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新一轮海归潮即将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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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 于 2010-08-23 中国新一轮海归潮即将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中国青年报

　　最近在美国硅谷的一次宣讲会，被中关村管委会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主任颜梅津津乐道。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周云帆率队远赴东京、多伦多等多地进行政策宣讲，对接海归。在美国硅谷的宣讲会，一下子来了近百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出国人员都已经多次回国考察了，对中关村都相当了解，对创新项目、开办公司的过程考虑得已经非常成熟。

　　新一轮海归热潮正在涌动，而“回归本土，中国机会”，已成为这一轮归国潮中的两个关键词。

　　教育部一组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年留学回国人数10.8万人，同比增长56.2%%，“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

　　新一轮海归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海归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怎样的环境能让他们安心在中国发展？

　　☆“课题经费管理防贼甚于选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一直在“贩卖”一个观点----吸引海归的关键是如何区分筛选真正需要的人才，付出与之匹配的国际市场的价格和后续发展的价格。

　　让这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感到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42号的脚还是穿着37号的鞋”。

　　在美国求学、任教20载，王晓东博士对于科学研究关键一环----国内的课题经费管理体制难以理解：目前的国内科研经费都是按项目发下来的，项目的审核细致到每个实验里需要用几瓶试剂，并且明确要求“打酱油的钱不能去买盐”。

　　由此出现的一个怪现状是：有的科研院所账上的钱上亿元，但就是没钱发工资、聘助手。

　　事实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因素难以预见，事先的各种设想最后都会出现偏离，而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一个再优秀的科学家浑身是力也使不出。

　　一位在美国求学任教多年的教授介绍，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30万元，按照目前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仅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还要对实验室收费。但是申请国家项目基金中也没有这一项内容，科研人员只好花去大量精力，想办法在每个课题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不出去申请课题，明年在哪里办公？”

　　有意思的是，一些填进表格明显超支的预算，学校明明一眼就能看穿也会理解和默许这一做法，“这在国外多么荒谬，但就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课题经费下拨的延后性：年初的预算项目，该用钱时没钱；快到年末时钱终于来了，但规定必须在年末花完，否则就被收回去，有些教授为此不得不满街找发票。

　　王晓东认为，这样的经费管理模式无疑是为了“防贼的”，这是社会诚信丧失的代价，但是由此带来的恶果则是“优秀的人才和成果冒出来的几率少了很多”。

　　王晓东在国外大学每年的经费也有数百万元，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对于经费处理的自由度有限，但是毕竟有些自由度。”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会计会一笔一笔地算账，而且还会有审计。

　　王晓东说，事实上，在美国的科研院所，一个普适的规则就是，“要留住最好的科学家，就要给他自由支配的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人士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科研管理经费，都是从官员的角度出发，缺乏科学家的参与，很多指标变成了数数，方便了管理，却抹杀了科学的规律。”

　　☆“科研经费里要有给人的钱”

　　位于北京的中科院众多研究所，不少办公楼对面就是外企的研究院。优秀的研究人员从这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仅仅是几步之遥。

　　如何留住人才？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需要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上反思，在英美等国的科研经费支出中，科研人工成本超过50%，而我国政府科研计划经费却不能用于人员的支出，这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当前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最大生活困难住房为例，方新看到，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人才，给什么样的优惠待遇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安居才能乐业，没房住让他们怎么办？”

　　“人工成本偏低不是我国经费不足。”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陈杰研究员介绍，早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甚至已经超过屡屡摘取诺贝尔奖的日本，近年来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长。

　　但投入和产出比如何？陈杰认为，一些见诸报端的情况反映是不理想，从“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一斑，“这正说明钱没用到刀刃上。”

　　一大关键就是国内看重的是投向物而不是投向人。

　　陈杰以自己熟知的芯片研发举例，总体的投资是500万元，但国内可能不到5%%，即不到25万元用在科技人员上，剩下的钱按规定买设备去了。陈杰凭经验估计，“在芯片设计相关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至少60%%以上科研经费流入国外几家测试公司。”

　　陈杰注意到，这其中很多设备是重复投资。在国外，设备是国家财产。比如东京大学的设备，其他大学也可以用。我们国家设备很多成了一个单位的私有财产，一台上百万元的仪器，一个城市里可能每个学校都有，其实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科研仪器有一个更新换代的周期，时间一长只会成为一堆破铜烂铁。

　　陈杰认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有收入无法保证科研人员安心做学问，需要聘用的合适人才只能以廉价研究生劳动力替代，研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年薪大约是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研究经费只有20多万人民币，但是从 2004年至2009年，在应用基础科学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拥有几十位可能随时拿诺贝尔奖的科研人员。其中的奥秘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日本的教授可以安闲自在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科研工作，不受干扰长期潜心研究。这种科研氛围，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算奇怪。”

　　“但在国内，一个教授不仅要为维持实验室的运营费用、人员工资、各种考评检查犯愁，而且自己的那点工资也不能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科研经费(大部分用于买设备和材料了)，也很难出现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创新成果。”

