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国应听取基辛格的建议领导世界
http://ed-china.stnn.cc/diplomacy/201106/t20110630_1604394.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6-30  新华国际日前编译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6月28日文章，题为《中国应听取基辛格的建议：你现在高居首位，开始领导吧》，作者内森·加德尔斯。摘编如下：

　　而今已88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与毛泽东坐下来商谈中国开放时，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基辛格肯定没有想到，过了还不到半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地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他会重返北京，将象征着全球领袖地位的指挥棒交给他的东道主。

　　上周六，中国主办的一个全球化研讨会开幕时，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将当今中国比作1947年的美国。

　　基辛格指出，1947年，英国这个处于没落时期的帝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迫不得已地对美国国务卿说：“作为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现在必须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承担领导责任。”由此，美国发起了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美国进入蒸蒸日上的轨道。

　　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中国现在相当于1947年的美国，处于下一个世界秩序建立的起点。基辛格对他的东道主说，尽管这种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转变可能需要30年，但是中国的作用只会扩大，因为从自身利益考虑，在改变全球体制的问题上，它责无旁贷。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进入领导角色的步伐将加快，因为西方当下停滞不前。

　　基辛格说的没错。在过去两个世纪，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霸权国家，将安全、金融稳定、主要储备货币和开放贸易等“全球公共物品”强加于人。今天，美国以及七国集团越来越没有能力来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然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也没有这种能力。

　　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领域是，通过经济发展，帮助中东和北非稳定局势———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对能源安全尤其重要。毕竟，中国通过购买遭危机重创的国家的债券，在欧洲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拉伯革命爆发后，人们对在中东和北非推行“马歇尔计划”议论纷纷。最近在多维尔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上，法国总统萨科齐为此争取到200亿美元的承诺。鉴于发达经济体深陷赤字和主权债务危机，那基本上是个空口承诺。

　　且不提“马歇尔计划”，二十国集团为何不发起一个“胡锦涛计划”？中国可以与海湾国家一道，从其大量的过剩外汇储备中拿出一部分，造福全世界？

　　正如基辛格所言，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马歇尔计划”兼顾了正在崛起的美国的责任及其自身利益，现在不正是中国按照这种方式担当新角色的时候吗？美国听取了欧内斯特·贝文的建议是对的。中国听取亨利·基辛格的建议也不会错。▲◆★●■☆


纪念建党90周年 缺了点什么？
http://ed-china.stnn.cc/Chinese/201106/t20110628_1602620.html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1-06-28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缺了点什么》，作者韩咏红。摘编如下：

　　临近建党90周年纪念，中共宣传部门与中国外交部近日主办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媒体到中共革命圣地采访，安排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等中共中央核心部门出席记者会，回答中外媒体的提问。

　　当然，负责文艺宣传战线的国家影视公司也不能免俗的推出一部歌颂90年波澜壮阔历史的红色电影。以大牌明星“人海战役”拍摄的《建党伟业》已于本月中登场，平均每分钟出现一个明星，据说看明星就看得人眼花缭乱。当局大概是认为，一定要这般豪华的阵容才能衬托90年历史的丰功伟绩。

　　客观回顾这90年的历史，从1921年13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000万名党员，顺利领导国家走过重大历史转折，又勇敢的采取两种道路选择，最终成为世界上极少数将政权保持了多年的大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确实让人赞叹。

　　在7月1日党庆来临之际，中国政府将推出京沪高铁，彰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另有境外媒体传说，航母也会在七一前后试水亮相，给党庆助威。

　　但是，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依然让人感觉缺了点什么。在一系列回顾历史艰苦岁月，总结成就，重申执政合法性依据的发布会信息与官媒评论文章之中，少了一点对下一步建设与改革的宣示，理论问题的进一步厘清，对中国习惯称“群众反映强烈”的老问题——例如反腐败，做出更具体、明确的行动部署。

　　中纪委上周的发布会反复强调中央高度重视反腐，但是对于让党政官员公开财产的这项强力反腐措施，副书记吴玉良在答问时依然语焉不详。据说，推行官员财产公开还缺少两个条件：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这两个系统何时才能建立不得而知，换言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实行遥遥无期。

　　最近，民间的“左右”之争似乎平息了一些，但是民间争议强烈发生的背景，或者说一个纠结当前发展的问题其实并没得到解答——即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与体制的同时，要如何推进民主，解决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腐败与利益集团化问题，促进公平。对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可能是更能振奋与鼓舞人心的庆祝方式。曾经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让全社会在官方的积极参与下，共同找出往前走的道路。换句话说，官方要直接面对、应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辩论。

　　不过，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纪念日是说好话的时候，不是反思与批评的场合。中共高层近年强调忧患意识，因而外界只能设想，反思与检讨会在体制内暗中酝酿，在个别有所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改革中实践。毕竟，一个维持了90年并且在发展中的政党，其生命力的顽强也不容低估。来源：联合早报   ▲◆★●■☆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75

   2011-6-27：“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这种西方“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 著名学者张维为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崛起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现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张维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邓小平的翻译。

