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没背景穷一辈子底层人群向上流动困难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272

    2010-9-16：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专家称，普通人家子弟，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

　　身份背景对后天发展的影响加大，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 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

　　“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弱势群体，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今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不再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人社部还承诺，继公务员公开招考后，2012年，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也将做到公开招考。这些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把希望还给“老程们”

　　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70岁的河南农民老程原本过得挺惬意。千辛万苦，老程终于把小儿子供上了大学。孩子毕业留在北京，虽然只是小职员，可让老两口的养老有了着落，其他3个当农民的兄弟们盖房子、看病，他也搭把手。

　　老程说，村里年纪相仿的老哥儿们，也都是“沾”了进城子女的“光”，有钱花、有指望的日子挺好。

　　可最近几年，惬意的老程心里渐渐不安起来——孙子们小小年纪全都去城里打工了！他质问：“为啥不读下去，读大学！”

　　几个留在农村的儿子回答说，农家娃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在街上发传单，挣钱还不够吃饭。白花了几万块供他！”儿子还说，邻县前年选了12名乡长，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的子弟。“这社会就是三六九等的，你还敢指望‘鲤鱼跳龙门’么？”

　　老程当然没话说。可眼见孙儿们在城里受累，“房子买不起、生病看不起、女人娶不起、麻烦惹不起”，日子过得拮据又憋屈，想想自己当年“改换门庭”的渴望与艰辛，老程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老程的心路历程，也是当前许多人真实的困惑。

　　寒门子弟还能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吗？

　　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擢升”。 “往前追三代，都是苦出身”——现在大多数的“金领”、“白领”，其实根儿都在农村。像老程家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人“上了一层”，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情感上，他都有能力反过来关照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向上的“奋斗”与向下的“反顾”，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谐共生。

　　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烙上“穷人”、“富人”的印记，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弱势群体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把希望还给“老程们”！来源: 人民日报  ▲◆★●■☆


中国大陆贪官子女云集加拿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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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9-16：  不敢说20岁左右的中国小留学生都是的贪官的孩子，但从他们大多数的花钱方式看，他们的多数还能有什么别的结论呢﹖贪官的孩子云集加拿大，是任何一所加拿大大学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公开的“秘密”。

　　在我的城市，这样的20岁左右的中国孩子太多了。特征是：(1)大多操北方口音，以沈阳﹑哈尔滨主。(2)拿换新车不当回事儿，让本地人很吃惊。(3) 很多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到这里用1至3年的时间上英语(ESL班，比TOEFL简单，有些孩子连简单的ELS几年都考不过。)考过了ESL，大多能被加拿大的大学录取。

　　本人认识好几个这样的孩子，交淡过，他们的父母大多为政府的官员。比如有个孩子的父亲是某省会城市的某局的局长。据他跟我讲，他们家院子里的官员，几乎都是贪的，一些落马，一些贪够后提前退休。听得我很气愤。还知道一个Toronto地区的例子，有一个孩子大学读了一半，就不得不回国，原因是他父亲在踏上飞赴加拿大的飞机的前一刻，被逮捕了。因断了经济来源又因没有工作经验不能移民，所以不得不回国。

　　我也认识不少这些不再留着辫子的小留学生。父辈多为处团级干部，尚未发现有平民百姓的子女。出手大方，从不打工。如果能把这班小杂种浪费的钱财用于希望工程，中国就不会有一个儿童失学。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地区，有意思的是，几个香港朋友讲：“他们真厉害呀。”加拿大本地的孩子，一半都靠借贷(Student Loan)完成学业，相比之下，一半都比较穷。

　　加拿大政府与大学拿这些学生当宝贝，我猜理由如下：(1)海外生的学费是本地生的2-3倍。(2)他们太有钱了，把父母贪污的钱偷偷转移到加拿大。

　　加拿大还有很多中国贪官的二奶。贪官把二奶送到加拿大，成立个公司，贪官便定期不定期地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钱汇到加拿大的公司。理由太多了，买设备行吧？中国银行，海关又有什么办法？这钱一出国，政府就管不到了，再汇回国，就是个人的。当然也可以在加拿大以个人名义买房地产了……

