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大连输油管爆炸、原油泄漏采用新华社通稿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81

    2010-7-21： 中宣部20日发布最新禁令，要求对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后续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报道，其他媒体禁止派记者采访，已派记者要求立刻撤回。

　　中宣部7月20日上午发布了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的最新禁令。中国传媒工作者透露，中宣部要求“大连输油管爆炸并造成原油泄漏一事的后续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地方媒体不要派记者前往当地采访，已经派出的记者请立刻撤回。”而就此事中国媒体已经刊发了不少调查性报道。

　　有最新消息称，7月20日上午9时许，两名消防官兵在大连海域岸边作业时不慎掉进海中，一名队员当场获救，另一名队员在当日下午13时30分被打捞时已死亡。

　　有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原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曾发布石化行业环境风险排查的名单，大连市就有8个石化项目，而此次爆炸的大孤山半岛区域就有5个石化、储油基地以及原油码头上榜。此次爆炸事发地大连30 万吨级原油码头项目港址变更项目在当年环境风险核查中也被点名。

　　在当时的核查中，环保部曾给出意见，要求“核算原油罐爆炸源强，进行风险后果预测，并对受影响的环境目标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如涉及居民搬迁，应提供具体搬迁方案。针对国家现有的风险防范与应急预案要求，对现有码头提出相应补救措施，重新核算风险防范措施投资”等。

　　对此次发生事故的中石油保税油库，环评报告称，“保税油库因输油管线腐蚀破损、误操作等事故均能引起突发性的大量溢油事故，油库火灾、爆炸也将造成大量溢油。”

　　报告警告说，“若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则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油品燃烧、爆炸将造成大气环境污染，其污染程度与损失的油品量和气象条件有关，燃烧产生的高温将造成局部地区的热污染。原油具有一定的毒性，属于中度危害，存在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风险。”

　　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127个重点石油、化工企业进行环境排查工作中，辽宁省有18个项目列入重点名单，其中大连占8个项目，而大孤山半岛就有6个。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邹首民19日对中国媒体表示，由于大连中石油管道爆炸引起高层重视，中国国务院将部署安监总局和公安部发布通知，全国范围内对化工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大检查。来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美关系史上三次危机：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100722/16038535.html

2010-07-22 《文史参考》  无庸置疑，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复杂、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文明的碰撞，霸权的交替，大国间的猜疑，利益上的纷争，让中美这两个同样具有天下情怀的民族，既是全方位的对手，也是全天候的朋友。

    从1945年内战前夕中共武装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第一次交手，到朝鲜战场上杀得眼红；从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发出的核打击威胁，到越战时美军飞行员面对中国高炮部队组成的死亡之网，中美之间从来不缺惊心动魄的对决。1979年建交后，两国外交舞台也没有平静过，军售风波、天安门学潮、台海军演、误炸大使馆、南海撞机、达赖问题......两国关系频频触底，但每次都奇迹般地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这里，我们撷取军售、学潮、炸馆三次危机时刻两国的较量，在领略双方领导人外交智慧与胆魄的同时，触摸大国关系的战略走向，解析这种走向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美在博弈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双方最大的核心利益。基于此，虽然现在两国又因军售、达赖及贸易磨擦等问题针锋相对，但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做出乐观的预期，虽然还会有惊涛骇浪、暗礁漩涡。

  一、1981年对台军售危机

    中美关系准备倒退到1972年以前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赢取选票，共和党的里根在竞选中直言不讳地说，如当选总统，他将与台湾互设官方联络处，恢复“官方关系”；他还承诺对1700万台湾人民的关切，“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御需要”。

    此时，美方正在酝酿向台湾出售FX型先进战机。里根的过激言论让中国坐不住了，国内报刊开始连篇累牍进行抨击。美国民主党的一些官员，如参院民主党领袖伯德、副总统蒙代尔、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以及驻华大使伍德科克都出面公开驳斥里根的谬论，但这些都挡不住里根的竞选势头。

    为了平息中方的不满，里根派其副总统候选人布什到中国来做解释和安抚工作。8月22日，邓小平会见布什，严正地要他转告里根：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致上述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默认，那完全是妄想。

    邓小平这些话是极为严重的警告，虽然是向布什讲的，但不是针对布什的，中国抱的是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后来邓小平说，布什这次是代人受过。

    尽管中国领导人发出了上述警告，里根当选总统后仍采取了激怒中方的行动。里根就职前夕，先派其外交顾问克莱因访台，他一到台湾就大放厥词，说中国军力落后，不足以牵制苏联，美国在战略上无求于中国，可加强美台关系而不必顾忌中国的反对。接着，里根又邀请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出席 1981年1月20日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
 
