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延退是否可避免“大国空巢”
http://guancha.gmw.cn/2010-09/19/content_1256757.htm

罗志渊　刊发时间：2010-09-19　光明网  国新办10日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人社部官员表示，对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还在研究，需综合考虑人口结构和就业情况。其实，早在几年前，关于是否推迟退休年龄就曾引发过争论。现在，“延退”再一次被提出来，立刻成为各大媒体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目前对“延退”的观点，很多网友各持观点，形成力挺和反对的两大派，且多数网友表示反对“延退”。

早在2007年9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就谈到，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西方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此论一出就引来多方质疑，政府不养老谁来养老？当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就针对龙永图的观点进行反驳：龙永图打破了人们“政府养老”的美好幻想，揭穿了一个弥天大谎，点破了一个事实：不能指望政府养老。

笔者曾看过学者易富贤先生《大国空巢》一书，里面就预测到我们国家有一天会延长退休年龄的。因计划生育政策草率出台，对老龄化社会存在误解，而且对社保基金的管理不善，造成社保基金大量亏空，势必通过“延退”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计划生育政策。

以前，中国没有社会保险，是靠“孝”体制来养老的。老有所养，是谁来养？是儿女来养。所以在老百姓心里：生儿子就是为了养老。然而，计划生育后，长期宣传“只生一个好，政府给养老”。现在政府只计划控制人口，而不计划养老了，这是说不过去的。难道老有所养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目前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已使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每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小孩，如何养那么多的老人？这就彻底了打破原来的靠“孝”体制来养老。中国传统“孝”体制，也叫家庭养老（Family security），现在发达国有社会养老（social security）。而中国计划生育既破坏了Family security，又破坏了social security。因此，“延退”只是权宜之计，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真正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关键是要取消或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现在，各大媒体报道的关于是否支持“延退” 讨论，只是问题的表面。这个无需讨论，答案绝对是否定的。纵观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发达国家当年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没有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比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只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才为55岁，1980年代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56岁。但是，中国目前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多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社会养老（其他3/4老人靠子女养老，因为他们平均有五六孩子），但是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的1/4了。而今后是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两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推迟退休年龄又是必然的。

也有专家指出，政府养老成问题了，我们可以引入商业养老制度。这也是行不通的。根据美国经验，美国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商业养老制度，家庭人口结构合理，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也健全，使得老有所养。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商业养老制度和家庭养老都面临危机。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生育率还有2.09），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但是依照目前的运作方式，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综上：现阶段，我国在老龄化社会中要在养老问题上选择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最关键的是要取消或适度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在“延退”问题上相关配套政策要跟上。笔者认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不应改变，仍然是现在的退休年龄。但根据个人身体情况，选择继续工作的，政府要给以奖励，以此来鼓励身体好的老人可继续参加工作，而不是以强制的方法“一刀切” 延长退休年龄！▲◆★●■☆


延退不如松二胎
http://guancha.gmw.cn/2010-09/21/content_1258152.htm

夏河年　刊发时间：2010-09-21　光明网 据说到了２０３５年，我国２名纳税人就要供养１名养老金领取者，所以“延退”势在必行。舆论显示，反对者占绝对多数，但这个架势不等于“延退”必然败阵，因为支持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远非反对方所能比拟，“少而精”ＰＫ“多而粗”，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由于事关重大，简单的投票表决或强力推行都是不可取的，需将其中的道理揉碎了再详细分析，之后才能决断。

“２养１”是《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根据具体数字推演出来的，正确性应该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能否得出延退的结论。我相信延退是能够化解养老金缺口和减轻将来养老负担的，但延退会产生其他更严重的问题，甚至正负抵消可能很不合算。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和分配不公，毫不夸张地说，不公是当前最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延退必然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同样是延退，不同阶层的结果是有天壤之别的。延退后，升斗小民必须继续为养老辛苦打拼，换来的却是养老金缩水５年；既得利益群体得以延续“激情燃烧的岁月”，该群体的居中者，５年下来多出一套房子不算夸张——谁否认这个结论我跟谁急！

一个人从走上社会到最后以什么身份退休，个人努力、所逢机遇、社会不公，各种因素都有，不可否认，好位置以不公正获得为主。现在的就业形势紧张吧？你给我从失业队伍里指几个权贵子女给我看看。集体买断那会儿，硬是有人拿了补偿款后还能再进入事业单位，不是一般的牛。公务员考试还算过硬吧？人家照样“考第一”，脚趾甲都明白“第一”意味着“钱途无量”的岗位。对了，以前还有工农兵学员和离退休顶替。不公永远存在，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再要人为延长和加深社会不公，说不过去吧？比方说到医院拿红本本看病的老革命，人家当年抛头颅洒热血命都不顾，看病免费自然是应该的，但红本本中也有不少没做出什么贡献和牺牲，只因赶上了好时候又被他套上了政策，将就着吧，就算一个红本本保全家看病，好歹有个自然规律在那里拦截，纵然不公，终有了时，没想到，居然还有５０岁不到气壮如牛就拿红本本看病的，级别高啊。这种人最不缺钱看病，你给他发什么红本本啊！

