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教授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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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视力本有两种功能：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另一个是向内来，无限深刻地去发现内心。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

▲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

 

今 日 看 点 : 2011-10–25▲◆★●■☆

 

中国铁路建设大停工或威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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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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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放弃中东 战略赌注下在中国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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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对南海五条政策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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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朝鲜半岛展开新的外交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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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良格”海试不顺利 中国航母工程技术瓶颈多

http://phtv.ifeng.com/program/jqgcs/detail_2011_10/24/10094175_0.shtml

 

 

中国铁路建设大停工或威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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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3 : 由于受到国家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7月温州动车意外事故的影响，中国的铁路建设单位被迫暂停一万多公里的铁路建设。这显示中国曾一度引以为傲的高速铁路工程，目前正在减速，甚至处于休眠状态。近日更爆出部分省份因无法支付民工工资而导致数千起骚乱事件。

　　中国铁路承建商之一的中铁隧道集团的副总工程师王梦恕19日表示，今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直接造成了这次政策的转变，在该次意外中，一共有40人死亡，接近200人受伤，是全球迄今造成死亡人数最高的高速铁路事故。他说，停工的项目中，大概有一半就是列车运行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高铁项目。

　　中华铁道网在今年8月份对23个铁路建设公司进行了调查显示，今年铁路工程处于停工、半停工和进展缓慢的占到70%。而王梦恕称，据他了解，情况比上述调查结果更严峻，约九成项目都已停工、半停工或缓建。全国范围内停工的铁路项目里程在1万公里以上，其中隧道里程约占5，400公里。

　　有关专家们认为，有鉴高铁项目负债率高、技术程度以及已完成铁路扩张计划的能力，已引起部分放贷银行的戒心，立场转趋谨慎，而7月份的动车意外，更令人对高铁工程的未来产生了质疑。由此造成的结果之一是，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对向中国的铁路项目提供资金一事感到更加担忧。

　　资金短缺导致工程单位停止支付工人工资和拖欠供应商的建造材料费。一些省份两三个月来都没钱向建筑公司付款，个别项目全部或部分停建。王梦恕坦诚，“包括中铁隧道集团在内的铁路建筑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问题，我们难以向农民工和自己公司员工支付工资，也难以向水泥、钢铁和其他材料供应商付款。”

　　铁路项目大面积停工引发连锁反应。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在编的工人，都面临停工、拿不到工资的局面。中华铁道网的调查显示，铁路建设一线职工的工资有半数未按时发放。

　　王梦恕说，估计全国铁路项目雇用了约600万农民工，“以一家三口计算，影响的就是1，800万人口的生活。”而如果问题不能马上得到合理解决，很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他指出，已经发生了数千起工人骚乱事件，比如农民工阻住公司大门或道路。

　　为了缓解资金吃紧的局面，今年以来，铁道部已在债券市场发行的超短融券、短融券、中票累计金额达1，400亿元人民币（约合219亿美元）。10月12日，铁道部再发行200亿元人民币债券。而一位接近铁道部的人士透露称，铁道部已获得国家拨款、银行贷款2，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应对当前的紧急状况。但该消息尚未获得官方证实。来源: 网讯▲◆★●■☆

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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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0-24  中共承担换届重任的十八大渐近，中国执政党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将由第五代领导核心取代，中国政坛派系之争的话题再度被炒热。对于派系的存在，中共的缔造者及最重要的领导者毛泽东并不讳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他的著名论断。

　　通常认为，派系，是权力的衍生品。派系激化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催生派系。中共从她创建初期，党内斗争几乎没有中断。例如中共历史上被定性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政治思想路线的主张不同，大都形成组织上派系的不同。这些“路线斗争”几乎贯穿于中共夺权时期到文革结束。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一次斗争都可以看到党内派系斗争的影子。

