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发改委爆料：新增外储七年间损失竟然这么多！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639

     2011-5-5：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财政金融室主任张岸元日前撰文指出，关于中国央行大量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账面损益，各方面均不愿提及。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收益可观，年收益率在3%左右，管理水平在各个主权财富基金中居领先位置。

　　但是如果综合考虑汇率损失，人民银行持有外汇资产的损失极为惊人。将每年外汇储备增量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测算换汇成本，再以升值后不同的汇率水平测算汇率成本。到2010年年末，2003年以来每年增加的外汇储备已经发生的汇率损失达2711亿美元。如果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6，2003年以来增加储备的汇率损失将攀升到5786亿美元。这一损失肯定无法通过外汇对外投资收益弥补，除了中央银行，不会有任何一家商业性机构会干这种赔本买卖。以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测算，但是即使进行更加翔实的分析，也不会颠覆汇率损失巨大的结论。

　　无论是从外储保值增值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看，外储分流都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了。来源: 证劵日报▲◆★●■☆


邓小平曾告诫对美国要有最坏打算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640

  文章提供 于 2011-5-5：邓小平曾告诫对美国要有最坏打算

　　据《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披露，在台湾问题上邓公一直告诫美国：别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块头大，不信邪。与中国直接冲突，是个危险的选择。邓小平曾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

　　香港文汇报报导说1981年1月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後，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1983年3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小托马斯.奥尼尔率领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用什麽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麽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斥美国搞霸权主义

　　1983年4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谈到中美问题时，邓小平严肃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有几个航空母舰，台湾就是一个。里根说台湾是老朋友。什麽老朋友?我跟他们说，你们有几个航空母舰。所谓航空母舰，就是美国的战略基地。所谓老朋友，是空话，掩盖着真实的东西，就是它要霸占那个地方。

　　1983年9月24日下午，邓小平和胡耀邦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小平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里根竞选时讲了一些话，上台以後，实际上执行的是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包括南朝鲜问题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我们讲四个航空母舰也讲得多起来了。美国人说，你们为什麽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麽东西，什麽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麽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麽?

　　不怕与美关系倒退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邓小平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後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麽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後也不会，但在扞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解决台问题要用两手

　　《邓小平年谱　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披露，1978年6月2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尤金.罗斯托。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同时强调：中国现在很穷，力量有限，但我们对国际上的问题，会根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立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明朗的，也不怕人家骂我们。

　　1986年9月2日上午，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在回答台湾有什麽必要同大陆统一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

　　问题不成熟可慢点解决

　　1978年1月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艾伦.克兰斯顿为团长的美国国会议员团。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正如 1973年毛主席对基辛格说的，中国人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麽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1978年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认为，国际上所有存在一分为二状况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就我们来说，就有台湾问题要解决。现在，我们正在同美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两个中国不行，一个半中国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的中国也不行。问题不成熟，可以慢一点解决。

　　不承担不使用武力义务

　　1979年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萨姆.纳恩率领的美国参议院代表团。邓小平在回答关於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於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於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统一台湾後，首先台湾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我们真实的政策。台湾拥有它自己的权力，台湾的武装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谓的中华民国旗帜去掉。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也可以。来源: 米尔网▲◆★●■☆


大陆拟推重大政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维稳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5/05/6183413_0.shtml

2011年05月05日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光敏 李光
 
资料图：拆迁是当前大陆最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之一。

今年大陆“两会”期间，一个消息引起多方关注：中央维稳办将起草一份关于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以下简称“风评”）的指导性文件，以引导全国各地业已存在的“风评”尝试。

这个消息来自于重庆市人大代表陈万志，陈在“两会”期间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制度的建议》，事后他收到了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回复，告知中央维稳办将起草全国性的风评指导文件，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凤凰周刊》记者就此消息求证，得知该文件尚未到达国务院法制办。

与此消息印证的是，“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被写入了最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这意味着，“风评”将不再止步于少数地方的自发试验。而一旦推广，现存各种“走过场”“低效率”的疑问也须求解决之道。

