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中俄有战略优势　也有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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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2011-10月12日电（评论员　余永胜）10月11日至12日，俄罗斯总理普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普京除了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中俄总理第十六次定期会晤外，还与胡锦涛主席举行会谈。不出意外的话，这将是普京作为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访华，访华的背景和意义也引起了各方的猜测和关注。

　　近年来，作为俄罗斯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的普京频频访华，频度之高，令“普京访华”成为中国外交新闻中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早在担任总统期间，普京就曾四次访华；改任总理后，普京又与2009年10月访华。这次已经是普京第6次来华访问。虽然访华的一个硬性任务是出席第16次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但综合各种迹象来看，访问的意义决不限于一次例行的总理会晤，而是有着多重的意义。访问除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俄关系外，对普京本人的政治生涯也具有相当的意义。

　　从访问的时机和背景上看，这次访华是在普京宣布参选下一届俄罗斯总统后的首次对外访问，访问的对象又是与俄罗斯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大国——中国。因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访华是普京竞选总统前的一次重要的外交亮相。普京显然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展示其大腕政治家的外交手笔，再次强化在俄罗斯民众中的超级领导人形象，为其竞选总统营造相宜的政治氛围。

综合这些背景因素看，这次普京访华期间，双方可能会在对中俄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领域谋求突破性进展。这次普京访华前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俄方之前曾表示希望中国记者能多提一些“比较实在”的经贸合作领域的问题，少提一些“虚”的问题。这表明，普京很希望在其总理任期内，多解决一些任职期间遗留的经贸问题，战略性问题则留在将来再任总统后处理。这次普京带来了一个包括160名俄罗斯工商界大亨在内的庞大的工商代表团，双方将洽谈总额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显然，中俄能源合作在某些方面的久拖无果，也让俄方感到了紧迫性。

　　不过，普京访华更应置于中俄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作为总理的普京任期已经所剩无已，但很可能成为下届总统的普京，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却影响很大。应当说，当年任总统期间，普京对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俄关系也呈上升势头。但国家间关系不但与领导人的个人因素有关，更受制于相互间的战略需求。这方面，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

　　应当说，中俄发展关系既有战略性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制约因素。就前者而言，中俄在国际政治上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比如主张建立多极的国际体系，对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等等。就在这个月，中俄联手否决了英法提出的旨在制裁叙利亚的安理会决议，再次说明了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空间。

而从经济上说，中俄合作也有着结构性支撑，比如俄罗斯非常需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而中国也极其看重俄罗斯的能源和资源。目前，俄罗斯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而中国则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仅此一点，就可想见对方经贸合作的巨大空间。事实上，去年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期待在未来的三四年内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正是有着这些战略性支撑，中俄关系近年来总体上才发展得很顺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趋势。这主要是指由于地缘上的邻居关系，俄罗斯对中国的崛起有一定的疑虑，特别是对中国在远东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感到不安。俄罗斯近年来显着加强了在远东地区的资源投入，既包括经济开发，也包括军事投入。这里面就有应对中国的意图。显然，尽管中俄关系的表像非常热络，双方的深层战略互信仍有待加强。

　　事实上，战略互信的不足也影响了中俄间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中俄能源合作很不顺利，主要是价格谈不拢，这里面既有经济因素，但也很难说俄方没有以能源为手段牵制中国的意图。

　　这样看来，我们在以积极的态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同时，也要对两国关系的下一步发展抱有清醒认识。▲◆★●■☆


中美负债真相:中国倒欠7千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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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1/10/11 和讯

　　本文按市值法这一国际会计准则，估算中美两国间的资产负债状况。结论如下：

　　中国持有1万1千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2到3千亿美元的美国企业债，1千亿美元左右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投资移民不计)，中国(包括政府、基金、企业、个人)对美国的总金融资产约1万5千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的金融资产有飞机和设备租赁约700亿美元;股票约3300亿美元;直接投资约15000亿美元;创投及流入热钱约3500亿美元。共计22500亿美元。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抵消平衡后，美国对中国有7500亿美元的对金融净资产，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

　　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美国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就是移民或即将移民美国的中国的富翁、官员;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