　　唉，中国海关，水平也真差，国门把不住，外汇白白流。中国银行也有很大责任，对通过中国银行向加拿大银行转账的一次性大笔钱款与持续性小笔钱款必须严格把关。不管什么途径，这些孩子的家长把大笔的钱转移出了国门是不争的事实。来源: 星网▲◆★●■☆


今天的中国 整个社会都在谈“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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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9-16：  在今天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就政治体制改革说上几句话，不仅政治形象受损连政治地位都会遭遇质疑；而一个学者如果不呼吁几声政治体制改革，恐怕连知识分子的身份都保不住，更不用说在“圈子”里继续混；甚至有些时候坐在出租车上都能听到免费的政改讲座，据说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改大师”。

　　但是，当政改成为了一种表演，成为了一种时髦，成为了一种发泄的时候，政改恐怕正离我们远去。

　　其实，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正以自己的力量在悄然前行。我们关注这些力量，呵护这些力量，导引这些力量，其意义与价值远远大过那些不知所云的训导之语和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

　　阶层分化奠定了民主的基石

　　民主恐怕是政改最为重要的目标了，很多时候民主与政改就是合二为一的。虽然不同的群体对民主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有些时候可谓大相径庭，但是并不妨碍大家都在自己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而探讨得热热闹闹。但中国社会的民主真是在大家的探讨中进步的吗？

　　答案可能并不尽然。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甚至在更长时间段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民主的追求，社会公众是如此，执政者同样如此。我们要在政治家的讲话中发现一篇没有出现“民主”一词的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快、那样好、那样到位。是中国社会不够真诚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民主的出现、扩展、壮大是有条件的，是需要社会基础的。当社会基础不具备的时候，民主就只能停留于话语中。民主的社会基础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阶层意识的凸显。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所谓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社会群体其实就两大阶级。除了这两大阶级，在政治上不承认有其他的社会群体存在。而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这两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同一的，出台一个政策有利于两大阶级就是有利于全社会。执政党只要把这两大阶级的利益保护好、实现好，就赢得了全社会的支持。所以，“清一色”的社会，团结是主旋律、统一是主基调。单一的社会结构让民主无用武之地，也就无立足之处了。

　　有人对中国共产党过去“替民做主”而又很得民众拥护的现象很不理解，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个性”。其实在那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替民做主”与“让民做主”的结果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就算有差别也只是毫厘之差。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这一差别就一日千里了。

　　中国社会这些年来，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涌现。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获取其利益的途径与方式，这些途径与方式固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利益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利益的丧失为前提的。这个时候指望让一个主体代表大家，让一个大家长来安排利益分配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做到。就算真诚地、没有杂念地想去“替民做主”，也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没这样的气候去 “替民做主”，只能“让民做主”了。

　　于是，不同的阶层与群体都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提出来，相互协商、相互交易，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在尊重少数的基础上接受大多数的选择。民主就这样开始出现、滋长了。甚至就算我们还要有个大家长，但这个大家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工作去找各个阶层集思广益。而这集思广益的协商过程也就是民主在发挥作用的过程。

　　所以，今日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快与慢、深与浅，其实是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态势相同步、相呼应。社会分化越深刻，民主发展越充分。

　　科技进步让权力不再能独断

　　权力不受制约是最受中国社会抨击的问题，也是政改必须首先面对的拦路虎。

　　权力之所以不受制约是因为拥有权力者不愿意被制约，权力之所以能不被制约是因为没有能与权力相抗衡的现实力量。

　　于是，拥有权力者通过权力为自己获得额外的、不正当、不应该的利益。权力在暗箱里操作，权力在潜规则中获利，成为感觉很好的一件事情。适逢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制度的空白、秩序的混乱，更是让权力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了肥沃的土壤。

　　但是近些年来我们也渐渐发现在一些权力无所顾忌的同时，也有一种态势在潜滋暗长，就是一些握有权力的人开始哀叹“官越来越不好当了”，开始抱怨“权越来越不好使了”，一些过分的权力独断行为开始有所收敛。

