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沉湎于“拐点” 要防患于“折腾”

中国情诗名句排行榜,哪一句你最钟情?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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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籍:节妇吟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2、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13、陈衡恪:题春绮遗像

 

——嗟余只影系人间,如何同生不同死?

 

14、梁启超:台湾竹枝词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15、徐干:室思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今 日 看 点 : 20091127 ▲◆★●■☆

 

没有共识的共识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2/zaodian_jx091127.shtml

 

中国地方一把手将大调动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156

 

中国需调整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177

 

新华社突撤赌球稿件 官方打黑决心遭质疑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91183

 

勿沉湎于“拐点” 要防患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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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识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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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昭鹏 (2009-11-27): 中国记者协会大楼一个不算很大的空间,前天下午聚集了许多境内外的媒体记者,还有一些驻北京的外交官,大家都是来听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说明中国对下个月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立场。超过百人的出席率,加上现场摆放的椅子和摄像机,让活动空间显得十分拥挤,凸显了这个课题的时效性和重要性。

  崛起后的中国,一举一动都受到各方瞩目,加上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以及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气候变化这个与其密切相关的全球问题上所发出的声音也自然备受重视。

  在国际间应对气候变化共识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哥本哈根会议几乎肯定将再次演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僵持不下的剧本。而各说各话,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的情境似乎在前天的交流会上预演了一遍。代表发达国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媒体,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则是中国。

  面对大阵仗的媒体包围,于庆泰从容地举出各种数据,陈述了中国至今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对于减排责任分配的一贯立场。他以“毫不逊色”形容中国这几年来对比其他国家,在减排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维护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上付出的努力。

  于庆泰不断重复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峇厘路线图等基本主张,但这些论述显然无法引起西方媒体的兴趣,它们更好奇的是中国的减排目标(当天尚未宣布中国将在2020年让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至45%之间),以及中国为何没有采取更大胆的减排措施,其质疑和批判态度尽管含蓄,但也非常清楚。

  这些媒体的提问背后隐含的信息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准备做什么?为什么不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明显不能说服它们,有关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应负担的责任比例,不应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由此衍生的矛盾可从一次典型的观点交锋看出:有个欧洲媒体说,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许多承诺,而中国的承诺则非常模糊。于庆泰在回应时则指出,欧盟确实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如果把其行动同承诺比较一下,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于庆泰也提出了“发达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诚意”、“发展中国家是受害者”等观点。

  对于这种类似“我做了这么多,你却做的还不够”的相互指责,坐在身旁的一名同行感觉有点滑稽。他对着我调侃说:“好像两个孩子在吵架”。

  然而玩笑之外,其实我们很清楚,气候变化是一个严肃且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尤其当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环保问题或一般经济发展的问题,它对不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零和的思维对谁都没有好处。以中国为例,发达国家减排指标的高标准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在这个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的时刻,这么做不仅将拖累世界经济发展,也可能造成其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考量自身的利益本来就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厢情愿希望对方带头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不切实际。除了提出要求之外,我想双方都要学会倾听,理解对方的处境。有时没有共识的共识,未必不是理想的结果。《联合早报》 ▲

中国地方一把手将大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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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6    文章作者: 于泽远  据香港《明报》昨天报道,中国地方大员近期可能出现新一轮人事变动。河北省长胡春华有望接替储波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农业部长孙政才接王珉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接张文岳任辽宁省委书记,而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将北上河南,接替徐光春的省委书记职务。

  储波、张文岳、徐光春则因将年满65岁这一“正部级大限”而退休。

  报道说,这一波正部级高官调整将于下月展开,这也是今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首波正部级高官调整。目前北京官场对这次人事调动有多个“版本”,最新版本包括胡春华出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孙政才接提王珉出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卢展工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按照中共规定,正部级官员应在65周岁退休。本月底,储波、张文岳和徐光春都将年满65岁,退居二线已成定局。同时,在岁末年初走马换将,也有利于新任省委书记部署新一年的工作。

  在目前中共省、区、直辖市一把手中,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已接近67岁,新疆自治区书记王乐泉今年底也将年满65岁,但因他们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任职年龄可最多放宽到70岁。

