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近20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鲜为人知的对外军事冲突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9/news-gb2312-1170006.html

    文章来源: 网易 于 2010-09-22：◆ 1987年中印再次在边境发生冲突,交火时间也短，但紧张对峙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印军被击毙16人，受伤人数不详。虽然具体情况不清楚，但阵亡的印军中有6具尸体是由我方交还给印方的，说明很可能是印军入侵我方控制区然后被击毙的。当时路透社援引印度的报道说是中国军队首先在一个有争议的山口树立五星红旗，然后引发的冲突，印度军队在驱逐中国军队的途中遭到有预谋的伏击，为避免事态扩大，印军撤离了交火区。我方损失情况也不清楚，不过看来印度又吃了亏。

　　◆ 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起因是552号护卫舰派出7名官兵驾驶小艇登上永署礁，首次在永署礁上升起了五星红旗，这也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沙群岛的上空。越南当局发现我在南沙建立海洋观测站后，企图阻挠我建站计划。1月31日，越军派出2艘武装运输船，妄图与我争夺永暑礁. 结果我军一人受伤的微小代价取得击沉越舰2艘，重创l艘，毙伤敌60余人，俘敌中校以下40多人的胜利。东门、南薰、渚碧等三个岛礁收回，这样在南沙群岛总共切实控制六个岛礁，使我海军在南沙有了立锥之地。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下旬，美小鹰号航母舰队从日本出发，先向东，后向南。中国潜艇对美舰队实施了跟踪，美反潜机又来驱逐中国潜艇，中国又派战斗机驱赶美反潜机。１０月２７日，航母编队行至距中国约４００海里处，对我实施了大规模电子干扰。１０月２７日上午，驻山东等地的空军雷达上发现了２００多架飞机，飞行方向由东北至西南。驻青岛（不能真说）某基地紧急起飞了１架ｓｕ－２７和一架ｊ－７前往公海拦截，另起飞了４架其他战机以探虚实，起飞的飞机在空中都没有发现大规模机目标。可笑的是，两架前出较远战机中，ｓｕ－２７的雷达上什么也没显示，反而是ｊ－７的雷达发现了一个空中目标，并且其飞行员用肉眼也发现了一个亮点，这个目标就是美海军的电子干扰机。

　　从２７日起，东、南两个地区的几个航空师进入一级战备。２８至３１日，美舰队继续南行，３０日（具体日子记不起来了），南京军区空军雷达上又出现了与２７日类似的目标，这次有７００多架，飞行轨迹仍是由东北向西南。这次空军只出了两架战机升空观察，在江苏盐城一带发现一个空中目标，但未确认目标性质。

　　这次事件发生后，对国家领导人打击不小，江主席在某部接见高级将领时，说起美国就情绪激动（骂了人）。军委和总部十分震惊，指定国防科工委进行分析和研究。经过军内外专家１８天的努力，终于弄清了干扰的机理，原来是利用主动雷达波的副瓣进行的干扰（将波幅和相位变换后再发射回去欺骗对方雷达）。国防科委并研制了样机进行验证。析，发现３０日确有一架飞行器入侵我国领空达５０公里，飞到了江苏盐城地区上空。但时过境迁，提抗议已经太晚了，外交上十分被动。美军虽然偷乐了一阵，但也没有大吹大擂。只是美国的几家报纸轻描淡写的提了这件事。

　　这次事件，美国的目的是：找出中国固定雷达站的部署点位和发射特征，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但中国的收获更大：学会了一种干扰和抗干扰的方法。从此中国的雷达开始换代，新的干扰机研制成功，现在很可能已经装备在每一架军用飞机上了。

　　◆ 2003年由于伊拉克战事提前熄火美国原准备增援伊拉克战场的从海军陆战队三个师抽调的四千人特种部队分别以在泰国举行军事演习为借口来到泰缅边境, 并且和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勾结,(注2002年泰缅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所以泰国政府一直支持缅甸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并且强烈的指责缅甸的毒品泛滥直接影响到了西方社会的稳定,并出动特战队员进入缅甸,我国政府意识到美军很可能就是想突入缅甸纵深，以打击毒枭以及毒品基地为借口，推翻缅甸军政府，扶持西方势力的代理人昂山素姬上台。(注：现政府获得来自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甚军事上的大量支持)由于事态严重我国紧急调动当时的武警力量和缅甸军联系,这样中美在中泰缅三国边界处发生冲突结果我武警有2人死亡10多人负伤美国特战队员5死20多人负伤(注其中美国特战队员有2人是被克伦民族联盟杀害)为此我国从中越边境调两个边防团到中缅边境，并从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南调若干营组建新的边防团，组成的边防一线部队，以轻武器为主，即刻接替武警防务；在边防团身后的二线，有驻云南的步兵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步兵四十师的一个团以及换新装不久的77169部队由川入滇.

