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后世领导人的10点警告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12/73/24/6_1.html
警告十 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P176~177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P237~240）
今 日 看 点 : 2010-08–25 ▲◆★●■☆
中国新一轮海归潮即将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008/news-gb2312-1149608.html
李默然：不能把庸俗低俗媚俗当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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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8/24/2208946_0.shtml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拟推五年规划“转型”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8/24/2219178_0.shtml
中国应多想想美国是如何搞垮日本的
http://www.ddhw.com/viewheadlinenews.aspx?topic_id=1000&msg_id=101407
中国的地方行政改革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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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台政策从“防独”转向“防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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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海归潮即将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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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于 2010-08-23 中国新一轮海归潮即将来临 呼唤人才认识革命 中国青年报
最近在美国硅谷的一次宣讲会，被中关村管委会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主任颜梅津津乐道。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周云帆率队远赴东京、多伦多等多地进行政策宣讲，对接海归。在美国硅谷的宣讲会，一下子来了近百人。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出国人员都已经多次回国考察了，对中关村都相当了解，对创新项目、开办公司的过程考虑得已经非常成熟。
新一轮海归热潮正在涌动，而“回归本土，中国机会”，已成为这一轮归国潮中的两个关键词。
教育部一组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年留学回国人数10.8万人，同比增长56.2%%，“近几年，我国留学归国人数几乎每三年翻一番”。
新一轮海归潮来临，我们准备好了吗？海归们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怎样的环境能让他们安心在中国发展？
☆“课题经费管理防贼甚于选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博士一直在“贩卖”一个观点—-吸引海归的关键是如何区分筛选真正需要的人才，付出与之匹配的国际市场的价格和后续发展的价格。
让这位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感到遗憾的是，几年过去了，“42号的脚还是穿着37号的鞋”。
在美国求学、任教20载，王晓东博士对于科学研究关键一环—-国内的课题经费管理体制难以理解：目前的国内科研经费都是按项目发下来的，项目的审核细致到每个实验里需要用几瓶试剂，并且明确要求“打酱油的钱不能去买盐”。
由此出现的一个怪现状是：有的科研院所账上的钱上亿元，但就是没钱发工资、聘助手。
事实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很多因素难以预见，事先的各种设想最后都会出现偏离，而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一个再优秀的科学家浑身是力也使不出。
一位在美国求学任教多年的教授介绍，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水电费每年就要30万元，按照目前国内高校规定，学校不仅不会出这个钱，而且还要对实验室收费。但是申请国家项目基金中也没有这一项内容，科研人员只好花去大量精力，想办法在每个课题经费中找空间，还不得不考虑到处申请课题的可能性—-“不出去申请课题，明年在哪里办公？”
有意思的是，一些填进表格明显超支的预算，学校明明一眼就能看穿也会理解和默许这一做法，“这在国外多么荒谬，但就真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做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同样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课题经费下拨的延后性：年初的预算项目，该用钱时没钱；快到年末时钱终于来了，但规定必须在年末花完，否则就被收回去，有些教授为此不得不满街找发票。
王晓东认为，这样的经费管理模式无疑是为了“防贼的”，这是社会诚信丧失的代价，但是由此带来的恶果则是“优秀的人才和成果冒出来的几率少了很多”。
王晓东在国外大学每年的经费也有数百万元，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科学家对于经费处理的自由度有限，但是毕竟有些自由度。”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乱花钱，会计会一笔一笔地算账，而且还会有审计。