如果延退政策能撇开既得利益群体，反对声不会这么大，我以为，但这样一来，延退政策就缺乏推动力，再说就算理论上公仆们并不高人一等，但也不至于让他们低人一等吧？“２养１”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细究起来是不成立的。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的确有很多人６０岁时还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医生，但问题是这类人才大多不是原单位返聘就是另有高就，就是不延他也没退。再者，越老越香的职业并不多，就算是社会普遍以为越老越香的职业，也并非适合所有的人，这其中的主要因素是身体和心智的实际状况。有的人六七十岁还很牛，也有到了退休年龄已经稀里糊涂的——年轻时的事情他倒是记得清清楚楚，刚刚发生的事情却经常忘得干干净净。普遍来说，３０岁到５５岁是工作的黄金时段——少数职业和少数人除外，而延退针对的是全体从业者。

有一种折中的观点是区分职业或渐进式延退，上述文字表明其理由同样不足以服人。撇开既得利益群体，延退政策推行不了，真有能耐并精力充沛，退休年龄不是障碍。

我现在最反感动不动就拿与国际接轨说事。日本社会的老龄化是经济发达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寿命延长所致，中国社会的未富先老主要是一胎政策造成的。笔者个人的观点是充分肯定计划生育的历史意义，凭良心说，我的职业谈不上太差，但要养育两个小孩，我恐怕没有现在这么自在，因为我们这一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非但没有从上面得到，还要尽量不让子女出门寒酸，挺不容易。不说别的，如果生的是儿子，结婚用房就够大部分人伤脑筋。将来８０末９０后的子女虽然也有苦恼，但物质生活肯定比我们强得多，社会保障比现在好得多，松开二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松开二胎好处如下：

１、绕开老龄社会，一举避免“２养１”，效果非延退可比；

２、同一个国家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至少是大大缩小了区别；

３、弥补独苗苗军人的国防短板，为继续和平发展增加筹码；

４、纠偏男女失衡，降低社会隐患；

５、富人再也不必为了避开一胎限制而移民国外。

６、对民族素质的提高有明显的生物学意义。

更进一步，可考虑允许高学历夫妇和家产进入当地前十的放开３胎。对这两个群体的松绑各有其积极意义，前提是培育过程不能增加社会负担，也就是老三诞生时要向社会缴纳一笔“增容费”。对高学历夫妇松绑的意义就不多说了，这里说说对富豪松绑。富豪家庭多生有利于子女进取精神的培养，我们乡下养猪一般情况下至少会同时养两三头。另外，家产一分为三其实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种方式，虽然有些另类，效果却是实在的，比如说１人继承全部１千万元，那是相当的富裕，各得３００万元，也就是个中上水平，不努力的话，再过十几二十年就落伍了。无论２胎３胎，都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请别在这种无谓的问题上浪费口水。

一根独苗苗带给父母和爷爷奶奶的，不知道多少胆战心惊，那真叫“捧着怕摔含着怕化”，相信过来人都有切身体会，至于一胎得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大家都知道，除了赚年轻女人的钱，就数赚小孩子的钱“容易”，商家和学校深谙此道，一胎的物质便利就这样抵消了很多。普遍来说，两胎应该是个人意愿和经济条件的交汇点，有了两胎，养育过程必然会粗放一些，这对小孩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当年人口政策的起草者之一在《人民日报》上披露说，当初“只生一个”的计划就是预计实施二三十年，可见现在调整还真叫“与时俱进”呢。松二胎比延退更容易被国民接受，社会效果也更好。▲◆★●■☆


马云与黄光裕成为“难兄难弟”
http://guancha.gmw.cn/2010-09/21/content_1260771.htm

洪仕斌　刊发时间：2010-09-21　光明网  黄光裕与陈晓的国美争夺战商业大片还未结束，马云与雅虎的阿里巴巴主导权的商业大战又接着燃起。而将此两事联系起来分析，真的感觉有“异工同曲”之处，零售商业王国缔造者黄光裕与互联网商业王国缔造者马云，无疑就成为了一对最好的“难兄难弟”！

黄光裕逐渐丧失国美的主导权，其原因是职业经理人陈晓联合贝恩资本等外资投行，演出的一场商业大戏，事件在经历了国美董事局起诉黄光裕；黄光裕妹妹黄艳红报料，罢免陈晓职务是对其业绩的不满意；再到职业经理人宣誓共进退；再延伸到黄光裕在狱中致《我的道歉和感谢》信；最后到双方相继到国外进行路演拉票，以获得各投行的支持。综观国美整场商业战争，也更是从新闻战到打情义牌，再到承诺利益等等。但是直到现今，整个事件对于国美的缔造者黄光裕，结果还是扑朔迷离，心理也没有一点底气，不知道这场国美争夺战，最终会走向何方，所以现今的黄光裕可能是悔不该当初将股权稀释套现，要不也不会落下今天这个结局。

