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改革初衷是藏富于民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4/26/5981283_0.shtml

    中国青年报 2011-04-25：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最近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汇集他近年来撰写的各类文章20多篇，凝结父子两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在书的前言中，作者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我国人民对改革事业的真切感受究竟如何？在党中央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对改革事业的根本思考是什么？

　　作者从直接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出发，将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探寻胡耀邦力主改革的思想历程，尤其是当思绪已尽，无路可走、原地打转时，他怎样迈出第一步。该书力图通过追索改革初衷，由此还原改革的历史。近日，胡德平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改革的初衷是藏富于民

记者：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体制，明确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改革经费管理体制，突出发展经济的目的，把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结合起来；改革吃大锅饭、端着铁饭碗那种窘迫的讲话模式。

　　记者：那么，我们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胡德平：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了。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

　　对于改革的目的，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对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他们称为“光彩事业”。记得20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记者：有几件事可以佐证。当时的中国青年报1985年2月16日头版头条发表的社论响亮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不久，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全国新长征突击手(队)代表时，多次号召青年“奋发进取、建功立业，为祖国富强、人民富裕作出贡献。”

　　胡德平：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贵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后来在甘肃，他又说，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人民怎么富。在他看来，人民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贡献的过程，就是人民向国家交税的过程，人民富必国家富这是必然的。 而1987年1月中旬对胡进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会”上，有人居然指责胡的“富民政策”违反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记者：改革的目的明确了，那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有没有呢？

　　胡德平：最近，我翻看他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发现他当时就曾提出衡量改革正确与否的“三个有利于”。一、是不是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展；三、是不是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温饱、富裕、幸福，他把改革最高指标说出来了。

　　胡耀邦说了三个有利于之后，曾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国家富、人民富。”这是他关于三个“有利于”突出化、个性化的表现。

　　记者：中国目前依旧处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还是回到问题的原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有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很多突发性的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

　　农村改革别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农业问题其实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您觉得当下，农业改革的路走出来了吗？

　　胡德平：在农业问题上，胡耀邦在肯定土地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强调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他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绝对不是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我认同这种观点，但有人说我的思想不行，土地的个人所有权就应该分给农民。我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目前还远远没有到位，才短短30年，先让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充分使用，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问题，我想，这个过程恐怕还是让所有者首先到位，现在集体所有制都没落实呢！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土地的所有权益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侵害，以各种名义打农民土地的主意。

　　记者：现在很多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民都被“上楼”了，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胡德平：胡耀邦说到农业问题时曾指出，在肯定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上，要放开经营权，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让农民老百姓承包耕地、山林、水塘。但目前的状况是急急忙忙让农民“上楼”，用社保换耕地，这种做法是把老百姓的生产资料和对象都给剥夺了。如果我们上亿的农民失地，那么就是一半人富裕起来，一半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怎么能行？

　　记者：城市化运动会带来农民失地以及很多社会问题，如果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后果会怎样？

　　胡德平：大部分农民消失了，流转土地，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首先应该实行农业的现代化、有工业化的支撑、有众多小城镇市级镇的建立，才能完成。如果是因为农民不爱农业生产而改变身份，以后新生一代农民也不想种地，就会导致城市严重的过度膨胀，城市的周边布满了失去土地、失去温饱的人，那该如何办？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0年“两会”期间，您与十几位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确保农村开发用地的所有者权益》的提案，建议“尽快承认农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明确村民组织自主开发所属土地、自主进入统一的城乡土地市场的权益。

　　胡德平：目前，小产权房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据有关统计表明，全国小产权房总计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不受法律保护，小产权房的局面实际上已形成。

　　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深圳的发展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盖的房子，是集体所有制把华西村、南山村、横店村发展起来，又避免了和农民的冲突，只要我们做好规划，把小城镇发展起来，发挥了集体的所有制，也可以把小城镇搞起来相当一部分，国家要支持，要给予政策，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怎么不能同权同价？宪法上说，要保护公有制，那集体所有制不也是公有制吗？改革要到位，耀邦同志主张离土不离乡，“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搞上去，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当时，他特别重视苏南的中小城镇，特别提到那里的小城镇，说抓住了乡镇企业发展起步的要害。

　国有企业，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

　　记者：国有企业的改革，最近一段时间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胡耀邦对此也有自己很多的见解，他的哪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值得深思？