  在这波地方大员人事变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同为46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胡春华、孙政才都出生于1963年,被视为中共新生代政治明星,二人如果出任省区“一把手”,将使他们成为2012年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

  胡春华出生于农民家庭。1983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没有像绝大多数同学那样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到西藏工作。胡春华主动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为报道,也受到当时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的胡锦涛的关注和鼓励。几年后,与胡春华同时进藏的4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只有六个人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胡春华。

  胡春华在西藏的头两年主要做文字校对,这对一名北大毕业生来说似乎有些屈才,但胡春华不以为意,还钻研出了一套提高工作效率的校对方法。1997年,在西藏工作14年的胡春华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1年重返西藏任自治区常委、副书记。2006年,胡春华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高官。

  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胡春华似乎与大机关里的懒散浮躁作风难以融合。2007年3月17日,胡春华在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痛斥部分共青团干部心态浮躁、忙于应酬、夸夸其谈、行为张扬,要求共青团系统的官员低调做人,多到基层,少说多干。

  2008年3月,胡春华出任河北省长。上任不久,胡春华就碰上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他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孙政才也出身农民家庭,1984年毕业于山东莱阳农学院,同年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栽培与耕作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曾任北京顺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北京市顺义区委副书记、区长。2002年2月任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2002年11月,孙政才出任北京市委秘书长,主要协助市委书记刘淇工作。2006年年底,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长。

  担任福建省委
书记将近六年的卢展工,由于在发展海西经济区工作上搞得有声有色,可能会北上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河南接替徐光春出任省委书记。至于接替卢展工的人选,目前有两个热门人选:一是2008年11月从商务部副部长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于广洲,另一人则是现年59岁的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正部级)孙春兰。

  另据中新社消息,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和国新办原七局局长董云虎出任国新办副主任。原国新办副主任蔡名照,已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今年47岁的董云虎长期负责对外介绍中国人权事业和西藏发展情况。董云虎升任国新办主任,表明中国官方对宣传人权及西藏发展的重视。

  这一波正部级高官调整将于下月展开,这也是今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后首波正部级高官调整。 ▲ 来源: 明报

中央高层人未齐 经济会议势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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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6 香港明报报道,每年一度、规划来年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难以在本月内召开。内地传媒透露,由于正在外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等人在本月底才能返国,会议可能要延至12月10日后才举行。有内地经济学者认为,这次会议除确定未来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外,如何防止通胀及楼市过热也将是讨论重点。

  每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央为来年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定调的重要会议。近日海内外更热传会议将会在本周举行,但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中南美洲访问行程要在本月30日才结束,而商务部长陈德铭今日又将率团前往法国3天,故本月底前中央“齐人”开会似乎不太可能。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国务院某正部级官员的秘书前天也透露,他们至今未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

  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推出4万亿救市并实行“适应宽鬆”的货币政策。随中国经济企稳回升、货币信贷天量增长及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外界预期,如何透过货币政策调整及“退市”令经济“软陆”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

  易宪容﹕须遏抑过热楼市

  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出现过金融危机,故不存在退市的问题。明年政府应明确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整,否则“全国人民都在炒房子”,迟早会变成中国另一个金融危机。

  胡星斗﹕热钱流入应防通胀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则表示,相信明年中国经济政策会以“逐渐调整、平稳过渡”为原则,货币政策将保持“适应宽鬆”但有微调。“这次会议重点会是讨论经济结构调整,另一个是防范明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的通胀”。他认为,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升值,大量游资流入中国,外国资源价格又快速上升。若明年通胀未能控制在5%内,后果将十分严重。

  胡星斗说,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放慢了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的进度,以拯救低端产业,政府投入救市令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严重,未来调整经济结构仍是重中之重。“现在谈不上退市,反而有些地方仍需要进市,例如帮助民营中小企融资等。”

  中国明年将微调宽松货币政策

  基于对通货膨胀的管理对市场充裕流动性的控制,中国央行连续7周收缩流动性,据中国媒体引述研究机构的报告称,面对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通胀预期再度抬头等因素,中国扩张型政策明年必然面对退出选择。