　　“设备也需要，但关键还是人”，陈杰在日本做副教授时，一年工资是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科研经费只有15万元人民币，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很好的成果。

　　而国内有些教授拿数百万元的经费，个人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其他全部买设备了。

　　“在国外，一流的人才，即使使用二流、三流的设备，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反过来，如果人才是二流、三流的，即使让他使用一流的设备，也很难取得一流的成果。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

　　一位业内专家则介绍，由此出现的怪圈就是，国家给教授的月工资是七八千元左右，社会上传出则是一些教授年年买套房，“863、973项目不让用在全资工作人员身上，一些人只好拼命的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最终国家投入越多收获可能越少。”▲◆★●■☆


李默然：不能把庸俗低俗媚俗当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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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2010年北京8月24日电／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李默然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说，“发行量、收视率、票房收入、销售额等可以作为衡量文化产品社会影响的指标，但决不能当成唯一指标。对这些数字的过度追求，将会误导舞台艺术‘货币化发展’，导致舞台艺术为了迎合市场而忽略对思想内容的追求，从而使高雅艺术流于低俗、媚俗甚至庸俗，给舞台艺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很少有人能像李默然这样保持这么久远的艺术青春。今年，李默然已经83岁了，依然在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殚精竭虑。他认真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反覆研读李长春同志正确认识处理文化建设10大关系的论述，感觉讲得很到位，很受鼓舞。谈到当前文化艺术界现状，李默然认为有“三个不应该”：一是不应该把具有多功能的文艺工作推引到单纯娱乐的境地；二是不能把庸俗、低俗、媚俗当通俗；三是不应该对沸腾的生活视而不见，到故纸堆里去找素材。

　　当年，李默然出演《甲午风云》一片中的邓世昌，他把辫子一甩，紧紧缠在脖子上，手握舵把，二目喷火，驾驶致远号向敌舰撞去的画面，至今让人热血沸腾；他说的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至今仍如黄钟大吕，令人荡气回肠。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娱乐功能，但是，只有娱乐功能的表演不足以称之为艺术，艺术必须承载诸如社会、教育以及审美等多项功能。”李默然告诉记者，“文化消费者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观众要什么就给什么，更不能故意回避崇高、拒绝高雅、娱乐无度，必须用优秀的作品和先进的文化去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　
 
　李默然说，有人认为，反“三俗”要追根溯源，“不写不演”就堵住了源头，事实上这还不够，许多低俗的东西都是在即兴演出中兜售出来的。有关部门除了引导，还要规范。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流行着“真正二人转，零点以后看”的说法，因为零点以后的二人转低级庸俗的东西更多一些。庸俗化是西方早已摒弃的东西，我们决不应该放任自流。

　　“通俗不等于媚俗、低俗、庸俗，二者不可混淆。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所谓‘化人’，就是要把人的素质‘化’高，而不是带到斜路上去。”李默然坦言，“我从艺超过60年，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是演员要想真正受到群众欢迎，必须要让观众‘有所得，有所获’。与其让观众前仰后合地笑完后一无所获，不如让观众在微微一笑之后，心灵感受到细微的震颤。”　

　　近几年，尽管李默然身体并不太好，但仍走了许多地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让这位耄耋老人禁不住地感叹“生逢盛世”。然而，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他也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从磁悬浮列车到神舟飞船，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这些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变成了现实，可是，反映这些波澜壮阔事件的优秀作品有几部？”李默然毫不客气地说：“一些创作者面对沸腾的生活麻木不仁，热衷于到故纸堆里找题材，胡编滥造古装戏，或者任意肢解、篡改红色经典。”今年以来，看过了《三峡人家》和《唐山大地震》，他欣慰地说，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是要这样奏黄钟、鸣大吕、颂时代。

　　采访临结束时，李默然语重心长地说，舞台艺术唯一可以与影视剧进行较量的地方就是能够面对面地与观众互动，因此，演员的素质与修养对传播先进文化、培养高尚情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舞台艺术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时期，但个别演员心态比较浮躁，在群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他希望年轻的舞台艺术演员们能沉下心来，在艺术上有更高追求和更大进步。▲◆★●■☆


印度的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8/24/2208946_0.shtml

2010年08月24日  千龙网  

核心提示：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尚未解密）、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历史、已经解密的中国和美国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这场战争，还有惊人的事实。最显著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让印度遭受了失败。不是中国的背叛，而是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克里什那·梅农（VKKrishnaMenon）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

本文摘自：千龙网，原题：《印度的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

“我记得高级将领们到我们这里来，并且给国防部写信，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有远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是另一种做法……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这些话是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63年说的，当时印度刚刚在中国手中尝到耻辱性的失败。作为一个一直用自己乌托邦式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的领导人来说，这场失败犹如醍醐灌顶。

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在国际政治中，弱国毫无立锥之地。

印度官方历史中这么形容中印之间的那场边境战争：“1962年的事件也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产生了显著变化，带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