　　胡德平：胡耀邦本来想把农业的责任制就是经营权、使用权用到工业上来，他说工业也可以承包，原来我认为，大工业也都拿来承包是不是太土了？回头再看他的文章，才发现他说的承包指什么——让企业和员工全员承包，而不是厂长经理来承包，工人阶级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并且在承包后获得的利润上有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职工得零头。他本来想搞责任制，但是没有想到，再深入一步就是让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来归位。

　　记者：近期，中石化“天价酒”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很多群众对国有企业的不满甚至怨恨

胡德平：我国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当下，尽管全民所有制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与当地群众、政府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

　　国有企业当时是用举国之力来改制的，国家银行主动帮助其从负债中剥离出来，职工或分流下岗，或买断工龄。国企轻装上阵之后，反过来又与民争利、赚老百姓的钱，这样的改革是不是有点变样了，老百姓当然有疑问，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全民的？

　　记者：对于国有企业，您觉得有何具体改革的路径？

　　胡德平：1983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税改革以后的20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给政府，今年的最高上缴额又调整为15%。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当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该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该给全民。国有企业绝对不能以给国家上交利税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有义务对改革史进行研究、反思

　　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30多年，而您的书提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正是对此进行的梳理和回顾，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角度和选题，关系到改革走到今天的得与失，以及今后该怎么走，是一个历史的文本，这是不是也是您写作此书的初衷？

　　胡德平：在中国，一个“文革”，一个改革，这两大事件是翻天覆地的，对世界来讲也是影响极大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出版一些历史书籍对此进行梳理和回顾，我认为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历史学有一个很庄严的任务就是资政育人，我希望这本书能让参加了改革，经历了80年代改革的人和没有经过80年代以及没有出生的人，都站在一个客观的历史科学的问题上，对过去、历史和未来达到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形成一个好的科学的历史观。有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再过五百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充其量不过是一页纸吧！这句话完全驳倒也很难，我也不知道到那时是否还会有人像现在这样研究、反思。对于我来说，有一种感情力量和信念想对党的这段历史做些回顾。有人如果掌握了资料不整理不研究的话就回避了应尽的责任，我有这个兴趣与义务。记者 谢湘 桂杰 ▲◆★●■☆


胡锦涛会见老中青三代海归 释放强烈信号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4/news-gb2312-1345528.html

    中国日报 于 2011-04-25：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日考察清华大学，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计算机专家、图灵奖得主姚期智，结构生物学家、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得主施一公等知名学者。89岁的杨振宁、65岁的姚期智、44岁的施一公，代表了三代不同的「海归」，顶尖归国人才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宁回北京定居是在2003年，姚期智在清华任全职教授是2004年，施一公受聘清华则是在2008年，时间都在2000年之后。

　　这不是巧合。1998年8月，清华大学校务会议通过了《「百名人才引进计划」实施办法》，决定在跨世纪的几年内，从国内外引进100名左右的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使他们成为21世纪学校的学科带头人。2008年6月，该校统计入选「百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已报到98人，国外引进约佔总人数的70%。

　　姚期智回国后办起了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俗称「姚班」）。如今6年多过去，「姚班」的学生已遍布世界上以计算机学科著名的大学。姚期智的回国还带来了一系列计算机科学高端论坛在中国的举行。一位外国教授甚至说「姚的回归本身就是清华计算机系跻身世界前列的信号」。

　　施一公回归母校时正当壮年。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回到清华，成为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最年轻的院长，并在清华百年校庆前成立了结构生物学中心，让中国结构生物学站在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上。

　　其实，作为一所脱胎于「留美预备学校」的百年名校，清华一直不乏出国留学的人才，也一直不乏回国兴业的精英。据一份1926年的史料统计，早期清华赴美学生9成以上学成后均回国效力。他们是各大学的校长、教授，政府部门的官员，还有的成了实业家。清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也大部分得益于这些「海归」。

　　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涌动出国潮。30多年中，中国有逾百万人出国留学，而学成回国人员却不到3成。针对人才外流的现象，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措施，吸引人才回流。在施一公回国的2008年，整个中国海归人数超过5万，约佔改革开放30年海归总人数的六分之一。

　　但中国的人才现状仍不容乐观。施一公用中国足球类比中国科技人才的现状，「是人才大国，但远非人才强国」。施一公强调，他所说的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高层次的世界级人才，那些在本研究领域、本行业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端领军人才。