　　权斗不能解释中共所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即使是党内斗争曾十分频繁的中共，“权力斗争”之说，也不能涵盖其派系的生成和组合。如果说中共内部的一切派系都同权力斗争密切相关，也不尽然。比如，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的恶劣，中共势力在全国只能形成若干互不相连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常常同中央联络困难，需独立操作，各自为战，在中共阵营中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的温床。以致中共中央多次将反“地方割据势力”、“山头主义”，作为党内整肃的主要内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军时期的所谓“中央红军”派、“地方红军”派，以及未进行长征的刘志丹的“陕甘宁”派。在抗日战争年代，不同的根据地也在中共干部中形成不同系统。如华北根据地的“太行派”（山西河北为主的太行山根据地）、坚持江南抗战的新四军派、东北抗日联军派等。中共“解放战争”时期，依据野战方面军的组成，“某野”系统的干部也在地方和军队中形成一定派系。

　　不可否认，这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派系，可以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进行权力斗争。例如林彪在同毛泽东的斗争中借用“老嫡系”38军同当年四野（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以致在“林彪事件”后，四野的势力受到最大打击。毛泽东更亲自主导“八大军区换帅”。但大部分这些派系只是一种当时中国政坛的特殊形态，更多的表现在相互沟通及任用时的亲疏上，而不是参与权力斗争。

　　学识经历背景成中共政坛生态要素：中国政坛的派系，一直受海内外关注，每每被炒作成为“权力斗争”话题是其重要原因。每临中共高层改届时更是如此。但如果只从这一种角度看待中共派系问题，就难免失之偏颇。中共今日，特别是文革结束后，不再沿用“路线斗争”概念。而且，领导核心的轮替开始显现正规化的常态，权力斗争的痕迹较之以往大大减弱，权力斗争亦不再是形成派系的主要基础。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础也不应该单一建立在“权斗”上。

　　今天谈中国政坛的派系，实际上是分析中共权力结构的“政坛生态”。更主要的是探究中共今日的官员格局以及未来可能的转变方向。其中，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会成为政坛派系纠合、组成的基础。而且可能是中国政坛新派系的重要成因。

　　为了方便理解，文中仍然会借用一些目前流行的中共政坛派系称谓，但会进行尽量合理的划分，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但很可能在将来影响中国政坛的新势力组合。这些派系分别是：太子党，团派，江派，地方实力派，精英派，中央官僚派，秘书派，清华帮、北大帮，职业官员。

　　以上两部分九类官员中，太子党、团派、江派，为时代产物，随着中国政治的清明，不会在中国政坛长期存在。地方实力派、精英派、中央官僚派、同职业官员，则应该成为今后中共政坛官员组成的重要途径。而清华帮与北大帮，则是观察中共用人科学的尺度之一。但秘书派，如果今后获得较大发展，而且真正达到“成帮结伙”，亦将标志中国政坛走向腐败。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一：太子党

　　太子党是中国历史上的称谓，现今借其作为对中国政商界中央高官子女的泛称。由于此称呼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规范，以致被滥用，成为用来吸引人们关注的名号。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关注太子党，是在于他们在当下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及作用。如果他们只是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受到的关注自然大大减弱。因此，从研究中国政坛角度，被称为太子党的前提应该是在政经方面占据了重要职位的中央高官的子女。再者，太子党应该主要涉及中共高官的第二代（多为40至50后。重要领袖的第三代也可包括在内）。这些人也是在近年开始登上重要职位。

　　太子党分类：

　　1、依父辈分

　　元老太子党：其父母通常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或中共革命时期的元老。当前的代表人物为：习近平（习仲勋子）、薄熙来（薄一波子）、俞正声（黄敬子。黄敬原名俞启威，领导过一二九运动，属中共元老。曾与江青同居）、刘源（刘少奇子）等。邓朴方（邓小平子）、邓质方（邓小平子）、胡德平（胡耀邦子）、王军（王震子）等中共元老子弟，由于未担任重要职位或已退休，所以忽略。

　　这类太子党，属于“根红苗正”的正宗品牌，身上老一代的“革命”味最浓，对“革命江山”有责任感，人生观中理想的成分也相对较高。

　　新贵太子党：其父母为中共执政后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团队成员。当前的代表人物为：胡海峰（胡锦涛子）、李小鹏（李鹏子）、李小琳（李鹏女）、朱云来（朱镕基子）、温云松（温家宝子）、江绵恒（江泽民子）等。

