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解放军报：西方“军队国家化”在中国行不通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评社北京2010年6月29日电／解放军报发表文章说，去年12月以来，本刊在思想理论界率先发表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系列文章，引起军内外读者关注。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是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大步骤。结合部队实际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实际，“七一”前夕我们又组织了这篇专稿。自觉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有助于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基础。

　　“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新设计我军军旗时，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设计其实是一个新兴执政党带有鲜明象征意义的制度奠基。

　　胡锦涛主席最近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国的基本军事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总结历史、洞察现实，精辟揭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我国军事、政治制度体系和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突出地位。从制度层面深刻认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本质和危害，自觉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对于抵御西方敌对势力鼓噪的错误思潮的侵蚀，进一步打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在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中永葆我军本色，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世界上没有军事制度的“通则”——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军事制度是由国情军情决定的

　　军事制度的基本问题是军队由谁领导和怎样领导的问题。《孙子兵法》的“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醒目开篇，宋太祖赵匡胤的“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的执政箴言，都深刻阐明了军事制度的极端重要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军事制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军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世界上没有普世的、通用的军事制度。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形式的演变，军事领导制度经历了由君主政治下君权至上制度向政党政治下政党掌握军队制度的演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下，军事领导制度表现出不同形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两党或多党体系下，政党不拥有自己特定的武装力量，而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来掌控军队。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就是两党或多党制下政党通过政府轮流控制军队的方式。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及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系下，实行政党直接领导军队的制度。这种制度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创立，我国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这种制度更高、更完善的体现。

任何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差别性，归根到底是由其国情军情的差别性决定的。各个国家实际情况不同，其制度必定迥然有异。从军队产生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军队通常不是由政党组建，一般来说，军队产生在前，政党出现在后。比如，英国资产阶级的职业军队创建于1642 年，而其政党产生于1679年以后；美国军队创建于1775年独立战争中，其政党则产生于1787年以后。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是先组成政党，后由政党组织自己的军队，政党与军队合成一体，天然地形成直接关系。从政党产生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政党不是在革命环境中产生，而是在建国后由议会中不同派别逐步发展起来的。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国家的政党往往是在民族危亡及武装斗争条件下应运而生，政党不是产生在公开的议会，而是产生在秘密、非法的条件下；不是产生在开国后的和平年代，而是产生在战斗频仍的革命时期。政党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在革命胜利后还要保卫胜利成果，完成执政使命，因而必须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

　　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也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和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这就要求有一个坚强的政党作为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和政治核心，把十几亿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和鲜明特色。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对军队的领导权上，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他任何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一制度与西方国家根本不同，与前苏联等国家也有明显区别。坚持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是我们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在军事领域里的必然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产生在特定国情军情条件下的制度，其适用范围也只能是一些特定国家，决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当作“通则”推之于全世界，强加于历史、现实条件都相去甚远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多种方式向世界推行包括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在内的制度模式，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旷日持久的“民主化”改造，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苏联东欧、非洲大陆、阿拉伯世界等地区成为受害的重灾区。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搞垮社会主义国家、搞倒所谓“集权”国家、搞乱“不听话”国家，进一步称霸全球的重要战略工具。这一教训惨痛而深刻，这种悲剧绝不允许在我们国家重演。  

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所在——西方“军队国家化”的军事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同样，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西方军事制度，在中国也行不通。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所以得以产生，就是照搬西方军事领导制度遭到失败后的必然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曾先后两次照搬西方军事制度。

　　第一次照搬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决定按照西法编练新军。这是最早中国对西方军事制度的学习，引进了西方军队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在这一学习中，中国固有的“兵归将有、兵随将走”领兵传统在效仿西法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军权被个人所掌握，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辛亥革命后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的症结所在。如何铲除军阀政治，废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苦苦的探索中，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他在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参照苏联军制成规组建新的军队，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建立革命的党军。这是党领导军队这种新型军事领导制度在中国的最初萌芽。

　　第二次照搬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蒋介石政变得手后不仅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还把刚刚实行的包括党领导军队在内的新制度扼杀在摇篮中。他先是以德国的方式改造部队，其后又照抄美国的军事制度。但这都无法改变其军队内部各自为政、画地为王、互相火并的局面，军队又成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