　　杨振宁对胡锦涛说，国内科研环境明显有了改善，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大大增强。胡锦涛则表示，还要进一步为包括海外归国人员在内的各方面人才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环境。也许，这可以成为更多「海归」、尤其是高端「海归」回国的新机遇。 ▲◆★●■☆


周恩来病危：向罗青长说出毛泽东当年重庆脱险惊天秘密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239

    2011-4-25： 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的体温升至38.7摄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见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当时，中央有个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见周恩来。于是，工作人员便一再打电话请示。“四人帮”竟推来推去。电话最后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动情地说：“总理都病成这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让他见谁，还请示什么。”于是，值班人员依照周恩来的吩咐，派汽车把罗青长接到医院。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就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厅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前。周恩来向罗青长说出了一个毛泽东当年重庆脱险的惊天秘密。

　　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着，要罗青长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作过贡献的台湾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没有谈多少，周恩来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进病房检查和抢救，谈话被迫中止，罗青长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时间，周恩来还没有醒来。罗青长知道周恩来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让总理因他来谈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罗青长悄然离开了病房。

　　周恩来说的“两位姓张的朋友”到底指的是谁呢?

　　罗青长回忆说，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40多年，无数次聆听他的教诲。根据以往总理的交代，他指的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曾任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

　　张学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对于张镇，人们却知之甚少，周恩来为何惦记他呢?

　　张镇，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一期六队学员，后来追随蒋介石，步步升迁。

　　1945年10月8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谈判，草签了《政府方面与中共会谈纪要》，即两天后正式签字的《双十协定》。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决定当晚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同时请来重庆厉家班子唱戏招待毛泽东等中共代表。

　　就在这时，柳亚子来访，周恩来只好请柳亚子改日来见，并让自己的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车将柳亚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李少石被打成重伤，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当办事处工作人员将这一事件告知正在军委会礼堂看戏的周恩来时，他立刻警觉起来，特别是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但他又怕惊动毛泽东。只是轻轻对毛泽东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出了军委会礼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张镇。张镇时任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宪兵司令。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了时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戏散后，用宪兵司令的座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件事，周恩来一直记在心上。全国解放后，他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那么话题到此，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当年毛泽东在重庆是如何脱险的呢?张镇究竟有什么样的功劳让周恩来在病危之时牵肠挂肚呢?张镇又是如何帮助毛泽东顺利离开重庆的呢?

　　原来当年重庆谈判有了结果，毛泽东也准备返回延安。1945年10月8日晚，张治中为毛泽东举行欢送晚会。在重庆的国民党要人、各党派、文化界知名人士共500多人出席。谁知就在这时，却传来一个噩耗。在离红岩村不远的嘉陵江边公路上，传出一声枪响，年方35岁、外表颇似周恩来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李少石不幸中弹。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没有惊动毛泽东。他和张镇匆匆坐车赶到金汤街市民医院探望，而此时李少石已因流血过多不治身亡。

　　当时重庆市内道路复杂，社会混乱。加上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已经有人扬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换毛泽东一死。如何保证毛泽东主席安全回到红岩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周恩来要求张镇，请他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张镇立即表示：“请周主任放心，晚会结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车，不论哪方特务，恐怕都还没胆向宪兵司令的汽车开枪。”张镇说到做到确实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驻地。第二天，张镇又进一步加强了警卫工作，凡毛主席的任务活动都由张镇亲自布置警戒。10月10日下午，国共和谈协定在梅园签字，张镇得知毛泽东第二天要飞回延安，便赶紧布置警戒，并亲自护送毛主席去机场。

　　周总理曾多次提到张镇在重庆谈判时立了一大功，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他经常拿这件事提醒做对台工作的同志，说：“张镇的职务是宪兵司令，按我们的政策，是格杀勿论的特务，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对台工作熟悉历史情况的同志记住老朋友，才可能处理合适得体，对得住老朋友，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就是周恩来，他赤诚待人，肝胆照人，不管党内党外，他都是最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也不会忘记。来源: 史海钩沉 ▲◆★●■☆


清华大学抹不去文革的影子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232

　  2011-4-25： 北京清华大学庆祝建校百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九位去了六位，给尽面子，不亚于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七位常委出了五位。然而，正如武汉大学前校长、教育家刘道玉在给清华的公开信中所说，清华百年校庆没有摆脱「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的窠臼，缺乏正筹备 150周年校庆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反思环节。

