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阿富汗万亿矿产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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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6-19：  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的美国近日公布了一个特大新闻：阿富汗发现了总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矿藏，成为地球上矿藏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贫穷的阿富汗人立刻激动起来，一些人似乎看到沙特阿拉伯式的富裕生活在向他们招手。但西方更热衷于议论这桩美事儿可能触发的新一轮全球资源大博弈，特别是美国与阿富汗的邻国———中国之间的资源争夺。在阿富汗派驻军队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保持警惕，前不久中国参与一个不算很大的铜矿开采就曾引起他们的大量抱怨。他们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塔利班联军，不能“不劳而获”。五角大楼现在公布阿富汗“万亿矿产”的动机引发大量猜疑。有人认为他们要用这一消息证明阿富汗战争是正确的，也有人怀疑美国政府想引诱中国加入这场战争。

　　中国专家何伟文昨天对《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任何一个国家发现了丰富的资源，都应该由这个主权国家来决定如何开采，如果阿富汗希望对外合作，那么中国自然有权参与其中，这与中国是否参加阿富汗战争是两码事。

　　阿富汗热议“万亿美元矿藏”

　　“这两天最大的一条新闻你们知道吗？”喀布尔资深媒体人士阿米尔6月15日凌晨一见到《环球时报》记者就很兴奋地这样问。让阿米尔及整个喀布尔都很兴奋的“最大新闻”就是：阿富汗探明了一万亿美元的矿藏！

　　阿米尔与他的同事们一边喝着茶，一边掰指算起了细账：按阿富汗全国2900万人口来算，摊到每个人头上有3.4万美元还多。

　　或许是前景太诱人，阿富汗国家电视台和当地的报纸都把这条新闻当成时政报道的头条。

　　这条让阿富汗人激动不已的消息最早是《纽约时报》14日报道的。那篇报道称，五角大楼和美国地质勘探局通过对阿富汗全国范围数年的连续勘探后联合断定，阿富汗全国的矿藏总值高达一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储量惊人的铜、黄金、铁、盐和锂。五角大楼在一份最新的备忘录中称，阿富汗可能成为“锂矿的沙特阿拉伯”，其中光是加兹尼省一处锂矿的储量就超过当今世界最大的锂矿产国玻利维亚，而玻利维亚现在的锂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

　　沙特阿拉伯拥有全球石油储量的1/4，并因为石油而成为世界著名的富国。而锂矿则有“新石油”之称，它可以被用来生产高能电池，由锂制取氚，用来发动原子电池组，中间不需充电，可连续工作20年。英国《独立报》15日称，锂是过西式生活“不可或缺物资”，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和黑莓手机，都离不开锂电池。

　　消息传来，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发言人瓦立德-奥马尔15日表示：“这对于阿富汗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消息。我们希望它能让所有的阿富汗人民团结起来。”一名阿富汗矿业部高级官员告诉本报记者，矿业部长将于本周召开“阿富汗亿万矿藏”的大型记者会，而开发阿富汗大型矿藏的国际竞标会最快会在半年内召开。

　　触发“中美资源大战”？

　　《俄罗斯报》15日的文章称，美国科学家用五角大楼的钱在阿富汗勘探矿藏，难道是为了造福阿富汗人民？不是，锂矿是美国计算机工业的未来，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阿富汗是中国14个邻国中相邻边界最短的国家，通过狭长的瓦罕走廊与中国只有9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但这90多公里的接壤却成了美国警惕中国 “商业入侵”阿富汗的一个理由。

　　《纽约时报》称，美国政府试图主导阿富汗的矿产勘探开采，力图阻止肥水流入外人田，特别是落入与阿富汗毗邻的中国手中。为此，美国向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说明情况，并派专门小组开始“协助”阿富汗建立一套处理矿产开发的系统、安排阿富汗矿务部雇用有采矿合约经验的会计公司，及准备将技术数据交给潜在外国开发商。此外，美国防部还在协助阿富汗官员安排最快于今冬起进行采矿招标。美国官员公开表示，他们担心缺乏天然资源的中国将企图主导阿富汗的矿业发展，由此搅乱美国在此的战略布局。

　　英国《独立报》称，阿富汗的最新发现“可能会触发商业的大博弈”，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引发一场争夺资源的“大战”。

　　报道称，中国已经夺得了阿富汗北部艾纳克铜矿的开采权，而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指责说，北京通过“幕后黑手”的方式搞走了铜矿的开采权。

　　印度《商业标准》杂志16日的文章标题是“谢谢，山姆大叔”，其中“谢谢”两个字用的是汉语拼音。文章称，随着阿富汗矿藏被发现，人们担心中国会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成为“入侵”阿富汗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文章还说，在矿藏的运输问题上，中国比西方企业有天然的优势，中阿两国之间存在一条400公里长的瓦罕走廊，中国无疑将设法开通这一走廊，以解决运输问题。

　　但也有分析认为，所谓的“中美资源大战”不过是一种炒作。有知情者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探矿行动比起来，中国投资艾纳克铜矿不过是“小菜一碟”，比如说美国勘探局，它从 2007年开始就对阿富汗全国的矿藏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摸底。到2009年，美国已经搜集了全部的阿富汗矿藏资源数据，并随之开始评估这些矿藏的价值。

　　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何伟文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任何一个国家发现了丰富的资源，都应该由这个主权国家来决定是否需要开采，是否需要与别国合作开采，美国无权在此指手画脚。如果阿富汗希望与外国合作，那么我们自然有权参与其中。美国凭什么担心？它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获得战略资源。美国的担心倒是启发了我们———邻国有大量的战略资源，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研究了。

　　美国为了引诱“中国”？

　　美国还有另外一种声音传出，巨额的矿藏将是劝说中国加入美国的“阿富汗事业”的很好的理由。过去，西方媒体上曾传出美国邀请中国出兵阿富汗的消息，并在中国媒体上引起激烈讨论，但中国政府显然不为所动。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5日的文章称，美国最好早点醒悟，中国将在新一轮的阿富汗淘金热中成为主要玩家。简单地看待美国和阿富汗的关系是不对的：超越开伯尔山口的新一轮自然资源争夺中，真正的赢家恐怕是中国。如果美国真想维护阿富汗中央政权的稳定，毁灭恐怖分子的天堂，那美国亟待劝说中国认可这些是中美的共同目标。