　　他说，那是他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现在忆起小平，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

　　20多年之后、行走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张维为进一步体会到，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原因之一，就是“头脑清醒”---“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

　　张维为认为，这一点对于今天认识中国崛起和中国未来同样重要。

　　首先，“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要自信地“沿着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其次，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更重要的是，美国绝对不是中国的样板---“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在他眼中，中国最大的挑战和风险，并不是常常被提及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问题，而是中国人“自己打败自己”。

　　我潜移默化受到“小平精神”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担任邓小平的翻译。这段经历对于你认识中国崛起和发展有何影响？

　　张维为：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对我后来许多观点的形成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是四个方面，一个是邓小平的眼光，二是他的思路，三是他的清醒，四是他的大气。

　　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和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西方政客一般谈的是“一百天内，要怎样怎样”，邓小平是“一百年内，要怎样怎样”，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邓小平是一个思想者。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的思考状态。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前豁然一亮。

　　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了解百姓的愿望，了解中外不同体制的长处和弱点，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作为一个人，他大气，他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出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自己对许多中国和世界事务的认识和把握。我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包括《中国震撼》的写作，大概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这种“小平精神”的影响。

　　“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虽然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值仍然非常低，甚至落后于一些非洲国家，这说明中国还是不行。而你提出观点说，人均GDP这个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家实力，需要重新认识，能否细谈？

　　张维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过去说我们自己落后，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我们讲韬光养晦，应该是自信的韬光养晦，而不应是精神萎靡不振的韬光养晦。

　　一些人老是用人均GDP低来否定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很肤浅的。只要实地走访一下世界你就知道，人均GDP造成的误差有多大。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里程碑事件，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举个例子，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发达地区多数居民的住房水平已经超过日本。

　　我一直认为，所有涉及中国的排名，包括人均GDP等，只要融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用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来计算，而不是用官方汇率来计算。

　　日本吃一碗面比北京、上海要贵10倍，理发也比北京、上海贵10倍。照官方汇率计算，日本卖面和理发产生的GDP就比北京、上海高10倍，这样计算肯定是严重失真的。所以我认为用货币购买力评价才能更靠谱些。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得森。他做了跨长度的跨国比较，认为1992年中国事实上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12个欧洲大国的总和，包括英国、德国、法国等。

　　第二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我在上海坐出租车，喜欢跟司机聊天，他们普遍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房产。如果论资产，他们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超过了当地50%人的资产水平。

　　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在欧洲，能拿到银行房贷，就是对你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你房产付清了，你就是富裕阶层。这种国际比较有利于我们真正读懂中国崛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立足中国国情，大胆进行指标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中国人感觉，国外尤其是西方，仍然对中国不了解。如你所言，“中国崛起是个精彩的故事”，但他们并不知道。根据你在西方多年生活和讲学的经验，应如何深入人心地对西方讲好这个故事？

　　张维为：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事件，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故事讲好。这涉及的不仅是对外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包括如何向国人解释中国的一切。我看关键是要抓紧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需要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全面的，也就是说能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这种话语体系也应该是透彻的，也就是说，能把事情说清楚，中国普通百姓能听懂，外国人也能听懂，哪怕他们不赞成。这种话语体系应该是强势的，因为挑战我们的西方话语是强势的，我们需要用比较强势的话语进行回应，我们文明的底蕴也使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话语体系还应该是中国的，也就是说要接中国的地气，成为民族的、文化的、中华文明的东西，从而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改进对外宣传，因为许多对外宣传的方法太陈旧，我们应该多用外国人可以理解的观念和方法来介绍中国。但这还只是个战术层面的事情，我们需要不断去做，也会起一定的作用，但它还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实力，我感觉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硬实力的增长，所以西方对中国更加尊重了。中国话语体系这样的软实力加强了，他们也会尊重。所以我主张以比较强势的话语来回应西方对中国的挑战。

　　比方说，美国人老在那里批评中国人权，我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你在伊拉克已经杀害了十几万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我们谈论人权问题呢？”

　　我想这样的话语不是简单地调侃美国，而是陈述事实，也会得到多数西方民众的理解，甚至支持，因为西方大部分人也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最终可以更加潇洒，逐步把解释中国的许多工作交给西方。中国相对成功的经验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从事中国模式研究。最终哈佛、耶鲁的教授都会来研究中国模式，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对于国内那些只知以西方唯马首是瞻的所谓精英，恐怕也只有采用这个办法，等到他们崇拜的美国老师都改变了想法，他们的观点大概也会改变了。

　　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不出20年也会崩溃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发展到现在，成就很高，问题也很多。你认为中国下一步应该最先应对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风险来自哪里？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和风险，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要防止自己打败自己。

　　中国今天面临不少问题，有些还很严重，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自己打败自己。但同样，如果我们自己乱了方寸，以为这些问题意味着天要塌下来了，国将不国，这也会自己打败自己。而且我认为后者是今天中国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加强国人的自信，沿着自己的成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不管中国还存有多少问题，中国过去30来年所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出色。