“风评”事关维稳

近年来，出于拆迁等社会矛盾的加剧带来的维稳压力，大陆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重大事项的论证过程中，综合考虑评估其社会稳定风险。

根据来自中央维稳办的数据，2009年以来，辽宁省对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设进行稳定风险评估，其中15%的项目被叫停或者暂缓；2010年以来，通过风评，河南省先后否决了105个群众不支持的项目，占整个评估项目的11%。风评的效果似有数据支持，去年上半年，群众对定政策、做决策、上项目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了11.2％。

四川省遂宁市是最早探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地方之一。2003年开始担任该市政法委书记的魏福友曾对媒体说，他刚上任那两年，感觉自己有点像“消防队长”，去参加工程项目开工典礼，典礼还没结束，群众就围上来了。

2005年初，遂宁市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重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明确规定，凡新建工程未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得开工，评估出的严重隐患未得到妥善化解不得擅自开工。

随后，评估范围拓展到重大政策、重大决策、重大改革和其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办法，并进一步完善了评估流程。目前，企业排污、行政性收费调整，甚至重大商贸、文体、庆典等活动，都被纳入了“风评”范畴。

遂宁市政法委有关工作人员介绍，“风评”机制分五步走：一是由决策、政策建议或项目建设部门制定评估方案，组织开展初评。二是由维稳主管部门会同法制和业务主管部门对评估事项进行评估。三是通过召开听证会、问卷调查和媒体公示等形式征求群众意见。四是召开专家、部门和群众代表评审会，确定风险系数。五是党委、政府运用评估成果，进行科学决策，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

至2010年底，遂宁共对496件重大决策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中25项决策经评估被否决，其中包括高耗能、高污染等外来投资项目，不合法的土地征用项目。2005年以来，遂宁通过“风评”，共预防和消除涉稳隐患527起，经评估实施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群体性事件。

遂宁“风评”机制下的维稳经验很快得到中央高层关注，2007年，中央维稳办到遂宁进行专题调研，随后，中央维稳领导小组向全国发文推广遂宁经验。近几年来，全国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县市通过派考察团和索要资料等方式，向遂宁取经。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介绍，2006年前后，“风评”机制在全国各地成规模出现。在他看来，这与社会转型期各领域矛盾凸显直接相关。徐家良认为，正是因为已有的体制无力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事关稳定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这样的新概念。至少在技术上，这是一个渐进的尝试。

选择性和“简易程序”

风险评估的权威性并不是天生牢靠的。

“不按照评估报告实施，项目实施完了才把评估报告送过来的也有。”河北某县一位分管政法委的市委官员说。该县在全省率先出台了风险评估机制。

在媒体报道中，地方政府列举出的一系列数据，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风评”机制的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需要打折。

陈万志介绍，虽然各地对应该评估的事项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列入评估的事项还比较少，“风评”还是“选择性”程序；一些地方仍存在“走过场”情况，导致群众参与度不高，一些职能部门为保证项目进度，评估事项走“简易程序”。

指标的确定也是问题。对什么是风险，什么是群体性事件，群众不赞成不同意怎么判断，都因人因地而异。

自2009年起，前述河北某县在全省率先探索“风评”机制，在国企改革中应对风险的预案，甚至细化到具体矛盾隐患可能的带头人，对其进行重点管理，一一列出防范及解决措施。

2010年初，河北省出台关于全省“风评”的指导性文件，但操作起来，依然暗存隐患。“有的项目51%的群众同意，怎么实施，风险是大是小？有的工业项目，征地这一块，70%同意，30%不同意，虽然按程序走了，具体实施的时候，往往是少数人把多数人共同的诉求搅黄了。”前述河北某县的官员说。

“风评”的主持单位也不明确。有的是信访局牵头，有的是政法委或维稳办，有的则以重大事项负责单位为主导，联合各相关部门及人大、政协代表，组成评估小组。上述河北某县从最初政法委牵头，发展到后来的“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可实际操作中，有好多项目或者政策是多个部门共同提出和实施的，牵头部门确定了，但其他部门的职责不明确或不细致，各部门经常推卸责任，导致“风评”无法落实。