　　文章还说，奥巴马已经要求中国对阿富汗出兵，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然而几百个士兵并不会让中国成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战略伙伴。美国需要劝说中国，即便不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这也是中国的战争，中美战略利益在阿富汗汇合。

　　《外交政策》杂志列举了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称战乱并未阻止中国接近非洲一些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同样，中国不会因阿富汗的战乱而放弃投资。 “凭借巨额财富、冒险精神和低价劳动力，中国在阿富汗的新矿藏竞争中胜券在握。”

　　喀布尔独立政治分析家贾马尔认为，美国一直想拉中国和印度更大程度地参加阿富汗的事务，所以也想借此来“引诱”两个大国。

　　万亿美元财富暂时还是块“画饼”

　　万亿美元搁在哪儿都是个巨大的财富，世界大多数国家全年的GDP都不超过这个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仅有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这四个国家的非能源矿藏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美方公布的矿藏储量数据目前很难得到证实，俄罗斯媒体怀疑这个数据是否被夸大了，但同时承认，前苏联在1979年时就掌握了阿富汗境内矿藏的数据，曾认定那里是富矿地区。

　　即使一万亿美元的矿藏没被夸大，这笔巨额财富暂时还只是块“画饼”。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就此问题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承认：“只能说它是一个潜在的东西，因为有太多的‘如果’因素了。”

　　巴达赫尚省一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不要说巴达赫尚丰富的矿藏资源没有开发了，就连奔腾而过的河水资源我们都没能开发起来。”他还证实，巴达赫尚全省没有任何的工厂，更别提现代矿业了。

　　想要开发资源，先要平定塔利班。但塔利班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平定。比如加兹尼省，其锂矿储量已经超过眼下还是世界第一的玻利维亚，可加兹尼省却是塔利班武装最活跃的地区。就在本周，5名警察在加兹尼省检查站遇袭身亡，上周有3名警察遭路边炸弹袭击死亡。因此，任何外界投资想进入加兹尼目前都不可能。

　　就在前不久，美国刚刚宣布阿富汗战争在时间上已超过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战争。因此，五角大楼此时公布这一“惊人喜讯”也引发种种猜测。《华尔街日报》说，这篇报道的刊发正值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遭受严厉抨击之际。北约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近日表示，从塔利班叛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的时间比预期要长。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公布阿富汗有丰富矿藏，其政治目的更明显。如今，美国面临中期选举，而奥巴马的阿富汗政策备受批评，通过炒作阿富汗矿藏可以提升美国人的信心———想方设法告诉美国人，打这场仗是值得的。赵可金还认为，如果阿富汗果真蕴藏了如此丰富的资源，那么该地区势必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成为各方力量都想加强控制的香饽饽。如此一来，中国的西部安全将面临挑战，这大于我们可能获得的机遇。来源: 网讯▲◆★●■☆


中国为何60年造不出优秀飞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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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6-20：编者按：发动机强则航空强。加快航空发动机研制，既是航空人的使命，也是社会各界共同的期待。近日，《看世界》、《学习时报》等媒体刊登了田文信同志的文章《中国60 年为何仍造不出飞机发动机》。作者以冷静的视角，科学的态度，严谨地分析了航空发动机研制必须经历预研-试制-验证-立项-详细设计-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全过程这一重要客观规律，以犀利的语言指出我们长期以来对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大投入性等特点缺乏清晰的认识。作者对历史的追思发人深省，为航空工业的呼吁令人敬佩。现转载此文，以激励40万航空人在航空事业的攻坚道路上不断创新超越，为国家早日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发动机和飞机产品，以实际行动实现“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使命，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航空人应有的历史贡献。

　　中国60年为何造不出飞机发动机？

　　我们给航空工业的整个儿投入，尚不及我们对越南援助的1/10，给朝鲜援助的零头。

　　2009年是中国空军成立60周年大庆时刻，随着歼-10的大量列装，中国空军不仅获得了进入21 世纪的主要装备，中国航空工业也在此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科研人才。但最为遗憾的是：歼-10最为关键的部分——发动机仍然采用的是原装俄罗斯发动机AL31 系列，这成了航空工业几十年的心痛。

　　中国飞机的“心脏病”

　　我国航空兵主力作战型号基本采用的是国外动力系统，目前除了装备“太行”发动机的少量歼-11B战斗机使用国产动力系统外，所有的新研军机都是买装或仿制国外的发动机。“飞豹”战斗轰炸机使用的是仿制英国“斯贝”发动机的涡扇9-“秦岭”。可以这样说，我国航空动力工业还未向我国航空兵提供过任何一型我国自行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型号，也从未有过一个航空发动机型号走完过预研—试制—验证—立项—详细设计—设计定型—生产定型的科研过程。

　　航空发动机的落后，已严重制约了航空工业的发展，成为空军武器装备发展的“瓶颈”。可以说，没有国外动力系统，我国的航空兵主力就无法升空作战！这对于我国国家安全、和平崛起来说，绝对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航空发动机是地球上技术水平最高、核心技术门槛最严格、涉及理论最高深、整体结构最复杂的工业产品，号称是“工业之花”。航空发动机与航天工业产品火箭发动机不同，火箭发动机是一次性产品，而且最多工作数百秒，并不需要非常强大的材料和工艺技术。而航空发动机，尤其是战斗机使用的涡喷涡扇发动机，其不仅仅寿命长达数十年（依照发动机寿命和各国空军飞机使用情况），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工作状态改变频繁。

　　比如美国三代动力系统的第一个作品F100-PW-100，其研制之初没有充分估计到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转换问题。装备部队以后，在战斗训练过程中，飞行员常常需要发动机在最大工作状态和最低转速之间频繁转换，结果F100-PW-100出现了大量问题，也成就了F-15战斗机经常性的“趴窝”。因此航空发动机研制需要大量的实验去模拟实际使用，更需要先进的材料和制造工艺去成就航空发动机这个工业桂冠。
 
这个亏我们吃大了

　　中国航空动力工业的发展实在是纠结了太多的辛酸和遗憾，起初我国航空工业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有力支持，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全方位的工业支持使我国航空工业迎来了第一次春天。在老大哥的帮助下，我国迅速建立起一个能够和世界一流水平比肩的航空工业体系，基本上苏联的新型飞机型号和新型动力系统一旦确定引进就能够在几年的时间中仿制定型。但是我国并没有为航空工业以及航空动力工业制定一个从仿制到研制的长远发展规划，而是将航空工业本身的任务局限于仿制、生产和修理。

