战役司令部，其实力目前还存有诸多让人疑惑之处。如果从命名上看，其应是用于防卫北极地区，但俄军目前在该方向只部署有一个集群(位于科拉半岛，包括1个摩步旅、1个海军陆战旅、3个航空基地和3个防空导弹团)。此外，在北德文斯克还部署有一个防空导弹团。此前担负北方地区部分防御任务的列宁格勒军区则被划入“西方”司令部。至于伏尔加河畔乌拉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部队，由于他们主要部署在俄南部边境地区，因此将他们调往北部是不大现实的。

从另一方面讲，将目前的西伯利亚军区进行分割并将其所辖部队分配于两个不同的战略方向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对伏乌军区进行分割也是必要的。从逻辑上将，“北方”司令部被称为“中央”司令部似乎更为合适。筹建中的“北方”司令部仅与哈萨克斯坦相邻，因此将其作为其他战略战役司令部及中亚地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后备力量便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北方”司令部将管辖的兵力包括24套“圆点－U”战术导弹系统、约400辆坦克、超过500辆步兵战车、超过200辆空降兵战车、约400 辆装甲输送车、约400门自行火炮、约200门迫击炮、约200门火箭炮、约150套防空导弹系统、约100部分反坦克导弹系统和100门高射炮。空军力量包括：在萨拉托夫州驻扎有俄空军战略航空兵的主力集群，包括所有的图-160战略轰炸机(14或15架)，在伏乌军区和西西伯利亚的航空基地中部署有 24架米格-31截击机和32架米-24攻击直升机。此外，还有120架苏-24轰炸机、20架米格-29战斗机和超过100架米-24处于封存状态。

　　至于西伯利亚军区东部的兵力则将被划入“东方”战略战役司令部。事实上，俄“东方”司令部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比“西方”更为严峻。

“东方”战略战役司令部承担的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是防卫散落在太平洋沿岸的岛屿。目前，俄军在千岛群岛驻扎有1个机炮师，在萨哈林驻扎有1个摩步旅。这两支部队总共装备有41辆T-80坦克，120辆装甲战车、130门火炮6架米-8直升机以及60部防空导弹、弹炮结合防空系统和高射炮。

　　而该司令部面对的则是多个军事强国。该地区的日本陆军有1个坦克师、9个步兵师和16个步兵旅，装备超过10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约 2000门火炮和90架“眼镜蛇”攻击直升机。日本空军则装备有200架F-15、不少于100架F-2和大约100架F-4战斗机。

　　由于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原因，因此必须将“东方”司令部可能管辖的海上力量与其他邻国的海军进行对比。日本海军目前装备有19艘最新式的柴电动力潜艇、1艘准轻型航母(还有1艘在建)、4艘直升机驱逐舰、6艘“金刚”级驱逐舰(均装备美国的“宙斯盾”系统)、35艘其他型号的驱逐舰、9艘护卫舰、9艘导弹艇、2艘布雷舰、36艘扫雷舰和7艘登陆舰。

　　而目前俄海军在太平洋地区只部署有5艘核潜艇、7艘常规动力潜艇、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大型反潜舰、4艘导弹艇、1艘扫雷舰和一系列其他舰艇。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日本现役最老式的驱逐舰也要比太平洋舰队最新型的水面舰艇先进。

　　至于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其实力则更加强大：包括29艘核潜艇、6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9艘驱逐舰、12艘护卫舰和17艘登陆舰。但从数字上比较，俄太平洋舰队就处于绝对的劣势。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近年来增长得非常迅速。目前，其共装备有约10000辆主战坦克和2000辆轻型坦克、多达3000辆步兵战车、100 辆空降兵战车、至少8000辆装甲输送车、15000门火炮(其中1200为自行火炮)、10000门迫击炮、4000门火箭炮、8000具反坦克导弹和 8000门反坦克炮、150套防空导弹(陆军)和15000门高射炮。中国空军则装备有多达30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不少于300架现代化的歼 -10、歼-11(苏-27)和歼-12(苏-30)。

至于中国海军，由于俄太平洋舰队与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不再加以介绍。

　　俄武装力量目前在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不包括部署在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兵力)驻扎有1个坦克旅、8个摩步旅、2个空降突击旅、3个导弹旅、4个炮兵旅、2个火箭炮旅、4个防空导弹旅、12个陆军储存基地、13个航空基地和8个空军防空导弹团。这些部队装备的主要武器包括36套“圆点 -U”战术导弹、约600辆坦克、18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900门火炮、300门迫击炮、超过400门火箭炮、500具反坦克导弹、200套防空导弹系统(陆军)、约300套其他各型防空武器、120架苏-24轰炸机、30架苏-25强击机、约180架苏-27、米格-29和米格-31战斗机、 30架米-24攻击直升机、22个“山毛榉”和S-300PS防空导弹营。这其中，有200辆坦克、6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650门火炮和迫击炮、200门火箭炮、约300具反坦克导弹、约200套防空系统被封存于设置在靠近边境的储存库中(一旦出现中国入侵的情况，这些武器无疑将会被用于充实解放军的武器库)。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俄武装力量不但在装备规模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在质量上也处于劣势。甚至连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装备的现代化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也已赶上俄军(在某些方面还有超越)。

