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日本从未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0456
 
   2010-7-27  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7月26日在东京记者会上声称，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从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本网记者随即向日本驻华使馆求证，日本大使馆方面对此事表示“暂不能回应”。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丹羽26 日上午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1972年中日建交时的《中日共同声明》后，两国也签了若干双边文件，但是一切都以《中日共同声明》为基础，声明中日本对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之主张，并未承认，只明记为“加以理解并予尊重”，他还称，身为大使，他还是“坚持日中共同声明的精神”。

　　环球网记者就丹羽宇一郎的发言向日本大使馆进行求证，一位新闻官表示现在还未能确认记者会上发言的具体内容，需要向东京发函确认，一旦有确定答复将会向记者表明对此事的态度。但目前“暂时不能回应”。

　　丹羽在记者会上还说，中日关系必须以互相信赖为基础，要建立互信关系就要坦诚对待，和中国交涉谈判，不能一切以对方的意见为意见，否则“只会被对方看不起”而已，“应该说的就要说”。他说，“我坚持的是‘no就是no，yes就是yes’”，例如中国的食品如被发现有问题，他就会直接向中国反映，坚持日本的态度，丹羽强调，“国家的品格很重要”。

　　71岁的丹羽宇一郎是日本二战后第一位民间人士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他在记者会上说， “爱国”是他的最重要理念，到北京之后的新工作就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最优先。此前，日本外务省一直被批评把“省益”放在最前面，而不把“国益”放在眼里，这是不行的，认为这次他出任大使是“保护日本的国益”而不是 “保护外务省的省益”。来源: 环球网▲◆★●■☆


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5/99/29/7_1.html

    郑永年 2010-07-28   最近中国的两则互为关联的新闻尽管并不轰动，但却引人深思。一则是香港高校今年招收了1400多名内地高考尖子；另一则是关于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据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富商（富有中产阶级），通过技术或投资移民等方式，前往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居住。这两则新闻都是关于移民的，前者属于知识移民，后者属于财富移民。换句话说，知识和财富从中国“退出”而进入了另一些国家。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移民国外，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近代以来，为了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留学生前赴后继。移民更不必说，向往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或者被生活所迫的人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移民国外的希望。改革开放之后，这两大趋势仍然继续。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这两则很平常的新闻很容易使人想起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一篇文章。赫希曼1933年离开德国，移民到美国居住。他本人是“退出”者。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解体之后，他从东德移民史的角度写了一篇题为“退出、声音和民主德国的命运”的文章，发表在1993年《世界政治》1月号上。1970年，赫希曼发表了一部题为《退出、声音和忠诚：回应公司、组织和国家的衰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赫希曼讨论了公司、组织和国家是如何衰落及其如何防止衰落的几种途径。根据他的研究，组织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失去组织成员的“忠诚”，即如果组织成员“退出”了组织，那么组织必然衰落。所以如果要防止组织的衰落，就要维持组织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如何保持组织成员的忠诚？两种途径。一是组织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二是容许组织成员发出“声音”，批评组织的不足，从而令组织改进其服务。但如果组织不能为其成员提供满意的服务，或者在组织成员不满的情况下不容许发出“声音”，或者在组织成员发出“声音”后服务依然得不到改善，如果存在“退出”机制的话，那么组织成员就会选择“退出”。一旦选择了“退出”，那么组织的衰落将变得不可避免。

    无法出声就用脚投票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把“退出”和“声音”的概念用于解释东德的消亡。经验材料显示，东德早期逃亡（“退出”）到西德的人数众多。起初，东德政府容许这种“退出”，因为“退出”者多出自被视为是“阶级敌人”的群体。“阶级敌人”的“退出”表明内部的稳定。但不久，东德政府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也成为逃亡（“退出”）者，就开始阻止“退出”。1961年修建柏林墙也有阻止移民潮，阻止“退出”的意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柏林墙的确控制了移民潮。但不久东德政府就发现这种方法很快就失去了效用，依旧有人寻找各种渠道离开东德。于是，对于那些历经千难万险“退出”成功的人，政府采用了强制性“退出”方法，即如果阻止不了人民出走西德的话，政府就会吊销出走者的护照，使得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回到东德。但是无论政府怎么做，依然无法阻止人们的“退出”；同时，吊销出走西德者的护照也引起了西德社会的高度不满。在柏林墙内外不满的结合下，1989年，这堵墙很轻易就被推翻了。

    知识的退出反映愚昧的权力主导

    笔者对中国目前的移民、留学潮不想作过分的解读，因为中国目前的移民方式和当时的东德非常不同。正如有关部门所指出的，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内在组成部分，移民自由反映出了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不过，人们的确可以从当今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中，看出中国存在的诸多制度弊端，可以反思制度，并作制度的改进。