　　清华最引以为傲的是作为中共高官的摇篮，令中共政坛有「大清帝国北大荒」之说。但再多的高官、再多的高材生、再多的知名学者，也抹不去清华在文化大革命中百日武斗的耻辱一幕，而刻意迴避文革问题，不予反思、不予批判，让人担心胡锦涛等清华毕业的高官，能否放下文革情结。

　　清华是文革的风暴中心之一，井冈山兵团、百日武斗、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的蒯大富，都是那个年代的经典。但官方在庆祝清华百年校庆时，似乎忘记了 1911年清华学堂的第一任监督（校长）周自齐，更忘记了周自齐的夫人王喜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打死、再用菜刀砍下头颅，甚至于在官方、民间有关清华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纪录中，也不见有周夫人之名。

　　周自齐的后人周传基前日在微博重提这段惨剧时，有网民回应称，清华的红卫兵砍掉周夫人的头是清华的耻辱，但清华的一位校友创造了维稳政策，是不是应该举国为他唱讚歌？显然，网友的矛头对准的是文革开始时留在清华担任政治辅导员的胡锦涛。

　　研究文革的专家宋永毅曾指证，胡锦涛当时并非逍遥派，而是加入了保守的「四一四」派，其思潮主导了「胡锦涛接班以后的拒绝政治改革执政倾向」。如果从近期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抹黑艺术家艾未未的手法来看，更令人担心，中共的文革作风正回潮、犯滥。中共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被称为「红卫兵一代」，他们的文革经历对其执政倾向的影响，在权斗加剧时是不是正浮现？来源: 苹果日报 ▲◆★●■☆


现在正值朝鲜政权交替的敏感时期
http://www.junshijia.com/article/201104/64157.html

更新时间：2011-04-26

一、首先，中国在中朝边境部署的兵力大揭底

　　用外交语言回答就是，边界上有保持边界安全应有的边防部队数目。

　　一般来说，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师看护中朝边境！

　　要想知道真正有多少士兵部署中朝边界？考虑到中国军队的透明度，这是不可能的！但可以从公开的资料大概摸清士兵的数目。

　　以前，在中朝边境的驻军主要由边防部队构成。中国的边防部队存在两个体系，一支是1969年由“边防站”改为“战斗边防”体制的解放军边防部队；另一支是由1985年进行改编后列入人民武装警察序列的公安边防部队。长期以来，这两支部队的职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比如在中朝边界的不同地段上，负责同样边防工作的就包括了两个体系的部队。

为了实现边防工作的统一领导，2003年解放军部队接替公安边防部队的换防工作已开始有步骤地分批进行。

　　经过换防后，两个体系的部队各司其职：解放军边防部队的职责是保卫国界，防范、打击潜入潜出的违法犯罪人员和企图外逃人员，查看、维护国界标志，掌握进入边境前沿地带和争议地区的人员、车辆、船艇的情况，与邻国边防机关会晤；公安边防部队负责依法进行边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活动，依法对涉嫌偷渡、走私、贩毒等案件进行刑事侦查工作，并对进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交通工具进行检查验证等。强强联合的局面，更有利于中国边境(界)的安全。

　　由于中朝边境与中国的辽宁、吉林省毗邻，中国的沈阳军区就很自然的承担起中朝边境的防务了。沈阳军区下辖4个集团军(16、23、39、40集团军），辽宁省军区191旅，2个武警机动师（武警117师、武警120师），总兵力愈43万。

其中防务中朝边境方向的集团军有第16集团军、第40集团军等部队。第16集团军：辖下原有三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八十年代被改为武警师维持国内稳定，主力第32师原属第11军，第11军撤编后并入第16军。

　　八十年代大裁军时，第16集团军被列为简编军，属于乙类集团军，防区内还有两个属于二炮的专门对付日本的东风战略导弹发射基地；第40集团军：40军被编为简编集团军，只有下属的第118师保留甲类师编制。在新一轮裁军整编中，第40集团军将要进行大的改编，第119师将精编为第119机械化旅，第120 师将被撤销番号，骨干编入武警编制，技术兵种在第 4坦克师、地炮团、工兵团、防化团以外，已经组建防空导弹旅。

