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美国最担心台海两岸军事合作保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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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2010年10月7日电／《环球时报》发表文章，钓鱼岛风波有三个起点，一是源于明代或19世纪末叶的史料起点。二是二战结束前后由开罗宣言等重要史实构成的文献起点。但最重要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以海外“保钓运动”揭开的新篇章。前两个起点，正是因为“保钓”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保钓”才是“钓鱼岛风波”真正的历史起点。

　　“保钓运动”向我们揭示了三个基本事实：第一，钓鱼岛问题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本质上是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第二，这是美国当时东亚战略中的基本思路———“分化中日”。尤其类似钓鱼岛这种既不能马上解决，又不会引发重大战事的“慢性摩擦”，正合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其力度也恰到好处。第三却是美国始料未及的，即台湾民众利益受到伤害并激起强烈反映，造成重大争议，并由此为两岸高层及民间的沟通开启了一条新路。

　　无论美国当初是否有意而为，美国都从钓鱼岛得到了有足够份量的三份遗产∶第一，在中国走向海洋的进程中，钓鱼岛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屏障。第二，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将琉球行政主权移交日本时，一并将钓鱼岛列屿的管辖权也交给日本。这既带动了日本在上述岛链中的作用，又在中日关系中埋下了一枚地雷，并使中日很难建立超越美国的合作关系。这两条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也是它已经看到的事实。

　　第三份遗产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即钓鱼岛虽然挑拨了中日关系，但却促进了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特别在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际，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以后两岸是否会在政治、军事上良性互动，钓鱼岛实际上就是为两岸铺设的一个平台。不仅如此，“保钓运动”还引发了两岸尤其民间对美国百年侵华政策的不满与批判，这是美国人始料不及的。

     上述三条由浅入深，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链条。美国及所有当事方在其中都有得有失，都处在一个多重利益交错、多种力量制衡的复杂博弈之中。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希望通过钓鱼岛，一手遏制中国发展，一手控制中日关系的进程，达到自己在东亚的战略目的。看起来利益很大，盘算很精，但其中风险也不小。台湾这个战略棋子是美国经营多年的，它对中国的制约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比日本还大。如果失去台湾，可能导致美国整个东亚战略失衡。从台湾岛内来看，有关钓鱼岛本来就有李登辉的“日本属地”、国民党的“中华属地”及民进党的“台湾属地”之争，如果岛内为形成共识压住内部的“统独”之争，真与大陆出现良性互动与感情磨合，那对美国无异于一场噩梦。因此，如钓鱼岛事态真僵持下去，可能更大的输家是美国。

　　可见，美国在从钓鱼岛获利的同时，必须担负其中的风险。日本也是同样，从美国的支持中获利，但也要受控于美国，服从美国战略意图。中国也面对错综纷繁的乱局∶一是要维护中美关系，但必须看清美国与钓鱼岛的本质联系；第二是对日关系，邓小平当年大手笔，提出“搁置”，把美国晾在一边，中日就迎来了一个发展良机。

　　国际关系历来是相对的，目前中美日在钓鱼岛的大博弈中，这个回合美国似乎得分稍多。如何从乱局中寻找自身的最大利益，关键看谁站得高，看得远，犹如下棋，多看出一步棋就会占上风。今天我们都有能力做一个合格的棋手，与美国公开博弈、合理竞争。本来日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谁知这次还是跌入了美国的圈套。今后，中日都应努力成为真正的大国，有自己的独特作为，不做美国的棋子。（作者：庚 欣——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中德会晤引领中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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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与默克尔在梅泽贝格宫会晤近2小时，会后双方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路透社

　　中评社香港2010年10月7日电／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邢骅形容，中德总理的此次的“超常规会晤”在外交史上很不寻常，格外引人注目，充分显示出中德在新形势下对推进两国关系以及中欧关系，有大量的新想法、新冲动、新需求和新动力。双方达成的多项实质性共识不仅对两国关系有启示意义，对中欧关系也具有引领作用。