    简单地说，目前出现的知识和财富的“退出”潮反映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人们对“声音”机制的效用已经失去了信心，对一些体制已经失去了信心，开始选择“退出”机制，也就是日常人们所说的“用脚投票”。

    高考尖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几年教育移民的发展表明，越来越多的高考尖子毫不迟疑地选择“退出”中国高教体系，到海外寻找他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国内的一流大学已经竞争不过海外一般性的大学，对国内的高考尖子没有很大的吸引力。这里还应当考虑的是，这些年每年都有数万人“退出”高考，即不参加高考。这两方面的情形清楚表明人们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高度失望，作了“退出”的选择。

    对中国教育制度的不满，这些年社会上的“声音”不可说不大。但是，这些“声音”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满者发“声音”，当权者还是我行我素。尽管也有些教改出现，但总体上是越改越糟糕。每次改革总是被既得利益所操纵，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机会，从而恶化教育体系。在“声音”不发生效用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作“退出”的选择。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人才的竞争（无论是从海外吸引人才还是吸引高考尖子）越来越激烈，对人才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好像也越来越好。但现存高教和研究体制也越来越显示出力不从心，没有迹象表明可以培养好人才，使用好人才和留住人才。这几年人们对钱学森的“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大师？”这一问题有了很多讨论，但对制度的反省还仍然很肤浅。就拿钱学森的事例来说，新中国建国之初，尽管国家一穷二白，钱学森依然毅然“退出”美国，毫无条件地回到祖国，并且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没有建国初期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回到祖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建国初期贫穷的中国吸引了那么多游子回来报效祖国，而经济高速成长的今天，知识精英却纷纷移民海外？再回到钱学森的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尽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中国却培养不出大师？钱学森之问也是很多人所想要问的问题。在钱学森去世之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与钱学森相关的一个悲剧，明白和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2010 年7月17日，钱学森创办的中科院力学所实验室遭暴力清拆夷为平地。这个事件显示：在愚昧的权力主导下，知识、创新、大师等对中国人来说，将继续会是一个不可及的梦。

财富的退出表明对体制的不信任

财富的“退出”也有几乎同样的背景。历史上，移民的大多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层）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也同样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个群体的“退出”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从发财致富的角度，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作 “退出”的选择。实际上，很多作了“退出”选择的人仍然离不开中国。他们把在中国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家庭成员安居在海外之后，还是继续在中国发财致富。只不过是今天赚了钱，明天就存到海外。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对有关体制的毫无信任感。

实际的情形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培养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这个中产阶级群体。之后，中国修改宪法和法律来保障私人财产权利。执政党也随之向这个群体敞开大门，接纳他们参与政治。这是中国体制转型非常成功之处。但在执行层面，宪法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纸空文。私营企业仍然受种种政策的限制，发展空间有限。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发了财，就会被各级权力者所盯上。一旦被权力所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权力者往往能够用各种方法把财富者迫害得家破人亡。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权力者不作为，过度“亲商”，和资本一体，造成了收入差异过高，社会高度分化，结果仇富心理流行于一些社会阶层，有产者感觉到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财富自然会作“退出”的选择。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这也是当前中国的一个趋势。

回到赫希曼。根据赫希曼的研究，如果人们选择“退出”，那么结果就是“声音”的消失，而“声音”的消失的结果，就是体制改革压力的消失，这样一个体制就会走上衰落的不归路。简单地说，随着知识和财富的“退出”，中国的内部改革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上最有能力发出 “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再者，人们还可以继续问，在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中国还能留下什么？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那就是：愚昧的权力和持续的贫穷。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持续的贫穷是愚昧的权力的结果。权力具有建设和摧毁两面性，它可以创造世界史上的经济奇迹，可以在短时期内造就千万富人，可以建设巨大无比的大学城，但只要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更大的权力，那么权力则可以毁灭一个经济奇迹，迫走财富和知识，摧毁一个教育系统，结果社会总体还是继续贫穷。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把权力的创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忽视了如何通过改革制度来遏制权力的毁灭特性的问题。如果权力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改造和改革权力体系，很显然是中国目前和今后长期所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


国家预防腐败机构面临无法可依困境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5/98/54/5_1.html

    2010-07-27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载赵永伟的署名文章称，中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责权限和执法依据，致使其依法履行职责受到了严重影响。基于此，建议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尽快启动立法准备工作，从法律制度上明确其职责权限和执法依据。

    南都讯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载赵永伟的署名文章称，中国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责权限和执法依据，致使其依法履行职责受到了严重影响。基于此，建议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尽快启动立法准备工作，从法律制度上明确其职责权限和执法依据。