　　据公开的数字，甲类集团军比如“万岁军”38军下辖5个师3个旅，满员8.6万人。

　　沈阳军区的39军也有7.5万人之多。平均说来，一个甲类集团军人数超过7万人；乙类集团军基本只有3个师3万多人。

　　全部加起来防务中朝边境的解放军多达10万人，加上负责其他事物的边防部队总防务中朝边境的军队人数肯定有15万之多。

　　考虑到中朝两国的关系，中国一旦动用解放军就意味着朝鲜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二、风传金正日要废太子，真假未知，但空穴来风必有其因

　　金正日去年年末曾视察熙川发电站，并指示称“即使在冬天也要加快工程进展”。金正日还要求将发电站周围提供的部分电力输送到工程现场，并加强运输手段和沙土提纯设施。

　　但电力工程由于没有连接南兴到熙川的临时电线而导致发电站工地现场的电力不足。清川江下游的沙土本应通过铁路或海陆联运到达工程现场，但由于蒸汽机车和汽车的动工率严重不足，给工程带来了巨大困难。而推土机和挖掘机则因燃料不足在冬季无法开工。

       据悉，被动员参加发电站建设的人民保安部内务军以电力为题为借口推迟接管事项，给混凝土作业带来困难；而内务军干部因浮夸报告已经完成了大同江果树农场而遭到了严重批评。

　　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金正日因‘负责人的不实报告’而不能及时做出决策，他还表达出对接班人金正恩露骨的不满”。

三、虽然极力掩饰，但还是有迹可循：解放军或真入朝为金正恩助阵

韩媒：中国派数千军队进驻平壤 保金正恩接班掌权

　　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朝鲜消息灵通人士向韩国《东亚日报》爆料，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派遣至少8000兵力进驻平壤。

　　《东亚日报》20号报道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平壤郊区派驻战斗部队”。这将是朝鲜战争结束时隔50年之后北京政府第一次往朝鲜半岛派兵。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人民解放军派军的名义理由是支援朝鲜军队的现代化，兵力规模为2～3个团（每个团兵力2000～3000人，相当于韩国的“联大队”），军队长官正在接受“朝鲜语”和半岛地理、风俗等的教育。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分析说，派军真正目的不是促进朝鲜军队现代化，而是为了保护金正日的三子金正恩。万一金正日突然死亡或朝鲜发生混乱时，中国军队将担负起保护金正恩的职责。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还分析说，中国派军朝鲜，不仅对东北亚局势将产生重大影响， 也显示出金正日（对中）外交路线的根本改变。过去金正日从中国方面接受了大批援助，但同时也进行了两次核试验，显示出追求“自主”的姿态。如今为了继承问题，中国成了金正日唯一能够相信的力量，他不惜邀请中国军队进驻
。
　　朝鲜一直以来强调“自主”和“先军政治”，突然邀请中国军队进驻并不是很轻易就能接受的事情。朝鲜原计划20号召开党代会，最终却推迟到28号，有分析说是因为权利继承过程中军队的影响力被削弱，导致军方反弹。另外，如果人民解放军进驻，肯定会引起美国和日本的反弹。

　　韩国政府当局的意见也是否定的。青瓦台一位高级官员在被问及对驻军的看法时反问说，“舆论并不支持朝鲜三代世袭，现在如果（邀请中国驻军）会被批评为‘事大主义’，这在常识上也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韩国第二大报《东亚日报》20日爆出猛料称，为帮助朝鲜军队现代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将于今年年内进驻平壤。这一消息迅速为《朝鲜日报》、Daily NK等媒体所转载，一些韩国网民将此看作是“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严重的事件”。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宋晓军20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解放军不可能进驻朝鲜，韩国媒体的报道是为了妖魔化朝鲜。

　　《东亚日报》援引北京的朝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可能今年年底向平壤派兵，驻扎地为平壤外围的顺安。该消息人士表示，解放军进驻平壤名义上是向朝鲜军队现代化项目提供援助，派遣的兵力大约在两三个团，至少有数千兵力。

