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不是杞人忧天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1-19：一直以来，国内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国际农业资本对国内大豆和食用油市场的争夺。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政策保护国内豆农的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然而，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一直在低位徘徊的食用油价格却突然出现暴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保护国内豆农的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不是政府杞人忧天、神经过敏了呢？我想并非如此，因为有数据显示，豆油价格连续上涨，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大批倒闭，至今中国70%油脂加工厂是外资或合资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而中国是不掌握定价权的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其中的尴尬处境，恐怕只有大豆加工企业和国家有关部门知道。

　　我们都知道，良性竞争有利于民生，但是外资进入不一定就引起良性竞争，相反却有反竞争的野心，如恶意并购带来的后果就是垄断，而垄断不仅不利于民生，还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常识。然而，有些地方政府为引资而引资，根本没有考虑外资的目的和引资的后果，也没有采用任何防范措施，以至于跨国资本迅速扩张。

　　中国“大豆危机”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王小语认为，相比2003年、2004年的大豆风波，现在的形势更加危急。以前，外资只是通过兼并重组进入了油脂加工市场，国内企业还占主导地位；但现在，在大豆市场产业链上，跨国粮商不仅从加工环节加以控制，已经深入到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领域。王小语表示，“现在只要听说中国要采购大豆，价格就会上涨，之后又会回落。”当我国大豆丰收时，大豆价格却被压低，使农民增产不增收，严重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这就是中国大豆产业面临的危机。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个大豆和食用油的问题嘛，怎么扯到国家粮食安全上了呢？有关专家最担心的是，大豆悲剧会在其他粮食作物上重演，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丰益国际正准备在黄淮地区增加玉米、小麦加工投资，来宝集团则宣布计划进军世界棉花市场，而从2005年开始，路易达孚从中国政府获得了玉米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正着手将华北和东北玉米销往南方和西南地区。外资一旦控制粮食领域，必然像操纵油价一样操纵粮价，每一位消费者必然要为高价粮买单。

　　跨国资本正在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媒体有了许多报道，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跨国资本对中国粮油市场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加强。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我们要引进外资，我们也需要竞争，但必须防止外资并购我国优势产业，更要严防外资恶意并购形成垄断，危及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希望政府必须慎重对待，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者：张魁兴)

索马里护航角力：折射两岸政治困境
http://www.zaobao.com/yl/tx090119_502.shtml

2009-01-19 邱震海 (香港)：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到底由谁为途经亚丁湾的台湾商船护航的问题，在台湾、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展开了颇为微妙的角力，其背后折射了一连串深层的问题。

　　事情起源于前不久，中国大陆海军舰艇为几艘途经索马里海域的台湾商船护航。事后，台湾内部有绿营人士认为，这是台湾主权被矮化，因此反对台湾商船继续由中国大陆海军护航，并指责马英九政府出卖台湾利益。

　　在无奈之下，马英九官方才被迫向美国求助。美国在台协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愿意在亚丁湾为台湾商船护航。

◆ 背景复杂美方应保持谨慎

　　从理论上说，美国方面的做法无可非议，符合全球通行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做法，但实际上问题却并非这么简单。由于台海海峡局势的错综复杂，以及美国因素长期来在其中的敏感作用，因此美国任何一点介入两岸之间的举动，都有可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带来不必要的解读乃至后果。

　　其次，这场风波之所以引发，主要是台湾部分绿营人士的过分反应。中国大陆海军此次为台湾商船护航，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民族情感，而且没有带上任何的先决条件和前提。

　　实际上，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天灾人祸中，中国大陆的驻外使领馆为各地台湾侨胞提供了大量帮助，难道这也是“矮化”台湾的主权？显然，台湾某些绿营人士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多地倒是折射了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统独思维。

　　因此，对台湾某些绿营人士提出批评，并要求其回归正确、理性的思维，是完全应该的举动。

　　两岸关系最近一段时间柳暗花明，而且随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去年12月31日表示“两岸可就国家统一前的特殊阶段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讨论”之后，两岸政治框架问题也已开始进入议论和探索阶段。因此，绿营人士在这个关键时刻继续煽动岛内的族群和统合之争，是一个十分不明智乃至危险的举动。

从美国来说，既然台湾内部纷扰的原因十分复杂，而且过去美国因素过去和现在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一个十分微妙的角色，因此，适当提醒美方在这一敏感问题上保持谨慎和政治中立，恐怕并非多此一举。

