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俄军欲重建越南金兰湾基地 或令南海局势更复杂
http://www.voc.com.cn/article/201010/201010080936045132.html

    2010-10-08： 俄罗斯海军计划重建在越南金兰湾一处已经不存在的军事基地，此举恐令南海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据新华社昨日报道，俄海军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如果作出政治决定，那么俄海军准备3年内开始这一基地的重建工作。”

　　越南战争期间，金兰是美国主要空军基地。1979年，苏联与越南签署一份25年期的租约后，这里成为苏联最大的海外海军基地。俄罗斯2002年以多年未使用为由撤出这一基地。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罗克申认为，同冷战时期相比，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越南同美国的关系日益升温。在这种形势下，俄重返金兰湾将使南海地区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只能使当地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而不会缓和当地的局势。俄罗斯重返金兰湾不是明智的决定。”

　　☆ 保障太平洋舰队活动

　　俄罗斯海军参谋部6日表示，俄罗斯应重新返回越南金兰湾军事基地。海军方面最近已完成了有关重新恢复金兰湾军事基地工作的资料论证。如果做出政治上的决定，海军可在3年的时间内重新启动金兰湾军事基地。

　　俄罗斯海军说，重新进驻金兰湾，可保障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能帮助俄海军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打击海盗。一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说，从经济上考虑，俄罗斯支付金兰湾的租赁费用将比海军派遣补给船随同军舰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活动便宜。

　　俄罗斯《独立报》援引海军消息来源的话说，俄罗斯这次会以租赁的形式返回金兰湾。租赁期将至少达25年，而且租赁期满后可延长。在本月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越南时，双方可能签署相应协议。

　　☆ 巨大的地缘政治企图

　　俄罗斯前海军参谋长科拉夫前科说，如果俄罗斯仍然把自己看成是海洋大国，俄海军重返金兰湾是必然的举动。一名俄罗斯国防部前高级将领说，如果能重返金兰湾，那意味着俄罗斯取得了一次巨大的地缘政治胜利。

　　苏联航空母舰曾在金兰湾补给停留。苏联核潜艇、战略轰炸机以及其他大型水面舰艇和海军陆战队都曾常驻金兰湾。苏联当年还在金兰湾兴建了大型卫星侦察、通讯以及导弹防空设施。

　　不过，罗克申认为，俄罗斯重返越南金兰湾的可能性不大。“越南领导层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允许在越南境内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俄海军重返金兰湾等于违反了这一原则，越南领导人未必能同意俄海军再次进驻金兰湾。”

　　俄罗斯前黑海舰队司令科莫耶多夫说，苏联解体后，俄太平洋舰队没有一艘新型舰艇服役，即使越南同意俄罗斯重返金兰湾，俄海军也没有足够军舰能像苏联时代那样常驻金兰湾。但也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越南最近从俄罗斯购买了大批潜艇和水面舰艇以及海军战斗机，这些武器装备可能部署在金兰湾，不排除俄罗斯同越南共同使用金兰湾的可能。

　　☆ 成功试射“布拉瓦”导弹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昨日称，俄海军当天成功试射一枚“布拉瓦”海基洲际弹道导弹，准确击中预定目标。这枚导弹由海军“德米特里·东斯伊科”号战略核潜艇在白海水域发射，试验弹头击中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库拉演练场内的目标，飞行距离大约6000公里。

　　这是“布拉瓦”第13次试射，先前12次试射中仅5次获得成功。根据俄罗斯军方计划，“布拉瓦”导弹将用来装备新一代955型“北风之神”级导弹核潜艇，成为俄海基核威慑力量核心。▲◆★●■☆


两教授批评科研经费分配怪状:做研究不如拉关系
http://news.sina.com.cn/c/2010-10-08/04422123034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08日 中国青年报

两教授批评科研经费分配怪状:做研究不如拉关系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科研经费“黑洞”有多深？朱慧卿/CFP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顶尖学术期刊《科学》上，一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的社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评论认为，这一社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篇社论是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联合撰写的。两人都是从美国归国的科研人员。2007年，时年 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国时年届不惑，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并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两人的回国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饶毅在全职回国前，就多次对中国的教育科技问题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在施一公回国后，两人开始联合发表文章，直陈中国教育科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 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最重要

