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纪坛的豆腐渣工程

★中华世纪坛的“豆腐渣”向谁问责
★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
★美中情局曾计画西伯利亚天然气爆炸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纪录
★普京间谍生涯内幕


★中华世纪坛的“豆腐渣”向谁问责
难以置信,宏伟浩大的中华世纪坛工程竟有“豆腐渣”。 不得不信,号称汉白玉的中华世纪坛石碑原是冒名顶替的糙白石所造,已经风化裂缝,全无刚刚立起时的风华了。
《南方周末》7月所载《汉白玉的前世今生》报道:北京长安街南端,注明35吨重的汉白玉中华世纪坛石碑横卧街旁。该巨石约10米长、1.5米宽、1.3米高,汉白玉产地的高庄有人叫它糙白石,有人叫它房山白,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的艺人叫它白渣料。此石色泽干枯,质地疏松,刻着“中华世纪坛”大字的石料下半部有一长长裂缝,已用水泥堵住,现在裂缝东侧又裂了1 厘米的口子。在口子边上用手指一搓,石渣就刷刷地掉下来成了石头末子。石碑正面也有三处明显的修补痕迹,其中有两处在“华”字旁边,极为刺眼。莫道中华世纪坛是国家工程,就是一般建筑工程,如此劣质石碑,根本不可能被接受。
中华世纪坛是20世纪末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之题字。名其为坛,寓意昭告寰宇,21世纪乃中华民族复兴之世纪。然而,那百年世纪工程的脸面――中华世纪坛碑竟是“豆腐渣工程”,真让人为坛碑的伤疤而悲痛,为民族文明的标志工程造假而悲愤,更为找不着责任人问责而悲怆。
按理,造假售假者有假冒伪劣之责。然而,倘向生产和销售糙白石石碑的老板问责,恐怕就难了。若查他们造假,清一色土生土长的土石匠,没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材质人员和石雕工人,一句“俺们不懂”,技术上就无法问责;若查他们售假,人家说当初看好的货买了去已经钱货两清了,现在成了豆腐渣,早干嘛了,经营上同样难问责。在房山县高庄开采名为“中国一号”的汉白玉,要开掘15层,第13层和15层才是汉白玉,距地表深10多米,所以一立方米汉白玉要价一万元,用糙白石代汉白玉成了石乡的“惯例”。糙白石一立方千元左右,世纪坛碑20立方米,人家白赚了十七八万,向谁问责去?
地方政府有官僚失察、监管不严之责。然而,倘向介绍、接洽或组织生产的地方政府问责,怕也问不住。当初服务中心,完成政治任务,按上级精神通知生产巨碑,上面有人来看过石料,对下特别强调过保证质量,本级政府没有落下一点儿好处,要怪,只能怪个体老板胆太大,连中华世纪坛也敢坑? 上推下卸,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就推却了,向谁问责去?
工程管理、建设者有管理、监理不严、失职渎职之责。然而,向他们问责大概也不易。当初确实去看过货,千真万确是汉白玉。后来碑立起来,那个洁白光滑和气派,没人不赞是汉白玉。谁知才三五年就风化了,要怪北京气候太干燥,不利于石碑的生存和保养;要怪老板太狡猾,看的是真货送的是假货。辛辛苦苦在天安门鼻子底下施工,谁不想弄个省优部优和国优?粗枝大叶、粗制滥造、失职渎职乃至采购的猫腻,就这样给搪塞了,向谁问责去?
那么,只有向中华世纪坛公园问责了,人家是建坛后成立的新单位,发现碑上有了缝,立马用水泥补上,工作挺主动,怎么好问责;倘说他们没报告,报告谁,这点小事谁会管?假烟假酒假奶假药假数字假成绩多的是,一块假石头能咋的?反正大家不认识,修修补补拉倒了,门票照样卖。
或许,笔者那些难以问责的设想,只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未免阴暗吧,有关方面看了《南方周末》的报道后会立即严肃查处、去假换真、以慰公众的。然而,世纪坛碑上的修补痕迹,人们天天看见,却无动于衷而至今;糙白石冒充汉白玉,当地老乡石工都知道,却这么隐瞒了四五年,倘非媒体报道,人们何从得知;笔者只能杞人忧天了。我们民族文明标志的中华世纪坛呵,难道就用这么一张风化裂缝打补丁的脸,面对国人、面对世界么?