 这时，远在欧洲的荷兰政府也蠢蠢欲动，决定允许荷兰向台湾出售两艘潜艇。中国领导人把这些事联系起来考虑，认为随着美国保守势力上台，在美国和西欧出现了一股支持台独势力的反华逆流，必须强力反击，使这股逆流有所收敛。

    杀鸡骇猴 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

    1981年1月11日，邓小平针对蒋彦士受邀和荷兰售台潜艇事件召见黄华外长，指示外交部要采取强硬政策。他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强硬的政策，肯定今后问题会层出不穷，官司会打不完。现在决心要放在最后退到1973年联络处的时候，甚至退到1972年以前。”

    邓小平这时正在考虑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改变“一条线”的联美抗苏战略。他表示，中国的战略地位已经改善，加强对美斗争，甚至与美国拉开点距离，反而有利于改善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和在世界上的地位。

    根据上述精神，外交部在北京、柴泽民大使在华盛顿分别就蒋彦士受邀问题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明确表示：如蒋彦士出席典礼，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大使决不出席。美国被迫让步，宣布已抵达华盛顿的蒋彦士“因病住进了医院”，肯定不会出席典礼。柴泽民大使这才接受邀请，出席了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荷兰售台潜艇问题上，中方于1981年2月27日宣布从荷兰召回中国大使，并要求荷方撤回大使。5月5日，中方正式宣布将中荷关系降格为代办级。在此过程中，中方将有关决定都及时通告了美方，意在警告对方，不要步荷兰的后尘。

    黑格访华抛诱饵：考虑向中国转让高技术

    1981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黑格将军应邀访华。这是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第一次派出高层官员与中方对话。

    黑格抵京前夕，邓小平于6月13日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作了如下指示：“边缘政策我们一定要用，不怕倒退，更不怕停滞。放在这一基点上，它才可能谨慎，否则它就会更嚣张。”中方为接下来的对美交涉准备了高、低两套方案。邓小平说，我们要有底牌，高方案不可能时，低方案可以考虑：第一，数量照旧，性能不要超过卡特时期的水平，飞机不超过F5E，绝不能搞潜艇、军舰；第二，要逐步减少，直至停止。
黑格是里根政府内最有战略观点的一位内阁成员，主张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知道他和里根是有区别的，指出要照顾黑格，不使他太难堪，但又得把面临的问题讲清楚，“政治上交换意见可以措词温和一点??武器问题我们不能松口，别的方面总要给他带点东西回去”。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相当难，给外交部出了个难题。

    6月14－16日，黄华与黑格会谈时提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两国关系不仅不能发展，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中美关系倒退，将给战略全局带来严重后果。

    此时，美方对中方的坚定立场估计不足。黑格一开始就放出诱饵，宣称将取消不准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并考虑向中国转让某些高级技术。他完全打错了算盘，误以为这就会满足中方的要求。没想到中方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售台武器。

    黄华最后通牒：两国关系倒退 将步荷兰后尘

    1981年10月，关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南北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总理率团出席会议，与美国总统在坎昆会见，直接交流售台武器问题，并建议两国派代表正式会晤。

    10月23日，黄华外长向黑格转达了中国总理的谈话内容，即：（1）售台武器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在性能和数量上都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2）售台武器要逐年减少，以致最终完全停止。

    黑格感到中方的语调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妥协。他邀请黄华访美，准备在华盛顿作出答复。

    10月29日，黄华外长在美国国务院再次会见黑格。黑格表示，美国不能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出售的水平各年有高有低，但总的来说，预期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

    同日，黑格引黄华去见里根。黄华向里根说，中方因荷兰售台潜艇事，已将中荷关系降为代办级，中方在此问题上不能有双重标准。里根则说，他要执行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有关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内容。黄华于是按中央批示的立场正告里根：在双方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美方不得售台武器，否则中方将作强烈反应，两国关系的停滞或倒退将不可避免。

    次日下午，黑格继续与黄华会谈。黑格对黄华当面向里根总统提出“最后通牒”表示不满。他有些激动地说，中方是在向美国总统的信誉挑战，中方未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承担义务，却要求美方在规定的期限内停售武器，美国准备应付美中关系全面倒退的后果。黄华对黑格讲话进行了驳斥，双方一场舌战，气氛剑拔弩张，确有“走边缘”的味道。

 在中方的压力下，美方最后不得不同意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

    邓小平斗而不破：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

    1981年12月4日，双方的正式会谈在北京开始。中方先后由章文晋副外长和韩叙副外长为代表，美方则由其驻华大使恒安石为代表。

    会谈开始前，黑格曾向里根总统提交一份备忘录，从全球战略出发，建议力争使中美关系不降格。他认为卡特政府时期的售台武器水平已很充足，大陆的作战能力及意图并不需要美国向台湾出售很高的武器限额，建议总统接受中方“不超过卡特政府时期水平”的要求。