　　一、飞机和设备的融资性租赁

　　如果你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是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还是央视记者芮成钢;无论你坐的是国航、东航、南航三大国有，海航、深航、厦航三大地方，还是春秋、吉详等民营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你坐的是空客、波音，还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生产E190。你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是坐在一架所有权归美国所有的飞机上。

　　中国的航空公司引进飞机，70%到90%都是通过融资性租凭租用的，而美国公司又占有其中90%以上的份额，在中国引进的1600多架飞机中，有近千架是租用美国通用、AIG等飞机租赁公司的飞机。

　　除了飞机，还有轮船、海上平台，大型和成套工业设备。美国的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约有700亿美元的资产。

　　700亿美元的资产，较之中国拥有1万5千亿美元国债企业债、较之美国拥有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只不过是个零头。为什么本文将其列在第一条上。只因为至今没有一个人搞得明白，为什么中国有钱买1万多亿息率不到2.5%的美国国债，却没有钱买飞机，要花高达8%息费率(息率+机身保险费率)向美国租飞机。

　　以中国通过美国AIG公司引进一架空客A330的飞机为例，看它在表象上如何扭曲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看完不准笑掉你的大牙。

　　设定这架欧洲制造的A330价格2亿美元，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是中国西飞、哈飞出口的，货值200万美元。

　　那么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收支表上会出现现这样的情况。

　　1、进出口贸易

　　美国：贸易赤字增加2亿美元(因为这架飞机是卖给美国AIG公司的，最终购买合同和付款给空客的都是美国AIG公司，计入欧洲对美国出口)。

　　中国：贸易顺差增加200万美元(向空客出口舱门和飞机翼梁固定接头等件);

　　2、外汇储备和国债

　　中国：少了支付飞机货款，外汇储备增加2亿美元。此2亿美元买了美国国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增加了2亿美元。

　　在中国航空公司机队扩张和扩张形式改变之前，飞机金融租凭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引进的飞机越多，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债越多，这种扭曲中美国际收支表象的状况就不会扭转。

　　二、股票

　　今年八月初，国际金融市场传出这样一条消息：美国第一大银行“美国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足，需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

　　消息传出，中国“建设银行”H股股价应声暴跌，六个交易日跌了20%，仅8月9日一天就跌了7.3%。在建行股价的带动下，H股A股的银行板块，恒生国企指数和上证指数均大幅下跌。

　　美银缺钱关建行什么事?因“美国银行”乃“建设银行”第二大股东!最多时拥有建设银行19%的股份，“建设银行”是“美国银行”的摇钱树，美银需要钱时就会出售建行股份套现。

　　从香港联交所的公开资料可以查到，无论是工行、建行、中行三大行;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三桶油;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还是中煤、中铝、中国神华等资源性企业。中国各种垄断性国营企业，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的十大股东中，差不多一半是美国的企业、基金。

　　高盛之于工行，美铝之于中铝，美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企业股票，中国卖股票收美元买美国国债。

　　截至2010年底，美国企业、基金和个人投资者拥有中国A股股票价值1000多亿美元，在香港上市的H股股票价值约2000亿美元，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股票价值约300亿美元，合计3300亿美元。

　　三、直接投资

　　如果说，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的话，截止2011年10月1日，美国股市是全球硕果仅存的几个仍处在“牛市”形态的市场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限制本地资源开采，甚至海岸线150海里范围内的海上石油都禁止开采，同时，美国把制造业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用他国的资源、劳力为美国制造商品。把资源留在地下，把污染留给中国，美国因此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尽管30年间，截止2010年底，美国累计出现24700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净负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数据)，但据彭博财经报造，美国巨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大量利润，为了避开美国税，标准普尔500企业未汇回美国母公司利润高达2万多亿美元，仅美国企业为避税而滞留海外的利润就足以抵消美国全部对外金融净负债。这是美国人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原因。

　　也正是如此，你可以看到，无论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1年的欧债和中国债贷危机，美元和美国国债，都成为全球资金追捧的避难所。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价值几何?