印中战争让印度开了眼，但即使45年之后，印度人依然没有意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环境和原因。流行的看法是中国背叛了印度的信任，袭击我们在拉达克（Ladakh）和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的防线。

但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尚未解密）、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历史、已经解密的中国和美国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这场战争，还有惊人的事实。

最显著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让印度遭受了失败。不是中国的背叛，而是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克里什那·梅农（VKKrishnaMenon）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

前进战略和对中国不作为的判断得到了当时的情报局长B·N·穆利克（BNMullick）的坚决支持。有些分析家认为，穆利克也对误导政治领导负有责任。

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印度战败的几个主要原因，它们是：

政治领袖们误判中国不会对印度在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前进战略”做出反应；

印度军队装备不好，准备不足；

中国无根据地认为印度试图占领西藏。

☆ 痛心的报告

耻辱性的失败之后，印度军方委托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Brooks）少将和P·S·巴加特（PSBhagat）准将调查这场灾难。虽然参考资料极为有限，但二人深入挖掘，发现了最初形成“前进战略”和印军在当时是如何在政治领袖的压力下被迫参与冲突的许多资料。

亨德森·布鲁克斯-巴加特报告还未解密。但英国记者内维尔·麦克斯韦尔（NevilleMaxwell）看过了报告并发表了一篇内容摘要。他是怎么看到这份报告的不大清楚，有传闻说是一位高级部长把报告交给他的。

印度政府在1992年发表了一份官方历史文件--1962，与中国冲突史，由国防部历史局编撰。上述两份文件都认为，装备恶劣、准备不足的印军是被迫对抗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实际上，直到1961年仍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K·S·迪马亚（KSThimaya）将军1962曾在Seminar杂志撰文指出：“作为军人，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单独与中国公开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也不能期望能赶上中国。保证国家安全的责任，应该由政治家和外交家承担。”

政治领袖在情报局的支持下命令军队在印度宣称所有的全部区域建立前进据点，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地区。

“前进战略”从1954开始实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在争议地区建立哨所，这些哨所甚至常常越过中国的前线哨所。

尼赫鲁一厢情愿地急功冒进，他相信印度由于有美苏的一致支持，中国不敢反击印度的前线据点和巡逻队。

这背后的设想是通过逐步设立据点，最后把中国人赶出印度人认为自己拥有的地区。

有些印军将领反对这个政策，认为它在军事上是危险的。他们知道印军准备不足，无法在前方抗击中国军队。

印度官方历史中就记载：“1959-1960年间，东部司令部司令官S·P·P·托拉特（SPPThorat）少将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东段对印度的威胁并提出了一些应对威胁所需的要求。但军方总部以及国防部对此并未多加注意，甚至未通知总理。”

☆ 军队总部的政治化

尼赫鲁不是专心倾听军队的意见，而是把军方高层换成一批只会唯唯诺诺的军官，他们只会服从命令，最终将印度带向耻辱。这种印度军方高层公开的政治化也是印度失败的原因之一。

最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不负责任和国粹主义的声明使局势更加恶化，并使中国人有把柄以“自卫”的名义进攻印度哨所。

当时的印度国土部长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LalBahadurShastri）1962年2月4日曾宣布：“如果中方不从他占领的地方撤出，印度将重复其在果阿的行动，把中国军队赶出去。”

尼赫鲁也于1962年10月12日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把中国人赶出去。政治家说起来容易，但实地情况却不同。印军后勤保障疲弱，准备不足，无法与经过良好山地作战训练的中国军队抗衡。

1962年整年，印中军队在边界线上冲突不断。但印中边界战争的主要战事是从1962年10月10日到11月20日之间进行的。主要地点是瓦弄、达旺和阿克塞钦地区。

军方分析家认为，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印军崩溃。印度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情报设施不足，根本不清楚中方的力量、机动能力和战术，特别是个别报告中提到的人海战术。

罗德里克·麦克法卡尔（RoderickMacFaquhar）在其《文革起源，第三卷：1961-1966山雨欲来》（TheOriginsoftheCulturalRevolution，Vol3：TheComingoftheCataclysm1961-1966）一书中责怪印度情报部门未能准确研判中国国内和外交的发展，而只是依赖中情局的简报，印度驻北京使馆关于中国国内经济危机、中苏交恶以及台海危机的剪报。而根据这些情报，印度政坛、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领导者们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不会对印度的“前进战略”做出激烈反应。

后来的调查表明，甚至军方也没有准备和中方开战。很少部队有山地作战的经验，武器陈旧，根本不适合山地使用，而且还补给不足。中国人在西藏有补给基地，而且对山地战事十分熟悉。

☆ 后勤、指挥失误

而印军连过冬的服装鞋帽都不够。印度官方历史中说，通讯不畅，没有道路网络，补给和增援大都由空运完成。

弹药不足，缺乏炮火支援，炮兵在山区没有机动能力。

更有甚者，军队士气极低。军中的决策十分随意。官方历史指出：“有些决定匪夷所思。例如，有两个被派往平原地区当向导的拉其普特（Rajput）人在途中被命令停下来，重新派往卡蒙地区（Kameng）。他们对这个地区一无所知，而不是把他们派往熟悉的瓦弄地区。到处都是一片混乱。”

