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没有停滞倒退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01/101848.shtml

2012年11月01日：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学习领会这一重要论断，要求我们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信心百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一、我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进步潮流，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30多年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议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等唱衰中国的论调抬头。对当前经济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这关系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总体判断。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从国内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当前的经济减速，一方面是我们为加快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防止通货膨胀而主动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深层次影响显现，全球经济低迷、外需明显减弱的结果。这改变不了我国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国经济增长仍在全球“一枝独秀”，“见顶论”没有根据，“崩溃论”更是危言耸听。今年5月份以来，我国集中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经济增速趋于稳定，并且继续出现积极变化，我们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为我国发展拓展巨大空间。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看待存在的问题就会发现，问题意味着机遇，差距就是潜力。解决上述问题，要求我们着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总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解决国内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也将为我国经济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巨大的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撑。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而我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在各大国中是最低的。我国人口多、幅员广，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理应位居世界前列，但长期以来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很突出。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支点。扩大内需需要做很多工作，如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做好这些工作本身就是发展，同时又为新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

　　城镇化蕴含着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是主导，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城镇化则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低于一些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还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农民转为市民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据测算，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其收入和消费至少增加3倍以上。另据研究，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从而有效拉动投资需求。此外，城镇化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城镇化需要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进而促进工业化深入发展；伴随农村人口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有利于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城镇化所带来的这种综合效应，将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持久不衰的强劲动力。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我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二、我国的改革在全面推进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30多年来，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同时及时总结改革的实践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近年来，我国各领域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经济方面，财税、金融、价格、市场准入、集体林权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化；政治方面，从修订选举法、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到政府职能转变、大部委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反腐倡廉制度改革等新政迭出，人民民主实践不断涌现新的创造；文化方面，文化体制改革以空前力度全面推进，取得历史性突破和成就，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社会领域，城乡改革协调推进，以保障人民基本权益为出发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体制改革取得显著进展。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一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相衔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改革全面推进是这一阶段改革的突出特点。近年来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和成效说明，改革没有“停滞”，正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改革没有“倒退”，正在一步步向前扎实推进。

　　我们的改革发展是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人曾幻想走西方现代化的路，结果以失败告终。当今世界也有一些国家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结果要么陷入社会动荡，要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搞现代化，必须探索新的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举，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历史性进步，同时也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深刻复杂的影响。新世纪以来，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问题增多、矛盾凸显，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既蕴含着巨大潜力也承受着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两难”选择日益增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立足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就是要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从更广范围来看，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问题多发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曾遇到过，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在遇到。我国在短短30多年里走过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一两百年间渐次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显现，是快速发展、急剧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一切不抱偏见的人们都会承认，中国在改革发展和应对难题方面的表现，是出色的、成功的，可以与任何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较而胜出，这要归功于我国各领域改革的相辅相成、良性互动。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十二五”规划确定了一系列攻坚克难、着力于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改革举措。落实这些改革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改革的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脚踏实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加以推进。可以相信，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落实，那些困扰我们、引起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或缓解，我国发展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三、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在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我们有理由对我国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更满怀信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20多年的奋斗，到上世纪末，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胜利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提出新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且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七大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强调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那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胡锦涛总书记7月2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说到做到，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确定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和共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智库报告建议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http://news.cntv.cn/china/20121101/104846.shtml

2012年11月01日：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就集纳了这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其中涉及的改革包括调整生育政策、投资健康和教育、注重农村地区儿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人口流动、激发老龄社会的发展活力、促进性别社会平等和加强家庭发展7个方面。

　　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分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近期，一些劳动密集型跨国制造企业撤离中国，也引发了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的争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他介绍说，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

　　在参与研究的20多位专家看来，中国的人口转变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多重挑战，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政策取向是：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20年之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总人口变化更加平稳，并再次获得人口红利。▲◆★●■☆


从七中全会看中共十八大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1/t20121102_1817139.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02：香港《大公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从七中全会看中共十八大。文章如下：

　　十八大新闻中心11月1日在梅地亚中心启动，而从新闻中心往南步行几百米，在西长安街路南的京西宾馆，则是十八大前夕的“政治中心”。这个曾经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事关中国命运重大转折的地方，正在举行十七届七中全会。

　　中共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七中全会，在很多方面都有浓厚的“终点”意义。这既是本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也是胡锦涛作为总书记最后一次代表政治局向全会述职，也是许多中央委员最后一次在全会上亮相。

　　这次全会将回顾十七大以来的工作。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内，中共带领中国成功抵御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经济的率先企稳回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神舟、嫦娥、天宫、航母、蛟龙、北斗、歼-20、歼-31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极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作用空前重要。七中全会将为本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七中全会还将通过中纪委对薄熙来、刘志军的审查报告，通过党的最高组织，对这两位腐败官员作出政治上的最终裁决。薄熙来、刘志军的违法违纪性质恶劣，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通过中央全会的权威方式予以清除，有助于维护执政党的肌体纯洁，树立中央的威信，为十八大召开营造清正的政治氛围。

　　另一方面，七中全会又可以视作是一个起点，为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瞭望中国前景的窗口。将于8日开幕的中共十八大，将对中共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做出全盘部署，修改党内“根本大法”《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而作为十八大之前的一次重要的“预备会”，七中全会讨论研究有关报告文件、人事事项，在中央委员会层面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十八大的基调和主要内容。（马浩亮）▲◆★●■☆


18大召开在即决不能忘了"维护谁"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11/t20121102_1817152.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11-02

　　《解放军报》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十八大召开在即，决不能忘了“维护谁”。文章如下：

　　胡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我们是党员干部，同时又是一个自然的个体，落实胡总书记的要求，不仅要靠纪律管，更要靠党性管，也就是要用党性约束本性。这既是纯洁党员队伍的可靠保证，也是共产党员与普通群众的重要区别，是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长期课题。

　　始终坚定党性，决不能忘了“我是谁”。共产党员姓党，党性的鲜明特征就是坚守党的政治信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信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定地为此奋斗。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周文雍的“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与坚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危机，自私、贪婪、丑陋的本性潜生暗长，过去那种赤胆忠诚之心、革命本色之气逐渐消退，不谈信仰谈金钱、不谈事业谈享受、不谈坚守谈变通的歪理邪说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仰、追求等基本价值观念却被淡忘甚至抛弃。究其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得不真、信得不诚、信得不坚、信得不专，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选择和自觉坚持，是党员干部头顶上闪亮的精神光环，如果我们丢掉了崇高的信仰，放任本性发展，人生就会像无桅之帆、无舵之船一样迷失方向。