    中方对自己的高、低两个方案也作了分析，认为高方案（即定期停售）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可集中力量坚持低方案，即：先限制质量和数量，逐步减少，直到最后解决停售问题。

    会谈期间，1982年1月1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突然奉命来华，建议美中共同对付苏联干涉波兰局势的行动，也希望会谈公报要载入双方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意思是公报只谈停售武器显得美方太屈从中方的要求，加上国际问题表明中美有共同战略利益，容易为国会反对者所接受。他还通告中方，美国已决定不再提高售台飞机性能，不拟向台湾提供FX或F5G型或F-16型战机，但将继续助台生产原有的F5E战机。美方此举是想缓和美中关系，表示美方已作了让步。

    为了摸清中方底牌，里根总统决定派布什副总统再度访华。布什来访前夕，邓小平下达指示，对美斗争要立足于不怕，但也要讲策略，注意方法，在坚持原则下争取不破。

    5月8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副总统。正告布什：美国政府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要求美国领导人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

    布什返美后，向里根转达了中方的立场。此后，由于黑格与里根的矛盾（包括在对华关系和美欧关系上的分歧）日益加剧，导致黑格于6月25日辞职。

    《八·一七公报》：美国做出三项承诺

    黑格宣布辞职后，仍向里根提出高低两个方案解决美中关系危机的备忘录。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权衡利害，里根终于决定致信邓小平，陈述美方有所松动的立场，实际上接受了黑格的部分建议。

    7月13日，恒安石大使当面将此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关于要美国停止售台武器，我们原来就意识到它不会接受，但我们始终抓住这一点，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好的结果。美国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把这桩公案告一段落，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

    至此，中美双方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较量尘埃落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美方同意的承诺落实在联合公报的文字上。

    8月15日，双方谈判代表就公报行文达成协议，全文报两国政府正式批准后，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简称《八·一七公报》。

    美国在公报中就对台售武问题向中方做出三条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二、1989年制裁危机

    　　现在不是孤立中国人的时候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6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政治风波采取了果断措施。

    6月3日深夜（美国东部时间），在缅因州肯尼班克港度周末的布什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就中国事态发表声明，对使用暴力“深表痛惜”，“敦促以非暴力的方式处理当前的局势”。

    第二天，以共和党极右派参议员赫尔姆斯和民主党众议员索拉兹为代表的国会议员们，纷纷打电话到白宫，要求布什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前总统尼克松也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看。

    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决定选择中间道路。5日下午，他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中美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中美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布什的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希望美国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和一些人权组织对布什总统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的态度大为不满，继续施压，要求对中国作出更强烈的反应。6月20日，美国政府被迫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10亿美元对华贷款事宜。但白宫的声明同时又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也急剧倒退。关键时刻，邓小平告诫中央领导同志：“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布什特使秘密访华

    为保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6月8日，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但中国驻美使馆经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

    6月20日，布什“以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通过韩叙大使转交。他在信中希望邓小平帮助维持中美关系”，还问中方是否同意接受华盛顿的秘密使者。布什知道这一举动相当冒险，因此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看过这封信。

    不到24个小时，邓小平就给布什回了信，同意布什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意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当即决定派斯考克罗夫特为密使。

    此次出访极为秘密。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没有将这次访问告诉他们最亲近的人，包括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基米特。布什要他们向中国领导人说明，他决意维护美中两国的重要的战略关系，但他必须顾及美国人民的情绪。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不是永久性的，但现在从政治上来说必须这样做。他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事态在美国所引起的反应，以及他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对事件的参与者宽宏大量，尽快使事态恢复正常。

    6月3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同行的伊格尔伯格登上美国空军一架黑色的C-141运输机，开始了他们20小时的秘密飞行。在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冲绳。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被除去，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机组人员在抵达北京前换上了便装。飞机从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直接起飞，在空中加油以节省时间并避开耳目。斯考克罗夫特也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讯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

    飞机上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三名乘客：斯考克罗夫特及其执行助理和伊格尔伯格。7月1日，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没有一名美国使馆的官员在场：李洁明大使到韩国去探望妻子去了。因此在北京的美国使馆中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次秘密访问。

    7月2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会见前，邓小平对李鹏等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说，不久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七国，70国也没有用。”同时又说，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

    会见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邓小平首先说：

    “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

    他批评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美国卷得太深了”，现在光靠他和布什之间的友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可能使两国关系破裂的，他说：

    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将来的行动能解开这个铃，希望美国不要火上加油。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次秘密出使是不可能产生戏剧性效果的。7月2日下午，美国特使乘坐的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尼克松出面斡旋

    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到美国，立即前往布什在缅因州的别墅汇报情况。根据汇报，7月21日，布什再次致函邓小平，表示理解中国的想法，希望中国和美国一起来解开这个铃，恢复中美关系。