　　在这篇发表于《科学》的社论中，两位作者表示，虽然我国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作者认为，问题主要存在于政府各部门的大型项目上。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亿元到几十亿元人民币，但学术优劣与能否获得经费的相关性相对而言较小， “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

　　文章还揭露了一个中国科技界的“潜规则”：“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文章还称：“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

　　该文表示，面对这种现状，要作出改变并非易事，科技界内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为三类：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社论只展示了中国科技界存在的问题，并概括性地提出这些问题已造成“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等危害，文章并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饶毅说，《科学》社论中之所以没有提建议，是因为要“集中在一篇字数有限制的文章中，讲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要考虑到英文读者对此类事情是否熟悉”。

　　☆ 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权力

　　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国访问没有接受记者采访，饶毅在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简短的邮件中称：“我们的意见并非新观点，也非独创”。

　　他称，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是个影响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在过去一些年已备受诟病。记者了解到，很多科学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较多人提出具体可行的建议。

　　早在2004年，当时还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饶毅，就与时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当时的中国科技部科学顾问鲁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一起，合写了《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是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

　　该文列举的很多现象跟《科学》杂志社论中的表述并无多少差异，比如，该文当时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还认为，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

　　该文比社论长，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比如就科技经费管理，该文就建议，要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将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同时，要建设“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将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等。

　　☆ 问题丝毫没有解决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发表于《科学网》的博客文章中，饶毅就谈到了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他说，他和鲁白、邹承鲁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没有过时。

　　“在目前，不走后门正常申请经费，会屡遭闷棍。而搞拉帮结派得到后台支持的、科学记录并不很好的人，却不难得到支持。”目前的问题不是好科学家没有经费，而是差的科研人员，如果会拉关系，也能得到很多经费。

　　在一次经费申请过程中，饶毅被刷了下来：“一个组的间接反馈是说我没有联系他们，不尊重他们”。

　　在这次经历中饶毅还发现，在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比海归科学家更按国际标准行事。在支持他的组里面，有几个专家是国内成长起来的。不支持他的两个组里的专家，基本都是海归。“评审的和被评审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这明显违规，不符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成了标准，而且奉行这样标准的多数是海归”。

　　所以他们在社论中写道：“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饶毅看来，如果目前状况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会努力争取改善我国科技体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饶毅告诉本报记者，社论发表后，目前没有感到压力，而且好像获得了较多支持。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的处境一切都很好。他说，国内极力排斥他们的机构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我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我们。“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他在给本报记者的邮件中谈到，他在国外时，除了参加国外评审，还被国内邀请做评审。但回国后，国内基本排斥他参加各种评审会。

　　他在博客中表示，只要看到现状还很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停止呼吁改革。只要有支点，我们就要争取改革，而且不断努力。“我非常不信二十年后中国科技经费还会用目前的分配机制。一定会有新的体制和机制出现，替代和改造不良体制、机制和方法……相信良性机制终将在中国稳固地建立，阴云终将被驱散”。中国青年报北京10月7日电▲◆★●■☆


我国一线城市城市病日益严重 影响居民幸福感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08/074521231123.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08日  中国青年报

　　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

　　GDP与幸福感之辩能否求解城市病

　　本报记者 李松涛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

　　今年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小雨、节前走亲访友等几个原因几乎让北京陷入了全城拥堵。那天的拥堵让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怀，不少人仍然在网上讲述自己当天的经历，比如，“200米的路，车走了半小时”，“下班在路上堵了6个多小时”……

　　如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 摊大饼之后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经过调查形成了一份《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案》。这份建议案显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

　　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450万辆，仅用了几个月。已经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 万辆。

　　调研结果显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高峰，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6.6%，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预想的是，在未来，我国将会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广州的后尘。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拥堵、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将不可避免地出现。

　　“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在这样的人口与环境承受力的扭曲关系下，不出现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大城市经济增长快，但居住舒适度降低的现象，原因很复杂。这其中既有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不均衡与过分追求GDP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城市发展战略上没有作出结构的调整，总是摊大饼、不断扩张。”汪玉凯说，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没有能够自然地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之间没有能够实现高度的融合，城乡的资源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肯定不断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凯看来，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没有能够及时跟进，不仅外来人口的生活舒适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适度也在降低。

　　☆ 城市为谁而建

　　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看来，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说，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在徐宗威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让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否就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 GDP？“城市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经济功能，另一个则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说，如果过分看重经济功能，那所有的行为都是围绕GDP，怎么赚钱怎么做。在一味单纯追求发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会被忽视。公共绿地越来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国有很多城市就是这么做的，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