　　中国和苏联往往是有了具体工程发展型号的时候，才去搞基础研究、探索发展（应用研究）、预先发展，打算通过一个型号带动整个航空动力产业的进步。而大家都知道这条道路是不符合航空动力型号研制的客观规律的。而欧美等航空强国极其注重基础研究和预研，笔者将其强大的法宝总结成为三个关键词：预研工程，核心机计划，发动机系列化。事实上，这三个关键的概念和理念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其构成了发达国家在航空动力发展上的整个思路体系的主干。

　　在我国，一个发动机型号真正开始着手相关的实质技术工作是从立项开始的。如果不立项，就没有发动机研究发展的所需的大量经费。说白了就是如果军方不立项发动机型号，与这个型号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就基本无法开展。

　　而国外发达国家航空动力研制秉承着“预研优先”的发展方针，也就是在军方提出发动机研制需求之前，航空工业部门就已经按照自己的研制流程，进行超前的技术探索研究。当军方提出下一代发动机研制需求的时候，航空工业部门已经将相关的技术在验证机上都玩得相当纯熟了，自然发动机型号研制周期就会大大缩短、研制风险也极大地降低。

　　这一点在美国F119发动机研制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在F-22“猛禽”飞机研制过程中，飞机重量与阻力均增加较多，为此，军方要求发动机的推力相应提高近17%，即最大推力(加力推力)要求为156KN。中间推力(不开加力时最大状态下的推力)为105KN。而此项重大改动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其研制周期，因为普惠一直开展超前的发动机预研计划。在接到发动机性能提升的需求以后，普惠公司直接从自身预研研究发展技术中拿出已经验证成熟的部件技术应用于 F119改进上，很快满足了军方要求。此类事情如果发生在预研工作不足的国家足以对航空发动机研制造成5年以上的拖延，并且有可能直接导致发动机研制失败。

研制经费不及给朝鲜的一个零头

　　我国由于长期处于航空发动机仿制生产状态，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客观规律的掌握严重不足，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大投入性没有清晰认识。这样造成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投资强度远远低于研制实际需要。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开始研制涡扇6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根据606所资料统计，20 年研制经费共计只有1.5亿元，平均每年750万元。当研制进入关键阶段，需要高投资强度时，竟然有两年每年只给200万元，以这样投资总额和投资强度来研制先进大型航空动力系统简直是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给航空工业的整个儿投入，尚不及我们对越南援助的1/10，不及给朝鲜援助的零头，甚至不及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而同一时期，我国引进斯贝MK202发动机进行仿制，却花费了13亿元人民币。

　　根据国外经验，典型的发动机研制周期约为8~14年，整个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期约为30年。研制经费在历年增长，根据发动机大小型号不同、研制条件不同，研制经费在5亿~20亿美元不等。如果投资强度不能保证，发动机就不可能按期保质研制出来，其后果只能是研制失败，型号下马。

　　我国航空动力工业长期发展不良的根本原因更多是决策不当。当然，我国在建国之初将发展航天和导弹核武器作为特定时期的重点绝无不妥，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核武器和美国苏联的霸权阴影长期笼罩在新中国上空，我国要实现突破核霸权的威胁就必须在战略火箭和导弹工业上进行大力投入。

　　但是由此就认为航空工业不是高科技，航空工业则是简单的生产工业就是相当大的认识谬误。直到我国高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航空都未列入我国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中。虽然“航空强国”的口号终究还是响彻中华大地，但是错过的发展机遇和耽误的时间又如何偿还，如何追溯？损失的人才又由谁来挽回？在历史的追思中，往往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据《学习时报》、《看世界》）▲◆★●■☆

欧洲防展之中国尴尬：尖端装备永远是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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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展示AR2 300毫米多管火箭武器系统模型。

　　中评社北京2010年6月20日电／本周，中国武器首次亮相欧洲防务展。先前有人预测，西方舆论可能会借机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但是，当数十个国家亮出了自己的最新装备时，中国的“威胁”显得极不真实，外界反而关注起中国军备对别国技术的“仿效”。

　　《环球时报》报道，现代军事技术集中了一国科学技术的真正家底，它也全面考验一国的创新能力。近年来，中国军事技术发展较快，屡屡受到特殊关注，甚至有外电称，中国正改变长期的“以俄为师”，展现出后来居上之势。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军备自成一体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比民用技术赶上世界级水平还要吃力。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长期分析，过去十年，中国在国际军工出口市场上份额不升反降，出口量的排名已降至世界第12位。尽管也有一些人还在鼓吹“中国军力威胁”，认为中国已是五大武器出口国之一，但事实是中国武器出口量仅为美国的零头，不及前者的1/10。中国的军备到底怎么样，全球武器市场就是一面镜子。

　　必须承认，武器出口量长期低迷，与中国严格的出口管制有很大关系。中国长期遵守只向主权国家出售武器的原则，要求军品接受国提供最终用户和用途的证明，承诺不向第三方转让从中国进口的武器。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发展稳定的军品贸易，是国际舆论都很难挑剔的。

　　但更重要的原因显然是，那些需要武器的国家还有更好的选择。中国的尖端武器没有形成系统化，技术上也很难与美俄等国竞争，而一些高技术含量的武器出口还受到外国子系统供应商的牵制。中国许多尖端军品的部件或核心技术都依赖于他国。

　　国际军品市场不是农贸市场，全球普通消费品的贸易规则也不太管用。“物美价廉”的军品虽然也能卖得动，但尖端装备永远是军备市场的制高点。没有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完整的系列装备，是很难在世界武器市场上站住脚的。

　　一个在世界武器市场上不能取得领先地位的国家，也不会是一个科技强国。以往那些军事强国的每一次军工技术的重大突破，每一种新型军品的问世，都带动了相关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美国军方研发的互联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多年来，中国军工技术的发展受到了欧美国家的排斥与挤压。西方一边大谈“中国军力威胁”，给中国的军品研发、销售制造障碍；一边又对中国搞武器禁运，试图扼制中国的军事核心技术的发展。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今天结束的欧洲防务展在提醒中国：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也是仿效不来的。中国军品质量的提高，关键就在于，必须拥有创造中国式杀手锏的智慧与能力。▲◆★●■☆