　　是握有权力者良心发现主动限权、自我约束吗？我们希望如此，但真相恐怕并非如此。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是现代科技进步的结晶互联网络所导致的不得不。

　　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下，权力独断谋私，甚至做了违规越理犯法的事情，也很容易掩盖起来，就算偶被泄露也不可能大面积扩散，知道的人不多，拖上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有了互联网络之后，这样的美梦就做不成了。

　　在网络中，空间彻底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有权的官还是无权的民，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互联网络上一个帖子，在刹那之间将信息送达成千上万乃至上亿的人。

　　前段时间，一个地方法院院长运用手中的权力在法院内部为自己身体有障碍的孩子谋了份铁饭碗的工作。这在过去的社会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但在互联网络普及的背景下，弄巧成拙，不仅孩子的工作没戏，老子的职位都险些丢失。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成为了权力运行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权力的行使都不得不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而结果又不得不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络不仅仅有信息传播的功能，还有很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而这一点对于权力的滥用是更为致命的。

　　在过去的时代，尽管中国社会从宪法到各种专门法，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制约权力都给予了充分的鼓励与保障，但大众从理论上可以制约到现实中真正能制约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距离主要不是来自于政治的约束与限制，而是来自于手段的不足与缺乏。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地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权力行为产生影响。

　　面对公众零散的批评，权力可以不屑一顾，阳奉阴违；但面对互联网络强大的传播与组织功能，权力还敢为所欲为、再搞小动作吗？

　　社会转型使得法治成为必须

　　我们现在常说，中国30年来的发展走过了国际社会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程。把几百年的变化压缩在几十年内，这样的社会状态怎能不是惊天动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

　　社会状态变化了，治理社会的方式当然也要变化。

　　过去一些西方人士习惯地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治意识缺失。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不免有些高傲的鄙夷或者是善意的惋惜：在没有法治的社会中生活的中国人多么可怜啊。但让西方人很不理解的是，这种状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多么的不适，也没有表现为多么的不文明。

　　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形态，又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之下，一切事情都是有计划有安排井井有条，可谓超稳定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人口基本上不流动也不鼓励流动，绝大多数生活自给自足，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农村是大家族集聚而居，在城市是大杂院街坊邻里，工人是黑发进厂白发退休，一个螺丝钉数十年不挪窝，人与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典型的熟人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老祖宗就是权威，人情就是道理，脸面就是契约。西方社会用法律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用情理全能搞定。而且这样的结果不仅大家接受、服气，还有一种法律绝不会有的脉脉情意在里面，让人觉得温暖。

　　但现在，社会状态变化了。

　　——市场经济改变了社会群体生活的轨迹，也改变了行为的模式。市场竞争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市场交易各怀心事，朝三暮四；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越来越微妙的利益格局，说不定哪个环节在哪个时候就会出问题。社会越来越不确定了，昔日的旧船票已经登不上今日的客船了。

　　——接近2亿的庞大流动人口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谋生，对门的房客今天可能还是妙龄美女，明天就换成了风流帅哥；在一块工作同事的名字还没有叫全，就已经跳槽了；整天与自己交往最多、影响最大、利害最紧要的不是有血缘关系、有感情的亲朋好友，而往往是萍水相逢的一面之交。社会越来越陌生了，你的老祖宗跟我有什么关系？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小孩穿的是中国做的耐克运动鞋，中国球迷喝的是德国黑啤酒，吹的是南非呜呜祖拉；过去夫妻间离婚是一件需要悄悄进行不好意思见人的事情，在今日的社会可以为了财产大闹公堂，甚至不惜抛头露面上电视台做节目以寻求支持。社会越来越开放，不仅拆了屋顶连墙壁也没有了。

　　新的社会状态需要新的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状态也产生新的运行模式。

　　不确定的社会什么最确定？法治。法治可以让社会群体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可以对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出稳定的预期。

　　陌生的社会什么最权威？还是法治。法治可以让互不熟悉的人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通过法律中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变成了人与合同、人与契约的合作。

　　开放的社会什么最靠得住？仍然是法治。不同的国度文化不同、不同的人群价值不同，但一个法治之同可以把所有这些不同聚合起来。

　　既然这样的社会状态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大势所趋，法治在中国社会当然也会越发凸显。