　　两个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个县考察，当地一家企业直接将污水排入河中，当地政府明知这样不对也不管。原因就在于这家企业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县里的GDP增长就靠这家企业。

　　徐宗威觉得，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样要受到影响。“如今地球每天有10万架飞机起飞，耗费的能源、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10年后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对能源的消耗、对大气的影响会是怎样？”

　　☆ 生活质量应主导城市发展

　　在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过去30年我国主要是关注大城市的发展，如今到了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中小城市发展的时候了。

　　“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东西很漂亮，地下的东西却很差。”汪玉凯说，在城市的规划上，没有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在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围没有卫星城来分散城市压力。

　　按照汪玉凯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产业，现在完全应该调整到中小城市去，弥补县域经济的历史欠账。现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就业问题，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不可能解决这些劳动力的就业、生活问题，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凯告诉记者，大城市要用产业淘汰的方式来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劳动力，已经不再适合大城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够提高注册企业的门槛，就能够有效地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

　　不仅如此，调整城市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势在必行。

　　“联合国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标体系，空气、饮水质量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所占比重很大。从联合国的指标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城市考核指标体系还在误导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凯说，政府部门、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长远眼光和现代化管理理念，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而要导向这个层面则需要系统的长期的指标体系，我国现在就缺少这样的考核指标体系。很多城市还在为GDP不惜代价、不惜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汪玉凯曾去德国考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现，居住质量下降，很多有钱人离开大城市选择乡村、小城镇居住。大城市的税收受到影响，为了增加税收，这些大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吸引有钱人回到大城市生活。应该说，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不少弯路，我国应该看到这点，避免这些弯路。

　　“过去总是用GDP、效率来考核城市和干部，现在提倡用绿色发展的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减少。”徐宗威说。本报北京10月7日电▲◆★●■☆


美国全面介入中外领土争端 围魏救赵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10/news-gb2312-1181947.html

中评社北京2010年10月9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中日撞船事件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一直引人关注。9月2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纽约会见日本新任外交大臣前原诚司时明确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包括钓鱼岛。同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也首次表示，如果钓鱼岛冲突升级，美国将会履行保护盟国日本的义务。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也表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会恪守承诺义务，坚决支持盟友日本。美国政府的核心官员接二连三地就钓鱼岛问题表态，且时机选择在中日关系因此陷于胶着的时刻，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既定战略安排的显露。

　　有人可能会说，上述表态都是美日安保条约的应有之义。这当然也是事实，但必须指出的是，过去美国官员都是尽量避免在此问题上说破的，面对记者提问，他们大都以“按既定政策处理”来回应。而“只做不说”与“既做又说”，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是低调淡化，显得心存犹疑，底气不足，意在给自己留后路；后者是高调张扬，态度坚定，一旦出事除了赤膊上阵，别无选择。所以，这次美国官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轮番表态，不能认为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政策，而是又往前走了一步。

　　不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同样做出了类似的转身。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出席东盟论坛外长会议时称，南海主权争议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反对使用“胁迫”手段解决争端，这一问题应通过“国际机制”解决。这样的表态，立即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弹。中国外长杨洁篪高调撰文，猛批希拉里的出格言论。

　　即使如此，美国介入南海的企图并未因此收敛。9月24日，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这也是首次在美国本土召开此类会议。对于会议的背景，韩国《朝鲜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奥巴马“出乎意料地”同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东盟首脑举行午餐会，显示美国正在利用领土争端问题拉拢中国周边国家。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介入中外领土争端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那么，在美国对华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为何加大了扶持中国对手的力度呢？这里的原因，尽管有军事战略方面的考量，但也决非仅仅这方面因素所能解释的。

　　近年来，中美在经济议题上一直都是斗来斗去，虽然双方各有进退，但总的来说美方并没占上风。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不管美方怎么施压，中方的立场始终都是 “自主、渐进、可控”，这三个原则的实质是“主权在我、进程在我、主动在我”。由于坚持了这三个原则，人民币的调整幅度均在中国可承受范围内，没有对中国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近两年来，中国每一次减持美国国债或调整外储结构，都会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这是基于技术层面的理财需要，但外界还是经常将其解读为警告美国的信号。正因为如此，今年7月美国财政部在向国会提交的2009年下半年度《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未敢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在中美经济议题上，占据着主动有利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美国并未因此放弃施压中国的做法。9月23日，奥巴马在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会议时，与中国总理温家宝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会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汇率问题。奥巴马强硬地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我们就要采取其他手段维护美国利益”。但据外媒报道，温家宝几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仍秉持一贯的政策，即中国汇率政策改革应循序渐进。显然，中美在经济议题上的交锋，美国一直都并未占占风。