　　2011年上半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卖出超过240亿瓶水(冰露、水森活)、茶(雀巢冰爽、茶研工坊)、果汁(美汁源、酷儿)、汽水(可口可乐、雪碧、醒目、芬达)等饮料，全年销量将高达500亿瓶。经过近年高速兼并扩张，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已牢牢坐稳中国饮料市场头二把交椅，二乐每年在中国市场实现的净利润30亿美元以上，按两乐平均18倍市盈率计算，仅两乐在中国的资产价值就超过540亿美元。

　　美国在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不是英特尔、微软、苹果、思科等高科技企业，也不是可口可乐，在中国最赚钱的美国企业可能是销售飘柔、海飞丝等洗发水，舒肤佳、护舒等卫生巾，帮宝适等婴儿尿布，吉列、百灵等剃须理发品，玉兰油等护肤品，以及佳洁士牙膏，碧浪汰渍洗衣粉、金霸王电池等等五花八门消费品的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宝洁公司。看美国有多少企业在中国占据龙头地位，看美国的品牌和消费方式如何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吧：

　　饮料业：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零售业：沃尔马、安利;

　　汽车：通用、福特;

　　餐饮业：麦当劳、肯得基、星巴克、必胜客、德克士;

　　快速消费品：宝洁、家乐氏，强生、舒洁、雅芳，亨氏，高露洁、百威;

　　体育用品和服饰：耐克、匡威;

　　服装：GAP、贝纳通、CK、骆驼、LEE、coach、花花公子、NAUTICA、圣.保罗，GUESS;

　　电子和其它消费品：苹果、英特尔、惠普、戴尔、富士施乐、3M、迪斯尼，惠氏。

　　等等等等……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中国代工”的商品;而中国，大街上到处都有美国人的店铺，每个商场的各个角落都有美国牌子的商品。用中国的资源、在中国制造、卖给中国人，赚走最大头的品牌及营销价值。美国标准普尔500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每年就用这样方式从中国赚取超过8百亿美元，按其14倍的历史平均市盈率，其在中国的资产价值约11000亿美元。加上其它中小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在中国拥有的资产价值，高达15000亿美元。

　　四、创投与热钱

　　中国有一个产业群，是依赖来自美国的创投基金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互联网产业。仅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一家，就投资腾讯、携程、百度、搜房、当当、同程、威客、土豆网、如家、汉庭等200多家企业。目前，活跌在中国的美国创投基金的模约有200亿至300亿美元的规模

　　，这些风险投资基金，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迅速增长的公司，待公司发展壮大或IPO上市后，即卖出所持股份，获利往往是几倍到几十倍，而接盘他们卖出的股份的，多是以美国为主的各类基金。目前，以2倍原始价值计，美国创投基金持有中国新型产业企业的股份的资产价值不低于500亿美元。

　　在中国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不到2万亿是历史上进出口顺差、投资、劳务、侨汇、黄金生产等结余，1万多亿是国际热钱。这些热钱有的捣腾地产、期货，甚至参与高利贷、农产品炒作。更多地就是兑换人民币，卖给中国央行，让中国增加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热钱”则稳赚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与汇差。中国央行直到最近才承认外汇储备中有热钱存在。

　　这个地球上热钱谁最多?美国!由于美元在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和需要，美国大开印钞机，大量的美元注入美国的金融系统，进入流向全球。不管肤色如们，国际金融大鳄、小鳄们多是美国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窜的热钱多半来自美国。由于香港和台湾炒家的存在，流入中国的热钱则仅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资产价值约3000亿美元。

　　五、美国最大的一笔外汇储备

　　上述四项相加，美国对中国的资产总值约225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2011年6月28日发布的美国对外金融资产总值203153亿美元这一官方数据的11%，与中国在美国外的全球经济规模的份额相当，与中国作为的全球投资的主要引进国的的地位相比，比例偏低。

　　中国和美国间的金额资产值互为抵消平衡后，中国对美国净负债7500亿美元。这一数值，只会多，不会少;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一数值，没有计入因移民而产生的资产所有国转移。▲◆★●■☆


局势不允许中国军事解决南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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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1年10月12日电／日本《外交官》杂志10月5日载文《局势不允许中国军事解决南海争端》，摘要如下：