报告还指出，“无计划的随意调动军队破坏了原有的部署，进而摧毁了战斗队形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政府命令向威胁多拉（Dhola，即中方所称的扯冬）哨所的中国军队进攻，并把他们驱逐出去。战地指挥官曾抗辩，要在麦克马洪线附近塔格拉峰（ThaglaRidge）的冲突地区战胜优势的中国军队军事上是不可能的。

有研究指出，9月期间，军方总部命令前线部队收复多拉哨所东北方1000码的中方哨所，并包围塔格拉峰南侧的中国部队。据亨德森·布鲁克斯-巴加特报告记载，军方后来的调查指出：“坐在德里的总参谋部竟然对多拉哨所东北1000码的行动下达直接命令，这是令人震惊的。对己不清，对敌不明，而且在部队和目标之间还可能有一道山谷，尽管如此，命令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在史上简直可以与轻骑兵冲锋相提并论。”（译注：1854年10月25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一支的轻骑兵部队向绝对优势的俄国军队发起了毫无战术和战略意义的冲锋，全军覆没，约600人战死。）

于是政治领袖和军方总部决定把在塔格拉峰地区进攻和驱逐中国军队的任务交给新组建的第四军。可笑的是，这支新部队的领导权交给了B·M·考尔少将，他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指挥实战部队的经验。

就连官方历史也批评考尔经常越过指挥系统，要么不经过东部司令部直接联系总参谋长，要么不经过中级军官直接指挥下级军官。

中印宣布停火后，考尔将军被随即解职。他后来离开了军队。

☆ 不使用印度空军

另一个许多分析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可以改变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印度决定不使用空军。印度空军只参加了空投补给的行动，没有进行任何攻击行动。

前空军少将A·K·特瓦里(AKTewary)曾在《印度防务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军，战争的结果可能不同。

他谴责当时的情报局负责人B·N·穆利克夸大了中国将因印度空军参战而报复性轰炸印度城市的可能。

后来，尼赫鲁十分焦虑，以至他给当时的美国总统J·F·肯尼迪写了两封信，要求美国空军支持抗击中国。这些信件到今天依然未解密。

但S·戈帕尔（SGopal）在他所著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中摘要记述了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尼赫鲁没有征询任何内阁成员意见，就给肯尼迪写了两封信，把情况描述成'已经绝望'，要求立即派遣至少12中队的超音速全天候战斗机，并建立雷达网络。在印方人员的训练完成之前，美方应派遣飞行员，安装雷达，以保护印度城市免遭中方袭击。”

戈帕尔还写道：“尼赫鲁还寻求美国支援两个中队的B-47轰炸机，袭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印方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必须立即送往美国培训。”

但是1962年11月20日，中国单方面宣布停火。印度丧失了大片领土。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人向前推进了200公里，几乎抵达阿萨姆（Assam）平原。最后，1962年12月1日，双方从各自的控制线后退20公里。

☆ 合适的时机

有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错在印度，因为当时印度奉行进攻政策，激怒了中国，迫使她不得不进行自卫。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历史证明中国对印度的行动了如指掌，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进行反击。所以，当中国的外部环境缓和后，她就开始教训印度了。

1962年初，中国还在应付来自台湾的反攻威胁，但到6月，这种威胁一旦有所缓和，她就把更多的军队调往中印边界。

如果再仔细分析历史事实就可以了解到，中国1962年10月20日发起的攻击是经过周密准备的，而且恰逢古巴导弹危机，整个世界的注意力不在这里。

印度官方历史对中国行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释：“揣测中国刻意在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发动攻击是合理的。两个超级大国正忙于性命攸关的角斗，这让中国获得了对印度发动军事打击的空间，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来自超级大国的干涉。”

加勒比海的危机解除后，中国就立即于1962年11月20日单方面宣布停火。

☆ 印度策划夺取西藏

中印边界燃起战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无根据地认为印度在策划夺取西藏。

分析家们认为，随着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有关文件的不断解密，有新的证据说明中国战前就有思想准备。

分析家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为印度当时与美国合谋要让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对印度激进的“前进政策”进行惩罚肯定是中国开战的原因之一。但认为印度正在企图在西藏造成某种既成事实也在教训印度的决策过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最近发现中情局50年代曾资助和装备了西藏境内主要的抵抗运动。中国怀疑印度也是其中一个活跃的力量。这一点至今无法证明。情报局长B·N·穆利克在其1971年著的《中国背叛》（TheChinaBetrayal）一书中也承认了当时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动。

印度是否有意识地帮助中情局在西藏的作业要到印度解密政府文件时候才能真相大白。但中国相信印度肯定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中国决定惩罚印度的原因之一。