　　中国面对很多挑战，但我还是这个观点：中国面对的所有问题，贫富差距、腐败、环境等等，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国家都遇到过。我们今天处理得不比他们当时差，今天在这方面出现的情况也并不比他们当时更严重。我们也有可能解决得更好。对很多事情，我的基本态度是：先肯定、再改进，自信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天塌不下来。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有时候真是感叹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多数国家比已经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了：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高速公路，而我们是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的高速公路网之后的收费问题；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出现农民工现象，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城市化，而我们是在讨论农民工第二代的教育问题；在发达国家，30来岁拥有房产对于多数人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们讨论的已经是80、90后的产权房问题。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最大财富就是一套产权房，而我们多少家庭已经拥有了两套房产。我们应该先肯定自己的巨大成绩，然后再自信地去解决各种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悲观论”一定会破产。是基于什么样的判断，让你对于中国前途如此乐观？

　　张维为：中国模式产生于大规模的国际竞争，竞争产生的东西都厉害，所以我比较看好中国模式。

　　过去20年中，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做了无数悲观的预测，今天这种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已经崩溃。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未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是死路一条，我把这种观点称为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我想这种观点也将崩溃，而且不需要20年。

　　我在《中国震撼》中建议从“文明型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有自己文明的演变逻辑和发展周期，否则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崛起。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周期来看，中国现在正处在国力全面上升的阶段，甚至可以说是全面上升过程中的初级阶段，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智慧，其中之一就是讲“势”，讲“大势”。大势一旦形成，就是“大势所趋”。“大势”就像大潮，会有反方向的浪花，会有逆流，但浪花也好，逆流也好，都扭转不了“大势”。唱衰中国的人不懂这个，所以对中国的预测总是出错，一错就错了20多年，错到今天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不敢预测中国了。

　　中国媒体应该突破西方新闻观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社会上对于媒体的角色有赞誉，也有批评和质疑。你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时期，媒体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来报道？

　　张维为：我们的一些媒体确实出了问题，特别是这两年，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是不公道的，也是不厚道的。

　　这类媒体出问题大概是两个原因，一是过分的市场利益的驱动。耸人听闻的负面新闻总是更容易抓人眼球，获得更大的读者群；二是西方新闻观的过度影响。西方媒体喜欢负面报道，认为这才是新闻。

　　其实中国媒体人完全可以超越西方这种僵化的新闻观。我们的新闻原则应该是实事求是，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又好又坏的，就说又好又坏，为什么一定要偏向消极面呢？即使报道坏的新闻，为什么不能也报道光明的一面呢？这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你可以从消极角度对他说，你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从积极角度说，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康复。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西方媒体给人感觉似乎心里有点阴暗。一位英国朋友对我说，英国人脾气古怪者多，除了因为英国日照少，恐怕也和媒体“消极报道综合征”有关，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当然如果多数英国人都是这种价值偏好，我不持异议。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乐观豁达的人，中国人看电影也大都喜欢给人以希望的结局，甚至大团圆的结局。这不是价值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历史形成的集体价值偏好。这也许是“文明型国家”的独特智慧，因为从历史大趋势来看，乐观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来。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与这种集体性格有关。

　　西方新闻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在也影响了中国媒体的价值评判。我们的一些媒体把许多个案问题夸张成了中国的普遍问题，结果在民众中造成了“消极报道综合征”。这里有个哲学理念上的差异，中国人的哲学观总是从整体出发来看个体，西方哲学观一般只注重个体，结果就造成了认知上的巨大差别。

　　我们的媒体应该突破西方新闻观，实事求是地报道中国，既见树木，也见森林，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的现实。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大变革的时候，每天都会有负面的事情出现，但也会有更多正面的事情出现。伟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这样实现的。在这种大变革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有历史眼光的、更理性客观的中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人。

　　《瞭望东方周刊》：房子是现在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有不少人说，中国现在房价这么贵，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都买不起，怎么能说中国就已经崛起了呢？你怎样看中国的房子和房价问题？

　　张维为：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坦率地说，世界上大概只有在中国，大学刚毕业就可以考虑买房子，女孩子可以坦然地把拥有产权房作为结婚的条件。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达到这个水平。

　　我看过电视连续剧《蜗居》，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俩加在一起都快70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这种话在瑞士没人敢说，因为做不到。其实又有哪个发达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一般西方国家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为36%，是北京和上海的一半。

　　实事求是地说，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大多数百姓生活的改善。我们应该自信地肯定自己的成就，然后以创新的精神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于多数人来说，应考虑先租房，有了积累再买房，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房屋租赁市场需要更好地规范。考虑到中国人有世界最强的置产传统，我们也需要探索解决住房问题的新思路。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租售结合起来，租赁房屋达到一定的年限，租户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租赁的房子；我们也可以参照1998年房改，以建筑成本价加一些条件把最低保障住房售给适合条件的年轻家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有产阶层。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对中国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和消费也是有益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现在有不少中产阶级寻求移民海外，说明中国的安全感和吸引力不够。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中产阶级“移民潮”？