北京学者：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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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 2010年6月21日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看在学者崔磊的文章《以退为进，蓄势待发——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浅析》，内容如下：
 
　　一、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新特点

　　2010年5月底，美国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称新战略），第一次将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后关于国家安全的一系列主张在同一个文件中集中加以阐述。在多数问题上，新战略与布什及历任现代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一脉相承，仍然要求美国重视与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国的关系，维持其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推进民主人权，孤立伊朗和朝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仍然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在阿富汗问题上，奥巴马的先增兵、后撤军战略与布什在伊拉克的战略如出一辙。但是，这份战略报告对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目标和手段做了重新评估，与布什的战略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对反恐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

      首先是弃而不用布什的“反恐战争”一词，认为美国不是在和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或宗教——伊斯兰教作战，而是在和具体的恐怖分子——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作战。这不是简单的措辞变化，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布什政府将恐怖主义树为敌人，则在其眼中敌人无处不在，草木皆兵，难免反应过度，导致先发制人和滥杀无辜。为消灭一个恐怖分子而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往往激起当地民众的反美情绪，使其更同情恐怖分子。用奥巴马反恐顾问布伦南的话说，就是战术上虽然胜利了，但战略上失败了。而奥巴马将反恐目标缩小到具体的恐怖组织，综合运用军事、外交和发展援助等手段，不但能减轻美国军事力量的负担，而且能争取穆斯林国家的民心，削减恐怖主义的民众基础。其次，更加重视国内反恐。布什认为首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外部，要拒恐怖主义于国门之外，而新战略则认为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更大。针对近日不断有恐怖分子试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新战略提出要通过情报机关与社区的合作防范本土极端主义，凸显奥巴马对本土反恐的重视。

二、新战略出台的背景

　　在经历布什政府八年任期后，美国人沮丧地发现，美国已经深陷两场战争，而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仍挥之不去，又刚刚经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国际事务中深感力不从心。奥巴马能在大选中胜出，有很多因素起了作用，但与他倡导多边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无关系。其实布什最后两年任期的外交政策已经在调整，有了更多的多边主义色彩，但这种调整已无力回天，只是进一步证明新保守主义国家安全战略的失败。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已是大势所趋。

　　奥巴马执政后敏锐地意识到，国际道义的缺失和经济危机的拖累是美国当前面临困境的根源。一方面，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战略使美国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盟友和伙伴离心离德，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因此奥巴马在大选中祭起多边主义大旗，主张接触与合作。与伊朗和朝鲜开展接触与对话、缩小反恐打击的范围、改变一味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改善与传统盟国关系、拉拢中俄印等新兴大国，都是在实践这一战略思路。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打击，美国的经济实力严重受损，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今不如昔。美国人从帝国兴衰的历史和新兴大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现实中得到启示：没有强大稳定的经济作为后盾，就会丧失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难逃衰落的噩运。因此，新战略开出 “接触、合作” 和“经济复苏”两个处方，试图遏制美国实力衰落的势头，恢复其昔日的辉煌。

　　新战略毫不避讳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总体基调还是很乐观，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强烈的进取心。新战略反覆强调要“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说明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目标没有变，变的只是谋求霸权的手段和策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一语中的：“美国的实力并未下降，只是需要改变运用实力的方式”。言外之意，只要美国改弦更张，对其实力巧加运用，就可以重树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因此，新战略的出台并不预示着美国在全球力量的整体收缩，而是意味着美国正在根据国际形势变化调整战略重心，以退为进，蓄势待发。

三、新战略的前景

　　根据奥巴马上台一年多来取得的外交成果判断，新战略对美国重振国际形象和霸权地位会起到一定作用。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参与或举办G20会议、联合国气候大会、核安全峰会等多边会议，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与伊朗、缅甸等敌对国家积极接触，对改善美国形象、提高美国影响力颇有成效。根据2009年皮尤调查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美国的国际形象明显改善。然而，由于存在诸多负面因素，新战略所描绘的美好前景并非坦途。

　　首先，受国内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影响，新战略难以得到完全贯彻实施。比如，新战略信誓旦旦要维持美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以维护全球安全，但降低财政赤字的压力很可能会使上述目标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再如，新战略声称要以身作则推行民主价值观，试图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但受国内政治及资金问题等掣肘，奥巴马政府迟迟不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大选承诺成为泡影。

　　其次，在国际层面，新战略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规划也有些一厢情愿。盟国和伙伴是否愿意听命，为美国分担责任？如果它们逃避责任，美国该如何应对？对这些问题，新战略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目前，很多盟国深受经济不振的困扰，在阿富汗战场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不愿继续为美国埋单，已在私下盘算撤军。新战略试图拉拢中俄印等为合作伙伴，但这些国家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因此与美国的合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伊朗和朝鲜等敌国也不会轻易就范。

　　近来，以罗伯特.卡普兰和罗伯特.卡根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学者蠢蠢欲动，纷纷发表言论，批评奥巴马对伊朗和朝鲜的接触政策已经走进死胡同，在阿富汗陷入泥潭，主张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等等。中期选举在即，可以预料，一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决策出现失误，共和党方面就会发动舆论攻势，试图影响中期选举结果，东山再起。新战略一出台就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中共首批开国将军的级别是怎样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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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6-20： 当今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在上衣的右胸前佩戴由色条和级别星徽组成的“级别略章”，每个人的级别同军衔一样，一目了然。然而，在2007年解放军服装制度改革以前，军官的级别长期处于隐性状态，只是记载在干部的人事档案里和财务机关的工资发放表格中，局外人一般都不了解，因而在社会上往往搞错。如北京某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首次军衔制实录》，把上将中正兵团级的李克农、李涛、陈奇涵等3人的级别“降低”为副兵团级，而把另外3名副兵团级别者“提升”为正兵团级。因此，澄清首批授衔开国将军评定军衔时的级别，对于消除首批开国将军级别史料中的某些混乱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经过多方考证，与权威性史料反覆核对，得到了自以为比较清楚的结果。

　　解放军首次统一评定的“军队级别”概况

　　解放前后，解放军干部和全国党政干部一样，较长时间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个人的吃穿用由公家全包，经济情况略有好转的地区，按照任职情况给予数量微薄的津贴，以补零用。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地方和军队干部，才根据每个人参加革命工作的年限、历史贡献、所任职务等综合因素，评定了级别，干部按级别享受工资津贴和其他物质待遇。