    文章说，直到目前，除中央“三定”方案和中纪委的几个内部规定之外，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责权限和执法依据；同时，各地正在陆续设立的地方预防腐败机构也面临这一法律困境。

    文章称，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以来，囿于没有开展工作的明确法律依据，其依法履行职责受到了严重影响。比如，中央“三定”方案规定国家预防腐败局协调指导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这是预防腐败机构的重要职责，也是预防腐败事业的基础工程。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社会领域预防腐败工作比较滞后，亟待加强，但国家预防腐败局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却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和执法手段。

    同样，全国许多地方设立的预防腐败机构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甚至出现了预防腐败机构行使权力却于法无据的被动局面。因此，亟待健全预防腐败机构的执法依据，明确其法律地位、机构设置、职责权限、执法程序和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以利于各级预防腐败机构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中新]▲◆★●■☆


风暴正在形成：2020年的中美关系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美国和中国加强政治和经济纽带，采取措施避免冷战或更糟糕的情况而获得的利益会更多。

　　中评社北京 2010年7月28日电／光明网刊载伊恩.布雷默着、吴万伟译的文章《风暴正在形成：2020年的中美关系》，全文如下：

　　每个星期，在中美争吵的议题清单上都会添加一个新内容，如人民币汇率、对台军售、西藏人权、伊朗制裁、网络攻击、当然还有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成为报刊大幅标题的北朝鲜问题。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往往被这一发不可收的日常争吵所掩盖，这些问题可能是引起新冷战的凶兆。其中最根本的是北京新发现的信念，即在中美权力平衡中出现了重大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此外，中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更深入承诺会使得两国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零和游戏中越来越可能陷入冲突中。

　　主要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纽带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对华盛顿来说，也存在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甚至比从前美苏长期对峙的僵局所产生的问题更危险。柏林墙分开了东方和西方，但它也充当了一种减震器的作用，确保共产党阵营的经济崩溃对自由世界的影响很小。但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这样的缓冲器。过去20个月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余震。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美国的金融健康因而也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方相互指责的循环加剧的风险在增加，这种循环可能有自己的生命力，最后超出两国政府的控制力之外。为了管理这个风险，美国政策制订者在未来十年应该找到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是中国崛起不可缺少的东西。除了好运气之外，这个战略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政治成熟。同时，他们也必须谋取朋友和盟国的支持，以确保在美国和中国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迫使中国而不是让美国陷于孤立。  

30年来，华盛顿和北京已经驳斥了两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预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力量通过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客户，保障了东亚安全的可预测性以及国际航线的保护等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支持，也因为中国的成功为美国公司提供了长期有利可图的机会，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低成本的商品。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领袖开始资本主义实验，缓慢打开国门欢迎外国投资，开展对外贸易。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与外国建立更加广泛的商业纽带的计划受挫。另外，因为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在当年晚些时候内爆和苏联帝国在1991年解体，中国的强硬派担心类似的政治失控，因而放缓了市场自由化的推动。但到了1992年，越来越虚弱的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南巡”再次把市场改革引入轨道，他的政府管理下的资本主义飞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对外国投资开放了。1990年代，江泽民运用邓创造的发展势头加速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出口基地和西方投资的热土。

　　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市场改革支持者使用欧洲共产党的垮台作为警告，指出只有通过提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景，北京才能在莫斯科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让中共维持对国内政治权力的垄断。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苏联的政治激活苏联的经济，中国领导人从其他方面对付这个问题，即通过改革经济确保长期的政治稳定。中国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简单地授权增长。创造工作机会意味着授权生产者通过赢得进入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机会把商品卖给能买得起的人。它意味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欢迎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意味着走上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战略推行几年后，这种发展进一步加剧。

　　1990年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比尔.克林顿承认与中国贸易的独特力量刺激了美国的发展。美国制造商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世界最有前途的新兴市场，中国出口品的大量流入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帮助遏制了通货膨胀。在2000年3月，克林顿签署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中美贸易关系太重要了因而不能破裂。  