☆ 英勇的士兵

1962年的战争在印度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政治和军事领袖们明知军队在后勤薄弱补给不畅的地区无法与中国抗衡，仍然让他们手下的士兵去无谓地牺牲。

在那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唯一能够团结全国上下的，是印度军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杰出勇气。据说，即使面对必死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放下武器。

战败后，诗人普拉迪普（Pradeep）把他们的英勇谱成不朽的传唱：噢，吾土吾民（Ayemerewatankelogon，jaraankhmebharlopaani译注：英文翻译为Oh，peopleofmycountry）。

这首歌曾在1963年1月26日新德里的全党大会上由拉塔·曼格什卡（LataMangeshkar）演唱，曲终时尼赫鲁无法忍住泪水，放声大哭。

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让印度人想起当年在喜马拉雅山区牺牲的印度大兵。▲◆★●■☆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拟推五年规划“转型”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24/2219178_0.shtml

2010年08月24日 凤凰周刊 《凤凰周刊》2010年24期罗科

距离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两个“五年规划”期了。

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这意味着，8月到10月间，中共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将在这次五中全会上初见端倪。

这次全会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一份重要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

日前，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开预测了会议的四大热点，这个离会议举行还有近三个月的举动，凸显中共高层对议程内容可能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

☆ 由“国强”到“民富”

中国五年一度制定发展规划，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又是政治治理的主线，因为通常制定完五年规划，接着就是领导层换班。

启动于2008年年中的“十二五”规划目标锁定极为清晰。2008年11月的国家发改委一次动员会，将“十二五”时期视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攻坚时期，并明确“十二五”规划的任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是在五年规划中首次将“改革”突出到“发展”的前面。

中国绿色发展与“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专家委员会主要成员、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今年二月份，胡锦涛专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八大举措，作为中国今后三十年，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但目前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纠葛比五年前更为复杂。保护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本身已内化成为解决经济新动力的一部分。

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的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这意味着，十七届五中全会尽管与往常一样审议的是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但讨论更多的将是围绕社会发展而非国民经济。

2010年6月7日至8日，在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专题研究班上，7个司局向各省区发改委代表分别详述了十二五规划的7个改革重心：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事业单位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一一指向经济问题的非经济部分。

另据胡鞍钢了解，在“十二五”规划中，对约束型经济指标的考核，经济类发展指标权重将从60.7%降至22.7%，社会发展指标将从39.3%提至77.3%。

☆ 进入诉求表达最后时期

按惯例，五年规划包括纲要、数十个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其他行业规划。编制工作一般要经过前期研究、形成基本思路、研究提出规划框架和起草规划草案几个阶段。

在前期研究环节，2008年11月，国家发改委会提出了一个包含8个领域39个题目的《“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选题指南》，以委托招标方式引进民间思想。目前，基本完成课题验收。

于各项课题研究稍后进行的是专项规划。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召开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和部署“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如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经温家宝总理及国家发改委确定，牵头组织编写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能源领域节能专项。

而“十二五”规划的纲要，历经前期研究和基本思路形成，以专项规划为支撑，已进入规划框架阶段。

但十七届五中全会，要审议的是“建议”而非“纲要”。中共中央建议稿的文本，是在“十二五”规划起草组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炼。但作为指导性文件，又要不同于“十二五”规划文件，着重于框架的搭建、路线的梳理。

为迎接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审议，2010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起草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任组长，组员由来自各省市和相关部门的数十位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组成。

根据安排，7、8月间，领导层将会商《建议》初稿，基本定案后，提交各方征求意见。因此，近期是各方诉求表达最频繁的最后关头。▲◆★●■☆


中国应多想想美国是如何搞垮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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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24  作者: 程亚文   在大国关系史上，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能够长时间“和平共处”的，还几乎没有出现过。近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发展，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历史定势的存在。

　　这种历史定势在最近的演绎，乃是冷战期间美国以苏联为对手并最终使其崩溃瓦解；而在冷战结束前后一段时间，美国则又以日本为对手，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安排，抑制了日本的经济扩张。

　　从美国当年对付日本经济崛起的经历中，可以对美国应对其他国家兴起的战略思维略窥一二。

      首先是美国绝对难以容忍其他国家超越美国。无论口头上是如何宣称欢迎他国崛起，欢迎新兴力量与自己一起参与管理世界，美国对可能超越自己的国家的忌惮，是深埋于自身的战略无意识、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来的。就如今天美国的重要报章频频预测中国将于某年某月某日登鼎、美国将退居第二一样，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超过美国后，美国舆论到处都在宣扬日本即将在经济上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下意识的反应，是1990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罗切斯特工科大学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并以“日本 2000”之名出台系列报告；克林顿刚刚执掌白宫权杖，便要求《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的作者傅高义与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奈一起研究对策，决不能让日本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一定会从战略层面看待其他大国崛起对自己的影响，会从长期性的趋势来衡量大国关系的变化，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实力逻辑，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思考方式，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最有代表性。他在20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大国的兴衰》，就是从经济、人口变迁的角度，分析了近五百年来的大国关系变化，他说大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最常见的矛盾，就在于大国的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大国力量对比关系发生相对变化，从而产生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由此又形成所谓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的结构性对立。