　　解放军设置的级别，为了区别于国家机关行政干部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级别，称之为“军队级别”。“军队级别”是1952年3月正式评定的，全军从毛泽东的军委主席级到战士级，共设置了十一等二十四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级（一等一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二等一级），军委委员级（二等二级）；正、副、准兵团级（三等一、二、三级）；正、副、准军级（四等一、二、三级）；正、副、准师级（五等一、二、三级）；正、副、准团级（六等一、二、三级）；正、副营级（七等一、二级）；正、副连级（八等一、二级）；正、副排级（九等一、二级）；正、副班级（十等一、二级）；战士级（十一等）。

　　1952年全军干部评定级别后，到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的三年多时间里，级别显得偏低的部分初级干部和一少部分中级干部的级别，陆续进行了调整，准军级和副军级干部的级别只有个别调整，而正军级以上干部的级别则一个也没有调整。因此，1955年初中央军委关于以级别为基础按照德、才、资条件评定干部军衔的政策出台以后，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于2月9日联署提出，调整123名级别偏低的正军级以上干部的“军队级别”，呈报中共中央审批。其中包括由副兵团级提升为正兵团级者22名，由准兵团级提升为副兵团级者35名，由正军级提升为准兵团级者66名。若按这一方案调整了的话，1955年授衔的53 名有　“军队级别”的上将中，就会有52名是正兵团级，中将中兵团级人数的比例也会大为提高。然而，这一调级方案最终未能实现。因而，本文后面所列中将和上将中，有100余人只能是以偏低的级别遗憾地载入史册了。

10名大将的级别

　　大将多数为军委委员级，只王树声、许光达二人为正兵团级。1955年解放军实行薪金制时，军委委员级被取消，改称大军区级；原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凡授予元帅军衔者，嗣后在薪金标准中改称为元帅级。

　　55名上将的级别

　　正兵团级33名：张宗逊、宋任穷、赵尔陆、萧克、王震、许世友、刘亚楼、邓华、杨得志、王宏坤、李克农、李达、杨成武、李涛、萧华、甘泗淇、赖传珠、陈奇涵、宋时轮、苏振华、陈锡联、陈士榘、王新亭、谢富治、叶飞、黄永胜、朱良才、杨勇、傅钟、周士第、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副兵团级19名：周纯全、陈再道、彭绍辉、陈伯钧、张爱萍、傅秋涛、韩先楚、唐亮、洪学智、李志民、周桓、李天佑、刘震、杨至诚、王平、钟期光、郭天民、韦国清、吕正操。

　　准兵团级1名：贺炳炎。

　　无军队级别者2名：乌兰夫、阎红彦。

　　175名中将的级别

　　正兵团级1名：徐立清。

　　副兵团级22名：萧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刘道生、陶勇、吴法宪、成钧、程世才、李天焕、廖汉生、郭化若、唐延杰、张南生、杜义德、王必成、王近山。

　　准兵团级53名：万毅、王诤、孙毅、朱明、王宗槐、蔡顺礼、邱会作、张令彬、饶正锡、倪志亮、梁必业、李作鹏、赵启民、方强、罗舜初、王秉璋、罗元发、聂凤智、曹里怀、周赤萍、邱创成、匡裕民、向仲华、谭家述、李寿轩、崔田民、欧阳毅、冼恒汉、王恩茂、张国华、萧望东、丁秋生、赖毅、邝任农、林维先、周贯五、刘先胜、刘培善、彭嘉庆、黄火星、刘兴元、文年生、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毕占云、陈正湘、彭明治、姚喆、杜平、甘渭汉、曾思玉、郑维山。

　　正军级96名：王尚荣、苏静、刘少文、刘西元、孔石泉、袁子钦、傅连暲、韩振纪、李耀、邓逸凡、汤平、余秋里、陈庆先、刘忠、孙继先、张藩、徐斌洲、韦杰、滕海清、庄田、刘浩天、杨秀山、周希汉、顿星云、周仁杰、康志强、方正平、饶守坤、王辉球、常乾坤、曾国华、朱辉照、余立金、吴富善、黄志勇、胡奇才、周彪、彭林、刘昌毅、韩练成、张贤约、郭鹏、刘金轩、张达志、钟汉华、秦基伟、孔从洲、范朝利、谭冠三、李成芳、陈康、张才千、张翼翔、覃健、鲍先志、皮定钧、周志坚、张祖谅、廖容标、刘飞、梁从学、钱钧、张仁初、饶子健、陈仁麒、杨国夫、晏福生、吴瑞林、杨梅生、田维扬、欧阳文、张池明、刘转连、孔庆德、谭甫仁、何德全、徐深吉、韩伟、袁升平、王道邦、王紫峰、赵熔、萧新槐、吴信泉、周玉成、曾泽生、温玉成、曾绍山、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胜、黄新廷、吴先恩。

　　无军队级别者3名：赛福鼎.艾则孜、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错饶杰。

798名少将的级别

　　副兵团级1名：贺晋年（原东北军区）。

　　准兵团级3名：解放、陈沂（军直）、段苏权（空军）。

　　正军级107名：

　　军直13名：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孙仪之、傅家选、喻缦云、姜齐贤、钱信忠；院校11名：张文舟、何克希、徐文烈、戴润生、陶汉章、谢振华、谢立全、林浩、刘居英、刘有光、谢良；空军4名：谷广善、薛少卿、漆远渥、王集成；海军14名：曾克林、易耀彩、郑国仲、张学思、王政柱、袁也烈、彭德清、赵一萍、张汉丞、马龙、曾生、段德彰、卢仁灿、桂绍彬；防空军3名：陈华堂、王智涛、谷景生；炮兵2名：苏进、陈锐霆；工兵2名：李迎希、徐德操；公安军5名：邓少东、查国桢、罗华生、吴烈、李逸民；原西北军区3名：郭炳坤、张希钦、曾涤；原西南军区4名：李夫克、黄立清、鲁瑞林、金如柏；原华东军区7名：何以祥、段焕竞、邱蔚、朱绍清、廖海光、刘涌、曾如清；原中南军区12名：何敬之、姚醒吾、刘贤权、龙书金、韩东山、袁克服、潘振武、贺东生、张广才、钟伟、吴自立、萧元礼；原华北军区11名：甘思和、潘峰、傅崇碧、萧思明、叶青山、王奇才、龙道权、帅荣、裴周玉、黄振棠、李人林；原东北军区2名：罗成德、唐子安；志愿军14名：王蕴瑞、黄文明、张明远、胡炳云、萧应棠、萧文玖、潘焱、丁盛、钟国楚、陈仿仁、陈云开、谢明、李呈瑞、梁仁芥。