为了给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动力，中共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一个被称为“走出去”的政策，在国家合力推动下把中国公司推到海外去建立新的贸易纽带，确保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商品的长期供应。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确立了它的商业野心，这是给予北京更多理由去尊重美国力量和华盛顿使用这个力量的意愿的一个承诺。与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等潜在动荡的新兴国家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更多依靠派遣船队通过麻烦的水域，这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国政治风险。美国作为全球警察的角色帮助中国公司打开和维持贸易通道和海上航线。获得美国购买力的更大机会帮助中国经济创造了千百万就业岗位。总而言之，美国的力量---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对中国的扩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通过保护中国来自不易的利益和使它能把资本主义未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好日子能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对外国投资和贸易的承诺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30年十位数的增长，这样的趋势如此引人注目，足以激发某些人相信它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大大小小的西方公司现在都指望稳定的长期的利润前景，因为中国发展出可以期待历史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这种投资热潮也提升了迅速增长的中国公司在商业战场上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在海外。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领导层也被迫拥抱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过度增长带来的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常常有毒害的副作用。快速工业化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使得大量国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沿海城市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造成全国各地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为了创建更" 和谐"的经济扩张，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管理方面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在如何和在哪里创造就业，银行贷款给谁或者给多少，哪些公司主导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经济领域等问题上允许政府官僚更大的控制权。换句话说，某些大型经济体注定要破产，但因为担心真正自由的市场可能失去控制，领导层投资了新东西：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北京继续依靠在若干经济领域的众多国有公司来获得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长期资源保障，培养中国的技术骨干，创造未来几十年的就业机会。中国的财政部已经报道说国有公司在2009年创造销售额3.3万亿美元，占这个国家的GDP的70%。  

政府选择一些私有公司来支配关键的工业。它们使用从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中产生出来的主权财富基金指导资本的巨额流动。总之，中国的政治领袖使用市场创造财富以最大化国家对未来发展阶段的控制和自己政治生存的机会。这是国家用市场获得政治利益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个模式到现在为止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这个模式发出新的光泽，转变了中美关系的权力平衡。国际市场的灾难对中国的打击是间接的，但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银行虽然不像西方金融机构那样遭遇传染，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购买力的丧失大大减少了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使得千百万中国人暂时失去工作。北京迅速采取行动止血，用巨额经济刺激项目，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给国有公司提供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出现的强劲经济复苏进一步说服领导层国家资本主义治愈了缺乏管理的自由市场留下的伤口。

　　坦率地说，中国领袖不再相信美国力量对中国的繁荣或中共的长期政治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机强调了中国在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发展经济所接受的风险。这增加了领导层为中国产品创造国内需求的紧迫性。中国官员已经在最近几个月呼吁建立新的储备货币取代美元。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随着中国减少对西方市场条件的依赖性，购买美元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弱，大量的外汇储备将流向购买商品的领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非常认真地操作以确保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荡达到关键阶段的时刻，不至于使得这个转型的创造性破坏迫使许多人失掉工作。

　　而且，既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参与竞争所需要的管理、市场、技术专长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它们越来越多地把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看作本地市场份额的商业竞争者。随着中国对外国投资的需求的减弱，外国公司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公司已经在使用自己在政治机构中的新杠杠赢得优势和保护，迫使外国竞争者处于劣势。2009年，可口可乐本来希望利用自己作为前一年北京奥运会主要赞助商的地位赢得官方对其竞标中国果汁生产商汇源的24亿美元收购案的积极态度，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汇源所有者朱新礼甚至在他引诱竞标时煽动民众对这个计划的愤怒，表示只要国家允许，他愿意出售。中国政府认定这个并购案违反了反垄断法，可口可乐空手而归。  

2009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令人惊讶的描述，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公众对外国队员的强烈反应。而就在一年前，联赛官员还通过吸引更多数量的外国高水平运动员，主要是美国人努力为中国球迷带来更多的欢乐。联赛放松了对运动员收入水平上的限制，取消了上场时间的限制。在一个赛季之内，该比赛在中国赢得了更多观众。如今，球迷却想看到中国力量的提升，在球场上袭击保安。

　　这种爱国压力也成为想在中国的国家支配体制下成名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家本身现在也面临着满足公众对各种事情的要求的空前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引擎之一因特网使得这个要求成为可能。根据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的最新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超过三亿八千四百万，比2008年增长了50%。像世界各地的网民一样，大量中国用户花费大部分时间讨论流行文化、个人生活和本地事务。但在过去两年，中国领袖已经多次发现不由得对中国虚拟空间推动的一波又一波公众愤怒的情绪做出反应。汹涌的民众诉求并不是要求多元的政府和改善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相反，因特网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受伤的民族自豪感的孵化器，人们要求政府在面对西方批评时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利益。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中美经济分离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但政治分离的过程已经开始进行了。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公开或私下里抱怨中国政府通过鼓励“大胆创新”支持国内知识产权的计划。除了盗窃情报的指控外，美国和欧洲的高科技公司现在还指控中国在政府采购时为拥有国内知识产权的产品提供优惠的政策。这个事实已经证明北京已经失去兴趣，懒得假装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法则，在未来一些年维持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场地。

