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其实很尴尬

　核心提示：在王良恩检查交代期间，我们曾几次同他谈话，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要他正确对待。他也向我们表示过，同志们对他的帮助是热情的、诚恳的。我们对他有可能交代问题、改正错误的一面，考虑得多一些，对他罪行严重，可能发生问题的一面估计不足。虽然也作了些安排，布置了工作，但措施不力，落实不够，警惕性不高，思想上麻痹……

　　可见，王良恩至死都不承认他与林彪集团有什么深层的关系。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经查证，确实没有王良恩和林彪集团勾结、参与阴谋活动的证据。显然，无力辩白以死鸣冤是他的主要自杀动机。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口述：邬吉成，整理：王凡，原题：《王良恩事件始末》

　　邬吉成（1927~2006）曾担任毛泽东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及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王凡纪实作家、文史学者，1990年代以来连续出版《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等著作，一些作品曾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中南海的“词典”。

　　毛主席所说的“反革命的简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内引起了涟漪，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涟漪荡起层层波澜，以致发生了让我大为吃惊的事，这就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突然自杀。

　　我任职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自杀，这在我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此事发生在林彪出逃坠机1年零4个月后的1973年1月，就我知道的情况，根由与庐山会议期间及此前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有关。但王良恩究竟为什么作出这种极端的选择，不光是我，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他有过接触的许多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内发生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在“文革”中经历的一件极不寻常的事。特别是王良恩之死一直被称为是个“谜”，所以这里多披露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给对此有兴趣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和材料。

　在庐山会议上出的华北组六号简报，毛主席曾称之为“反革命的简报”。这样一定性，主管会议日常工作特别是会议记录和简报编辑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就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

　　我在追忆庐山会议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汪东兴受蒙蔽发了一通言，这个发言就登在六号简报上。毛主席看了简报，批评了汪东兴。汪因此做了几次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安在了他的头上。

　　中央开会出简报，历来是中央办公厅的事，庐山会议期间的简报印发自然也不例外，具体负责人是王良恩。但王良恩还有一个直接上级，即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会议前王良恩曾在周总理那里和汪东兴一起商量过出简报的事，王提议出综合简报，但周总理和汪东兴都主张分组出。

　　在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印发流程登记上，有组长李雪峰，副组长解学恭、吴德的签名，也有王良恩履行的手续。据王良恩的子女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总理主持的预备会议上规定，各组讨论后，只要组长、副组长签字，大会秘书处就可以出简报……”但不知他们的这种说法有无档案依据，是否源自真正的知情者。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中央办公厅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王良恩似乎与林彪集团有扯不清干系的一些疑点被提了出来，对他进行的 “批评帮助”也逐步升级。1973年1月3日至8日，相继开了四天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主要围绕王良恩与六号简报的联系，与林彪集团的关系及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进一步的揭发。会议地点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常委会会议室。

　　汪东兴：“主要是对良恩同志进行批评”

　　在1973年1月3日的会议上，主持人汪东兴首先对中央办公厅的揭批运动做了一番布置。他说：批林整风，各单位重新学习了。临时党委批林整风还要继续进行。这次又发现良恩同志犯了错误，做了两次检查，也是路线方向错误。对良恩同志还是按毛主席指示，犯了错误就改正。中央指示：办公厅就是批林结合实际，因此在我们这里就是批林整风，主要是批林。要反复读毛主席在外地巡视等讲话。

　　他针对中央办公厅内部的情况说：林贼的流毒在我们办公厅有，如中央警卫团战士中毒很深。阶级斗争不仅可以反映到我们队伍内部，也可以反映到我们在座的同志中。想开几次会，主要是对良恩同志进行批评，也可以联系到我们单位，如警卫处，还有秘书处等单位个别人的问题，也要开点会进行一下帮助。要成立一个运动的简报组。

　　汪东兴说完，紧接着，王良恩就做起了检讨。他说：“我列席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后，我在批陈整风汇报会时做过一些检讨。”他认为他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五点（以下是王良恩的发言）：

　　一、没有识破林彪、陈伯达的阴谋，听信了他们的谣言诡辩。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跟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支持林彪当副主席，但当时表明了最后要听毛主席的。

　　二、陈、李（李雪峰）反革命六号简报，毛主席及时察觉了，纠正了会议的方向。我是负责会议简报工作的。因会议不长，我建议出综合简报。总理、东兴决定分组出简报。

　　反革命六号简报如何出笼的？当时我参加东北组会议，晚11时到秘书组，我看了简报。当时就听到有些组气氛较紧张，特别是中南组，叶群还发了言，引了语录。处理时应该谨慎，有汪东兴、陈伯达的发言，没有送审。为反革命六号简报的印发开了绿灯，是阶级觉悟低的表现。

　三、九届二中全会时，政治局常委带什么人由他们自己定，陈伯达带了政治研究室的某某某等人。29日陈秘书打了个电话说某某某他们没有事了，要先走。我就同意他们下了山。

　　四、我的两个小孩子当兵的事。叶群有一次突然来了个电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她说有小孩当兵的没有，我说有几个。她说可以放到部队锻炼。

　　五、12月6日，我看到几个同志给毛主席写的批林彪的信（记录原文如此，大概是没听清楚，记录有误，似应为支持林彪的信——作者注），不知怎么弄到林彪那里去了。看后进行了查问。总理曾问我给他们转过信没有，我总觉得这是个事。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不应该看批件；第二不应该查问洪雪竹同志。我们没有给林转过信。我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过去不认识，就是调到中央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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