　　至于组建战略战役司令部能否从根本上提高俄武装力量的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还要取决于俄国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中国缘何成了精神病大国？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lx100531.shtml

 　 (2010-05-31) ： 您有精神病吗？如果有人这样问您，您一定会勃然大怒，断然否定；甚至觉得人格受到侮辱，非让人道歉不可。

　　且慢。

　　昨天中国各大网站转载了一篇《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报道：“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重症人数逾1600万”。也就是说，中国精神病患人数相当于一个日本或墨西哥总人口，相当于两个英国、法国、意大利或泰国的总人口，也相当于中国三个中等省份总人口。光重症人数（中国俗称的疯子）就相当于一个荷兰国家的总人口。

　　数字触目惊心。岂不是中国人13个里面就有一个精神病吗？

　　这篇关于精神病的爆炸新闻，在各大网站首页新闻显著位置转载，迅即在中国网民中炸开了锅。短短几个小时，新浪网浏览量超百万，评论达 18000条；网易跟帖8000多条，腾讯网留言4500条。网友拍砖众说纷纭，我归纳起来大致有八类：

　　一是质疑型。不相信中国精神病这么多，认为报道哗众取宠，荒唐之极，“这个新闻报道记者才精神病呢”；还有的认为“统计局又犯病了，整出这么个吓人的数字”。

　　二是揣测型。一部分揣测这是政府造舆论“为以后抓人进精神病院埋下了一大伏笔，这一招确实够绝了”，一部分揣测这是富士康公关造势为十几连跳的悲剧事件找借口解围。

　　三是嬉笑型。“怪不得吃三鹿、地沟油都没事，原来是有精神病。”“我是精神病1号前来报道。”调侃、幽默，是网友跟帖最拿手的。让人喷饭的帖子，俯拾皆是。

　　四是怒骂型。认为这是政府把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病问题了。“人吃人社会，没精神病才怪”。“容忍高房价、容忍乱收费、容忍贪污腐败、容忍欺瞒拐骗、容忍不公平、容忍不公正、容忍失业、容忍拆迁等等，忍无可忍，忍成精神病。”“当下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多，而是牛鬼蛇神多。”“神奇的国度呀，全民皆为精神病。旧社会让人变成鬼，新社会让人成为精神病。”犀利之言，力透纸背。

　　五是思辨型。最被力顶的是网易相关新闻这段跟帖：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 陈丹青 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强行精神病”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六是忧虑型。一部分忧心“病态的国度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上访的人多了，精神病人自然就多”。一部分忧心“文章有问题，还嫌社会不乱，足心不良。”

　　七是认同型。认为报道真实，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

　　八是专业型。认为新闻标题不应该用“精神病”字眼，而应该用“精神疾病”，也有个别网友对报道内容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这八类声音中，网友质疑、批判和戏谑的占绝大多数，表示忧虑、认同新闻事实的极少数，提出专业性观点的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关于中国精神病患的深度报道，何以在网络引来一片哗然，没有得到网络舆论正面认同和应有的理性思考，而只成为一个批判政府和社会的武器呢？

　　透过这条新闻的网络舆情，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普遍的焦虑感，看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病入膏肓，更看到了积习已久的中国精神病认识偏见。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精神病偏见和精神病患一样，都是文明社会的沉重负担。

　　从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可看到：精神疾病（或称做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俗称精神病，主要是一组以表现在行为、心理活动上的紊乱为主的神经系统疾病。社会学家亦认为重大事件和情境会导致心理疾病。在社会运动、战争、、贫穷、无常、社会腐败不公和缺乏资源援助的地区有易得心理疾病。

　　翻开中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精神病学》，查阅到精神病(psychosis)的定义：指严重的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动作行为等心理活动均可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不能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动作行为难以被一般人理解，显得古怪、与众不同；在病态心理的支配下，有自杀或攻击、伤害他人的动作行为；有程度不等的自制力缺陷，患者往往对自己的精神症状丧失判断力，认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是正常的，拒绝治疗。

　　维基百科的精神病定义是广义的精神疾病，包括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而中国高校《精神病学》定义是严重的精神病，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概念里的“精神病（或疯子）”。

　　不难分析，《瞭望》这篇“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的报道，其“精神病患”当指广义的精神疾病；“重症人数逾1600万”的重症者才是我们理解的“精神病”。

　　那么，中国精神病患是否真超1亿呢？我们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不愿相信，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我们主观不知晓，不意味着客观不存在。

　　正如报道所述，中国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也就是说95%网友对精神疾病的知识不了解，以为精神病就是“在大街上手舞足蹈、赤裸狂奔或者打人砍人的疯子”。其实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凡是有心理疾病、情绪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的，都列入现代精神疾病学的范畴。

　　二、精神疾病发病率高涨，是全球普遍现象。

　　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在第10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开幕式上说：全世界共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紊乱和行为紊乱病症，但其中仅有50%的人承认自己患有这种疾病，而且只有1%的人接受了精神病治疗。以世界总人口68亿计，全球精神病患者平均约占22%，比中国1亿患者的比例8%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断言，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没有任何一种灾难能像心理危机那样给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