　　而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就不同了。众所周知，美国的军事实力全球第一，军费开支超过其余国家的总和。如果中美在这个领域交锋，美国无疑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但美国是不便于在此问题上直接与中国对峙的。在此情况下，美国在中外领土争端中，加大了支持中国对手的力度，意在增加中国在安全方面的战略压力，美国认为，中国会因此讨好美国，在经济议题上更多地向美国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运用的是典型的“围魏救赵” 术，以军事为手段，以经济为目的。奥巴马所谓的“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我们就要采取其它手段维护美国利益”，何谓“其它手段”，就非常耐人寻味。虽然美国不敢直接挑起中美军事对抗，但为其它国家做军事后盾，却不失为一着很实用的棋。

　　从历史上看，军事存在的本来意义，就是为了保护或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即便是在当代，包括领土在内的许多国际纠纷，也都可以看到经济作祟的影子。我们常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但自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化了，说“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一点都不过分。在此背景下，美国运用自身的军事优势，在中外领土争端中对中国进行旁敲侧击，通过增加中国对美的战略需求的方式，逼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这种“围魏救赵”的思维逻辑，似乎也是回归军事的本来面目了。▲◆★●■☆


粟裕建国后曾犯三大错误
http://forum.book.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2366616

①、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口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

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泽东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

刘、朱、邓圈阅。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 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

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②、忽略外事纪律

涉外无小事。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毛泽东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

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③、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粟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

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毛泽东批准后于1951年12月 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毛泽东主席阅后发出。”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毛泽东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毛泽东、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失望的趣事。

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的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

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毛泽东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 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 日回国的调动命令。彭德怀、毛泽东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丁电报。”

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毛泽东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

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毛泽东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

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这个原因因涉及军事机密未公布，这属正常。但近年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有违历史真相。▲◆★●■☆


最后的真相:毛泽东为何没给粟裕授元帅衔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3129679-1-1.html

1955 年军衔制是从1950年就开始筹划的，其规章制度内容制定与最初的元帅人选，均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正如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其酝酿、准备也有5年的过程一样，当时的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将军回忆说："从(1983年)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

因此，1955年军衔制显然不是一般人所静止地理解为1954年6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增补军委副主席以后，形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高岗、林彪、叶剑英、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的格局，或者1954年9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另设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以后才开始考虑的。

相反，1954年9月28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名单，是元帅人选长期酝酿的结果，时间跨度达到整整5年。但因为相关的资料尚未彻底解密，若干人选的变化又未形成正式文字记录，因此，元帅人选的具体变化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早在1948年，中共党内就开始酝酿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问题。1949年建国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于1950年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年 9月，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

12月3日，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可见，人民解放军授衔制原本计划于 1951年实行的。此时，粟裕是排名第15位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实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但这一年实际授衔的计划后来因故推迟。
   
   1952年3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评定各级干部等级指示》，明令人民解放军全军评定统一的军队级别，建立干部等级制度，以在物质待遇方面实行薪金制度，取代供给制度，也为其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基础。在《等级指示》确定的23级军队级别中，最高级别为第一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第二级为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第三级为军委委员级，第四级为正兵团级等。

在《部队及领导干部评级幅度》中，有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别评定标准、幅度，但没有正兵团级以上的军委委员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主席副主席级的评定标准；仅有一条标准涉及军委委员级，即"个别资深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得评为军委委员级"。按此标准，1948年5月已经让掉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的粟裕属于第三级：军委委员级。但军队的级别实际上只是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以粟裕为例，虽然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但一直主持司令员的实际工作。

