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阶段经贸协议背后的三个数字:23、13、20(图)★★

今 日 看 点:20200120▲◆★●■☆

梁思成和北京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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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二人转”结束?”长普京时代”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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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露头角 华裔少年摘得法国“神童达人秀”总冠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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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首阶段经贸协议背后的三个数字:23、13、2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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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和北京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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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都是国货 于 2020-01-18

总结下来,是用现在的社会实况来要求历史,这是不对的。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问题,大环境都不一样。

今天,北京成为超大城市,有些人有些怨声。而梁思成(林徽因夫妻)保护老北京城的事,为人们津津乐道,成为哀婉的“传奇”。不时有文章谈论此事。但这些文章给人的印象,都是执拗武断的执政者,刚愎自用,压制梁思成,毁了老北京千年古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终,梁思成抱恨终生。

这类文章的文艺风格总是集中于梁思成的方案(又称梁陈方案)被否决,梁思成的无奈和伤感,老北京城的格局被破坏,以及各种文化人如何怀念老北京的古韵。但是,这些文章却不谈,或者很少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梁思成主张另建新城,保护老城原貌。这么好的提案,北京市政府为什么不采纳?市政府是怎么决策的?经历什么过程?

首先,梁思成是否没有说话的机会呢?

北京是首都,城市发展定位事关重大。北京城发展决策实际上是经过充分讨论的,是民主决策的。在1950年,当时有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提出要在临近复兴门以西建立新行政区,保护老城,老城发展旅游、教育文化。被称为“ 梁陈方案”,非常有影响。与此相对的是苏联专家的方案。它是利用莫斯科建设的经验,利用老城,老中建新。其优点是考虑了当时经济情况。缺点也明显,肯定要破坏老城。同时,也有其他方案。

梁思成自然极力反对这个方案。双方争论也是极为激烈,梁思成为此找过彭真,上书过周总理。最后毛泽东拍板,确定了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这实际是选择苏联专家的方案,否定了“梁陈方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城市建设方针经过详细讨论,各方充分阐述了自己意见,是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的,并非领导人简单拍脑袋的产物。梁思成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政治“处罚”。(1953年以后,梁思成在城市规划上的发言权才被削弱。这是因为,在北京城建设方针已定的情况下,不管什么会议,梁先生一张嘴就是“行政区不应建在老城”,老是纠缠在这个老问题上。如果学术讨论,也无不可。可是,行政部门这样做,根本没法工作。最后,彭真绕开梁先生,单独成立机构。不听我的就不行!梁先生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有问题吧?)

其次,“梁陈方案”就真的完美吗?

现在文章多说苏联专家方案的问题,很少说“梁陈方案”的问题,这就有失公允。“梁陈方案”的问题也很多。

先说建新行政区。建筑专家朱涛对这个问题做过细致研究,有专著《梁思成和他的时代》。他对这个方案提出了质疑。其一,“ 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其二,这个方案的面积太大,每个行政人员是40到45平方米,整个行政区占地比比旧城还要大很多。这个行政区相当于新建城市。其三,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室,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为此,还要为大部分行政人员在西郊建新居住区,在西南郊建商业区。其四、在梁思成的设计中,这个办公区不建高楼,全是四合院,所以占地庞大。

实际上,梁思成的方案是把古建筑审美的情趣标准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办公效率。行政区毕竟不是园林,这个规划如果实施,面临的问题也不会少。

不过,梁思成忽略了三个问题。抗美援朝之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把国家行政机构集中在一起,被美国突然袭击怎么办?这是当时必须考虑的。所以,当时决定行政机构分散布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所突出的生态问题。北京西北郊上风上水,靠近西山,空间有限。按照梁思成的规划,在这里建新城和新居民区,将对生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研究者的批评。还有一个就是政府财政问题。

再说老城。“梁陈方案”中的老城维护也是困难重重。核心问题是,老城重要?还是老城中老百姓重要?北京老建筑专家孔庆普50年参加工作,亲眼目睹北京变迁,据他回忆: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 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的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几分钱,后来一毛钱,再变成一千块钱了(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清理。”(《无法割舍的情怀——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第三期)

如果从四十万人的衣食住行出发,梁思成的方案明显脱离实际。

再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 北京城市建设的这个方针是否有它的道理呢?