　　三、从发达国家精神病患比例，可见报道真实性。

　　美国：根据美国总统心理健康新自由委员会在2003年的报告指出，主要的精神疾病和其他的疾病相比(如癌症或心脏病)，才是在美国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另据美国精神病人联盟报告，23%的北美成年人在一年内会经历一次可被诊断出的心理疾病，但不超过半数的人会有严重到影响他们日常机能的症状。大约有9-13%的十八岁以下孩童会体验到持续性机能缺损的情绪不安，5-9%会因此而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的年青人会在他们成年之前由疾病中恢复，然后继续过着不被疾病卷入的正常生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调查发现，美国有4400万成年人患有抑郁、不安等精神失常病症，400万9岁到17 岁的人得过精神病；在5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间，大约有20%以上的人经历过精神失常；精神病例在以后数十年内还会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增加。美国每年要为治疗抑郁症付出437亿美元”。

　　日本：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日本警视厅统计，自1998年以来，自杀人数已经连续3年超过3万人。近10余年来，日本平均每20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于自杀（每天70多人）。自杀，已成为导致日本人非正常死亡的第一大杀手。

　　欧盟：2005年10月17日，欧盟委员会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每年平均有27％以上的成年人出现焦虑、压抑、消沉等精神危机症状。每年欧盟有5万人自杀，57％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其中27％是成年劳动力。精神危机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整个欧盟生产总值的3％至4％。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的精神病人数位居世界前列，患病使人失去就业能力，从而造成许多家庭贫困不堪。目前在俄罗斯有20％至22％的人需要得到精神和心理疾病医生的帮助。

　　四、精神病造假数字毫无意义，旨在呼吁政府高度重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作为卫生权威机构，此次所公布的全国精神病患数字建立在缜密调查基础之上，数据应该可信。不像统计局，察言观色，指驴为马。疾控中心造假精神病患数字，不会带来任何功利，毫无必要。当前中国精神病患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一旦救治不及时和看管不严，很可能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危险。这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校园血案、富士康十几连跳等等，都已经暴露了严重社会危害性。《瞭望》正是因此刊发报道，呼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减少和避免类似悲剧。

　　五、中国精神病患实际数字远不止1亿，目前有1600万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

　　中国著名精神病科专 家江开达 教授披露，中国一半失眠患者伴有精神疾病。全国妇联的调查表明：中国目前3亿多家庭中，有8000万个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在辽宁抽样调查表明：50%的中小学教师有心理障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资料表明：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为什么中国成了精神病大国呢？

　　中国人口基数大，精神病患总数也就大，此其一。

　　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焦虑感。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中国社会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态势中，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社会普遍的心理紧张，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集体焦虑。焦虑从而往往导致精神疾病。此其二。

　　整个社会信仰丧失，道德沦落，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社会公众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民主和法治有待完善，社会环境恶化，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频发，官民矛盾时常尖锐对立，劳资双方时常不对称博弈，大批毕业大学生、下岗工人找不到工作，贫困农民生活惨淡营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此其三。

　　中国精神病患突破1亿，的确是一个很震撼的号外新闻，给执政者敲响醒世警钟。虽然精神病患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如果中国政治文明，社会公平正义，不让特权腐败肆意妄为，让百姓有房住，有工作，不受压迫和欺凌，心情舒畅，那么谁会无事生非发神经病呢？治疗精神疾病，高明之道是在于治“未病”。

　　更重要的是，中国要从当政者开始转变对精神疾患的偏见。长期以来，某些执政者已把精神病作为扣帽子的常用手段，配套精神病院作为政治批斗工具。“精神病”也作为一种侮蔑性用语存在，缺乏应有的社会人文关怀和人格尊重。一般人也很怕自己患有精神病。就算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只要行为不容于大众，也会被扣“精神病”的帽子。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老百姓心理的和谐。不能再把“精神病”污名化，就如同过去污名化“艾滋病”一样。不要让精神病患者，哪怕已治愈患者也得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情和爱，永远是治愈一切精神疾病的首选良方。杭州 郎遥远 《联合早报网》▲◆★●■☆


中国警告美日韩：别用嘲笑和孤立把朝鲜逼向死角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8390

    2010-5-30： 朝鲜半岛的危局究竟有没有破解之道？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它就像一个死结。连日来，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纷纷威胁说， “必须让朝鲜为天安号事件付出代价”；朝鲜不甘示弱，以硬对硬。双方步步紧逼，局势每一个拐角都是变数。

　　朝鲜半岛就像着了魔一样陷入了怪圈，“危机－缓和－再危机”几成规律。虽然每一次危机都没有滑过战争的红线，但这样的怪圈却让东北亚一次次把心悬在嗓子眼里。

　　如果我们用逆向思维看待朝鲜半岛的局势的演变，同样会发现另一种规律，朝韩双方越是和气多一点，朝鲜“闹”的时候就相对会少一点；美国伸出的橄榄枝越多，得到的朝鲜回应也就越多。

　　这个规律表明，死结可能并非无解。“孤立”的朝鲜并不喜欢被孤立，它有与三八线对面及美日等“敌人”化解敌意的愿望。重要的是，外界究竟是鼓励这样的化解，还是通过相反的举动，刺激出朝鲜尖锐的对抗。

