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致信蒋经国的幕后
★两岸密使十年：李登辉绝密档案台湾曝光
★“一个中国”涵义的十年政治纠葛
★廖承志致信蒋经国的幕后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由过去强调武力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瞩目。信是这样写的——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迂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顺祝
近祺！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以个人私谊，浸透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亦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共民族大义昭然明示于天下。
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
廖承志这封公开信，并不突然，是中共对台工作中的一个重大步骤，是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按照中央的布署作出的对台工作大动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元旦，中共对台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1980年1月1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80以至90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提出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高层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海内外震动，体现了中共博大的情怀，也体现了中共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受到普遍的欢迎。
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同志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2月27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了对台工作面。
1981年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10月10日上午，邓颖超又在人大会堂主持茶话会，希望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对叶剑英委员长的九条建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大会讲话充分发表意见。
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细水长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很强，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一封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军舰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天堑吗？中共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共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的“对敌”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和豆萁相煎成份在内，但不管怎么说，渡尽劫波兄弟在嘛！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重要干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而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工作，更名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出任主任。
由于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
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此信写得文采斐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丝丝入扣，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白话文一统天下，廖承志的这篇浅近文言公开信，对于尚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显示了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但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予以鼓励和劝慰，甚至训诫，有相当程度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也是中国亿万百姓的恒愿。现今，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了桌面，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亦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采取多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公开信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寥海天，不归何待”的话，稍加变动，又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既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思。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推动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公开信发表后五年，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
