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

易经给我们的64个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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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感悟:随机应变开阔视野—-灵活变通

 

要学会相互沟通,相互促进,不断拓宽视野。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长远的眼光,就会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守旧,就会落后。

 

今 日 看 点 : 2011-02-20 ▲◆★●■☆

 

中国和印度脱贫之路:印度为什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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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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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能承载多少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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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20年后:中国人,为什么关注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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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脱贫之路:印度为什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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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20   作者: 徐滇庆

  早在1964年,联合国就提出“向贫穷宣战”,并且在1999年公布了消除贫穷的《千年发展计划》。可是,至今全球还有40%以上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每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终结贫穷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可是,如何才能终结贫穷?尚需认真探讨、摸索终结贫穷的道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率先摆脱了贫穷。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相继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出现的变化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的斗志。人们特别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这两个国家人口众多,如果它们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有些意外的结论:中国和印度走的是两条路。中国的路是正确的,非常遗憾,印度走错了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和印度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30年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印度一倍多,各项经济指标都将印度抛在身后。如果印度不能及时改变发展战略,那么印度非但不能赶上中国,两国之间的差距也许会越来越大。

  必须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发展战略

  在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结果,两国领导人赶超先进国家的良好愿望都落空了。赶超战略留下的惯性思维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穷国在经济发展上很容易犯急性病。如果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政府必然要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为了给资本密集型产业筹集资金,就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控制经济。一旦开始控制,就很难刹车,最后很可能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很可能欲速而不达。

  实践证明,必须充分发挥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才能取得长期、显着的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必须加速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印度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下大气力发展能够创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果印度能够摆脱贫穷,肯定可以为那些穷国树立榜样,提供借鉴

  绝对不要过度依赖外部经济援助

  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往往过度强调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却没有告诉穷国,资金从何而来?萨克斯等人极力主张增加外援,帮助穷国脱贫。实践证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外援可以起到显着的作用。可是,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些作用,也很难帮助穷国跳出贫穷陷阱。事实上,中国获得的外援远远不如印度,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

  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外援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第一,外国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

    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土壤。

    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

       在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促进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人口陷阱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人口分布拟合线的负斜率可以被视为“人口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印两国人口结构最显着的区别在于,印度人口分布拟合线斜率为负,而中国为正。由于中国不存在人口陷阱,人口扰动在逐年变小,在度过新增人口高峰之后,只要能不断开拓就业门路,中国就业压力有可能获得缓解。

  “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有利条件。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人口红利”。印度必须非常警惕,千万不要坠入人口陷阱。

  只有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才能促进整体竞争力

  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四小龙”比较类似,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印度的农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也居高不下,甚至出乎意料地出现回升。这说明印度就业非常困难。跳跃式发展使得印度没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众多的人口非但没有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拖累了整体的竞争力。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必然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在低水平上徘徊,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贫穷。

  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总量增加很快,而且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迅速上升。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不降反升,说明印度的工业制成品缺乏竞争力,不仅阻碍了印度扩大出口,并且导致出口结构的倒退。

  印度在高科技服务外包上取得很大进展。可是,脱离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走不远。印度模式并不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印度的实验能否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绝对不能让贪污腐败制度化

  最近几年,印度的清廉指数有所上升。

  由统计数据可见:

    第一,穷国的腐败比富国更严重;

    第二,贪污腐败和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贪污腐败突然恶化与经济体制变革有关。

    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寻租的空间很小。中国和印度都属于计划和市场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类型,难怪都存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国和印度的寻租、腐败都来源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政府控制越多,寻租的空间就越大。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寻租和腐败。出现寻租并不可怕,但是绝对不能让寻租制度化。一旦制度化了,再要治理,难度和成本会很高。整治寻租的最佳方式是加速改革,限制政府,政企分开。来源: 人民论坛▲◆★●■☆


中国人口未富先老成十二五最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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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20  聚焦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昨在京举行 有专家在会上强调——

  “未富先老”将成“十二五”重要挑战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于昨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本届年会题为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在昨日的论坛中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成为与会专家聚焦的重要议题。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昨日的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老龄化比例高

  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提及人口老龄化,我们过去更多的作为一般现象来看待,其实,其背后有更多的含义,特别是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蔡昉在昨日的论坛上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 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他说,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也就是说,是发展阶段造成了人口转变阶段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非某一项政策造成,所以调控政策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10年或20年后,我们的参照对象为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他们比我们并不老,甚至还相对年轻,最关键的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窗口。”

  蔡昉说,“先老意味着要素发生变化,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也意味着我们丧失原来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是说,我们不会再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面临着尴尬境地,这时比较优势不显著,我们需要进行选择。”

  城市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表示,工业化进程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按目前分析数据,如果计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尽管他们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长,但其收入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照此不应出现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

  “但现在,确实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个悖论?”他说,此悖论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工业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劳动力进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他表示,用各种方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这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

  分析物价上涨应考虑四因素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昨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对于物价上涨,应从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及类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虑。

  李扬认为,其一是市场结构问题,一般是从宏观角度去分析,但反过来也要找找宏观经济现象基础,比如,这一年来的市场参与度如何?交易合约怎么设计的?程序怎么样?对价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外,就是从国际传播的因素来考虑。此前被强烈关注的石油涨价问题,实际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动因素以及类金融化问题,比如,金融资本炒作,对物价产生的影响。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则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货币确实面临着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他认为流动性过剩有两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造成贷款、M2增长过快,在情况变化后,一些过度发放的流动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两年有些外资包括热钱的流入,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外汇储备的增加,这也意味着国内流动性的增长,因此,要适当对冲掉这些新增的流动性。

  李稻葵:房产限购应淡化户籍色彩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表示,国内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对于改革在当前情势下遇到的瓶颈,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说,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调动部分基层。需要通过基层感受来设计新机制改革。

  改革应从基层做起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应从基层做起,学术界应从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并通过一系列安排过渡到合适的制度。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则表示,“十二五”动力源于改革。他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改革。

  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

  李稻葵表示,房地产限购应该从局部的资本管制这个角度来理解,而一个十分重要的隐患却是户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带,“北京市的房产限购政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户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户籍存在灰色市场和灰色价格是一个大家都清楚的事实。”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购,就是把从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倒买倒卖户籍的人手里,这样投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议将限购作为过渡手段来坚持,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体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淡化户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实际标准,时间也不一定要很长,两年应该够了。”

  龙永图:应给予内外需求同等待遇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我的观点是不要把出口问题中的减少出口问题当成调结构、转方式的主要目的,没这个必要。”龙永图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说道。

  龙永图表示,现在一谈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就觉得像是拿自己开刀,减少投资,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想刻意减少出口,这已经形成一种国际潮流了。不要形势好的时候骂出口;形势坏的时候,或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又向出口来要效益、要增长。市场丢了再要拿回来是很困难的。”

  “以后能不能把‘三驾马车’搞成两驾,一个投资、一个需求。”龙永图认为,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深入和关税减少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应当将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分开,并给予两种需求同等的国民待遇。

  在他看来,出口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海外投资增加了,“给予内需和出口机遇同等的国民待遇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搞清这个观点对于改善中国的整体出口环境将有很大帮助。”

  此外,龙还认为,在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之前,中国的内需是一个幻想,还是得靠国际市场。

  刘伟:面临通胀和滞胀双重压力

  本报北京讯 (记者赵琳琳、张莹、柳建云)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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