　　文汇报报道，邢骅表示，中德两国领导人在各自日程安排均非常紧凑的情况下，仍决定举行双边高峰会晤，突显出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邢骅指出，中德领导人在中欧领导人会晤前达成的多项实质性共识，不仅对两国关系有启示意义，对中欧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外交学院欧洲问题专家李旦教授指出，从外交惯例看，领导人出访一般极少调整日程。中方在德方一再盛情邀请下做出的突破性举动，显示出两国关系的“好兆头”。他说，德国是推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发动机”之一，中德这一重要经贸伙伴加强合作，无疑将对推动中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有外电分析认为，在近期中美、中日关系因美韩军演、美国插手南海以及钓鱼岛之争出现紧张的大背景下，中德、中欧加强合作，大有在外交上突围，制衡美日封锁之势。

　　对此，邢骅认为，外界或有此种看法，但中德此番会晤更多仍是出于双边关系考量。李旦说，上述判断应只是媒体过于表现化的判断猜测，事实上，无论中美、中日、中德，还是中欧，这些大国关系的内容都是丰富而又复杂的，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绝非简单化地非黑即白。▲◆★●■☆


温家宝雪中送炭突访德国 中国已成德国大救星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10/news-gb2312-1180298.html

    明报2010-10-06： 温总出人意表突访德国，当然是应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邀，虽然双方会面后的联合公报充满套话，了无新意，但默克尔不惜放弃峰会闭幕礼，温总不顾舟车劳顿，两人密晤两小时，不会只作泛泛交谈。外间也许将焦点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但其实，欧债安排才是默克尔和温家宝要谈的当务之急。

    温总在今次欧洲之行的首站希腊，就高调宣布会购买希腊国债，众所周知，希腊作为欧债风波中倒下的第一块骨牌，温总的这一表态是极具象徵意义的。而在整个欧债风波中，德国已成中流砥柱，但风波的扩大却令德国不胜负荷，有些力不从心。所以温总积极认购欧债的表态，令默克尔视为雪中送炭，不排除特邀温总促膝长谈，敦促中国继续认购接下去要发行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国债。

    在金融海啸之后，德国算是先进国家之中最先复苏的，但其中与中国的雪中送炭也不无关系，今年头5个月，德国对华出口增长了55%，约相当于对欧元区出口增速的6倍。德国经济支柱──机械产品来说，中国去年取代美国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市场，其出口产品中约有10.2%进入中国，而出口美国的只有7.2%。

    在欧美市场一派萧条下，中国市场成了德国经济的「大救星」，如此就不难理解默克尔高规格接待温总的原因了。

    对中国来说，购买欧债既可分散购买美国国债的投资风险，又可作为对欧谈判的筹码，加上与欧方债务国的协商，可以争取较好的入市条件，是一举数得之举。因此，今日在与欧盟领袖的峰会上，无论面上的议题是人民币汇率，还是人权问题，相信温总都可胸有成竹，从容应对。

    最后，相较于中德总理的「古堡餐叙」，温家宝与棺直人日前的「走廊外交」，令人感觉中国外交似乎颇有古时「近攻远交」之风。▲◆★●■☆


希腊为什么授予温家宝最高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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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08：  当地时间10月3日上午，正在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希腊议会发表演讲。这是演讲结束后，希腊议长佩察尔尼科斯代表希腊议会授予温家宝希腊议会最高荣誉奖“伯利克里斯”金质勋章。

　　中评社香港2010年10月8日电／《日本新华侨报》10月6日载文《希腊为什么授予温家宝最高荣誉勋章》，摘要如下：

　　10月3日，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希腊首都雅典，希腊议长佩察尔尼科斯向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使者——中国总理温家宝授予希腊议会最高荣誉奖章“伯利克里斯”金质勋章，表彰他对发展中希关系所做的贡献。同时，希腊几乎举国关注和倾情中国总理到访，国家电视台和最大的私人电视台现场直播欢迎仪式，帕潘德里欧总理几乎全程陪同温家宝活动。据称，这种外交礼遇和媒体关注度达到了希腊礼宾的最高点，而向中国领导人授予最高荣誉勋章，在西方国家中还是首例。

　　希腊议会给予中国总理的最高礼遇，在国际舆论看来，不仅是因为温家宝在希腊债务危机的艰难时刻到访，带来许多利好消息，还有更多更深的意味。

　　◆ 其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一个屡创经济奇迹的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西方的承认和尊重。由于希腊高额财政赤字不堪重负，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这场主权债务危机也拖累了欧盟的复苏步伐。中国及时伸出援手，带头购买了希腊国债，令踌躇不安的欧盟喜出望外。这显示了“中国力量”的底蕴，表明中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的势头，也表达了中国希望帮助希腊走出危机的诚心善意。希腊总统当面向温家宝表示钦佩之意，赞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作的积极贡献。希腊及欧洲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重要经济体，温家宝总理到访是向世界发出明确信号，中国对希腊及欧盟经济发展前景投信任票。