《中国经济时报》 ■朱兆龙
★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
险棋一招,彪炳千秋――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
1950年9月15日,朝鲜战局突变。在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下,美军共7万多人,在500架飞机、260艘军舰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后路。9月16日,洛东江前线美韩军共10个师大举反攻。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时,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定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朝鲜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没有认真贯彻斯大林的上述指示。
9月25日,汉城陷落,釜山的进攻战也告失败,美军已开始大举北边。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主力几乎损失了所有坦克、大炮,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带着斯大林的撤走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请中国朋友派 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
斯大林这回相信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27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但斯大林特别申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要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被俘。当然,斯大林认为请中国人到朝鲜去是必要的。只是,他在给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
28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实现莫斯科提议的具体办法。但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己无法阻止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了;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北朝鲜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政治局领导人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显然,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为金日成想用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
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10分钟,斯大林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他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这封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也带着求援信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战局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敌人五花八门的各种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就能够达到歼灭和驱逐美国人的目的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可知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接着,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13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它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500至600门火炮。但是,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集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到达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
然而,在10月2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毛泽东终于也犹豫起来了。
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叫彭德怀来,听听他的意见。但连夜起草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3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内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八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颇感不安。因此,他在电报结尾处特别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毛泽东3日的复电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整整讨论了一整天。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承担苏联本应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让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其实,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4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的话,彭德怀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但是,在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的问题后,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显然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据此,毛泽东提议,一方面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得失,最后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7日,毛泽东再度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备过一些时候派9个师入朝作战,只是有关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迸行详细的讨论。