　　当然，法治在中国社会刚刚起步，难免矫枉过正，难免遭遇“搭便车”。比如，今天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打官司了，动不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说我到法院去告你，“好讼”苗头见长；又比如，一些部门热衷于立法，想方设法把专门法变成 “部门法”，纯属为部门利益看家护院。但我们从乐观的方面看。当他们意识到需要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不再无所顾忌的时候，不正表明他们已经潜意识地认可了法律的权威？这不正是法治取得的胜利吗？虽然只是第一步。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对簿公堂，当越来越多的问题被立法的时候，我们还用得着对中国社会法治的前途担忧吗？

　　新期待不断拓展权利的清单

　　也许天赋人权不假。但人的权利绝不仅仅是上天既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充实、不断实现。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权利内容，在过去时代属于乌托邦的内容在今日社会可能已经成为了权利的底线。

　　在30年前的中国，吃饱肚子是中国社会需要下大力气去给群众保障的重要权利。但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群众对权利的期望已经不再仅仅是物质的温饱。因为，这一权利中国社会已经完成，而且完成得很漂亮，中国已经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经济小康之后的政治小康、文化小康，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大进步，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要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要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上把这称之为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其实，这新期待就是对权利的呼唤。社会民众每一个新期待的提出，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权利清单又加长了一页。

　　而且这权利清单列出来了，就必须兑现。不兑现老百姓就会跟你要，和气要不来就跟你吵闹，吵闹还不够就折腾点动静。所以，对于各种群体性的事件，地方官员很头痛，但我们以为这是好事，这是新期待对权利的呼唤。至于说引发一些混乱与不稳定，也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分娩还要疼痛呢。可是大家都知道，疼痛过后就是新生命的诞生。

　　所以，社会一旦有需求，就会比千万个政治家，比上百次大革命更能把社会推向进步，更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推向纵深。当中国社会实现了民众的每一个新期待，也就意味着保障了民众的每一项新权利，中国社会就又向文明进步迈出了一步。反过来，当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又会激发出民众新的期待，又会提出新的权利要求。中国社会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文明。

　　结论 结论就讲两句话：

　　第一句话，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对一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豪言壮语与鲜明态度给予厚望，认为只要有决心、有态度就一定会有结果。事实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来说，自觉的决心与态度固然重要，客观的“不得不”更加现实和有意义。细究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政治体制的每一变迁，无一不是由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所推动。没有社会分化与社会转型，没有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没有技术进步出现的互联网络与信息化，中国社会在政治体制领域的这些变化，放在 30年前，甚至1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并非“通天塔工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不能克服，并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可获得。曾经有一位老同志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这句话说穿了体制变革的核心密码。也许当我们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甚至都用不了我们想象中那么久的时间。(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 南风窗▲◆★●■☆


朝鲜一面纠缠索要大米，一面谴责韩国政府
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51644

李永钟 记者 | 2010.09.17：9月16日，大国家党议员代表金武星在议员大会上表示“虽然有必要对身处困境的朝鲜进行人道粮食支援，但是左派政权在10年间把朝韩关系朝着多数国民情绪的反方向发展，草率地实行对朝支援”，“有消息证实，朝鲜的战争储备粮足有100万吨”。金议员代表之后对记者们说“这些都是证据确凿”。

据悉，要求对朝进行大米支援的朝鲜持续对韩国政府进行激烈的诽谤和威胁。

特别是朝鲜一直对李明博总统使用“逆贼”等说法，因此最近有人指出朝鲜在离散家属见面和会谈提案后展开下一轮对话攻势的真实性令人怀疑。9月16日，朝鲜官方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同族斗争是加速灭亡的愚蠢妄举》的文章中谴责称“叛党逆贼李明博痴心策动反民族、反统一的同族斗争”。这是朝鲜第4次用“逆贼” 等说法诽谤李总统、第10次称韩国政府为“傀儡”。朝鲜中央通讯社还于9月14日谴责称韩国总统为“叛党逆贼”，称韩国统一部为“党羽”。就在韩国政府和韩国红十字会应朝鲜要求称将向朝鲜支援5000吨大米、水泥、方便面、医药品等抗洪救灾物资的第二天，朝鲜官方媒体对韩国进行极力谴责。