　　◆ 2004年中国特种兵于进入塔吉克斯坦在该国政府军的帮助下政府军在消灭了一支东秃恐怖武装分子（人员有二百多人，装备精良），此次中国派遣特种兵一个连配备武装直升6架、武装吉普车9辆、装甲车12辆，分三支队伍在塔军（一个团）的配合下对东秃武装分子进行突袭。战斗总共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东秃武装分子在战斗中十分顽强，他们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及精良的武器装配和联军进行战斗，最后被联军全歼。结果我军死亡19人负伤20多人,东突恐怖份子死亡89 人，100多人负伤。▲◆★●■☆


经济增长不意味社会进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9-14/165621100931_2.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4日 新周刊

　　● 你可曾品尝到GDP的愉悦滋味？

　　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文/陈旧

　　GDP世界第二了，离登顶只剩一步之遥，历来宣称的“超日赶美”已成现实，为何上至国家、政府，下至企业、百姓，都全然高兴不起来？

　　国际上，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猜忌与怀疑：从黄海到南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喜马拉雅山，从哥本哈根气候论坛到美国国会山，大国未必意味着别人的尊重与服从。国际政治博弈中，没有规则制定权，称不上政治大国。

　　经济上，我们的企业正遭受歧视与排挤，超过2/3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与汇率争端让中国出口企业如在刀尖上跳舞，对外投资也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国企规模上已属世界前列，但只是窝里横，走出国门就手无缚鸡之力。世界最大市场与第二经济体，没有世界级企业，称不上经济强国。

　　软实力上，代表体力发展的奥运金银铜拿了一堆，但智力发展上尚无一个诺贝尔奖项获得者，也不能输出强有力的价值观，称不上文化大国。

　　个人生活上，上至官员富商，下至白领农民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吴晓波语)，扪心自问，你可曾品尝到GDP发展的愉悦滋味？

　　一套房子就够你一辈子喘不过气来，何来幸福可言？更何况还要面对高学费、高医疗费、高税费、高失业率与低福利、低安全感。若不能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再高速发展，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 GDP不是大国标志

　　假如GDP是衡量大国强国的唯一标志，或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会重写。

　　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 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当时无论世界各国，还是中日政府，都显然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为何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屡战屡败？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也要看质量如何。200年前的中国人靠生产瓷器、丝绸、茶叶来抵挡英国法国的坚船利炮、蒸汽机与鸦片攻势，今天的中国人靠生产玩具、袜子、山寨产品来对抗西方的谷歌、iPad、《阿凡达》与空客A380，有何胜算？

　　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此话固然有鼓吹富国必先强兵、唯恐天下不乱的嫌疑，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缺乏竞争力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常在地理课本上夸耀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地尚算大，物绝非博，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话同样适用于今日。

　　● GDP指标的中国特色

　　不靠谱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统计局首当其冲。

　　绿豆、大蒜和鸡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还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满足了领导“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2009年京沪深房价翻了一倍不止，国家统计局却说房价同比只上涨1.5%；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发布，大家都感觉收入“被增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城镇居民失业率，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5%以下，这一数据不要说和日常所见冲突了，和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失业率9.4%也相差甚远……

　　但最有玄机的非GDP数据莫属。每年的地方GDP之和总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有着可观的一段差距，是地方多报，还是国家瞒报，或兼而有之？中国统计数据的潜规则是能多报的绝对多报，能少报的绝不多报，不唯真，只唯上，一切以领导需要为最高前提，经济学家许小年称之为“制度性失真”。

　　据悉，国家统计局最近频频找媒体公关，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开放透明度，以求化解公众对统计局数据的层层疑虑，有媒体称，一向高深莫测的统计局也开始走“阳光男孩”路线了。“阳光男孩”的提法不新鲜，上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2006年就宣称要推进“阳光数据”，4年过去，“阳光男孩”还停留在 “微小青春期”。

　　所以许小年打趣说，统计部门存在无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还有日子过，如果是有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干脆失业就算了。

　　中国GDP数据的另一特色是总量与人均的极大悬殊：这不奇怪，任何宏大数据经过13亿人口一平均，只会变成沧海之一粟。

　　在世界纷纷鼓吹中国“世界第二”之时，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后，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为了让阿什顿亲身体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国责任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观完小村之后，阿什顿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欧盟愿意帮助中国。