　　张维为：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海外移民我接触很多，我有一个粗略的计算，70%出去以后会变得更加爱国。在国内抱怨越多的，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美国的印象是好莱坞电影上看来的，和真实的美国差距很远，结果出去后失望的很多。

　　过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发达板块，你的财富可能已经增加了二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国，你的财富由于赶上了金融危机可能早已缩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锦还乡都不容易了。错过了中国迅速崛起的伟大时代和众多机遇，至今都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心头之痛。

　　现在所谓中产阶级移民，其实绝大多数都把根留在国内，包括自己的企业和资产等，因为他们也了解今后至少10年20年内，中国还将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我们不必担心移民问题，更何况现在每年流入中国的资金远远超过流出的资金。只要我们有一点中长期的战略眼光，适度规模的移民对中国的利远远大于弊。出于各种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国了，他们以后回来也好，呆在国外也好，对中国都有好处，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需要更多的海内外华人来保护和推动。

　　美国崛起时也曾“礼崩乐坏”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中国社会接连出现了“药家鑫案”、“染色馒头案”等恶性事件，中央政治局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些事件会影响你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乐观判断吗？你认为中国应如何“创新社会管理”？有无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

　　张维为：这些案件的性质都非常恶劣，但放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其实比例是很小的，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大局的判断。这种事情，出一桩，抓一桩，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道德滑坡，这是事实，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种滑坡慢慢会被扭转过来的。

　　历史上大国崛起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美国崛起的时候，也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繁荣，一方面各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剧增。今天的美国的药品监察局等机构都是后来建立的，同时还设立一整套行政与法律制度，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即使这样，美国今天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根据2011年6月11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每年因食品原因而住院的有32.5万人，死去的有5000人。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这个水平。

　　当今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比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现在的美国政府都强。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努力，是可以比美国做得好的。北京、上海等地现在的人均寿命和社会治安等指标都好于纽约就是一个证明。

　　这里还要指出，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很多媒体为了抓眼球，把负面的事件无限放大，这种媒体生态需要逐步改变。另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比较成熟的心态。所谓成熟的心态，就是不要被媒体耸人听闻的炒作忽悠。看问题一定要有概率观念。没有概率观念，你连人行道上走路都不敢，因为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被车撞死，但这种情况的概率非常之低。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两会”之后，“顶层设计”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热词。你认为中央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坚持什么，特别注意和警惕什么？

　　张维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我们确实需要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把这样的规划叫做“顶层设计”也可以。总体上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要探索的是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以政治制度为例，我们可以更多地把“选拔”和某种形式的“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社会制度上，我们应该拒绝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经济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推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更好的结合。法律领域内，继续推动依法治国，但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兴法治国家。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我同时还认为，这种设计一定要务实，特别是全国范围的设计，更应该是一种大战略、大方向、大规划的设计，而非完美的理想主义的详细线路图。实践证明，后者的难度极高，因为设计所需要的信息总是不充分，各种变量太多，所以要么设计不出来，要么设计出来就被束之高阁。但我们体制未来的大方向、大战略、大规划是可以确定的，也是应该确定的。我们经济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确定的情况下，我们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虽不完美，但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告诫国人，“不要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忽悠了”，西方民主是一种“游戏民主”，并不是中国的典范和楷模。现在很多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在内，还是处处以美国为榜样和楷模，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张维为：如果说二三十年前，一些人以美国为楷模，那还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文革，百业待兴。但是今天还这样，动不动就美国怎么样，只能是贻笑大方了。

　　20年前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写了颇有影响的《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历史发展到了西方制度就终结了，但今年初他在《金融时报》撰文，题目是《美国没有什么可以教中国的》。这些精英也许可以读读这篇文章。他文章中的观点并不都有道理，但他对今天美国模式的失望是真的。

　　这些人还可以读一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一些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文章，他从上海回纽约，他的感觉是纽约更像第三世界，这和我的感觉差不多。美国有不少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但美国在不少方面今天也该向中国学习了。奥巴马总统都悟出一些道理，但我们的一些所谓精英还转不过弯来。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模仿中国做法的建议，如建设高铁、促进外贸、发展制造业、促进基础教育等。

　　今天的中国可以自信地平视自己的对手，平视美国，心平气和地看看人家的长处和短处，也看看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然后取长补短。

　　至于西方的“民主忽悠”,这是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我把采用美国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希望到失望的，如泰国、蒙古、乌克兰、吉尔吉斯坦等；还有一类是从希望到绝望的，如伊拉克、阿富汗、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

　　西方模式在300万人的蒙古和500万人吉尔吉斯坦都成功不了，怎么可能搬到13亿人口的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历史和文化底蕴太丰富了。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大概就像用麦当劳文化改造八大菜系，怎么可能成功？

　　我们对美国模式的态度，应该是借鉴其合理的地方，就像麦当劳，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我们的基本立场不是让麦当劳征服八大菜系，而是要用八大菜系来吸纳麦当劳---把它的长处吸收过来，最终把它“收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一个五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和过去30来年的成功经验可以使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和底气。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温家宝发表演讲 呼吁推进民主改革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87