　　东南亚是一个不重要但又毗邻日益强大中国的地区，东南亚问题对全球实力平衡无关紧要。然而，华盛顿冒着受到新的外交挫折的威胁介入。文章称，奥巴马政府不应该把自己的运气，与弱小的东南亚国家捆绑在一起；并对支持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不重要国家提出了警告。美国应该避免徒劳去改变既定的事实，更好的选择是避免这些无用的纠缠，与北京一起在该地区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在海上建立互信关系。美国对领土纠纷不感兴趣，但对有关“航行自由”的争议感兴趣。报道坚持一国的领海只是在离海岸12海里内的区域。

　　俄格冲突并未改变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海局势发展的动因与之非常不同。如果其他地区局势类似与俄格冲突，要符合三个要件。

◆首先，必须是一个强国与一个弱小国家的冲突，而小国对美国来说仅关系到边缘利益；

◆其次，大国与小国军事实力的不对称必须能够使得大国能够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干预之前打败小国，造成既定事实；

◆再次，美军远离冲突地区或缺乏靠近战斗地区的前沿基地，以致华盛顿无法及时部署军力影响局势。然而，南海局势不满足任何一项上述要件。

　　首先，考虑中国和南海小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中国的实力明显压倒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而且优势非常大。例如，菲律宾政府承诺将会把国防支出增加一倍，达到25亿美元。美国海军一艘下一代“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费用就达到了这个数额。相比之下，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为915亿美元(官方数字)，而其实际支出可能要大于这个数目；其支出是菲律宾预算的36倍。另一个数据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最近向菲律宾转让了1967年建造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而菲律宾却把这艘老旧的执法船视为菲律宾海军的骄傲，用它替代一艘美国海军二战时期的驱护舰，这体现了马尼拉海上力量的极度弱小。菲律宾恳请与美国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取得华盛顿对其海上领土争端的支持。

　菲律宾军队难以与中国在南海部署的海监力量相比，更不要说解放军正在船厂建造的蓝水海军了。美国有专家认为，北京依靠非军事部门的巡逻舰来执行其在南海的主张，表明中国不想把南海局势升级为军事冲突。当然，北京不想把领土纠纷升级为军事冲突。理性的政府不希望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因为冲突升级而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通过部署巡逻舰艇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北京表示，它只是在自己的主权海域行使权力；从法律的角度来解释其主张。但是，如果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有效的抵制，中国将会向南海派遣自己的军舰来维护自己的主张。这并不是牵强附会，中国和南海周边邻国实力的不对称并未达到俄格差距的水平。第比利斯是独自面对莫斯科，而东南亚国家被人们视为一个整体，具有相当的实力。例如，越南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且正在购买俄制“基洛”级潜艇。如果北京保持强硬外交态势，可能会使东南亚各国建立“共同利益集团”。这些邻国是否会站到一起，取决于北京是否会重新在该地区展开不带威胁的“微笑外交”或“魅力攻势”。而且，东南亚远非仅关涉美国的边缘利益。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远非遥远的黑海能比，后者是美国政策的“死海”。美国有专家认为，航行自由是“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支柱”，但这个想法实际上很荒谬。航行自由不是什么新概念，数十年来它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柱。美国国务院网站指出，航行自由理念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自那时起，历届政府都拒绝默许他国在划定或限制国际社会航行和飞行自由，及有关公海利用上的单方面行动。