所以，到1955年1月，军队级别中的两级--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合并为一级--大军区级，取消了军委委员级；9月授衔时，元帅、大将的军队级别同为大军区级。至于大军区级再度分为两个等级，则是1960年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10月新设"元帅级"，与当时的元帅军衔相对应，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元帅以下仍有"大军区级"，相当于1955年1月以前的军委委员级，此"大军区级"非彼"大军区级"，称谓虽相同，但含义有别)所以，从授衔时的军队级别来看，粟裕与后来授衔元帅军衔的10人是同级的。粟裕的原秘书鞠开指出："粟裕的行政级当时是大军区级，比正兵团高两级，同野战军司令员一样。因此，他的军衔问题自然不能放在正兵团这一级考虑，而应放在大将、元帅这一级别予以考虑。"▲◆★●■☆


金正银在朝鲜军委会排名仅次于金正日
http://news.sina.com.cn/w/2010-09-30/03022119858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30日 郑州晚报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 2010年09月29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28日在平壤举行，会上选举产生了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出席了会议。

　　报道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在会上就推举金正日为劳动党总书记做了推举报告。经讨论与会代表最后表示一致支持并通过了金正日再次当选劳动党总书记的提案。

　　报道说，代表会议根据朝鲜劳动党党章和朝鲜劳动党最高领导机关选举细则，宣布选举金正日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会议选举出金正日、姜锡柱、金正银、金敬姬、张成泽等124名党中央委员，姜基燮等105名党中央候补委员。

　　修改党章金日成是党和革命永远的领袖

　　党代表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朝鲜的举动中，四个关键词——主体思想、先军政治、继承性、对外方针，格外引人注目，展示出朝鲜内外政策的核心与走向。

　　29日，一张崭新的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进入朝鲜读者视线，它刊登了朝鲜领导人金永南在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主体’革命伟业，是在社会主义强盛大国建设伟业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针对国际形势，开幕词还强调：“我党顺应风云激变的国际局势，高举‘先军’指引的大旗。”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修改决定书》，将“继承”作为连接劳动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此次修改“保证党建上的继承性是党的基本原则”。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这次修订增加了“金日成同志是党和革命永远的领袖”、“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和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不朽功绩”等内容。

　　金正银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8日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是44年来首次举行。在朝鲜，党代表会议的特色是“紧急”与“人事”——它讨论决定有关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战略策略方面的紧急问题，进行人事调整。在当前内外新形势下，会议对朝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前两次相比，此次党代表会议首次以“选举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为主题。这在朝鲜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非同寻常。

　　当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是1993年六届二十一中全会后，也是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的首次中央全会。新的世纪，新的会议，劳动党全党的意志与期待在这里凝聚。

　　全会上，增设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先军政治”在组织结构中有了新的内容和体现。经选举担任这一职务的金正银，在党代表会议的当天，首次公开走上朝鲜政治舞台。

　　金正日再次担任总书记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最高领导机构，对朝鲜意义深远。

　　金正日继续担任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政局保持稳定和延续。这是他自1997年就任总书记以来，再次被推举担任这一职务，会上他还被选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在执政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

　　党代表会议对朝鲜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输入新的血液。劳动党自1980年六届一中全会以来，一直没有对领导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过去30年里，劳动党中央不少成员相继辞世。此次党代表会议前，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5名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有4人先后逝世，政治局成员也亟待补充。此次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最高领导机构，补充了新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局书记等人选。他们来自朝鲜各个领域，为劳动党执政增添了新的活力。

　　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整，新生代领导人引人关注。新一届19名中央军委会成员中，绝大部分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中新选举产生的。会前刚被任命为人民军大将的金正银，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军委会副委员长，在军委会的排名仅次于金正日。

　　国际态度

　　美国CNN：发出权力继承的信号

　　一个亚洲国家执政党的会议，几天来，持续令不同大洲的国家聚焦。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8日向金正日发去贺电，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表示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再次表态：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审视着平壤发生的一切，并努力探寻细节，他下周将访问日韩，就朝鲜政局交换意见。

　　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对媒体说：“我们需要核实这些事实，并对朝鲜政局演变进行更多深入分析。”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9日上午的整点新闻以“发出权力继承的信号”为题，继续跟踪朝鲜政局。其后，它以“在朝鲜做生意”为题，采访了一些曾在朝鲜工作的工商界人士，谈论朝鲜经济发展。

　　俄罗斯国际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在整点新闻中，以“金氏下一代”为题，对朝鲜政局进行深度报道，称“党代表会议让朝鲜下一代领导人浮出水面”。

　　路透、美联、法新等世界性通讯社除播发动态消息外，还把重点转向深度分析。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载文说：“在金正日任命金正银为大将一天后，朝鲜宣布金正银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文章还引用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观点，分析朝鲜政局走向。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在头条位置刊登金正银的照片和长篇文章，标题是《朝鲜领袖的儿子晋升关键职位》。综合新华社▲◆★●■☆