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共“统战的诡秘伎俩”，仍一心一意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的信。他读了此信作何感想，是否也受到感动？尚不得而知，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考虑怎样来回复，对廖承志的公开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要公开表明坚硬的立场，以表示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已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意，迟迟不入正题，但到1985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及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在后一次，他得到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叶剑英、邓颖超、杨尚昆、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六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反复研读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共高层次的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国共两党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出乎人们意料，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在他脑中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因密而不可宣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减少与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地知道，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憾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
蒋氏父子不管如何顽固，对于一个中国，他们没有丝毫动摇过，他们只承认国共兄弟之争，即使是血雨腥风，但决不承认家国之分裂。蒋经国明白，台湾与大陆的隔断，必将断送国民党本身在台湾的生命力和法统合理性，所以，必须最终与大陆走在一起，走一条祖国统一之路。
然而，政治走向与领导人的生老病死竟是如此关系重大，蒋经国回应大陆毕竟太迟缓了，最后的决策似乎也太晚了。他的死来得非常突然，但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数次眼底出血失明，晕厥倒地，但他非常好吃，对糖尿病患者足以致命的食品，他也无所顾忌照吃不误，还喜欢开怀畅饮。他对劝阻他的医生说，“吃不吃是我的事，把血糖降下来是你们医生的事。”就这样，他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蒋经国本人却毫无察觉，表示身体完全可以撑得下去。在病逝之前，他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准备国民党十三届全会的人事案，另一方面与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密商对大陆政策的改变。
廖承志公开信发表之后五年，一个突出的回应是蒋经国终于开放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是蒋经国晚年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在岛内，大陆籍人士大都是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一代而亡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后代不得回大陆，就只有向四海走散，留在台湾的并不多，就是留在台湾的，也日渐本土化，失去了与大陆的气息相应。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传统势力日渐凋零，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已不可避免。晚年的蒋经国，在大陆发出的强有力的统一声音和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的呼声及“台独”声浪的夹击下，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考虑与大陆的联系了。因为对于一贯支持“中国必须统一”的蒋经国和赴台的老一代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台湾今后往何处去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肃课题，蒋经国为此作出了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重大决策。具体分两步实行，自1987年7月28日起，解除赴港澳观光限制，允许台湾民众以港澳为出境第一站；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民众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外，凡血亲、姻亲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从而迈出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可喜步伐。此后，台湾当局又逐渐开放大陆非政治性出版物的进口和翻译，有限度开放大陆中药材和农产品进口，放宽对两岸通邮和经贸往来的限制。