　　尤其是奥巴马即将上任美国总统，人们希望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在两岸问题上尽可能保持建设性的态度，所以保持不在这一问题上予以更多的介入，恐怕是美方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立场。

◆ 政治框架探索应继续进行

　　最后，绿营人士之所以会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乃由于台湾内部长期来有一种悲情意识基础之上的主体意识，而台独极端教义派则在这一基础上，再生发出台独的思潮和行动。但蔓延在台湾民间的悲情和主体意识，其根源乃是两岸长期来缺乏一个较为合理的政治框架。

　　正如笔者在之前的多篇评论中所指出，由于国共对立形成的历史原因，长期来两岸习惯于将国家主权与两岸分别的政治实体相对接，因此出现“主权重叠和政治实体分裂”的怪圈。要解决这一问题，当然首先必须明确两岸共同的民族认同意识，但在这基础上也还须解决“一个民族、两个政治实体、一个主权”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可喜的是，随着胡锦涛总书记去年12月31日讲话的发表，两岸已经开始就政治关系及其框架展开讨论和探索。因此，人们应该有信心在未来几年内，两岸在政治关系探索方面，可以走出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弭台湾内部的悲情，也真正对台独思潮和行动釜底抽薪。 ▲ 作者：邱震海为凤凰
卫视评论员

张艺谋执导国庆阅兵庆典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94727/c5

2009/01/18：摘要: “中国筹备60周年国庆庆典”的消息在国内外引发了极大兴趣。一些中国媒体表示中国武警方队已经开始集训。香港媒体16日报道称，国庆庆典筹备机构已经成立；西方媒体也报道说，刚刚执导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张艺谋将组织国庆一系列晚会庆典。

“中国筹备60周年国庆庆典”的消息在国内外引发了极大兴趣。一些中国媒体表示中国武警方队已经开始集训。香港媒体16日报道称，国庆庆典筹备机构已经成立；西方媒体也报道说，刚刚执导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张艺谋将组织国庆一系列晚会庆典。

16日，有关“国庆庆典筹备机构成立”、“中国武警方队已经开始集训”的消息在大陆及香港媒体上被密集报道。中国媒体报道说，由于北京奥运会而延后的阅兵集训开始，武警方队已经展开训练。此前有媒体猜测，包括巨浪-2和歼-10战机在内的新式武器可能会亮相。

据报道，北京市已就国庆60周年庆典筹备成立专门机构，相关机构在北京奥组委工作地点奥运大厦办公。香港《文汇报》16日称，“国庆60周年晚会已经成立了筹备指挥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及其团队将参与到晚会筹划和组织当中。”

英国路透社16日则着重关注了张艺谋担任国庆60周年庆典晚会执导的这一消息。报道称，曾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张艺谋将于其奥运团队成员参与到10月1日的国庆庆典中，庆典还包括在首都北京进行的大型军事阅兵。

路透社称，这是“在毛泽东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的60年后的一次庆典”。报道援引国内媒体的消息称，北京计划对其道路主要干线进行加固和拓宽，确保道路足以承受坦克、导弹和其它军事设备的行进。

路透社评价说，今年国庆阅兵将是中国少有的展示军力的举动，“中国政府一再希望世界安心，其军事投入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军事战略战略彭光谦此前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阅兵的意义超出了军队的范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想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魅力，大阅兵则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

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以治道变革应对经济形势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9/115217074888.shtml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19日南风窗

◆ 危机时代的治道变革

　　当美国兴起的“次贷危机”悄然转换面目，成为“金融危机”乃至全球“经济危机”，中国依托旧日的世界贸易体系而行的经济增长快车道也就面临一个清楚的终结。危机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冰岛政府的破产足见这一挑战的严峻程度。

　　国内，具体的经济对策接连出台，人们随之越来越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制约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上，希望深化改革，化压力为动力，以治道变革应对经济形势，开启下一个30年的发展之旅。

　　在强政府、弱社会，强中央、弱基层的既有权力结构条件下，对于启动治道变革、整合各种力量和群体坚定信心共度危机、开拓发展的新局面，民众的关切自然而然就会落在政府和中央层面上。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人们追求富裕和权利的渴望，以及人们实现渴望的能力，在既有体制释放的少许空间里，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创造动能。根据获得的自由的性质，对应人们这种创造力施展的方向和领域，实现的既可以是财富增长的再度跨越，也可以是社会裂痕的弥合与利益的共生。（郭凯）