　　事实上，朝鲜半岛的死结就在于，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里，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敌视朝鲜政权及其领导人的立场，外界可以感到美国及其盟友很想看到朝鲜政权垮台。在朝鲜，这样的感觉肯定更强烈。警惕外部的颠覆和入侵，因此成为朝鲜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要想彻底扭转半岛局势，或许需要各方都往后退一步。由于朝鲜的体量太小，退的空间有限，加起来十分强大的美日韩多往后退一点，对扭转局势应当是必要的。

　　美日韩应怎么退？首先就是放弃逼朝鲜崩溃的大念头，而是给予朝鲜必要的尊重，培育朝鲜遵循国际通行作法的兴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尊重朝鲜的政治体制，不把朝鲜当成国际政治的异类，要公开承诺不侵犯朝鲜，不颠覆朝鲜现政权，给朝鲜必要的、甚至是充足的安全空间。总之，要给朝鲜创造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不要让这个国家总有山雨欲来的危急感。

　　美日韩应当清楚，60年的历史证明，朝鲜虽小，但他们颠覆朝鲜的做法失败了。对朝鲜的过大压迫反过来给三国带来了重重麻烦。克林顿政府时期曾对朝鲜显露出弹性，但美国政府近年来的对朝政策过于固执，看来还是意识形态导致了僵化。

　　当然，朝鲜也需要反思。世界上与美国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国家很多，但朝鲜面临的对立最急迫，这其中固然有半岛冷战体制未除的大原因，但朝鲜对这一负面环境应努力淡化，而非强化。其实前些年朝鲜还是有机会与美日韩缓和的，但朝鲜没有认真把握那些机会，而转为相信核武器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安全。

　　朝鲜需逐步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朝鲜来说无疑有风险，但在目前已越来越困难的路上一味走下去，风险更大。相信哪个选择更有利，朝鲜自己是能掂量出的。朝鲜也必须明白，假如机会真的来临，必须抓住，恐怕这样的机会今后不多了。

　　周边繁荣的地区没有权利嘲笑朝鲜。外界要充分理解、体谅朝鲜对开放将面临风险的巨大担心，并做出尽可能多的努力帮助消除朝鲜的担心。过去各方曾不同程度地给过朝鲜一些让步，但对在朝鲜半岛上彻底摒弃冷战的决心并不坚定。现在美日韩能不能再试一次呢？毕竟，朝鲜目前的困境绝不是朝鲜一方造成的。来源: 环球时报▲◆★●■☆


诱拐中国企业：高盛的中国阴谋与暗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8410

    中国青年报提供 于 2010-5-31： 当涉嫌欺诈而失去道德操守的高盛已经遭遇美欧国家政府围剿和追打之时，这家“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资银行”在中国的“丑闻”似乎也遮掩不住了。不少人相信，在中国市场到处啜金吸银的高盛所从事的各种交易勾当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可能要比其在美国的欺诈行为严重得多。

　　高盛无处不在

　　趁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契机，高盛于1994年在北京和上海分设代表处，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并通过入股中资大型企业、担当承销商等途径向中国市场全面渗透。

　　参股到国内许多大型企业之中是高盛进入中国取得的战略性成果。如高盛出资3500万美元购买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6.8%的股份；出资6000 万美元收购了中国网通2.4%的股份；出资5000万美元收购了中芯国际4.0%的股份；斥资37.8亿美元认购164.76亿股工行股份等。

　　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 1998年、 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 月完成了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

　　充当多家中国公司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并从中收获巨利是令高盛最心动的交易。过去的十年中，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香港)、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而另一单IPO承销项目——中国农业银行H股 IPO也在前不久被高盛收入囊中。

　　值得注意地是，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等。

　　与政策打“埋伏”

　　与许多金融巨头一样，高盛进入中国所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获得中国企业的控制权，然而，由于中国许多行业和企业的股权都设定了最高的转让权限，因此，尽管外资投行机构手握巨资重金，最终还是英雄气短。然而，这一看上去似乎无法跨越的政策难题在高盛手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悄悄化解。

　　以高盛集团与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组建高盛高华证券公司为例，在这家合资证券公司中，高盛拥有33%的股份，而高华证券则拥有其余的 67%。实际上，高华证券6个自然人出资8.04亿元形成的3/4的公司股份均来源于高盛公司的商业贷款。通过如此巧妙的财务安排，高盛绕过“在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中，外方持股比例上限为33%”的相关规定，成为首家绝对控股中国内地合资证券公司的海外投行。从此高盛拿到了在中国证券市场承销A股股票和从事 B股交易的门票。

　　几乎同样的手法在高盛收购河南双汇集团时再度实施。河南双汇由河南省漯河市政府、双汇集团和海宇投资共同持股，在收购双汇集团35.72%的股份时，高盛遭遇到了要约收购30%底线的难题；旋即，高盛纠集鼎辉中国成长基金Ⅱ、香港罗特克斯有限公司等联合中标，最终稀释了相关政策规定，紧接着，高盛又轻松购进了海宇投资25%的股份，最终拿下了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的控制权。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盛已持有中国雨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13%的股权，而雨润恰恰是双汇在中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这就意味着，作为同一个“东家”的高盛对这两个企业进行整合后可以独霸中国肉类加工业的江山。

　　诱拐中国企业

　　运用自己在国际金融界权威投行的地位，利用中国企业缺乏金融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并从中获利是高盛在中国最擅长的手法，而且屡试不败。