同样，马云现今也碰到相同的问题，阿里巴巴集团近期与雅虎一系列的交锋暗战，应该说与即将到来的2010年10月这一时间节点有关。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表示，“雅虎2005年10月收购阿里巴巴集团股份时已经协定，五年后（也就是今年10月）雅虎将拥有阿里巴巴集团第一大股票权，及与马云等管理层一样多的董事席位，所以越是临近这个时间，阿里巴巴集团必然会有一些反应。”再加上从10月开始，持股阿里巴巴集团39%经济权益的雅虎，其投票权将从当时条款约定的35%增加至39%，而马云等管理层的投票权，将从35.7%降为31.7%，软银保持29.3%的经济权益及投票权不变，届时雅虎将成为阿里巴巴真正的第一大股东；董事席位的增加，投票权的加重，这两者相结合，阿里巴巴从实质性上来讲，已经“不属于”以马云为首的创业管理层主导的阿里巴巴，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雅虎主导的阿里巴巴，所以马云现在心中也十分失落。

辛苦带大孩子的最终却成为了别人的“儿子或猪仔（所指赚钱的工具）”，是黄光裕与马云在商业大片中，遭遇同样的“悲惨”情景。当这中国两大产业巨头遭受同样的境域，是否让我们要集体反思。因为国美争夺战到现今，部分人还在高喊着陈晓主导的国美是公众化管理、是公司先进治理的前行探索时。所以这国美争夺战与阿里巴巴主导战两个现实案例相结合，能否使他们哑然。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血淋淋的结果，是咱们辛苦打下的国美或者阿里巴巴两大商业王国，最终却成为了别人的“儿子或猪仔（所指赚钱的工具）”，所以当部分人在大喊国际资本的融入是国际化时，却发现国外资本是步步为营，环环为局，最终让我们丧失优秀企业的主导权。众所周知，21世纪的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原义就是经济的对抗与资本的战争，联想到国美与阿里巴巴已经开始与即将开始的商战，无不让我们对产业边界安全感觉到危机丛丛。因为以国外为首的投行或企业资本，在不断地蚕食我们的黄金产业时，而我们中国仅靠卖几万件衬衫与几万双鞋换来的微薄价值，却还不断受到国外反倾销的“骚扰性”壁垒，

国美与阿里巴巴的两场商战大片，不管未来结果如何，都给正在崛起的中国草根式产业上了一课，在企业发展与引进投行时，一定要站在国际看国内，站在国家看安全，站在资本看市场，站在现在看未来，站在社会看责任，只有多维度的思考，才会让中国更多的草根式企业，在未来资本大战中，快速成长起来，并最终做到能“与狼共舞”！▲◆★●■☆


警惕反日浪潮破坏中国社会稳定
http://guancha.gmw.cn/2010-09/19/content_1256755.htm

李正刚　刊发时间：2010-09-19 光明网  自从中国渔船遭日本巡逻艇冲撞、中方船长遭日方逮捕后，中国官方严正抗议和交涉，民间举行抗议活动，表达了正义的立场和爱国精神。各种舆论声浪无不充满中国势不可挡、严惩日本、日本必将自食其果这样的预见性估算。但是我们注意到互联网等民间舆论诸多的对于日本的恐吓，对于中国政府所谓“软弱”的指责，以至于发生天津的日本人学校被人投掷石块遭到损坏一事，显然反日浪潮不仅针对日本，还有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可能性。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中国是最早发现钓鱼岛并对其行使有效管辖的。中方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在中国渔船遭日本巡逻艇冲撞、中方船长遭日方逮捕后，中国官方严正抗议和交涉，近日，中国各地民众对日方非法抓扣中国的渔民和渔船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意志和决心。各种舆论评论无不慷慨激昂，比如白峰的《日本别低估了中国人的忍耐性》，时寒冰的《钓鱼岛的大阴谋》，王锦思的《撞击中国渔船日本恐付出高昂代价》。这些文章正义立场毋庸置疑，但是这种迎合反日心理的鼓噪也有故弄玄虚、虚张声势、色荏内厉之感，难免流于空洞。

历史经验证明，古今中外任何正义行动将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举凡中国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民间行动，对于外来侵略者均给予严重打击，但是也付出惨重代价和巨大牺牲，有时候甚至误伤无辜和殃及自身，民间反日行动也已如此。

王锦思的文章不发威胁性地认为，诸多中国公民可能会采取“抵制日货、拒赴日本旅游”等行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这种行动只会使中国失分，对于自身毫无益处。而在天津的日本人学校被人投掷石块遭到损坏，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警示信号，可是媒体和民间如果一味鼓噪不正常的反日情绪，行动不加以控制，比这更加严重、专门针对中国自身而非反日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可能殃及改革开放成果，破坏和谐社会建设。

吴志森的《反日幼稚病》分析： “反日群众的义和团情结，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把日本电子产品当成是军国主义的枪炮，把日本食肆当成是侵华指挥部，把日本人当成是日本皇军。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只凭意气乱发泄一通的暴民行为，只会殃及自己国民，更伤害同情中国的日本友人的感情。在全球化２１世纪的今天，这种‘反日幼稚病’只能沦为人家的笑柄。各位亲爱的中国同胞，你们反日，能反得水平高一点吗？”甚至更有一个坚定的“反反日”分子认为,应该把白痴、愚蠢、猪脑子、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把世间所有最恶毒的词语形容反日分子。