王晓东说，事实上，在美国的科研院所，一个普适的规则就是，“要留住最好的科学家，就要给他自由支配的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海归人士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科研管理经费，都是从官员的角度出发，缺乏科学家的参与，很多指标变成了数数，方便了管理，却抹杀了科学的规律。”
☆“科研经费里要有给人的钱”
位于北京的中科院众多研究所，不少办公楼对面就是外企的研究院。优秀的研究人员从这扇门走向另一扇门，仅仅是几步之遥。
如何留住人才？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认为，需要从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上反思，在英美等国的科研经费支出中，科研人工成本超过50%，而我国政府科研计划经费却不能用于人员的支出，这不利于科技人才的国际竞争，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以当前科研院所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最大生活困难住房为例，方新看到，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人才，给什么样的优惠待遇也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安居才能乐业，没房住让他们怎么办？”
“人工成本偏低不是我国经费不足。”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陈杰研究员介绍，早在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甚至已经超过屡屡摘取诺贝尔奖的日本，近年来更是每年都在大幅增长。
但投入和产出比如何？陈杰认为，一些见诸报端的情况反映是不理想，从“钱学森之问”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一斑，“这正说明钱没用到刀刃上。”
一大关键就是国内看重的是投向物而不是投向人。
陈杰以自己熟知的芯片研发举例，总体的投资是500万元，但国内可能不到5%%，即不到25万元用在科技人员上，剩下的钱按规定买设备去了。陈杰凭经验估计，“在芯片设计相关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至少60%%以上科研经费流入国外几家测试公司。”
陈杰注意到，这其中很多设备是重复投资。在国外，设备是国家财产。比如东京大学的设备，其他大学也可以用。我们国家设备很多成了一个单位的私有财产，一台上百万元的仪器，一个城市里可能每个学校都有，其实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科研仪器有一个更新换代的周期，时间一长只会成为一堆破铜烂铁。
陈杰认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有收入无法保证科研人员安心做学问，需要聘用的合适人才只能以廉价研究生劳动力替代，研究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日本国立大学教授的年薪大约是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研究经费只有20多万人民币，但是从 2004年至2009年，在应用基础科学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名一直处于世界第一位，拥有几十位可能随时拿诺贝尔奖的科研人员。其中的奥秘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而是日本的教授可以安闲自在地从事自己所喜欢的科研工作，不受干扰长期潜心研究。这种科研氛围，不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才算奇怪。”
“但在国内，一个教授不仅要为维持实验室的运营费用、人员工资、各种考评检查犯愁，而且自己的那点工资也不能保证一家人生活无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家投入更多的科研经费(大部分用于买设备和材料了)，也很难出现一流的人才和一流的创新成果。”
“设备也需要，但关键还是人”，陈杰在日本做副教授时，一年工资是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科研经费只有15万元人民币，也做出了不少在国际上很好的成果。
而国内有些教授拿数百万元的经费，个人收入只有10万元左右，其他全部买设备了。
“在国外，一流的人才，即使使用二流、三流的设备，也能做出一流的成果；反过来，如果人才是二流、三流的，即使让他使用一流的设备，也很难取得一流的成果。国内本来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让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为养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为养家糊口分心，不能潜心从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吗？”陈杰对此充满疑虑。
一位业内专家则介绍，由此出现的怪圈就是，国家给教授的月工资是七八千元左右，社会上传出则是一些教授年年买套房，“863、973项目不让用在全资工作人员身上，一些人只好拼命的搞项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带长期行走，利益的诱惑自然让一些人走向歪门邪道，最终国家投入越多收获可能越少。”▲◆★●■☆
李默然：不能把庸俗低俗媚俗当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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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2010年北京8月24日电／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李默然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说，“发行量、收视率、票房收入、销售额等可以作为衡量文化产品社会影响的指标，但决不能当成唯一指标。对这些数字的过度追求，将会误导舞台艺术‘货币化发展’，导致舞台艺术为了迎合市场而忽略对思想内容的追求，从而使高雅艺术流于低俗、媚俗甚至庸俗，给舞台艺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很少有人能像李默然这样保持这么久远的艺术青春。今年，李默然已经83岁了，依然在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殚精竭虑。他认真学习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反覆研读李长春同志正确认识处理文化建设10大关系的论述，感觉讲得很到位，很受鼓舞。谈到当前文化艺术界现状，李默然认为有“三个不应该”：一是不应该把具有多功能的文艺工作推引到单纯娱乐的境地；二是不能把庸俗、低俗、媚俗当通俗；三是不应该对沸腾的生活视而不见，到故纸堆里去找素材。