　　这类太子党，更多现代化精英色彩。也由于其父辈只是“坐江山”且任期有限，对国家的“革命责任感”相对较弱，而且人生态度比较现实。比元老太子党少些理想化。

　　2、依职位分

　　中央太子党：在中央、省级层面任职的，如习近平（政治局常委）、薄熙来（政治局委员）、俞正声（政治局委员）、李小鹏（李鹏子，山西副省长）。通常他们已选定政治仕途，不进则退。

　　国企太子党：在国企高层任职的，如胡海峰（胡锦涛子，清华同方威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党书记）、李小琳（李鹏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云松（温家宝子，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募集资金达10亿美元。2010年10月，为了避嫌，温云松离开新天域资本，转投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公司，不过他在新天域仍有自己的投资）。江绵恒（江泽民子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全院高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并担任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等单位的董事会成员）。这类太子党对政治若即若离。进可入政坛，退有安逸晚年。

　　金融太子党：在金融界高层任职的。如朱云来（朱镕基子，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燕来（朱镕基女，中银香港及其附属公司助理总裁）、陈元（陈云子，国家开发银行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晓鲁（陈毅子，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这类太子党对政治官场意在敬而远之，更多着意在享受“金色人生”。

　　之所以特意列出以上三方面的太子党状况，一是因为这三个领域都由党及国家掌控，云集的各类太子党最多；二者，均属政经钱权重要领地，且相互关联紧密；三，除军界外，此三地都是官场，可保老来无忧。

　　需要说明的是，在外界所称的中共“太子党”中，有些只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的女婿，严格来讲不应该包括在“太子党”中。因为他们在血缘及出身上，更多的反映为“外人”，在政治上所得到的助力通常为“借光”，难同于直系子弟。目前在政坛，这类官员最富代表性的就是王岐山（姚依林女婿，副总理）和王光亚（陈毅女婿，港澳办主任）、刘亚洲（李先念女婿，国防大学政委）、潘岳（刘华清女婿，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外界将他们囊入太子党，更多的作用大概是凑数而已。

　　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共高干子弟进入了军界。但因为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政坛派系，所以这类太子党除非进入总部一级，如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其余忽略。

　　太子党的由来及未来趋势：从目前从政的太子党可以看到，他们从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其父辈的政治资本及父辈的官场资源。这在元老太子党身上更为明显。而随着中共打江山的老一辈强人去世，太子党这种可借用的政治助力渐衰，在政坛的升迁上亦越来越不容易同其它人拉大距离。从大部分新贵太子党选择从商而非从政已可见一斑。可以预言，中共未来愈少政治强人，就愈少目前类型的政界太子党。

　　再者，中共在“家族问题”上多少是有所避忌的，虽然有一定的照顾含义，例如许多中共高干子弟相对可以比较容易进入党政军部门，但能升到相当高位，还要看本人作为，是否能在政坛站稳。所以真正能脱颖而出的可谓凤毛麟角。加之，近年中共在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及民众对官员政绩的重视，又因为互联网加剧了透明化过程，太子党靠特殊途径在政界上位的难度日益增大，最终将被迫同平民子弟在相同跑道竞争。

　　其实，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共太子党，在政坛上人数从来寥寥。且中共最重要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子女，在政坛几乎不受重用。但往往因为太子党的父辈在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派系整合中的背景及其政治能量而被外界拿来做文章，试图说明中共的“家族政治”。但随着中共权斗及强人政治的走淡，以及元老们的纷纷离世，中国政坛上的太子党应该越来越成为“珍稀品种”，他们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现象，相信在中共十九大后太子党会逐渐淡出政坛。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二：团派

　　团派原意应为由中共的重要干部储备及培育系统——共青团出身的官员。但由于其名称的产生直接涉及中共内部斗争，目前更被当做“国王的人马”介入中共换届时的权力安排，以致成为中国现今政坛上一个特定的官员团体。通常指在胡锦涛当政期间得到重用的，具有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背景的官员。

　　由来及范围：据查，团派的名称起用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期。胡耀邦曾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来在批评胡耀邦的会上，有中共元老指责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由此，“团派”之名叫开。