   7月28日，布什再次秘密致函邓小平，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并通报了不久前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令人激怒的措辞从指责中国的公报中删去。

    8月11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总统，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然后指出：“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布什和邓小平的信件往返表明，即使在双方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两国领导人仍然在努力试图制止中美关系的进一步下滑。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访问中国， 斡旋中美关系。邓小平会见尼克松时，请他转告布什总统：

    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

    尼克松回国后，就他对中国的访问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一份报告。建议取消经济制裁，恢复政府对在华投资者的支持，恢复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借贷组织对中国主要项目的支持，恢复两国之间官方的高层接触。报告最后说，现在不是孤立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而是与他们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时候。

    海湾危机化解中美外交僵局

    尼克松访华带给白宫的明确信息是：中国方面准备就两国关系中的某些突出问题达成谅解。布什于是打算再派特使访华。12月2日 －3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耳他举行会谈。这为布什向中国派遣特使提供了机会。因为从1972年以来，美方向中国通报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已经成了惯例。

    12月9日至10日，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再次访问北京。这次访问是公开的。

    他们不仅会见了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还见到了已经在11月初退休的邓小平。邓小平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斯考克罗夫特的中国行在美国引起新的争议。电视镜头转播了他与中国领导人干杯的场面，这一照片刊登在第二天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切尔指责说，布什“以一种最不恰当、最令人尴尬、最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中国政府屈服”，是“对压制性的共产党政府的令人尴尬的叩头”，是美国发出的 “一个错误信号”。

    尽管国内反华声音强烈，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政府还是采取措施主动和解。1990年8月，伊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危机，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美国以安排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华盛顿为条件，换取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动武的支持。

    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就授权美国动武的决议进行表决，中国投了弃权票。30日下午，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钱其琛，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最高级领导人的互访。

    这次访问实际上打破了1989年6月以来美国终止与中国高层互访的制裁，中美中系由此走出低谷，翻开新的一页。

 三、美国人眼中的1999年炸馆危机


    　　“压舱石”稳住中美关系

 1999年5月7日，两架美国空军B-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经过数次空中加油后越过大西洋，在午夜前几分钟飞到南斯拉夫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上空，向一座由美国政府分析员认定的建筑物，发射了5枚2000磅型联合定向攻击炸弹。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确定这一目标，是因为它断定这幢建筑将先进的军事技术卖给像利比亚和伊拉克一类的无赖国家，从中获取利润以资助塞族武装。 “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发现这一目标实际上是1997年迁入的中国大使馆。这些由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精确制导的炸弹使该建筑物南侧大部被毁，其中武官处办公室被夷为平地，3名年轻的中国记者丧生，20名中国公民受伤。

    炸馆事件在中国引发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活动，也引发了当代中美关系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中方要求：

    　　道歉、解释、严惩肇事者

    中国外交部5月8日首次做出正式反应，称炸馆事件为“野蛮暴行”，警告北约须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要求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接受中国对美“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强烈的抗议”。因馆外聚集着示威群众，尚慕杰拒绝离开使馆。

    5月10日，中国外交部对美方提出正式照会，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公开、正式道歉；（2）全面彻底调查炸馆事件；（3）迅速公布调查结果；（4）严惩肇事者。照会中还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行动，重新以政治方式解决科索沃危机。

    除了加入WTO的对话，中国政府中止了几乎所有中美双边交流活动，取消了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炸馆事件，随后又坚持要求美方派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或其他高级官员来华报告调查结果。

    中国政府对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塞族政府的公开支持也有所升级，对俄政策明显改变。事件发生后，叶利钦和江泽民立刻通过北京－莫斯科热线进行了长达一小时之久的对话，大幅提升双方的防务合作。与此同时，江泽民却拒绝接听白宫打来的电话。

    美方道歉激怒中国

    　　说声对不起就想甩手走人

    华盛顿显然低估了中方对炸馆事件反应的激烈程度，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科索沃战事的发展上。当时，讳莫如深的中情局极力想摆脱又一次尴尬（1998年未能预料到印度会进行核武器试验）；执行轰炸任务的军方则强调自己的作战使命；五角大楼也不愿透露更多相关信息；连轴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已让北约领导人疲惫不堪，华盛顿领导层此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本已困难重重的巴尔干军事行动突然增加了一层复杂的中国色彩。

    而接下来经过精心安排的道歉行动又进一步激怒了中国民众。

    尚慕杰大使在炸馆事件之后，立即与中国外交部联系，对这一“可怕失误”而引起的伤亡表示哀悼。但华盛顿却在事发数小时后才表态，声称炸馆事件是一个目标定位错误，并对“误炸所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克林顿总统称炸馆事件是个“不幸的失误”，就此事“向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表示真诚的遗憾和哀悼”，但同时又指出，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才是问题的根源。