　　与照搬西方军事制度造成惨败结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苏联和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这是中国军事制度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使中国军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真正结束了枪杆子由个人掌握的历史，从根本上消除了军阀政治在军队生长的土壤，使中国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军队由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的工具转而成为人民和国家的武装，人民军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队伍；军队各级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保证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自建军以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家能够利用军队达成其目的，在重大政治关头，我军总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把对部队的政治掌握和军事要求、党的组织和军队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有效地保证了各项使命任务的完成。所有这些，都是照搬西方军事制度所无法想象和企及的，这充分说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进步性和科学性。

新中国成立已过一个甲子。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朝代在其开国后的60年里，军队几乎没有不发生问题的。在当今世界，不少发展中国家最头痛问题也是兵权掌控的问题，军事变乱已成为影响其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始终没有在新中国再现。其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过“制度化水平”的概念，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发展政治学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这个制度对于社会的适应性，越适应于社会实际、适应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它的制度化水平就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军事制度，有利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保证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高度集中统一，有利于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强大战斗力，有利于发挥军队在保卫和建设国家中的职能与作用，是符合中国国情军情、具有较高“制度化水平”的科学有效的制度。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大肆鼓噪“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把西方军事制度这一被中国历史淘汰的旧货重新炒热端出，这既脱离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又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用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治军模式取代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改变我军性质，进而为改变我国社会政治制度打开通道。如果真的按其主张去做，在中国的条件下，我们可能又要回到过去那种个人操纵军队甚至军阀政治、军阀混战的老路上去，这不仅是中国军事制度的倒退，也必然是中国历史的倒退。

　　我们在军事制度问题上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维护国家民族权益的问题，是巩固我国政治安全的问题，也是维护我们正确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这个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  

　始终不渝地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发展的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

　　历经80多年风雨沧桑，我们党形成和确立了一整套稳固、成熟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部队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等。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严密、科学、完整的体系，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队建制的紧密结合，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是坚持和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无论战争形态怎么发展，体制编制怎么调整，环境任务怎么变化，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必须进一步强化“军魂”意识。“魂者，器物之统摄也”。“魂”乃我军的生命所系，无“魂”则无“命”； “魂”乃我军的立军之本，无“魂”则无“本”；“魂”乃军队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源泉，无“魂”则迷“向”。我们必须自觉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充分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基本军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始终保持和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根本原则和制度的绝对性与具体制度和实现形式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又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努力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始终保持生机活力。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借鉴外军经验与保持我军特色、“毫不动摇”与“与时俱进”的关系，积极探索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在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新的时代内涵。

　　划清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与西方军事制度的界限，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反映时代要求的科学有益的东西。外军有益的管理经验符合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规律，不属于基本制度范畴。要积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军发展的新要求，大胆吸收借鉴外军的有益管理经验，既坚决抵制“建设信息化军队离不开外军模式”的错误思潮，又善于把外军有益的经验从其基本军事制度范畴中剥离出来，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跟上并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民航的腐败比空难更令人揪心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6-29/0347205674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9日 中国青年报

　　随着审计署发布三大航2008年度的财务收支审计公告，揭出航线寻租黑洞，有关民航系统内的腐败问题随即浮出水面，引起社会瞩目。最新的消息是，南航又有两名管理人员被带走调查，民航空管局也有一名负责航线时刻审批的处长被调查。(6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有权力可寻租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腐败，各行各业概莫能外。对腐败者而言，再清水的衙门也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无孔不入。民航系统发生腐败并不奇怪，却比其他行业的腐败更令人揪心，这是因为民航业与食品、药品行业一样，属人命关天的领域，不能不让人为之警惕。

　　众所周知，有行业监管的腐败，就会有企业的出位与产品的出格，导致伪劣商品与服务的出笼甚至泛滥。比如，早前的药品行业乱象与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问题，让公众健康深受其害，追根溯源，与监管的混乱密不可分，药监局郑筱萸腐败案揭出的药品审批黑幕更是触目惊心。所以，虽然这场民航业官场“地震”并不触及乘客，却也让人忧心。