　　唱空中国银行业并趁机杀入是高盛在中国走的一着险棋。在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高盛相继发表报告，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是亚洲之最糟糕者。但结果是高盛等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仅在工商银行上市，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四年获利近120亿美元。

　　在资源期货市场精心设局与中国企业对赌是高盛频繁玩弄的小把戏。在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的悉心指导下，中航油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卖出原油的看涨期权，之后又不断补仓，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2004年1月，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签署了重组协议，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 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下跌，反而一涨再涨。而在此期间，高盛则积极做多国际油价，结果在中航油巨亏40多亿元而不得已进行公司债务重组时，杰润公司居然以中航油的重要债权人之一出现。

　　除了撂倒中航油之外，在中国远洋、深南电、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等海外期货交易所发生的损失中，均离不开高盛这只“黑手”。不仅如此，高盛连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也不放过。2007年，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与高盛等投行签下一份暗藏对赌合约的引资协议。具体约定为：在收到7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如果太子奶完不成30%的业绩增长，李途纯将会失去控股权。协议签署之后，高盛一面发布中国乳业市场利空报告，一面借势抄底，用严苛的约定迫使太子奶急速扩张，使得资金链本已紧绷的太子奶最终跌向破产深渊。

　　违规“潜伏”发大财

　　通过各种灰暗的渠道入股中国企业或者利用上市增发的时机低成本获得投资标的，然后在二级市场寻求最佳时机大量套现，让高盛在中国赚得盆满钵盈。

　　潜入西部矿业可以看作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暗渡陈仓的一个代表性版本。2006年7 月，高盛以每股3元的价格从西部矿业前股东东风实业公司受让3205万股，而经过了次年的转增和送红股后，高盛持有西部矿业的股权猛增至1.923亿股。观察人士注意到，东风实业作为西部矿业首次定向增发时的9家投资者之一，该公司以每股3元的价格认购了3250万股，但在西部矿业上市前夜仍按原价一分不赚地悉数转给高盛，因此，东风实业公司是否为高盛完全控制的影子公司就值得怀疑。

　　自然，高盛从西部矿业身上抽取的利润远超于人们的想象。2009年3月5日，高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西部矿业公司5%的股份，有业内人士测算，在享受西部矿业现金支付股利和超大比例送转增股后，高盛每股投资成本仅为0.34元。以减持市值和持股成本计算，单单西部矿业5% 股权减持就已全部回收投资，且取得了投资回报高达974.3%的惊人暴利。重要的是，高盛大规模减持之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A股市场雪崩的危局关头。

　　引人深思的是，高盛险恶的投资行为还不止发生在西部矿业身上，近期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双汇发展亦与高盛有染。资料显示，自 2004年高盛控股双汇发展后，双汇连续四年分红超过利润的60%，高盛在投资不到3年的时间内就获利240%，而蹊跷的是，高盛早在2007年就曾大幅减持股份，但双汇发展直至2009年12月才对外发布澄清公告。无独有偶，在最近以148元价格创出了A股发行价历史新高的中小板新股海普瑞中，高盛获利惊人。资料显示，高盛的“孙公司”GSPharma持有海普瑞的股份4500万股，成本为每股0.677元。对比148元的发行价，高盛账面浮盈达到 66.30亿元，收益率达到218倍。高盛凭什么“慧眼识珠”，又是如何进入海普瑞的的确让人生疑。

　　背景

　　高盛事件也称高盛危机。2010年4月16日，华尔街传出重磅消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式指控美国高盛集团(GS)涉嫌欺诈投资者。SEC 称GS在向投资者销售他们自己设计的一种抵押债务债券(CDS)时隐瞒了关键信息。这一CDS产品的表现与住宅次贷证券(RMBS)直接挂钩。高盛一方面允许客户(保尔森对冲基金)做空该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却向其他投资者承诺该产品由独立客观的第三方推出。来源: 中国青年报 ▲◆★●■☆


朝鲜海军自杀式攻击更疯狂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22883/c108

日期: 2010/05/31  凤凰网 大韩神盾舰、美制神盾舰、新一代韩国设计3000吨级潜水艇，是美韩海军的骄傲。如果南北朝鲜真正打正规战，北朝鲜海空军不过是海上、空中游击队而已。

然而正是这样的掉以轻心，韩国海军“浦项”级1200吨的PCC-722 近海巡逻舰居然在3月26日夜间突然爆炸，迄今原因不明。

美制神盾舰从未在海战中受损，但是若干年前却在亚丁湾受到满载炸药的自杀艇攻击，死伤27人。几乎失去战斗力。这就是现代海上非对称战争的恐怖之处。

对手不一定拥有高级水面舰艇，而是依靠十分简易的战法，依然能够重创强敌。

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海海战，中国大陆渔船甚至以机枪、手榴弹重创台湾大舰，战法非常简单。那就是伪装成普通渔船接近台湾大舰，随后开火。