　　副军级216名：

　　军直26名：贾若瑜、王光华、王永浚、曹丹辉、李钟奇、叶楚屏、王文轩、叶运高、李兆炳、黄远、吴涛、马文波、陈外欧、刘显宜、张松平、范子瑜、严俊、戴正华、宫乃泉、黄曹龙、阎捷三、殷希彭、曾育生、陈远波、黄新友、张平凯；院校15名：雷绍康、罗若遐、方升普、刘永源、王绍南、袁渊、谭知耕、余克勤、仲曦东、谭佑铭、张驾伍、周志刚、刘子云、沈启贤、吴嘉民；空军19名：李中权、张廷发、何廷一、石忠汉、朱虚之、沙克、黄玉昆、黄炜华、杨焕民、吴林焕、何振亚、傅传作、王德贵、杨尚儒、刘锦平、李世安、栗在山、韦祖珍、裴志耕；海军18名：雷永通、张雄、高志荣、马忠全、蔡长风、萧学林、黄忠诚、刘华清、苏启胜、朱军、刘仲华、梅嘉生、何辉、谢甫生、吴西、魏天禄、刘义、黄忠学；防空军5名：张西三、孙超群、林接彪、李赤然、潘寿才；炮兵 2　名：贾陶、封永顺；装甲兵2名：王振祥、罗通；工兵3名：赵东寰、唐哲明、唐健伯；公安军2名：熊伯涛、方国华；原西北军区7名：苏鳌、杨嘉瑞、程悦长、夏耀堂、王再兴、左齐、李铨；原西南军区14名：李文清、王启明、陈明义、查玉升、何维忠、郭林祥、杨尚高、胡荣贵、王贵德、石新安、范明、王其梅、陈鹤桥、余洪远；原华东军区32名：廖正国、黎有章、刘永生、李继开、陈美藻、张震东、常玉清、胡大荣、赵俊、萧永银、张秀龙、熊应堂、张铚秀、詹大南、陈宏、姚运良、李水清、周纯麟、谢胜坤、龙潜、欧阳平、李世焱、刘文学、李耀文、汤光恢、谢云辉、王六生、何志远、张闯初、符确坚、何柱成、刘毓标；原中南军区31名：邓克明、卢绍武、叶长庚、刘子奇、李福泽、雷震、马白山、黄一平、余成斌、覃士冕、张国传、周发田、江燮元、李化民、欧致富、魏镇、刘新权、方国安、王全国、叶明、谢镗忠、廖冠贤、李丙令、陈德、陈发洪、王振乾、李俭珠、孙克骥、胡继成、杨树根、郭成柱；原华北军区13名：曾美、石志本、孟庆山、杜文达、索立波、张世珍、成少甫、康健民、张正光、黄作珍、王之平、徐绍华、王耀南；原东北军区10名：江拥辉、张开荆、贺健、贺庆积、谭友林、吴岱、邱先通、钟人仿、刘何、邹衍；志愿军17名：赵冠英、赵章成、谭善和、徐国贤、杨俊生、吴（讠旁加永）湘、周长胜、萧全福、曾雍雅、宋玉琳、贺大增、李震、吴保山、何运洪、李致远、谢福林、丁莱夫。

准军级344名：

　　军直20名：吉合、胡备文、钱江、陈福初、陈铁君、王兰麟、洪水、刘少卿、周维、刘绍文、安东、黄有凤、李基、况玉纯、游胜华、王兆相、贺盛桂、王兴刚、车敏樵、张逊之；院校27名：李泛山、吴华夺、李开湘、李治、张书祥、高存信、周世忠、陈海涵、刘清明、方正、刘昂、李光辉、钟明彪、唐凯、唐铎、胡正平、陈金钰、郑大林、张崇文、胡定千、曹光琳、李真、李毅、郭奇、张日清、李良汉、钟发宗；空军29名：刘放、王平水、李平、梁达三、陈钦、谢斌、高厚良、关盛志、刘丰、邓东哲、蔡永、萧前、方子翼、李长暐、朱云谦、吴宗先、刘懋功、王云霖、周彬、李庆柳、余非、赵正洪、黄连秋、张百春、李勃、陈浩、罗维道、刘福胜、余明；海军11名：丁世芳、王效明、傅继泽、张元培、齐勇、邓龙翔、邱子明、宋景华、江勇为、胥治中、阙中一；防空军8名：刘秉彦、樊哲祥、蔡爱卿、黄径琛、张希才、曹传赞、龙福才、李贞；炮兵5名：张贻祥、涂锡道、管松涛、廖成美、王文介；装甲兵4名：程世清、林彬、邓家泰、宋庆生；工兵1名：廖述云；铁道兵9名：孔令甫、何辉燕、闵学胜、张吉厚、朱绍田、袁光、郭维城、徐斌、陈力；公安军12名：邹国厚、盛治华、罗文坊、王明贵、杜国平、陈波、梁玉振、刘辉山、张廷桢、蔡炳臣、陈伯禄、白寿康；原西北军区22名：郭宝珊、史可全、闵鸿友、孙光、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买买提伊敏.伊敏诺夫、吴习智、徐国珍、朱声达、高朗亭、甘祖昌、罗章、侯世奎、颜金生、张开基、祖农.太也甫夫、曹达诺夫.扎依尔、高维嵩、李健良、牛书申、钟生溢、孙润华；原西南军区16名：张光华、童国贵、何正文、黎锡福、汪乃贵、熊奎、何光宇、胥光义、张和、吴荣正、萧新春、余述生、刘振国、卢南樵、孔骏彪、周长庚；原华东军区52名：李景瑞、万振西、刘健挺、程业棠、谢锐、宋文、曾旭清、李元、郭金林、王文模、李辉高、宋献章、严光、童炎生、唐健如、贺光华、熊兆仁、周文在、李德生、黄朝天、王健青、陈士法、孙端夫、徐体山、邓仕俊、王诚汉、马辉、陈奇、傅绍甫、李发、阮贤榜、匡斌、尤太忠、王直、秦化龙、杨汉林、资凤、罗湘涛、喻新华、张文碧、李曼村、陈德先、汪少川、彭胜标、罗应怀、熊飞、彭显伦、张潮夫、王若杰、王义勋、郭卓辛、邱相田；原中南军区46　名：吴诚忠、王远芬、田厚仪、罗仁全、祝世凤、叶健民、李道之、姜茂生、向守芝、刘振球、王奎先、吴世安、黄霖、覃国翰、赵兰田、王东保、陈文彪、彭龙飞、刘玉堂、张汝光、陈挽澜、黄荣海、李士才、胡登高、谭文帮、林忠照、钟文法、陈志彬、张太生、宋维栻、彭清云、方国南、蓝桥、魏洪亮、董洪国、傅春早、萧远久、何能彬、任昌辉、颜德明、杨大易、余品轩、陈宗坤、邱国光、汤池、高体乾；原华北军区24名：于权伸、钟元辉、白志文、刘华香、赵文进、彭寿生、刘德海、林伟、曾威、刘彬、方之中、马卫华、曾保堂、黄光霞、杨植亭、廷楙、陈宜贵、钟炳昌、廖鼎琳、刘昌、翁祥初、萧永正、王英高、范忠祥；原东北军区24名：张竭诚、邓岳、谢正荣、徐国夫、江文、刘亨云、宋承志、赵杰、王良太、王力生、赵承金、伍瑞卿、龙开富、李资平、张济民、曾祥煌、袁佩爵、李伯秋、曹德连、钟辉、谭开云、李桂林、戴文彬、李少元；志愿军34名：丁先国、董永清、况开田、刘禄长、汪克明、王明坤、张树芝、张云龙、陈仁洪、李家益、赵国泰、吴瑞山、欧阳家祥、张万春、熊作坊、赖春风、蒋克诚、舒行、廖鼎祥、范阳春、张梓桢、谢家祥、杨中行、彭盛、严庆堤、吴融峰、李彬山、刘春、畲积德、官宗礼、严政、陈茂辉、张秀川、任荣。