日美防长将在越南会面商讨应对中国海军活动
http://mil.news.sina.com.cn/2010-10-09/0819613669.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09日  环球时报

　　据2010年10月9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炒作中国海军力量增强、活动范围扩大最近在日本非常流行，特别是撞船事件后，日本又找到一个拿“中国海军威胁”说事的借口。8日，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公开表示，将利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国家防长扩大会议，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商讨如何加强合作，应对中国海军活动日增的问题。他还表示，中国目前在东海的活动十分活跃，日本很可能和中国渔船发生突发事件。为此，希望通过和盖茨的会谈能在应对上述问题方面达成共识。

　　另据共同社披露，北泽还希望在这次防长会议上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举行会谈，但日本外务省却直到本月8日才向中方提出会谈期望，对此，北泽十分不满，指责外务省办事不力。外务省就此解释称：“目前是日中关系的敏感时期，提出部长级磋商的建议需要慎重。”日本TBS电视台评论说，这表明围绕对华态度，日本政府内部的步调出现混乱。

　　虽然日本把矛盾焦点指向中国，但路透社8日分析说，下周在河内的亚太防长会议上，对中国担忧的声音可能不会那么强烈，与会者将努力避免摩擦，营造一个有益的新安全论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管恩斯特•鲍尔认为，与会者将极力缓解美国同中国的紧张局势。他说：“我认为与会者将会努力不让中国感觉到被孤立。”

　　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勇表示，此次会议将努力找出共同利益所在，避免使其成为“口水战场”。越南本周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在西沙群岛附近被扣押的 9名渔民。但阮志勇表示，这一事件与此次防长会议无关，越方重点是确保此次会议平稳召开。(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林梦叶 王晓雄)▲◆★●■☆


温家宝在美国接受CNN专访全文
http://www.ddhw.com/blog/viewblog.aspx?user_id=23794&msg_id=217

2010年10月0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希腊访问期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周日(2010-10-04)播出了9月底出席美国联合国大会时接受的专访。

摘要：

@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

@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但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终将消散。

@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9月23日CNN，“FAREED ZAKARIA GPS”栏目主持人Zakaria(以下称为Z)

专访温家宝（以下称为温）


　　Z：你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是稳定，而且充满活力的吗？你是否担心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导致美国经济再一次进入衰退？

　　温：客观的说，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尽管这个复苏的过程有些漫长，充满曲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现实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我希望美国经济能够快速的恢复，因为美国经济实力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奥巴马总统最近的一些经济政策，包括美国出口倍增以及对基础设施大量投资的计划，是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尽管这些政策来得稍晚了一些，但总算及时。

　　这让我想起了我决定四万亿投资刺激中国经济的时候。当时人们对这一政策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但是现在的经济态势显示我们一揽子刺激计划是有效的，成功的

　　Z：你的经济刺激计划，从占GDP的百分比来说，是美国计划的十倍， 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否存在这样的担心，如此巨量的投资将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政府投资了这么多钱，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呢？现在投资计划减弱了，有没有什么影响？政府的钱会不会不够？

　　温：从你的问题来看，我认为你并没有对我们的刺激计划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结构性的减税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2.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3.科技创新以及发展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4.改进社会保障体系。整个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并不是都来自于公共财政，政府只提供其中1.18万亿人民币，余下的会从非公有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中筹措。刺激计划的实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它帮助中国经济能够保持30年来快速发展的好势头，同时也让我们避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由于外部条件剧烈变化而产生大的波动。同时，经济刺激计划为将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对在你问题中提到的那些挑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我从三个方面回答你：第一，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也是我们提出要小心调整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这一重要任务的原因。这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我对中国管理通胀预期确实存在担忧，这也是一直以来我着重要妥善管理的地方，因为我认为腐败以及通货膨胀会对我国政权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对中国通胀问题的看法。