海峡毕竟有了春水涌动，作为对台湾当局的善意回应，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部门立即发表谈话表示欢迎，保证台胞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进一步敦促台湾当局取消不合理的限制，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公布了对台胞来大陆的接待办法，祖国大陆各地相继建立了台胞接待站。这样一来，以廖承志公开信为切入点，在中共和平统一政策的推动下，经过两岸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持续了38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
来源：《海内与海外》月刊2005年2月 作者：吴跃农
★两岸密使十年：李登辉绝密档案台湾曝光
“辜汪会谈”之后的“苏曾会晤”
2005年03月11日文／特约撰稿员 王铭义:根据李登辉卸任“总统”后出版的《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披露的讯息显示，在香港哲学大师南怀瑾居间安排沟通之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与江泽民执政团体核心成员主任曾庆红，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两岸密使”期间，最少曾在中国南方城市见面三次，这是两岸最高当局指派“亲信代表”进行密谈首次较为正式的文字记录。根据比对得知，三次“苏曾会晤”的时间都是在1993年4月新加坡“辜汪会谈”之后，以至1995年4月8日李登辉发表“李六条”之前，显示李江密使在这段期间的互动频率已进入另一个高峰期：
第一次“苏曾会晤”：1994年4月4日。苏志诚与郑淑敏，先于4月3日从台北飞香港，夜宿港岛某五星级酒店，次日再搭乘港澳飞船，从澳门直接驱车经过珠海拱北海关，进入广东珠海的某别墅会见曾庆红。双方各自代表李江互赠礼物，并商谈彼此关切的两岸相关问题，但并未取得具体结论。
第二次“苏曾会晤”：1994年11月25日。苏志诚与郑淑敏二度抵达珠海会晤曾庆红。苏志诚重提两岸应签署“和平协议”的构想；曾庆红认为“和平协议”是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行为，双方并未取得结论。苏志诚并倡议两岸与新加坡合组国际航运公司，两岸各投资45%，新加坡投资10%，透过国际航运结盟，解决两岸直航问题，曾庆红未予明确响应。江泽民随后在1995年1月底就对台政策发表“江八点”。
第三次“苏曾会晤”：1995年3月间。苏志诚与郑淑敏三度会见曾庆红，地点则是在澳门某招待所。双方晤谈重点是江泽民提出的“江八点”，以及4月8日李登辉即将提出的“李六条”，苏志诚并在晤谈时告知曾庆红，李登辉即将于近期访问中东与美国，希望寻求北京的理解，但曾庆红当场并未表示看法。
2000年5月，国民党下台后，“李江密使”的机密档案遭到特定当事人全数带走，“总统府”与“国安会”计算机里的档案并被全数删除。不过，据蓝绿政府国安高层官员证实，除“苏志诚／曾庆红”等密使曾往来于香港、珠海、北京，李登辉“总统”倚重的“国统会”核心幕僚曾永贤、张荣丰等人，也曾奉命秘密前往北京，会见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曾庆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长叶选宁（岳枫）等党政军高层领导人。李江密使的传话与沟通形态，从初期李江亲信的秘密对话，逐步渐进地发展至“组织性的秘密沟通”。
苏志诚与曾庆红，是两岸密使联系的“核心枢纽”，但实际执行秘密沟通任务者，则是由两岸最高当局指定的秘密小组负责，台湾方面由曾永贤、张荣丰全盘主导，大陆方面则由当时担任中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的叶选宁负责协调联系；曾、叶两人扮演着两岸当局的“联络窗口”。调查局国际情报部门出身的曾永贤，是李登辉从台共时期就交往的旧识。叶选宁又名岳枫，早年曾参与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解放军十大元帅叶剑英之子；前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的胞弟。
两岸密使小组的沟通形态，是在两岸最高当局授权与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沟通接触，有台面上与台面下的多重运作模式，有正式的闭门会谈与非正式的交流互访，并非为了单一事件或议题才会面，双方都可主动约定会面的时间与地点，并进行特定议题的沟通对话。据一位曾经奉命执行秘密沟通任务的密使透露，“它是一种组织性、经常性的沟通工作，最终的目的则是在减少两岸当局的误判。同时，它也是国安工作的一部分。”
由于两岸长期政治对峙、军事对立，派遣密使进行秘密沟通，事涉敏感，双方以极机密方式进行，相互约束绝对不得曝光或公开透露沟通内容。工作层级的秘密沟通，从90年代初期，持续运作到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才告结束。在为期近十年的秘密沟通过程，两岸秘密小组曾分别在香港、澳门、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进行秘密沟通对话，台方参与人员除了曾永贤、张荣丰，后期还增加张荣恭；中方参与秘密沟通任务者，则有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叶选宁、解放军大校常燕生等人；常燕生还曾以总政联络部所属“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身分与辛旗、沈卫平等军方策士赴台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相互摸底”的两岸秘密小组