　　因富生骄是愚蠢的，况且以任何一个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远未称得上富裕。

　　● 经济增长不意味社会进步

　　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举行《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3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GDP也不是万能的。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尤其当发生于贫富悬殊，利益集团当道的社会。甚至，他们能有效地用GDP增长掩盖社会退步的真相。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今年4月出台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这一点中国人尤其体察深刻：30年来，中国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GDP增速，中国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引用前总统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并未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或他们游戏的欢乐时光；它既未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也不能反映可贵的婚姻稳定；它既不反映公众的智慧，也不包含公务员的廉正。”

　　这简直是打在国人脸上的七记耳光：为了区区那点GDP，三聚氰胺牺牲了孩子的健康，教育改革让家贫者无力读书，繁重的课业剥夺了孩子们的欢乐时光，诗人们都改行去写房地产广告语了，自家的男人常常睡在别人的床上，公众毫无智慧可言，网上充斥着愤青。

　　有人提出“绿色GDP(Green GDP)”的概念，它是把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列入考虑后，所计算出经济活动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相关成本，从现行GDP指标中扣除，因此，绿色GDP数据通常比现行GDP数据要低。如此，中国的GDP增长会不会为负？

　　也有人提出“金色GDP(Golden GDP)”的概念，为联合国在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中首先提出。主要思路是将文化活动予以价值量化，但难度甚大。这个指标并不普及，但反映有识之士对GDP的一种反思。

　　● 官员们的GDP信仰与民众的GDP倦怠

　　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关注GDP：官员与经济学家。官员们以GDP数字为升迁依据，经济学家则以预测GDP数据为生。媒体常批评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尤其各级官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而是GDP。GDP就是他们的G点。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

　　GDP主义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尤其在中国身处这样一个由“官僚农业社会”向“官僚工业社会”转化阶段(经济学家谢国忠语)中。也就是在这种张五常赞许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地政府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在搞开发区招商引资，都在大拆大建搞房地产，都在大搞政绩形象工程，中国的各级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政府成了公司，不仅不为民众谋利，更与民众争利。GDP是官员政绩的成绩单，经济数据成了政治符号，当民众普遍对政治冷感，久而久之对GDP自然也无动于衷。尤其当这个数据可能造假、被操纵、与你无关之时。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中国的GDP已属世界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设呢？GDP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反映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号召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幸福指数”也好，还是新的“绿色GDP”或“金色 GDP”指标，都是把“可持续性”与“人民福利”列入考察，以补现行GDP数据之不足。

　　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而有效的制度建设，没有这些，再多的GDP也会烟消云散。▲◆★●■☆


我国GDP世界第2带来贫富困惑 尚无法称经济强国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9-14/165621100931.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4日 新周刊

　　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

　　●“二”的纠结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未狂喜。

　　GDP没让中国人膨胀，人均GDP时刻提醒我们自身的处境，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我们由此产生的纠结与困惑是——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这是属于国家的纠结；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这是属于个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

　　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否则数字上的繁荣，随时会烟消云散。

　　◆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 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 “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 “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 中国年轻人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

　　国际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国青春，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树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下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

　　我和美国摄影师Dav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v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完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二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人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住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 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

　　三

　　我在纽约学英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内地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学一起去逛中央公园，我发现他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急不恼。这是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跟美国人说英语，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便问：“您还会说什么语言？” 他说：“英语。”

　　他也比较有钱，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钱，另外就是他在纽约打黑工。他说并不太担心被发现后遣送回国，反正日本人来美国比较方便，停留时间也更长。这给了他们自信。

　　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最有钱了，他们经常在学校的食堂里点那种不怎么好吃却比较贵的点心来吃；其次就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他们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国人。

　　四

　　我在纽约有个朋友在一家摇滚乐俱乐部工作。每次都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每次她都大声地告诉他们，她是中国人。她曾被这些提问困扰多年，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女孩能在纽约的摇滚俱乐部里工作得风声水起。

　　我去那家摇滚俱乐部玩时，也遇到陌生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他们立刻就说，哦，我知道北京，办奥运会的地方。

　　五

　　在柏林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男孩驾车一千公里来看我。他是我的读者，买过我的小说的意大利版。他说从来没有来过德国，于是我邀请他来柏林玩。我帮他找了一家青年旅馆。青年旅馆的大厅坐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只有一张看起来鹤立鸡群的亚洲面孔，但不用问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陆人。德国的中国人很少，到处旅行的中国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间有四张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个人住。第二天，房间来了一位亚洲客人。他问我，那位亚洲客人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基本不可能，应该是日本人吧。他后来去问，果然，对方是位日本旅游者。