每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中心任务。建国之初,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生产,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同时还要供应未完成的解放战争。北京市、南京市有大量人口,其中有很多达官贵人,还有他们的家人、仆从。这些城市工业不多,属于畸形的消费城市。普通老百姓自生自灭。解放后,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原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就业问题,复员军人的安置问题等等,都摆在政府面前。这种畸形的消费城市,很难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北京、南京的发展方向是生产城市,而不是以显贵为中心的消费城市。原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过这件事。在北京开会时,毛主席一再叮嘱他,只有发展成生产城市,才能解决大面积就业,提高市民生活水平,增加政府财政,才能解决一系列问题。

“梁陈方案”把老城保护,建成文化旅游之城,在今天或许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如何解决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呢?

选择发展生产、发展工业,服务人民,实际上是政权人民性质的体现。

生产城市的目标一确定,后面就好理解。北京城当时40万人口,而且人口迅速增加,生产物资、生活物资、各种垃圾,甚至水和黄土都要运,再加上人员流动,北京城墙成了紧箍咒,阻碍城市生产生活。北京市政府先决定开几个口子,不断增多,不断扩大,北京城逐渐消失。

还有一点,就是财政问题。

政府办事也要花钱,政府的钱也是有数的,不得不分轻重缓急。政府只能办财政能力以内的事。

可以设想“梁陈方案”,把北京城四十万人甩在老城里,在北京郊区再盖一个新城,既包括中央政府,又包括北京市政府,以当时的中央财政、北京财政能否承受的住?想想当时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加上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而当时还是农业社会,财政大头来自农业。放着北京城里现成的原政府机构不用,用紧缺的财政盖新城。设想一下,把老城几十万人甩在一边,国家各级干部在新城工作,在新居民区生活,在新商业区娱乐购物。这是个什么情况?如果北京市政府真施行“梁陈方案”,那才真有问题!可以做一个意思的思想实验,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现在一些喜欢抹黑历史的人,又会怎么说呢?

因此,可以反过来问,梁先生和林先生夫妇单纯地从建筑美学视野出发思考问题,是不是也存在问题呢?

最后,对待历史问题的原则是“同情”。

前几年去皖南绩溪龙川古镇。江南水乡古镇,窄街深宅,韵味深远,使人忘掉城市的喧嚣和紧张。正游览时,忽然发现街尾有几处房子被翻盖成现代建筑,破坏了街道的整体性。有位朋友惋惜不已。不过,一位同行的当地朋友不以为然说,这地方,早就住够了,夏天时不见阳光,潮得难受,被褥长毛。有的老头还老早预备棺材,架在房上,可受不了。新房子要好得多。

看风景的人和在风景中生活的人关注点是不一样的。看风景的是超脱利益去审美,而生活在风景中的人正在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

历史研究中,有个最容易犯的错误,被称为“旁观者的幻像”。历史当事人都面临着最紧迫的棘手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忽视这些,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放到历史人物头上,问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而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这就如同我们在古镇旅游,我们惋惜新房破坏古镇神韵,而小镇居民却要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也因为这个原因,历史研究强调还原历史情境,对历史人物进行同情式理解。

从施政来说,梁思成先生没有思考,或者不愿意思考,当时的市政府最头疼的事是什么?有什么资源?受到什么制约?如何解决?梁思成一直坚持建筑美学立场。实际上,他成了施政的“旁观者”。

今天,回顾五六十年前的历史,我们也像观光客一样,匆匆而过,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兴趣点硬加给历史,比如,对古城生活的向往,对黑烟囱的厌恶,但是,却忽略了,那一代人,有他们要面对的历史问题,有他们的历史任务。一代人只能做属于那代人的事情。