　　但实际上共青团人士的相互亲近、提携，由来已久。过去，由于中共队伍中存在大量的“老革命”、“老资格”，而使用和提拔官员基本遵循“论资排辈”。再加上“老人政治”，因此从共青团出来的人通常被认为“嘴上没
毛，做事不牢”，很难上位得到重用。但依团中央规定，团中央书记一般不超过45岁，35至38岁应占总数一半；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35岁；团省委书记不超40岁，副书记38岁以下；届龄者会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这批人身份尴尬，一方面被称为“后起之秀”，一方面又因为年轻、资历浅而前途无“位”。他们面对“老资格”的压力，相互之间亦“惺惺相惜”。“团中央来的”、“共青团的人”，成为他们之间的普遍身份认同，在思想感情上很容易接近为伍。

　　而文革后，邓小平力推“干部年轻化”。胡耀邦执政时，此项中共干部制度改革普遍展开，大批当年受“老革命”、“老资格”排挤的共青团干部纷纷上位得以重用。“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也因此而生。

　　胡锦涛在胡耀邦当政时期（1981—1987）的1982年至1984年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1984年至1985年接任王兆国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启立、胡锦涛、李克强，4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全部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担任中共总书记。也因此，作为“总书记”的人马，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受到关注。不可否认，这里有“任人为熟”的观念起作用。做到共青团省或团中央高层，大多在学生时代就是学生会骨干。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多年来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较少被揭贪污受贿，政治可靠度相对较高。因经同一系统培育，成长经历类似，共青团出来的人使用自己系统的干部会感到“得心应手”，比较放心。而胡锦涛对共青团背景官员的“偏爱”在圈内是有“口碑”的。他在“储君”期间，对“团官”亦颇关心。任中共总书记后，更在团派大将李源潮掌控组织部大权后，较大数量的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明显增加亦不足为怪。以此类推，在胡锦涛主政及李源潮主掌中央组织部后（2007年10月），在中央高层及被提拔为省市大员的，曾任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的官员都可以视为总书记人马的团派。

　　当前阵营：以下为当前团派在中央、部委、省市官员中的代表人物。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除中央直属机构及国务院部委外，在中央决策层和地方大员中，团派势力基本可达三分一左右

　　有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团派，主要是指1980至1990年代（之间的4位团中央第一书记分别是：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的团中央干部这一群体，包括胡锦涛、王兆国、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等中央大员以及刘奇葆、张宝顺、袁纯清等地方官，而不应无限扩展。同时认为曾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的现任省长黄华华是“团派”，毋宁说他是广东本土地方派更准确些，因为他的升迁很大程度得益于粤籍元老叶选平等，而非共青团中央的王兆国、胡锦涛等。同理，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秦光荣，其升迁更多地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熊清泉等人有关；曾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的罗保铭，则显然有曾主政天津的李瑞环（曾在韩英主掌的团中央任职，却未被列入团派）的背景。但这里大部分只提到了他们的早期任用。时至今日在其“靠山”过气后，能成为封疆大吏，也不能说其团派背景没一点作用。

　　未来趋势：从胡锦涛的用人好恶及有共青团背景的高官数量、布局看，团派可以说是在中国政坛成型最明显的政治派别。最重要的是，团派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正规来源。而且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思想束缚少，对新事物接受快，并为政尚清廉，会成为未来中共官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也由于他们容易讨青年喜欢，组织能力相对较强，具有相当的煽动能力，一旦结伙，能量极为可观。

　　然而，今天中国政坛上的团派，如果作为“总书记的人马”，其前景应同太子党类似，也属于一个时代的范畴。纵观中共历史，共青团几乎与中共同时诞生，但在以往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只是作为中共干部的来源之一及外围组织而存在。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当前，由于共青团的4位第一书记均位列中共最高决策圈，其中2人更贵为中共总书记，“任人为熟”的潜规则使团派背景一跃成为进入政坛高层的靓丽通行证。

　　那么，这一现象将会维持多久？应该主要看未来的中共主要当政者是否继续有团派背景，并是否需要该系人马维持自己的后续影响。现在看来，如果十八大上，团派的新领军人物李克强，只能位居总理，而且在党内又不够强势，团派势力将受到一定的挫折。但目前中共省级大员中6个60后的官员：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吉林书记孙政才（1963）、福建省长苏树林（1962）湖南书记周强（1960）内蒙书记胡春华（1963）新疆主席白克力（1961）。其中苏树林、周强、胡春华、白克力4个都有团派背景。如果再加上团派新生代的强力涌入，其后势不可小觑。不排除胡锦涛已从邓小平那里得到“隔代接班”真传。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三：江派