       《东亚日报》认为，尽管金正日依然健在，但为了在金正日去世后朝鲜出现混乱时保护金正恩，实际上是朝鲜想届时借助中国派驻平壤的军队。

　　韩国政府负责人对该消息表达了否定意见。韩国外交通商部相关人士指出，朝鲜一直要求驻韩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强调自主和自力更生，虽然朝鲜依赖中国，但也对中国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因此从常识来看，很难接受或者愿意中国军队进驻。此外，如果解放军进驻朝鲜，还会遭到美日激烈反对，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外交负担。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宋晓军说，现在正值朝鲜政权交替的敏感时期，韩国保守派巴不得朝鲜出点乱子，炒作“解放军进驻朝鲜”就是为了证明朝鲜局势不稳。李明博的大国家党当初能上台，就是因为韩国社会对朝鲜局势的担忧。现在，韩国政府经济没搞上去，和中朝关系都走了下坡路，大国家党感觉执政的前景不妙，就又拿朝鲜局势为美韩军事合作造势。

四、回顾历史新闻：金正恩对北京，对胡叔叔是死心塌地的

金正恩亮相50天：对中国死心塌地

　　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三子金正恩通过时隔44年重开的劳动党代表大会（9月28日）正式亮相后，到本月16日将整整50天。韩国政府一位官员表示：“现在虽然为时尚早，但从金正恩到目前为止的动向、和金正恩一起被提拔上来的那些人的情况来看，可以猜测出‘金正恩的北韩’的前进方向。”该官员指出，简而言之，金正恩的关注焦点就是军队和中国等维护“金氏王朝”体制的必要对象。

　　韩国统一部14日表示，据统计，金正恩通过劳动党代表大会正式亮相后至今，共参与21次公开活动。可能是因为9月至10月陆续举行劳动党代表大会和劳动党建党65周年纪念活动，所以劳动党相关活动的参与次数达7次，所占比率最高。其次是中国相关活动（5次）、军事（4次）、文化（4次）和其他（1次）。

　　为纪念劳动党建党65周年策划的银河水管弦乐团音乐会和大型团体操表演《阿里郎》被分类为文化活动。考虑到这一点，金正恩在这50天里集中参加活动的领域可以概括为对中外交和军事。

　　金正恩上月9日会见了为祝贺北韩劳动党建党65周年而访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接着又出席了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群众大会、接见目前正在对北韩进行访问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等，尤其重视对中外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正日和金正恩父子上月26日同党和军方的20多名高官一起访问了朝鲜战争（韩国称“6。25战争”、“韩国战争”）当时中国军队司令部所在地——平安南道会昌，祭扫埋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等烈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韩国政府官员指出：“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目的可能是对内外展示北韩非常重视中国。”

　　金正恩公开活动中仅次于中国相关活动的是视察军队等体制保卫机构。金正恩通过劳动党代表大会正式亮相后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就是参观江原道安边郡导弹部队（851部队）的训练（10月5日）。据韩国情报当局透露，北韩2006年7月5日就是在851部队发射了6枚芦洞和飞毛腿导弹。

　　接着，金正恩于上月25日视察了国家安全保卫部（10215部队），本月3日前往护卫司令部士兵参与建设的慈江道熙川发电站施工现场。护卫司令部负责保护金正日一家。韩国安全部门的一位官员透露说，有情报称12日视察的人民军3875部队是“隶属人民保安部的部队”。

　　金正恩至今尚未参与可称之为经济视察的活动。对此，高层脱北者A某表示：“这说明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还是排在维护体制和讨好中国之后。金正恩正式掌握国政后将开始访问经济现场。”

　韩媒称金正恩党内排名位居第二 仅次于金正日环球网记者张哲报道 朝鲜中央通讯社11月7日报道称，目前朝鲜方面已为本月6日去世的朝鲜高官赵明禄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由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以及副委员长金正恩等170名核心人士组成。金正恩在治丧委员会名单排名中，已升至仅次于金正日的第二位。

　　韩国《中央日报》11月8日消息，在朝鲜媒体的报道中，金正恩的排名上升至仅次于金正日委员长的第二位，这一变化令人关注。而在今年9月28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正恩被选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的排名位于金正日、金永南（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崔英林（内阁总理）、赵明禄、李英浩（音，军部总参谋长）之后，位列第六位。

　　报道称，韩国国防大学教授金研秀表示：“治丧委员会成员不仅仅来自军部，也包括劳动党以及内阁。在这个名单当中金正恩排名上升至了第二位，这说明他已经迅速确立了领导地位。”