　　从硬件上来说，中国年轻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旅费，签证也是困难重重；从软件上说，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缺乏那种非功利性的、主动的独自或结伴去旅行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国年轻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不再津津乐道买了什么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希望了。▲◆★●■☆


内地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 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923/06448698190.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3日  中国新闻网

　　●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找准“抓手”？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占比偏低 居民“没钱花”“不敢花”导致内需不足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当前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据业界人士展望分析，“十二五”期间事业单位工资调整、冻结垄断企业工资、实现同工同酬、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涨幅加快，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等内容可能是调整的重点。与此同时，调整措施可能更加合理与科学，兼顾效率与公平。

　　● 收入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

　　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为0.48，目前基尼系数可能在0.5左右。

　　鉴此，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表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经过31年高速增长，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我国人均GDP从当初的200美元增加到今天的近4000美元。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蔡志洲进一步分析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指出，“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

　　余斌还就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现状作了这样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居民没钱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居民有钱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 需把握怎样的方向标

　　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肖鸣政认为，初次分配以促进提高效率为主，适当拉开差距，但要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存。第二次分配以公平为原则，通过调节税收，如征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平衡差距。对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或鼓励他们多为社会捐赠，而对于低收入群体，可予以政府补贴、福利等保障性政策倾斜，通过对富人征税和向穷人补贴来达到均衡目标。

　　关于收入分配均衡化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国家过度保障可能窒息地方、单位、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自我努力，就会导致依赖心理甚至‘养懒汉’。因此，基本保障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组织。”

　　据贡森分析，按照库兹涅茨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分析框架，我国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相同点，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导致和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同时我国有两个主要不同点，一是没有遗产税和完善的资本税，以减弱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二是民主政治体制还在建设完善中，还难以保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平衡。因此，在我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要扭转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关键在于中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加快二元经济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转移过程，以及建立健全税收和政治制度。既不能听任“完全的自由市场”自动修复，也不能寄希望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初次分配。

　　蔡志洲认为，在初次分配中，提高职工工资，势必增加投资者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如果工资涨幅太大，会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些企业主甚至可能撤出投资。因此，收入分配调整一定要把握好度，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原则上是逐步改善，首先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慢慢来，步子不要迈得太快。

　　蔡志洲对“十二五”规划关于收入分配调整的目标作了这样的预期：“国民收入与GDP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居民，低收入人群有基本保障，居民收入在增长，收入差距在缩小，到了‘十三五’基本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余斌认为，“十二五”期间调整收入分配可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结构三个环节入手，并通过多种可选择的途径来实施。初次分配环节，可选择减少企业营业盈余和政府生产税净额，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调整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间不合理的劳动者报酬。二次分配可扩展社会保障范围，适当提高企业，特别是政府负担的水平；减少政府向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增加向居民的经常转移；调整非生产税税制，增加对居民的直接货币性补贴。政府支出调整环节，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


力挺日本 希拉里：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534

    2010-9-23：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于美东时间23日上午在纽约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举行会谈，希拉里在会谈中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5条。这是自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美国首次明确表态将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上力挺日本。

　　前原诚司（Seiji Maehara）与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纽约举行了约50分钟的会谈之后向记者说明会谈的内容。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称，前原在记者会表示，希拉里在与他举行的会谈中明确地告诉他，钓鱼岛是属于日本统治下的领域，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亦即此区域若遭到武力攻击的话，美日将采取军事行动共同应对。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国务院随后在对这次会晤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希拉里曾告诉前原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美国仍鼓励中日双方举行对话解决钓鱼岛撞船事件。

　　自本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卫厅在钓鱼岛海域相撞后，日本不顾中国多次反对和抗议，坚持将中国渔船船长扣留至今，期间中日关系随之急速恶化。虽然美国多次呼吁中日之间采取对话解决钓鱼岛撞船事件，并对此事保持中立态度，但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2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商会会议上强调，美中关系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日本，似乎暗示美国可以为日本继续抗衡中国获取保障。而希拉里此次表态则明确表达了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上美国将通过武力力挺日本。同时这个表态也传达了美国将借助日本再次牵制中国。

　　前原作为日本民主党内亲美人士一直奉行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的外交立场，此次在于希拉里谈到美日同盟关系时表示，美日同盟不仅是美日两国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公共财产，因此深化美日同盟关系非常重要。希拉里对此表示支持，双方同意美日同盟有必要深化。