　　2009年，北京向联合国提交的地图表明了其海上主张；被人们广泛讨论的九段线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海。中国宣传南海是其“核心利益”。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迅速作出回应，称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航行自由方面存在“国家利益”。但是，希拉里只是重复美国数十年前就提出的政策。南海对美国的海洋战略至关重要，美国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包括波斯湾)为美国海军活动的中心地区，而南海连接着这两个地区。它是商运和海军行动的门户，能够加强美国军队的战略机动性。美国军队的前沿部署主要沿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周边，位于巴林、日本和关岛。海上力量必须能够在两个大洋活动，集中应付在任一地区发生的突发事件。如果难以自由通过南海，美国军队将被迫绕行印尼和菲律宾群岛南部。这样，美军在印度洋-太平洋战区的灵活性就会遭受损害，美国的战略效能也会降低。其次，北京是否具备在美国干预之前打败邻国造成既定事实的能力还是个问题。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自然能够给任何对手带来麻烦。解放军能够将岸基反舰导弹变为打击东南亚国家海军的利器，同时阻止美国、印度或其它外部势力的介入。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北京的选择也在迅速增加。尽管，中国军队和海军建设一直在取得进步，但北京在亚洲海上面临很多挑战。从南到北，中国必须解决朝鲜核僵局，美国在日本前沿部署的增加，与日本在东海的争端、“台独”问题、南海纠纷、马六甲海峡困境以及在印度洋利益的日益增长。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随意把力量分散，如果解放军想解决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它可能会一无所获。如果愿意把力量集中到南海，中国军队可能拥有主宰南海的实力。但是，中国在其它近海地区的利益将会面临危险。俄罗斯在黑海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所以它能够集中力量打击格鲁吉亚，能够在外部力量介入之前摧毁格鲁吉亚的军队。然而，南海的战略背景让中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美军仍然在东北亚驻军，这可以让美国更轻易地介入南海。救助格鲁吉亚对美国后勤保障是非常大的挑战。当然，美国在日本的基地面临中国数百枚弹道导弹和战机的威胁。这些基地战时能否起作用越来越受到质疑。然而，美国仍然有一些反制措施。例如，日本正在安装“宙斯盾”系统的军舰上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还可以通过简单的措施加固军事设施。简言之，与2008年的俄格事件相比，美国有更多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俄格类似事件可以作为美国南海政策指导的延伸，美国在南海领土争端上不存在利益，应该避免介入。日媒文章甚至呼吁美国采用罗斯福的“大棒”政策，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采取“灵活、务实和平和的外交”。罗斯福是背后外交的狂热支持者，对他来说挥舞大棒是一种策略，不会在原则上让步。这也意味着，利用多样手段支持美国的外交活动。美国“大白舰队”在1907-1909年的巡航以威慑日本，航行自由对罗斯福来说是不容谈判的原则，今天美国仍然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他的大棒对美国的外交做了很好的指导。▲◆★●■☆



中越两国政府就解决海上问题提出6项原则
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1_10/12/9786452_0.shtml

2011年10月12日 来源：中新网  

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中越两国政府11日在北京签订《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提出两国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的6条原则。

这份协议指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和越南政府代表团一致认为，妥善解决中越海上问题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双方同意根据中越领导人就海上问题达成的各项共识，在1993年《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

●一、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和解决海上问题，使南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为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二、本着充分尊重法理依据，同时考虑历史等其他相关因素，照顾彼此合理关切的精神，以建设性的态度，努力扩大共识，缩小分歧，不断推进谈判进程。按照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确认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海上争议问题的办法。

●三、在海上问题谈判进程中，双方应严格遵守两国高层领导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认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原则和精神。

对中越海上争议，双方将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加以解决。如争议涉及其他国家，将与其他争议方进行协商。

●四、在寻求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海上问题的办法进程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精神，按照本协议第二条所述原则，积极探讨不影响双方立场和主张的过渡性、临时性解决办法，包括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

●五、本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精神解决海上问题。稳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同时积极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积极推进海上低敏感领域合作，包括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搜救、减灾防灾领域的合作。努力增进互信，为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创造条件。

●六、双方每年举行两次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定期会晤，轮流主办，必要时可举行特别会晤。双方同意在政府代表团框架下设立热线联系机制，以便就海上问题及时沟通，妥善处理。

该协议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越文写成。签署人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张志军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团长胡春山。▲◆★●■☆


党报做“和事佬”：做蛋糕与分蛋糕是辩证统一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022

   2011-10-11:  在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之争成为中外焦点之际，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11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文章《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致力于尽快把蛋糕做大；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也能够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分好蛋糕的同时促进蛋糕做得更大更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既重视把蛋糕做大做好，又重视把蛋糕切好分好。无论只重做大蛋糕而轻分好蛋糕，还是只重分好蛋糕而轻做大蛋糕，都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