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决不能忘了“为了谁”。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追求的唯一宗旨和全部目的。“人民万岁”“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领袖们绽放的这些思想光辉，都是把人民当“上帝”。但眼下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做老爷”的姿态，“拍脑袋”、“朝上看”的习气，暴露了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割裂；对群众疾苦不动心，对形象工程很上心，反映了对群众感情的冷漠；谋求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关键时候与民争利，折射出为政用权的误区。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国目前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矛盾期、攻坚期，群众的各种诉求更为复杂、多样；军队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准备和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正在深入快速推进，官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日益增多、难度加大，这就使得我们更要走进基层、走进官兵、化解矛盾、热诚服务。当前，尤其要注意克服与党的宗旨不相符的“懒惰”思想、“虚假”作风和“浮躁”心态，自觉把党的宗旨融入为人民服务之中。

　　始终坚持原则，决不能忘了“维护谁”。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根本保证。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军队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每当面对挑战、战胜风险、攻坚克难之时，党靠的都是铁的纪律这一重要优势。但在新的形势任务面前，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有的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指示落实不力，对符合个人或部门局部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消极对待；有的缺乏组织观念，不参加甚至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无视党规党纪，私欲膨胀，以权谋私。组织纪律松弛，不仅是维护党的团结之大敌，也是影响安全稳定和集中统一之大敌。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几百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如果没有严格统一的纪律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各种杂音势必增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对此决不要忘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最高权威是所有党员的党性所系。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是否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关键要看是否坚定做党的理想最自觉的追随者，要看是否坚定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要看是否坚定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最有力的捍卫者，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自觉把意志和力量统一在党的光辉旗帜下。▲◆★●■☆



决不能忘了“我是谁、为了谁、维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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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2012-11-02：胡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我们是党员干部，同时又是一个自然的个体，落实胡总书记的要求，不仅要靠纪律管，更要靠党性管，也就是要用党性约束本性。这既是纯洁党员队伍的可靠保证，也是共产党员与普通群众的重要区别，是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长期课题。

　　始终坚定党性，决不能忘了“我是谁”。共产党员姓党，党性的鲜明特征就是坚守党的政治信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信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定地为此奋斗。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方志敏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念”、周文雍的“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无不体现出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与坚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危机，自私、贪婪、丑陋的本性潜生暗长，过去那种赤胆忠诚之心、革命本色之气逐渐消退，不谈信仰谈金钱、不谈事业谈享受、不谈坚守谈变通的歪理邪说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仰、追求等基本价值观念却被淡忘甚至抛弃。究其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得不真、信得不诚、信得不坚、信得不专，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选择和自觉坚持，是党员干部头顶上闪亮的精神光环，如果我们丢掉了崇高的信仰，放任本性发展，人生就会像无桅之帆、无舵之船一样迷失方向。

　　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决不能忘了“为了谁”。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追求的唯一宗旨和全部目的。“人民万岁”“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领袖们绽放的这些思想光辉，都是把人民当“上帝”。但眼下一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做老爷”的姿态，“拍脑袋”、“朝上看”的习气，暴露了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割裂；对群众疾苦不动心，对形象工程很上心，反映了对群众感情的冷漠；谋求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关键时候与民争利，折射出为政用权的误区。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国目前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矛盾期、攻坚期，群众的各种诉求更为复杂、多样；军队深化拓展军事斗争准备和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正在深入快速推进，官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日益增多、难度加大，这就使得我们更要走进基层、走进官兵、化解矛盾、热诚服务。当前，尤其要注意克服与党的宗旨不相符的“懒惰”思想、“虚假”作风和“浮躁”心态，自觉把党的宗旨融入为人民服务之中。

　　始终坚持原则，决不能忘了“维护谁”。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根本保证。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军队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每当面对挑战、战胜风险、攻坚克难之时，党靠的都是铁的纪律这一重要优势。但在新的形势任务面前，一些党员干部纪律观念淡薄，有的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指示落实不力，对符合个人或部门局部利益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消极对待；有的缺乏组织观念，不参加甚至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无视党规党纪，私欲膨胀，以权谋私。组织纪律松弛，不仅是维护党的团结之大敌，也是影响安全稳定和集中统一之大敌。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几百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如果没有严格统一的纪律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在即，各种杂音势必增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对此决不要忘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最高权威是所有党员的党性所系。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是否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关键要看是否坚定做党的理想最自觉的追随者，要看是否坚定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忠实的执行者，要看是否坚定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最有力的捍卫者，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自觉把意志和力量统一在党的光辉旗帜下。▲◆★●■☆  （来源︰解放军报）


中共如何召开全国党代会　内地媒体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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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02：十七大安徽团代表、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赵玉中（右）利用休息时间与其他代表讨论。

　　中评社北京2012年11月2日电／南方周末报道，全国党代会召开前，各省份的书记、省长一般都先赴京参加七中全会。会议结束后，党代会会期也已临近，他们大多都不回本省，而是在各代表团驻地与本省代表会合。

　　每次党代会开幕和闭幕时奏唱什么歌曲，经过了多年之后才有定制。

　　每位代表都领取三张颜色的选票，分别写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再过7天，中共十八大将在北京开幕。这距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已有十年。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时间也是11月8日。

　　过去几届全国党代会的筹备、召开，中共中央都极力体现程序民主和公开。梳理近几次大会公开报道的信息可以看出，尽管每次会议的程序都有个别差异，但大会总体呈现了规律性，无论是会议的频次、会期、议程，都已渐趋固定。

　　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政治盛会，十八大召开前，党代表们要进行哪些准备？会议议程如何安排？选举如何进行？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梳理最近几届党代会的相关报道，向读者呈现上述问题的答案。

　　《真情在线》进行党性教育

　　十八大共有40个代表团，各代表团在公布十八大代表名单后，便开始了对基层和一线党代表的培训。

　　9月17日是中直机关代表团的培训，地点在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分校。上午邀请了中央党校一位教授给代表们讲党章，内容包括党章的结构、历次修改党章的背景等，也对共产党各项规章制度之间的饺接进行了分析。中午，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孟学农与大家共进午餐。

　　下午则是观看现场访谈互动节目《真情在线》进行党性教育，邀请了井冈山时期的革命先人王佐、曾志（原中组部副部长）、江治华三人的孙子，分别讲述他们与爷爷、奶奶的故事。孟学农和中直工委副书记杨金永一同观看，培训工作持续了一天。

　　公开资料显示，各地的培训时间、内容都不一样。湖北省培训了5天，9月24日开班，党代表们除了理论学习，还前往武汉、宜昌和荆州，调研、走访基层党员群众。

　　安徽在两天时间里主要讲授了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进程等内容；山西组织了党代表考察该省的跨越发展成就；西藏则安排学习胡锦涛的“7•23讲话”、全国党代会历史、自治区区情等知识，还对代表应对媒体能力进行了培训。

　　大会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中。准确地说，十八大召开时间需要由11月1日召开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决定。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是决定，将向七中全会建议，十八大于11月8日召开。

　　自1977年中共十一大召开以来，历届中央委员会自产生后到下一次党代会之前，都要召开7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十三届例外，开了9次）。第七次会议（简称“七中全会”）一般都在下一届党代会召开前一周左右召开，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决定下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同时，七中全会上还要讨论本届中央委员向下次全国党代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参加七中全会的人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和有关人员也会列席会议。一般来说，各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有少数在届中升任的官员不是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也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全国党代会召开前，各省份的书记、省长一般都先赴京参加七中全会。会议结束后，党代会会期也已临近，他们大多都不再回本省，而是在各代表团驻地与本省代表会合。