    这些言论激怒了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他告诉公共电视网（PBS）新闻节目的吉姆·勒瑞尔：“如果你们只说声'对不起'却不采取任何深入措施就甩手走人的话，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慨。”显然，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包括道歉、调查、赔偿及惩罚责任人。

    调查结果：

    　　美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

    事态发展至此，一个由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构成的部际工作组才开始定期协商，为国安会主要领导成员提出政策建设。一位参加者曾说：“我知道这件事根本是个意外，是一个行动上的失误，但要了解发生的原因，然后再解释给中国方面听，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整个事件神秘莫测，官僚们一筹莫展，这实在是一场灾难。”

    8日傍晚，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亲自携带道歉信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除了传达我方误炸中国大使馆及其所造成的悲剧深感歉意之外，还提到“我们不能坐视米洛舍维奇施行其'种族清洗'的政策”，北约有必要继续对南联盟进行军事行动。信中还希望中国政府加强对美驻华外交机构的安全保卫措施。

同时，美国政府针对中情局的作业程序及失察，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希望借此了解指定目标作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整个调查由副国务卿约翰?哈姆雷和参联会主席约瑟夫?罗尔斯顿牵头负责，有层层保密措施。尽管哈姆雷博士和中情局局长特内特后来列举了目标定位错误的主要原因，但细节和结论至今未能解密。

    有一位参与调查的官员描述说：“有两个并存的事实：一方面美国有非常好的技术，例如隐形轰炸机、激光制导系统、卫星定位技术和空中加油；但另一方面，某人在地下室里一边读着报纸体育版，吃着裹了糖粉的面包圈，喝着大杯的思乐饮料，一边选定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城市作为轰炸目标。”

    这种情况就连美国人自己都很难理解，对中国人来说就更加不可思议。因此，他们很容易将这一事实与阴谋联系起来，并且深信不疑。

    唐家璇驳回美方解释：

    　　误炸结论断难接受

    初步调查结束之后，美方马上组团到北京解释调查结果。代表团由总统特使、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率领，成员来自白宫、情报界、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办公室。

    6月17日，皮克林借助幻灯片和其他可视资料，竭力让充满疑问的中方官员相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他把这起意外事故归咎于诸多失误：目标定位技术出了问题，数据库的不准确和不完整，以及本应发现错误的复审过程不尽完善。

    皮克林强调美国没有理由故意袭击中国使馆，那样一个决定是违反美国理念和实践的，无助于实现北约削弱“南斯拉夫政府和军队镇压科索沃能力”的目标，而且会使美国为结束这场冲突而在外交上征得中方的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驳回了美方的解释，认为它不够充分、缺乏说服力。他说：“美方迄今对事件发生原因所做出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由此而得出的所谓'误炸'结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断然无法接受的。”

    而在华盛顿，国防部明显对特使之行缺乏热情，军职官员没有一人随团去北京。部分国会议员指责中国政府利用炸馆事件，操控公众情绪，煽动反美抗议活动，以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危机善后：

    　　中国如愿加入WTO

    尽管中国政府对皮克林的解释并不满意，但官方层面停止了对炸馆事件的追究。克林顿政府也表示不会为了平息中方怒气而在台湾问题、中国入世条件或其他双边争端上让步。炸馆事件引发的争吵至此大体结束，双方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平息危机。

    7月30日，中美双方宣布，美国政府将向事件中的27位受伤者以及3位死者的家属，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9月，美方将赔款交付中国政府。同月，克林顿和江泽民利用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之机，进行了数次颇有成效的会谈。此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对外表示中美关系已经“回到正轨”。

    1999年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同年12月，美国政府同意支付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以赔偿中国使馆遭受的损毁，协议同时要求中国付给美国280万美元以赔偿美驻华外交机构的损失。2000年初，中美两国恢复了全面的双边军事交流。

    然而在非官方的场合，很多中国人依然认为炸馆事件是蓄意而为，美国人或是为了惩罚中国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与美国作对，或是为了逼迫中国在台湾或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2000年4月，中情局宣布了对炸馆事件责任人的处罚：解雇一位中级官员，并对其他6人给予行政处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中情局的措施失当，并再度呼吁美国政府“惩罚肇事者”。然而，此时华盛顿已忙于即将在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北京也将注意力集中到应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竞选台湾“总统”一事上。

    事后来看，此次危机之所以最终得以缓解，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双方多年的交往、商贸关系、对两国共同战略利益（“压舱石”）的全面认识，以及危机管理者真诚的努力，使这一依然神秘难解的悲剧性事件不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稳住了中美关系这艘在惊涛骇浪中穿行的巨轮。▲◆★●■☆

