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图谋扼杀中国核武器计划内幕

★美国图谋扼杀中国核武器计划内幕
★导弹司令员杨业功:以战斗者的姿态倒下
★美报披露反恐官员窃听“基地”全球恐怖网络详情
★前苏联如何获取研制原子弹的秘密
★“明级失事”风波凸显亚太反潜链
★中央下令,一旦中日开战一定要打赢


★美国图谋扼杀中国核武器计划内幕
译者按:本文根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一系列文件,较为完整、系统和深入地描述了美国政府高层围绕中国发展核武器进行对策研讨、情报收集及谋求与苏联共同对中国核武器研制设施进行打击等鲜为人知的决策过程和行动。
美国密切注视中国的核计划
1954至1955年,中美在台湾海峡的金门和马祖两岛对峙期间,毛泽东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重大决定。发展核武器需要科学和技术,需要巨大的工业投入,需要生产裂变材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造核武器的方法已不再神秘莫测:一种是用浓缩铀制造原子弹,一种是用钚制造原子弹。然而,西方情报机构并不知道中国将选择何种方式制造核武器。
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开始建造核武器研制设施。美国在台湾部署核武器进一步使毛泽东认识到其决策的正确性。1958年,中国建立了北京核武器研究院,并着手建设包头核燃料合成厂和兰州气体扩散厂,分别生产铀和浓缩铀。1960年2月,中国在酒泉动工兴建生产反应堆。1960年底,中国开始在大西北罗布泊开辟核试验场。
起初,苏联人帮助中国人制定了建造钚生产设备的计划。但在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不仅停止援建工作,而且没有向中国的核设施发送一件关键部件,只是向中国展示了一件原子弹“样品”。现在中国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美国情报机构知道中国正在实施核武器战略,并给予高度关注,但对中国的核计划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刺穿神秘的面纱”
60年代初,美国高层对中国追求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越来越忧心忡忡。1959年9月,美国获得在兰州上空拍摄的照片。当时,情报人员仅仅能获得少得可怜的信息。因此,当肯尼迪政府上台时,美国对中国核进展的了解大都是推测性的。中国核武器计划的高度秘密性,对美国情报人员构成了巨大的障碍。中国没有公开宣布建立自己的核武器研究所,没有在包头或兰州举行剪彩仪式,也没有公开发布在西北寻找核试验场的消息,而且中国的核研究设施只用数字编码,如酒泉的研究所被称为404厂。
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情报的收集能力十分有限。只是到了1960年,美国才可以使用卫星对中国进行拍照,而且,一开始还是断断续续的。同时,由于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起飞基地远离中国大陆,很难侦察到位于中国腹地的罗布泊和兰州的关键性核设施。
1960年12月6日,美国“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反映了这些制约性因素。该报告称,“我们关于中共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正如我们对苏联帮助中国的性质和范围的了解一样,是不完整的”。“国家情报估计”主要探讨了中国核武器工程的组织、技术能力、铀矿和裂变材料生产的情况。该报告认为,“中国开发铀资源、建立铀矿和铀金属厂,明显地意味着中国将使用铀生产钚。”
中情局分析人员猜测,中国第一个生产反应堆在1961年后期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到1962年可能获得第一批钚。中情局坚信不疑,中国将用钚而不是用铀来制造第一枚核武器,因为其他核国家都是用钚生产第一枚核武器的。将铀浓缩到武器级程度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制造第一代原子弹所需要的钚要少得多。
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将该报告视作“近期最重要的情报成果”,因为该报告确认中国存在核武器计划,并且“将中国可能爆炸原子弹的日期大大提前。”
评估威胁和探讨选择
虽然中国的核武器工程未被列入肯尼迪政府的议事日程之首,但肯尼迪非常敌视中国,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肯尼迪认为中国的核试验“很可能是60年代最严重的恶性事件”。
肯尼迪在位的前两年,美国政府仅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前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研究。1961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中国“获得核能力将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态势,特别是在亚洲,产生重要影响”。几个月后,国务院的一份报告提出,一个有核能力的中国将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远远大于军事影响。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有助于创造一种“共产主义是未来浪潮”的感觉,因此中国将能收获有重要意义的“心理红利”。亚洲人将提升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估计,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将更多地包容中国,放松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及干预该地区事务的能力。1961年初,中情局分析人员认为,如果中国或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能会步其后尘”,造成核扩散。此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的增加,将增加非理性和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官员尽管对中国核武器计划的了解有限,但还是急切地考虑如何降低中国拥有核武器后的地位和影响。1961年9月,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腊斯克建议,减少中国原子弹造成的心理影响的一个方法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先试验核武器。麦吉对印度拥有核武器对亚洲造成的影响不感兴趣,但希望亚洲有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共抗衡。麦吉的方案在国务院获得不同的支持。副国务卿鲍尔斯支持这一建议,但却遭到国务卿腊斯克的否决。腊斯克称,如果美国唆使核扩散,将会“使我们走上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我看不到这条路的尽头。”