　　针对美军普天间机场迁移问题，前原对希拉里表示，会根据今年5月底所发表的美日共同声明，会陆续准备将基地迁移到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前原与希拉里也谈到朝鲜、伊朗的核武问题，双方认为从主张核武不扩散的立场来看，有必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日本首相菅直人于本月17日进行内阁改组，此前一直担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被转任为外长。前原外交立场一向亲美，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中国威胁论” 的言论。菅直人重用亲美人士为外相暗示日本将由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缔造的 “脱美入亚”的“平衡外交”政策转向以深化美日同盟的“亲美疏中”外交政策。据悉，这是前原上任后首次出席美日外长会谈。

　　菅直人将于23日下午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美日关系在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主政时因普天间基地问题产生嫌隙，而这次的美日高峰会将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契机。来源: 综合▲◆★●■☆

海外研究所报告：谁在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535

    2010-9-23：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日前发布报告《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新晋角色》，介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以及包括解放军、经济界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谁在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外交部独揽大权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外交部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 外交部

　　SIPRI与70余名来自中国党、政、军、商和公民社会各领域的代表进行了访谈，将得出的结论参考媒体、官方文件等多种信息来源，汇总成了这份报告。受访者中大部分人认为，过去10年，中国外交部的权力被削弱了。原因是，首先，中国不断扩张的国际角色、以及全球事务的日趋复杂，使得外交政策制定的主体不断扩大。中国外交部经常需要依赖于其它机构部门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外交部与其它部门又构成权力的竞争。此外，自1998年以来，外交部长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一位高级学者向SIPRI表示，他为杨洁篪感到遗憾，因为在出访时，杨的名字往往仅排在第五位或者第六位（位列胡锦涛、温家宝、王岐山、令计划、王沪宁、戴秉国之后）。

　　◆ 解放军

　　SIPRI的报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史上以及如今仍继续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过，随着数十年来以军队专业化和军队领导人退出政治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军方施展的空间大为缩小。1997年，中国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解放军在政治局常委中就不再有代表。

　　但与此同时，在有关军备控制和不扩散这些直接具有外交政策意义的问题上，解放军所具有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在其它与国防有关的外交政策事务，尤其是涉及到战略武器、领土争议以及与印度、日本、朝鲜、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有关的国土安全议题上，解放军仍然具有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以及美国对台海关系的干预上，解放军更是坚定的强硬派。报告撰写人之一雅可布森指出，“外界对中国解放军知之甚少，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解放军对外交政策的制定究竟拥有多大的影响力”。

　　◆ 经济界

　　报告还介绍了间接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其中包括经济界、尤其是能源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2005年到2010年，胡锦涛的外事访问中一半以上是前往与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化、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油气资源上有合作的国家。不过，能源企业究竟是外交政策的参与者，还是被动执行者，在现实中出现了情况迥异的案例。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苏丹的投资受到西方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2007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决定将苏丹从石油优先投资国名单中去除，但之后，这两家中国原油企业仍继续购买苏丹产业。“这一案例似乎显示，这些企业以商业利益为目标，并不考虑政府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在另一些案例中，比如近期中国与中亚国家签署的一些协议，在商业上并不一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 雅可布森女士如是说。

　　◆ 研究机构

　　此外，一些官方或者大学的研究机构也对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的多个国际关系研究所、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

　　雅可布森女士表示，这份报告的目的一方面是阐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让其它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了解，在争取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考虑到许多对外交政策制定有影响力的机构，并争取他们的参与。

　　为这份研究报告提供资金支持的是芬兰外交部和国防部。来源: 德国之声▲◆★●■☆


4名日本人擅闯河北军事管理区录像被审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2529

    2010-9-23： 近日，高桥定等4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机关正对4人进行审查

　　河北省石家庄市国家安全机关接到报告后，即对上述人员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问题进行审查。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中。

　　近日来，随着日本巡逻船冲撞中国渔船的事件升级，中日关系出现了紧张的局面。1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就已经向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及游客发出警示，鉴于近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反日情绪”，要求在同中国人接触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勿要做出不当的行为。

　　据了解，日本使馆方面称“尚未接到针对日本人的抗议活动或游行等消息”，但因目前正处于“9·18事变”79周年的敏感时期，呼吁日本人外出时应对周围多加注意，避免做出出格举动。

　　对此，《环球时报》发文称，撞船风波，中国须有反制日本的手段。中方船长还在日本手里。日本用其国内法处理撞船事件的强硬行径在继续，其在东海上咄咄逼人的姿态没有收敛。

　　中国应建立一整套反制日本挑衅的外交选项。对日本的各种对华不理智行为，中国有必要将其分类、分级，它的每一种挑衅，中国都有必要提前预设反制措施。通过几次快速、坚决的斗争，中国就能在日本的对华思考中植入新的认识，他们会清楚，对维系中日关系，中国没有比日本更多的义务，日本必须同时尽力。来源: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