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重陷危机是好事?

值得一辈子珍藏的【生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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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一个人生的观光客吧,说到底只要与人为善,以德服人,离是非远点,靠家人近点,便有了心安,有了惬意,乐观的心态来自宽容,来自大度,来自善解人意,来自与世无争。坏心情是失眠时折磨出来的,其实现实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糟糕,生命有高峰也有低谷,根本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

 

今 日 看 点 : 2011-0629▲◆★●■☆

 

中共须清醒认识当前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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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重陷危机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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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明年首飞 起飞重量超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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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强调:增强忧患意识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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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京沪高铁挣不了钱 中国铁路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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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中共的领导权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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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须清醒认识当前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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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9)北京特派员韩咏红 报道

  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包心鉴最近接受本报专访,在肯定中国共产党9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讳言面对中国问题不能光说好话,许多的地方群体性事件表面看像老百姓在争取某个利益,背后其实隐藏着民众对体制的不满。

  包心鉴说:“必须清楚认识到,当前出现的是一个政治危机。”

  今年61岁,在中共建国同年出生的包心鉴现为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理论研究会专职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氛围最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包心鉴即因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研究而在理论界名噪一时。他于1987年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概念,1990年代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论》 专著,并一直对此深入研究。与大多自由派学者不同,他是在以共产党执政为前提,并且掌握扎实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的问题。

  针对国内政治现状,包心鉴认为,从文革结束、1978年三中全会至今,中共在理论上依然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力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自2007年中共十七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确实有点放缓,政改话题变得敏感起来。同时,权力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国企高管进入党政“危险系数”太大

  究其原因,包心鉴认为,首先是由于原有的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没有冲破,这个体制再与各种各样利益集团结合,对资源的垄断效应就被进一步强化。2007年以后政改出现停滞,他相信利益集团起了很大作用。

他对目前国企高管纷纷进入党政队伍,感到尤为忧虑。他指出,虽然西方国家也有企业家进入政界,在某种意义上为集团利益代言,但是西方多党制的环境能够让利益集团的行为受到制约。一党制的环境下,利益集团跟政权结合的“危险系数”就太大了。
  他以近年曝光的腐败案为例说:“青岛前市委书记杜世成与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的腐败,就是中石化这个利益集团和地方权力的结合,杜世成掌握土地,中石化有钱,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很容易出问题。”

知识界进入理论误区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被强化的另一原因,是知识界进入一个理论误区。经过2008年抗震救灾、北京奥运、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以后,高层以及国内外一批学者更为相信“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举国体制的深化提供了合理依据。

  他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是个伪命题。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通过高度集权来配置和使用国家的公共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集权办大事是两个概念,但是很多人把‘集中力量’变成是集权,这是很可怕的。民主集中制现在偏重于集中,民主变成虚幻的东西了。”

  为一个奥运开幕式,中国投入了数亿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约为1918万新元),上海主办世博,包括市容改造等工程花了几千亿,奥运会后山东主办全运会,广州有亚运会,这些大型项目接踵而来,挤压民生事业的资源。另一方面,现行的财税体制也是导致资源往上集中,中央政府对老百姓承诺发展多项民生事业,但是到了地方,省级、市级的财力还可以,到了县级政府,资金就捉襟见肘。以经济大省山东为例,许多县也仅仅是能够解决基本发展问题,比解决温饱高一个层次而已。

  包心鉴说:“现在有句话叫“上面有钱,下面没钱。”或者:“上面请客,下面买单。”

  中国建设比美国更好的高速公路、铁路基础设施,也与中国发展阶段不相符合。他说:“超前消费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密切的关系。”

  “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讲党政分开,党委书记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他也批评过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在是权力有一点太高度集中。”

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体制

  对于中国改革的入手点,包心鉴的答案也很明确:首先要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发扬民主。这也与中共反腐败的需要密切相关。

  包心鉴去年曾在中央党校出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不仅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仍严重存在,而且不少企事业单位甚至高等院校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化倾向。学术行政化、行政集权化,导致一些所谓‘清水衙门’腐败现象也易发多发。”

  他主张扩大基层民主,提高选举民主的广度与质量;在干部选拔方面逐步推广普选制,并且鼓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支持公民社会发展。

  他直言,当前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带有某种虚假性。近年中央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上加大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是选人用人依然存在悖离民意的漏洞。

  建立比较严密的权力制约体系,也是治理腐败的必要途径。包心鉴指出,如何反腐,国内出现三种意见:道德反腐,严刑峻法,制度反腐。他认为前两种做法都存在偏颇。严刑峻法,按古代法家做法就是杀头,但历史证明杀了一个贪官,大有后来人。

  至于道德反腐,包心鉴批评道:“高级领导干部,他不是不懂道理,他道理懂得比谁都多。因为道德很简单,你的权力是来自老百姓的,还需要学吗?还需要跑到延安跑到井冈山去参观吗?到干部学院去过了七天俭朴生活,回到本单位照样花天酒地,这不是两面派吗?”

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

  纵使前路困难重重,包心鉴对中国改革的前景依然乐观。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危机驱动型”特质的了解上。

  他说:“将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挡也挡不住,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光靠目前这种高成本的维稳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他坚持,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党内问题与公信力流失的危机。中国社会当前出现了冷漠、受挫、炒作等心态,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国家前途的心态很冷漠,只想着赚钱;另一些人感觉受挫;还有人则是在起哄、将弊端当成优点进行炒作。包心鉴尤其反对唱太多赞歌,坚信中国还是要潜心谋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改革问题。
  他说:“我觉得有些人头脑发热,中国还是应该深思一下邓小平讲的,韬光养晦,集中力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邓小平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解决民生,两者相辅相成的。只有发展,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离开了发展谈民生,那是对老百姓开口头支票。”

  “尽管办了几个大会,应对了汶川大地震、金融危机,也没有这样骄傲的。用胡锦涛话来讲,我们还有1亿5000万人还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人均GDP才4000美元(约4969新元),这个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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