美国在面对中国复兴的时候，战略思维中很难不浮现二三十年前苏联和日本的身影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忌惮，因此来自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又绝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流行语言相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盛行于欧洲和美国的却是“日本威胁论”。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合着、1991 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就是“日本威胁论”在战略思维上的表现。

　　从表面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威胁论”在美国的兴起，是起因于人们所熟知的美日贸易摩擦，以及日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和日本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然而，《下一次美日战争》的两位作者却告诉人们：美日摩擦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担心日本将会利用其强大经济实力取得对西太平洋事务的控制主导权。日本经济崛起后，如果以此为突破口，扩大在亚洲的政治地盘，重新在军事上武装自己，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其全球战略部署和作为霸权国家的地位便会受到挑战，这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的。

　　其次，一旦被美国认定为对手，美国就会使出全身解数来打垮对手。这鲜明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压垮对手，美国会表现出充沛的战略意志。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感受到日本的经济威胁后，为从经济上制服日本，美国前后足足用了20多年时间。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接着日元升值，持续说服、谈判、威胁，逼迫日本节节抵抗却节节败退，一步步改变自己的金融体系，并被吸纳进以放松监管为特征的美式金融体制中，最后导致日本经济中泡沫大量产生并到顶点时破灭。另一个，是美国会软硬兼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打赢与日本的经济战，美国动用了贸易制裁、谈判压服等多种手段，威逼日本开放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在日本不从的时候则施加政治压力，还与其他国家联起手来共同施压。美国在压制日本时战略意志之坚决、手段之猛烈，都凸显了美国在面对潜在挑战者时的战略本能。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突出强调“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不能让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美国霸权不能与他国分享。到今年第二季度，按日本方面的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有关中国假以时日还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言论，近几年来时有所闻。这当然会刺激美利坚民族的神经。美国在面对中国复兴的时候，战略思维中很难不浮现二三十年前苏联和日本的身影。来源: 环球时报▲◆★●■☆


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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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24）● 郑永年

郑永年专栏

　　没有政权的扁平化过程，就不可能遏制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地方政权已经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方面的深层危机之中。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因为社会力量的弱小，地方政府的有效运作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如果不对地方政权加以大力度地改革，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就会出现。一旦地方政府不论以何种方式解体，那么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就变得不可避免。

　　首先是一线政府呈现出来的黑社会化倾向。这里有重庆打黑的例子，一抓可以抓出那么多政府官员来；更应当指出的是，黑社会化发生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在司法部门。一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和黑社会成员，或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成为黑社会的后台，或者甚至本身就是黑社会成员。一些地方，整个政权就类似于黑社会。可以相信，这么庞大的黑社会网络，并非在很短时期内可以形成，地方政府黑社会化是制度土壤上逐渐产生出来的。

　　和黑社会化紧密相关的是地方政府的集体腐败，也就是整个地方领导班子的腐败。这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集体腐败越到地方越严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是中国政府的核心议程。经济发展本身并没有错。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发展经济，同时经济发展也能改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很简单，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很难得到人民的认同。但是各级党政官员往往对经济发展这个主题作错误的理解，盲目相信只要经济发展了，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认同政府及其官员。1980年代盛行腐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1990年代之后又有只管发展而不问后果的GDP主义的兴起。

☆ 地方官员毫无士气

　　从现实情况看，黑社会和腐败对各级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非经济发展所能弥补的。或者说，尽管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合法性，但黑社会化和腐败则在更加严重地和快速地消弱和破坏着政府的合法性。这些年来，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矛盾高度紧张，一有机会，紧张关系就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出来。这种紧张关系尤其表现在一线政府，如县、县级市、市和乡等。一线政府必须和社会打交道，它们处于社会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最前沿。这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线司法系统所面临的困境。在任何国家，司法系统是保障最基本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就是用来维持社会正义的。而在中国，很多指标表明，司法系统已经成为最为腐败的政府系统。也正因为这样，针对司法系统的社会暴力，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越来越多。

　　针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暴力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及如何控制这些情形？地方政府处于中国政权系统的最前线，也就是说，它们处于政权的最边缘地带。因此，一线政府最重要也是最不重要。说其重要是因为它们是和社会最直接的关联点，一旦它们出现问题，整个政权和社会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说其不重要，是因为它们早被边缘化。边缘化的位置使地方党政官员容易产生异常行为。对他们来说，要升官，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们注定是“小小芝麻官”。要说荣誉，无从谈起，因为一线政府在中国政治光谱中没有任何重要性。那么，一线官员要选择什么呢？很显然，他们选择了金钱和美女，选择了寻找腐败机会等等。而要得到这些，他们会不惜采用任何方式，包括黑社会方式。

很多年里，一些地方官员、一些地方政府受到社会的最强烈的谴责。但从实际情况看，这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感觉到被“妖魔化”了。很多地方，官员根本就没有“士气”。除了对私利的毫无限制的追求，他们根本不知道“做官”还有什么其它的意义。这种“士气”的腐败对整个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