而日本在华评论员加藤嘉一貌似高深、实则不痛不痒的文章说明，他一方面暗地坚持钓鱼岛是日本的立场，一方面看似保持中立，以确保他在中国继续游刃有余、充当什么明星，甚至他在许多文章里炫耀性地把一些不入流的中国人称为他的老朋友，还自称受过多少家媒体采访，吹嘘自己每天收到三四百封信，生怕别人不知道，无疑是把中国人当傻子。加藤嘉一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日本政府和国民也不要把中国人当傻子，反日分子也不要把中国人当傻子。

不过，当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根本性弊病的时候，当中国还落后日本很多年，当最纯粹的反日分子也离不开来自日本的富士苹果、京欣一号西瓜、卡拉OK、社会主义等词汇的时候，确实需要正本朔源，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极端反日行为这一危险性的存在，正在逐步加以工作，控制潜在事件发生，无疑是明智之举。▲◆★●■☆


美国副总统：中美关系需“经过”日本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436

    2010-9-21： 9月19日延长拘留中国渔船船长10天，中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两国都开始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两国民间的态度亦更加针锋相对，日本就此欲说服中国理解以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蔓延。在此敏感时期，美国副总统高调撑日，称中美关系需要“经过”日本。

　　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9月20日在美日委员会（US-Japan Council）年会发言时强调美日关系在美国亚太政策当中的根本性质。拜登说：“我们必须正确应对美中之间新浮现的两国关系。坦率地讲，我认为，若不 “经过”（must go through）日本，搞好美中新式关系将无从谈起。在亚洲那块区域，如果没有日本，美中关系会怎样，我不知道。”

　　拜登表示，奥巴马政府扩大与中国交流的政策已取得进展，但是，有时似乎过于仓促，从而不能将重点放在具有至关重要地位的美日关系方面。同时，拜登还表示，美国人民会理解美日关系系美国亚洲事务的“关键”（linchpin）所在。在此中日因钓鱼岛撞船事件交锋不断的敏感时期，拜登这一表态被认为是 “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关键时机美国给盟友日本在发出了温暖信息。

　　围绕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官房长官仙谷由人21日上午就中方态度变得强硬表示，“必须说服中方对日本的司法体系给予理解。日中双方应努力避免刺激极端的民族主义。”

　　日本在钓鱼岛海域抓扣中方渔民渔船事件发生后，东京中华学院、大坂中华学院、横滨中华学院等华校都接到日本右翼分子电话或邮件恐吓。甚至在9月16、 17 日连续两天，有日本右翼分子给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打电话，威胁将于9月18日在学校引爆炸弹。为确保师生安全，该校立即向当地警方报警，并将情况报告给中国驻大坂总领馆，还作出了18日下午停课的决定。

　　此外，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也收到了右翼分子发来的威胁邮件，题为“中国人从日本滚出去”。邮件中说：“侵入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的罪犯被左翼政权给放走了，但事还没完呢。还呆在日本的你们就是我们的攻击目标，赶紧做好回国的准备吧！”

　　而中国多个城市在9月18日亦爆发了反日示威游行。在天津，有日本人学校被攻击，多家日本人学校为了安全延后了运动会的举行日期。

　　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相马渊澄夫在21日的记者会上透露，他不接受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的拜访。后者将出席22日起在奈良市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旅游部长会议，

　　中方在19日曾通知日方拒绝“日本青年上海世博会访问团”访华，日本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称“这是有损日中青年交流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并表示，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面带愤慨地”说：“单方面拒绝，这令人极不愉快。”

　　中国《环球时报》20日的社评就称：预计日本不会立即改变继续非法扣押中国船长的做法，甚至可能反过来报复中国，中国应有进一步制裁日本的一揽子计划，与日本打一场外交“连环反制战”。中国应准备受一些损失。因为不这样做，日本就会在“对中国强硬”的路上越走越远，中日今后爆发冲突的方式会更加激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日方对中方船长的任何所谓司法措施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们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还中方船长。日方如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其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

　　外交部19日发布消息称，日方近日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已经对中日双边往来造成严重损害。中方已经暂停双边省部级以上官员交往，终止了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中日航权事宜的接触，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中国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19日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向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王光亚指出，日方如不立即无条件放回中方船长，中方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其一切后果由日方承担。王光亚强调，日方制造的这起事件已经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今后事态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日方做何选择。

　　对于中方的表态，日本外务省官员称，日本政府计划加紧收集相关信息，但原则上将按既定方针处理。而关于暂停日中间部长级以上交流等中方的反制措施，日本政府称尚未接到任何来自外交渠道的通报。日本官房长官仙谷由人表示将弄清事实关系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分析称，中国政府的做法与抗议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时如出一辙。