　　党代会的代表驻地，基本与全国两会期间的代表、委员驻地一致。像十七大的代表驻地就有京西宾馆、职工之家、铁道大厦、西直门宾馆等，这些宾馆也是历年两会期间的代表、委员的驻地。

为地方发展尽一份力

　　每次全国党代会召开前三四天，七中全会结束后，各地代表团开始到京报到。十七大的召开时间是2007年10月15日，湖南代表团的报到时间是10月12日，湖北代表团是10月13日。

　　“地方领导很重视。”十七大湖南团代表翟玉华是第一批律师代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代表团出发时，当时湖南省在长沙的领导都去机场送行。

　　目前，全国县级行政区共有2800多个，但每次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人数有限，本次十八大是2270名，十七大时是2220名，平均每个县不到一个。很多县都没有党代表，一个县内产生一个全国党代会的代表，通常被当地视为很高的荣誉。

　　2007年，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成了十七大代表。她也是华坪县解放后唯一的全国党代会代表。临行前，县委书记、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长特意请她到县委，嘱咐她注意身体、注意安全。

　　她经由昆明去北京时，华坪县用一辆还没来得及上牌照的新车把她送到昆明。

　　湖北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桃园沟村小学校长胡安梅，曾是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7年她去北京开会时，县里专门给她买了一个包和一双皮鞋。

　　作为党代表，胡安梅也会借开会机会为地方发展尽一份力量。她在《十堰晚报》发表的日记中曾记载，去北京前，县里让她带了四个项目请示报告。她在北京当面向时任湖北省长罗清泉作了汇报，罗清泉当场就签批了两个。

　　这些代表回忆，代表团到达北京后，机场安排了贵宾通道和快速安检。到北京驻地后，翟玉华发现他住的铁道大厦专门设有医务室、邮寄点，每顿自助餐都准备了新鲜水果。

　　胡安梅当时一住进北京西直门宾馆，就有驻会医生给各位代表测量了血压、脉搏，进行体检。代表们住的是单人房，房间里专门备有小药箱，放有感冒药和创可贴等常用药品。

　　会议正式开始后，工作人员还在胡安梅房间里放了个保险箱，自己设置密码，要求本人不在房间时，将大会发放的所有文件都放进箱子里锁好。大会结束后所有文件统一收回。

　　大会开幕前一天︰连开三个会

　　每次党代会开幕前一天，代表们最为忙碌。这天上午，各代表团要在驻地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这是当天的第一个会。

　　2007年10月14日上午，湖南代表团在铁道大厦召开全体会议。翟玉华回忆，当时举手表决通过，由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为代表团团长，时任省长周强为副团长。一般而言，各省的书记都是团长，省长为副团长，有的省份还增加专职副书记为副团长。

　　各代表团在14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还传达了刚召开的七中全会精神。一个重要事项，就是酝酿十七大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由他们来全面负责大会的会务工作。

　　接着便是当天的第二个会，10月14日下午，十七大的预备会召开。“文革”以后，历次党代会都会先召开一个预备会，全部代表和特邀代表集中到人民大会堂召开。

　　特邀代表是1987年十三大开始才有的。之后，每届党代会都邀请40至60名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为特邀代表。据公开报道，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基等领导人都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过党代会。

　　胡安梅说，预备会首先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同时也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和大会秘书长人选。党代会的秘书长一般都由分管党务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大会议程也是在这次预备会议上确定的。

　　预备会结束后，其他代表散会。大会主席团成员还要继续召开当天第三个重要会议，即主席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之后，主席团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的名单以及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

　向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默哀

　　2007年10月15日上午9点，十七大开幕。翟玉华和湖南团的代表8点就从宾馆乘坐大巴出发了。

　　翟玉华出发前就被要求穿正装出席，那天他穿了套西装。到了人民大会堂，他看到一楼大厅呈扇状，离主席台近的前几排座位较少，越往后座位越多。去之前他就收到了一张座次票，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座位号。

　　翟玉华回忆，每个代表团的座位都在同一区域，呈纵向排列。由于会场呈扇形，所以每个代表团的第一排只安排一个人，越往后安排的越多。湖南团的最后一排是3人。代表团的前面两个座位是团长、副团长的，后面的则按姓氏笔画，从前往后排。

　　据胡安梅回忆，十七大期间，全体代表全部参加的会议有预备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每次座位安排都不一样。开幕式那天，她的座位是在后1区27排5号。

　　十七大开幕式由吴邦国主持，首先全体起立奏唱国歌。每次党代会开幕和闭幕时奏唱什么歌曲，也是经过了多年之后才有定制。十一大在开幕时演奏了《东方红》，闭幕时奏的是《国际歌》，十三大、十四大的开、闭幕时都奏唱了《国际歌》。十五大及以后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是开幕时奏唱国歌，闭幕时奏《国际歌》。

　　奏唱国歌之后，吴邦国宣布，“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默哀这一环节在历次党代会上已延续多年。

　　参加十七大开幕式的，还有314名党内列席人员。他们的身份分为三类，一类是非十七大代表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另一类是非十七大代表、特邀代表的原中顾委委员；最后一类则是曾经列席十六大的党内部分老同志，以及其他有关人员。

　　十七大主席台还设有贵宾席，就座的有袁隆平、蒋树声、王光英、丁石孙等党外以及其他友好人士，他们是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开幕式的，共有155人。像这样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及其他友好人士参加党代会的开闭幕会，“文革”后自十三大以来一直延续。

　　在党代会的历史上，十三大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邀请境外记者参加、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等，都是自十三大开始。十四大以后，会期开始固定，一直都是六天半。

　　主席团要开三次会议

　　2007年10月15日上午十七大开幕会上，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向大会作了报告。下午，各代表团分别讨论报告。十七大云南团代表张桂梅回忆，团里讨论时每个人都要发言，还特意让她那样的基层代表先发言，身为教师的她主要讲了大山里的教育问题。

　　在湖北团代表胡安梅的印象中，代表们主要对报告本身进行了讨论，包括对报告有何建议、是否需要删减。这些意见都由工作人员统一交送大会秘书处，会议结束时，他们拿到了一份经讨论修改后的报告。

　　从15日下午到17日的大会前三天时间，各代表团主要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纪委报告以及党章修正案。从中共一大开始到十七大，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对党章进行修改。会议期间，各代表团意见汇总后，形成决议（草案）。

　　2007年10月17日下午，十七大主席团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胡锦涛主持，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草案），一起通过的还有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这三个草案在主席团通过后，还要继续提交各代表团进行讨论，最后由全体代表表决。

　　在十七大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秘书长还对十七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了说明。