　　正师级125名：

　　军直6名：何济林、潘世征、罗亦经、徐光华、黎东汉、幸元林；院校5名：徐其孝、林遵、胡华居、金忠藩、贺振新；空军16名：李振声、罗野岗、陈熙、安志敏、朱火华、刘鹤孔、王学清、曾征、黄仁庭、黄玉庭、袁学凯、兴中、方槐、张雍耿、乔信明、谢锡玉；海军2名：邓兆祥、罗斌；防空军2名：刘鹏、黎化南；炮兵3名：朱光、廖运周、颜东山；装甲兵2名：王胜、孙三；原西北军区4名：李书茂、熊晃、李书全、曾光明；原西南军区14名：周学义、涂则生、金绍山、张忠、何德庆、崔建功、吴忠、汪家道、李觉、张培荣、金世柏、丁荣昌、鲁加汉、马宗璜；原华东军区12名：龙飞虎、朱耀华、陈忠梅、李国厚、余光茂、谭友夫、张新华、张宗胜、熊挺、张春森、曹思明、周明国；原中南军区14名：齐丁根、曾敬烦、丁武选、程儒珍、郑效峰、邹善芳、汪洪清、刘兴隆、倪南山、卜万科、罗云、黄胜明、江誊蛟、黄德魁；原华北军区18名：蔡长元、钟辉琨、张英辉、郑三生、杨银声、曹玉清、曾宪池、卢克、马泽迎、杨永松、苏鲁、陶国清、韩卫民、杨世民、王才贵、孔飞、李佐玉、王谦；原东北军区15名：陈美福、张海棠、陈信忠、罗坤山、孙文采、苏焕清、黄思沛、叶荫庭、邱会魁、唐青山、罗桂华、王屏、姚国民、黄惠良、李荆朴；志愿军12名：唐金龙、吴子杰、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

　　以上125名正师级干部评为少将的方案公布后，其级别均调整为准军级，故从此以后首批授衔的开国少将中不再有师级干部。无军队级别者2名：汪东兴（军直）、黄正清（原西北军区）。

作者注释：

　　本文中的将官姓名，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55年9月16日呈报国务院审批的《将级军衔名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1955年9 月20日根据国务院第18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元帅、将官名单》的备案件抄录。国务院审批的这份将官授衔名单中，有些人的名字后来有改变，笔者搜集到的有：

　　杨至诚，后名杨至成；皮定钧，后名皮定均；王兴刚，后名王兴纲；刘仲华，后名刘中华；向守芝，后名向守志；廷楙，后名廷懋；江誊蛟，后名江腾蛟；宋献章，后名宋献璋；李荆朴，后名李荆璞；萧全福，后名萧全夫；黄玉昆，后名黄玉昆；解放，后名解方；廖正国，后名廖政国；潘世征，后名潘世征；马宗璜，后名马琮璜。（来源：《党史博览》）▲◆★●■☆


美防长盖次访华被拒的真正原因
http://bbs.voc.com.cn/topic-2380204-1-1.html

——中国不满美国对天安号事件的处理方式

 　　这次盖次访华未能成行，媒体称之为“中国婉拒美国防长访华”。事实上，拒绝就是拒绝，这次的拒绝没有什么婉拒之说。

　　那么，为什么说不是婉拒呢，有评论就认为美国对台军售之后，尚未认识到其错误，故中国这次借机婉拒盖次的访问，另有深意云云。其实，中国的说法是，时机不合。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称，不敢大胆推测其中原因。不过有未具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却道出国务院所“不敢大胆推测的其中原因”——中国不满美国对天安号事件的处理方式。

　　对于外界看起来异常诡异的朝鲜半岛局势，中美两大国其实心如明镜，俄罗斯可能也是这样(见未二段消息)。对于东北亚中美之争当中的天安号事件所引发的后果，中美之间更是洞若观火，中方所谓时机不合，正指美国在天安号事件后诎诎逼人的手法，美国自然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当然就会明白中国的不满所在。

　　上面所说的美国诎诎逼人的做法是：

    其一，借韩国之手，逼迫中国。这次由于李明博缺少政治智慧，并且害怕天安号危害其政治选举，在美国的授意下，对中国无不用其极，借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逼迫中国接受所谓中立国家的调查报告，但就象有韩国媒体所说，“中国对四百页的报告，连接都不接”，只是表示，科学、准确的调查是必要的，但中国不会接受任何使朝鲜半岛局势陷于紧张的结果。并且，温家宝在即将结束日本之行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直言，半岛暴发冲突，韩国将深受其害，中国也无法幸免，言下之意直指韩国日本的不冷静，无智慧，这里面有点与当年周恩来的“如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理!”的表态类有所似。

