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文革的错误”？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22日在北京会晤中共总书纪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受各界关切。马英九28日主持国民党中常会，有备而来，提出4份由“立法院”新闻知识管理系统制作的简报，分别是1992年5月31日、6月1日、8月24日、10月22日等4天日报与晚报报道。内容是当时的“陆委会主委”黄昆辉接受“立委”质询与发表的文章，作为说明“一国两区”完全依据宪政架构的证明，希望中常委能多加了解，协助对外说明。

　　马英九先听取这次吴伯雄赴大陆访问的随行成员、“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高辉报告，报告里完整叙述22日下午吴伯雄记者会发布的与会内容，接着再听取其他随行成员补充说明，最后作出裁示。

　　马英九指出1991年5月1日李登辉任内的“宪法”增修条文中，出现“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等字词，变更了两岸在“宪法”上的地位。1992年7月31日公布施行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更清楚设定双方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两个地区指的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他接着拿出1992年10月22日的简报内容，当时的“陆委会主委”黄昆辉接受当时民进党“立委”郑余镇质询时，黄昆辉清楚说明“大陆政策分一国两区三阶段，台方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中共说，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但我们也认为大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治权的大小不是比人口、领土的大小，而是由人民对其吸引力的大小而定，国人应有务实的认知，两岸40年来的隔绝，人民生活制度迥异，所以统一不是一蹴可几。”

　　马英九说明，当时他担任“陆委会副主委”，是黄昆辉的幕僚，郑余镇质询时他就坐在台下，因此记忆犹新。如今回归到“宪政”架构中，事情就非常清楚，这不是新的东西，也没有人赋予新的意义。20年了，从李登辉、陈水扁到他执政以来，“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两地区指的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这是很重要的“宪政”架构，从李登辉时代就定了。

　　马英九强调，未来两岸政策非常清楚，就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

中国为何高薪急聘大量外籍飞行员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2/03/28/1699848.html

法广网 2012-03-28：随着世界航空业迅速发展，飞行员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中国，成为香饽饽。法国费加罗报说，全球航空业需要“捉拿”100万飞行员和飞机技术员。美国波音公司的报告称，未来20年，全球民航的飞机数量将增加一倍，各航空公司需要大批招聘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中国，对飞行员的需求将更加紧迫。

中国短缺飞行员已经10多年，中国需要驾驭大型客机的机长。中国从2002年开始招聘外籍飞行员，最初只招聘外籍机长，后来也开始招聘外籍副驾驶。据羊城晚报报道，截止到去年（2011年）年底，已有1800多名外籍飞行员到中国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招聘外籍飞行员的势头似乎愈演愈烈：今年2月底，中国10来家航空公司前往美国迈阿密举行海外招聘会，800多名外籍飞行员表示有兴趣到中国工作，其中80人已经受到聘请。许多应聘的飞行员来自北美和欧洲破产航空公司。

中国南航今年三月份与日航达成协议，从日航租借45名波音777的机长，租期3年。日航破产后，进行重组，决定停飞高油耗的大型喷气式客机，撤消一些亏损的航线，因此空出一些飞行员。日航表示，向南航出租飞行员，一来可以每年节省好几亿日元的人事费用，二来这些飞行员到南航工作，可以不间断飞行，保持技术水平。

深圳航空公司是中国拥有最多外籍飞行员的航空公司。深航已有100多名外籍机长，今年还打算招聘30多人。这些外籍机长主要飞北京、上海、成都等航线。中国其他外籍飞行员较多的公司还有国航、翡翠国际货运、长城航空、扬子江快运、上海国际货运和海南航空等等。

一些受聘于中国航空公司的外籍机长，年薪可以拿到20万美元，比中国机长的薪水高出一倍。据报道，中国国航、南航、东航的顶级机长的月薪，大约在5到7万元人民币之间。但也有报道说，外籍飞行员的工资只比中国同行高30％左右。不论如何，明显的工资差别，引起中国飞行员的不满，很多人跳槽到待遇更好的航空公司去工作。而这些跳槽引发原单位要求高额补偿培训费。这一类劳资纠纷经常导致飞行员陷入法律程序，长期不能飞行。

据报道，中国培养飞行员费用十分高昂，一名初级飞行员的培训费用为72万元人民币。而且这名飞行员在培训之后，还需要接受改装训练、起落培训，算上场地和设备租用费，每人每年需要10万元。中国航空业的惯例是，一架飞机需要10个飞行员，而培养一名成熟的飞行员需要5-8年，培养一名机长则需要10年。

中国培养飞行员的学校有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中国民航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些学校每年能出大约2000名民航飞行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一些航空公司自费招聘学员，出资送到国外去培养。而接受培训的飞行员要先与航空公司签约。

外籍飞行员在中国虽然享受高薪待遇，但聘用他们的航空公司省去了培训费用。因此，这些“远水解近渴”的外籍飞行员，对聘用单位来说，未必不划算。

另外，这些拿高薪的外籍飞行员不能享受仅限于中国飞行员的住房和其他福利待遇。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不论工龄多长，几乎都享受不到退休金和医疗待遇，最后的下场便是“净身出户”“告老还乡”。

中国的十二五计划，预计在2015年之前，兴建和改建45座机场，航空公司的总飞机数量将增加一倍，届时中国的民航机场总数将达到220个，民用飞机总数超过5000架，乘客人次达到4亿5千万。

其实不仅中国缺少飞行员，据美国波音公司的报告推算，未来20年，北美地区需要97350名飞行员和137000维修飞机的技术员，欧洲则需要94800名飞行员，和122000飞机技术员，亚洲，主要是中国，将需要聘用180600名飞行员，和22万飞机技术人员。▲◆★●■☆