在两岸秘密小组组成之际，李登辉即派遣曾永贤、张荣丰等人密访北京，并秘密会晤当时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由于1992年9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即将批准出售150架F-16 战斗机给台湾；稍早前，法国政府也同意出售60架幻象2000战斗机给台湾，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最具突破性的重大军事采购案，双方晤谈过程因涉及两岸军事对峙议题，曾永贤即曾当面询问北京对台湾即将获得重大军机采购案的可能反应。据说，杨尚昆曾一派镇定地答称：“批评还是会批评的！”不过，中国外交部事后即召见美国大使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同时，中国外交部也曾两度召见法国大使表达抗议，并要求关闭驻广州的法国总领事馆。
两岸最高当局所授权的秘密沟通工作，对两岸的相互了解与政策认知，即双方俗称“相互摸底”的沟通对话，对后续政策的规划与拟订，确实曾发挥相当程度的正面效应。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由台湾国安团队核心幕僚所组成的“安阳项目”小组（成员包括参与两岸秘密沟通任务人员、国安会咨询委员与相关幕僚），即曾就两岸互动情势的最新演变发展，定期向李登辉总统提出短程、中程与长程的两岸情势研判与解析，提供给李登辉“总统”作为制订重大政策，或发表两岸政策谈话的背景参考。
据透露，1992年11月16日，“安阳项目”小组成员在向“李登辉”总统汇报有关《1995年至1997年两岸中长程发展情势研析报告》时，即曾研判北京当局可能会在这段期间提出“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谈判”、“两岸高层互访”“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等政治谈判议题。事后证实，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江八点”主张时，几乎有半数的政策研判都在该小组的预测范畴。
1995年11月8日，“安阳项目”小组再度针对隔年三月，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接民选期间，解放军的军事动态，向李登辉提出汇报。该小组幕僚推测，届时解放军可能采取的干扰包括：骚扰金马等外岛、对台进行“非暴力性的军事压力”（军演）、对台海水域进行导弹试射等，同时，该小组并具体研判，解放军极有可能在1996年3月5日，即台湾大选前两周宣布对台实施军事演习，精确无比地掌握解放军的军事动态。
1996年12月30日，“安阳项目”小组则针对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的台海情势，与两岸复谈的时机，再度向李登辉提出未来一年的情势研析，预测1997年底至1998年初，北京极有可能倡议两岸复谈。果然，1997年11月间，在两岸仍处于对峙阶段，一个中国的争议也仍未化解，但大陆海协会即主动邀约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前往厦门参加学术研讨会，这项趋势发展完全符合“安阳项目”事前的预测。
“安阳项目”小组对两岸互动情势的精确研判，或对两岸发展趋势的具体掌握，意谓着两岸国安与军政部门的秘密沟通对话，对各自发展情势的理解与预测，确有积极助益。不过，据熟悉两岸密使沟通的人士透露，国安幕僚对两岸中长程发展情势的研判，与两岸秘密沟通对话并没有直接关系，两岸秘密沟通并不针对个别政策进行讨论，沟通事项也不会限定在特定议题，国安幕僚是根据两岸动态情势所做的专业判断，并非来自秘密沟通的讯息。“国安工作必须长期耕耘，但即使耕耘还不见得会有具体收获。”
苏志诚与曾庆红当年的沟通重点在于传递两岸最高当局的管治理念，其角色与功能，可定位为李登辉与江泽民、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的“特使”或“私人代表”；而以曾永贤、张荣丰为首的密使执行小组所负责的秘密沟通任务，则是与中共中央所指派的幕僚进行政策理念的实质沟通。包括台湾修宪终结“动员戡乱”体制，调整两岸关系定位的宪政理念、两岸两会规划1993年4月间在新加坡举行“辜汪会谈”、两岸合组国际运输公司处理航运业务等重大政策规划案，都曾是两岸密使小组预先沟通过的重要议题。
在1992年12月杨尚昆应邀访问新加坡前，李登辉指派曾永贤、张荣丰密访北京，并与中方的秘密小组进行咨商，曾永贤在中南海秘密会晤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时，曾转达李登辉的问候。这是两岸当局从事“秘密外交”的重要进程，也是李江密使“组织性秘密沟通”的特殊互动阶段。由于当年8月1日李登辉领导的国统会即将做出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决议，曾永贤在北京会晤北京党政部门决策幕僚时，也曾针对李登辉即将处理“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与北京高层幕僚进行广泛咨商，并相互说明两岸最高当局的管治理念。
秘而不宣的沟通平台
李江密使虽然起源于南怀瑾在香港所搭建的沟通平台，让李登辉的机要苏志诚与中共中央高层谋士得以取得双边咨商的对话管道，但随后苏志诚与曾庆红所建立的核心对话机制，汇整了两岸当局的密使管道，南怀瑾与敲边鼓的外围人士则陆续退出沟通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李登辉指派、苏志诚调度的亲信幕僚曾永贤等人所执行的“组织性秘密沟通”。由于李登辉执政之初，陆续建构“国统会／陆委会／海基会”决策机制，并制订国统纲领、两岸关系条例等法令体系，李登辉即不断运用秘密沟通管道，持续向北京领导人传递他的政策理念。