　　就民航业本身来说，空难的发生与管理的混乱总是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天气等意外因素固然难以避免，管理的人祸隐患更令人痛心。2009年的也门空难，2007年的印尼空难，以及2005年的尼日利亚空难中，都有报道称空难与航空公司或民航业困局有关。比如，由于规模小，资金少，尼日利亚航空公司普遍减少飞机维护和飞行员培训费用；机场设施设备不足、过时或缺失且管理混乱；民航员工普遍担心职业发展问题，不能有效监管民航业的发展。

　　国内2004年11月的包头空难发生后，有业内人士指出，航空管理跟不上需要等三个“跟不上”，给事故和隐患留下了大门。《新中国民航飞行安全回顾与思考》一书分析指出：每当宏观失控、比例失调，造成飞行工作超负荷，飞行安全的形势就比较严峻。近年来，东星航空破产案、飞行员跳槽纠纷等引出的民航业乱象不无隐忧。航空业的不公平竞争，航空公司所面临的风险，都会给从业人员产生影响，最终波及航空安全与乘客的利益。

　　这次航线寻租腐败，暴露出的管理体制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航班资源分配权更加集中，不利于监管，灰色交易的结果是，市场营销与服务做得再好也没用，有实力的公司可能会被吃透潜规则者淘汰出局，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因航线寻租，最终胜出的航空公司，也要平白多出几百万到几千万元的“交易”成本，一些大型的民航公司每家每年用于航线交易的费用至少达数亿元。这些成本最终要通过经营来消化，为保证利润，要么挤压维修费用或人力成本，要么在其他方面补回来，实际上都会间接削减安全系数，增加飞行风险。

　　民航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对这个特殊的行业，预防腐败显得尤其重要。由于民航领域专业性强，外部监管很难到位，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形成良好的内部监管机制，已是不容回避的课题。▲◆★●■☆


“吴冠中之问”拷问中国艺术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0jjqn.html?tj=1

　　盛名冠中外，高格赛真金。6月25日，91岁的美术大师吴冠中在依依不舍中掩上了自己的人生画卷。据悉，大师对身后事的遗愿极尽淡泊平静，要求不设灵堂，不挂挽联，不摆花圈，不开追悼会……

　　但是，平静离去或许只是吴大师自己的愿望。作为对中外美术界影响极大、在世时身价最高的中国画家，他的驾鹤仙游注定是一桩具有相当轰动性的文化事件。这几天，从其超卓的艺术成就，到其严谨的处世态度，再到其毫不圆通的诤诤言谈，都成为人们追思的对象。特别是后者，也即近年来他对中国美术发展和高等教育所作的那些批评，正令无数人反复地咀嚼回味。

　　吴冠中对名利虽然淡泊，但对关乎艺术的问题，却一点都不随和。近年来，他激烈地批评中国的美术水平和体制弊端，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虚假的繁荣”，实际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对文化课要求不高的大学艺术类专业只能培养工匠培养不了艺术家，尤其是还公开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画院)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建议取消各级美协和画院。
　　这些批评，自然令人很容易想起“钱学森之问”。两位大师所担忧所提出的问题很相似，但细看稍稍有所区别—— 吴冠中比钱学森更直接、更尖锐、更不留情面。

这些都是他在耄耋之年所讲出的话语。年虽老迈话语性情却如童稚般率直，如此作为气度，使人无论是否同意其观点，都颇为感佩。特别应该看到的是：首先，作为极具代表性的画家，当代中国美术的整体声誉与吴冠中生前身后所获的评价之间，无论如何都“荣辱与共”，如同“水和船”的关系，水涨方能船高；其次，激烈批评当代整体美术水准、大学艺术教育和艺术市场，所得罪的人肯定非常之多；再次，被其所激烈抨击的中国现行美术体制，实际上对他一直是尊崇有加的，从某些角度看，也可以说他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