　　同被外界认为十八大有望“入常”的汪洋与薄熙来，在今年夏天掀起了“蛋糕”之争。7月3日，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8天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谈及社会建设问题时提到“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仅仅一月余后，薄熙来8月17日在与无党派人士谈心会上“修订”了他的蛋糕论，他指出，分好“蛋糕”并不妨碍做大“蛋糕”，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并不矛盾。重庆既要分好“蛋糕”，也要做大“蛋糕”。在强调分好“蛋糕”的同时，“蛋糕”本身也在加快做大。

　　人民日报今次刊登的上述文章最后还针对如何“分好蛋糕”作出八点表述，包括：分好蛋糕不是搞平均主义；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不要差距；公有制经济中贯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私营和外资企业中要确保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从总的框架要把蛋糕切分为三大块——企业一块、职工（劳动报酬）一块、国家一块；提高劳动报酬不能“刮风”；重在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共政坛，团派大将汪洋与太子党代表薄熙来存在“瑜亮情结”已广泛流传，但有舆论认为，两种“蛋糕论”之争，已非汪薄两人为争上位的作秀之举，很可能成为未来中共执政理念、执政路线之争。▲◆★●■☆


汪洋暗战薄熙来针锋相对 传媒未误读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1/10/11/1495299.html

    2011-10-11  明报：汪洋暗战薄熙来针锋相对 传媒未误读 明报

同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的言词交锋一直是传媒关注的焦点，但传媒也常被指过度解读。香港《明报》10月11日刊发题为《汪洋vs.薄熙来传媒未误读》的评论文章认为，从近月来两人的隔空喊话，明显有互相针对之意；姑且勿论两人是否为上位针锋相对，观念上南辕北辙应无疑义。

文章先是深度解读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造势”的举动：正当中国内地民众对毒食品深恶痛绝之际，重庆市10月9日宣布，由于美资超市沃尔玛（Walmart）销售假冒“绿色猪肉”（有机猪肉），而且屡次欺诈消费者，决定将Walmart在重庆的10间分店全数关闭，再重罚269万元人民币（约合42.38美元），并刑事拘留7家分店中国籍负责人。

文章指出，内地传媒早前刚以《一场“食品打黑”风暴正在重庆掀起》来报道当地的打击毒食品行动，重庆传媒日前亦引述胡锦涛堂弟胡锦星大赞重庆民生搞得好。话音未落，广东传媒10月10日一篇题为《汪洋：不能用运动式方式解决民生问题》的报道，再度在内地互联网引发汪洋暗讽薄熙来的议论。

此前，在今年7月，薄熙来先强调，与其它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未几汪洋就在广东表示：“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8月，薄熙来又作出反驳，称提出分好“蛋糕”，不是大锅饭、不讲市场规律……如果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便难有和谐。

同样在6月底，当薄熙来率团赴京“唱红歌”之际，汪洋在广东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之后，薄熙来作出回击，指“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并质问，唱《歌唱祖国》“何罪之有 ”

文章最后综合认为，汪、薄的言词交锋一直是传媒关注的焦点，但传媒也常被指过度解读，不过，从近月来两人的隔空喊话，明显有互相针对之意；姑且勿论两人是否为上位针锋相对，观念上南辕北辙应无疑义。▲◆★●■☆


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怎么办？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16027

   2011-10-11 :  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经济问题是什么？一个答案当然是欧元是否会崩溃。另一个是美国是否会陷入二次衰退。还有第三个且从长期来看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国能否成功走出到目前为止所制造的最大房地产泡沫。

　　对西方人来说，这或许有点奇怪，因为他们听到的大多是关于亚洲崛起和中国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但就像美国削减政府开支一样，中共一直努力抑制靠借债推动的房地产繁荣，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若中共的努力导致房地产价值急剧缩水，那收入和赢利增长依赖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受沉重打击，美国可能被重新拖入衰退中。世界不得不关心中国的增长，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器，对美欧复苏至关重要。