　　从大会第四天也就是10月18日开始，各代表团对这些名单进行酝酿。人事选举是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环节。十七大代表翟玉华回忆，酝酿名单时，大会给每个代表发了一个册子，上面写明了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到了会议的第五、第六天，各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进行差额预选，差额比例在8%以上。

　　20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了第三次会议，汇总各代表团的预选结果，通过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继续酝酿。这也是主席团的最后一次会议。自十三大以来，每次全国党代会主席团都召开三次会议。

“选票比16K的纸还要大点”

　　大会最后一天的选举是庄重的。

　　2007年10月21日上午9点，十七大召开全体代表会议，鼓掌通过了36名监票人和2名总监票人的名单。监票人检查票箱、统计出席的总人数后之后开始发放选票。

　　每位代表都领取三张颜色的选票，分别写着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单。选票外还有个壳子，呈红色，十七大代表胡安梅将其带回家里做纪念保留至今。

　　“选票很大，比16K的纸还要大点。”胡安梅说，每张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单，因为之前已经熟悉过各候选人基本情况，选举时选票上就只有他们的名字。名字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如果同意就不用做任何记号，如果不同意就画圈，弃权就打叉。选票边上还有“另选他人”一栏。选举时用的笔是十七大专用的中性笔。

　　因为代表人多，整个投票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胡安梅说，但唱票时很快，因为电子唱票，大约10分钟左右就有了结果。11时36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产生。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十七大于2007年10月21日上午闭幕，但当天没有代表回去。他们还在北京等待一次重要的接见——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将会接见他们。

　　10月22日上午，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简称“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当天上午，9名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下午与十七大代表见面、合影。“场面盛大，胶卷有5米多长。”翟玉华说。

　　从21日上午闭幕到22日下午合影，中间代表们的活动也安排得满满当当。21日下午，湖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带湖北团16位没去过长城的基层代表，参观了八达岭长城。22日上午又参观了奥运村。

　　除了地方省市有安排，有的中央部委也会组织一些活动。21日晚上，水利部宴请了全国水利系统出席十七大的9位代表。

　　与中央领导人合影过后，如何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很快提上日程。22日晚上，湖南代表团举行会议，省委书记张春贤就湖南省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作了讲话。回到湖南后，湖南的代表翟玉华到街道、学校、司法系统做过二十多场报告。

　　那天晚上，湖北代表团的胡安梅也接到了大会发给她的《传达提纲》，要他们返回基层后，对大会内容和精神进行宣传。回到湖北，她举办了47场传达会。

　　各代表团回程时间，大多是10月23日，也即闭幕的第三天。返程依然受到高规格的迎接，湖南代表团乘专机回到长沙，在家的省领导都会到机场迎接。

　　云南团代表张桂梅回到昆明后，省总工会为她安排了一场报告会。之后，她回到丽江，华坪县委组织部派车到丽江接她回县里。▲◆★●■☆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http://www.govlaw.com.cn/news_view.php?http=viewor8383.html

 2012-10-31  作者：房 宁  来源：环球时报   

　　成功的政治改革，多是逐步探索

　　十八大临近，政治体制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件好事。近来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如：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等，这些意见是值得做一番探讨与辨析的。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学术界、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地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大众甚至可说是涉及每个人，大家自然可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件大事、难事，绝非如一些人“一语道破”的那般轻松简单。

　　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政治改革难有理论先行

　　为什么政治改革难有理论指导，鲜有顶层设计呢？这与社会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有关。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物理学很难，但比物理学研究更难是政治学。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认识与研究的难有三处：

　　其一，政治问题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世界原本没有“政治”，政治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原有领域得不到解决而集中转化到政治领域中来的。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相形之下，那些“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其二，政治问题的重复性差。科学研究需要研究对象具有稳定性和重复性特征，而这正是社会的政治现象所缺乏的。自然科学可以通过重复的实验认识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就没有那样幸运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会重复出现或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再现。研究对象的单一性、一过性，导致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是缺乏研究对象的，因此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要大打折扣，难度增加了许多。

　　其三，政治决策责任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政治发展是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看看俄罗斯吧，当年那个有着迷人微笑、聪明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带上了绝路，俄罗斯人民花了20年重新选择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的普京。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整整一代人付出了代价。

　　“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实践第一

　　中国在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探索，获取了丰富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条经验与做法。

　　一是“问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既然无先例可循，又难于做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实为明智之举。从问题出发，避免了“想当然”。解决了现实问题，则证明做法的正确和取得了初步成功。靠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

　　二是“经过试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大量试点，几乎所有的改革尝试和举措都经过了实验。这是十分正确的做法。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试点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历史经验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最忌“一揽子”方案，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只要经过试点就不会有大错，即使是改革失败了，那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更大的错误。试点，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

　　三是“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体制改革忌讳“单打一”，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价值。实践表明，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带来的效益，但却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正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的效应，即使一时一地取得了成功，也不能因此而坚信不疑，还要评估其连带的效应，看其在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的效果如何。

　　“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得来的宝贵经验。那种“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摸着石头过河”看似“不解气”，看似没有“顶层设计”高明，也没有“理论突破”来的痛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比“高明”，不是图痛快的事。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来不得半点闪失，容不得半点浮躁，更不能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关心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是件好事，但要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要有专业知识，要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还需有宽阔的国际视野。

　　“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诗意，是句大实话，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编辑：木之东）▲◆★●■☆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11/201211020548.shtml#.UJMsomfhn3U

2012年11月02日
     1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先生今天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在我看来通篇都是学术意义上的诡辩，世俗意义上的胡说八道，政治意义上的投机取巧，现予以驳斥。
    
     2
    
    房宁认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学术界、舆论界一直以来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的政治建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理论指导，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以求‘突破’。这些议论和看法本意和初衷是好的，但坦率地说，它们大多属于似是而非的外行话。”
    
    那么，房宁先生的内行话是什么话呢？曰：“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大众甚至可说是涉及每个人，大家自然可以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但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又是件大事、难事，绝非如一些人‘一语道破’的那般轻松简单。”
    
    房宁不让别人“一语道破”，他自己随后就来了个武断的一语道破：“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据我所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改革的国家，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是失败的，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因为“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世界都看得到，被尴尬地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我们心里很清楚，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人“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3
    
    房宁认为，“政治问题涉及面广、关联因素多，尤其是在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类重大问题时，需要的是对相关问题进行穷尽式的研究与认识。相形之下，那些‘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之类具有部分真理与价值的认知，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房宁先生没有具体说什么意见是“一管之见”，哪种深刻是“片面的深刻”，但是从上下文联系中，我们仍然能够揣测出这位领取国家俸禄的文人在讽刺什么，在反感什么，在反对什么。让我惊奇的是，难道房宁先生吃皇粮已经吃到影响智力的程度了么？你难道看不到正是那些所谓的“一管之见”、“片面的深刻”，并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信念与追求，早已经成为了所有底层民众的呼声了吗？你难道听不到他们排山倒海一般呼唤选票的呐喊吗？究竟是什么东西遮蔽了你的眼睛？究竟是什么东西堵塞了你的耳朵？
    