1974年的中国与南越海战，后者的水面舰吨位大于中国海军的巡逻舰，中方同样以手榴弹、火箭筒近距离杀伤并击沉了南越大舰。

海军特种作战的战法，是北朝鲜一向崇尚的典型战法。

为此，北朝鲜相继研制了大量的半潜水船、潜水船。它们拥有动力，乘员为二人，海上航速大约5节，有些是木制，因此反潜声呐系统对它们的探测距离相当有限。

这些半潜水船、潜水船，多次被用来运载谍报人员、特种作战人员渗透南方。

人民军侦察局也拥有特种海上侦察部队，使用类似的船只实施渗透。

这些船只，通常除驾驶员之外，只携带一名船员，有些最多可以携带两名船员。利用夜幕，类似的潜水船潜伏在韩国海军巡逻舰的必经航道上待机，或者直接运载特种部队蛙人接近韩国巡逻舰，然后以潜水方式靠近韩国水面舰，直接把水雷粘贴到韩国巡逻舰吃水线之下定时引爆。

这种战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过，盟军的海军特种部队，在西班牙港口内，对德军间谍船吃水线之下实施水雷布放，最终引爆炸沉水面船，作战也是在夜间进行。韩国海军的PCC-722舰也是在夜间爆炸的。

当然这次没有任何证据100%咬定就是北朝鲜所为，那是否就意味着是内部自身的问题。诸如人为因素引爆了76毫米或者40毫米舰炮弹药？韩军内部，虐待士兵问题非常严重，陆军曾经发生过士兵开枪实施攻击，最后饮弹身亡的事例。

但是韩国国防部在事后多次发表的调查声明中一再强调：没有船体内部武器舱爆炸的迹象、也没有舱内发生打斗、射击迹象。如何得出后一条结论？不得而知。

本文并非是要对韩舰爆炸的原因加以定论，而是从推理上构思，假设真打，北朝鲜海军有可能在强大的韩国海军面前，采用近乎自杀式的攻击战法。

实施非对称作战，甚至潜入韩国军港实施水下攻击。“自爆勇士”、“总爆弹战士”的提法，在朝鲜人民军内部无人不知。

这次事件，还使军事观察家必须面对未来现代化海战中非对称战争的战法。尤其是特种部队可能对敌国军港内部的水下渗透，炸沉水面舰，或者直接在敌港湾内实施水下布雷。行动完成之后，还可以完全隐瞒，以免激化军事冲突。可滑一箭双雕。

韩国自己也在2009年的马来西亚LIMA海军展览上推出了两种小型潜水船，用于特种作战。一种称作VOGO SDV800，最大潜水深度60米，航速10节。

另外一种潜水船称作VOGO SDV340，长度只有8米，最大速度6节，作战深度40米。可见韩军也在研究类似的非对称水下游击战法。▲◆★●■☆


“张悟本事件”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005/201005310712101529001_2.html

　　“中医专家”原是商人，涉嫌身份造假、身世造假，一些论断违反科学常识。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大行其道，红遍大江南北，其原因究竟何在? “张悟本事件”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

　　我想，“张悟本事件”首先反映了公众对医疗机构的失望和对“养生食疗”的盲从。有一句俗话表明了公众的心态：吃什么都不要吃药，得什么都不要得病。因为医疗机制的不健全，看病难、看病贵已是当今社会的一大顽疾，一些医护人员唯利是图、医德沦丧以及假药的横行，更是让公众对医疗机构失望，从而导致了“求人不如求己”的养生疗法越发红火。诚然，正确的养生方法对身体健康还是大有裨益的，但因为公众没有受过普及教育，缺乏相关知识和判断能力，无法辨别五花八门的各种养生疗法的正误，一味盲从，也就导致了一些江湖骗子冒充专家，鱼目混珠、浑水摸鱼。

　　但江湖骗子肯定不止张悟本一个吧，为什么别人都只能掀起一点小风小浪，他张悟本却捣腾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我想这一点上，不负责任的炒作和宣传可谓“功不可没”。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别有用心的策划者对张的包装和媒体的大肆炒作成就了张悟本的站得越高，摔得越惨。从做社区讲座到出版书刊再到上电视节目，策划团队有步骤的运作生造出了一代“中医专家”、“养生大师”。国内某些媒体不负责任，不辨真伪地对其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和炒作，更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误导了不少民众。

　　再次，“张悟本事件”也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反应不及时和监管不力。长时间以来，张悟本打着“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的幌子招摇撞骗，直到近日卫生部才对张的这一身份予以否认。我相信如果有关部门能更早更及时地戳穿张悟本“假神医真骗子”的嘴脸，那么受蒙骗的公众应该会少得多。经专家论证，张悟本的不少养生言论与科学论述明显相悖，如“一天3斤绿豆熬汤，配上其他的生拌菜等，能治疗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肝癌。”但包含着错误养生言论的书籍《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出版了，发表错误养生言论的张悟本上电视了，还都着实火了好长一阵，这不得不算是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

　　张悟本事件折射出如此多的社会问题，若不对这些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加以解决，一个张悟本倒下了，难保不会有更多张悟本出现。对此，国家要加紧完善医疗机制，最大限度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严厉打击造假药、卖假药的不法行为。医护人员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情系民众，对得起“白衣天使” 的称号。要加强对公众的医疗知识、养生知识普及教育，增强公众明辨是非的能力。策划团体和媒体都要负起责任，更有担当，不要为谋利而一味炒作。相关监管部门要更切实、更严格地担起监管的责任，防微杜渐。(荆楚网：王佳)▲◆★●■☆


国人抽风式的养生狂迷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005/201005310712101529001_2.html