◇ 朝鲜发送“9月7日党代会邀请函”=9月16日，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称，朝鲜于9月7日决定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向驻在平壤的“关系深厚国家”的大使发送了邀请函。不过该电视台没有透露到底哪个国家大使收到了邀请函。该电视台还引用住在北京的朝鲜居民的话表示“下月10日左右朝鲜将召开党代表大会”。

据悉，北韩尽管经受粮荒和水灾，仍储备100多万吨军粮。

大国家党院内代表金武星16日在国会召开的议员大会上说，最近有应该向北韩给予人道主义粮食援助的呼声，但就南北关系而言，这不是可取的方向。尤其要考虑北韩为战争储备100万吨粮食的情况。

迄今，北韩的储备军粮规模从未正式公开过，而这次执政党的最高核心人士似乎是有意做出上述发言。据了解，该数字是最近国情院报告给大国家党领导班子的。

韩国说是粮食过剩，但今年的储备量也只有149万吨。因此，如果北韩的储备军粮确实达到100万吨，政界提出的向北韩援助粮食的建议有必要重新考虑。▲◆★●■☆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517&msg_id=571

    2010-9-15：该条约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非公开版本，而公开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共有六条，最大的特点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毛泽东自己当年也称签定此约是“丧权辱国”。60年代起，幸好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从条约所订六条看，除中共和苏共政权结成军事同盟，将自己置于苏共保护之下外，好象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也说的不是那么清楚，那为什么毛泽东将其说成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呢？其实毛泽东的话是另有所指。就在这个条约签定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12 日，毛泽东同苏共斯大林签定了另外一个《特别协定》，那才是名符其实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清朝所签定的所有卖国条约，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签定的城下之盟，这个条约却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下主动送上门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为什么能在中国夺取政权，以及为什么在建政初期实行一面倒的外交路线。 (阿波罗网 filtered20)
    
    1950 年2月12日中共同苏共所签定的条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个《特别协定》是我们解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钥匙，时间上只差两天，内容涉及到了重大实质性问题，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只是为了更体面地向外宣布，是欺骗世人的幌子，《特别协定》才是要执行的条约。这个《特别协定》本来是对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通过这一密约，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人已经把中国拉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控制了中国，让中国民众在苏联征服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充当牺牲品。
    
    《特别协定》的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在军事上，《特别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这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军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俄在协定中还要求中共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在后来的韩战中，中国不得不派几百万的志愿军参战，为苏俄的世界霸权充当炮灰，都同这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特别协定》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中国人的生命，完全受苏俄控制，苏俄对中国人生命有生杀大权。虽然以后发生的“大镇压”、“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等不一定是照苏俄指示行事，但这个协定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中国人性命以人海对付联合国的先进部队，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战，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
    
     第三，在政治上，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0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完全操控中国的内政，实际上把中国当作了他们的占领区。
    
     第四，在工业上苏俄派大批所谓技术人员控制中国的工业，直接操作中国工业的经营管理，对这些人员政府还要给以优待的 "供给制"予以优待。中国还要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由苏俄 "自由通商"，税率只有百分之一，就是在自己国家，也不可能享受到如此优厚的税率待遇。协定还规定，苏联得"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在当时中国是个缺粮国家，这个协定的前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由于中共发动战争的原因，中国当时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分之三，棉花几乎减产一半。但是中国必须先喂饱苏俄，中国人自己才能吃饭。
    
     第五，协定规定苏俄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中国国内的矿产资源中国自己不能支配，要首先支援苏俄发展工业，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同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第六，中国境内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要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实质就是把这些地区变作苏俄殖民地。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苏俄想占有的是这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完全是以主子自居，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奴隶。
    
     第七，协定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这个规定显示了中国领土主权的丧失，苏俄有对中国领土的处置权。
    