1962年9月,麦吉批准了一项公开和秘密的宣传攻势,旨在让亚洲人了解“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强大”,抵消对中国的“恐惧”。除强调美国战略核优势外,这一宣传攻势还强调中国的核武器进程落后于原定计划,以造成一种“中国核武器计划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印象。
与此同时,美国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对中国核试验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全面研究。约翰逊不仅要探讨中国核能力的影响,而且要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
新的情报
在约翰逊进行研究的同时,美国情报系统也在提高侦察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能力。1961年,国民党飞行员驾驶中情局的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起飞,拍到了一些高清晰度的照片。这些侦察活动是断断续续的,但还是发现了大陆的许多目标。
同时,美国侦察卫星在监督苏联和中国的敏感地区的活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60年之前,侦察卫星对华活动仅取得两次成功,但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侦察卫星成功地进行了24次拍摄活动。而且,卫星的摄像清晰度得到改善,图像更多也更清晰。1961年12月的卫星拍摄活动,首次覆盖了罗布泊,不过当时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到罗布泊将是未来的核试验场。
1962年4月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长达12页,反映了最新掌握的情报。虽然没有发现建设钚生产设施的证据,但该报告继续认为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的燃料仍是钚。分析人员称,中国如果自1960年开始生产钚,到1963年初就能爆炸一个钚装置。但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这一计划,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在1963年之后,或许要晚几年。但不论中国在什么时候进行核爆炸,第一个核装置很可能是钚弹。
1963年初,中情局感到白宫对中国核武器情报的需求与日俱增。1月10日,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在与国家安全助理邦迪见面时,邦迪对他说,古巴和中国的核计划是“最高当局最关心的两件事,因此中情局要高度重视”。然而,麦科恩不得不承认,中情局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的确切进展情况知之甚少,因此需要加倍努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台湾的U-2侦察机提供了更多的情报。1963年的一次侦察,发现了包头的核设施,但美国情报界错误地认为那是一个钚反应堆。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官员乔治·丹尼告诉腊斯克说,包头的核设施表明,中国“有能力为每年制造几枚核武器生产足够多的放射性材料”。
新的卫星图像为撰写1963年7月的“特别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即“《共产党中国先进武器计划》”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分析人员称,自1962年的估计至今,“我们已获得了相当多的情报,主要来自图像”。他们也提到,情报仍然很有限,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核计划当前的发展情况和预见未来的发展。
分析人员认为,包头的设施包括一个小型的空气冷却钚生产反应堆,有相关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制造设施。这一设施明显像法国的钚反应堆,从而使这些情报人员得出该设施也是钚工厂的结论。U-2侦察机或卫星的图像在1964年发现了酒泉的钚反应堆,但分析人员认为,距离投入运营的时间还有几年时间。
1963年3月和6月的U-2侦察机拍摄的兰州气体扩散厂的图像表明,中国正在建设火电厂,还发现了气体扩散厂与热电厂之间的传送线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官员认为,气体扩散厂太小。但他们的分析错得离谱,实际上兰州的设施距离生产高浓缩铀仅有几个月的时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的情报机构认为,兰州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投入生产,但在华盛顿没有人相信这一判断。
除包头外,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发现原子能研究院的几处设施。一个位于北京西南,其秘密代码是601,内部安装了苏联提供的研究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情局当时不知道601的重要作用,它实际上为兰州的气体扩散厂生产了10吨六氟化物。这是浓缩铀所需要的关键产品。
情报机构因缺乏中国生产裂变材料能力的线索,无法确定中国将在何时爆炸第一枚原子弹。情报机构依据对包头是钚生产设施的错误分析,做出中国的第一枚核武器将是钚弹的判断,分析人员猜测中国将可能在1964年初到1965年之间爆炸第一枚原子弹。
该报告研究了中国拥有核武器后造成的政策影响,这是美国决策者最为关切的。另一方面,分析人员不相信中国爆炸第一枚核装置或拥有有限的核能力后,将会促使中国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即中国会采取军事侵略政策或愿意冒重大的军事风险。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将会认识到其能力的有限性。
赴莫斯科的使命
在情报官员致力于加强了解中国核武器计划之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高级政策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除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希望能获得赫鲁晓夫的支持。肯尼迪在1963年1月10日与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对话时说,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颠覆世界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肯尼迪认为,“我们应当采取某种行动,除非中国人同意停止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努力。”