美国防长：美准备与中国军方恢复对话
http://www.zaobao.com/gj/gj100722_003_1.shtml

　　（2010-07-22）我对美国和中国重建和加强军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我认为，这对于防止失误和误解将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显然对中国所说的一些话，以及中国在军事领域所做的一些事情感到关注，这是令人担忧的。

　　（首尔/巴黎法新电）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指出，北京最近发出的一些信息“令人担忧”，他表明准备同中国军方恢复对话。

　　在韩国访问的盖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美两国军方建立联系对于防止误解至关重要。他坦承，对中方宣布取消他今年6月访华的计划感到“失望”，但他表明愿意向前看。

　　盖茨说：“我对美国和中国重建和加强军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我认为，这对于防止失误和误解将扮演重要角色……我们显然对中国所说的一些话，以及中国在军事领域所做的一些事情感到关注，这是令人担忧的。”

　　他指出，华盛顿对北京扩军的忧虑突显了双方进行例常对话的必要性。不过，盖茨对中国支持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击沉韩国天安舰的做法表示赞扬。

　　随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也呼吁中美军方恢复对话。

　　他向美军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军方“在高科技仪器作了相当大的投资”。他们在采购高科技武器，包括反舰导弹、卫星、战机和航空母舰的花费，令人质疑其意图。

　　马伦说，中方此举是个“战略转移，他们原本的焦点是地面部队，如今转移到海军、海事舰队和空军。”

　　他指出，由于两国军方没有进行例常对话，美方的疑虑因此难以消除。他说：“我们目前和他们的接触是断断续续的，所以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来加强对彼此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他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加强其军事力量。“不过，其中有一些具体的细节是你希望能通过对话知道其意图的，但目前我无法这么做。”

美方宣布对台军售中国暂停两军交流

　　今年1月，华盛顿宣布对台湾销售总值64亿美元（约88亿新元）的军火后，北京便暂停了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

　　美国海军司令拉夫黑德昨天也质疑中国海军力量日益强大的意图令人“难以理解”。他说：“中国海军实力日益增强……我们可看到，他们建立的海军如今更常出现在距离国家较远的地方。”

　　他指出：“同（中国）海军建立合作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意图往往令人难以理解……而让美方和该地区及该地区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清楚了解中国的意图是重要的。▲◆★●■☆”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6b2690100ki8b.html

(2010-07-21   中国的清醒从林彪之死开始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 “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农为副总长。1954 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

    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 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

    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不如若干上将。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 “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

    刘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题。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虽然书中文章中叙述过，但没有人对此加以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颁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是不露面为好。

    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感。林彪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表现-- -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

    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

    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正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 能当面顶撞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 --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

    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

    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面作为 “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

    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

    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林彪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1959到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毛的欣赏。

    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

    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

    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

    但是，既已成为“政治林彪”，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

    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

    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少奇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 1965年5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

    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

    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既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文件上留下的的东西就是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

    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

    虽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

    不过令我感到林彪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

    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象周总理那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

    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即使只有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翻了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 “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 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一本厚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

    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儿不够意思！”??

    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儿了，哥们儿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意思”，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

    你瞧，这就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牢靠！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的身体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即使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之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感，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以及副统帅的崇高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这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人口等多项统计数据出现互相矛盾现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295

  文章提供 于 2010-7-22  文章作者: 吴鹏

　　国家计生委日前公布《省级人口个案库数据质量评测结果》，20个省2000～2009年出生人口总数与人口计生统计报表数据相比高出12％。近年来，“房价上涨率之争”、“地方GDP之和大于全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等对统计数据公信力的质疑从未停止。

　　统计数据又“打架”了。国家计生委日前公布《省级人口个案库数据质量评测结果》，20个省2000～2009年出生人口总数与人口计生统计报表数据相比高出12％。近一两年，因统计数据的差异引来各方关注的案例不在少数，“房价上涨率之争”、“地方GDP之和大于全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一连串的疑问让统计数据的公信力遭受考验。最近有报道称，连北大、清华录取的状元人数之争，也爆出与统计方式和口径有关。

　　对于愈加热闹的“数据打架”，统计专家表示，发布统计数据应更加公开透明，包括数据来源、统计方法、适用范围等全面公开，发布数据时应提供详细的“说明书”，避免公众对数据的误读，提高统计数据的公信力。

　　专家建言

　　统计数据需更公开透明

　　如何避免公众对数据产生误读，提高数据的公信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统计数据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统计数字怎么来的，原始数字有哪些，只有都公布了，大家才会知道你是不是有道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认为，能公开的数据尽量都要公开。

　　两个不同的部门，数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我相信各有各的道理，郭志刚说：“但道理是什么，需要说清楚，要不怎么让人相信你呢？”

　　不仅要公布基础数据，郭志刚认为，要通过实事求是的工作来避免统计上的问题，并且不能总公布一个简单的结果，真正要说服人，就需要一个说明。“国外原始文件有一尺厚，不怕别人问。但我们做得比较粗。”