   2011-6-27： 正在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地时间27日下午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呼吁中国实现自由和真正的民主。他还表示腐败和收入不均正在危害中国人民的生活。

　　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告诉听众们，坦率地讲，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其他破坏人民利益的问题在中国仍旧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坚定地依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

　　温家宝此前与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中国未来将改善民主和法制。他说，明日的中国将是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文化进步的和谐社会和国家。

　　温家宝还说，一个国家只有开放和具有包容性，才能发展和进步。

　　英国首相卡梅伦与正在英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27日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会谈，并在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上。卡梅伦称，英国和中国承诺加深经贸和文教领域的全方位交流，包括筹建人权问题对话机制。他还称中国市场对英国商界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卡梅伦说，双方将在现有的对话机制基础上开启经济增长对话机制、发起范围广泛的民间对话，并就创建人权对话机制展开磋商。

　　英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3亿美元（14亿英镑）的经贸协议，包括英国天然气集团（BG Group）和中国银行为BG中国业务扩展签署的15亿美元的新信贷协议。这次双方签署的经贸协议涉及英国禽肉制品出口中国以及协助英国企业在中国沿海城市从事建筑、工程与科技研发等投资项目。

　　在经贸议题外，英中双方还谈到了人权和民主。卡梅伦表示，双方正在商讨就人权问题建立对话机制。他说，英国坚信民主政体是经济繁荣昌盛的最佳保障，但承认各国发展道路不同。来源: 多维▲◆★●■☆


姜维平 一家之言：温总理最后的冲刺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2592

     2011-6-27：不论人们对温家宝如何褒贬评价，不论他本人怎样应对舆论的撞击，不论以后中国政局如何演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在目前中南海的领导人中，温家宝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员。2000年以前，我接触了中共许多官员，那时我还在体制内，他们没有必有提防我，故我的观察是全面的。我认为，假如中国的各级领导人，有三分之一者，类似温家宝或学习他，我们的国家就绝对不是现在这种两极分化，无法无天的样子！从温家宝目前的言谈举止看，他将在最后的两年任期里进行最后的冲刺，也许他会失败，但他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些许的希望。

　　有许多朋友指责温家宝是在虚伪地做秀，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只要我们闭上眼睛，把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画面在脑海了重过一遍，首先看到的是温总理第一时间亲临灾区映秀镇的情景，他眼里的泪水，他匆忙的脚步，他深情的呼唤，这完全是突发事件来临时，一个普通的善良人的正常反应，把这一画面和“六四”前夕，他随同赵紫阳探望学生的照片叠印在一起，再回顾“六四”学运积极参与者，目前流亡在巴黎的张健的证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温家宝的真诚，勇敢和大度，他是活着的赵紫阳和胡耀邦，我们不要等待中国开明的领导人，失去了权力以致生命之后，再去纪念他，缅怀他，我们应当在此时此刻就给他多一些鼓励！

　　也许是以前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心里对中共充满了仇恨，但现在，不妨把温家宝和民主政治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做个比较，就会理性地平和下来！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是立即乘坐直升机，冒险赶往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以前我多次参加类似的采访活动，深知第一时间和第一线意味着生命危险，这时既使想做秀也来不及避难，因此，它最能反映和检验一个人的品质。我对美国总统布什不存在任何偏见，由于他曾在到访中国时向国家领导人递交了一份政治异议人士名单，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故我对他心存感念。但是，2005年，在美国卡特里娜飓风来临的时候，他只是乘坐专机空中鸟瞰视察，并没有像温家宝那样第一时间走进灾民中间。同样的，2008年的缅甸热带风暴袭击，丹瑞将军是两周后才亲临现场。台湾的马英九呢，2009年的“88风灾”，他的表现更是倍受指责！所以，我们不能用共产党无视事实的笨办法骂中共的领导人，那样就失去了读者和人心！也错过了为温家宝加油，为中国进步呐喊的良机！

　　非常明显的是，温家宝已经意识到跛脚鸭式的改革，使中国有可能“政亡人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成了中国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瓶颈，于是，他毫不畏惧，大声疾呼！ 我们应当明白，正因为没有了毛邓式的政治强人，才可能出现这种变局前的不同凡响。据西蒙周报道，早在14年前，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开始起草时，就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关“法治国家”的用字争论。有人认为，该把立刀旁的“制”表述成“法制”；有人则表示，该用水旁“治”表述为“法治”。最终，1997年9月12 日通过的报告，采用了“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8年5月4日，温家宝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座谈时解释说，“法制”还是“法治”，“虽然一字之差，但意义大不相同。光讲制度的“制”，只提到制度建设层面；而治理的 “治”，就提到了治国的层面。他还透露，组织主持起草该报告的人，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温家宝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关心的法治问题。