　　美国媒体继续报道谷歌遭受黑客袭击的最新故事，冲突的症结好像是有关网络袭击、审查的冲突。所有这些议题都是重要的，但谷歌与中国的斗争也是谷歌与其首要的中国竞争者百度争夺市场支配地位的斗争。百度已经拥有比谷歌更大的中国市场份额。如果美国公司离开或者被迫撤出，百度将成为受益者。实际上，百度代表了已经具备能够与外国竞争者一决高下的技能和市场力量的所有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民众的骄傲，他们都很高兴地看到国家队狠狠教训了外国竞争者。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对最近华盛顿宣布美国要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新武器的反应上表现非常明显。美国售台武器，或者大陆民众做出愤怒的反应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北京在表达沮丧情绪的同时还提出了不同寻常的威胁：对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实施制裁，该公司占据中国航空市场的支配地位，在未来20年里可望与中国做4000亿美元的生意。结合起来考虑，谷歌和波音的故事显示中美关系中权力平衡的明显转移正在推动华盛顿和北京走向冲突，更不要提美国版资本主义和中国版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不可调和性。

　　中美政治分离呈现很多形式。美国政策制订者主要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主要渴望在外国和安全问题上的帮助，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更加合作）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政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伊朗的核项目、苏丹的暴力、反恐、和其他问题上，华盛顿需要和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但主要关注国内挑战的中国领袖已经清楚表明，它已经获得内视的信心，首要目标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和可以预期的经济增长。北京有一切理由抗拒任何可能转移现有工程的承诺，或者拒绝让中国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中。美国人应该习惯于更愿意说不的中国。

　　北京新获得的过分自信恰好出现在美国陷入困难的时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落到GDP的10%之时，美国发现自己还没有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衰退中走出,奥巴马总统和国会领袖面临公众对痛苦的缓慢的经济复苏的沮丧情绪和接近10%的失业率。

　　北京在这些发展中处于复杂境地。在2009年年底，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4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首要的经济大国"，而只有27%的人选择了美国。在同一个调查中，49%的人（2002年只有30%）说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应该“关注自己的事”，“别人的事由别人处理”。这些调查结果得到2010年2月公布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调查的证实。该调查发现美国受访者比例在21世纪是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问题上基本持平。以41%对40%的差距，更多受访者预测中国和不是美国经济居支配地位。在地缘政治前沿，差距是43%对38%。2008年的总统大选显然是最后一次普通选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候选人对中国的立场的选举。  

似乎不可避免的是，美国无论哪个政党的国会议员都试图把国内的问题归罪于别人。右翼的文化保守派和左翼的劳工支持者都在告诉选民他们的问题是中国造成的，更多的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失业率10%的国家不能说服经济增长率10%的国家尊重贸易规则，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为了处理利益分歧问题，美国官员必须首先接受存在问题的事实。华盛顿的行为继续表现出似乎北京拒绝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经济还没有准备好，一旦它达到了没有明确定义的成熟状态，中国领袖就会看到与华盛顿合作的意义所在，愿意与美国一起为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贡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认为中美关系持续维持正和关系的观点，对一方有利的发展对另一方也有利。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或许是真实的。华盛顿很聪明继续寻求与中国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融合，规范化两国的战略对话，试图努力达成G-2合作模式的最终实现。但在现在和2020年之间，华盛顿和北京必须处理中国的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分离和摩擦的事实，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推动两国走向冲突。北京已经认识到这个变化，华盛顿显然还没有。

　　如果中国和美国在2020年之前在最小限度的冲突下共存，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区分两国关系中的正和和零和因素。在两国利益重合的地方，美国官员应该努力确保美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继续尽可能地保持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的价值。抗拒保护主义的诱惑不容易，尤其是在空前的高失业率继续困扰美国经济的时刻，尤其是考虑到国会议员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国当作替罪羊的倾向。在华盛顿毒化的政治气候下，左右两边的机会主义者都会把与中国的合作指责为"绥靖"。但美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或者在中国投资美国资产的所谓危险等问题上，承担不起没有必要的政治哗众取宠的代价。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持续施加压力是一回事，保护主义的姿态是另外一回事。简而言之，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尽一切可能创造确保相互摧毁的经济共同体，确保北京知道对美国经济来说糟糕的日子对中国经济也是糟糕的日子。  

在美国和中国利益真正不可调和的地方，华盛顿必须通过获得朋友的帮助摆脱难题。比如，美国官员非常清楚北京决不会简单地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如果那样做的话，中国将很快失掉大量的工作岗位，因为中国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压力可以被用来鼓励中国领袖允许人民币逐渐地但明显地升值。这里，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进行战略合作，整合谈判杠杆将获得利益。中国将不得不让人民币升值，因为它正计划依靠国内消费提升经济。华盛顿应该坚持确保对国际上的麻烦制造者如伊朗的制裁政策是多国合作的产物。这里的目标是确保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在其立场上处于孤立中。