    房宁先生接着夸夸其谈：“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命运，决策者责任重大。政治发展是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重大政治决策一旦做出，往往会决定一、两代人的生活。政治决策一旦出现失误，往往没有挽回的机会。”问题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你们尊重过民意吗？你们做出过“重大决策”吗？没有！我们看到你们总是在绕道走，总是怀着侥幸心理玩儿“击鼓传花”的游戏，在此期间，权力和资本已经像魔兽一样蹂躏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社会矛盾像火山一样积压，随时都有可能大规模喷发……房宁先生，请你摸一摸胸口，看自己的良心还在不在？然后请你想一想：究竟是谁在一次次延误宝贵的改革良机？究竟是谁对不起人民？究竟是谁对不起这片多灾多难的热土？究竟是谁被尴尬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究竟是谁终将面临历史的审判？
    
    更让人气愤的是，房宁竟然说到了俄罗斯！让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吧！他说：“看看俄罗斯吧，当年那个有着迷人微笑、聪明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把国家带上了绝路，俄罗斯人民花了20年重新选择了一个不苟言笑的严厉的普京。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整整一代人付出了代价。”
    
    有了这样一段描述，我有理由怀疑房宁先生的人品了！我想象房宁先生应当是有机会用公款到世界各国走一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俄罗斯20年来发生了什么吗？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国家仅仅因为摒弃了极权主义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奇迹吗？他难道不了解俄罗斯的统计数据吗？他难道不清楚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最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吗？我想他是了解的。既然了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面对国人瞪着眼睛说瞎话呢？
    
    人品！我只能说，房宁先生的人品出了问题。这里牵涉的并不仅是学术道德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此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也是会遭人鄙视的，人们有理由指点着你的脊梁骨说：“这个人挺他妈操蛋的。”我很为房宁先生忧心：你怎么反驳人家的这个指控呢？
    
     4
    
    现在，房宁先生决定说出他的核心观点了：“中国在30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进行了大量探索，获取了丰富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总结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三条经验与做法：问题推动、经过试点和统筹兼顾。我不想做过多引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拜读房宁先生的大作，我只说一说“摸着石头过河”这件事。
    
    我们还是先听一听房宁先生是怎样说的吧！
    
    房宁曰：“‘摸着石头过河’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得来的宝贵经验。那种‘图虚名，招实祸’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摸着石头过河’看似‘不解气’，看似没有‘顶层设计’高明，也没有‘理论突破’来的痛快。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比‘高明’，不是图痛快的事。政治体制改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来不得半点闪失，容不得半点浮躁，更不能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关心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是件好事，但要有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要有专业知识，要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还需有宽阔的国际视野。”
    
    这段文字水准不高的话思想水准也很不高，之所以不高，不因为别的，还是因为房宁先生耳目过于闭塞了，他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最近20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中国在世界的确切位置，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人类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一种什么面貌，他就像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的酸腐书生，摇头晃脑，念念有词，说着一些自以为很有价值的昏言昏语。
    
    众所周知，人类在上个世纪40年代战胜法西斯主义之后，极权主义就成为了世界的主要敌人，世界事务的进步主要体现为极权专制主义的瓦解和崩塌。我们说历史有一种向善的本性，指的就是：在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事业中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历史前进的脚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该实现的都会实现，该陨灭的都会陨灭。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是什么人给什么人的观念赐予，它就是人性本身，就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一样，它就蕴含在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之中；所谓“普世价值”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因为它与崇高的人性直接呼应，它自然就能够被人理解，自然就会变为人的信念，变为公众行为。
    
    如果你把本属于公众的政治事务演变为公众的异在，放着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不走，非得扑通一下跳到河里去摸石头，只能说明你才真正是不懂装懂，指手画脚，你才真正是缺乏宽广的国际视野……在所有这些行为下面，必定掩藏着一个见不得人的动机，那就是：你们并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你们不是，否则我们的世界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5
    
    房宁先生最后说：“‘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诗意，是句大实话，但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什么意思呢？这表示，什么“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什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全是虚话，房宁先生的所有话都可以归结为最后那句“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只有在这句话面前我才对房宁先生产生出一丝尊重和同情。是啊！真有办法的话，房宁先生何等样人，何至于如此胡言乱语？！
    
    听房宁的意思，我们还是得摸那块石头？可是房宁先生恕我直言：即使你对那块可疑的石头仍旧恋恋不舍，也请你想一想，人民是不是还想跟你摸下去？人民是不是还想继续跟你玩儿？这才是颇为严峻的问题。（陈行之）▲◆★●■☆



习近平整党将重在保持“肌体纯洁”
http://www.boxun.com/forum/201211/boxun2012/227086.shtml

11/02/2012  主题：习近平整党将重在保持“肌体纯洁”

值此中共十八大新老交替之际，外界除了关注谁将走上中共最高权力层的之外，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也吸引了众多目光。外界对即将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充满期待，而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作为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新晋当家人，如何管理好这样一个庞大的躯体无疑是习近平的第一要务。

近半年，习曾至少6次公开重点谈党建工作，并多次强调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五个方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鉴于过去一段时间内习近平所展现出来的治党思路，分析人士指出，在十八大后接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料将会在党建上有大动作，其重点将在于如何保持中共的“肌体纯洁”。

“纯洁性”要求已贴习式标签

2012年1月9日，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政治要求，并提出五点具体要求，即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清正廉洁。这五点要求被认为是胡锦涛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系统安排和周密部署。而习近平则在上位之前，早已开始在党内干部的纪律和纪纲着力。

在此之后，“保持党的纯洁性”在中共党内掀起学习高潮，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六论党的纯洁性建设”。主抓党建工作习近平，多次就“保持党的纯洁性”进行深入表述，并进行了创造性提升与扩展，把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要求，提升到对8,000万党员的价值观要求，把党建工作提到了事关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贴上了鲜明的习近平式的标签。

历史表明，“新皇登基”后首先会做的就是严厉打击腐败和解决官僚主义等措施，可以通过整顿庞大的官僚体制，快速把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纵观习近平近年在“党建”工作方面的表述，明显可以感觉到他治党的意愿，过去5年中，习近平多次要求领导干部重视理论学习、加强党性修养。

从各种迹象看，面对十八大之后的新局面，中共当局也的确希望以“党的建设”为突破口，通过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来实现“肌体纯洁”，来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缓解执政党面临的执政与信任危机。因为中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官商勾结的大案要案不断，动辄上亿的贪腐案件屡见不鲜，而常见诸报端的买官卖官则更直接破坏中共执政党政治形象。

实现“肌体纯洁”考验习近平

6月28日，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并再谈党的纯洁，提出五点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全文刊发习近平讲话。而早在3月16日，《求是》也曾发表习近平关于“党的纯洁性”的要求，不过当时只有三点要求。