　　向来不起眼的绿豆，突然狂涨，不是因为绿豆产地遭了灾，出产不足，仅仅是因为出了一个人，名叫张悟本，倡导食疗养生，具体说，就是绿豆养生。吃绿豆，喝绿豆汤，据说还有吃长茄子就能把吃出来的病都给吃没了。所以，大家疯狂地买绿豆，一个原本不稀罕的小杂粮，就上了天。

　　据说张悟本有来头很硬的文凭，是卫生部的专家，还有中医世家的来历。只是这种来头，往往经不起人肉，一搜，发现此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平常人。但是，这个人很聪明，不像曾经被大作家捧出来的胡“名医”，治什么病都是芒硝，虎狼之药，身板不行的，吃了兴许就翘了，会惹出官司。人家张悟本，先说是食疗，但食疗居然也可以门诊，挂号的，已经排到了2012年，一个号，要2000元，比那些中医大专家身价还高。食疗的“药”也好，绿豆吃多了，也就是肚子胀，无论如何吃不死人。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王道士的疗妒汤，甜甜的，好吃，反正吃不死，吃好了。

　　当然，张悟本后面，有高人做推手。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局，居然有这么多人陷进去出不来，硬是傻傻地给人家送钱。想起从前的打鸡血，后来的红茶菌、甩手疗法，再后来的气功热，也就释然了。我们就是喜欢起哄，喜欢信这些歪门邪道，如果这种玩意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再跟养生有点联系，想不热都难。

　　说起来，多少年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当年迷信胡名医的芒硝，还可以说是不大了解，现在一个绿豆就能治百病，居然也有人信。绿豆谁没吃过?夏天喝绿豆汤，不是常事吗?治什么病了?这都信，你说还能有什么忽悠让人不信呢?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如果恰巧有那么点需要，比如养生，又赶上看病难，凡是跟祛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当然，这样的民众，对于某些谣言，也特别听得进去，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慌慌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而我们的专家，也总是被有关部门用来做托儿，在媒体上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甚至前后矛盾的说辞。时间一长，没了信誉。害得真正的专家，也没人信了。结果，给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和骗子空出了地方，让他们大展拳脚。“人傻，钱多”最招骗子，但其实信骗子的普通民众，没有多少钱。他们其实很可怜，往往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被人骗得精光，但是，下次有事，还上当。一次当上下来，落得两手空空，病还是病。▲◆★●■☆


谁制造了"张悟本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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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没有高学历、没有高级职称的原北京针织三厂职工张悟本，居然冒充“卫生部营养专家”，还开了一个“悟本堂”做起了帮患者看病的生意，据说在被揭发出来之前，挂这位“张悟本大师”的一个号就是2000元，“咨询”他一次要花7000元，红火的时候，张悟本每天坐诊进账就超10万元，这样的赚钱速度堪称神话。

　　不仅如此，张悟本还有呼风唤雨、“点豆成金”的本领，由于他声称吃绿豆、茄子就可以把“吃出来的病再吃回去”，于是推高了绿豆的销量，导致市场绿豆需求量大增，5月28日，国家农业部已正式表态，称近期绿豆大幅涨价的推手就是张悟本。

　　人们看到，“养生专家”、“卫生部营养专家”张悟本曾着实热闹了一阵，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一夜之间蹿红，制造了一个赚钱神话，个中奥秘究竟何在?为什么社会上有那么多人会上当?

　　我认为，北京市卫生部门首先负有责任。张悟本的所谓“悟本堂”，其真实名称叫“北京悟本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市的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登记过的，只能从事一些批发或零售生意，但为何这个张悟本竟敢堂而皇之地坐堂并收起“挂号费”、“咨询费”来?而且光天化日之下，“悟本堂”俨然开起了诊疗机构，里边有什么“食医堂会员处”、“食医堂”，除张悟本外，还有其他坐堂“专家”在“包治百病”，如此规模经营，实际上是新开设了一个医疗机构，当地卫生部门为何就不闻不问?这算不算渎职?联系到前些时刚端掉的一家在北京市横行了好多年的娱乐场所事件，我感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实在颇成问题，不知这些问题谁该出来负责?，所以，“张悟本神话”，“头功”当然是“悟本堂”所在地的北京市某区卫生局和工商局，正是他们的放任不管，才造就了“张悟本神话”。

　　第二“功臣”则是媒体。想当初，这个巧舌如簧的家伙，抛出绿豆、笳子“包治百病”的谎言时，偏有媒体痴迷相信，于是让张悟本上电视讲，上报纸讲，频繁地在媒体露面，弄得张悟本自己不想当“神仙”也不行。媒体为何如此吹捧张悟本?两条原因：一是媒体人本身的弱智，那些长着漂亮脸蛋的主持人、他们背后的编导，其实都是表面风光、头脑简单之流，平时不读书，不积累知识，只认钱、名，很好骗的;二是媒体狂捧张悟本，本身为了自己搂钱，他们是故意在“造神”，有意误导观众、读者，以便让电视节目有收视率，让他们出版的书有销路，赚大钱。