　　另外，日本外务省官员还表示：“不管中国使出什么招数，基于日本的主权和国内法履行刑事手续的方针都不会改变。”日本外相前原诚司19日上午在NHK电视台的节目中称：“我认为此次撞船事件是偶发事故。希望中国也能冷静应对。”对于因涉嫌妨碍执行公务而被逮捕的中国船长，前原重申：“将切实按照日本的国内法律进行处理。”他还指出：“为了强化战略互惠关系，希望在坚持我方立场的同时与中国进行协商。”

　　共同社9月20日报道，多名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相关人士19日透露，为增强应对东亚安全局势变化、国际恐怖活动和自然灾害的能力，该省计划将陆上自卫队的编制从现有的15.5万人扩充到16.8万人，目前正在就此展开协调。该省有意将此内容写入年末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如果顺利实施，这将是陆上自卫队自1972年度以来首次扩大规模。

　　日本新闻网报道，未经完全证实的消息说，中国东海舰队的两艘驱逐舰，19日已根据高层的命令，前往东海，有可能到中国开发的春晓油气田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日本政府19日开会，研究如何应对中国在春晓油气田开始生产，并派出了海上自卫队的侦察机，飞临油气田进行监控。

　　春晓油气田位于日本划定的日中海上中间线的中方一侧，但是日本希望，能够共同开发。日本外务大臣前原已经表示，如果证实中国已经开始在春晓油气田生产的话，将会采取坚决的对抗措施。

　　中国19日通知拒绝“日本青年上海世博会访问团”访华，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称“这是有损日中青年交流的行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此项交流活动原本是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时建议的，该人士面带愤慨地说：“单方面拒绝，这令人极不愉快。”不过，共同社20日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强调，中方有意把撞船事件发展为领土问题，日方不会为“挑衅”所动，将不采取对抗措施。

　　日产汽车公司社长卡洛斯·戈恩20日在中国郑州出席新工厂竣工仪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日中撞船事件引发的两国关系恶化不会影响公司的在华销量。他说：“订单还堆积着，问题在于供给不足。（撞船事件）对我们的生意没有影响。”关于与中方合资伙伴的关系，戈恩说：“我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协力工作，事件没有在合资公司内引发摩擦。”

　　中国渔船“闽晋渔5179”号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两艘巡逻船接连相撞，随后被扣押。日本石垣简易法庭10日决定拘留中国船长詹其雄10天至19 日，并讯问14名船员。在中国数次强烈抗议下，船员和渔船13日获释，船长仍被拘留。事件引发全球华人不满，并爆发近年来罕见的保钓反日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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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贪腐犯罪死刑可避免贪官外逃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452

    2010-9-21 文章作者 : 刘仁文 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准备取消13个非暴力的经济犯罪死刑罪名。除此外，中国仍有多个死刑罪名涉及括贪腐等非暴力犯罪。社科院一名专家撰文指出，取消贪官死刑可避免跑到其国外免死的负面效应。

　　严格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精神。

　　取消贪官死刑，可避免跑到国外就可免死的负面效应。

　　生命是无价的，这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应有的态度。

　　各国反腐实践表明，防治贪腐有比死刑更有效的措施。

　　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准备取消13个非暴力的经济犯罪死刑罪名，开启了我国立法削减死刑的先河。

　　应当看到，即使这次13个死刑罪名最后得以取消，我国刑法中仍然有55个死刑罪名，其中包括贪腐犯罪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因此，继续创造条件削减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刑法改革的重要任务。

　　有不少学者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还不能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对此观点，应当加以深入分析。

　　从国际公约看取消贪腐犯罪死刑的必要性

　　根据联合国秘书长2008年发布的有关暂停使用死刑的报告，截至2008年7月1日，在世界范围内，已有141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律上或在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只有56个国家和地区还保留并执行死刑。就是在还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地将死刑作为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刑罚来适用，而不是常规性地适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废除死刑是一种国际趋势。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严格限制死刑直至废除死刑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精神。

　　早在1966年，联合国就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生效)，其第6条在提倡缔约国废除死刑的同时，要求在那些还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1989年，联合国又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择议定书》(1991年生效)。

　　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签署和批准后者，因此并无废除死刑的国际法律义务。但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正在准备批准该公约，一旦批准，就将向公约的监督机构———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包括死刑问题在内的报告。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澄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说的“最严重的罪行”的含义。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何为“最严重的罪行”达成的共识是，非暴力犯罪肯定不属于这一范畴。

　　例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中，提出“最严重的罪行”应理解为“其范围不应超出带有致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蓄意犯罪行为”。虽然该决议提到的“带有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蓄意犯罪行为”使得广义解释成为可能，但联合国秘书长其后在《死刑和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蓄意犯罪以及具有致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意味着罪行应该是危及生命的，即危及生命是罪行的很可能发生的后果。由此，任何不危及生命的犯罪，无论其后果从其他角度来看多么严重，都不属于可对之适用死刑的“最严重罪行”。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项决议中，特别敦促保留死刑的国家不对诸如金融犯罪、宗教行为、良心的表达以及自愿同意的成人之间的性关系等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联合国有关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在2007年的报告中提出以下罪行不属于可判处死刑的“最严重罪行”：未导致死亡的绑架、鼓动自杀、通奸、叛教、腐败、毒品犯罪、经济犯罪、良心的表达、金融犯罪、官员贪污、逃避兵役、同性恋行为、非法性行为、自愿同意的成人之间的性关系、偷窃或武力抢劫、宗教行为和政治罪行。