在3月16日第6期《求是》杂志上，习近平关于《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的文章对于党的纯洁性提出三点要求，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保持党的纯洁性”。而此次《求是》刊发的文章，除了之前的三点要求外，还包括理论上和制度上要保持党的纯洁性。 ▲◆★●■☆



胡德平：改革不可废 承诺不可弃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1013/201211/209.html

来源: 大公报 | 来源日期：2012-11-01
 
 胡德平，1942年11月生，湖南浏阳人，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古稀之年的胡德平在任何场合都不回避他是胡耀邦长子的身份。他在2011年初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的前言中就坦言：“本书从耀邦同志的直接史料出发，迳直探寻他的精神世界，务求解读他的心路历程。”改革无疑是胡耀邦最鲜明的形象，改革家是胡耀邦超越了其所担任过职务最响亮的头衔。胡德平不久前在一个场合再提改革，他指出，在追求效率繁荣发展局面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能减弱对改革的责任和对全民的承诺，无形的社会主义正义不能有丝毫降低。

本报记者孙志 李理

胡德平与年届六旬时的胡耀邦在相貌上很相像。或许这个原因，很多民众提到胡德平总会生出一份特殊的感情。胡德平曾说：“耀邦同志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改革历史进程中应予关注、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

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胡德平说，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在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话就是：“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是1984年他在贵州视察时说的。

三十年前，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

曾庆红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对其作出历史评价：“他代表党中央的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他主持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不能减弱对全民承诺

胡德平一直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改革最初为什么要体制改革，当时给我朴素的印象，我们不能再吃大锅饭，不能再端铁饭碗了。为什么大锅饭，铁饭碗越来越严重呢？这是体制问题，机制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把就业摆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没有就业，农民破产，职工革命，中共从武装斗争的革命党推翻国民党政权，深知就业和失业问题。”

“文革结束后，政治风波结束后，我们要追求有效率、繁荣、改革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不能减弱中共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虽然共产党没有和农民，工人直接订合同，但是无形的社会主义正义不能有丝毫的降低。原来实行退休制度，现在搞社保，社保的钱从哪里来？能不能持续？现在社保还是有十几万亿的缺口，这就是共产党要负的责任。要令社保和改革同步。其实完成同步很难，但是措施要落实，这是共产党的责任。国有企业在减员增效，但不能一次性买断工龄。天津有个好的办法，不管怎么减员增效，多出来的人市政府都兜起来，组织培训和各种就业辅导，总之没有再就业之前，政府的责任不放弃。”

强拆会动摇国之根本

在谈到城镇化道路时，胡德平认为，城乡确实二元结构要改变，要搞城市化和新城市新农村建设，但不能强拆。老百姓的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牵涉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博弈和谈判。但是实际上往往没有，所以引发群体事件。这会动摇国家之根本，动摇共产党的执政，要引起高度关注。

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国企在改革中拥有自主权，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大大解放。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国家在委托你，在信托你搞好这个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商业也要讲信托，所有制是谁的，收益权，受益人是谁？国企改革要反映了党的意识形态，代表改革的倾向。但改革出现了垄断企业，我认为下一步改革要重点解决这个问题。”胡德平如是说。

中共对人民有信托责任

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材生的胡德平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例说：“孙中山在搞革命的时候引用了信托机制，就是‘革命公司’。大家捐献投身革命，如果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目标实现，大家再来分享成果。这摆脱了农民起义做皇帝的说法，在美国和南洋很有号召力。参加革命犹如原始股，大家愿意冲锋陷阵，有钱的捐钱。”

胡德平以史为喻，他说：“中国最大的信托组织是共产党，是国营老板。”工人，农民把自己收入、自己钱都无保留的给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有“信托责任”，要对人民和民族的命运负责，要令社会达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

不过，政府当然不是万能政府，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调动社会各阶层的活力，并不是万能地包打天下。来源: 大公报 | 来源日期：2012-11-01▲◆★●■☆


蟠桃盛宴还没开始，有人就要掀桌子？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11/01/2059586.html

    亚洲周刊  2012-11-01  十八大在即﹑处理薄熙来案件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报道指称温家宝家族拥有二十七亿美元隐形资产，北京高层人人自危。北京高层有人认为拥薄势力在背后操弄，高调支持温家宝，立刻加速对薄熙来的严厉处理，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挺薄左派认为温家宝事件「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查处温家宝；也有自由派认为薄熙来支持者想混水摸鱼。

　　蟠桃盛宴还没开始，有人就要掀桌子？中共十八大前《纽约时报》关于总理温家宝家族二十七亿美元「隐形财富」的报道，不但在民间炸开了花，也激起北京高层强烈反弹。挺薄的左派人士弹冠相庆，称「大快人心」，要求中央立即调查温家宝；海外一些中文媒体则质疑报道，甚至力挺温家宝。尽管温家宝儿子温云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但温家宝改革者的开明形象已受到损害。为此，不少学者唿吁，中共应尽快制定阳光法案，公开官员财产，让一切在阳光下运行。

　　亚洲周刊获悉，不仅仅是温家宝对《纽约时报》的报道震怒，中共高层大多数人都认为该报道极具挑衅性，因为其他领导人也受到威胁，现在北京高层人人自危。北京高层支持温家宝出声为自己辩护，并加速推进薄熙来案的处理，惩戒国内蠢蠢欲动的极左势力。

　　更重要的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处理薄熙来事件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抛出这个报道，被认为有影响中共政治的企图，更有一种声音认为是薄熙来的支持者想混水摸鱼。

　　哈佛法律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黄贤认为，这次《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已经不是新鲜东西，对温影响不大，而且也不会对十八大人事有什么影响，一是在这次人事换届中温家宝也没有特别的人要硬塞进去，另外北京对国外的「干预」向来是非常排斥的。所以，这次曝光除了有损温家宝的历史名声外，对温家宝及其家族不会有什么实质影响。

　　中共高官家属经商已是普遍现象。据悉，一些外媒很早就开始对中国领导人的家族财产进行调查，然后选择时机公开。在《纽约时报》曝光温家宝家族「隐形财富」之前，今年六月彭博社就曝光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所谓「家族财产」。更早之前，二零一零年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生而为钱的太子党》，二零一一年《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太子党与私募基金的报道等，都已经对中国权贵阶层的工作和生活做过具体的描绘。这次《纽约时报》针对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报道，正处于中国内政外交非常时刻，因而激发强烈反响，其他外媒在深入调查之后也将推出报道，彰显自己在中国政治报道上的影响力。

　　下一个被曝光的中国领导人会是谁呢？因此，中国高层很多人有危机感，虽然这些报道可能不会在政治上造成多大损害，但是他们还是会在意自己的历史名声。因此，《纽约时报》「挑衅」的不是温家宝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共决策高层。