  据报道,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本月底召开。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此次会议比以往更加引人关注,而首当其冲的即是货币政策的转向问题。近日,在货币政策可能进行微调等多个消息影响下,A股市场巨幅下挫。

  《经济参考报》报道,实际上,中国央行已经连续七周在公开市场收紧流动性,24日又招标发行人民币(下同)110亿元(22亿9200万新元)1年期央票,同时进行400亿元的28天正回购操作。上周,央行实现资金净回笼930亿元,这是央行连续第六周实现净回笼。在六周的时间里,总计回笼资金6630 亿元。预计本周有望实现连续第七周公开市场净回笼。

  报道称,不少研究机构认为,明年扩张性政策必然面临退出选择,不过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这类数量工具,加息将较为谨慎。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说,三季度的动态微调,是2010年政策退出的一次预演。他估计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以上,物价由负转正,就业状况明显改善时才有可能进行政策微调,并预期在通过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相关的政策信号。

  货币政策料走向稳健或中性

  报道称,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判断,鉴于中国资产价格可能上涨过快、物价水平上升压力较大,同时境外资金可能加速流入,产能过剩进一步突显,预计货币政策将会从适度宽松逐步走向稳健或中性。准备金率将视存贷款状况、特别是外汇占款情况小幅调高。利率调整将较为谨慎,明年一季度保持稳定,二季后有小幅提高一次、27个基点的可能。

  央视国际也报道,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如何定调明年的货币政策的问题,受访学者及分析师都认为目前的扩张性政策将会紧缩,只是“积极转中性”或是“维稳加微调”的不同而已。

  《瞭望》新闻周刊也刊登署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刘满平的文章指出,当前还不是退出时机,明年二季度末可能是刺激政策退出的时间窗口,但退出也应微幅、逐步,避免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而某些政策甚至不用等到明年第二季度,在近期就可以考虑进行某些调整。

  《上海证券报》报道,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警告,当前全球流动性极度泛滥,如果人民币突然升值,必然会带来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使得中国流动性进一步失控,对中国货币政策造成干扰,还可能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迫使中国央行采取更加果断、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出现第二次探底。这对于这一轮全球经济复苏将是最大的失策。 ▲ 来源: 明报


中国需调整政策 稳定未来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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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7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我国计划生育是一项我国基本国策,但是它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需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努力。

  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 中央曾设想2010年后调整人口政策

  1970年全国总人口规模超过8亿。1971年中国政府(指国务院)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5年,毛泽东指出:人口非控制不行。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晚、稀、少
”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党中央决定实行更加严格的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党中央的决策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二是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到总数的65%,之后每年平均将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婚育期,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每对夫妇的生育数量。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这一代人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重要贡献和牺牲,“舍小家,顾国家”。30年后我们需要根据党中央的战略设想和对人民的政治承诺,适时、灵活、稳健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再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的实际生育率略有上升、接近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让以后几代人既可以“顾小家”,又可以“顾国家”。从长远来看,可以逐步实现中国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总人口规模的稳定。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

  为何需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在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人,而后便持续下降,2008年的时候减少到2.52亿人,比1995年减少了24.6%,占总人口比例的19.0%。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人,高出中国近50%,这意味着15 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比中国高出近50%。这就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趋势。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之间也会达到最高峰,大约9.23亿人,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大约要比印度少2.44亿人。

  进入21世纪,我国在人口问题方面同时出现两个新的发展挑战:一个是加速的“少子化”,即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第二个是加速的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 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21.9%)。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 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实现资源和能源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并且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过程中,能源和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适当增加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比例,也能够缓解国内的生态压力,减少国内枯竭型资源的开采,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实际上从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 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着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首先从人力资源优势来看,2005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8.5年,同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为8.81亿人,累积了74.89亿人.年的总人力资本,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其次从人才优势来看,2008年我国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达到了8400万人,2020年有希望发展到1.5亿人,2050年甚至有可能进一步达到3亿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国从事研究与开发(R&D)的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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