　　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那些保留死刑的缔约国提交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最严重的罪行”意味着“死刑应当只是一种非常例外的刑罚方式”，它还具体指出了在其看来不属于“最严重的罪行”因而对其判处死刑不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的罪行，包括：经济和财产罪行、贪污、盗用国家或公共财产、抢劫、严重盗窃、通奸、叛教、同性恋行为、非法性关系、鼓动自杀、贩运危险废料、毒品犯罪、逃避兵役、侮辱国家元首、分裂活动、间谍行为、煽动战争、政治罪行、建立或呼吁建立某种团体，等等。

　　虽然无论是经社理事会或人权委员会的决议、秘书长的意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还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都没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各个国家没有必须根据这些意见确定本国法律中可予判处死刑的“最严重的罪行”的法律义务，但这些意见的权威性还是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反映的并不是某一个或某一类国家的观点或文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世界的呼声”。

　　如果我们将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报告时，我们的刑法中仍然包含贪腐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显然，从上述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往的工作情况来看，它一定会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和疑问。

　　取消贪腐犯罪死刑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随着国门大开，贪官外逃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要想把他们引渡或移送回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可避免，但“死刑不引渡”乃当今国际社会一公认准则。

　　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特意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主要是考虑到对一些可能判处死刑的外逃犯，如果我们不承诺在死刑以下判刑，则无法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近年，我国在与西班牙、法国等签署引渡条约时，都从现实出发，认可了“死刑不引渡原则”。

　　从个案看，我国也是这样做的，如几年前我们与美国合作，对方将巨贪余振东遣送回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就作出了包括不判其死刑的承诺，后来法院的实际判决也遵守了这一承诺。厦门远华走私案的首犯赖昌星逃到加拿大后，我国政府在与加方就此案展开刑事司法合作的谈判时，也已经承诺：将来赖被遣送回国受审时，中国不判处其死刑。

　　但问题是，有些贪污犯比起余振东来，数额要少得多，在国内还是被判处死刑，而远华走私案已经判处了数十名同案犯的死刑，首犯赖昌星却仅因跑到国外就可以免死，怎么向公众解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

　　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取消所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那样不仅有利于实现所有经济犯罪和贪腐犯罪者的刑罚平等，而且也省去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围绕“死刑不引渡”而引发的烦琐谈判。否则，给人的印象就是贪官谁能跑到国外，谁就可以免死，其负面效应不言而喻。

　　取消贪腐犯罪死刑也是刑罚比例性原则和刑罚人道化的要求

　　刑罚比例性原则又称“罪刑相适应原则”，它要求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生命是无价的，因此，再多的金钱也不能与生命等价，这是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所应有的态度。

　　刑法上的犯罪要受到何种惩罚，需要结合其侵害的法益来考虑，如果其侵害的法益不是生命，那么即使在强调报应的刑法观里，其报应的后果也不能是死刑。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也越来越严格地被限定在那些与剥夺他人生命相关的犯罪上。在衡量法益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因为“如果坚持比例原则，就不能对所有的谋杀犯都处以同样的刑罚”。

　　取消贪腐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有利于我们营造一种宽容、人道的法治文化，为最终彻底废除死刑创造条件。

　　中国政府早已声明，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条件具备时废除死刑。从历史看，世界上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有一个大致的规律，那就是这些国家都曾经走过这样一条道路：从死刑罪名众多到后来被限制在严重谋杀罪再到最后彻底废除死刑;从死刑被广泛适用到死刑逐渐被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刑罚”很少适用再到后来彻底不用; 从死刑执行手段的多样化、对不同的死刑犯要采取痛苦和羞辱程度不同的方法到死刑执行手段的单一化、对所有的死刑犯都要采取痛苦程度最低的方法;从死刑执行的兴师动众到死刑执行逐渐退出公众视野。

　　我国现在总的来讲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的，如死刑执行由过去的枪决到现在的注射，死刑执行场所由过去的露天刑场到现在的专门刑场。此外，在死刑执行环节增加了人性化的安排，如允许死刑犯与亲人见面等。另外，我国自2007年1月1日把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在实践中大幅度地下降，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死刑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刑罚，但与过去相比，死刑的适用确实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