　　怎么办？应当从制度层面来加以解决。无论是黑社会化还是腐败，地方政府行为都是制度的产物，而非党政官员他们的个人品德等因素决定的。比如，地方党政一把手的腐败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就是没有能够找到有效的制度来制衡一把手。现在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机构越来越多，反腐败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可说没有，但地方腐败愈发严重。这表明要反思一些制度建设，并非设置了预防和反腐败的机构，就可以控制腐败等问题了。

☆ 政权扁平化保证“皇恩”下达

　　改造地方政府应当是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地方行政改革到现在为止已经经历了多次，但每次都是为了配合中央层面的行政改革。到目前为止，地方行政改革要不是为了精简机构和人员，要不就是搞大部制。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所有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并没有被置于重建中央地方关系的大背景下。结果，地方行政改革忽视了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具重要性的一方面，那就是缩短行政层次、减少行政等级性的问题。人们可以说，没有政权的扁平化过程，就不可能遏制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和腐败。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皇恩浩荡”，这看起来很封建，但对中央政府（皇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皇恩浩荡”表明“皇恩”能够到达社会的各个角落。为此，皇权需要把最基层的县官（县是传统中国基层政权）管起来。但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最具等级性的行政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无数的行政层级。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凭借其对中央官僚体制的厌恶和对社会基层的直觉，以非制度的方式和县级领导（县委书记）保持关联。但改革开放之后，一切回归正常的官僚政治，“皇恩”在往下传递过程中，被各种中间层次政府所截留，到了一线政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省和县之间，中国设置了太多级中间层次政府。对这些层面的政府缺乏研究和改革。它们在不用承担一线政府那样的责任的同时，可以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攫取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为中央和一线政府之间政权内部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中国目前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的根源，都和它们的存在有关；一线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和这些无需负责的中间层政府有关。

　　正因为这样，最近几年推出了“省管县”的制度实践。在海南，县、县级市和市，尽管继续属于不同的行政级别，但都由省政府管理。在浙江，省跳过市直接和县处理财政关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省管县”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县级经济发展问题，还没有提高到行政改革的高度。就是说，这一制度的意图在于控制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理想地说，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验来看，两级半政府就够了，即中央、市县两级，加上县的派出机构，乡（半级）。但鉴于各种因素，包括复杂的历史和地域广袤等，中国可以实行三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而这里的省级政府，更多的是代表中央。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省就有这个属性，是中央的派出结构（所谓“行省”）。

　　一些大的市，包括目前的计划单列市，可以升格为直辖市，和省同一行政级别。鉴于中央权力每况愈下的情况，多设直辖市在今后不可避免。在这些大市变成直辖市之后，其它所有市就可以和县（县级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市管理城市，而县管理农村。而无论是市还是县，都要属于省（或者直辖市）直接管理。

　　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国大部分乡镇政府经济和财政上处于破产状态。这个问题也必须面对。在西部人口稀少的地方，乡级政权就没有必要存在。人口少，贫穷，一个五脏俱全的乡镇政府是不可持续的。而在东部发达地区，一些乡镇无论从人数和经济规模来说相当庞大，它们就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它们也没有必要五脏俱全，而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就可以了。

地方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缩短中央和一线政府的距离，中央（或者代表中央的省）直接管理市、县级干部。这样做有很多优势。第一，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第二，有利于行政的扁平化，市和县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减少政权内部的权力“掠夺”。第三，对中央政权来说，有利于收集社会意见或者社会对政府的反馈；对社会来说，有利于对政策执行的监督。第四，有利于城乡的统筹和整合。现在城乡分割得非常严重，由省政府直接管理县和市，对县市进行协调，非常有助于整合。

　　很显然，这样的行政改革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央和一线政府行政距离的缩短，也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距离的缩短。没有社会基础，任何政权难以生存。而社会基础必须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人们一直在强调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但忽视了制度设计。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隔离了中央政权和社会的关系，有效地削弱了政权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加以改革，中央权力的社会性就难以得到确立。而和地方一线政府行为相关的、越来越甚的社会问题，表明这个制度已经到了不可不改革的时候了。  ●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美对台政策从“防独”转向“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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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和谐、和平”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美国在这个时候炒作“台海军事失衡”， 拟大搞对台军售，究竟居心何在？

　　中评社北京2010年8月25日电（评论员　李家泉）前不久，接到一位美籍台湾朋友的来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生活在 ‘台独’分子的‘大后方’。”他讲的“我们”，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的一大群人。短短一句话，使得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其实，美国是“台独”分子的根子，是他们的总后台，这一点是我们本来就有的看法，那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平静？一是感到这句话很新鲜，很形象，很概括，说到点子上了；二是联系到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台独”分子的表现，使我感慨良多。