到底什么是“文革的错误”？
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40202/c99

2012/03/28 2012年3月26日新西兰文扬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关于文革的几句话，因“薄王事件”这场大戏的缘故，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就这样，一个早已渐行渐远的历史话题，又再成热议。

记者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总理为什么要从“文革的错误”说起？记者问到王立军事件，总理为什么反复说“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薄熙来的兴衰和“重庆模式”的对错，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当下甚至很未来的问题，为什么都避不开文革这件陈年旧事？

非置身中国政治这个特殊语境中人，难解其中深意。莫怪《纽约时报》在报道温总理与记者的问答时，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另做一点注解，以免一般美国读者不知所云。

该报道关于“文革”的一句话说明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长达十年针对知识分子、政敌和文化人物的清洗运动，该运动使毛泽东在他的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和经济失败之后又重新取得了对中国的绝对控制”。

这种“读报小知识”，显然不能满足思想者们的需要。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以那种特殊的形式发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薄熙来这样的人物以及“唱红打黑”之类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关系？

外国人自然是不懂，但冒昧地问一句，中国人自己真能说明白吗？

批判文革，批判任何形式的为文革翻案和文革复辟，是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贯的立场。这一次更是一个高潮，国内加海外，一些沉寂多年的人物也都出来发了言。

不难理解，温家宝突然出拳，薄熙来应声倒下，太符合“改革派战胜毛派”、“右派战胜左派”的剧情了，此时不出来一扫近年来的颓势，重新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更待何时？

然而，声音虽大，却了无新意，肤浅如初，颠来倒去摆脱不了那一套“民主八股”——文革就是毛泽东的权力欲皇帝梦，加上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一党专政，加上中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封建意识。而薄熙来是毛泽东的翻版，“唱红打黑”是文革的复辟，“重庆模式”是左派的旗帜。胡温一举粉碎薄王帮，是大快人心事，但还不够，要使文革悲剧不再重演，别无他途，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真正实行自由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每当“自由派”人士集体发声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现象：声音越大，越显得苍白无力，大多数言论和文章味同嚼蜡。指望他们提出解决“文革错误”的方案，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中的很多人，尤其是经济学出身，因经济学的过热而取得了过大的话语权者，如茅于轼、张维迎等，连对问题的理解都成问题。

可以说，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预防文革复辟、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措施，靠自由主义学说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用，甚至乱上添乱，适得其反。这一点，其实早应该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否则永远是低水平徘徊，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暂不展开论证。
总之，摆脱掉自由主义学说的误导，对问题的追究就会顺畅很多。例如，对毛泽东的解读，完全可以直接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自身的特点来分析。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如此权力：任意将一部分人划为敌人，然后发动其他人起来消灭这批敌人？这种超级权力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一种解读是：在传统中国的天道文化中，一个人只要宣称是秉承天命，即可享有这种权力。从三千多年前夏王朝大禹征伐三苗就有“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之说，而后的商灭夏，周灭商，直到民国灭清朝，其实都是一个法理，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作为帝制支柱的天道、天命、天子三位一体也同时被推翻。此后的革命领袖，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毛泽东，就再也没有了“顺乎天”的权力来源，取代了“天”这个东西的新事物，叫做“主义”。

但“主义”毕竟不是“天”，天是循环往复、万物和谐、各得其所，而主义是线性历史、通向未来、竞争制胜。一场辛亥革命，民治取代了帝制，同时“主义”取代了“天”，向前看的线性历史观取代了向后看的循环历史观，这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开始。

毛泽东是什么？他是三千年的天道文化突然瓦解之后，第一个靠“主义”打下了天下、当上了天子、自封了天命、以“主义之道”取代了天道的那个人。
文革是什么？不过是“主义之道”的外在表现，在丢掉了“和之以天倪”却保留了暴烈的“天之罚”之后的本来面貌。

其实，我们本来就不能指望从“天”向“主义”的转型会一蹴而就，不能以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几十年里就变过来。唐德刚教授认为，近代的这一次大转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

大历史就是大历史，放眼纵览不难发现，斗争哲学和目标文化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根源在近代西学中的线性历史观和辩证法，更深的根源则在《圣经》信仰和科学信仰。问题就在这里，中国要现代化吗？要学习西方吗？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吗？毛泽东所作所为也就是在推动这个转型。在这个大转型中，文革不过是其中一个剧烈的阵痛而已。

的确，中国一定不能再来一次文革，温总理所说的“文革的错误”一定要得到纠正，剧烈的阵痛有一次就够了。但真正的困难在于，文革的对立面却不是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文革正是辛亥革命这一波激进自由主义的逻辑结果，两者根本就是母与子的关系。被辛亥革命所启动的“革命复革命”恶性循环，持续近八十年，直到1989年才被强行打断。

如此看来，围绕文革的错误，中国实际上不是两难选择，而是陷在了一个三重困境中：第一是不能再搞文革，因此不能推广“唱红打黑”，也不能纵容毛泽东式的人物；第二是不能再退回到前现代，因此必须继续坚持某个主义，并改革领导人制度；第三是不能再选择自由主义，因此必须继续抵抗西方的影响，同时遏制中国的“自由派”。

这三个方面的“不”，中国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也表达过了，并没有忽略某一方面。然而，这只是解决了不做什么的问题，而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选择一个什么适合于中国的主义，却仍在未定之天。中国的问题从来都不简单。▲◆★●■☆

中国将反腐提到执政党存亡高度
http://ed-china.stnn.cc/China/201203/t20120329_1721610.html

星岛环球网 2012-03-29 香港《文汇报》28日刊文《届尾之年反腐加“温”》说，一向直面“反腐倡廉”这一社会焦点问题的温家宝总理，近日又出重语。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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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是“文革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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