　　报道还称，金正恩在上周视察了朝鲜慈江道熙川发电站的建设现场，这标志着他参与的活动从以军事为主转向了经济建设一线。

据韩国DailyNK网 11月15日报道，朝鲜在纪念劳动党建党65周年之际大规模赦免了15万名囚犯，并强调这得益于朝鲜中央军委副委员长金正恩的“大度恩德”。

　　报道称，根据消息人士介绍，朝鲜公布“释放人员”名单和“减刑囚犯”名单之后表示，此次被释放的人应该深深感受到党代表会之际，“青年大将”金正恩的恩德，希望被释放的人更加认真地生活。该消息人士还说：“2002年金正日60周岁生日之际，所有教化所释放了30%左右的犯人。”

　　据悉，朝鲜一般在金日成、金正日生日和劳动党建党整周年（10年为周期）、半周年（5年为周期）等纪念日进行赦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向金正日提交提议并得到批准后，根据朝鲜人民保安部教化局共12个教化所的在押囚犯数量决定减刑规模。▲◆★●■☆


两岸应合作破南海僵局 打造太平岛"不沉航母"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229

    2011-4-25 作者 : 王晓夏  南海问题对于中国而言，难就难在距离遥远，这也是中国一直在积极提升海军的意图之一。如果两岸真能如台湾媒体所言，笔者借用艾森豪威尔当年形容台湾的名言：太平岛将成为中国在南海“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

　　面对菲律宾在南海的频频挑衅，马英九当局决定在6月份派出由台海军陆战队帮助训练的准军事组织“海巡队”进驻太平岛，并将装备重武器。

　　消息一出，台湾媒体高调以“台海军陆战队实质性重返东、南沙”来评论这次“肌肉展示”。随后大陆媒体也广为引述，很多长期挣扎在“南海焦虑症”中的国人，在听惯了“谴责”、“抗议”的外交辞令后，此消息让他们顿时舒缓了些许。

　　其中第二条不难理解，无非是民选政府宣扬政绩，为自己加分而已。但第一条“矛盾公开化”的策略却包含在南海国家日益趋同的一揽子“南海对策”之中。和国人的郁郁寡欢相比，南海诸国民众却能从媒体中听到其政府在南海“积极作为”、“军事调动”等许多新闻。虽然这些动作大都无关痛痒，却传达出两个强烈的信息：一是“和中国存在领海纠纷”，二是“政府在积极作为”。

　　2009年，越南外交学院的“东海（越南称南海为东海）课题组”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有学者公开抛出了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公开化、政治化、非敏感化”的一揽子战略对策。这个“四化政策”政策逐渐被南海各国广为接受。

　　除了上文谈及的“公开化”之外，“国际化”就是通过为南海石油开采进行国际招商，让各国实际利益身陷南海，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让中国陷入孤立；“政治化”就是将南海问题绑架在中国和整个东盟国家的交往之中，让其他与中国不存在领海纠纷的东盟国家对中国形成中国在“扩张”、“以大欺小”的假象（在一场大小、强弱之间的博弈中，人们倾向同情弱者）；“非敏感化”就是让“南海冲突”在双边交往中频繁出现，造成一种“疲劳感”，使南海纠纷这个本来敏感的问题常态化，以此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实力有限，南海国家并不想真的和中国为敌。

　　通过这四条方针，“南海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长期化”、“国际化”，更重要的是“无解化”。

　　在邓小平“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下，以及“负责任大国”的承诺中，中国主导推动一系列条约和协议，约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过激行为。中国一厢情愿地希望借此达到与南海国家“共同开发”的愿望。但对南海国家而言，接受合作就意味着失去“主权”。他们最终抛开了中国，选择了国际合作的道路。

　　在“无解”的困惑中，中国只能看着周边国家蚕食南海的油气资源。在“名声所累”下，此前签署的条约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

　　尽管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做的多，说的少，但战略的失策却让很多举措效果有限，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往往又被国内公众误读成政府“软弱”、“不作为”。

　　中国和南海国家事实上保持着一种微妙和平衡的“暗战”，各方都保持缄默。如果中国公开披露自己的“动作”，南海国家转而报道，在内部压力下，其政府也将迫不得已做出更大尺度的回应，“暗战”将进一步加剧，成为“明战”。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中国消耗了大量资源，被牵制在“南海困局”中。这样的结果恰好符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南海困局”也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过去，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是台湾。如今，两岸很大程度上已经冰释前嫌，牵制中国的棋子转而换成南海诸国。君不见，连“红色”越南也扭扭捏捏地和昔日的“美帝”搞起了海上联合演习。