　　创造条件取消贪腐犯罪的死刑

　　当然，从司法上限用死刑到立法上取消死刑，这中间还有很大一步需要跨越。

　　总结这次《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准备取消死刑的13个经济犯罪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些罪名都是近年来发案率得到有效控制、司法实践中已经很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贪腐犯罪作为一种目前发案率还很高、社会公众反应强烈的犯罪，执政党又把它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挂钩，因此，要马上从立法上取消这些犯罪的死刑，显然不现实。故当务之急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反腐措施，把贪腐犯罪的严重性降下来。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带有马后炮的性质，一些基础性的制度更加重要，如通过颁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新闻法》等，使公权力受到有力监督和制约。只有当某一类犯罪不是那么大范围地发生时，民意对这类犯罪的愤怒才会降低，那时再取消这类犯罪的死刑也就不会遇到民意的强烈反弹。

　　尽管人权学者主张，在废除死刑这个问题上，政治家应基于原则信仰而不是屈从于民意，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政治家在作出废止死刑的决定时，肯定要考虑到民意的强弱。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废除死刑时多数民意都是反对的，但显然在一个民意80%甚至90%都是支持死刑的时候，废除死刑的难度肯定要大于仅超过50%或者60%的民意支持死刑。

　　在我国当前反对废除贪腐犯罪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除了前面所说的要从体制机制上设法把贪腐犯罪的严重性降下来，还要对民意进行适当的引导，比如让公众认识到死刑废除与某一类犯罪的增长没有必然联系：像我国1997年废除普通盗窃罪后，现实中的普通盗窃并没有出现原来某些人所担忧的大幅度上升;在那些没有对贪腐犯罪设置死刑或者废除了这类犯罪的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贪腐犯罪并不比那些对这类犯罪保留死刑的国家严重，甚至廉洁度更高，说明防治贪腐有比刑法更有效的措施;等等。

　　现在，之所以民众反对废除贪腐犯罪的死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腐败比较严重，担心某些贪官不被判处和执行死刑，就会通过种种不正当的关系，很快被放出来。现实中确有某些贪官在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被保外就医，或者在减刑、假释等环节滋生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因此，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对这些刑罚执行环节的监督，纠正这些领域的不规范现象。来源: 新华网▲◆★●■☆


基辛格二次访华引起的周恩来被批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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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2010-09-22：1973年11月下旬，已经患了膀胱癌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为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一次会谈，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严厉批评。

　　据《周恩来年谱》中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今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十八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这一记载很原则、很扼要，没有讲明“不可靠汇报”的内容，没有说明毛泽东的具体“看法”和批评意见，没有讲明中央政治局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详情，更没有说清江青等“四人帮”一伙“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具体内容及猛烈批周的具体情况。于是笔者进一步查阅解密的史料，弄清了事件的一些情况。

　　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在此之前，基辛格2月访华期间，毛泽东曾会见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据《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记载：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基辛格在11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交换意见，并达成默契。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哎，一样。”美方态度暧昧，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谈话时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中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在毛泽东同基辛格会谈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极其慎重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21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批判周恩来的具体情况，受批判的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没有对别人讲过。参加会议的邓小平等人也没有见于文字的回忆。仅在周恩来1973年 11月18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报告》的手稿中述及，很简略。所以，笔者只能根据当时在会场外侧面了解一些情况的周恩来卫士长高振普的回忆，来记述当时的情况：

　　“1973年11月21日晚8时，周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会议，会场设在东大厅。”“照以往的做法，参加会的人到了该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会把饭送进会场，他们边吃饭边开会。今天，我们把总理的饭准备好，请服务员送进去，时间不太长，饭一点没吃，原样退了回来。我很纳闷地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先把饭端回厨房，等一小时再送一次。我并没有想别的，总理不按时吃饭是常事，今天不同的是，他没说等一下再吃，而是把饭退回来。”

　　“一小时过去了，送去的饭又退了回来。服务员传话说，总理说不吃饭，也不叫再送吃的。”“我与大夫商量，不吃饭该吃的药不能误时，于是请服务员准时把药送去了。总理把药吃了，我们稍微放松了一下。”

　　“几个小时过后，散会了。我跑到会场门口，等待着。总理第一个走出来，他的脸色难看，人显得很疲劳。我接过文件包，在回家的路上，不放心地问总理：‘您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他的语气低沉。‘饿吗？’‘不饿。’总理下午起床后，只吃了一杯豆浆冲鸡蛋。”

　　“我和保健医生交换了看法，对总理为什么不吃饭，我们一下说不清楚。不过，总觉得今天的会不太正常。医生说，这种情绪，对心脏不利。我们守在办公室外，隔十几分钟就轻轻地开开总理办公室的门，看一看总理。他仍然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和往常一样，夜深了，才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们把看到的情况报告邓大姐，她听后对我们说：‘你们要更加精心地管好总理的吃饭、吃药。吃药一定要准时。更具体地说，饭后用的药，不吃饭，到时也把药送进去，目前吃药更为重要。’”

　　“再去开会，总理装文件的皮包轻了许多。临进会场，总理回头对我说：‘开会中间不吃饭。’我马上说：‘药还是按时吃吧。’总理让我们掌握。”

　　“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往开会不是这样，不吃饭，还让送杯玉米粥，今天什么也不让送了。”“这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1972年，查出总理患了膀胱癌。已一年多了，他没能及时治疗，现在每天尿血。医生们定期向中央送病情报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是了解总理病情变化的。这几天总理病情明显加重，尿血量增加。我们非常担心呀！”