评论:

我妈前段时间出去旅游,去了某知名民俗建筑群的地方,我问好看不,她直接摇头说,四下不通气,建得奇奇怪怪,那么多人住在一块儿感觉很烦心,甚至还用水井在洗衣服,不好。我当时有些惊讶,但马上明白,我是以旁观者身份看建筑,我妈则代入自己住里面。那些喊着美和情怀的,永远不是当时当地人。

“历史研究中,有个最容易犯的错误,被称为‘旁观者的幻像’。历史当事人都面临着最紧迫的棘手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忽视这些,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放到历史人物头上,问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而历史人物可能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

 

俄罗斯”二人转”结束?”长普京时代”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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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际观察  2020-01-18: 2020年1月15日,在延迟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往年的惯例国情咨文是年末十二月份发表)普京发表了国情咨文,有鉴于低迷的国内经济问题,俄国国内外都对此事期待不多。没想到一贯不按照常理出牌的克宫,这次首先给是各国的新闻媒体与政论人士,其次是相当大数量的俄罗斯民众都送上了一份迟来的新年礼物:梅德韦杰夫总理宣布内阁集体辞职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传言猜测纷纷而至,各种说法都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个事情吧,乍一看很突然,毕竟梅普唱二人转搭档多年,很多人认为他们俩会一直唱到地老天荒。这两年俄罗斯国内反对梅德韦杰夫的呼声很高,各种体制内和街头的在野党都各种串联运动游行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撼动普京的地位是不可能的,矛头都直指梅德韦杰夫。

为此普京不惜搭上自己的威望,也要力挺老伙计,甚至导致自己的支持率也大幅度下跌。当这些浪潮被用尽各种方法打压下去,日渐平息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惊喜”。

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左)在莫斯科与总理梅德韦杰夫交谈。新华社 图

这里有必要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有个简单介绍,以便理解。有个说法被称为“奥林匹斯山诸神模式”,也有另外一个称呼是“克里姆林宫塔林模式”。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更好理解的说法是“山头主义”。各个不同的政治派系依据理念和集团成员构成的不同,分别占据整个政治生态圈里面的不同位置。这种生态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个政府内部,都是来自不同山头的代表组成,互相之间沟通很差,虽然不至于到达二战期间日本海陆军之间势同水火的关系,但也是恨不得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为了避免更大的矛盾,每个山头负责一个领域,其他的不要随便插手。

二人关系本不像想象中的那样融洽

梅德韦杰夫代表的也是一个重要的派系,自由主义派。很多人听了可能一愣,觉得俄罗斯政坛上还有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吗?答案是有的,不但有而且还很大。不过梅德韦杰夫代表的自由市场派,他们这批人主要是负责经济领域的,政治与宣传领域他们插不上手,同样主管政治和宣传的也对经济领域插不上手。

这就造成了俄罗斯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一方面官方媒体把自由主义骂的狗血淋头,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出台的全都是自由经济主义原教旨分子们制定的政策。这种巨大的裂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当前俄罗斯经济困境的原因。

梅的派系在俄罗斯也被称为“金融经济组”,一般的认为是由财政部、经济发展部、央行和梅本人构成的三驾马车,以及和他们关系密切的数家大型国企。事实上,这一派系早在2014年就和其他多个派系因为克里米亚入俄一事产生激烈矛盾。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俄罗斯政治体系是模块运作的形式,克里米亚入俄的支持者和操作者是另有其人,之后更是引发东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被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颇大,虽然最初最为担心的引发物价通胀一事被压制住,没有短期内发酵,而是被分散到四五年的时间缓慢释放,但是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也由2014年之前普京政权体系下形成的城市中产阶级所承受,包括和西方联系紧密的诸多寡头们也损失颇大。