    ◆ 其二，中国重友谊、讲情义，赢得了朋友的信任和称赞。温家宝此次访希主旨鲜明，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帮助希腊尽早走出衰退。而且，中国“动真情，大投入”，一是承诺中国将继续参与认购希腊新国债，二是签署一揽子合作协议，向资金短缺的希腊承诺提供投资和扩大贸易。温家宝对此动情表示，中希同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彼此怀有亲切友好感情，长期相互理解支持。“作为希腊的朋友，中国真诚希望为希腊早日克服困难出一份力”。温家宝还特别提到两件事：新中国成立后，希腊船东率先冲破封锁运送紧缺物资；希腊为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一切”。这份中国式的真情回报与感恩，令希腊朝野为之动容。

　　◆ 其三，中国作为一个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获得西方的认可和赞赏。中国对希腊的支持是无私的，也没有附加条件，而是双赢模式。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刚刚走出金融危机的中国，明确宣布不减持欧元债券，支持欧元保持稳定，还派团赴欧采购，以实际行动支持欧洲克服困难、实现复苏。此次温家宝又大度表示，扩大进口希腊橄榄油、葡萄酒等商品，争取双边贸易额五年内翻一番，这将对急需出口拉动经济的希腊无疑注入了新动力。中国的行动再次证明中国是友善之邦，和平崛起的中国开始担当更多的经济责任。欧洲一些舆论赞赏中国的善举，有评论表示“中国实际是在拯救世界，因为如果希腊倒下了，欧洲和美国都会跟着遭殃”。

　　◆其四，温家宝作为全球金融危机中“信心总理”的形象再次得到世界的肯定和赞誉。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家宝不断鼓劲“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而后来事实也证明中国总理这番预言和判断的正确性。“信心总理”和“信心大使”的美誉日隆。此次希腊之行也可以说是一次“播撒信心之旅”。温家宝在希腊议会的演讲主题是“坚定信心，共克时艰”。温家宝告诉希腊议员和西方使节：中希两国丰厚的文化积淀，培养了我们这些古老民族智慧勇敢的英雄气概，这是信心和力量的源泉。希腊议会大厅立时响起共鸣和赞许的掌声。▲◆★●■☆


美专家声称土耳其与中国联合空中演习不是好事
http://news.ifeng.com/mil/3/detail_2010_10/08/2719334_0.shtml

2010年10月08日  东方网  10月8日消息：美国华盛顿时报6日报道称，五角大楼当天表示，土耳其政府已承诺：会在最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进行军事演习期间，保护美国的国防技术。对此，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习可能泄露北约作战的主要机密。

据五角大楼女发言人塔玛拉·帕克陆军中校证实，9月欧洲媒体报道的空中军事演习涉及到了参与模拟空战的美制土耳其喷气机和中国苏-27战机。

帕克告诉华盛顿时报说：“土耳其政府承诺以北约同盟为己任，并且继续保持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土耳其向我们保证，在涉及他们所拥有的与美国和北约技术相关的问题中，土耳其方面会非常谨慎。”

不过，帕克并未解决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军方是否已经获得了北约空战的敏感信息。简氏防务周刊援引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演习涉及到了性能一般的美制F-4和中国苏-27战机，但没有涉及更先进的美制F-16战机。

据北约组织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称，这是中国首次与北约成员国举行类似的军事演习。报道称，中土两国的空军联合演习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鹰”演习中的一部分。按照惯例，演习活动主要由美国、北约成员及以色列参加。中土的此次演习地点位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省，这也是“安纳托利亚鹰”军事演习例来的地点。

前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前五角大楼技术安全官员爱德华·丁柏雷表示，让中国空军与一个北约盟国进行军演会造成安全隐患。丁柏雷认为，土耳其空军正在帮助解放军空军了解北约的作战战术，中土两国展开亲密训练是一个糟糕的主意。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表示，面对此次中土联合演习和土耳其与邻国伊朗关系升温的情况，五角大楼应该重新思考其向土耳其出售新型F-35喷气战斗机的决定。