政党轮替后，丧失对话功能的秘密管道更形同废弃，张荣丰获准留任则是特殊的案例。张荣丰任职国安体系，先后受到李登辉与陈水扁的重用。在李登辉授权苏志诚主导的密使小组运作期间，张荣丰曾扮演重要执行角色。90年代中期，则逐渐转由资深新闻记者出身的张荣恭负责执行第一线的密使角色。曾任中央社大陆新闻中心主任，后来转任国民党陆工会，现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的张荣恭，因长期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幕僚，并与苏志诚维系密切私谊，深受倚重与信任，从1994年、1995年期间，即陆续奉命担任密使沟通任务。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农历除夕发表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江八点”，当时并不知道两岸存在密使管道的陆委会发言人高孔廉评说“重弹旧调，没有新义”。大年初四，李登辉在新春团拜时即纠正这项说法，并指称“江八点”很重要，要审慎研究并作出响应。大年初六，张荣恭随即接获苏志诚的密令赶赴北京，会晤负责起草“江八点”的文胆小组核心成员，国台办研究局局长邢魁山，直接探询北京的决策考量与背景。
张荣恭系资深新闻记者，与大陆涉台部门的幕僚、学者原即熟识，国台办决策官员虽曾“好奇”张荣恭与李登辉的关系，但并不知张荣恭即是“密使小组成员”。1998年8月间，辜汪上海会晤前两个月，张荣恭也曾奉苏志诚指示前往大陆会晤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进行“摸底”；1999年8月间，“两国论”余波荡漾，张荣恭再度奉命密访已转任香港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邢魁山，探询北京动向。张荣恭“单线出访”的报告都是直接透过苏志诚呈给李登辉，只有曾永贤等密使小组得知内情，连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陆委会主委苏起，当时都未获悉这项秘密沟通管道。
★“一个中国”涵义的十年政治纠葛
2005年04月04日 文/黄肇珩 图/本刊资料室
1991年2月8日，海基会设立。
1991年12月16日，海协会成立。
1992年1月8日，海协会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组团前往大陆访问，就加强双方联系与合作事宜，交换意见。显示双方在互动初期，已经展现出共同沟通联系角色与功能的意愿。也是启开“辜汪会谈”的一个触媒。
这封邀请函，经过7个月又14天“你来我往”的协商、磋商，直到8月22日，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正式函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接受邀晤。不知内情的人不禁要问，是什么问题阻延了这个“邀谈”？答案是：“一个中国”的认知问题。
两岸认知 各有坚持
辜振甫忆述：当时，两会之间横亘着一个重大难题，也就是双方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认知问题。
当两岸双方在“共同打击海上犯罪”、“文书验证”、“挂号信查询补偿”等议题，尝试作为激活两岸沟通协商机制的第一步时，海协会在大陆方面的授意下，一再要求在协议文本上，必须对“一个中国”原则有所表述。他们所持的立场是，两岸正式协商前，应先确立两岸之间彼此的定位；坚持要先定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才愿意与台湾展开协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更进一步表示，“一个中国”原则的确立，与两岸民间交流所衍生实质问题的解决，互为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台湾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大陆就不同意与台湾共同研商解决实质问题。对于急待解决的许多两岸交流所衍生的问题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障碍。
然而，当时海基会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尽管海协会一再的主张，海基会未作响应。就如同行政院长郝柏村，在1991年3月4日于海基会举行的会务人员研习会中的指示：“海基会虽然是民间组织，但从事的业务是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也是台湾和大陆关系新阶段的开始。海基会本身没有政策，只是协助执行政府的政策。海基会和大陆发展关系，不谈政治，只讲业务。”
由于海基会不响应海协会的政治要求，两岸两会之间的协商始终难有具体进展，直到一九九二年秋天才有了关键性的改变。
创业维艰似乎是一项常识，两岸正式互动关系的开始，也不例外。中国大陆的政治诉求，虽然使两会的协商陷入胶着，但是双方政府基于掌握协商契机的考量，共同发挥智慧，努力克服这个争执。
首先，台湾方面由国家统一委员会在1992年8月1日举行第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这个决议对两岸关系极具关键性，也为尔后两岸搁置政治争议，创造决定性的条件。
决议的内容：
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大陆方面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台湾方面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二、公元1949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三、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对于国统会的这项决议，辜振甫认为，事实上是反映出台湾对于两岸政治定位的完整看法。他说，当时两岸虽然都有“一个中国”原则的想法，但是对于这个原则内涵的认知，却是完全不同的。就台湾而言，在自由、民主、均富的前提下，一个统一的中国才有实现的可能，在认知上，“一个中国”并不是现在式，而是未来的。