　　据了解，从国际经验看，统计数据的发布并不仅仅是一连串数据的公布，更应当包括数据的来源、方法、意义和适用范围等的公开。发达国家统计机构在发布数据的同时，往往提供详尽的数据来源、生产过程、适用范围。

　　如果把统计数据看作是产品的话，理应有着详细的“说明书”。缺少“说明书”，数据的使用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对数据的误读难以避免，甚至会影响数据的公信力。

　　案例分析

　　1 数据“内讧” 出生人口比报表多10%

　　案例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前日消息称，2009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基础信息核查工作,各地通过信息核查均发现了一些报表未反映的出生人口。其中,有6个省核查出生比报表出生多10%以上。

　　解读

　　与以往的“数据打架”不同，计生委两组数字的差异，更像是一场“内讧”。

　　昨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接受本报采访时解释说，“这次是计生委自己的两种统计来源对不上”。

　　国家计生委在通报中称，本次核查重点是2000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及其父母的相关信息。这是人口计生系统“首次收集个案信息，并对其中的流动人口开展双向协查”，并开展人口基础信息核查。

　　“计生委报表出生数历来比较低，高了一些也不新鲜”，业内一直认为，人口计生统计报表数据有漏报的现象，郭志刚说，所以这次他看到“12%”的漏报率，与之前一直流传的“30%”的漏报相差比较大，所以并没有“吓一跳”。

　　专家也认为，就出生数而言，人口计生报表数字一直偏低的原因，主要是超生处罚的政策。比如担心处罚故意不报，甚至举家迁离；还有一些地方或基层计生单位为保政绩，也会故意瞒报超生人口。

　　2 方法不同 全年房价上涨率差24%

　　案例

　　今年年初，“房价上涨率”之争引人关注。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统计报告中称，2009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但是，国土部事业单位——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全国城市地价监测组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住宅平均价格为4474元/平方米，涨幅为25.1%。

　　解读

　　对于“房价上涨率”之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由于统计方式的不同，会带来一些统计结果的差异。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松此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两个数字的模型和统计方法或许存在差异，导致了统计结果的不同。赵松解释说，国土部不统计房价，报告中也已经标注，房价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此外，得出两组统计数字的方法或许有所不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是对全国城市房地产价格进行统计，而统计局的数字则来自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

　　媒体报道称，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在回应“房价上涨1.5%”时称，“1.5%”是全年的平均涨幅，2009年房地产价格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综合全年涨幅并不是很高。

　　不仅是政府与研究机构存在统计方法的差异，政府之间也会存在因统计方法不同等因素，导致的数据差别。郭志刚举例说，中国人口统计主要有三大数据来源，分别由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人口计生委负责。除人口计生委在报表数字可能出现的漏报外，郭志刚认为，其他部门在数字上出现差异也不是新鲜事。

　　比如公安部统计户籍总人口是多少，但是也可能存在死亡不销户口、生了孩子不报户口的问题。而统计局主要根据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只是抽取了一部分人，进行统计推断，这里就有抽样差异，也不可能100%准确。

　　3 害怕遗漏 地方GDP之和大于全国

　　案例

　　2009年，全国GDP增幅为8.7%，今年7月2日，国家统计局将2009年全国GDP增幅修正为9.1%。根据公开报道，各省区市GDP总量加起来，增速比8.7%要高得多。各地公布的数据，经济增速低于8.7%的仅有3个省份。其余28个省份增速都高于8.7%，其中有两个省超过16%。

　　解读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与各省份公布的总和为何对不上？叶青昨日分析说，目前，中国实行GDP核算分别独立进行的政策，也就是说，省、市、区自己核算自己的GDP，这样多少会有误差，不会出现1+1=2的情况。

　　另一方面，确实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比如生产基地，分公司不在一个地方，这样就会造成重复计算，“作为地方，谁都不愿意自己的GDP被少算”。

　　此外，叶青认为，确实不排除人为因素，当然这种因素越来越少。“不好说是造假”，叶青说，对于统计数字比真实大一点的情况，统计系统外的人士认为是造假，但是作为系统内人士，我们进行“应统尽统”，“作为统计系统的干部，不能遗漏，在这种工作心态下，可能会出现数字大一些的情况。”

　　如果报多了会被压下来，但是报少了，就没有表现出当地的情况。叶青坦言：“这主要是一种心态，但谁也不敢故意造假，因为造假的处罚非常大。”

　　叶青认为，改变这一现状，是要在方法制度上进行改革，现在由各级自己核算GDP，过渡到由上一级算出来，本级只负责对外公布，这样会减少差别。

　　4 口径差异 城填失业率数据相差5％

　　案例

　　2009年1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08年四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失业率大概是9.4％。