     正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的主导下，中国成了苏俄的附属国，中国的国民沦为受人压迫的二等公民。苏俄打着支援中国的幌子，明正言顺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国人对此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不管中国国情，完全按苏俄的意愿规划中国社会制度，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想要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53年2月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在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政权，也出现过很多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但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倾全国之力甚至民众的生命去为别的国家作牺牲，整个五十年代的历史，就是中国沦为苏俄奴隶的历史，在那个时代，也许你打死一个中国人无罪，但你要对苏俄人稍有不满或提一点意见，你就会受到灭顶之灾。
    
     现在我们看当年发行的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邮票，所应关注的应该是这组邮票反映的背后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两天的时间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条约，一个是用来对外公布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是用来真实实行的密约《特别协定》。在那个友好条约幌子后面，记载着中国人真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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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2月12日，在莫斯科，中苏双方缔结这一秘密"协定"，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这项秘密协定，几乎完全顺从和维护苏联统治者的意旨和权益。全文如下：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安德列（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0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0最0高0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0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约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1950年2月12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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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 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 2月14日结束。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原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0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由于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互换照会，声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议，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一九四五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同时，维辛斯基外长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对苏联政府将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以及苏联政府将过去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定，亦互换了照会。▲◆★●■☆


中国政府拟批准大规模反日示威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245

    2010-9-15： 中国渔船船长已被日方扣留多日，中国民间保钓联盟等组织策划于9月18日在北京举行大规模反日示威，消息称中国准备批准该活动申请。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出警示，要求在中国日本人要谨言慎行。

　　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称中国民间保钓组织拟在9·18事变79周年之际举行大规模反日示威，并将得到北京警方批准。据称消息引述于北京公安当局，并称届时北京公安当局会加强戒备，准备出动全体警察，在日本大使馆、日本餐厅周边把守。而日本驻华大使馆也正收集资料，密切关注。

　　这次的示威主要是针对中国渔船在东海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相撞、渔船船长被日方逮捕至今尚未释放的问题。预定的示威分别在北京日本大使馆附近的天坛公园和其它几个地点集合，然后游行到日本大使馆。

　　2005年参与组织大规模反日示威的中国民间保钓联盟已在网络上呼吁参加，预计有大学、企业、政府机构的人参加。北京公安当局十分警惕事态向反日示威以外的方面扩大，而日本大使馆也在加紧收集中国民间反日情绪再燃的各种讯息。

　　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15日向当地日本侨民及游客发出警示，要求在跟中国人接触时注意言行举止。日本大使馆表示，目前并没接到针对日本人的抗议活动或游行等消息，但因目前正处于9·18事变79周年的敏感时期，因此呼吁日本人外出时应对周围多加注意，避免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天津市日本学校12日遭人丢掷小钢珠及外墙涂鸦，中国各地日本学校因此加强保安措施。北京日本学校15日宣布，经中国公安部门指示校方，原定9月18日举行的运动会延期。据称，运动会改在10月举行。上海虹桥日本学校证实，基于安全考量，已经获得上海警方增派30人维护安全，而在上下课时，学校也加强安全措施。

　　另据日本政府透露，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14日傍晚在日本首相菅直人当选连任后到访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副外长助理刘振民会谈，要求中国采取适当措施避免两国争端的事态恶化。丹宇此前因渔船船长被捕问题，四次被中国召见抗议，包括13日凌晨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召见。而此次是丹羽在连串召见后首次主动要求与中方外交部官员会谈。

　　他针对中国延期原定本16、17两天举行的缔结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协议的谈判，批评中国说，开发油气田与钓鱼岛争端这些无关的问题硬扯在一起，并单方面地采取行动，希望中方尽快举行缔结条约的谈判。

　　中方连番抗议后，日本至今仍扣留着中国船长；此外，13日台湾保钓船也到东海钓鱼岛附近示威，遭到日方拦截而返航，而大陆保钓人士至今未能出海抗议。现在的情况就是官方交涉没有成果，民怨也难以纾解，已经有舆论在质疑中国的外交策略。