　　第二，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地方政府会有一定财政金融上的风险。地方政府有融资工具，也有一定的债务。但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危机之后才存在的新问题，其实在1980年代中国就已经存在。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融资渠道，累计了7.6 万亿人民币的债务。地方一级的这些债务，仍然在我们可以管控的范围内。但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妥善的管理这些债务是很重要的，以免对公共财政和金融部门带来风险。预算赤字占中国GDP的比例为3%，而中国所有债务占GDP的比例是20%。也就是说，目前仍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第三方面，当前所有的投资必须要有利于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是阻碍。这一点有关我们长期的发展前景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Z：冒昧的问一句，你从金融危机中学习到了什么？你是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管理失去了信心？一个中国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们就像课堂上的学生，听美国的教导，但是现在看看，可能这个老师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温：在金融危机面前，任何对国家，对全体人类有责任感的人都会从中学习。我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是，在管理国家事务时，关注经济结构非常重要。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赢得了世界的赞誉。然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很早就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缺少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加强了我的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防止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强调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同时做好是很难的。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仍然处于加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阶段。刺激国内需求可以巩固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提高发展速度，稳定中国经济。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必须着眼长远，清楚的意识到在经济结构中的各种挑战。至于美国的经济，我始终认为它有牢固的基础，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的，在科技和管理人才这两方面都有着强大的力量。200年来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其中有曲折往复，但是我相信，美国会克服各种困难，度过这一次金融危机，要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信心。

　　Z：你曾经撰文纪念过你曾经的领导，胡耀邦。这篇文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其中你高度赞扬了他。回顾过去，你认为胡耀邦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领导人吗？

　　温：是的。我想我给他的历史做出了一个公允的评价。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第一，他大力推动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一讨论，他为中国解放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二，面对众多阻力，他毫不畏惧，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党政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第三，他采取行动，切实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Z：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从经济上看，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有着如此多的言论自由限制以及互联网管制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创新型国家呢？难道不应该取消这些限制吗？

　　温：我认为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你并不了解中国。在中国，有 4亿左右的互联网用户和8亿左右的移动电话用户。他们可以接入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包括批评意见。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对政府工作的尖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我经常说，不但要让人们享有言论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只有人民能够监督和批评，政府才会做得更好，公务员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当然，监督和批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国家才会有秩序，秩序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Z：温总理，说实话，我去中国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要上的网站都被屏蔽掉了，非常难以获得资讯，似乎任何挑战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比如胡耀邦，直到您写的文章出版，在《人民日报》上从未被提起。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限制——对互联网监控的这些设备，让你的人民很难真正有创造性，去做那些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温：我相信，我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有这样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会有持续的进步，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需求是无法阻挡的。我希望你能慢慢看到中国正在持续的进步。

　　Z：在过去几周，你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演讲，在深圳的讲话真的把我震住了，你说“不仅要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在我们上一次专访中你的观点。但是很多中国人说过去六七年间，经济体制倒是在不断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多少。那些听你的演讲的人，他们说“我喜欢温总理的讲话，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行动啊”，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温：其实，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我想任何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对这一点深入思考并投诸行动。上次见面之后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我的想法是，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Z：货币问题最近又成为了热点，让我这样提这个问题：在得到中国的保证后，人民币在过去两年只升值了1.8%。中国对人民币再多升值一些难道不感兴趣吗？

　　最近，中国通过压榨普通工人，对出口进行了隐形的补贴。这样就会有通胀的风险，造成了你刚刚提到的缺乏平衡性。因此，人民币汇率要再提高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温：我想你的观点仍然是美国的观点，或者说，美国国会中一小撮人的观点。中美两国经济联系紧密，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中国已经购买了超过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没有紧跟美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国会里面的一些人，对中国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将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政治化，特别是两国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我感谢你给我这个专访的机会，因为你让我能够更进一步解释实际的情况。有关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有三个要点往往是大家都不了解的：1.中国并没有主动追求顺差。我们外贸的目标是在各国交易中维持平衡和可持续贸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支付科目中能够达到基本的平衡。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和行动的。在2008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9.9%，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8%。2010年的上半年的数字是2.2%。2.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增长和它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启动了改革汇率的进程，从那时算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了55个百分点，同时，主要经济体和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的贬值。中国对外贸易的急速提高也是在这一时段。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这么一段时间，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一现象，是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第三点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你恐怕也知道，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在加工贸易上有顺差但是在一般贸易上存在逆差。交易物品上中国有顺差，但是在交易服务，在交易服务上有逆差。中国在和美国以及欧盟的国际贸易中有顺差，但是在和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的交易中存在逆差。很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在美国已经是不生产我想也不可能再重新生产了的——那些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即便美国人不从中国买这些产品，你们也会从印度、斯利兰卡或者孟买购买。这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我回忆起你曾经举过有关ipod的例子。在美国一个ipod售价是299美元，但是加工ipod的中国工厂只能从中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