“风评”报告的效力，需要当地政府确认。“你邀请这些人来给你做一个风险评估，最后报告出来，政府是不是可做可不做，可听可不听呢？”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办公室调研员周梅燕提出质疑。

遂宁市多个市直部门分管稳定工作的官员对媒体坦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如果不重视，风险评估就开展不起来，评了也是白评。”

陈万志也表示，在利益和评估主体一体化的背景下，“风评”如何建立相应的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亟须探索。

人大的角色

周梅燕对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估机制效力表示质疑。“很多重大事项都是跟地方财政挂钩的，政府作为利益方，又是评估主体，这个评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纠正政府在决策中的不科学不民主的成分，这还很难说。”

周认为，在现有的决策框架内，如果能把人大及政协这一块健全、做足，同样可以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你风险评估再叫一个名称，再搞一个系统，邀请有关部门、人大、政协来参与，但这个时候决策主体就变掉了，政府才是主体，人大和政协只是参与。”

“风评”机制要做到有效，必须和现有的人大制度相衔接，“重大事项的最终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应该在人大手里。因为预算的审查批准权在人大。政府只是一个执行机构。”

前述河北某县县委官员则认为，人大的职责和“风评”并不矛盾。首先政府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一些重大决策出台，在“风评”后，都会提交人大。此时，“风评”可以为人大的决策提供参谋。但风险评估的范围更大，人大的监督却仅限于一府两院，之外的好多事情它也鞭长莫及。另外，“风评”的专业性，也决定了人大的监督不可能代替“风评”。

“在整个社会的维稳这一块，政府还是比较被动的。现在很多问题，你去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表面上看是一个点，其实跟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有关，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根本。”徐家良说。▲◆★●■☆


《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1105&postID=482

——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

2011-05-01 ZT 作者：辛子陵

提要：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

高：中国何时才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呢？

辛：就在最近有了转机，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人们有理由期待，政治体制改革将要启动了。既然翻过了严冬的最后一张日历，春天还会远吗！

吴邦国在这个转折关头上支持习近平，改变了他“两个绝不”的顽固派形象，在自己从政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此次政治局会议，未闻有弃权和投反对票者，就是说薄熙来也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由他发起的“唱读讲传”[7]活动也将画上一个休止符，中国“弃邓归毛”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扭转。薄熙来这位红色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须要参与非毛化的进程。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遗嘱是重新评毛。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

这个179号决议，有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完成了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2011.2.26

下面是全文

高：辛老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国内正准备隆重纪念。其重头节目是推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初版印行5万部。但党史界、史学界、理论界捧场的似乎不多，表示失望的不少。您对此事怎么看？

辛：因为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没有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彻底揭盖子，重新评毛。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很大的进步。最重要的一点是彻底否定文革，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了1000万人。但这不是突破，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达到了这个认识水平。

高：您提到的关于邓小平的重新评毛的指示是怎么回事？

辛：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过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和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邓小平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

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会议主持者、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建议，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2004年七一前夕，万里写信给胡锦涛，敦促中央执行邓小平指示，执行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议。胡锦涛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陪同下到万里寓所拜访，明确表示说：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高：这次出版的党史第2卷，是否体现了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意图？

辛：党史2卷出版前后，中央党史研究室没有交代与邓小平讲话的关系，没有交代与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的关系，讲话和决议还算数不算数？执行不执行？

党史2卷的先天不足是没有突破1981年《历史决议》的框框，继续为毛泽东文过饰非，避重就轻，为尊者讳。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以为把毛的错误说轻一点，说少一点，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就多了一点，今天纪念建党90周年面子上就光鲜一点。这个指导思想注定了这个本子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只是纪念建党90周年的一件寿袍，是应付门面的东西，过后就被束之高阁了。

高：您刚才说“把党和毛泽东绑在一起”，听起来很新鲜，难道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够分开说吗？

辛：当然能够分开，也必须分开。京戏里面职位最高的人就是皇帝。但皇帝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角，不是1号，不是拿钱最多的演员。三国戏若以汉献帝为中心就没什么可演的。蜀国这一支要以刘备为中心，就没有“群英会”、“草船借鉴”、“借东风”、“空城计”以及“六出祁山”、“七擒孟获”等脍炙人口的剧目。