　　富士电视台15日早上的节目主持人小仓智昭说，钓鱼岛主权问题很复杂，日本应特别谨慎处理。

　　2005年，由于日本教科书存在若干争议性内容，导致自3月底至4月中旬间，中国各主要城市均出现大规模反日游行，抗议内容逐渐延伸至其他中日长期存在的钓鱼岛主权等议题。来源: 多维▲◆★●■☆


穆沙拉夫有意在2013年重返巴基斯坦？
http://chinese.ruvr.ru/2010/09/14/20374927.html

 14.09.2010：有一种说法说，历史再重演。1999年，巴基斯坦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军事政变后，掌权的是穆沙拉夫将军。今天，出现在舞台前的仍是暂时居住在伦敦，但已退役的穆沙拉夫将军。他宣布说，他正在组建新的政党，并有意在2013年巴基斯坦举行例行全民选举时回国。他乐观地表示他有获胜的良好机会。本台观察家瓦涅佐夫就此发表评论。
       巴基斯坦再度处于艰难时期。80年来罕见的大水灾，将国家至于灾难的边缘。据联合国的资料，巴基斯坦因水灾数百万人受灾，一百多万住房被毁坏。大部分收成被淹没，饥饿的威胁当头袭来。穆沙拉夫将军就在这种情况下声称"要在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将国家引向民主道路的政治文化"。但国民又是如何想的呢？

    巴基斯坦的政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尔沙德说，今天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并非被视为是一个大政党的领导人。他建立的"全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也不具有威信。很少人愿意加入该党。因此，巴基斯坦对穆沙拉夫的声明和其回国的意向，也未做出任何特殊的反应。

    与此同时，一旦巴基斯坦前总统回国的话，他将面临很大的问题。众所周知，穆沙拉夫是军事政变后掌权的，并且是美国本区域的主要盟友。在穆沙拉夫的支持下，美国才能进行反阿富汗的塔利班战役。伊斯兰极端分子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向巴基斯坦政府宣战，袭击军人车队和警察岗哨。穆沙拉夫回国的话将会被追究其逮捕未向其宣誓的法官的刑事责任。指控穆沙拉夫未能保障布托应有安全的罪名，也没被解除布托死于恐怖分子之手。

        尽管如此，穆沙拉夫仍准备回国参政。俄罗斯印度问题学者索特尼科夫说："我看，如果穆沙拉夫在幕后未能同军方达成协议的话，他不可能做出回国参政的声明。此外，有可能美国也决定将旧人物返回原地。当年穆沙拉夫名誉扫地的离开政坛，是由于美国将赌注下在所谓的在野民主派的一方，而拒绝予以其支持。现在，美国看来决定返回旧领导人，予以其支持。美国对现行的巴基斯坦领导最终感到失望。"  ▲◆★●■☆ 


超级细菌有蔓延全球趋势 无视一切抗生素
http://society.stnn.cc/minsheng/201009/t20100916_1417138.html
 
　　星岛环球网2010-09-16 消息：“超级细菌”NDM-1有蔓延全球的趋势，美国3个州和加拿大也出现感染个案。医学界表示，细菌正在蔓延，但未知蔓延速度有多快，呼吁各国设立监控系统，检测入院人士，合力追踪病菌蔓延情况，并呼吁民众注意个人卫生，不要滥用抗生素。

　　《广州日报》报道，美国在境内3个州发现3名感染病例。据悉，这3名患者都曾到过印度，其中2人在当地接受医疗服务，余下1人则本身患病，需依赖导尿管。3名患者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未知他们接受了何种治疗。

　　加拿大也出现2宗感染“超级细菌”的个案，医生采用了混合抗生素治疗。

　　报道指出，目前，英国有超过70人感染这种NDM-1“超级细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感染人数则超过170人。

　　美加发现超级病菌变种 几乎一切抗生素对其无效

　　近日在美国三个州发现感染了新型“超级病菌”的患者，其体内变异了的“超级病菌”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刀枪不入”。

　　感染者都曾在印度住院

　　美国疾控中心科学家说，患者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伊利诺伊州。除美国本土外，加拿大也发现了两例“超级病菌”感染者。所有感染者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在近期入住过印度的医院，在那里接受过治疗。