　　“张悟本神话”的第三个“功臣”，就是千百万“信徒”。现在社会上有一大批“吃出来的”、年老的、累出来的、麻将打出来、遗传下来的、不良卫生习惯造成的、传染引起的等等病人或亚健康者，他们讲究养生、盼望健康长寿，这没有错，但许多人心存侥幸，想不看病、吃药，“快快乐乐”地再“吃回去”就治好病，把亚健康变成真健康。幸喜张悟本还算“厚道”，没误导人们去吃有副作用的食物，因为绿豆、茄子、红薯之类，绝对是绿色食品，吃不坏人的。所以，这些盲目相信张悟本的人，自己也有教训，为何就不能把打麻将的时间省一点下来读点医学知识书?当然，还有个原因是好多人经济不宽裕，看不起病，听说只需吃绿豆生茄子就能“治”病，又便宜又方便，于是就信了，这也令人五味杂陈。

　　“张悟本神话”的造成，张悟本个人的“聪明”也是一功。首先，他利用了大家注意养生保健的心理，抓住了“商机”;其次是他注册的公司起名叫“悟本堂”，这个名称立刻会令人联想到北京的百年老品牌同仁堂，同是“堂”，便可鱼目混珠，他能门庭若市，说明这个“堂”名取得实在是高。如果不是他伪造学历、职称，假如他真是“教授”、“专家”，这悟本堂可能还会“红火”下去哩。而面对许多闲人在金钱或无聊生活面前变得越来越弱智的状况，实在也令人堪忧，即使今天查了张悟本，很难保明天不出“王悟本”、“李悟本”。

　　而其中的关键，是地方政府的运转效率和公众须自行提高的自我保护意识。(东方网：陈云发)▲◆★●■☆


下一个“张悟本”在哪里野蛮生长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005/201005310712101529001_3.html

　　没用几天，大红大紫的张悟本便被打回了原形。昔日头顶上的神奇光环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劣迹斑斑”———身份造假，并非卫生部营养专家;履历造假，“父亲曾系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生”纯属吹牛;误导公众，以绿豆、生茄子等“豆”得信众团团转，甚至就连农业部官员也说，今年绿豆价格狂涨就是　张悟本的“贡献”……看今日情景，一代“食疗大师”的倒掉似乎已成必然，问题是，民众真的可以“从此过上明白消费的幸福生活”?不然!

　　一个张悟本倒下了，一定会有另外的“张悟本”或者“王悟本”、“李悟本”冒出来，彪悍地接过“江湖大师”这面大旗，继续顽固的“忽悠大业”。笔者无意于妖言惑众，这个判断来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孕育“张悟本”的土壤不仅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不到对其彻底清算的迹象。所以，就像在胡万林、 “刘太医”、林光常之后，我们仍然用钞票“浇灌”出张悟本一样，在张悟本之后，我们依然无法判断下一个“江湖大师”正在哪一个角落里野蛮生长。

　　有人说，张悟本从一个下岗职工折腾成“一代神医”，是因为背后的商业推手太厉害了———推手确实不凡，但对于“敌人”狡猾之处的赞扬，多数情况下恰恰是要逃避甚至掩盖“我方”短处的羸弱。清算一个张悟本太容易了，清算我们自己则太难了。

　　为什么顶着“卫生部首批高级营养专家”幌子在京撞骗这么久，直到媒体将其扯下神坛卫生部才出来揭穿———最起码的公共监管在哪里?为什么“科普市场太混乱使得张悟本打擦边球钻了漏洞”，是不是若“收敛”一点不搞身份造假擦边球就可以继续“擦”下去———科普市场的基本门槛在哪里?为什么张悟本跌下神坛之后“七位国家级专家”才一条条驳斥“绿豆神医”的谬误，此前科学界却几乎没有任何“打假声音”———知识分子的担当在哪里?为什么治愈效果可以无限放大，以简单低级的手法出书、上电视，赚足眼球却没遭遇鉴别障碍———传播媒介的公共责任在哪里?为什么“江湖大师”们在社会上总不缺乏盲从的信众，很多人也热衷于以绿豆、酸奶、柿子椒、生茄子这等廉价物品治病———除了健康素养不够，是不是也跟“科学治病”的从医通道遭遇“看病贵看病难”的困扰有关? 不然如何解释被忽悠者大多属于底层群众?

　　张悟本13年前登场开始折腾之时，约略也是胡万林大师跌落台下之时。十来年过去了，回看“后继者”的操作模式，有多少只是沿用了胡大师的套路? 回看对张悟本“为什么”存在的土壤质疑，有多少在清算“前仆者”就依稀说过?这些年，据说公共管理水平提升了、公民素养水平提升了、传媒发展水平提升了、专家科研水平也提升了———可一个江湖大师忽悠公众的技术水平，为什么竟然可以不必水涨船高地跟着提升呢?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出了本新书，题目就叫《低智商社会》———这个社会越来越蔓延着一种“弱智现象”。而要把类似张悟本事件中我们束手放弃的“思考能力”找回来，究竟要靠什么?公共监管完善?科普市场法治?媒介自律自省?公共精神担当?科学信仰普及?基本生存保障?还干脆就是———一样也不能少?

　　被欺骗(尤其被没什么技术含量地骗)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但当你说的是一群人的时候，则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儿了。鲁迅说，那是无物之阵，我则说———无物之阵也要勇敢地投出矛枪头，不然就永远跳不脱被下一个大师忽悠的命运。所以我们要有勇气诘问：究竟哪一个“接受”到了张悟本带来的耻感，并打算知耻而后勇地有所行动?(华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