　　美国政府也应该在其最大的比较优势即"硬实力"领域进行投资。软实力在帮助美国战胜苏联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继续帮助发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但硬实力能确保美国仍然维持国际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维持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稳定，包括作为中国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业纽带网络的保护者的角色。

　　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的野心、以及在周边及遥远地区形成新的商业伙伴关系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计划等都增加了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的重要性。拥有230万现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它在网络战争技术上的投资继续让华盛顿感到焦虑。它的军事预算据说从 2003年到2009年已经翻了一番达到700亿美元，这个数量足以对东亚和印度洋的未来造成挑战。但这不过是美国年度军事预算的12%，如果包括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补充预算的话，这个比例就更小。对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部署，没有比航母更宝贵的武器了，但中国没有航母。总而言之，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差距非常巨大，而且差距在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继续扩大。

　　此外，北京没有动机对美国力量造成全球性的军事挑战。有一天，中国将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军事实力，但它的经济在过去20年发展如此迅速，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以很难想象将推动北京陷入风险的灾难性的改变游戏的事件，促使它向西方提出军事挑战。中国也没有动机让任何不至于对它的主权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演变成军事冲突，破坏它与世界各国建立的商业纽带，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更加熟悉的导火线尤其不太可能激发热战：北京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决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中国不需要入侵这个已经与其合作的岛屿，它已经给台湾的企业精英很多特权到大陆投资的机会。  

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将扩张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但中国没有理由拿它的经济未来和政治安全做赌注挑战美国在亚洲之外的硬实力，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然依靠来自世界上不稳定的地区如中东、里海海盆、和西非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也限制了亚洲军备竞赛的风险，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节省了大量金钱。

　　中美之间将会有很多的斗争如谷歌和波音，因为北京对华盛顿的威胁性的话语和行为做出回应，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关于伊朗和中国的邻居和小兄弟北朝鲜的问题上也存在令人沮丧的情况，华盛顿试图建立支持制裁的联盟时很难获得北京的支持。美国公司将发现自己与中国的获得国家补贴和政治支持的国有公司竞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稀缺的自然资源。中国支持的公司间谍活动指控会使得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将以限制外国投资作为回应。中国和拥抱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专制国家将越来越多地相互进行直接贸易，急剧降低西方的经济增长曲线。

　　但2020年中美关系的形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在还没有做出来的选择。中美对抗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不过两国更清醒的人士或许都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利益存在分歧，虽然存在着两国的机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破坏两国关系的风险，但美国和中国加强政治和经济纽带，采取措施避免冷战或更糟糕的情况而获得的利益会更多。

　　作者简介：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总裁和作家，最新著作是《自由市场的终结：谁赢得了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战争？》。 ▲◆★●■☆

译自：Gathering Storm: America and China in 2020 Ian Bremmer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articles/2010-JulyAugust/full-Bremmer-JA-2010.html


中美形成1972年来最严峻局面 美搞双线围堵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important/64/20100728/16047406.html

2010-07-28 环球时报  ●本报驻日本、菲律宾特约记者 蒋丰 王传军 ●赵毛兵 陈一 孙微●本报记者 卢长银

    与日韩强化军事同盟 在南海制造对华敌意

    美国正在从南北两个方向上“围堵中国”吗？这个世界政治的尖锐问题几天来笼罩了亚洲。美韩联合军演还像是个孤立的动作，但希拉里上周末拉拢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舆论的判断迅速在变。多家香港媒体断言“围堵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其中香港《东方日报》评论说，奥巴马早前宣布要当一名“太平洋总统”，看来他并没有吹牛。美国《国家》杂志认为，美国近来的作为“只是为了筑起一条围绕中国的长城”。加拿大一研究机构的文章甚至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形成1972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国退役将军彭光谦对《环球时报》说，中国完全符合美国找一个足够大敌人的目标，他赞同美国正在“围堵中国”的判断。但几名没有军方背景的学者反对这样的说法，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认为，美国确实在中国周边搞不寻常的动作，中国在面临考验。但他同时认为，双方并没有全面冲突的危险，双方也都没有足够大的胃口承受全面对抗。

    美国从两条边界“围堵中国”

    美韩联合军演26日进入第二天，据韩联社报道，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等20多艘舰艇当天进行了反潜演习。但最吸引世界目光的不是演习的内容，而是演习背后大国的对峙。韩国《文化日报》说，朝鲜半岛周边局势出现了进入新冷战的征兆，美国和中国正在回归临时性的冷战关系。