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Press TV”10月3日消息，为方便中国到土耳其参加联合空军军演，伊朗为中国空军大开“绿灯”，将其领空开放给中国空军方面过境到土耳其。

华府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专家理查德·费舍尔也对土耳其军方与对中国进行联合空中演习表示批评，因为中国对美国及亚洲盟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了威胁。他说：“这不是件好事。”

费舍尔称，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利用中国技术，与中国联合开发短程B611导弹。这说明土耳其有可能会继续疏远西方国家。报道还表示，在中土两国举行联合演习之前，中国总理温家宝还将访问土耳其。(作者：春风)▲◆★●■☆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背后的情报战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y/detail_2010_10/08/2717570_0.shtml

2010年10月08日 瞭望东方周刊  在行军转移过程中，虽然领导人都用了化名，部队也改变了番号，但老百姓还能感觉到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骑马的干部多，驻地拉的电话线多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二十万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大敌当前，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平山组建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山西临县组建后方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一个精干的小机关，在陕北坚持斗争。

一年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是一段传奇，鼓舞了陕北军民的斗志，拖住了胡宗南的精锐部队，配合了其他战场的行动。为什么中共中央机关能在延安坚守？近年来披露的历史档案，揭开了当年的谜底。

◆ 第一，中共中央拥有严密可靠的情报体系，可以切实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最关键的是，指挥陕北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身边，就隐藏着共产党的情报人员熊向晖。

熊向晖，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期国民党征召知识青年参军，他以学生身份投考了胡宗南的第一军。因为学历高，文笔好，办事伶俐，很快得到胡的信任，担任了机要秘书。周恩来指示熊向晖，要他做一个几年不鸣不叫的“闲棋冷子”，到关键时刻再发挥作用。熊潜伏数年，没有任何行动，当然也不会被特务识破。

蒋介石决定进攻延安后，熊冒着很大的危险，把胡宗南亲手制定的进攻延安的计划书搞了出来。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的细节，都清楚明晰。熊通过西安地下党情报系统，将这份计划书送抵延安。

两军对阵，情报先行。谁先掌握了对方的动向，就有了可靠的应对方法。

◆ 第二，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了隐蔽的便利。陕北是黄土高原，干旱缺水。国民党军大部队行动，数千人每日行军驻扎，必定要选择有水源的村庄。了解哪里有水源，就可以基本掌握国民党军当天能走多远，可能到哪里休息。中央机关所在的小部队，可以与国民党军队捉迷藏。对方以为，中共中央机关行动必定要有主力部队掩护，做梦也想不到只带几十人行军。为了隐蔽，他们昼伏夜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四处侦察，也找不到这么小的目标。

◆ 第三，在行军过程中，党中央的电台保持静默。除非有重要指示决策，一般不发报。这就使国民党军的技术侦察设备很难捕捉到信息。无法截获中共中央的收发电报，也就无法判断电台的方位。为了迷惑敌人，参谋人员奉命带了一个电台，向相反的方向行动，不时发出一些信息，引诱国民党的监听人员上当。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国民党军始终没有准确判断中共中央电台的位置。

◆ 第四，相信和依靠陕北的人民群众，这一点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在陕北生活了十几年，深得百姓群众的拥护。中央相信老区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不会向国民党军队出卖秘密和透露中央的行踪。在行军转移过程中，虽然领导人都用了化名，部队也改变了番号，但老百姓还能感觉到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骑马的干部多，驻地拉的电话线多。但没有一个百姓好奇地向干部战士打听，均守口如瓶。

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后几天，国民党军来到了这个村子。抓住一个老汉，追问中央领导人的去向。老汉忍受拷打的痛苦，坚决不吐露一个字。中央领导人在靖边县的小河村能住一个月，在米脂县的杨家沟能住三个月，除了居住地相对偏僻，群众确实是掩护中央机关的铜墙铁壁。相反，在新区是没有这种安全感的。 1948年4月，中央领导刚转移到河北阜平县境内的城南庄，被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发现，指引飞机前来轰炸，一枚炸弹准确地落在领导人驻地。

没有必要的条件，中央机关不可能与国民党军在陕北周旋一年。如果国民党军队有获取情报的条件和机会，也不至于在陕北打转，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只能终日行动在渺无人迹的黄土高原，一无作为。（刘统）▲◆★●■☆


个税改革说了15年还不办 有点说不过去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08/2683508.shtml