我们写党史有个惯性，必须以毛泽东为主线，必须靠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出彩，出高潮。一旦毛泽东错了，这个党史就没法写了。怎么办呢？有几招：

一是强词夺理。有错不认错。明明是毛“左”了，不能说，得说别人右了。庐山会议，不能批毛泽东的“左”，却要批彭德怀的右。

二是李代桃僵。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罪恶，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毛是充满了崇高的动机，但被坏人利用了。

三是瞒天过海。把群众拉出来说事。大跃进非说是人民群众“急于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而毛泽东只是群众愿望的执行者。

四是共同负责。全党人人有份。不错，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有党中央的决议，但让刘少奇、彭德怀和毛泽东共同分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公平吗？

今年是建党90周年。党史2卷编写者想给党多唱赞歌增加喜庆气氛，但他们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给党过生日，不是给毛泽东做寿。党和毛泽东是两个主体。毛泽东错了不等于党错了。党是在战胜了毛泽东的错误走向改革开放、走向正确的，战胜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如果讲主流、主旋律，应该写这个。从这里找出党的自信和光荣来。例如反对家天下的斗争，写出来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是毛泽东的耻辱，但却是共产党的光荣。你不敢写，你要掩盖和回避，那就找不到党的光明面，只剩下瞒和骗了。

高：过去中共党史讲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正确，别人都错了，都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

辛：照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建国以后他主政的建设时期的历史，八届中央委员会全党都对了，就是毛泽东一个人错了。我讲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建国后刘少奇和毛泽东关于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还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争论和斗争，刘少奇的清醒、坚定和远见卓识，是很给党增光添彩的。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

二、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1]

刘少奇的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建设国家的主要经验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解释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还在社会主义这个台阶的底层，所以叫初级阶段。基本经验有四条：一、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共存；三、把资本家请回来，发展市场经济，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制；四、下大力量改善人民生活，调节分配，防止两极分化。原以为是我们经过六十年摔了无数个跟头找到了建设国家的法宝，其实早在六十年前刘少奇就告诉全党了。我们是揣着指北针找方向。如今还要假装天真骗后代，说找到这些经验像唐僧取经一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说毛泽东一个人迷失了方向，全党就都找不到北了；毛泽东一个人感冒，全党就都在发烧；毛泽东一个人发昏，全党就都在犯傻。不能用矮化全党的写法去成全毛泽东之高。中共党内有高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邓子恢、张闻天等就都是高人，把这些高人的事迹写出来，就是我们党的主流和本质，就是我们党闪光的亮点。难道这些不能在生日集会上说道说道吗！

高：您这番高论真是闻所未闻，振聋发聩。但照您的说法，毛泽东不就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了吗？

辛：是这样子的。毛推行的是一条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它是这条错误路线的代表。建设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路线的继承和发展。这样概括这段历史就全顺了。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不敢给毛泽东作路线错误的结论，那时还是跪着造反，不上路线错误的纲。胡乔木有句名言：“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犯了错误还接着伟大。不讲路线了，总还有个是非吧。1991年建党70周年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2]用这个代替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这两种趋向的斗争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正确趋向以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错误趋向以毛泽东为代表。

由于长期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说成是党的各个时期的天然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功劳都归于他，一切错误都是没有执行他的指示造成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是这种思维逻辑的代表。不从这个框框中跳出来，建国后前30年历史写不好。党史2卷如果改变一下思路，以刘少奇、周恩来为正确趋向的代表，以受迫害的122名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追随他们的群众为正确趋向的支持者；[3]以毛泽东为错误趋向的代表，以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及受蒙蔽的群众为支持者，真实地写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那就是一部充满了历史教益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

当然，刘少奇、周恩来以下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经过争论和斗争，没有战胜毛泽东，后来又检讨，向毛泽东屈服，执行毛的一套，跟毛一起犯错误。但他们每个人又都有抵制和反对毛泽东胡作非为的亮点，拨乱反正就是要把这些亮点发掘出来，没有反毛的亮点他们不可能被打倒半打倒，不能把他们写成没有灵魂的一直跟着毛泽东犯错误的糊涂的一群。用矮化全党的办法突出毛泽东之高是不可取的。