肯尼迪很快更直接地向更多的人表达了他的看法。在1963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称“我们与苏联谈判条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终止或迟滞中共发展原子弹的能力。”肯尼迪认为,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条约将“没有太大的意义”,相信俄罗斯人同他一样对利用条约压中国放弃核能力感兴趣。对肯尼迪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人将是“我们60年代后半期和未来”的主要敌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肯尼迪认为,苏联领导层主张与美国和平共处,深知核武器战争升级的危险,这样苏联比中国更负责任,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危险也小。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无所任大使哈里曼向肯尼迪写信称,苏联反对德国拥有核武器,他建议美苏对德国和中国达成谅解。正在与苏联外交官进行磋商的哈里曼认为,达成一项核禁试条约,将会把矛头对准中国,如果莫斯科和华盛顿达成这样的协议,“我们就能共同迫使中国停止核开发,如果必要可威胁除掉中国的核设施”。
肯尼迪和哈里曼认为,美苏双方都对中国核问题十分关切。他们已从中情局的报告中了解到,苏联人已经终止了对中国核计划的一切援助。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支持核禁试和核不扩散协议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国务卿腊斯克将中国视作这一协议针对的目标,中国对该协议旨在反华的方面看得一清二楚,强烈**莫斯科参与这一谈判。
1963年2月,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用“劝说、施压和武力恫吓”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1963年4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报告,出台了一系列可能的外交和宣传措施,及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的直接措施。这些措施可由盟国共同实施,也可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可以得到苏联的积极支持。直接措施包括:国民党渗透、颠覆或入侵;海上封锁;让韩国入侵朝鲜,以对中国边境施加压力;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空袭;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共的目标。
参联会执行主席勒梅对这一文件写的结论是,“公开对中国使用武力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即使中国在武力恫吓之下签署核禁试协议,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中国遵守该协议。而且,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论是对中国进行封锁还是军事打击,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中国报复和军事行动升级的严重后果,更不用说这种行动不会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如果美国与苏联联合采取行动,或至少获得苏联的同意,那么对中国的封锁或常规军事措施将能“更有效”地促使中国遵守核禁试协议。这样,如果美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空中打击,苏联的合作将必不可少。
参联会怀疑苏联对与美国合作打击中国感兴趣,但文官们仍对这一可能抱有希望。国家安全助理邦迪是美国第一个就此事与苏联人直接讨论的高官。5月中旬,邦迪在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谈时建议,美苏对中国的核武器问题进行“私下和严肃地交流看法”。但是,多勃雷宁对此议题不感兴趣,提起了美国建立多边力量计划。美国的多边力量计划,一直是美苏关于核不扩散谈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多勃雷宁称,多边力量计划“不会使苏联政府在处理中国核雄心问题时变得更容易”。虽然邦迪称多边力量计划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它将把西德与北约牢固地捆绑在一起,有助于遏制西德的民族主义及其冒险行动,但多勃雷宁拒绝谈论中国核问题。
多勃雷宁的断然拒绝,暂时终止了美国对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探讨。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总统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意与美国讨论核禁试条约后,又重新引发了美国官员关于美国与苏联联合打击中国的兴趣。肯尼迪任命无所任大使哈里曼作为其特使访苏。尼采的助手亚瑟·巴伯说,哈里曼应当向赫鲁晓夫提出讨论不扩散核武器协议的可能性,但要把中国作为中心议题,探讨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并准备了一份题为《使中共核能力夭折》的详细文件。该文件包括美苏在一系列动作上的合作,比如对中国进行“政治劝说(苏联发挥主导作用)”,“美苏联合对中国一些核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等。巴伯认识到,多边力量计划是阻碍苏联参加核不扩散协议谈判的绊脚石,因此认为牺牲多边力量计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战略。在哈里曼赴莫斯科之前的几个星期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将“放弃多边力量计划”作为不扩散协议的一部分。但国务卿腊斯克当即表示反对,称盟国已深入参与多边力量计划,此时放弃该计划不是明智之举。
肯尼迪没有继续探讨多边力量计划,但对美苏联合对付中国的核设施仍抱有幻想。他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6月下旬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如何才能将中国绑到核禁试协议上,甚至探讨了阻止核扩散的方法。肯尼迪称,一旦中国试验核武器,美国将不得不恢复核试验,这意味着核试验协议将成一纸空文。