8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电告了金日成。当天,周恩来与林彪也从北京飞抵莫斯科。周恩来当时带去的是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但很显然,周恩来和林彪的谈话比较多地谈到了出兵困难的一面,联系到毛泽东准备“过一些时候”出兵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中国方面的意图发生了误会。在反复强调出兵的好处而仍无法说服周恩来之后,变得激动起来,大声说:“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
10日和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将近两天的会谈。他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一面肯定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一面又对立即出动空军掩护表示困难,声明苏联远东空军准备不足,至少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强调可否向中方提供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一再告诉斯大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仅中方接运困难,而且也没有飞行人员可以利用,何况还有一个由中方付款的问题,这在财政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必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于是,讨论来讨论去,双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
不管周恩来带去苏联的是几种意见,在毛泽东这边始终还是在做着出兵的准备。在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和决定暂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泽东立即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原定计划,并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13日,彭德怀、高岗赶到北京,他们虽然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持也感到意外和不满,但对于让金日成到东北来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鸭绿江边上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担心所在。在反复讨论了这种情况之后,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了。因此,毛泽东马上于13、14日接连三电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它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待苏联的装备到了,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3日,苏联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告诉罗申说: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
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当时被感动得掉下眼泪。他十分兴奋地正式通知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
★美中情局曾计画西伯利亚天然气爆炸
在美国里根政府时期任职国安会的前空军部部长李德,在下月出版的自传「面临深渊圈内人的冷战历史」中披露,1982年1月里根总统曾批准一项中情局破坏苏联经济计画,透过秘密转移内含错误功能的软件在内等科技给苏联,造成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大爆炸。
李德在书中指出,此一天然气管线爆炸事件只是在冷战后期对抗苏联「冷眼经济战」的例子之一。在当时,美国试图阻止西欧进口苏联天然气,而且也有迹象显示,苏联正试图窃取许多西方科技。一名苏联国安会(KGB)内线向中情局透露了苏联试图取得的科技清单,让中情局得以借机把有缺陷的软件输送给苏联,而且俄国人无法察觉。
李德说,这套软件是用来管理天然气管线,它的设计是在适当运作一段时间之后,会重新设定管线输气速度及瓣阀压力,导致管线连接处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爆炸。他说,这场爆炸引发了「从太空中可以见到最壮观的非核子爆炸与大火」,发生时间在1982年夏天,美国卫星成功监测到这场爆炸。
李德说,虽然爆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但是对苏联经济造成重大伤害。他说?「不是血战或核子大战,而是苏联最终的破产,让冷战走入终点。」李德指出,即使苏联后来了解到他们窃取到了有瑕疵的科技,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是哪一部分出了错。
李德的出书事先得到中情局的批准。在中情局代号「再会档案」的行动中,中情局知悉苏联想要窃取西方科技。部分行动内容在1996年的中情局刊物中已经事先披露,该份报告是由科技情报专家威斯所撰写。
根据威斯的报告与李德的新书指出,苏联当局在1970年代设置了新的KGB单位,代号「T董事会」,旗下负责窃取西方科技研究成果的行动则以「X线」的代号称呼。在1981年7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告诉里根,法国情报单位取得「T董事会」一名反间的协助,这名反间代号「再会」,其实他是「T董事会」内负责评估情报的工程师维特洛夫。
维特洛夫向西方提供了苏联X线两百多位员的名单,显示苏联正大举窃取西方科技。里根对于密特朗提供这项情报表示感谢,而再会档案在1981年8月送抵中情局,其详尽程度立刻引发风暴。根据威斯在报告中指出,档案内容显示美国的梦魇成真,苏联偷取了从半导体、计算机、机械工具等具有价值的资料;威斯说?「我们的科学变成苏联国防的支持。」在中情局向里根报告之后,美国亟思反制之道,结果在工业界的合作之下,终于成功造成西伯利亚天然气管线大爆炸。维特洛夫在1983年因行迹败露,遭到苏联处决。
苏联的崩溃过程中,美国政府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一直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是因为里根大举扩充军备,导致苏联因不堪负荷军备竞赛而瓦解;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苏联的内部因素,特别是苏联的经济崩溃,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政策所致。但在李德看来,这是因为苏联整个X线行动完全被西方掌握,苏联的科技搜集核心因此瓦解,而且此后无法复原。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纪录
【参加会谈人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容(中共外交部特别助理);唐闻生(毛之译员);尼克森总统;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幕僚兼笔录员)
【日期及时间】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五十分-三时五十五分【地点】北京毛泽东主席官邸
【会谈内容】(双方见面先相互问候。毛欢迎尼来访;尼表示能与毛会面乃莫大荣幸)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而了解他是个专业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基: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文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了无新意。