高：党史2卷强调党的集体领导，错误大家有份，不追究毛泽东个人的责任。

辛：毛当一把手时有集体领导吗？他尊重多数的意见吗？常委议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跟他意见不一致，每次都得迁就他的错误意见，不迁就不行。庐山会议他要把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周恩来、朱德不同意，他说他要找红军去，拿分裂来要挟。朱总发言为彭说情，说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不要就此分手。毛把脚抬过茶几，用手去抓他的布鞋，讽刺朱德隔靴搔痒。弄的朱德脸一红，停止了发言。毛是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流氓政治家，一切错误的、荒唐的、倒行逆施的意见，大家都得通过。所以不能用中央通过的事为他解脱。

毛泽东建国后的的主要错误是：

一、一个人推翻了七届二中全会形成的实行15-20年新民主主义的建国路线，强行停止新民主主义建国进程，1953年开始了“三大改造”，动摇和消灭私有制。

二、一个人推翻了八大务实的经济建设路线，把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强加于全党，1958年强制推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造成经济大破坏，饿死37558000人。

三、一个人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1957年策划阴谋，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言者无罪，后又以言定罪，将55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四、一个人发起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消灭和打击党内民主派，改变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

五、一个人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国务活动达十年之久，操纵红卫兵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将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关押迫害致死。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4]

毛泽东这五条严重错误，别人是无法替他分担的。文革中的宣传口径：错在全党，只有领袖是完人，那当然不行；党史2卷的写法：错在全党，领袖跟着有点错，这也不行。如果错误是100000000（1亿），毛泽东是前面那个1，全党是后面那8个0。毫无疑问，每个0都加重放大了错误，但都是因为有那个1而加重放大的；没有那个1，就没有全党的错误。

高：编写组好像也有难处。张启华讲中央要他们写出光明面来，主流一定是好的，光明的。

辛：我们都看过《长征》的剧目。《长征》写的是失败，写的是大溃退、大转移。没人说这不是党的光明面。这是把博古、李德的错误当作历史背景来写，主要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跟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最危难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写建国后这段历史，要把毛泽东置于博古、李德那样的地位来写，你继续把毛泽东当成正面人物来写，就画虎不成，怎么写都不真实。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错误饿死了几千万人，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你非要把他写成领导党和人民走出困境的伟大领袖，不说假话就办不成这样的“大事”。刘少奇、周恩来才代表主流，代表光明面，代表八大的正确路线。必须站在八大的正确立场上。站在八届中央委员会多数一边，站在八届中央政治局多数一边，站在八届政治局常委多数一边。如果不能摆脱毛泽东的奴仆家臣的立场，就会出现一旦发现毛泽东错了，就惶惶如也，找不到党的光明面了。黑暗的对面就是光明。抵制和反对毛泽东的那个多数，受打击受迫害的那个多数，就是党的光明面。刘少奇就是光明面，周恩来就是光明面，彭德怀就是光明面，邓子恢就是光明面。即如田家英，竹焚不改节，玉碎不改白，坚持不做助纣为虐的事情，也是党的光明面。这些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只能以受侮辱、受损害者的身份充当历史的陪衬，不能成为中共历史上光明面的代表人物？！如果把他们的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我们的电视剧就有了写不完的共产党人的正面形象和用不尽的道德资源，不必靠重拍《小兵张嘎》和《地道战》忽悠观众了。

高：外电评论，党史2卷承认了饿死1000万人，总是个历史进步。

辛：关于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是测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实事求是的程度的一个标尺。该书说大跃进饿死了1000万人，比起毛时代发表社论说是一个没饿死，当然是个进步。我说的是1960年“十一”国庆节《人民日报》社论，有这样的文句：“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承认饿死1000万人就否定了那篇社论。