　　面对「挑衅」，北京高层的回应非常激烈，可谓恼羞成怒——外交部发言人严斥有关报道是「抹黑中国」和「别有用心」，《人民日报》批《纽约时报》有「抄袭」、「造假」前科。

　　高层加速处理薄案

　　更重要的是，高层有人认为拥薄势力在背后操弄，加速推进了对薄熙来的处理。《纽约时报》报道发表后的当天（十月二十六日）晚上，新华社宣布：「薄熙来因涉嫌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同一天，北京还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职务，张军曾在去年赴重庆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予以支持。

　　按中国刑事诉讼法律，批准逮捕（也即采取强制措施）、起诉的检察院和审理的法院是同级的。因此，薄熙来案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这将成为继「四人帮」后中国最高级别的审判。有分析认为，最高法院主管刑事诉讼的副院长张军被免职，同时，又新任命一批审判员，就是在为薄案开庭作准备。

　　采写这篇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张大卫（David Barboza）十月二十九日说，没有什么内部人士给他提供情报。他在叙述自己十个月来如何搜集材料进行调查时表示，没有任何人向他泄露过秘密文件，甚至没有人向他提供或暗示拥有温家宝家人财产状况的文件。他说，这篇报道是调查公开文件获得的结果，他按照自己的报道搜寻了这些文件，只是在他之前可能没有人进行过这样的搜寻调查。

　　让《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尴尬的是，在他们发出报道的前几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晚上境外中文论坛上就出现一条消息，称「数家美国的英文主流媒体也收到温家宝家族的详细材料」，「这次攻击温家宝材料也是非常详尽，其中包括了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曾任职公司的所有报表，连月报都有，由此可见，如果国家机器中没有人配合，拿到这些保密材料是不可能的」。

　　最近美国之音驻京记者也称，在北京的所有外文媒体的机构都收到了一份非常厚的报告，里面有温家宝一家人的姓名，有他们的一些投资、敛财的具体细节，甚至有审计机构的认证。不过，美国之音驻北京分社否认收到黑材料。亚洲周刊获悉的确有外媒收到过有关温家宝的黑材料，但是在《纽约时报》率先发出报道后这些外媒不愿意回应，甚至直接否认收到过黑材料。

　　有分析指出，这次攻击手法与今年六月攻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如出一辙。今年六月底，美国彭博新闻社刊发调查报道《习近平家族万贯家财爆出精英财富》，指习近平家族拥三点七亿美元。有消息指出，彭博社报道之前已经有人向欧美四大通讯社提供习近平家族的材料，厚达一千多页，其中把习近平亲属的公司报表都收集完全，甚至还有亲属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家庭住址照片等。

　　不过，彭博社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很多经不起推敲，提到的资产主要是习近平姐姐齐桥桥家所拥有。齐桥桥多年前离异后与地产商邓家贵结婚，邓家贵与齐桥桥结婚前就已积累相当财富。因此，彭博社的报道不仅对习近平没有损伤，相反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公开澄清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习近平。

　　自二零零四年以来，从政治立场、家庭财产乃至人格上对温家宝的攻击，一直未绝。攻击主要是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太子党对温家宝之子温云松作为新贵﹑迅速积累财富不满（也可以说是嫉妒、眼红），另一方面是国内极左势力把温家宝看作是党内自由派的代表，势必摧之。在王立军事件后，在中共政治局里温家宝是最坚决要求严厉惩处薄熙来的，并将之提高到路线错误的高度，为此更遭到极左势力与一些红二代的嫉恨。

　　知名政治哲学翻译家、自由撰稿人阎克文说：「由于政治透明度至今仍极其低下、新一轮最高权力的转移和分配仍然存在变数，况且还有消息说，在京外媒大都收到了同样的爆料，这在客观上实在无法否认是一种刻意的政治操作，甚至完全可以断定是一种流氓化的政治竞争手段。」

　　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这次对温的攻击，就是党内的极左保守派，在军队系统与政法系统高层支持下操作的。攻击温家宝的目的不仅要为薄熙来开脱，而且要抹黑党内改革派，为十八大后中共准备进行改革添加障碍，甚至影响改革方向。在中共高层看来，这次对温家宝的攻击不仅仅是抹黑温家宝，而且涉及到十八大的思想路线问题，为此全力支持温家宝为自己辩解。除了让温云松通过律师发表声明之外，还让政治局九人常委一起公开出席活动，以示支持；而且让外交部高调宣布，温家宝将赴老挝首都万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

　　近年来温家宝一直唿吁政改，而且形象亲民，有「平民总理」之称。不过，由于中共体制所限，温家宝的唿吁对于政改没有什么推动，以至于有人批评温家宝说的多，做的少，作家余杰称他「影帝」并以此出书。还有人以他家人的财产问题，抨击他是「伪君子」。这些财产问题最早出现在二零零四年，分别与温家宝的儿子与女儿有关。当时盛传大连富商徐明（也即今年卷入薄熙来案的徐明）是温家宝的女婿，虽然温家几次通过海外媒体澄清，但是这种说法仍在流传。直到今年薄熙来出事，徐明背景被广泛报道，人们才知道他不是温家宝的女婿。温家宝有一女一子，女儿温如春曾留学美国，后来嫁给了剑桥大学博士刘春航，刘春航现任中国银监会统计部主任兼研究局负责人。

　　出资人的张冠李戴

　　关于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的新闻就更多。二零零四年广州的一份财经报纸报道了平安保险股份一个神秘个人大股东「刘方」，查出「刘方」背后的实际出资人是香港商人郑建源，并暗示「郑建源」就是温云松的化名。后来，郑建源在媒体露面，声称他不是温云松，他真正的幕后老板是香港富豪郑裕彤。几年前亚洲周刊曾采访过郑建源，谈他支持中国的慈善事业，但最近他不愿露面接受采访。郑建源的英文名叫Vincent，与温云松的英文名Winston发音相似，这也许是最初把两人混为一人的原因。

　　尽管如此，外界仍然怀疑平安保险、香港富豪与温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纽约时报》的报道就花了不少篇幅来说明。对温云松财富的另一个质疑是他在二零零七年创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新天域资本。

　　二零一零年十月，中国企业四环医药拟在香港上市前夕，被曝新天域在当年七月以人民币五点四亿元（当时约八千一百万美元）购买四环医药百分之九的股权。消息引发市场及其他投资人忧虑。四环医药最终宣布取消与新天域资本的股权投资协议。

　　新天域当时发表的声明称，温云松自二零零九年起在中国航太科技集团旗下机构工作，并没在新天域资本担任任何职务。不过有报道指温云松仍持有新天域股份。

　　据《南方都市报》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报道，新天域资本获得了二零一一年中国私募基金业的顶级业绩——IPO（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帐面回报率一百八十四点五倍，帐面回报一百零八亿元人民币。当然，在过往几年，中国私募基金几乎都获得了骄人业绩。据China 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金融数据产品CVSource在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发布的统计，创业板开板三年以来，共有二百四十九家VC/PE机构通过三百五十六家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实现IPO退出，总计获得帐面退出回报六百零九点一亿元人民币，平均帐面回报率为九点一五倍。