当年，李默然出演《甲午风云》一片中的邓世昌，他把辫子一甩，紧紧缠在脖子上，手握舵把，二目喷火，驾驶致远号向敌舰撞去的画面，至今让人热血沸腾；他说的那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至今仍如黄钟大吕，令人荡气回肠。
“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娱乐功能，但是，只有娱乐功能的表演不足以称之为艺术，艺术必须承载诸如社会、教育以及审美等多项功能。”李默然告诉记者，“文化消费者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能观众要什么就给什么，更不能故意回避崇高、拒绝高雅、娱乐无度，必须用优秀的作品和先进的文化去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
李默然说，有人认为，反“三俗”要追根溯源，“不写不演”就堵住了源头，事实上这还不够，许多低俗的东西都是在即兴演出中兜售出来的。有关部门除了引导，还要规范。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流行着“真正二人转，零点以后看”的说法，因为零点以后的二人转低级庸俗的东西更多一些。庸俗化是西方早已摒弃的东西，我们决不应该放任自流。
“通俗不等于媚俗、低俗、庸俗，二者不可混淆。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所谓‘化人’，就是要把人的素质‘化’高，而不是带到斜路上去。”李默然坦言，“我从艺超过60年，最大的经验之一就是演员要想真正受到群众欢迎，必须要让观众‘有所得，有所获’。与其让观众前仰后合地笑完后一无所获，不如让观众在微微一笑之后，心灵感受到细微的震颤。”
近几年，尽管李默然身体并不太好，但仍走了许多地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让这位耄耋老人禁不住地感叹“生逢盛世”。然而，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他也经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从三峡大坝到青藏铁路，从磁悬浮列车到神舟飞船，从北京奥运到上海世博，这些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变成了现实，可是，反映这些波澜壮阔事件的优秀作品有几部？”李默然毫不客气地说：“一些创作者面对沸腾的生活麻木不仁，热衷于到故纸堆里找题材，胡编滥造古装戏，或者任意肢解、篡改红色经典。”今年以来，看过了《三峡人家》和《唐山大地震》，他欣慰地说，文化艺术工作者就是要这样奏黄钟、鸣大吕、颂时代。
采访临结束时，李默然语重心长地说，舞台艺术唯一可以与影视剧进行较量的地方就是能够面对面地与观众互动，因此，演员的素质与修养对传播先进文化、培养高尚情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舞台艺术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发展时期，但个别演员心态比较浮躁，在群众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他希望年轻的舞台艺术演员们能沉下心来，在艺术上有更高追求和更大进步。▲◆★●■☆
印度的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0_08/24/2208946_0.shtml
2010年08月24日 千龙网
核心提示：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尚未解密）、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历史、已经解密的中国和美国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学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对于这场战争，还有惊人的事实。最显著的原因是当时的政治领袖让印度遭受了失败。不是中国的背叛，而是当时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克里什那·梅农（VKKrishnaMenon）自以为是地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
本文摘自：千龙网，原题：《印度的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
“我记得高级将领们到我们这里来，并且给国防部写信，要这要那……如果我们有远见，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是另一种做法……印度从中国入侵中学到了这个世界容不下弱国……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这些话是当时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63年说的，当时印度刚刚在中国手中尝到耻辱性的失败。作为一个一直用自己乌托邦式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的领导人来说，这场失败犹如醍醐灌顶。
1962年边境战争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在国际政治中，弱国毫无立锥之地。
印度官方历史中这么形容中印之间的那场边境战争：“1962年的事件也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产生了显著变化，带来了更多的现实主义。”
印中战争让印度开了眼，但即使45年之后，印度人依然没有意识到导致自己失败的环境和原因。流行的看法是中国背叛了印度的信任，袭击我们在拉达克（Ladakh）和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FrontierAgency）的防线。
但政府对这次战败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