　　江派通常指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主政时，重用的中央高层官员及省市级大员。这些官员也多为同江关系密切或有特殊交往，并对江有一定的效忠度。

　　江派的形成：主要因为邓小平从江泽民开始，决定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集于一人，并强调以江为核心。这使从上海党书记一步登上中共最高权力座椅的江，得以大权独揽，享有了聚集人马建立自己治理团队的条件。这在当时，对于处在中共元老包围下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实施管理时是有利的。加之江本人的重义好施，长年跟随者及俯身效忠者均受提拔重用。很快在江周围形成了一斑人马。

　　江派当前在党政军中的势力：目前在位的中央决策层人物有：吴邦国（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主席）、贾庆林（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李长春（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政治局常委 纪委书记）、周永康（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刘云山（政治局委员 宣传部长 有共青团经历）、张德江（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部委及地方大员有：孟建柱（公安部长）、韩正（上海市长 有共青团派经历）、张高丽（天津书记）、李鸿忠（湖北书记）。

　　军方将领：徐才厚（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军委副主席）、陈炳德（总长）、贾廷安（总政副主任）。

　　需要说明的人物：孟建柱。有分析称孟2001年以前一直在上海任职，官至副书记、副市长，同江关系紧密。后因江属意陈良宇任上海书记而未选孟，致其疏远江。此属误传。孟对江十分忠心，公开宣称他就是一切听江的，并因此话惹过麻烦。现上海书记俞正声，能当此位应该是江认可的。但其心是否属江待考。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外界不少传言说由于习是江力荐的，所以亦归于江派。其实不然。习作“储君”虽然得到江的很大助力，而且他对江也很尊重。在他任上海书记期间有空就登门拜访江。但这只是习对老一辈一贯的尊重。在思想见解方面，
习有自己的体系，更不存在效忠江的问题。在团派及江派之间，习更多的是均保持一定距离，洁身自好。

　　与团派的抗衡：江派目前被外界认为是同以胡为代表的团派相抗衡的最重要力量，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将竞争激烈。现在江派人马在政治局常委的9人中占有5席，而团派只有两席。温同习都只是双方可能的借用力量。在突出“集体领导”的趋势下，胡锦涛即使戴有总书记的头衔也不敢“轻举妄动”。这大概也是他作了10年总书记，外界仍难在他的“一本正经”下窥其真身的原因。被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的胡锦涛在江任总书记期间一直低调谨慎。但当他坐上大位时应该发现，他这个“媳妇”面对如此强大的江团队，仍要低眉顺眼，还是熬不成婆。而江亦不会想同团派硬对，他只想掌控胡。但胡在自身难有作为的情况下，唯有依靠他最熟悉的力量——团派。于是，形成外界所看到的江派与团派抗衡的格局。

　　未来展望：当前中共决策层的态势，应该是江派在中国政坛上最为鼎盛的状态，同时也显现出弱点。即江派人马现往往年龄较大，十八大上面临淘汰者多。从胡对江到团派对江派，年龄法码将使政治天平向年轻者倾斜。再者，江毕竟已下野多年，其影响力渐衰。长者易逝，江一旦离世或病重都对其派系造成严重影响。

　　从江派的形成可以看出，这个派别主要靠江的权力及影响力凝聚，较多的是靠对江的个人效忠，相互之间少有太明显关联，江一倒人心自散。可以说，这个派系成亦在江，败亦在江，缺少坚实、广泛的基础。这样的派系较之团派的“正规化”和凝聚力自然有差距。

　　江之后其跟随者能否真可以结派同其它势力相争还是未知数。十八大人事安排上，江力荐习近平上大位而不愿李克强接班，以求自保，其势渐微可见其端。所以，可以断言，江派相对于太子党及团派，应该最早淡出中国政坛。

