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各国海军分区护航倡议有望今年实施

　　香港商报报道，何亚非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奥巴马就任已近1年，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总体平稳。这里有双方领导人的努力、两国各界的努力。特别是去年，两国领导人建立了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去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中美两国联合声明又往前走了一步，双方要努力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说明两国的利益非常紧密。

　　何亚非指，中美两国因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也不同，还有很多问题、分歧。至于今年需谨慎认真应对的3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关系就有可能受到冲击。

　　谷歌事件无碍中美关系

　　在谈到最近的“谷歌事件”时，何亚非强调，此事不应与两国政府和两国关系挂钩，否则就是过度解读。

　　他重申中国政府的立场，即中国政府欢迎外国网际网路企业来华发展，但其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至于网络监管问题，何亚非称，网络监管事关国家安全，这很正常。

　　希拉莉批评网上攻击

　　另外，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周四也发表演说，她表示，任何国家或个人发动网上攻击，均需面对后果及国际谴责。她还说，全球现在已经互相连结在一起，攻击任何一个国家网络，即是攻击所有国家的网络。 ▲

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119.shtml

[郑永年]　（2010-01-19）从改革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如何缺失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政府官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进入”、“市场豁免”和“市场退出”。

改革并非一定要剥夺官员的利益的，而是要使他们认识到，一种既利己也利人的方法会更有效，也更能持久。……必须看到，中国的社会稳定正在因为社会政策的缺失而失去坚实的基础，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现存官员和富人的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

　　单相面的以GDP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既为中国带来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造成了无穷的社会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社会抗议甚至暴力行为，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互相关联的现象。

　　中国社会对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的呼声已久，而社会政策的改革在多年来也是政府的主要议程。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这也是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内容。再者，在任何社会，社会政策的改革需要很大的财力。而财力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有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有丰富的财政收入。就是说，中国不缺钱。当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美国）为社会政策的改革（如医疗改革）而为钱发愁时，中国的问题则是有钱但用不到社会政策上去。

　　很显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新政策取向的确立，国家财富的丰足，中国都具备了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但是，现实的情况则是改革阻力重重，停滞不前。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缺少动力，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是纸面文章。

中国政府为何缺少改革动力

　　为什么社会改革那么困难？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改革者。即使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但社会动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就是说社会（或者其所造就的社会运动）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任何的社会政策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改革者。在中国，现实地说，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众多具有具体利益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也就是学界经常所说的政府代理人。

　　要回答政府缺少改革动力的问题，考量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改革的推行者的动力机制不失为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些人具备改革的动力，那么就会去推进改革；如果这些人缺少改革动力，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进改革；而如果改革有悖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从改革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如何缺失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和其他市场社会一样，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和市场分不开。发展和增长是市场的产物，发展和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和市场有关。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纠正市场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政府官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进入”、“市场豁免”和“市场退出”。

市场进入、豁免与退出

　　“市场进入”非常重要。大多数财富都在市场产生，进入市场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市场在理论是一个平面，但其组织具有非常大的等级性。所有人都生活在市场社会里，但只有很少数是市场的组织者。而这些组织者往往操控着市场的运作。在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往往扮演了市场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因为拥有国家权力，权力就是“市场进入” 的门票。政府组织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为一个集团组织市场，例如庞大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是尽人皆知的。国有企业内部的高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政府官员个人可以通过“寻租”方式和商界发生关联，成为共同的市场组织者而获取或者分享利益。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转业”到商界，成为商人后“借用”原来的政府关系获取利益。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是中国社会中从市场改制获取利益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获得市场巨大利益的同时，政府官员也享受着市场“豁免权”。所谓的“豁免权”，就是说政府官员用不着承担市场的风险和其所产生的一些列负面效应。这大多是因为官员所处的是一个独立于市场的体制，有各种制度包括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等来免受市场的影响。资本家和商人须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在市场所取得的财富再通过市场购买各种安全保障，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承担市场化体系所提供的服务。相比之下，在市场上打拼和求得生存的大多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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