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方高层的罕见表态引来西方的关注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如何看匹兹堡峰会的意义？
http://www.zaobao.com/yl/tx090929_002.shtml

（2009-09-29）● 邱震海

观海听风

（2009-09-29）● 邱震海此次峰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会议。它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多少关键性协议，而在于使峰会成为固定机制，并开始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

　　二十国集团峰会日前在美国匹兹堡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失衡等议题。这已是二十国领袖的第三次金融峰会，前两次分别于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和今年4月2日在伦敦举行。

　　前两次峰会的召开正值金融危机刚开始，，但这次会议有所不同。此次峰会的背景是世界经济正在逐渐走出衰退，而经济危机的根源则尚未消除。因此，在理论上，此次峰会除了应该要究竟还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之外，还应对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些深层原因，进行反思并制定相应的规范。在这一方面，会议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

峰会地点应选在亚洲

　　首先，此次峰会的地点选择就有问题。如前所述，前两次峰会分别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折射了以美欧为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及其行为模式。但金融危机一年来，亚洲国家在消除危机、走出衰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若没有亚洲国家作为重要参与者的加入，将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说，此次峰会若能在亚洲的某个金融城市（如香港、新加坡或首尔）举行，可能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平衡将有积极作用。

　　遗憾的是，世界经济走出衰退之际的第三次峰会，依然在美国举行。至少从这一外在特征上看，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平衡将继续颇为艰难。实际上，从去年11月的首次华盛顿峰会开始，欧洲国家就一直试图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方面有所举措；1944年开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在多大程度上退出历史舞台，也曾一度是舆论关心的问题。现在看来，在可预期的未来，离上述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议题庞杂，分歧明显

　　其次，从参会各方关心的焦点来看，也颇为多元而且庞杂。会议之前，欧洲国家一些领导人表示，欧洲将重视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但这一问题在美国那里显然并不被高度重视。实际上，金融高管的薪酬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折射了国际金融业监管不力的问题。而作为更为深层的原因，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金融业的贪婪、国际资本和贸易秩序
的不平衡、主要大国货币政策的过于宽松乃至冒进等，都是峰会应该讨论的问题。

二十国金融峰会面临的课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整体上看，还是可以做出某些细分，其中有些是微观的，有些则是宏观的；有些属于对金融危机本质原因的根治，有些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延伸，包括各大国在金融领域里的战略博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等）。

　　从会前的各方立场来看，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分歧。当欧洲国家关心金融业监管问题时，美国在会前则抛出了“均衡增长框架”提案，主张增加储蓄并减赤，中国则推动内需以降低对出口依赖。

　　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改革问题上，美欧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分歧。由于这些原因，峰会召开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作出强烈批评，警告不要使此次峰会成为“改革秀”。

过渡性峰会，形成固定机制

　　在这些背景下，此次峰会要在一些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性改革意见，是不太现实的。人们在事前若对此抱有过大希望，事后可能会感到失望。

　　无论是内在结构，还是代表权问题上，国际金融体系的锢疾，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既然这样，要想通过一、两次峰会解决所有问题，显然很困难。未来，二十国金融峰会将成为固定机制，使全球主要经济体得以有机会定期探讨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那就有可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

　　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峰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会议。它的意义不在于达成了多少关键性协议，而在于使峰会成为固定机制，并开始触及一些深层次问题。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

开国大典　毛泽东没说过“中国人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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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9 1997年6月18日，北京电视台举行智力竞赛，节目主持人向参赛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说了句什么话﹖

　　有的参赛者回答说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有的则说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而节目主持人最后宣布标准答案时说:“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了两句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翻阅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开国大典是这样报道的: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而兴奋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而当时负责采访和报道开国大典的新华社记者李普说:

　　前年有人问，“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是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说的，我一时做不出肯定的答覆。静下来想一想，这件事其实很明白，这是他在政协开幕词中说的。开幕词大气磅礴，情文并茂，标题就是这句话。这篇雄文曾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他宣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不用任何抒情的词句，这件公文当天就由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了世界各国政府。

　　在开国大典现场担任播音任务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丁一岚，于1997年10月10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进行纠正:

　　我的记忆力近年来已经差了很多，但是对当年毛主席说的这两句话，我不会记错。因为:第一，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时，我和齐越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实况转播，我们站的地方距离主席台只有十几米，当时的情景终生难忘(在开国大典上毛主席还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我手头保存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的讲话录音。这些年写开国大典转播情况回忆时，我听了不少次录音。第三，我保存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专刊”，毛主席在当年 9月21日致开幕词的全文。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没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而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此“开幕词”，是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题，这句话白纸黑字印在其中。这些史料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肯定说我不会记错。

　　丁一岚的回忆，同样证实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话，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摘自：《毛泽东史实80问》　作者：田树德） ▲

资本主义制度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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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7 作者：赵伟民　河南　教授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最核心的是需要一个好头羊，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方向，如果大方向都错了，局部再努力也没有用。然而，头羊是一个超越于公众的角色，它不象普通的公众，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眼前的利益，他最需要关心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近利与远利往往是矛盾的，因此，仅仅靠满足老百姓眼前的需求是不行的，需要分清近利与远利之间的轻重关系，从而正确把握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

　　资本主义制度是民选总统，为了选上总统，他就必须迎合老百姓，这往往会牺牲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如美国的奥巴马，最近为了少数人利益批准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保案，这极有可能引发世界的经济危机，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带来了极大伤害。由此可见，靠一人一票民选总统并不是国家最好的方法，因为总统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都会倾向于支持自己的特定人群，这就不能使一个国家整体为了一个目标步调一致，而缺乏了统一性，良性发展就成了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全民之力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从而爆发出巨大的动力，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但它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国家随着头羊的能力好坏剧烈波动，它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不行随时可以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它却非常顽固，很可能把国家带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也太多了。

　　一个最好的制度应该是让有眼光的人去选总统，或者说由人民选出具有一定识别力的代表，由他们去识别领导人能力的好坏，这样就可以即又不失民主，又能为国家选出一个好头羊，这才是一个国家之福。 ▲

佐利克：人民币十年内将成金融市场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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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北京 2009年9月29日电／据联合国网站报道，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9月28日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发表演说时表示，未来国际主要贮备货币的选择将越来越多；他预计人民币将在十至二十年内成为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力量。

　　佐利克在题为《危机之后？》的演说中指出，如果美国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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