　　问题是中国泡沫是否会破裂。无论到中国任何地方走走，都会看到建设中的新机场和高铁，夜晚没灯光的空置公寓楼，漂亮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公路和桥梁，新建鬼城……为何中国要维持建筑繁荣呢？因为建筑业能制造就业机会并为那些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人带来财富。然而，过去30多年来起到很好效果的模式开始显现疲态。专注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紧张开始显现。北京明白是到了改变战略的时候了。十二五规划显示，中国想从过去的出口-建筑繁荣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商品和服务的国内消费。但正如事实证明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一个问题是当局没能力阻止廉价资本流向国企。这些企业把贷款投入房地产。若政府的抑制措施导致房产价格急剧下降，其结果可能是中国金融业的一场地震。北京走向新增长模式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仍执迷于土地财政。2010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共500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两倍多。

　　在破裂前泡沫都不被当成泡沫。即使空城对一些人来说也并非有说服力的警告，他们认为尽管无处不在的漂亮桥梁和建筑今天可能没被充分利用，但当需求来时或许是维持经济向前的催化剂。若中国成功摆脱旧模式、平稳过渡到新模式，那再好不过。但若泡沫破裂，将带来严重后果。世界商品市场乃至全球贸易会大幅下滑，并导致西方更高失业率。美国需要一个经济稳定并向前发展的中国，正如人们意识到的――美中同在世界经济这条船上。▲◆★●■☆

Ghost town Empty streets in Kangbashi, Inner Mongolia

　　附：《时代》周刊原文 What If the China Bubble Bursts?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question in the world today? One contender would certainly be whether the euro will collapse. Another might be whether the U.S. will plunge into a double-dip recession. But a third, and possibly the most important over the long term, is whether China can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biggest housing bubble ever created.

　　It may seem strange to Westerners, who hear so much about the rise of Asia and growing Chinese competitiveness. But like U.S. Republicans who try to "starve the beast" by cutting government spe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attempting to put a damper on the debt-fueled real estate boom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nation's economic miracle. This is part of a deliberate attempt that is meant to rejigger the Chinese economy into one that relies more on a domestic service sector and less on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s. If, however, the party's efforts result in a precipitous drop in real estate valu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hose revenue and earnings growth are tied to China could be hard hit. And the U.S. could be thrown back into recession.

　　The world has to care about Chinese growth, since it is an important driv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contributed 19% of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 in 2010, and that'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24% this year. China's growing strength is essential to both the U.S. and European recoveries.

　　While Washington has sweated through its partisan debates on budget balancing and economists have bickered over solutions to our low-growth and high-unemployment problems, the Chinese boom of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blasted ahead without a glitch. Much of that boom is wrapped up in real estate.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this year, Chinese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was up 32.9%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0, and China's economy is expected to grow more than 9% this year, about equal to its average during the post — Deng Xiaoping era of "commu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opular narrative is that China's rise from nowhere in 1978 to its position today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as been fueled by cheap labor. While this is one factor, cheap capital and land have been as important. Most Chinese, who are huge savers,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put their money in bank accounts that pay interest lower than the rate of inflation; these funds are then channeled in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ose capital expenditures create the factories and buildings on which the Chinese miracle has been built.

　　But the Chinese are pretty smart about money. They see the fortunes the elites have made by buying land at bargain prices and developing it. Ordinary individuals cannot get in on the ground floor to reap the obscene profits made by well-connected officials who facilitate purchases from historical occupants, but they are permitted to invest in real estate at late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ir wealth grows every year. Anyone who's spent more than a day or two in China knows that real estate is a popular preoccupation. Apartment flipping is all the rage; real estate prices have tripl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building bubble — not only in housing but in commercial property as well — is about to burst. Everywhere you go in China, you see new airports and high-speed train lines under construction; see-through apartment buildings whose empty units loom unilluminated in the night; beautiful underutilized roads, bridges and tunnels; and newly risen ghost towns waiting for occupants. One such town, Kangbashi, in Inner Mongolia, has everything a city needs, including investors who have bought apartments on spec. Yet it remains unoccupied, as reported last year in this magazine. Why does China keep building? Because building creates jobs and wealth for those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all that development.

　　Right after Mao came to power in 1949, China experimented briefly with driving growth through internal consumption, but this led to a flight of capital and dependence on foreign borrowing that scared the leadership. The party decided to focus o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fueled by state capital expenditure. The factories that churned out made-in-China good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supported the factories encouraged the building boom that has culminated in a glut of high-rises all over the Middle Kingdom.