对梅派系来说这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无妄之灾,因为他们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非常需要与欧美国家保持联系,需要那边的金融与技术的输入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被制裁后这一切大多被掐断了,让已经习惯这种经济关系的梅派系简直无所适从,而随之而来的解决经济困难的重任却扣在了他们的头上,典型的“吃糖你去,背锅我来”的悲催局面。由此产生的争吵在俄罗斯内部早就不是秘密,梅德韦杰夫曾经公开宣称:“所有人都要明白,我们今天面临的困难,就是对克里米亚入俄支付的代价”,这让主持克里米亚入俄一事的派系暴跳如雷。

当然也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很大程度上,梅派系说服了普京放弃对后者的支持,将对东乌克兰的策略转为长期冷冻冲突,而不是锐意进取建立庞大的傀儡政权区或是直接收纳至俄罗斯领土内。

反对梅的派系,在体制内也有很多团体,如果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为起点进行考察的话,可以简单地称为“国家主义”派系(当然内部非常复杂,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这一派系对内政外交都有与现政府不同的路线和主张,对外有恢复苏联/沙俄领土的野望,对内则更加强调政府直接调控与加大对底层民众的补贴等等。由于克里米亚入俄一事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声望,诸多参与者和第一线执行者都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声望,并且非常积极地要把这些虚的政治声望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地位。由于很多在野派系和非体制内派系参与了这一进程,这对普京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2014年普京放弃支持激进的国家主义派系,进而对其多有打压之举,现在看起来还是颇有先见之明的。

虽然梅派系都是一些教条的自由主义分子,但是在国内施政上最少不会添太多的乱子。而新的派系如果开始主政,能否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落实自己的许诺,也是一个颇大的问号,如果变成了一种教条代替另外一种教条,那么潜在的风险就太大了。▲◆★●■☆

 

崭露头角 华裔少年摘得法国“神童达人秀”总冠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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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网易  2020-01-18 据BBC英伦网报道,日前,15岁的华裔少年季恩显在法国电视二台“神童达人秀”( Prodiges)中,不仅以杰出的钢琴演奏拿下了器乐组的冠军,更一举夺得大赛总冠军,成为节目自2014年开播以来唯一夺冠的华裔少年。

“神童达人秀”作为法国国营电视二台最为受观众欢迎的一档才艺节目,吸引了全法国7-16岁热爱表演和音乐的少年。要进入最后的决赛,选手必须先通过全法国的海选,再经过层层选拔和一场又一场的角逐和比拼,与来自法国各地热爱音乐和表演的少年较量之后,才能够脱颖而出。

季恩显从蜚声国际的中国著名钢琴家朗朗手中接过总冠军的奖座后谦虚地表示:“其实得奖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努力了,将美好的音乐与观众分享。”

季恩显向BBC中文透露,此次得了冠军倒并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看过节目的人都很兴奋,祝贺的人也比较多,没看过的人依然像从前一样对我。”

他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机会给我带来很好的经历,帮助我成长。不管怎样我都会是一个保持谦卑的心和继续努力的人,很高兴有机会在大家面前表演。”

成材之路

季恩显出生在美国芝加哥,5岁时随父母来到法国首都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区生活至今。

虽然如今他有了“天才钢琴少年”的称号,还有机会与华纳唱片公司发布一张独奏曲集,但他5岁初学钢琴时却并不喜欢钢琴,甚至抵触学琴、“憎恨”钢琴。

季恩显并非出生于音乐世家,在他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于自己对古典音乐的热爱,把梦想寄托在了一双儿女的身上,为他和他的姐姐购买了一架当时最好的钢琴——斯坦威三角钢琴。

父亲在音乐方面的期望很高,每天都会敦促孩子们到钢琴前认真练习。然而重复的练琴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枯燥乏味。

好在父亲很快想出了高招:在家中播放各种经典的钢琴曲目。季恩显在日复一日的音乐氛围熏陶下,渐渐体会到旋律的美妙,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想要弹出美妙旋律的执念与热情超越了学琴过程的枯燥,季恩显在12岁时真正爱上了钢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钢琴学习中。