　　其二，韩美在黄海海域的演习扩大规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群将开进黄海海域。对此，凤凰卫视的评论就认为“华盛顿号航母开进黄海，直逼中国京津心脏”。 ——这种做法，不说此举将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就算没有天安号事件的发生，美国这样的大动作，对中国而言，绝对是很难接受的。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接受美国的军方首长皇而堂之地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平心而论，就算有确凿的调查结论认为朝鲜是造事者，作为大国，中美都应以安抚双方为主，慢慢淡化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美国军方(也有可能国务院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紧张美国即将褪化的东北亚军事存在和影响(日本鸠山政权对美日关系的挑战就是其中一例)，借此事件扩大紧张气氛，实在有违大国行事方针，与中美关系回暧之际关于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平稳许诺是背道而驰的，对此中国当然无法认同，也断然不能接受。

　　对此，美国军方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在新加坡，盖次却顺势扯到对台军售政策上去，真是欺李明博和日本现政权政客的无智慧之尤!也欺一些平庸观察家和胡涂媒体舆论如无物。

　　不过，有消息指，俄罗斯即将在东北亚海域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出动三艘海军主战舰艇和一艘航母，由此可见，就算东北亚的小国们多么愚蠢和不负责任，大国的眼睛还是雪亮和警惕的，中国对盖次的拒绝，也应是断然和理直气壮的，没有委婉之说。

　　笔者在对过去不久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颇有微辞，认为中美之间的所谓合作意愿和台阶，被这种对话机制的热烈和和谐气氛人为地抬高，存在信任风险，可能会陷于拥抱之后接着开炮的怪圈，现在看来，果不其然!▲◆★●■☆　　

“移民潮”下的中国背景
http://bbs.voc.com.cn/topic-2395635-1-1.html
　　
　　大概是中国人太敏感于“世界之最”这样的字眼，当中国社科院在《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透露，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时，引发整个社会舆论的空前热议。有报道称，这是本世纪继2003年后又一次出现的“移民潮”，与之前的“劳工输出”和“洋插队”现象不同的是，本次移民者多数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于是，伴随着“中坚力量集体流失”、“中国资本大迁移”的惊呼，诸如“数典忘祖”、“为富不仁”等骂声也不绝于耳。

　　实事求是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化过程中，人才、资金、技术的流动应属于正常现象，也符合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阐述的原则。问题在于中国的财富并没有按奈斯比特先生指出的方向流动，而是逆向往发达国家和地区集中转移。尽管折射出了中国富裕阶层社会责任感缺失，对国家认同感的淡漠，但也难以令人理解，这些饱受政策恩惠的人为什么会携带财富蜂拥移居国外。

　　有评论指出，中国财富精英的移民与社会环境有关，深圳富士康的“N连跳”以及中山本田的罢工事件，一次次掀起了民众的“仇富情绪”，使他们越来越担心被“均贫富”；也有人认为，中国富人争相移民，是为了摆脱恶劣的投资环境，在“国进民退”的环境下，想投资的行业被垄断，能投资的行业不挣钱，结果只能选择离开；《南风窗》的报道更是寓意深长地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各种分析不无道理，每一种道理都有极为现实的理论支撑点，使这种移民现象在中国颇具“胜利大逃亡”色彩。但也应该看到，如此众多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个表象，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误读。也许，严重的社会不公加剧了不安全感，但中国的财富精英很多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早习惯了在自己的地盘呼风唤雨，说担心被“均贫富”显然低估了金钱在中国社会的能量。至于说投资环境不好、教育体制落后等，完全和移民两个概念，道理很简单，中国有那么多外资企业和留学生，何以不见外国富豪移居中国？

　　这里说“误读”，一是在当今中国有移民心结的人并非少数，包括影视明星和公派留学生在内，一旦有机会就很少有人回国。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有 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60所北大所有在校本科生。二是近年来“裸体官员”人数陡增，这些人以种种名目将妻儿和巨额资产迁移出境，自己则留在国内为官，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据中国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截止2004年，外逃官员数量已达 4000人左右，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

　　贪官外逃现象严重，却鲜有人为之付出法律代价。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看到，广为人知的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不过是蟊贼而已，动辄携款数亿潜逃的官员大有人在。诸多范例为富人移民提供了可参照的标本，他们越是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就越是不计后果疯狂敛财。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投资环境”、“仇富情绪”等顶多是种借口。

　　吊诡的还不仅是贪官和富人移民，某些“民族主义者”在找到合适的途径后，也不惜血本走向了他们曾痛骂的“卖国”之路。有消息称，因撰写《中国不高兴》而声名大噪的宋晓军先生，名利双收后竟然也加入了“美帝国主义”行列。消息是真是假姑且不论，至少说明移民已成为中国有钱人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值得思辨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

　　其实，中国文化向来不缺少思辨基因，像古语“树挪死、人挪活”，文言释义就是“适者生存”，用现代句式概括便是“生存”与“发展”。遗憾的是，有思辨力的文化却没有培育出具有反思力的群体，明末的“流寓夷土，筑庐舍……人口数以万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历历在目，清末的“下南洋”、“闯关东”又踏入了循环怪圈。历朝历代周而复始践行一个周期律，纵有成千上万个理由，也不能说这样的历史有多少传承价值。

　　更为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管理者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了无数平民辛劳的基础之上，却毫不在意牺牲他们的利益。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不是用知识和财富改良自己的故土和国家，而是一走了之。官员、学者、明星尚且如此，富人们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导致了移民人数成倍递增，构成了一波胜于一波的移民潮。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圣人就教诲弟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哲学层面中，这个“道”可以是发展之道，也可以是道德之道，任由人们的想象扩展。但具体到如今各类社会精英前赴后继“浮于海”的问题上，就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主线——在道德底线失守、权力规则失控、社会信息失真的环境中，每个群体都觉得自己弱势，每个人都有危机感，恰如白垩纪末期的恐龙，永远预见不到自己的未来。不过这恰恰反证了一个规律——既得利益集团固然强大，历史法则更加强大。（作者: 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