　　面对如此之多如此分明的利害，吴冠中却能够不予理会，勇言无忌，体现出其作为一名艺术家的超脱、自由与独立。这种精神高度和难得的品格，或是对其作品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尤其是，吴冠中并非对外严苛而于己宽松。他的清醒和“苛刻”，同样体现在对待自己的作品方面。比如，吴冠中曾经很多次毁掉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根本不管那些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已是真正的“天价”。还有，吴冠中终生献身于美术，却对美术的价值和意义有着近乎苛刻的评价，比如他曾经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强调，“3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绘画和杂文的社会功用是不好类比的，此论未必确然。但相比于某些人的夸张和膨胀，吴冠中对自己的终生职业肯于如此保守地定位，这种内敛和自省的意识，弥足珍贵。

　　综合看来，吴冠中固然以其作品对美术本身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而其近年来的这些态度和言辞，对于社会的贡献亦同样不应小觑。对于文化艺术圈中人士来说，吴冠中的清醒、独立和勇气，是一种未能多见的示范；而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体制、发展途径等来说，吴冠中的言辞即或有所偏激，却同样具有丰富的参详价值。

　　所以，哀悼吴冠中大师的同时，别忘了对他表示最后的感谢。（郭之纯）▲◆★●■☆


美逮捕10名俄情报人员披露最新间谍工具
http://news.sina.com.cn/w/2010-06-29/09332057047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9日  人民网

　　人民网 2010年 6月29日电 美国司法部28日突然宣布，有10名俄罗斯情报人员因“替莫斯科在美境内充当非法特工”而被捕。在上述10人中，有8人于27日（周日）被捕，罪名是替俄罗斯情报机构长期潜伏在美国刺探机密。另外两人也因参与上述“非法情报搜集活动”而被捕。
视频：美逮捕10名俄情报人员披露最新间谍工具 来源：CCTV新闻频道

　　美联社报道，上述10人每人都面临着“阴谋充当外国政府特工”的罪名，一旦被法院定罪，他们可能面临最长5年刑期。现在，这些被捕的俄罗斯人都在纽约地区法院等候“过堂”。此外，他们当中还有9人被控阴谋洗钱，一旦被判有罪，将面临20年徒刑。

　　联邦调查局发现，这10名被告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使用笔记本电脑上配备的无线通信工具与自己的俄罗斯上级联系。具体来说，双方都携带笔记本电脑抵达指定地点后，在短距离内建立加密无线联系方式，并通过这种保密性很强的办法传递信息。

　　美联邦调查局特 工曾通过冒充俄特工与两名被告进行了类似的“笔记本电脑交流”活动，从而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公布上述“间谍案”的时机非常微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近日宣布，决定“重启”双边关系。两国元首更是刚刚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并通过“一起吃汉堡”的做法，在媒体面前“大秀亲密关系”。

　　目前，俄罗斯尚未就本次所谓的“秘密特工”事件作出回应。

　　除上述10人外，还有1人被控向这些“特工”转移大量现金，但此人目前在逃。美国司法部称，逮捕上述俄罗斯人是联邦调查局历时多年侦察才 取得的成果。据悉，美方在截获大量秘密通信资料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些“俄罗斯特工”，并勾画出其在美活动方式。

　　上述被截获的密信要求这些俄罗斯特工做好“长期潜伏”准备，特别是要利用自己的背景和关系打入美国决策圈，并重点向莫斯科传递有关美国对俄关系决策的最新情报。比如，他们在2009年春天应俄方要求，提供有关奥巴马当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具体行程安排和随行人员的背景情况。

　　联邦调查局称， 这些被告还向俄方提供了美国在削减战略武器、阿富汗与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他们重点争取的对象包括纽约同政府关系密切的金融家、数名政府中级官员和一些敏感问题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近年来曝光的比较著名的俄罗斯在美间谍案有两起，一个是潜伏在联邦调查局的汉森，他被控向俄方转移了大量机密情报。另外一个则是在1995年到 2000年间担任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情报处副处长的特雷亚科夫。后者于2000年叛逃美国。（高轶军）▲◆★●■☆


中国重返科技强国之列 美国担忧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9410

    2010-6-28   文章作者: 亦昀

　　美国《华盛顿邮报》28日刊文说，十年前，西方没有人把中国视为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对手。如今，中国重新回到科技强国之列，正在推动并引领足以改变世界的各类科学研究。与此同时，大量受过西方教育的科技人才选择回到中国发展，这无疑让美国隐隐感到担忧。文章摘译如下：