天道酬勤,季恩显的天赋与努力不但使得他取得多项国际钢琴赛大奖,还让他有机会在美国纽约卡耐基音乐厅,德国柏林爱乐乐团,德国汉堡莱伊扎尔音乐厅,斯坦威国际音乐节,法国安纳西音乐节等许多知名音乐厅及重要音乐节上表演。

季恩显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他向媒体表示,将在2020年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柴科夫斯基青少年音乐大赛。

求学英国

季恩显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透露,他希望有朝一日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求学。这所建于1822年,有近200年历史的音乐学院,是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学院之一,致力于为全世界培养表演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等。

而他最近被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录取,无疑是他向就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

季恩显的父亲季波向BBC中文证实,他已经通过了伊顿公学的入学考试,很快将到这所有近600年历史的古老名校读高中。

季恩显自己对即将到英国求学也非常兴奋。他说,到英国学习希望完成自己当一名钢琴家的梦想,也希望了解英国的文化,有机会与伦敦的音乐团体合作。

对于把孩子送来英国留学的原因,季波解释说,过去很多音乐家很早就从事音乐,而放弃了大学教育,很多甚至放弃了高中教育,他和孩子都希望,在实现音乐梦想的过程中能不放弃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好音乐也学好其他的功课。季波说,音乐是不能离开生活的。如果只是一味埋头音乐,只会脱离现实。

15岁的季恩显在获得“神童达人秀”总冠军之后,也得到了另一个嘉奖:法国枫丹白露市长向他颁发了“杰出市民勋章”,与他同时获得嘉奖的有80多岁的教授,还有法国的长跑冠军。

如今季恩显把眼光投向了伦敦著名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厅,很多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都在那里表演过,“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在那里表演”。▲◆★●■☆

 

中美首阶段经贸协议背后的三个数字:23、13、20(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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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 央视新闻  2020-01-18

为这一天,中美双方努力了许久。23个月、13轮、20多次,这三个看似简单的数字,折射出第一阶段协议的来之不易、艰难曲折。

(图为美国白宫)

1月15日的华盛顿,碧空如洗。白宫东厅人头攒动。300多名中美两国嘉宾和上百名中外记者齐集于此,共同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美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图为签约仪式前,白宫东厅现场)

对这一天,全球期待了许久;为这一天,中美双方努力了许久。23个月、13轮、20多次,这三个看似简单的数字,折射出第一阶段协议的来之不易、艰难曲折。

23个月:

从冬到春,两度四季轮回。从华盛顿到北京上海,从阿根廷到日本,中美双方经贸团队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其中中方牵头人刘鹤8次带队飞往美国华盛顿。以北京到华盛顿的直线距离11000公里计算,近两年来中方经贸代表团往返飞行距离近18万公里。一路辛苦奔波,中美双方终于用最务实的办法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用时间找出了答案。

13轮:

从2018年2月至2019年10月,中美共进行了13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每一轮都谈得很艰苦,曾一度接近达成协议,也曾多次出现反复。就在有争有吵的谈判中,双方对彼此更加了解了,用理性、尊重与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多次:

中美远隔太平洋,谈判不只是面对面磋商,而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通过各种有效方式进行密切沟通。其中,双方牵头人进行了20多次通话,两国元首更是2次会晤、7次通话,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所有的数字凝结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签字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人们对中美实现阶段性“止战”的欢迎,以及对过去两年中美经贸团队努力的致敬。美国《外交官》杂志撰稿人吉拉德女士是签字现场的见证者之一,她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在中国做生意,她用一个词来形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意义,那就是“希望”。

是的,中美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达成协议、停战止战,就是世界摆脱增长低迷、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希望。为了这份希望,中美不仅要把协议签下来,更要落实好,用第一阶段协议的实际成果向国际社会证明:中美双方虽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有能力处理好分歧,为继续推进解决问题创造条件。

不辜负两年努力凝聚成的三个数字,用落实协议成就民众希望,这是中美两国应当共同担起的大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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