　　科学家表示，“超级病菌”实际上是一种抗药基因，学名为“新德里金属蛋白酶-1”（简称NDM-1）。NDM-1基因具有强大的抗药性，能够分解绝大多数抗生素。由于该基因还可能潜入其它种类的病菌并互相传递蔓延，因此被称为“超级病菌”。“超级病菌”是去年被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学者蒂莫西最先发现、确认的，他在一名曾在印度住院治疗的瑞典病人身上的大肠杆菌和肺炎杆菌中找到了这种基因。

　　大范围传播只是时间问题

　　日前在治疗美国的几位患者时，医生发现一般的抗生素根本无法杀死他们体内的病菌，即便那些“医生在最后时刻不得已才会开出的具有强大功效的抗生素”，也对这些人体内的病菌束手无策。最终，医生发现原来他们体内的病菌都被“超级病菌”所“感染”，才会变得如此强大。

　　科学家说，病菌的抗药能力一直在增强，而人类在发现更强抗生素方面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超级病菌”大范围传播只是时间问题。对于愈演愈烈的“超级病菌”危机，医学界目前还没有研究出根本性的治疗方法，只能提醒民众勤洗手、勤搞卫生，同时也提醒医生和患者正确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根据病情需要给出合适剂量和种类的抗生素，千万不要滥用抗生素。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 ▲◆★●■☆


《求是》划清中国特色民主同西方民主界限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1438&msg_id=1845

2010年09月16日 CCTV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新闻联播)：本台消息：即将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与基本特征——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视频：《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世界上并不存在惟一的、普遍适用的、绝对的民主模式，关键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国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否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

　　文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根本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从根本上克服了单纯实行选举民主所难以避免的缺陷。

　　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诞生的时间还比较短，要达到完善和成熟尚需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限，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实践中展现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美参议院听证朝鲜半岛局势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095-SENATE-HEARING-103092159.html

记者: 燕青 | 华盛顿 2010年 9月 16日

沃尔特.夏普(前)、格雷格森在听证会上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燕青
 
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在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拒绝针对北韩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一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四(9月16日)就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举行了听证会。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作证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格雷格森(Wallace C. Gregson)、以及美国驻韩国部队总指挥沃尔特.夏普将军(General Walter L. Sharp)。

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在天安号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方面拒绝针对北韩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一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他说：“中方所采取的一些作法，让中韩两国关系变得复杂化了，我认为，中方必须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只有这样，双边关系在几年内，才有修复的可能性。”

坎贝尔说，白宫方面认为有必要和中方就朝鲜半岛局势进一步加强对话，期待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尔.莱文(Senator Carl Levin)对此提出了质疑。

*失败的尝试*

莱文参议员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说是要‘进一步加强对话’，但是，结果呢？我看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失败的尝试。”

莱文参议员说，中方在天安号事件上的作法，不仅让中韩关系变得复杂，同时也让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而且他说，中方的作法是美方“完全不可以接受的(totally unacceptable)”。

*重要原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凯恩(Senator John McCain)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美国航空母舰是否还将到相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麦凯恩议员向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提问：“你是否认为我们有必要在中国已经‘提出警告’的情况下，继续向国际海域派遣航空母舰和其他海军舰只？”

格雷格森回答说：“是的；能够运用国际航海自由是我们从建国以来所秉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不应有的忽略*

另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利伯曼(Senator Joseph Lieberman)、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等人都对前总统卡特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当中的某些措辞表示不满。前总统卡特撰文说，他最近访问北韩和中国期间，得到明确的讯号，平壤想要重新开启和美、韩之间的和谈，卡特并且敦促美方不要错过这一良机。但是，利伯曼议员指出，卡特通篇文章，谈及朝鲜半岛局势，但是只字未提天安号事件。利伯曼议员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应有的“忽略”。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与会的三位“证人”都表示，东亚地区局势目前非常地复杂，而且高度敏感。美国驻韩国总指挥沃尔特.夏普将军说，美韩两国同意将联合作战指挥权的交接拖延到2015年，有利于韩国军队在各方面更加成熟，有利于盟国之间对北韩有可能发动的侵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