　　当然，说“法制”也好，讲“法治”也罢，一党执政的中共都没有做到，温家宝是中国体制内的一员，党性决定了他并不能力挽狂澜。共产党是搞所谓集体决策的，虽然他早已看到了社会的弊端所在，但大多数的中共官员不赞同温家宝的理念。党性成了泯灭良知的紧箍咒，这既是温总理的悲哀，也是大多数国人的通病！

　　正是为了告别这些无奈，悲哀和流行病，也是因为时机成熟，他才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们应当细加分析温总理近期的两次表态。一次是8月21日，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30年之际，温家宝第8次到深圳考察。他强烈地要求深圳官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则会葬送一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显然，他想在最后的冲刺过程中，触及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作好了应对各种可能性的思想准备，他深知，这里的危险不亚于汶川地震！但他信心已定，别无选择！

　　另一次是在8月27日，温家宝在主持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时说，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只有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才是规范权力运行和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段话切中社会矛盾的要害！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但他的观点如能实现，将为下一步的多党竞选和宪政民主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像温家宝这样，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两次高调地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是耐人寻味的。这表明了他急切的心情。而随后胡锦涛的回避和沉默，以及南北媒体的论战，海外舆论的哗然，则说明了常人政治下中南海的困局和焦虑。毫无疑问，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2个年头，国家攀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胡温体制整整运行8年之后，中国的政情民意顺应着世界潮流，日趋急迫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只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宁可社会动乱，政亡人息，也不想放弃财富和特权，从官员们的亲友移居海外和转移财产，如同蚂蚁搬家一样的情景，即可一叶知秋。

　　我们看到，尽管温家宝在地震中积聚了很大的威信，但在强人已去之时，他还需要借助胡耀邦的旗帜，凝聚党内外改革派的力量，故此，4月15日，他趁着胡锦涛外访之机，通过《人民日报》发表了《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他虽然浓墨重笔地赞扬了当年提携他的前任总书记注重调查研究、体察民众疾苦的作风，并未谈及他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限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主张。但意在笔先，已引起社会各界对胡耀邦的无限联想！至今观之，是其微妙的伏笔。我认为，温家宝用胡耀邦来引路，是明智之举，因为在现在的中南海领导人里，还没有人敢非议他，这一点与毛泽东不同，别看中共的许多人至今不敢否定毛，并把他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把毛尸摆在纪念堂里供人瞻仰，但内心深处，有几个人不蔑视和憎恶他？！在民间又有几人愿意回到文革动乱之中苟延残喘？！

　　还有人指责温家宝只说不做，但领导人的讲话已是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由最近的谢朝平文字案的柳暗花明，方舟子遇袭案的迅速告破，北京专门截访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被查处，廖亦武的成功出境，余杰的继续笔伐，李禄的低调回国，等等，都是温家宝高调呼吁政改的结果！都是中国发生变化的细微之处！现实正在证明，上任之初，温家宝曾形容他自己是“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任的人”。此言不虚！说他有“信念”和“主见”，我们可以重温他3月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诗一样的语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此后的记者会上，他提出：“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6月1日，他在东京接受记者专访时更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线图：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说他“敢负责任”，可以用他当年肯定和承认普世价值的旧闻为证。2007 年，他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不是背离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一表述，已使他与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划清了界线！正是在这一价值观鼓舞下，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后，他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理念，开始最后的冲刺的！

　　假如我们再把温家宝和薄熙来做个比较，更会发人深省。温总理致力于制度层面的变革，他希望通过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官员免于贪腐而坐牢，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虽然其目的是巩固中共的统治，但只要撕开了制度上的口子，民主诉求就会一泻千里；而薄熙来呢，他企图把中共多年积累的罪恶，转嫁到政敌的身上，用红歌把老百姓引回文革时代，靠虚构的毛青天，薄青天，以严刑酷法，揭露和阻断对立面官员的腐败，而一旦官员对己歌功颂德，就不计其贪婪，并且以法治的崩溃和人权的彻底丧失为沉重代价！故二人的前进与倒退，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温家宝顺应了民主火车头的前行方向，其最后的冲刺应有胜利的必然性，但还有两个严峻的问题，如同跨栏的横杆一样挡在他的面前，一是如何争取胡锦涛的支持，与其过去有旧的胡锦涛，似乎在八面玲珑地回应中南海各派势力的角逐，无可奈何地拖延政改而至18大交班。显然，他缺乏创新思维，也不想名垂千古，和温家宝的主张背道而驰，但没有他的首肯，温家宝便孤掌难鸣；二是与薄熙来等高官一样，温家宝屁股上也有屎，即子女亲友经商的问题，非常显然，这是制度的衍生品，也是他们的软肋，由于温家宝已三令五申政改，触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痛处，故如果18大之前，他政改的目标还是停在高调清谈的层面，而薄熙来挤进了政治局常委，并进一步掌权，温家宝就将为子女的以权谋私而付出血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家宝开始了冲刺，但以后奔跑的速度和到达终点的希望，都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由于日后的民情和政局还不好预测，他究竟会不会成为又一个中途忽然倒下的胡耀邦，或赵紫阳，也是一个谜团！不过，从目前他的出发点来看，他似乎在寻找同盟军和突破口！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将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的锁钥意图交给深圳，但汪洋好像还态度不够明晰，坚决。此前，深圳的多种政改相关尝试，如公推直选，行政权等三分试验，地方大部制改革，等等，均已出笼，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党执政，别无分店。不知道温家宝是否明白：这是他所说的“死路”胡同里一条致命的真正的死穴！中共似乎要走到底，走到黑！