2010年10月08日 经济参考报： 2011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十二五”时期财税改革已成为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主办的“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2010/2011)发布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在梳理“十一五”财税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从财政收支、税收改革、预算制度改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勾画了“十二五”时期我国财税改革蓝图，同时还就个税改革、总体宏观税负水平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看法。

● 分税制改革应深入下去、进行到底

面对近年来不断高涨的房价，专家学者纷纷分析其成因，土地财政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之一，更有人指出现行的财税制度设计，特别是分税制，已严重影响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发展第三产业的积极性，并促使形成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现行的分税制形成于1994年，对于当时为何要实现分税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整个财税体制与之前分灶吃饭的状态已经出现了种种弊病，虽然它的正面效应很明显，但它不是长治久安的制度。中国搞市场经济，没有现成经验，管理层的改革思路和改革要领需要借鉴国际经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分税制概念从国外的实践中提炼出来，并且在中国的审计部门反复讨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大的框架在 1994年真正建立。”

1994年的改革确立了中央、地方、企业、政府的发展框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两个提高，提高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分设中央和地方税务局，由此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把税收的大头和一些最易征收的税种都上收了。到200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提升到了52%，地方政府则由1993年的78%下降到2009年的48%.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则为8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拿到48%的财政收入，同时要承担80%的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严重不匹配。

贾康认为，分税制的“精神实质”是使各级政府增强事权与财权的呼应与匹配，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使欠发达地区也大体达到事权与可用财力的一致，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却没能体现出来？他认为，1994年的制度框架并没有按照原来的逻辑进行延伸和健全，现在省以下仍然没有分税制的态度，中央和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的分税实际上是在共享。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几个税种全是共享税，这样的共享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还是规范的，能够守住底线。而省以下各级体制过渡中，没有能够真正进入分税制轨道，而在实际中讨价还价、复杂易变，变成很不规范的“分成制”、“包干制”。

那么，“十二五”期间应如何对分税制进行改革？贾康认为，从国际上的主要经济体来看，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的都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发展不可能靠分成制。下一步，要将分税制改革进行到底，完善分税制改革方案，以减少财政层级和政府层级，建立健全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转移支付合理而有力的财政体制。

● 转移支付制度要更加透明

1994年实现分税制改革后，为解决地区收支均衡问题，国家开始实现转移支付制度。1995年，随着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提高，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我们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开始建立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这一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一对一谈判、讨价还价的理财方式，树立了规范、公正、透明的理财观念，增强了财力薄弱地区基层财政的保障能力，加快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2009年，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占地方政府总的支出额是47%，即地方政府每支出100块钱里，有47块钱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

转移支付分两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是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人头标准算出。专项转移支付是与许多中央部门掌握的专项资金相联系的，其使用不透明，容易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跑部钱进”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巨额资金在各级政府间转移其安全问题、效率问题、透明度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转移支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化的程序，而现在大部分基于项目的转移支付存在很大的弊端，加重了“跑部钱进”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税部门犯错误的可能性。

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主任夏光透露，中央的财政收入已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52.4%的水平，但中央本级的财政支出不到20%，大量的资金通过体制收上来，再转移到地方去。这么多的资金，在各级政府间转移，它是很不安全、很不经济、很不效率的。

如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使之更加合理、安全和透明成为关键。夏光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

◆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定位一定要有法律的规定。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的法律中，对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什么条件下进行专项转移支付都有很明确的规范。如果没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它就像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这是很不规范的。

◆ 第二，一定要建立优化的结构。现在专项转移支付占到整个转移支付的比重的50%多，大部分的钱是通过立项，通过审批的模式进行转移，这样在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从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应该确立一个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

◆ 第三，2010年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已经达到了3万多亿，它还会持续增长。所以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分配、管理和使用，它应该逐步走向公开和透明，这也就是我们人大、媒体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分配上一定要公开、透明，让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实施监督。

夏光认为，不光是转移支付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制度，在研究财政支出方面，有三个问题特别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 首先，在调整支出结构前应该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责任。“现在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达到7万多亿。我们的债务也在大幅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能否保障这样的支出水平？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这要划一个很大的问号。”夏光说。

◆ 其次，要建立一个基本的财政支出的制度。夏光表示，多年来，我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民生支出也大幅度增长。但总体来讲，很多最基本的支出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今天出一个政策、明天出一个方案，随意性太强，这样给我国支出的稳定增长和长效机制的建立造成很大困难。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收入规模的情况下，应该形成一个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制度作为先决条件。