　　火药、印刷术、灌溉技术……论科技发展，历史上中国曾经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如今，中国又重新回到科技强国之列，中国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们，正在推动并引领足以改变世界的各类科学研究。

　　十年前，西方没有人把中国视为科学领域中的竞争对手。那个时候，中国不少最顶尖的科技人才都在美国的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实验室工作。然而，过去5年中，大量受过西方教育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选择回国，他们建立研究机构和企业，致力于把中国建成一个科学超级大国。

　　中国科技人才数量增长之快，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美国非政府组织“清洁空气小组”的首席亚太代表宋明（音译）认为，美国虽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人们在行动”，科技人员把理论付诸实践。

　　中国军方的研究似乎在尖端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中国正在研发机动反舰弹道导弹，据称引起美国海军的关注。

论科技发展，历史上中国曾经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如今，中国又重新回到科技强国之列

　　2007年，中国的遗传学家发现了非洲人、亚洲人和高加索人的遗传结构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藏族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生活在高海拔地区，有些人则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中国的科学家们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

　　当然，中国科技的发展也面临若干挑战。首先，“创新”仍被视为中国的弱项。其次，中国也是所谓的“垃圾专利”的主要来源地，不少所谓的发明创造根本毫无用处。此外，“抄袭”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中国成为一个新兴的科学超级大国，对中美关系并非毫无影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向中国打开了大门，数十万学子涌进美国，其中大多数人修读理工科，并进入美国当地的研究机构工作。现在，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成为美国的“竞争者”，有些美国专家开始质疑为中国培养人才的做法。联邦调查局（FBI）官员警告说，美国已经出现窃取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机密的庞大网络。过去几年，数十名中国人因“窃取美国技术给中国”被定罪。

　　中国政府给予科学研究机构大力支持。拥有1500多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在过去几年里，完成了鸡、蚕、大熊猫、水稻等的生物基因组图。今年1月，它从美国购入最大的基因组测序设备。它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基因组学研究机构。深圳市政府为其提供了数百万美元资金，此外，它去年还获得中国开发银行15 亿美元的贷款。

　　迄今为止，中国最成功的研究机构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该机构的23名主要研究人员都是留美的海归。37岁的神经生物学家罗敏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杜克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6年前，他回到中国。“在这里，人们愿意承担风险。他们给你钱，而且基本上你想研究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罗敏敏说，与在美国相比，他在这里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学术自由也更大。来源: 中评社▲◆★●■☆


中国教育已不能实现弱势阶层向上流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9377

    2010-6-27：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近日，“麦可思 -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在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与人、家庭与家庭、职业与职业乃至官与民之间，差异都不是很大。这种平均主义显然不值得留恋，因为“大锅饭”严重地损害了社会效率，打击人们创造出类拔萃成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在开放和竞争的时代，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是追求社会效率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畸形放大，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5，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趋于滞涩，甚至出现“板结”，弱势阶层成员的“上升渠道”受阻。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孩子通过上大学实现“鲤鱼跃龙门”越来越难，不单上大学的机会少（我国城乡人口基本对半，但去年在校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比例为1:4.65，比上世纪80年代的1:2放大倍余），就算有幸完成大学学业，其就业和发展也面临更重压力。200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显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要比常人高2.1倍，好职业的父亲更有可能帮助子女调换到好的工作”，而此次“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的结果，只不过再次验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

　　教育本是弱势群体改变命运、实现向上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调查发现，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但高校在录取的时候，同等院校录取农民工子女分数高于城市家庭子女，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上的双重弱势。他们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获得同等的教育机会。

　　在就业方面，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有“门道”往往比“能力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家庭子女只有凭能力去竞争，而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可以通过权力和财富去为子女就业获得特殊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往往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最近，江西九江武宁县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浙江媒体日前披露，2003年温州市龙湾区组织了一次针对该区干部子女的公开招录，录取了干部子弟22名。这类现象绝非个例，如任其泛滥，势必形成“变相世袭”，进一步堵塞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现在有关身份上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甚至是职业上的 “写二代”、“星二代”等说法广泛流传，正是社会流动滞涩、固化的舆论反映。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来源: 深圳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