　　因此，我的预测是，他已经没有了退路！如果不能在最近两年里跨越前述的两个横杆，他步胡赵后尘忽然出局并被诬陷整肃的可能性很大，而他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则会引发又一轮社会激烈的动荡。正如博讯网刊出的西蒙周一篇评论说的那样：“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前车之鉴。尽管温家宝描绘出了路线图，但到现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者。二，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和新权贵集团的蛋糕，并进而引发左右之争、制度之辩，甚至派别斗争。三，政治体制改革不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成败清晰可见，在稳定的前提下，冒风险的动力难免天生不足。”于是，中国又回到了“六四”前后，人们能否汲取流血的教训，走台湾国民党蒋经国式的民主和平转型之路，建设一个富强加上民主的新中国，是温家宝最后冲刺的启迪所在！

　　温家宝，拿出你地震中的勇气奋力一搏吧！

　　作者：姜维平 2010年9月28日于多伦多  来源: 网讯▲◆★●■☆


肖鹰：范曾的虚与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17f1y.html?tj=1

(2011-06-27) 范曾的虚与实  肖　鹰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郭庆祥此次揭批范曾，自称“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

范曾：画分九品，我是坐四望五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知道“范曾”，但我确切知道，无论美术界，还是学术界，对“范曾其人其画”（更不用说其诗作与书法）评价很低，言其虚伪炒作，是我所知的常识。收藏家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不点名批评范曾“自我吹嘘”和“过度包装”，要旨也是指范曾虽然搏得“名满天下”，虚而不实。

然而，单纯以一个“虚”字来论范曾其人，是片面的；其实，范曾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范曾”，还有其“实”的一面。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在“虚”和“实”两面运转操作，范曾都禀赋了超人的才能，才造就了今天在业内有识之士多以之为“虚”的“画家范曾”，却又是被媒体无奈感慨为“撼山易，撼范曾难”的“范曾大师”。

在《范曾自述》中，范曾自诩说：“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在范曾的公开自白中，这样的自诩不胜枚举。读这些以地质灾害为表征的文字，你会以为范曾心目中的自我，是与我们的地球结了大仇隙，一味放肆于天崩地裂的梦想，是“务虚”。

然而，范曾又从“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受到启发”，官分九品，也将画分九品，将自己排在“坐四望五”之列。何谓“坐四望五”？范曾说：“第四是大师：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升华；第五是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不世之才，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语文报·高中版》2009年第33期）此说又让我们看到，范曾的“直插云天”，决非虚言，而是有算数有历史地把自己编排在“五百年一出”的“画王”之列，是“实求”。

以画名攀附官阶，这当然是范曾画家观的独到和务实追求。不过，无论官品，还是画品，古人均以一品为高；范曾反以一品为低。老子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尊地位，何以在“国学大师”范曾的眼中如此卑贱呢？我以为，范曾是用了儿童算数“从小到大”的“实”的眼光看待古人眼中的“一”。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沈从文：范曾教育我懂得“损人利己”

1962年，24岁的中央美院学生范曾就胸有别裁地将自己的毕业创作奉献给郭沫若，为其“在特殊背境下”美化曹操的剧作《蔡文姬》画剧照《文姬归汉》，赢得“看此画后竟激动得夜不成寐”的“郭老半夜题诗”，青年范曾顿成大名。

听其言，观其行，说50余年来的范曾“求名若渴”，还不足以表达其生命意志。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沈从文在其生前未刊发的《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一文中指出，“文革”时写大字报“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范曾还捏造当时已“被发落东北”的丁玲诸人到沈从文家中秘密聚会，“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针对沈从文该文的披露，范曾撰文《忧思难忘沈老》，一方面坚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认定该文是他人“虚拟”；另一方面又表示为自己给沈从文写了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深自懊悔”，而“懊悔”的内容却是：“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读书》，1999年 10期）

范曾既然声称自己给沈从文写的是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为什么还要“深自懊悔”？既然“深自懊悔”，又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行为简单归罪于“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沈从文所指范曾大字报“捏造罪名”、“损人利已”，与范曾自称的“假揭发，真包庇”，恶毒与善意之别，是水火不容的。如范曾自述，沈从文对范曾有“恩师”之义；据沈文所指，范曾对“恩师”的回报却是在其遭难时“损人利己”，这是个人品格大节之失，是不能以归罪于时代来开脱的。