　　◆ “左”“右”政策的轮替之道

　　庄礼伟

　　2008年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离开因受金融海啸影响而倒闭的工厂，提前踏上返乡的路程。未来的日子写满问号。

　　就在离他们的路途并不远的五星级酒店和1万米高空中，一位因不断旅行而有些疲惫的经济学家，正在构思该如何阐释这一大规模“腾笼换鸟”现象而又不引发社会的反感。毕竟，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要让附加值低的产业退场，而充斥着盘剥现象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也屡屡受到知识界人士的恶评。想到那位正在北京书斋里奋笔(应当是奋指敲击)抗议资本主义的自己的理论冤家，经济学家脸上露出了一丝优雅的苦笑。看来关于该如何评价弱势群体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他俩仍将激烈地争论下去。

　　寒风分别从右侧和左侧向返乡农民工脸上袭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曾给他们带来过上好日子的希望而现在又忽悠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使他们向工业奉献体力的同时却又无法成为市民群体中的一员。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职业群体，最近他们听说政府正在积极解决因燃油税改革而暂时失业的15万收费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稍稍艳羡和向往了一下之后，他们继续规规矩矩地走在返乡的路上。

　　由于无力改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仍然将是农民工。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受金融海啸影响，2009年末全球失业人口将增至2.1亿，一场感念马克思、凯恩斯而强烈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的风潮也随金融海啸而起，德国人在抢购《资本论》，希腊人举行了城市暴动，各国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发表了尖刻的言论。

　　◆ 左和右

　　关于中国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主要根源，国内左、右两派有不同的解释。左派认为是由于资本不受约束和市场本身的缺陷，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而权力可以用来纠正市场。右派则认为是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扭曲了市场，错不在市场而在权力。

　　左和右这两个观念阵营，在许多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右派重视自由、效率，左派重视平等、福利；右派主张经济自由，左派主张经济民主；右派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左派强调扩大政府责任；右派赞同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左派警惕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右派重视国家政治民主，左派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右派比较忽略市场的消极面，左派比较忽略权力的消极面。

　　左派用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的不幸故事来控诉自由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是贫富分化之源。右派用同样的例子来指斥权贵资本主义，认为权力剥夺了人们在市场上的正当权利。左派赞同政府干预和混合型经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平等和正义；右派赞同自由市场和私有化，认为人们只有在拥有经济自由的前提下才能拥有政治自由，只有做大蛋糕才能真正增进福利。

　　左派和右派辩论时的神情都很严肃。右派主张市场可以把一切利益关系都调节好，自由竞争能自动建立均衡，政府的干预应仅限于货币干预而不是财政干预；左派则回击说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庸俗的经济自由主义。双方的
学理资源基本上都来自西方，这使得中国的左右之争很像是西方大学课堂上左派教授与右派教授的辩论，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的言说体系中都存在一些尴尬之处。

　　先说右派，例如右派常常批评权力介入并扭曲市场，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西方国家在国家权力、制度霸权方面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易，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乃至工人的身体进行控制和盘剥，同时还在自由贸易方面实行双重标准，该搞保护主义时还是照搞保护主义。在此情形下，右派应秉持其反对权力介入和扭曲市场的一贯原则，像左派那样对全球化、自由贸易提出批评才是。又如右派推崇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但这样投票的结果，可能会把主张平等、福利的左派选上台。泰国的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已经害怕一人一票了，不知中国的右派会有多大的胸襟来看待他们嘴上主张的一人一票。

　　左派在中国也有诸多尴尬之处。例如西方的左派批评经济自由过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又如左派的传统是维护公平，但对于中国国企的垄断地位，中国的左派保持了缄默。中国左派所主张的“经济民主”必然涉及工人的谈判权，而这要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基础，当外国左派可以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中国的左派却在这个问题上突然失语。当外国左派在催泪瓦斯中反抗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并没有付诸具体行动。中国左派提出的“经济民主论”还包括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收益来为国民增加福利，但国企盈利如何福利了中国人民，现实中也缺乏充足的证据。

　　◆ 上与下

　　在中国的左派、右派的分野之上，其实还存在着一个位居上端的第三方，这就是权力部门。权力部门是左还是右？权力部门拈花不语，露出了神秘的微笑。1992年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并结合当下的情形来看，我们要防止的是经济上过于右而政治上过于“左 ”。