　　早在马英九上台后不久，我就曾不止一次地着文说，今后美国对台政策的重点，将由“防独”转向“防统”。事实证明，我这样估计一点也不错。

　　在陈水扁主政台湾期间，开始是“渐独”、“柔性台独”、“笑脸台独”，美国还比较放心，然而好景不常，陈水扁又忽然搞起“急独”来了，又是要 “修宪、正名、公投”，又是频出“狂言”，要使台湾尽快成为“正常国家”，搞得两岸关系十分紧张。美国担心被陈水扁“拖下水”，这才开始对这个“麻烦制造者”采取了“灭火”和“降温”措施。

　　如今情况不同了，马英九上台，美国总体上是满意的，支持的，两岸关系有明显好转。问题是，事物本身总有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两岸关系自然会继续向前发展。于是美国又感到不对头，两岸关系有点“过热”了。美国是十分支持两岸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认为这对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和中美经济关系都有好处。然而“先经济、后政治”，这个“先经济”已经差不多了，未来也问题不大，而“后政治”就要提上日程了，下一步怎么走？民进党认为经济是为政治铺路的，下一步的政治必然会涉及到“统”，涉及到“主权”，因而对马政权“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断去美国“告洋状”。

美国自然也担心，两岸走得太近，热得过头，对美国也不利，不符合美国政策。目前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已准备在政治上拍点凉水，降点气温。正好朝韩关系紧张，南中国海也有主权纠纷，于是找机会介入，在中国的周边，中国的大门口，包括靠近中国的东海、黄海、南海等，参与了有关国家的“军演”，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与此同时，又重弹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台海军事失衡”论了，继续加强对台军售。所有这一切，自然都是为“防统”服务。一个时期来，民进党的“台独” 气焰也比较嚣张，相信也与此有关。

　　美国本土成为“台独”的“大后方”，是其来有自的。二战后的日本，直至五、六十年代，一直是“台独”分子的温床和“大后方”，但日本当局总感腰杆不硬，顾虑也较多，尤其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集团被蒋介石政权瓦解后，其他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就感到危如累卵，有所顾忌了，于是逐渐向美国转移，到了70年代、80年代，美国本土就完全成为“台独”分子的天堂，成为他们的“大后方”了。李登辉在台湾主政后，大批在美的“台独”分子纷纷进入岛内，形成了“洋独”和“土独”的大结合。

　　迄今为止，美国本土一直是“台独”分裂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基地。这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或两岸政策自然是分不开的。
“台独”分子一向是美国政府手中操弄的重要对华工具。美国的战略是，“以台制中，以中制苏”。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的“以台制中”政策一直未变，它的这个“以台制中”政策，本质上延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以华制华”政策。早期有杜勒斯的“两个中国”政策，妄图“划峡而治”。失败以后，又加紧利用“台独”，并或明或暗地鼓励和支持国民党内某些人的“独台”或“国独”政策。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承诺“一个中国”政策，并一再声称美国的这个政策不会变化，但另一方面又力图使这个政策虚化，不肯认真落实兑现。美国现行两岸政策是“和而不统、分而不离”。“和而不统”是牵制国民党的，“分而不离”是牵制民进党的，总的也就是现在的所谓“不统、不独、不战”政策，亦即所谓“维持现状”政策。就目前来说，这种维持现状政策，有关各方还是能够接受的。问题是，美国的真正意图，是欲使这种维持现状政策长期化和固定化，使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而对中国来说，这就是变相“台独”，变相分裂中国的政策。美国这样的手段，未免“太高明”了！

　　这里还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就是1951年9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和苏联等主要当事国家的反对，一手策划和主导了所谓“旧金山和约”，非法地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后来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分子就是利用这个“和约”和“地位未定”论，成立了民进党并通过了“台独党纲”。据今年7月16日香港《文汇报》、《文汇网讯》，以及今年8月台湾出版的《海峡评论》报道，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直至2007年6月26日还在台公开宣称，“对美国而言，台湾地位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难怪民进党人至今还在打什么“主权牌”，强调“台湾地位未定”。原来根子也一直在美国。中美自 1979年建交，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和一个《联合声明》，早就是实际上否定了这个《旧金山和约》，而美国至今却仍用以指导对台政策，并被民进党人奉为圭臬，岂非咄咄怪事？美国的国际信誉究竟何在？

　　最后，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美国本土为什么会成为“台独”分裂主义者的“大后方”？很显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产物，是美国欲图牵制中国发展的政策需要。如今两岸关系缓和，“和解、和谐、和平”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美国在这个时候炒作“台海军事失衡”， 拟大搞对台军售，究竟居心何在？中国搞“国防现代化”，完全是为了自卫需要，不会威胁任何人，更不会去威胁美国，永远也不会威胁美国，如今美国把“军演”已经搞到中国大门口来了，是中国在威胁美国，还是美国在威胁中国？但愿美国当局以中美友谊为重，以两国关系、台湾海峡和世界和平大局为重，积极调整现行对华政策，不要到处树敌，或者去助长那些分裂主义者危害和平的气焰，如是则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幸甚，台湾海峡和平以至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