　　以上三种派系的成型，基本上没有完全摆脱中共传统“权斗”的背景。太子党，虽然表面看似乎与“权斗”无关，但其父辈在政坛的地位波动，直接或间接都会影响“太子”的地位。而团派与江派则与“权斗”关系更密切。但如文前导言所说，中国政坛的生存环境及政治生态，并非只与“权斗”相关。特别是随着中共自身及统治的不断正规化，更多的政坛派系已经脱离“权斗”基础。以下的分类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国政坛派系新说之四：地方实力派

　　地方实力派主要指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的官员。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所以，地方省市一级所肩负的不是简单的区域性领导管理职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治理。对省级党政主要领导来说，必须要有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本事。所以这部分官员是中共传统上十分重视的基本力量。

　　地方实力派“文革”后官场走红：中共在文革后实行的干部制度改革，打破靠资历升迁的旧规，将有政绩、民众口碑好的地方大员直接升入中央担任重要职位。例如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1977年至1979年任安徽书记，主导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农村责任制改革。他凭此政绩一跃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书记处书记。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因为在四川书记任内于农业上的佳绩，受“要吃粮找紫阳”的名望所载，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步入中央决策层。

　　虽然，近年中共在官员提拔上尝试多种方式和渠道，但地方经历和业绩仍然是重要标准。目前在62位省及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和省长、市长、主席中，30人一直在地方任职，未有国家、中共中央工作经历。

　　地方实力派官员特点：中国进入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全面转型阶段，中共面临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增加，在日益看重民心的形势下，这类官员的亲民、稳民作用会越来越吃重，成为中央与民沟通的重要依靠。这凸显了中共对自身执政根基的重视。所以省级主要官员的统筹兼顾的本事和处置各种突发风险与意外的能力成为重要特质。

　　另外，这类官员，大都具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态度务实。特别是没有 “权斗”派系靠山的官员，往往表现低调，“埋头苦干”型居多。这类官员多看重政绩及走后在地方“留名”。

　　这类地方大员一方面人数较多，同时辖区广大，属下官员众多，所以能量很大。通常是中国政坛、官场的重要稳定因素。例如在近期薄熙来高调唱红与汪洋大谈“蛋糕”的对弈中，这类官员基本循规蹈矩，“同中央保持一致”，不参与不添乱，使薄汪只是“各说各话”，政坛未因此而兴风作浪。但同时也由于这类官员的“埋头”与低调，使政坛沉闷，多固守陈规少思想解放之举。

　　再者，这些地方实力派大员，在地方浸润日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习难纠，易成为与中央暗抗的势力。也由于他们注重地方政绩，以往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变成经济发展上“地方保守主义”，形成顽疾让中央头痛。而且，这类封疆大吏有权有钱有资源，其中更易滋生腐败现象。近数年，不少地方大员落马亦是旁证。

　　仕途发展两极：中共未来核心习近平看重实干，他本人就一直在地方省市任职。此次在陪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四川访问时，他还强调，他以往每年都会到各地基层转转了解情况。他多次在对干部考察的中，要求重视“实干”素质。可见他主政后，“地方实力派”官员仍会是中共重用的势力。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例如，在最近的一轮省市官员换届中，中央“空降”减少，主要体现地方大员互换及副省长接任省长、省长接任书记，省内提拔晋位特点明显。

　　但这种传统的官员晋升途径虽然仍旧被看重，但也面临发展瓶颈。一般认为，由于这类官员无在中央层级的工作经验，经历不完备，少有“新型官员”特性，今后在中国政坛中的比重难有大的提升。如目前经历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调换任职的官员中，政治明星居多。这类官员在地方省市大员中占有27人。其中几乎包括了团派大员中的佼佼者，如：汪洋、胡春华、张庆黎、周强。其它包括江派的李鸿忠；太子党成员俞正声、薄熙来。而且，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5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排除9常委及2名军方将领，政治局中7人有中央地方交替任职经历。现今中国政坛，虽然不能说中央地方交替任职者一定可以一路升迁，但有此经历的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的几率相对较高。

　　因此，地方实力派官员在仕途发展上面临两极：要么是为将来仕途打好基础，要么是在地方保晚节等退休。这里的重要因素就是年龄。依照惯例，地方省市大员65岁应该让位。而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总共只有二十余人，所以除少数年龄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