◆ 第三，建立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制度。夏光认为，现在政府正在积极探索这样一种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最重要的是要提供一个财务报告的制度，就是政府的资产和负债的状况是怎样的，每一笔钱花的是否有效，支出一定要讲求效率。 ▲◆★●■☆


推进个税改革仍面临诸多难题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08/2683862.shtml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渐驶入深水区，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收工具，一直备受瞩目。早在今年4月，财政部长谢旭人便撰文指出，将大力推动结合户籍管理的收入申报、财产登记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认为，“十二五”时期应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和物业税，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为突破口，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直接税体系。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提出，个税有关改革目标应该在“十二五”时期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改革，说了15年还不办，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但他同时表示，个税改革的难度不容忽视。个税改革有难度，一般人认为这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或者是税务机关的征管力度不强，“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现在个人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由地方税务局来征收的，这样的财政体制和征管体制就决定了个人所得税要实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是很困难的。”

他进一步举例说，比如我在北京国家税务总局领了一份工资，到上海讲课拿了讲课费，在广州出了本书拿了稿费，三地都有所得，三地都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年初我到北京地税局汇算清缴行不行？不行。北京地税局说在北京领的工资的所得税可以进行汇算清缴，但是你在上海讲了课，在广州出的书，是他们多收了你的税，从我这不能给你汇算清缴。诸如此类，严重制约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制度，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人大、国务院一起下决心，也需要得到各地的支持，否则很难办。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平新乔还提出，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只强调劳动所得，还应该关注收入中的资本构成，比如股票收入、房地产收入等。今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表示要锁定股息红利所得、二手房转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几类重点项目，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以充分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刘佐提醒，要正确看待个税在调节分配等领域的影响。去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3900亿，虽然近几年每年都有增长，但个税收入占全部财政税收的比重也就是6%、7%左右，无论是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起的作用都不是特别大。事实上，此前相当一部分专家主张，从中长期来看，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地位。

除了个税，关于物业税的讨论也很引人关注。此前有专家曾呼吁开征物业税不能总也没有一个时间表。

不过，刘佐则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应积极推进物业税或房地产税，但不必过紧和过于乐观。物业税或房地产税是地方税，“从财政意义上来讲，对中央意义不大，对地方来说也不是一笔大钱。地方企图通过这样的税，进行宏观调控，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投资，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

总体宏观税负测算尚无一致结论

中国宏观税负的合理性一直是财政理论界和政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宏观税负是一国税负的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个财年)的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比例来表示。

据上述报告介绍，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取决于需求(即政府支出)和供给(即居民的负税能力)。而这两方面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职能、文化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等因素的制约。宏观税负水平本身存在下限和上限。宏观税负的下限是指能够满足国家行政职能最低需要的税收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宏观税负的上限是指在保证经济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社会简单再生产得以正常运行前提下的税收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比重。

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合适的宏观税负水平，不存在各国都适用的最优宏观税负。

根据《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结合中国的政府收支分类标准以及IMF (2001)的 《 政 府 财 政 统 计 手册》，将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缴费收入五大财政收入来源的数据加总计算出全口径财政收入，2009年我国全口径财政收入占当年G D P的比重已从1994年 的20 .4%上 升 到2009年 的32.2%。

“现在有一些看法，称宏观税负偏高或者是宏观税负不合理，他们的依据是比较陈旧的一些数据。”杨志勇介绍说，世界各国的整体宏观税负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30%已经攀升到现在的40%左右。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判断一国宏观税负高低，从根本上说，要看税负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的、综合的影响。如果随着税负从较低水平逐步提高，社会产出水平是相应提高的，在总体上出现了税负提高、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局面，那么，这个税负水平仍然是合理的。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待税负水平的高低。税收其实就是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成本，在经济学上，对成本高低的判断，必须要依据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是说，判断税负水平的高低要看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只要政府能够科学地制定税收等财政收入政策，并合理地运用财政支出，将税收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程度，有效地提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宏观税负的高低无量可依。进行研判时一定要密切结合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职能、社会文化传动以及税收征管能力等实际，全面地分析，才能得出相对满意的结论。