　　解读

　　失业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偏差呢？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这与政府和学术机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有关。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当时在发布会上也解释说，两者相差悬殊，涉及两个概念，即“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

　　“登记失业率”主要是指在报告期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期末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期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分子是登记的失业人数，分母是从业的人数与登记失业人数之和。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反映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中，符合失业条件的人数占全部城镇常住经济活动人口的比率。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登记失业制度，但是，这个指标有其不足之处，“它在一定时间内，反映总体失业状况的敏感程度不是很强。此外，有一部分失业人员没有进行登记，这就可能不是很全面地反映状况。”

　　尹成基表示，由于两个失业率在统计方法、指标定义和统计范围上都不相同，一般不好直接进行对比。来源: 新京报▲◆★●■☆


贾平凹在女儿婚礼上的深情讲话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007&postID=17798

     2010-07-18：我二十七岁有了女儿，多少个艰辛和忙乱的日子里，总盼望着孩子长大，她就是长不大，但突然间她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今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我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让我最温暖的也最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贾浅。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中，是我的淘气，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也是我的朋友。我没有男孩，一直把她当男孩看，贾氏家族也一直把她当做希望之花。我是从困苦境域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发誓不让我的孩子像我过去那样的贫穷和坎坷，但要在“长安居大不易”，我要求她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宽容。二十多年里，我或许对她粗暴呵斥，或许对她无为而治，贾浅无疑是做到了这一点。当年我的父亲为我而欣慰过，今天，贾浅也让我有了做父亲的欣慰。因此，我祝福我的孩子，也感谢我的孩子。
 
　　女大当嫁，这几年里，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我和她的母亲对孩子越发感情复杂，一方面是她将要离开我们，一方面是迎接她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未来？我们祈祷着她能受到爱神的光顾，觅寻到她的意中人，获得她应该有的幸福。终于，在今天，她寻到了，也是我们把她交给了一个优秀的俊朗的贾少龙！我们两家大人都是从乡下来到城里，虽然一个原籍在陕北，一个原籍在陕南，偏偏都姓贾，这就是神的旨意，是天定的良缘。两个孩子生活在富裕的年代，但他们没有染上浮华习气，成长于社会变型时期，他们依然纯真清明，他们是阳光的、进步的青年，他们的结合，以后的日子会快乐、灿烂！

      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今天，我万分感激着爱神的来临，它在天空星界，江河大地，也在这大厅里，我祈求着它永远地关照着两个孩子！我也万分感激着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婚礼的各行各业的亲戚朋友，在十几年、几十年的岁月中，你们曾经关注、支持、帮助过我的写作、身体和生活，你们是我最尊重和铭记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关照、爱护、提携两个孩子，我拜托大家，向大家鞠躬！▲◆★●■☆

     
美媒披露：西藏出走大活佛在印度被软禁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7/news-gb2312-1128122.html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于 2010-07-22

于1999年出走印度的西藏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伍金赤列被指在印度期间遭到软禁，他曾多次试图旅行至西方国家，但是均被印度政府制止。

　　噶玛巴·伍金赤列·晋美多吉活佛

　　据美国《国家》杂志7月21日报道，伍金赤列在1999年出走后途经尼泊尔来到印度，之后就被印度政府软禁在国内。他多次被印度政府制止到西方等国家旅行。上周伍金赤列为期两周的访美计划被印度政府取消，并且印度官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报道称，伍金赤列仅在2008年被准许前往美国伍德斯托克地区观赏一些西藏的艺术品，该次出行非常短暂。他在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拥有诸多追随者。

　　2009年期间，美国《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BBC)、《泰晤士报》、《金融时报》等媒体都刊文介绍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称他或许成为继达赖喇嘛之后的另一个流亡藏人的首领。

　　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地位第三高的领袖，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99年12月，时年仅15岁的十七世噶玛巴活佛伍金赤列突然离开了噶举派的主寺—— 西藏拉萨楚布寺，出走尼泊尔，八天之后辗转到达印度。他在留给寺庙的信中说，此行是“为了去国外取回历代噶玛巴活佛的黑圣帽和法器并展开广泛的学习，心愿完成后一定会回国”，并且此举“不是背叛国家和民族，背叛寺庙和领导”。

　　有消息指出，伍金赤列的出走与达赖有关。法新社当时转述西藏堆龙德庆县宗教局发言人的话称，伍金赤列是跟三名喇嘛一起离开的。美国楚布基金会的网站说，伍金赤列离开西藏后在特伦萨拉跟达赖喇嘛在一起。

　　伍金赤列的全名为噶玛巴&#·伍金赤列&#·晋美多吉活佛，出生于1985年6月，1992年被中央政府认定为第十七世噶玛巴，其住锡寺为西藏自治区的楚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