■尼: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是的,我知道。
●毛:这些问题不是我权职内该讨论的。应该与(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位叫Frank Coe先生的美国人,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戴高乐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左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美国)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拢,而事实上也如此。
●毛: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为何不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左派的理由有二:一、他们支持印度;二、他们支持苏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有多大)吞没他的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认为历史会证实这么做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克松指着基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尼:例如我们必须自问-只限在座的人,为何苏联在与贵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不可制造真空状态,因为真空随时会被别人递补,诚如周总理所言,美国已摩拳擦掌,苏联也摩拳擦掌,问题是哪一方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危机?到底是美国侵略抑或苏联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有必要讨论。 
●毛:就目前而言,不管是来自美国的侵略抑或来自中国的侵略其实都是相当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话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则未派兵出国,因此我们两国的现状十分奇怪。这是因为过去廿二年来,我们双方的想法从未透过谈判交流过,我们双方进行乒乓交流至今不到十个月,而贵国在华沙提出的建议迄今也不到两年。此外,我国在处理问题时,摆脱不了官僚机制。例如,贵国希望双方能在私人层次上交流,或是互开贸易大门,但这些提议全被我们官员搁在一旁,坚持旧立场,在未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我本身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认为你是对的,接著我们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才有的。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松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詹森总统与尼克松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雅亚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
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詹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松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毛主席与周总理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们能同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世界新局势,同时也认清一国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与对双方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同时我们也要说,审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对彼此的疆界领域均不会构成威胁。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双方均可无后顾之忧地照自己路线发展的全球架构。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以及其他国家,我寐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詹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毛:(询问周恩来时间)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来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会把握机会的人,定会掌握时机、打铁趁热。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由于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该信任我。你会发现,我从不信口开河,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指著基辛格)「掌握时机,趁热打铁」,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周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尼:像我,还有匪帮。
●毛: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台,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攀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精采,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国家元首之位。历史结合我们两人,问题是各自抱持不同的哲学观、但都是脚踏实地,获人民爱戴的我们是否能达成突破,除了为中国与美国效劳之外。
●毛:你所著的「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语,斯诺先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
■尼:真遗憾。
●毛:没错。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人们会说,为何我们无法第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走错路了,但若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普京间谍生涯内幕:窃密 监听和发展线人为主
  据俄罗斯和德国媒体报道,1985年8月,当37岁的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弗拉基米尔·尤索尔泽夫在东德德累斯顿市克格勃分部迎来他的新同事——年轻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时候,当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与他有着同样官阶、同样名字、同样优秀特工素质的冷静男子,会在15年后成为俄罗斯的总统。