    韩国《朝鲜日报》称，美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4架世界最强战机F-22“猛禽”，不仅可以突破朝鲜的防空网，也可以突破中国的，所以消息人士称，此举包含着向中国传递的某种信息。《朝鲜日报》还说，美国的F-22战机部署到中国“前院”还是第一次，有人认为，此次事件也可以说是“大陆势力”和 “海洋势力”之间的冲突。即由韩美日三国组成的海洋势力和由朝中俄组成的大陆势力以“天安舰”事件为契机在朝鲜半岛尖锐对峙。

    “美国之音”25日也在报道的标题“美韩军演，震慑平壤”中打了个问号，并说演习让美中韩关系微妙。报道还援引专家的分析说，美国的影响力近几年似乎又开始重返朝鲜半岛，这是中国不乐于看到的，中国不希望演习让韩美、日美靠得更紧密。

    日本是除美韩之外对此次军演最积极的国家，有分析称，日本在有意借机推动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5日称，在此次军演中，日本舆论毫不迟疑地充当美韩的拉拉队。《产经新闻》的社论称，这次军演“正是体现日美韩团结合作的大好时机”。

    《朝日新闻》透露说，美国为了保证这次军事演习的“防卫目的”，向韩国提出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作为观察员参加的要求。但由于日本曾经把韩国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韩国一度对此表示出为难。其后，经过美国的说服，终于实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首次参加美韩军事演习。而韩国则获得美国航母参加这次军演的承诺。

    香港《明报》对此评论说，日本自卫队最后一刻成为这次美韩军演的“观察员”，美日韩三国联盟呼之欲出。这等于是把底牌亮了出来，这个冷战年间已经存在的“铁三角”再次集结，既对付朝鲜，更是把炮口逐渐朝向日益崛起的中国。《产经新闻》也说：“美韩意识到他们要对付朝鲜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对付中国。”

    美国在东南亚的动作让它的战略意图显得更加明晰。日本《产经新闻》认为，希拉里在东盟会议上就南海问题的讲话“一定会构成美中之间新的火种”。《韩民族新闻》的分析说，继25日在日本海和黄海开始的韩美军事演习之后，美国在中国南海也设定了“第二战线”；有分析认为，美国通过军演和在南海上的新政策明确了牵制中国的意图。

    加拿大《环球邮报》分析称，冷眼关注中国在东亚日渐扩展的影响力多年，作为这一地区“旧势力”的美国卷土重来，重新介入东亚事务，从东北亚和东南亚两条边界“围堵中国”。

    《华盛顿邮报》25日的文章说，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向东南亚国家递过去“甜饼”，另一方面却把目光瞄准了围堵中国崛起。希拉里插足南海领土争端的讲话让越南听起来很顺耳，但明显是在同中国的立场唱反调。文章还说，这已是几天来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争取东南亚国家、提防中国崛起的第二件事情，此前美国宣布将重启与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已经冻结了12年的关系。▲◆★●■☆


中国最经典八首爱情诗词
http://bbs.voc.com.cn/topic-2443797-1-1.html

 　　● 第一 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铺张的修饰，然而淡然中缓缓道来的誓言却震撼每一个人；轰轰烈烈也许是爱情的开始，但祥和总是爱情的归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似简单，千古以来真正做到的人又有几个时间飞逝，青春老去，身边却有一双可以握住的手，这也许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 第二 诗经·国风·召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朴实而直接，没有矫情的掩藏；对于美丽女子的渴慕自然流露，求之不得的淡淡焦躁，想象未来时的喜不自禁，让每一个暗恋中的男子或女子都可以在这首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 第三 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这首诗之所以倾倒众人在于它用虚幻而绝美的景色代替了爱情的描写；所有热烈的追求，焦急的渴望与艰辛的等待都化在一片水雾迷茫中；淡淡的忧伤和着萧索的秋后，让人不由自主地迷失。偶然间想起神话的歌词“风中摇曳炉上的火，不灭亦不休”，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不灭亦不休”，但是的确如同“风中摇曳炉上的火”，飘摇而难以捉摸。

　　● 第四 摸鱼儿 元好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这首诗流传最广的应当是“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但带给我虽大感动与震撼的确是“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世上也许有很多人适合自己，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够与你终身相伴，朝夕相守；若是没有他，你的世界便会寂寞许多。万里层云，千山暮雪，浩淼世界中何去何从？每每读到此句，心中无限凄凉。

　　● 第五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人们或许对于“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句更为熟悉；但在我眼中“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白日苦苦思念不得，梦里际会，却看到夫人临窗装扮，如同十年前一样；旧时的温馨重又回来，十年的思念一时间齐上心头，欣喜与悲伤，不知哪一个会多一点？

　　● 第六 离思元缜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关于这首诗，不想再说些什么； “曾经沧海难为水”，古往今来能真正做到的也许为零，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可以爱上不同的人，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忆一下理想中的坚贞与执著。