应李登辉“总统”的邀聘，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的辜振甫，躬逢了这个历史性决议的现场。事实上，诚如他常提到的：我们所主张与追求的，是未来的，具有民主、自由特色的一个中国。
对民主多元、政治生态一向复杂的台湾来说，辜振甫的这种理念，不一定获得所有人士的一致认同。经由国统会作成决议，代表着朝野之间的一个意见交集点，也是台湾内部最大的公约数。辜振甫说：这项决议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得之不易，也突显了它的时代意义。
大陆方面，也有意积极促成两岸坐上谈判桌，在中央高层的决定下，同意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这项存在几十年的根本争议。
一个原则 各自声明
1992年10月底，就在国统会针对“一个中国”的涵义作出决议后两个多月，双方政府正式授权的两岸两会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谈。
从10月28日到30日的三天协商会谈中，在大陆代表的主张下，双方针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涵义如何表述的问题，曾经进行讨论，也各自提出具体意见。
会谈过程中，大陆先提出五种“一个中国”的表述方案，台湾稍后也提出了五种方案作为响应，但是，双方都表示无法接受对方所提有关“一个中国”的各种表述方案。台湾方面再依据双方所提的方案加以修正后，提出三种方案，大陆方面仍表示无法接受。几经讨论而无结果，两岸协商一度面临触礁的危机。
香港会谈结束前，海基会代表奉命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针对大陆方面要求就“一个中国”原则有所表述的问题，海基会建议：双方采取口头上各自表述自己立场的方式，在彼此尊重下，暂时搁置这项重大争议，以便进入正式议题的协商。
海协会代表在会谈期间，并未对海基会提出的这项最新建议，作出答复；他们在1992年10月30日离香港返回北京。同年11月3日，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以电话告知在台北的海基会秘书长陈荣杰，表示“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同时，透过新华社发布新闻，公之于世。
新华社是一个完全属于大陆官方的新闻机构，对外发布的消息，代表大陆当局的意见，一定要经过授权。11月3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的这一则新闻，具体指出：“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海基会建议采用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经研究后，尊重并接受海基会的建议。至于口头表述的具体内容，则将另行协商。”
辜振甫指出，在两岸互动过程中，这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大陆接受台湾的建议，成为两岸数十年来第一个正式的政治妥协！他说，因为有了这个妥协，1993年4月的辜汪会谈，也才有召开的可能性。
事情不如预期的乐观。1992年11月16日，大陆方面透过海协会致函海基会，一方面提及“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再度表达11月3日的相同立场；但是，在同一封信函中，却提出“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如附件），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信里并附了海基会代表在香港会谈时提出的表述方案中一项，片面声称这就是台湾方面口头表述的内容；同时，也一并附上大陆方面作为其口头表述的方案一种。大陆将香港会谈的结果以及后续的发展，片面宣称为“双方以口头声明的方式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随后进一步改说“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1992年两岸两会的共识。这种说法与事实经过不符。台湾各界则一直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作为1992年两岸会谈过程及结果的简称。
海基会在12月3日，函覆海协会表示：“我方始终认为，两岸事务性之商谈，应与政治性之议题无关，且两岸对‘一个中国’之涵义，认知显有不同。我方为谋求问题之解决，建议以口头各自说明。至于口头说明之具体内容，我方已于11月3日发布之新闻稿中明白说明，将根据国家统一纲领及国家统一委员会1992年8月1日对于“一个中国”涵义所作决议加以表达。”海基会去信表达我方对于中共来函持不同的意见与立场，大陆方面没有再回函表示任何意见。依据一般惯例，既然不再回函，这就代表大陆已经接受我方有不同意见的存在。
当时，两岸都感到建构协商管道的迫切性，因此当两会代表就“一个中国”的争议问题取得妥协的方式之后，两岸也共同开拓了推动两岸协商的广大空间。当然，双方并没有忘记，这个政治争议只是暂时搁置，问题并没有实质解决。
辜汪会议 各自表述
辜振甫始终认为，两岸都有责任，为有朝一日共同解决高度争议性问题，先营造出良好的气氛、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在双方互相谅解与互相尊重下，两岸两会协商的时代正式揭开了序曲—辜汪会谈于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
辜振甫认为，第一次辜汪会谈能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关键在于就“一个中国”的原则上，双方得以“各自表述”其内涵。
1995年6月，李登辉总统接受母校美国康乃尔大学的邀请，以私人身份访问，并发表演说。
同年下半年开始，大陆一再声称李登辉总统应邀前往美国康乃尔母校访问等作法，是“公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活动”，同时以两岸气氛不佳为由，片面延后第二次辜汪会谈的举行。