　　还有一点可能你和国会中诸君都不太了解，在华的5万美国公司中，2万2千家是出口公司，制裁中国的出口公司无异于制裁美国的公司。

　　Z：上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你当时你在读什么书以及什么书比较有趣。那在过去几个月有没有什么事，有没有什么书让你印象深刻呢？

　　温：我的书架上经常摆着的是有关历史的书因为我相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外的历史书我都很爱读。在我出差的时候，我一般会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是沉思录。我并不是同意这两本书中的所有观点，但是我相信古人的理想和思考会为今人提供思考的食粮。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但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终将消散。

　　Z：最后一个问题，温总理，你的坦诚让我感动。你刚才提到你不管国内党内的阻碍有多大你都要继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你对于腐败和通胀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忧虑，以及对胡耀邦领导能力的赞扬，即使他是一个危险的“自由化”领袖。

　　你相信中国即将上台的新一代领导人，会和你有共同的远景吗？他们会不断努力深化你正在力推的事业吗？

　　温：你可能认为这是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很容易。我从两点回答你有关未来的问题。1.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对中国未来领导人超过他们的前任我深有信心。2.是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谢谢你的专访

　　Z：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温总理。▲◆★●■☆


上海拟建世博会纪念馆保留部分展品
http://news.sina.com.cn/c/2010-10-09/125221239609.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09日 新闻晚报 □ 晚报记者 杨玉红 报道

　　昨天中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市民与社会》“市长热线”。在回答本报读者提问时，杨雄透露，世博园区的临时场馆原则上不保留，世博园区后续规划将重视弥补城市功能布局的不足。

　　临时场馆不宜长期保留

　　本报读者打电话咨询道：“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除了保留永久性场馆世博轴、中国国家馆、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中心和世博文化中心外，其他场馆会不会被永久保留？ ”

　　对于这一热点问题，杨雄说，按照国际展览局的规定，世博场馆都是临时性的，而且历届世博会上，展馆被成功重新利用起来的很少，效果也不是很理想。与此同时，部分场馆的外形只能用于某些特定的展品，再次利用的可能不大。重要的一点是，还要尊重参展方的想法，部分场馆方也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他们可能要拆到自己国内去。英国馆早就确定要拆除，这个蒲公英造型的场馆就是一个绝版。

　　拟建纪念馆保留部分世博展品

　　杨雄透露，目前上海已初步决定建2010年上海世博会纪念馆。因为涉及以后世博会的展览，有关方面也在考虑跟参展方商量，将一些好的展品留下来，放在世博纪念馆里。比如说，西班牙馆的“小米宝宝”是不是可以留下？目前，我们已经和馆方进行商量。

　　杨雄表示，这些想法也得到各参展方的支持，他们很愿意把一些东西留下来。市民对上海世博会纪念馆有什么想法，对展示有什么建议和策划也都可以提出来。

　　在浦西园区，为上海世博会举办而专门设立的世博会博物馆受到广大游客欢迎。今后，这座博物馆有望与世博会纪念馆珠联璧合，共同承载起保留世博遗产、发扬世博理念的作用。

　　园区后续规划不会太商业化

　　世博会后，世博园5.28平方公里的区域将会做何规划？对此，杨雄介绍道，世博园区还需要仔细规划。从总体考虑来说，今后这里将用于文化交流、高档博览和市民的活动中心，譬如像世博中心、后滩公园、文化中心都可以提供给市民使用。

　　“有一个前提，不能简单从赚钱的角度，进行过于商业化的操作。 ”杨雄坦言，“世博园区后续规划，特别强调从上海整个城市的功能出发。 ”

　　志愿者长效机制不能依赖大学生

　　世博会期间，城市服务站点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上海动员了近100万名志愿者，其中园区志愿者和城市服务站点的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

　　世博会结束后，上海志愿者工作能否常态化？杨雄表示，大学生的主业仍然是学习，志愿者的长效机制并不能依赖大学生，因此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和安排。但有些做法可以提供借鉴，比如有些交通志愿者，就是发动十字路口周围写字楼里的白领来担当。

　　城市服务站点是否可以吸引一批刚刚退休的中老年人担任志愿者？，杨雄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