饿死1000万人的来历是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整整1000万人（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1991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9页已经把这个数字在党史文献上公布了，并明确注明是1960年一年饿死人的数字。如今拿那一年的数字当作四年的数字，用以偏概全的办法打马虎眼，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比起1883年，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了。主编说饿死1000万人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毛派领军人物、前统计局长李成瑞公开发表的文章是饿死了2200万人。[5]前国家统计局长都否定的统计局数据，党史专著拿出来忽悠人，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大跃进中在四川任职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和候补中委于克书，1962年6月份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三中全会。于克书给中央写过匿名信反映四川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通过胡耀邦把廖于找去了解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据廖伯康发表的回忆录说：

入座以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1000万。这只是从文件上算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二百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去就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县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6]

这个“折叠式本子”就是中央饿死人的底帐。现在就是要追查这个“折叠式本子”的下落。据主编说，没让编写人员查阅饿死人的历史档案，表白编写人员的苦衷。由此读者可以知道，党史2卷离历史真相，离真正的实事求是，还有多远！在此我忠告某些领导人，饿死人的事情你们没有历史欠账，如果你们把饿死人的档案销毁了，你们的错误可就大了，就把自己粘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了。

高：这么说在评毛问题上，党史2卷没有尺寸推进？

辛：比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确实没有推进，没有突破。编著者声言就是要在这个框框里写历史。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的讲话主要精神是要突破这个框框。这不能责难编著者。不执行邓小平指示的是上头的责任。

高：中国何时才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呢？

辛：就在最近有了转机，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人们有理由期待，政治体制改革将要启动了。既然翻过了严冬的最后一张日历，春天还会远吗！

吴邦国在这个转折关头上支持习近平，改变了他“两个绝不”的顽固派形象，在自己从政的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此次政治局会议，未闻有弃权和投反对票者，就是说薄熙来也投了赞成票。这意味着由他发起的“唱读讲传”[7]活动也将画上一个休止符，中国“弃邓归毛”的趋势将得到根本扭转。薄熙来这位红色诸侯要想在十八大新班子中立足，必须要参与非毛化的进程。乃父薄一波留下的遗嘱是重新评毛。刘华清去年临终时建议撤销毛主席纪念堂。老一代革命家对毛的认识已渐趋一致。年轻一代的政治家想利用毛泽东影响的回光返照提高自己，从根本上就错了。

这个179号决议，有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划时代意义。这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大的亮点。中共在政治上、在理论上、在传统上完成了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切割，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拨乱反正。走了这一步，中共就能够甩掉历史包袱，由僵化走向新生，脱胎换骨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民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叙利亚危机——西方与中俄裂痕明显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619

   2011-5-4： 4月底，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要谴责和制裁叙利亚，但却遭到俄国和中国的反对，黎巴嫩也不同意，结果，安理会未能就叙利亚危机达成共同声明。安理会的不团结状况也因此尽人皆知。西方国家开始寻求独自制裁叙利亚的途径。以人权和民主为重的德国媒体则对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所作为或作为甚少渐表不满，建议西方要以具体行动快速支援阿拉伯革命。但如果西方真的独自行动，西方阵营和俄国与中国的裂痕就将更为明显。一个小小的叙利亚可能将引发国际势力的博弈和变化，这在两个月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出动坦克镇压人民要求消除腐败和争取自由的和平抗议。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自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叙利亚已有560人在混乱中丧生。面对政府的强力镇压，反对派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号召抗议。目前，叙利亚各地每天都有抗议活动，而政府则继续进行残酷镇压。

　　叙利亚令人想起利比亚，以武力镇压游行的阿萨德和卡扎菲也很相似。但为什么安理会在利比亚问题上达成了制裁决议，在叙利亚危机上则沉默无语呢？

　　俄国驻联合国副大使潘金表示，叙利亚危机“并没有对世界安全与和平构成威胁”，“而外界的干涉则有可能使其地区安全受到威胁。”俄国还警告说，外界干涉可能会使叙利亚陷入内战。《每日镜报》估测，在叙利亚问题上，俄国和中国很可能不会容忍外界插手干涉。