　　● 第七 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许多爱情诗歌都充满惆怅，桃夭的欢快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微笑；现在的人也许对于婚姻嗤之以鼻，然而没有婚姻的爱情如同风中飘摇的风筝，让彼此缺少温馨与踏实。很多女生喜欢看婚纱，憧憬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幸福的新娘，在桃花盛开的灼人粉色中享受幸福美满，这就是桃夭带给我的感动。

　　● 第八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距离不会割断爱情”这句话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决，看着有人因为距离而分手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词。关于永恒和瞬时拥有，不想在这里讨论，只希望朋友们读到这首词时能够唤起心底最原始的对于爱情的感动。最后，仍然希望世上的恋人们能够拥有朝朝暮暮的结局。▲◆★●■☆


纵有三峡工程 长江洪水依然逞凶狂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438&msg_id=1800

王维洛：德国工程事务所水利专家

三峡大坝开启泄洪孔

☆ 一、“要是有了三峡工程，何愁长江洪水呈凶狂”――被夸大的三峡工程防洪效益

2010年3月原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接受<瞭望>杂志采访时表示，希望来场大洪水，检验一下三峡工程。

利用三峡工程防洪，这个主意出自毛泽东。1952年3月，在听取长江综合治理规划时，毛泽东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 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在三峡建大坝，卡住长江洪水，把洪水蓄在水库中，南水北调，解决北方水少的问题，这就是建设三峡工程的宏伟规划。 199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正面宣传，为工程决策做准备，片面夸大三峡工程的功能，特别是防洪功能。1998年长江洪水时，陆佑楣向记者表示： 要是有了三峡工程，何愁长江洪水逞凶狂。

今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次洪水有几个特点：第一，三峡大坝☆上下游的地区包括三峡库区都出现严重的洪水灾情；第 二，上游的洪峰值高，达每秒七万立方米，但是洪水总量不大。第三，洪峰形成除受降雨影响外，更受到诸多水库泄洪的影响。中国目前没有一条河流上没有水库大 坝，洪水形成已经不是自然过程。

7月的洪水过程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每个关心三峡工程的人都有一个评价。笔者的结论是：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

☆ 二、为什么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低

单纯从技术上来分析，三峡工程防洪效益低的原因是防洪库容太小。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防洪组提出防洪库容要在300亿立方米以上，但是根据公布的数字，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亿立方米，没有满足防洪组的要求。。

再者，这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也是错误计算的结果。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写道，正常蓄水位180 米，三峡防洪库容近200亿立方米（第42 页）。建成的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为175米，防洪库容不可能超过200亿立方米。张光斗在给国务院的信中，也谈到防洪库容计算错误的问题。只是决策者不愿 把错误公布于众。

☆ 三、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的消失

1981年四川、重庆洪水时，洪峰比这次洪峰更大，但并没有导致长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汉的洪灾。这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调蓄洪能力，能够吸纳上

游洪水。根据防洪组提供的资料，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自然河流起码102亿立方米蓄洪能力的消失。简单地说，三峡工程创造了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减去消失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

☆ 四、高峡出斜湖带来的问题

三峡工程要发挥防洪效益，就要动用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三峡大坝处的水位就会从海拔145米要上升到175米。三峡工程的决策者认为，三峡水 库的水面是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平面。李鹏在“三峡日记”中写道，三峡大坝处水位180米，重庆水位也是180米（第45至52页）。批准的三峡工程的正常 蓄水位为海拔175米，中国政府就按这175米在三峡库区划定移民淹没红线。为什么三峡水库没有水力坡度，也许是因为毛泽东说“高峡出平湖”。

今年洪水期间，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一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 190米，而三峡大坝处的水位则要比重庆低 40米，李鹏说，大坝处水位180米，重庆水位也是180米，重庆的基本建设都在180米以上，所以三峡水库可以蓄水到180米而不淹重庆。但是2010 年7月的情景和李鹏所述完全两样。坝址处和水库末端的水位差近40米。如果此时坝址处蓄水至175米，重庆遭受的可是就是千年不遇的大洪灾了。

其实从2003年6月三峡水库形成以来，三峡水库就没有一天是平湖。只是水库的水力坡度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变化。流量小时，水力坡度就小；流量大时， 水力坡度就大。今年洪水期间，洪水流量大，水力坡度也大。必须指出的是，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水力坡度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变大。 就是说，在未来，在遇到与今年同样洪水的条件下，重庆的水位会更高，淹没程度会更加严重。

黄万里对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的评价是：把大坝下游的洪水灾害移到大坝上游去。李锐则建议中央政府为重庆准备后事。陆钦侃认为，长江防洪，还是要依靠大堤和分蓄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