　　“我和张树迎轮流跟总理去会场。趁总理在家时，我俩也议论当时的情况。我们的直感是：中日、中美关系的门打开了，他们认为总理这头‘老黄牛’也没多大用场了。像要动手杀‘牛’了！”

　　“会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有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

　　“有一次散会后，我马上走到会场门口，见出来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我急忙闪在一旁。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笑，只听江青说：‘走，还是老地方。’他们的红旗车连成一串，开往钓鱼台。后来，在大会堂北门外执勤的警卫对我说，每天散会后，还有不是住在钓鱼台的几个人，一起去钓鱼台。他们是在为下一次的会议作准备。”

　　“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为保密，会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二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期间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他妈的，我不干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会开了十几天，一天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束了。我的回答当然是‘还好’。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
 
另据周恩来的亲侄女周秉德了解的情况：

　　“1973年11月，因为和基辛格的一次谈话，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伯伯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无情批判。”

　　“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早晨7点钟上飞机。5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覆说：主席已经睡了。伯伯考虑不见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　，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

　　“王海容、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没过两天，游泳池（毛泽东住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讨论讨论。但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的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受审席上！”

　“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有一回，服务员大刘从会议室里出来，正碰上张树迎在水房里打水，大刘再忍不住强压的痛苦，泪如泉涌反覆念叨：‘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总理！’”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参会者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乎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有人告诉我，江青一伙因抓到了批判周恩来的机会，回到钓鱼台就大喝红葡萄酒，欢庆胜利！”


　　批判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最终由毛泽东作出了结论。他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的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此了结了。

　　实际上在中美会谈期间，一向认为“外事无小事”的周恩来非常严谨，事事都是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从未越雷池一步。据周恩来办公室1972年2 月22日的台历记载：周恩来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时除外），交换意见，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中美会谈联合公报》纪要中记载着基辛格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说：“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周和毛一样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周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至于对江青所提增补她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这真是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江青一伙打倒周恩来总理篡党夺权的阴谋不但未能得逞，而她自己反而遭到了当头棒喝！（来源：人民网）▲◆★●■☆


中美汇率战继续升级 奥巴马宣称将制裁中国
http://finance.sina.com.cn/j/20100922/0010869607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2日 大江网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破6.7，连续8日创汇改以来新高。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奥巴马20日称，中国“未尽全力”解决人民币问题，并称美国将先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采取更多制裁举措。奥巴马这一表态令美国对人民币汇改的尖锐言辞继续升级。

　　据外媒21日报道，奥巴马20日在接受美国财经电视台“CNBC”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这“不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并让中国在双边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他称，“我们对中国表示，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民众变富、出口增加，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根据市场情况做出调整”，“他们在理论上认同，但在实际操作方面并未尽全力。”

　　此外，奥巴马还称，为建立更公平的中美贸易关系，美国政府将先于世贸组织对中国采取更多制裁举措。“我们将比过去更有效地执行相关贸易法。”他说。

　　近来，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日益临近，面临国内经济持续不振和就业形势疲软，美国一些官员或国会议员近期再次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企图将人民币汇率作为美国经济不振的“代罪羔羊”。(中新)

　　透视眼

　　华府紧盯人民币为哪般

　　1　试图减少贸易逆差

　　奥巴马表示，汇率问题使美国处于竞争劣势，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汇率问题，即如何调整以保证美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抬高，别国的产品价格不被人为地压低。虽然如此，但是自从美国操控人民币汇率问题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都已升值了近30%，可是中美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

　　2　多年来竞争策略的自然延伸

　　在美国看来，日益自信的中国还持续对美贸易顺差，并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这与25年前相比，对美国带来的挑战与威胁相较日本似乎更大。因为日本至少与美国还在同一阵营里。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美国怎能不感到如芒刺在背呢？

　　3　企图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国务院、顶级高官、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是全球能源(主要是石油)战场，一是金融战场。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于美国之上。

　　4　奥氏借人民币问题赚政治资本

　　虽然美国经济可能已经摆脱衰退，但是已经连续16个月保持在9%以上的失业率却令奥巴马政府甚为头痛，在祭出税制和刺激经济的组合拳之后，为了在中期选举中赚取更多政治资本，衔起美国国内要人民币升值声音的奥巴马自然能够得到更多“道中人”的青睐。

　　中国声音

　　折腾人民币难治美国病

　　在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指出，近期中方有关部门已多次阐明立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既定政策。

　　她说，近期，美国又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指责人民币汇率，并提出将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升值，这是不明智的，也是短视的。人民币汇率浮动不能解决与特定国家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由国际分工而非汇率决定，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美国国内对此也有相当共识。中国一贯关心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希望美国在放松出口管制方面有更多实质性进展。

　　当前中美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稳固复苏的核心关切上。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应继续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保持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应有贡献。

　　姜瑜还表示，根据现在的日程，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将与奥巴马总统会晤。(综合)

　　稿件来源：新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