　　为什么要防止经济上过于右？依笔者之见，近10多年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亲市场、亲资本的政策为主。当全世界左派攻击全球化时，中国一直在勤恳地拓展跨国贸易和引进国际资本，闷声发全球化的大财。有些名声不佳的跨国资本，甚至可以说就是被别的国家的左派给赶到中国来的；而某些私有化案例的速度，也不亚于当年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不过中国经济政策的亲市场倾向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规范的市场，规范的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神秘的大佛”在自由圈钱。10 多年下来，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依然薄弱而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这种偏“右”的状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会引起左派的强烈批评。

　　这种政策偏向在国际政治层面也引发了连锁反应和向右偏转的“比赛”，欧洲的若干政治领袖强调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他们的国家也必须低福利开支，压低最低工资，节制工会，采取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这种政策偏向还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紧张：西方要么因中国的竞争压力而向过于右的方向偏转(这多半要受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要么只能是试图阻断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把来自中国的低工资低福利竞争压力干脆利落地化解掉。

　　这种政策偏向与中国右派观念阵营的一些人是有关系的。右派中有一些人，我称他们是权贵自由主义者或极右翼自由主义者，他们和权力、资本结盟，成为后两者的合用代言人。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尽管“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赞成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但他们并不完全是一路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对权力的态度：前者和权力的关系融洽，是权力的咨询师；后者对权力有强烈的警惕，是权力的质疑者。权贵自由主义者主张经济自由但又依附于权力与资本体系，成为了某种主流发展政策的最坦率的倡言者和辩护者。

　　在既得利益集团辩护士中，既有左的权力保守主义者，也有右的市场自由主义者；而他们的论敌也是一个左右兼有的阵营，既有右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也有左的经济民主论者。

　　我们会发现：多年来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挤满了一些来自左派阵营的知识精英和来自右派阵营的知识精英，尽管他们可能互相之间不打招呼，甚至还互相敌视或看不起，但他们面朝权力时的谦恭与欲望是一模一样的。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明了，世界各国的社会问题其实都不能以左右观念划线，只能按利益分殊划线。一般来说，权力—资本体系中的上层以及一些依附型的各门派知识精英组成了一个宽泛的利益圈层，而社会下层的工农(他们也可能自成一个利益圈层)、社会的中等阶层如民营中小企业主和白领职业者、属于右派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属于左派的经济民主论者等等可能会结成另一个宽泛的利益圈层。这两个圈层的关系显然是上下关系而不是左右关系。前一个，你说它是左还是右？后一个，你说它是右还是左？所以，以左右框架来分析社会问题难免有些机械、有些教条。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草根人民之苦，莫过于同时受到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共同盘剥，受到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双重侵害。权力与资本的混合统治(权力不仅接受资本的供养而且权力本身就资本化了，资本不仅接受权力的保护而且资本本身就权力化了)，使到这些国家的发展呈现黑箱化、扭曲化的局面，使得反对资本的左派和反对权力的右派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抗争。这种情形也说明左和右，并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他们都可能为弱势群体说话，只是开出来的药方有所不同。

　　◆ 路线图

　　左和右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左和右更不能极端化。在欧美当代政治生态中，中左、中右逐渐成为两大主流，极左、极右都很边缘化。

　　欧美国家有让左右两派轮流当政的现象，通常是经济景气不好时选右派当政来发展经济，经济景气好的时候选左派当政来扩张福利，当然，也曾出现过“ 左右共治”的现象(例如在法国)。而在中国，虽然没有左派当政和右派当政的说法，但确实存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的选择问题。就经济政策而言，在政绩冲动与发展渴望的驱动下，长期是亲市场的“右派政策”当道，这就激起了左派的不满。

　　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让“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交替使用，相互补充。就目前情形而言，确实是“左派政策”(如草根福利、生态保护、减少贫富差距)少了一些，因为这些左派政策的政绩效应不明显，政府缺乏选择这类政策的冲动。只有当社会危机出现时，“左派政策”才会被动出台。西方在“左派政策 ”和“右派政策”之间取舍，是由选民决定的。我们在“左派政策”和“右派政策”之间取舍，往往是由危机推动的，并最后通过一个具有长期执政志向的高层理性决策圈来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不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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