1996年3月，大陆又以台湾举行第一次公民直选“总统”为由，在台湾海峡引发飞弹危机，四月底并公开宣称：一九九三年辜汪会谈前，海基会与海协会就“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达成了口头共识”。
1996年5月20日，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李登辉就职，并发表演说。
1996年5月22日，海协会否认两岸之间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宣称“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是1992年的共识。引发了两岸之间对于当年解决“一个中国”争议的过程与结果的争论，也因此一再延宕两岸关系回复正常的时机。
两岸争执 几无宁日
1999年李登辉“总统”面对外国媒体询问对“中共视台湾为叛离的一省”的看法时，表达“两岸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非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李“总统”的响应，是针对记者的询问内容，也是针对大陆一贯的两岸定位主张而发。从台湾绝大多数民众的观点，几乎没有人赞同台湾是以大陆为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辜振甫在大陆的要求下，将台湾民众的看法忠实地转达给北京；不料，北京却透过官方媒体，对辜振甫进行人身攻击与批评，进而借机中断海基会与海协会之间双向的业务联系。
2000年3月，“中华民国”人民投票选举第十任“总统”，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开创中华民国行宪以来中央政权进入政党轮替的先例。“一个中国”的争议，也经由台湾内部不同政治立场人士的激化，以致事实真相更难以厘清。
民主进步党取得执政地位，各界预期大陆可能采取对台湾不利的作为。陈水扁就任“总统”前，几度拜访辜振甫，除了就两岸和台湾的经济情势交换意见，并一再恳请辜振甫继续领导海基会，以稳固两岸关系。陈水扁在2000年5月20日就职时，提出的两岸关系政治宣示，获得大陆方面及国际社会的肯定，也对随后几年的两岸关系产生影响。
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却未因此而停息；彼此间的争执，由政党轮替前一直持续下来。
九二共识 情绪之争
尽管事实只有一个，但是台湾内部及两岸之间，似已演变为情绪之争。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起，为了使各方能找到一个缓和的空间，费心思考后，在2000年4月28日，提出“九二共识”这个新名词。依据苏主委的说法，他希望用这个新名词取代两岸三方对“一个中国”原则不能有共识的各说各话，以打破两岸僵局。
遗憾的是，苏主委的这项创意并未给两岸僵局带来突破的机会，两岸各界反而陷入有无“九二共识”的论战。在论战中，台湾内部有人认为有共识、有人认为无；大陆方面则到2000年8月底，才开始提出响应，表示“九二共识”是存在的，却同时指出“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一时之间，两岸各界又沦入各说各话的情境，争议的话题也从“一个中国原则是不是两岸互动的前提”，扩至“两岸之间有无‘九二共识’”和“‘九二共识’的内涵为何”，伴随着情绪性的批判，甚至以接受“九二共识”与否，作为检验个人政治立场的工具。
从1995年夏天以后，两岸始终只能把精力虚耗在政治的争议上，不断蹉跎了发展互惠双赢的时间与契机。辜振甫对于这种现象，忧心忡忡，他不断回顾1992年10月以来两岸政治争议的历史与症结，经过反复思考，他指出，各界最好以Accord（附和）代替Consensus（共识），来描述两岸1992年10月香港会谈的结果。他说：“共识”必须是经过双方当面讨论之后，所得出的共同接纳的意见。事实上，1992年的香港会谈，双方确实无法接纳对方的各项建议方案，因此会谈没有任何具体结论。我方是在会谈结束前提议：双方“以口头上各自表述”的方式，搁置“一个中国原则”的争议，以便进入正式议题的协商。大陆代表在返回北京几天后，以电话告知我方表示“尊重并接受”我方的建议，同时也透过大陆官方媒体发布新闻。辜振甫说，与其用“共识”表达一九九二年的结果，不如用“相互谅解”（Understanding）或“附和”（Accord）更能贴近事实，且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套用。他认为：多年来各界热衷于讨论“1992年‘共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谁说的才是真话？”，事实证明应该是不必要的。
2002年9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台湾，会见辜振甫时谈到两岸关系。辜振甫详述了两岸各界对于1992年香港会谈结果的争论历程，并正式提出Accord（承诺、附和）、或是Understanding（相互谅解）等词，希望替代“共识”一词，以还原历史真相，尽早化解两岸关系的僵局。辜振甫一再指出，1992年香港会谈，以及其后两会互动的演进，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两岸互相不否定对方，这一步对于两岸日后的互动是关键所在。
2003年4月19日，是“辜汪会谈”十周年。辜振甫在书面谈话中，强调“相互谅解”。他说：“正如同1992年两岸采取了‘相互谅解’的态度，便可以在政治问题论争中，打上休止符。此等经验值得铭记。”
他语重心长地表示，海峡两岸如果能顺着他的建言，冷静还原历史真相，避免再使用较具争议性的说词，也不必再去计较一些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双方之间有无共同需要？”他提醒双方的社会精英，应该进一步思索“共同需要中有无先后之别？尤其了解到当前优先的共同需要何在？”，进而认真思考如何掌握两岸发展与建设的机遇，未来将可以更积极合作，共同创造和谐稳定、互助互利的发展前景，为两岸同胞谋求更大、更久远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