画家黄永玉曾与年轻14岁的范曾在中央美院有师生关系。在写于1990年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一文中，范曾说：“在四人帮猖披天下之时，我与黄永玉曾相濡以沫，那些动人情景，我是不会轻忘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正是声称“我记得黄永玉的好处”的范曾，以万言书之势，从“十五个角度”，“虚实相生”地将黄永玉刻画成“欲壑难填”、“灵魂丑恶”的“矮小动物”――“蝜蝂”。范曾此文让今天“不知有文革”的读者见识了“文革大批判”中“致之死地”的毒辣。试想：1990年，文革已结束14年，经历了“拨乱反正”、年逾花甲的范曾尚且对师友如此不惜袭用文革旧技；在40余年前的“造反有理”时代，“追求进步”的青年范曾写出令沈从文痛感“损人利己”的大字报，是情理自在的。

这篇被范曾“裁定”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沈从文遗作《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在范曾“辟谣”三年后，再次被正式刊载于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一书中，标志着对范曾的“虚拟说”的“否定之否定”，而且至今还广被传播、引用。范曾既然声称“确证”沈文是“虚拟”的，该文“主观恶意”又如此昭然，为何不“依法维权”，追究“虚拟”和刊载该文的责任人，并要求责任人消除影响，撤销此文？此事可忍，范曾何事不可忍？

更重要的是，范曾如果真心要证自己的清白和善良，为什么不将自己写的这张“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公之于众，以正视听呢？然而，时值今日，范曾对自己的“好人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只字不宣。这就让人看到，面对堪称对“范曾人格大节”作“历史否决”的“大字报事件”，范曾并非真心勇于正视，而只是障人眼目地虚拟是非。

事关人格大节都可“虚拟”，范曾还有什么不可“虚拟”呢？

胡云鹏：范曾翻脸如翻书

但是，对沈从文虚拟以待的范曾，却“实对”郭庆祥。他不仅对号入座声称郭庆祥的不点名批评是对他人格的“诋毁污辱”，使他的“精神极其痛苦”，让其“社会评价下降”，而且以“侵犯名誉权”起诉郭庆祥。

其实，郭庆祥的“涉案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中的主要观点，即批评范曾“人物画如连环画放大”，“自我机械复制”和“虚假炒作”，并不是郭庆祥的原创，是数十年来业内很流行的看法。然而，范曾数十年来，对于甚至远比郭文犀利尖刻的“诋毁污辱”均“无知无觉”，将它们一律“虚”掉了。因为这个“虚”的妙用，在郭文之前，范曾让公众感到，他目力所及，全是被他的“不世之才”所震惊的“全社会”、“各阶层”，“每一位龙的传人”对他的“喜爱”。

郭庆祥的批评之所以使范曾的“精神极其痛苦”，非诉诸法律追究不能偿失，独特处在于，他用“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证据坐实了多年来文化界一直诟病范曾的“对艺术不真诚，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多年盘桓于“去国－归国”的“历史范曾”，是不可与2008年以后的“新生范曾”同日而语的，当今范曾有本钱对容忍多年的“诋毁污辱”不忍不容。因此两条，范曾对于郭文，就不能“虚了”，而定要“实对”。所以，虽然同样遭受“诋毁污辱”，应对以“虚”还是“实”，范曾是在自己的历史际遇中做选择的。

 1991年10月25日，台湾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在中正机场当众拳打乘机来台的范曾，事后他向警察供称，此举是因为范曾为了商业利益，向他卖画后，又公开诬称他所购其画为假，“范曾的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当众打范曾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范曾翻脸如翻书”。记者询问范曾如何看待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暴力侵权”，范曾只以“遗憾”二字回复记者；而对于胡云鹏的“两人当面对质”的要求，范曾则只是一个无回应。（竹繁《画家范曾去台遭打》，载《炎黄春秋》，1992年01期）在法制社会，被当众施暴，是受了很实在的伤害和污辱，“不容诋毁”的范曾竟然不怨不咎，真是“翻脸如翻书”。当然，如果敢与胡氏对质，证明自己清白无欺，范曾此番雅量是可以照亮他的人格史的。

郭庆祥大概不很了解范曾其人在“虚”和“实”之间“翻脸如翻书”，只以“实”的精神去揭露范曾的“虚”，即所谓“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若施以“扒衣”，无异于“扒皮”，实不可取；为纯化文明风气计，既然不能实行“取消大师”，我们就应当帮助他们学会“穿衣”。

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论画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范曾其人，虚实相反，翻转无则，违人情伦常之远，实如其所言“六品魔鬼”之难为世间认同。范曾的口碑很低，除了业内人士普遍不看好他的书画品格（更不用说其诗文），恐怕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范曾在虚实翻转之间，让人不能把握他究竟是真爱名，还是假爱名；是爱真名，还是爱假名。一个人格，范曾虚实反用，给人的却不是“妙”。

北京昌平法院一审范曾起诉郭庆祥案，绕过郭文所指“范曾流水线作画”之“实”，而以郭文“贬损范曾”之“虚”，判决郭庆祥对范曾“名誉侵权”，根本是“越法评文”。不知在这个避“实”就“虚”的判决中，昌平法官是受了范曾的启示，还是偶合？

（载《东方早报》，2011－06－27，版面原因，见报文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