其实，不仅在宏观税负高低的评价方面存在争议，就连宏观税负的测算也没有非常一致的结论。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来源多元化，除一般意义的税收收入外，还包括预算内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多种形式。这使得计算口径不同，宏观税负口径的大小也有所不同。

根据《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2008年中国税收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为17 .3%；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为3 .9%；一般预算中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外收入占G D P的比重约为6 .4%，土地毛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为3.3%，上述各项合计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为30.9%。如果以土地净收入占G D P的比重2.1%计算，则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为29.7%。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对宏观税负，有的说是一般预算占G D P的比重，有的说是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到底政府收入占G D P是20%、30%还是40%，这其中的差距很大。到底什么是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收入，研究界有责任弄清这件事。

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决算审查室主任夏光也持类似观点“推进财政体制改革，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确认什么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前段时间在具体的调研过程中，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在财政收入方面，确实存在需要厘清的问题。”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收入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与发达国家相比，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占G D P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各项非税收入的比重偏高。“十二五”时期，考虑收入分配、老龄化、城镇化及节能减排等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在保持当前总体宏观税负水平稳定的同时，应着重调整政府收入结构，规范各种非税收入形式，通过费改税等措施相应增加税收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占G D P的比重，相应降低其他非税收入的比重。 ▲◆★●■☆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对“十二五”财税改革八个判断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008/2683863.shtml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以“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为题进行深入探讨，旨在回顾、盘点“十一五”时期的财税改革成果，以“务实”的精神，前瞻、谋划“十二五”时期的财税改革内容。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的主要结论和基本判断如下：

◆ 第一，关于财政收支规模。在“十二五”时期，一般预算收入应当且有望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比重、适当控制全口径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应当成为“十二五”时期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应本着财政收支规模基本平衡的原则，分别界定并控制好一般预算支出和全口径财政支出的规模。

◆ 第二，关于财政收支结构。基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市场经济建设的规律，在“十二五”时期，应当致力于把全部政府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以此为基础，在财政收入方面，应致力于提高税收收入、社会保障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国有资产(资源)使用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相应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各种专项收入和政府性基金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在财政支出方面，应当相应收缩购买性支出、扩大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并使财政支出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领域倾斜；相应控制并调减投资性支出、适当增加消费性支出，并使有限资金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三农”、自主创新、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与民生有关的支出项目倾斜。

◆ 第三，关于税收改革。直面“十二五”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应当在全面评估现行税制体系的基础上，重新谋划并确立我国税收制度的总体格局。以此为基础，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和开征物业税并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为突破口，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直接税体系。并且，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最终实现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均衡布局。从而，建立起一个融收入与调节、稳定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系。

◆ 第四，关于预算制度改革。在“十二五”时期，同整治体制的改革进程相伴随，应当以现行《预算法》的修订为契机，全面调整、规范我国的预算制度体系。要逐步理顺预算分配权在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配置格局，将所有政府财力都归口于财政部门的管控之下。从而，构建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将全部的政府资金都纳入预算，实现政府预算体系的全面性与完整性。

◆ 第五，关于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在“十二五”时期，应当更加强调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循着渐近性的总体改革思路，以公共财政建设的主题为中心，按照规范化、透明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对已有的改革措施继续完善，另一方面要将“十一五”时期的一些改革设想在条件成熟时由试点尝试转变为通行全国的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并研究探索新的改革措施。

◆ 第六，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已经实行17年之久，其间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很有必要在“十二五”时期启动对财政体制的颠覆性改革。可以考虑以实行财权、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作为重构财政体制格局的基本原则。在新的财政体制格局下，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确定应尽可能明确，避免含糊不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应取消税收返还，地方所减财力通过重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而加以统筹解决。有关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决策，应当在规范机制的基础上更加公开透明。在稳步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实现地方债务融资的规范化管理。

◆ 第七，关于财政政策取向。注意到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特点，可以判断，今后围绕财政政策而展开的国际协调行动将更加频繁而深入，财政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和重要。故而，在“十二五”时期，要主动出击，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财政政策协调。要通过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税制结构的调整，增强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并且，应当加快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决策机制的转变进程，提高财政政策效率，增强财政政策的适应性。

◆ 第八，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财税制度安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排在第一位的政策目标。“十二五”时期，财税制度安排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可以涵盖包括“扩内需、稳外需”的财税制度安排、“节能减排”的财税制度安排、“促创新、增效益”的财税制度安排以及缩小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财税制度安排等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