　　The problem today is that this model, which has worked so well for over three decades, is showing signs of fatigue. Factories that make things the world wants were built long ago (and factories in many other parts of Asia can now churn out goods more cheaply than China). Returns on investment have been declining.

　　Despite undrinkable water and unbreathable air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party continues to enjoy widespread support; its p.r. machine emphasizes its efforts to redress China's humiliation at the hands of the Wes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Even intellectuals who gripe about personal-freedom and civil rights issues seem to do so through a filter of sincere patriotism. Unfortunately, the strains caused by hell-bent growth are starting to show up everywhere. Mass protests of party abuses — often the taking of land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 have been rising so steadily that the government did not publish the number of them last year. At government facilities in many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here have been explosions set off by citizens so disaffected that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consequences.

　　Beijing knows it's time to change strategy. The party's latest five-year plan shows that it wants to shift away from the old export-and-building-boom model to one that relies more on domestic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But as it is finding out, this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One problem the authorities have run into is their inability to stop cheap capital from flowing in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se businesses use the money they borrow to invest directly in real estate or lend to others who do so. The business elites owe their management positions to the party, and they continue to arrange access to cheap capital, which allows them to grow their profits while improving their standing in the hierarchy. If the party's attempt to rein in the easy money flowing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ults in a dramatic decline in property values, the outcome could be an earthquake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that would be felt in the U.S.

　　In the past, loans made by state banks to big government-related businesses creat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bad debt that had to be written off. In 1998 and 2004 — 05, a total of about $500 billion was classified as nonperforming loans (which state officials transferred into 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s in an attempt to create the appearance of containing the problem). But because the state, which owns the biggest banks — and thus the people's savings — ultimately pays the price of the write-off, households bear the cost of the cleanup.

　　There are rumor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 another big round of write-offs is imminent. If Beijing is serious about moving to a consumption model, imposing the cost of these bad loans on citizens again will be a serious impediment to that goal. Household income as a percentage of GDP has been declining in China for almost a decade, and it's hard to see what the people are going to use to buy stuff, even if wages rise, if they have to keep paying for bailouts and can't earn anything on their savings. It is one thi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lower taxes on consumer goods, as it recently did, but unless it can reverse the decline in household income as a percentage of GDP, the people won't spend.

　　Another problem Beijing has in moving to a new growth model is loc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ddiction to revenue from land sale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land sales totaled $500 billion in 2010, more than double the amount of the previous year. Because provincial officials are promo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GDP-growth figures and because land sal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revenue, it's difficult to curb the enthusiasm of local officials for project development.

　　Of course, nothing is ever a bubble until it bursts. Even an empty city is not a convincing warning to those who remember that it took Shanghai many years to grow into the now booming Pudong. Although some of these beautiful, ubiquitous new bridges, roads, tunnels and buildings may be underused today, maybe they will prove to be just the catalyst needed to keep the economy driving forward when demand catches up, as the optimists argue.

　　But if the bubble pops, it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 the U.S. America sold $92 billion in goods and services to China last year. If China succeeds in moving away from its model of cheap land and cheap capital and makes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n economy based more on domestic demand, hallelujah. But if Chinese land prices plummet, there will be less demand for raw materials and a steep decline in world commodity markets and global trade in general.

　　That could very easily lead to even higher unemployment in the West. The U.S. economy is already in the strange position of having cash-rich companies that are not spending or hiring. Imagine how much less inclined they will be to do so if they are frightened by a Chinese economic slowdown. And the U.S. government, already shedding job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crisis, will be in no position to ride to the rescue.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are secretly quite worried about a hard landing. Many observers say a sharp economic decline won't be permitted to happen before the change of leadership in 2012. But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as not supposed to be allowed to crash in the run-up to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and it d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rying to engineer a delicate redefinition of how its economic model will work going forward. The last thing it needs right now is U.S. sanctions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A more constructive approach, one that recognizes that the U.S. and China are in the same global economic boat together, would be for the U.S. to incentivize the export of technologies aimed at helping China grow its service sector. The U.S. needs an economically stable and growing China to buy not just its IOUs but also its goods and services.  来源: 《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