　　二零零五年以来，从事投资银行的中共太子党纷纷投身私募基金，蔚然成风。相较于传统投行，因为私募基金回报更快更高，而且更轻松。在中国，企业发行股票上市仍是审批制，需要关系和资源来运作，而这些正是太子党们的强项。在西方，私募基金投资一家企业，从考察到上市，一般需要三至五年，而且还有很大可能上不了市，有很高的风险。不过对于中国的私募基金来说，上市的风险基本是靠关系来搞定，而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基金投资企业的风险更低，他们往往是在拟上市企业上市前一年乃至半年内进行投资，上市后股价翻上几倍都轻松平常，一两年内退出，风险之低而回报之可观，非西方的私募基金可以想像。

　　「这一切都是合法的」，香港一位投资银行人士认为：「投资企业，买卖股票，都是法律允许并鼓励的。」他也认为，之所以引起质疑，就在于中国没有阳光法案，人们不知道背后有无权钱交易。因此，不管温云松赚钱如何正当、如何遵纪守法，但在信息不透明、财产不公开的情况下，始终难以摆脱瓜田李下的嫌疑。更何况，《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是有相当份量，泰鸿集团董事长段伟红利用总理温家宝家属的身份证去做「人头」买股票，有多少人相信？更何况《纽约时报》进一步给出了具体证据：从中国政府的监管部门获得持股登记文件显示，在温家宝母亲杨志云名字下面有一个签名，还有她的身份证。

　　中国权贵经济的源头

　　通过金融市场的槓桿作用，私募基金让中国权贵资本聚敛财富登峰造极。除此之外，这十几年中国权贵还通过房地产、能源、矿山等垄断性资源迅速积累财富，合法的、非法的，已经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的缺失，因而同步走向权贵化。当时主政的江泽民为照顾中共元老子弟，允许每位元老家庭可以有一位官至副部级或以上，其他子弟都下海自谋出路，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源和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机会经商赚钱，到本世纪初重要经济领域已经被各大势力圈地划分，因此民间有电力系统是谁家的天下、石油系统是谁的地盘等说法，而最高端的金融业因与产业相关，而为大家共同涉足。

　　因此，在中国的权贵版图中，温家并不突出的。亚洲周刊此前关于薄熙来案的报道就曾指出，薄家向外转移资产达到八十亿美元（《朝日新闻》报道的数据是六十亿美元）。显然，权贵经济的格局使得中国的改革寸步难行。阎克文认为，执政集团无限度无规则聚敛个人财富，最近十年间已是公权急剧黑社会化和私有化导致的普遍现象。

　　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共的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型时机，应该藉此机会推出官员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北京大学教授、法学家贺卫方在微博上说：「早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何至于有今天！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何不藉此机会，以壮士断臂之勇气，让官员财产及家庭成员职业及收入情况均呈现于太阳底下，坦荡做官，清白获利，不劳外媒爆料，不受谣言伤害。」太子党内也不乏这种声音。此前徐向前之子徐小巖曾力挺官员财产申报，他说：「按道理说加入了共产党，本身就连生命都可奉献，视钱如粪土，申报财产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吗？」

　　不过，如何解决转型过程中执政集团过去的经济问题，尤其是贪污腐败问题，民间存在不小分歧，有人提出南非的和解宽容模式，也就是学当年香港廉署的「既往不咎」策略。学者吴思干脆就提出「特赦贪官促政改」的构想，但是遭到广泛质疑。

　　阎克文认为：「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能够坦诚对话，也许不是个无解的问题，但这已不是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了，而是个政治问题，对此真不敢相信前景乐观有什么可靠的理由，至少是在目前。」▲◆★●■☆



党媒《光明日报》：薄的腐败是制度的腐败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27879

    2012-11-1:  继近期有媒体“探究中国高官代表资格被终止的原因，贪污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仍占主要部分”之后，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文章称，这些高官的贪腐共性十分明显，那就是上管不住自己的口袋，下管不住自己的裤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6日公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薄熙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近日有媒体“盘点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官员：多因钱和女人落马”，将薄熙来列在第一位。

　　《光明日报》10月30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指出，按说，一个正常的官吏体制中，越是高层级的官员数量越少，因而竞争越激烈，当选的条件越严苛。因此，经过层层遴选，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出问题”的高层级官员如媒体所盘点的那么多，且如媒体所谓“贪污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仍占主要部分”，那么，这就不仅是官员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官员的遴选和官员的监督等环节存在问题。

　　据媒体统计，在过去四年，仅在此届人大，就有47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终止。这其中有6人因工作变动辞去代表职务，13人因去世自然终止，总数为 19人;但是，余下28人中，有26人因违法违纪被罢免或辞职，2人因失职被罢免。由此可见，被终止代表资格的人大代表中，因贪腐和违纪而被终止资格的人大代表占了大多数。

　　文章指出，近几年高官“出问题”的特点是，官越大，其贪腐的胆量就越大，贪腐的行为及其结果也就越惊人。这些人，掌握的权力就越大，手伸得就越长，捞取得就越多。有些高官，本来就“来路”不正，却总能“带病上岗”，化险为夷，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不断“进步”。从媒体盘点的那些“落马”高官的履历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到了高级别官员的位置上才开始其贪腐行为的，许多人从低级别官员的位置上就已经劣迹斑斑，无毒不有。

　　文章说，从媒体总结的上述高官代表资格被终止的原因看，这些高官的贪腐共性十分明显，那就是上管不住自己的口袋，下管不住自己的裤带;上面的嘴巴讲得漂亮，下面的生殖器官肮脏不堪。媒体列出姓名的9个高官中，尚无一个高官能够“幸免”于这“上”“下”的放纵。何以至此?实际上，其中原因早已“揭晓” 且几成常识，那就是权力运作的不透明。不透明，使种种对官员的约束、甚至是已有现成制度规定的对官员的监督都可名存实亡。重庆没有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吗?被终止人大代表资格的高官所在地没有反贪执法机构吗?难道纪检监察机构非要等一个贪腐成性的人官做大了、钱贪多了、女人睡不过来了才着手执行纪律和法律?

　　上述高官“落马”的现实，凸显了吏治之殇。在现实中，这些高官当选人大代表，大都是经过“当然”当选的程序而当选。人大代表的身份，对于高官来说，只是又一个“官衔”而已;人大代表的当选过程，并不是多出的一道监督审验程序，而不过是又一个“过场”而已。如果说这种人可以代表人民，那无疑是对“人民”两个字的玷污。

　　文章表示，显然，如果高官身上的任意一个“官衔”的获得，都必须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查，那么，越是“官衔”多的人，经过的审查程序就越多，被叠加的 “监督”就应该越多，因而就应该越“干净”。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甚或恰恰相反。由此，人大有关负责代表资格审查的部门，应该更严格地对人大代表的资格实施审查，对人大代表、尤其是高官出任的人大代表进行严格的日常监督，为官场吏治再加上一道防护层，为人大的声誉再加上一道保护层。来源: 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