　　但在人权问题上，德国媒体早已达成共识，就是必须干涉，人权必须受到保护，国际力量不能坐视平民百姓死于无辜。

　　《商报》认为，叙利亚和利比亚虽有相似之处，但却不可同日而语。在叙利亚生活着多个民族。叙利亚又与以色列和伊朗为邻。再者，叙利亚还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的伊斯兰哈马斯组织的盟友。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叙利亚成了一个火药桶。一旦星星之火落在火药桶上，整个地区将炸得面目全非。正是出于对这一难以控制的火灾场面的恐惧，安理会在叙利亚危机上选择了双重道德，选择了沉默无语。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命令坦克出动之前，已估计到国际风险不大，因为北约自五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轰炸利比亚，没什么精力再去管别的事儿。

　　《商报》写道：难道我们就让阿萨德肆无忌惮地屠杀自己的人民吗？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不能因为莫斯科和北京不愿在近东又看到一个新战场就拉倒算了。为了阿拉伯革命不被扼杀，为了北非和近东的人民能自由建立民主体系，西方四国必须尽快制止阿萨德的暴行。没有中国和俄国，西方照样干得了。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谴责了叙利亚的暴力行为并表示欧洲将对叙利亚实行制裁。但他表示，军事袭击并非上策。德国民众也大多数反对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西方将如何惩罚叙利亚，中国和俄国势必已在拭目以待。来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


“胜利后的老大”应更大度些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0624

     2011-5-4：  将本·拉登击毙，美国反恐战争的直接目标大多都实现了：塔利班和萨达姆两个政权被推翻，许多“恐怖大亨”被铲除，但反恐战争能说“胜利”了吗？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犹豫，这取决于如何看反恐战争，如果反恐战争就是要打倒一批人和政权，胜利已经无疑。如果它是要对付恐怖主义，答案就不确定了。

　　10年反恐战争，展示了美国超级强大的国力。一些很难做到的事情，美国做到了。比如成功将“基地”组织置于绝对孤立的地位，不仅世界上无一国支持它，也没有一个合法的组织公开支持它，甚至通常“乱说话”的媒体也空前一致，全世界没有一个合法出版物为“基地”组织帮腔，对“基地”及拉登任何形式的庇护在全世界都被当成是非法的。网络论坛成为未肃清“挺拉登言论”的最后角落。

　　美国还做到了另一个奇迹，即把美国及西方的利益成功塞进反恐的大概念中，从而形成定义何为“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在西方社会制造极端主义行动就是恐怖主义，在俄罗斯或中国制造同样的袭击，就未必是。

　　这样的反恐战争打了10年，美国的有形阵地越来越多，思想阵地扩大了多少却又说不清。拉登被击毙，美国举国欢庆，欧洲高度赞扬，阿拉伯社会的反应却很复杂，整个地区难见街头庆祝的迹象，民间仍有很多人将他视为“英雄”，这显然不是苦战10年后的美国乐意看到的。

　　所有这一切在证明一个事实，美国的“一超独大”地位仍牢不可破，美国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影响力，它在战略上十分从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世界的注意力，引领政治潮流。但在这10年中，美国对这种能力的使用相当“粗放”，过于以本国的眼前利益为中心，不太考虑他国的感受，因此反恐战争迄今的结果是复杂的。

　　击毙拉登的政治效果，显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彻底搞臭他”更高，美国现在舍其难而取其易，但至少可以报“9·11”的一箭之仇。不管怎么说这是美国的一个胜利，但如果“胜利后的美国”有更多的清醒，愿意为得到世界真诚的掌声而努力，那该是全人类的福分。

　　美国太强大，管事就多，不管大概也不行，因此惹来的是非自然也多。美国总是面临争议，遭极端主义者的报复，确有值得同情之处。无论出于真心与否，全世界大体配合了美国的反恐战争。这种情况下，美国“站得更高”，“心胸更宽阔”十分重要。让美国主导的战争以及它主导的任何事真正惠及人类，而非围着美国的利益转，美国的长远受益只会更多。

　　美国的力量决定了它是这个世界的“老大”，这个世界会不会越来越和平、多元、繁荣、公平，“老大”的行为是最关键的。希望“自私”等负面评价越来越远离美国。来源: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