　　现在是改变南海战略的时候了。

　　在“共同开发”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只能变通为中国在南海“积极存在，适度开发”。要想更好地“存在”，台湾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此次台湾高调大打太平岛（南海最大岛屿，台湾已经修建机场）这张牌时，已经有台湾媒体呼吁，两岸在南海问题上要合作。明眼人都能看出：在南海问题上，两岸利益是一致的，无论“花落何家”，总之“肉要烂在锅里”。

　　南海问题对于中国而言，难就难在距离遥远，这也是中国一直在积极提升海军的意图之一。如果两岸真能如台湾媒体所言，笔者借用艾森豪威尔当年形容台湾的名言：太平岛将成为中国在南海“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

　　所有活跃在南海的“中国存在”（各种中国船只、随后而建的石油平台）都将得到这艘“航母”的有效庇护。锋芒之下，南海国家的肆意妄为也将有所收敛。这样的效果，远非媒体热炒的“瓦良格”所能做到。

　　在现实政治中，两岸南海合作将面临无数困难和“不可能”，但在民族利益面前，这将是对两岸决策层智慧的一场大考。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曾国藩与洪秀全谁更“三个代表”？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4&postID=24058

2011-04-23：话说中共第三代在执政期间提出“三个代表”学说，即中共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少持异议观点的学人把“三个代表”看成是中共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宣传手段而已，不值一提；山哥倒愿意充分肯定其中的积极意义。“三个代表”不仅为当时中国的大规模市场经济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即使除去为中共量身定做的时代背景，用它来衡量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有一定的普遍价值。

本文愿意探讨中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的洪秀全与曾国藩，看看两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谁更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首先从文化方面来考察。表面看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借用了早期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中的一些概念，组织“拜上帝教”，自称为上帝“次子”，耶稣是其“天兄”，借此组成反清军事政治集团，有“先进“因素。实际上《劝世良言》本身是中国本土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中国最早的新教牧师马礼逊的弟子，雕版工人出身）不成熟的神学小册子，对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入，而身为五次科举考试落第秀才的洪秀全完全是出人头地绝望的情况下，对书中否定儒家和科举的简单论述十分激赏，因而产生了建立以他自己为“天王”的“天国”的野心。

虽然洪秀全也鼓吹“弟兄姊妹”之类的平等观念，其实他搞的政教合一专制独裁。他自己在南京称王后，便过着妻妾成群的腐朽淫乱生活，毫无一点基督徒的气息。

反观曾国藩虽然以儒家卫道士自居，其实在创建和发展湘军的过程中，他吸取了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些精华思想，以及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不惧生死”的合理成分。在西方文化汹涌而来的年代，曾国藩重用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也是基督徒），并委托他组织了最早的学童留美，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深远意义。在处理天津教案等事宜中，也体现了曾国藩对基督教传播的较开明态度。在人才济济的曾氏后裔中出现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基督徒，显然与他的开明态度有关。

其次从生产力方面来看。曾国藩是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先驱，对中国的近代化居功甚伟。在这场“自强运动”中，曾国藩领导了留学，办新学，开矿，冶炼，造船，造机器枪炮的近代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的成就虽最终毁于李鸿章等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但它在此之前在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内乱，收复新疆，在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国等历史事件中作用非凡；也为日后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反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在中国遭受英法俄等列强侵略威胁的时刻，在中国富有的长江流域大打内战，对当地经济破坏极大，并没有多少建设成就。它的“天朝天亩制度”虽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并没有贯彻实行，更没有促进中国生产力进步。它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面意义更是微乎其微。“天国”后期洪仁旰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下较为进步的新政（出自其《资政新篇》），但实际上没有实行。

最后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来观察。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是战乱和自相残杀，没有任何抵抗西方侵略的积极意义，给大半个中国的人民增加了痛苦。如果洪的天国一旦得逞，中国很可能堕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比清朝不会有任何进步。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给战区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但他的努力总体来看要比洪秀全对中国百姓更加有利。

由于民国政府的反清立场和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导，100年来中国和华人的主流社会都在贬低曾国藩，抬高洪秀全。然而历史并不会因为政治而长期扭曲。现在是给那段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的时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