  事实上,直到如今仍没有多少人知道普京在东德德累斯顿市的“克格勃生涯”中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日前,曾与普京在东德德累斯顿克格勃分部共事长达5年之久的前苏联克格勃少校尤索尔泽夫终于在他的一本新书中,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普京间谍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幕。
  与普京分在同一办公室
  现年56岁的弗拉基米尔·尤索尔泽夫生于西伯利亚,在大学里读的是物理科学,当他于上世纪70年代被克格勃招为间谍后,先在前苏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明斯克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才被派遣到东德德累斯顿克格勃分部,也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尤索尔泽夫称,当时他只有37岁,1985年8月,普京来到德累斯顿市克格勃分部成为他的新同事后,尤索尔泽夫和普京两人分在了同一个办公室,因此尤索尔泽夫每天都有机会从桌子对面观察这位新来的同事。
  尤索尔泽夫称,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前东德秘密情报机构“斯塔西”的高级军官住宅区——德累斯顿市安吉利卡斯特拉西大街上的一幢两层小楼房,离“斯塔西”大楼仅100米之遥,克格勃德累斯顿分部共有6个人。
  尤索尔泽夫称,克格勃德累斯顿分部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地方。尤索尔泽夫说:“在德累斯顿市,我们的间谍生涯可说是很与世隔绝的,我们感到自己就像生活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他还称,与波恩和汉堡的克格勃分部相比,德累斯顿分部显然寒酸多了,薪水待遇也比波恩和汉堡分部相差一大截。
  普京的任务是发展线人
  不过对于莫斯科来说,这个东德最遥远省份的克格勃分部仍是它的一只重要耳朵,克里姆林宫非常关注当时美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驻扎在西德威德弗来肯地区的军事基地,而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正是收集有关北约和美军部队的军事情报。
  尤索尔泽夫称,当时派驻东德的克格勃间谍根本无法直接渗入这些西德境内的北约军事基地,他们只能通过招募西德线人的方法收集情报。尤索尔泽夫称,当时东德情报机关“斯塔西”向他们转交了许多德累斯顿市民的申请书,要求政府颁发允许他们的西德亲戚过境探望的入境许可证。普京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从这成千上万封申请文件中,梳理并找出那些住得离美军军事基地较近的西德公民,在帮他们获得探亲许可证进入东德后,再伺机从中发展出可以帮助克格勃监视美军动向的线人。
  尤索尔泽夫说:“我们分部当年在西德境内发展的间谍不超过20个,因为我们付给他们的报酬太少了,常常只有50马克;其中一些人还是双重间谍,他们同时领着西德情报机构的薪水。所以当时我们处在极大的压力中,我们一直不停地招募新的间谍和线人,因为只有扩大间谍网络,我们才有机会获得提升。”
  尤索尔泽夫称,当时普京还从德累斯顿科技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中的外国学生中物色潜在的克格勃间谍,那些家庭背景与上流社会或政治人物挂钩的外国学生尤其受到普京的青睐;一旦被招募,这些学生回国后,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克格勃线人。
  当普京招募到外国线人后,就会将其交给另外两名身份保密的克格勃间谍进行联系,这两名克格勃间谍名义上都是东德警察局犯罪调查部的雇员,但事实上他们只为克格勃服务。为了防止这两名克格勃隐藏间谍身份暴露,普京一般都要开车到德累斯顿遥远的乡下地区与这两人会面。
  监听东德最高首脑
  尤索尔泽夫称,在德累斯顿克格勃分部工作期间,普京还参与了克格勃绝密的“光束行动”,该行动中克格勃监视的对象不再是北约或美英军事基地,而是他们的东德盟友。莫斯科当时频频要求得到有关东德领导层的一切内部信息,以便可以知己知彼,去掉那些不合作的东德官员和“斯塔西”高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德首脑何内克开始疏远自己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当时他邀请了一些曾经在40年前的二战中驾战斗机轰炸过德累斯顿的美英飞行员,来到德累斯顿市的山普歌剧院举行开馆仪式,这家歌剧院曾在二战中被美英盟军炸毁,当时刚刚重建不久。莫斯科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愤怒,作为回应,克里姆林宫立即命令克格勃德累斯顿分部的成员在这家歌剧院中装上窃听器,因此当何内克在该歌剧院发表演讲时,克里姆林宫在第一时间内听得一清二楚。尤索尔泽夫说:“如今看来,这真像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游戏。”
  窃取西德“科技机密”
  尤索尔泽夫透露,普京在东德工作时还试图在当时的东、西德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刺探经济情报的间谍网,以确保能为莫斯科收集到有用的经济科技情报。此外普京的工作还包括帮助外国克格勃间谍获得掩盖身份的假证件,譬如在德累斯顿身份登记局克格勃线人的帮助下,帮助外国间谍伪造护照等。
  尤索尔泽夫透露,他和普京当年还干过“科学盗窃”的事儿,一些西德科学家经常向东德同行寄一些科学论文,但这些论文在海关就被“斯塔西”给查扣了,并被送到了克格勃分部。尤索尔泽夫说:“任何有关计算机或激光科技方面的论文,都被我们立即拷贝一份送往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而总部官员则将它们转交给前苏联的科学家进行分析——有时候,一些苏联科学家干脆在自己的论文中,直接引用了我们传过去的论文数据。”
  从间谍变为俄罗斯总统
  尤索尔泽夫称,在普京表面的文雅和谦恭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个人能量,因此当年身在克格勃的普京给上级和同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在1991年俄罗斯最动荡的那段岁月里,普京却选择了从克格勃辞职,并打算在列宁格勒当一名出租车司机谋生。
  对此段生活普京曾有过回忆:“那时候,多数人都处于迷茫之中,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在想,假如我没被关进监狱,我该怎样赚钱养活我的家人?我那时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就用我那辆在东德当情报官员时买下的俄产伏尔加轿车。”
  然而情况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克格勃辞职后的普京当上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长安那托里·索伯查克的助理。索伯查克曾经是普京大学期间的法学教授,可以说,市长助理之职为普京走上权力之路铺好了第一道台阶。1992年,尚未满40岁的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副市长,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这种现象引发了俄罗斯新闻界的强烈兴趣,当时有记者问市长索伯查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伯查克回答道:“他不是克格勃,他只是我的学生。”
  1999年8月,普京登上了俄罗斯总理的宝座;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宣布由普京任代总统;2000年3月27日,普京正式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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