哈里曼在7月14日刚抵达莫斯科,就收到了肯尼迪的指示。肯尼迪命令他向赫鲁晓夫强调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发展和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上的想法。虽然哈里曼最终与苏联达成《部分禁试条约》,但他没能使赫鲁晓夫采取措施反对中国核计划。只要法国坚持反对禁试条约,赫鲁晓夫就不会同意孤立中国。而且,赫鲁晓夫还淡化中苏分裂,并拒绝哈里曼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有核武器的中国将变得“更加克制”,“没有核武器的人常常呼声很高”。
赫鲁晓夫不愿意与美国特使探讨向中国施加压力的可能性。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了一轮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哈里曼在莫斯科谈判禁试条约。一些苏联领导人对与中国的争论感到沮丧,赫鲁晓夫可能发现讨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中苏关系的紧张,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考虑公开反对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肯尼迪已经命令国防部高级官员研究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8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中国仍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成为羽毛丰满的核武器国家,我们愿采取一些措施,以减轻这一威胁”。在这一天之前,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秘密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一个常规打击的紧急计划,旨在“严重影响和迟滞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这一命令可能得到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
转自:《当代世界》05年第三期
★导弹司令员杨业功:以战斗者的姿态倒下
新华网北京7月26日电 (记者张瑾)7月8日下午三点左右,记者接到通知要在次日晚上6时15分之前赶往首都机场乘坐中国民航班机,连夜赶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某基地,此行的目的是采访该基地原司令员、已故的杨业功少将的事迹。除此之外,记者对于此行更多的细节安排完全一无所知。
杨业功,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就这样,记者带着茫然、带着好奇、更带着求解的迫切心情,踏上了近20年新闻生涯中首次的“神秘之旅”。
初“识”杨业功
记者的第一项采访工作,是从阅读《第二炮兵党委关于开展向杨业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开始的。
第二炮兵党委2005年4月1日做出的《决定》这样描述杨业功:
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同志,“1963年8月从湖北省应城市入伍,196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作训处长、旅长,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入伍40多年来,他牢记军人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奋发向上,争先创优,特别是走上基地领导工作岗位后,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为部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和军事斗争准备呕心沥血,拼搏进取,做出了突出成绩。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2003年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7月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业功“一心一意想打赢、谋打赢,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个新型导弹旅,组织发射了第一枚新型导弹,先后参加了多次重大军事演习和国庆50周年天安门大阅兵。特别是担任某基地司令员期间,他和党委‘一班人’精心谋划,精心组织,部队力量建设、战场建设、军事训练、人才培养和装备配套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部队战斗力得到快速提高。他对导弹部队事业执著追求,工作扎实深入,每年有100多天到部队检查指导,每个新建阵地都是亲自勘察、选点,所有点位都熟记于心。他以高昂的精神状态拼命工作,即使在病重期间仍然牵挂部队建设,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生活简朴,清正廉洁,秉公用权,不谋私利,在官兵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随后,在短短5天的采访时间里,在与基地机关和基层官兵短暂而深入的交流中,杨业功司令员为锻造共和国“拳头”部队做出突出贡献的生动形象,从无到有、由浅及深,一点点、一步步不断在记者的脑海中活跃起来,在不断升华……
发射绝不能靠“估计”
1999年5月7日午夜,以某大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举国为之震惊,很多爱国民众和学生发自肺腑地呐喊:我们也有导弹!我们的导弹在哪里?
作为军人的杨业功有着同样的民族情感,也更加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
就在这一年的6月,杨业功走上基地司令员岗位。他在第一次党委会上就郑重提出:祖国和人民对我们二炮部队寄予厚望。作为中央军委一支处在军事斗争准备的“拳头”部队,务必树立“真抓实备的观念”,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临战的姿态、倒计时的方法,把各项准备抓紧、抓实、抓好。
在2001年的一次合成演练任务中,该基地某营一个发射单元正在实施第二波次打击操作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临时进行射向转换。
这时杨司令员来到阵地随口问了该营一名新定岗的排长:“临时转换射向需增加多长时间?”那位排长脱口答道:“大概X分钟。”听罢,司令员非常生气地质问道:“这是演习不是演戏,怎么可以用大概、模糊的话来回答问题呢?”随后,杨司令员又对那位排长谆谆教诲:“你是刚到部队的大学生,专业学得不精我不怪你,但是你这种马马虎虎的思想是坚决要不得的。”
2002年9月,某旅达标考核。当时计划进行新课目训练。发射前,操作号手突然报告某系统的数据检测异常,几名技术人员经过数据判读得出初步结论:可以基本判断导弹无恙,估计是发射装备问题。
站在警戒线以外的杨司令员知道情况后,毅然走进警戒线,亲临发射现场坐镇指挥。在听取技术人员的汇报后他问道:“你们的‘估计’有多大把握?谁能保证自己的判断结果正确?”
两句话问得几名技术人员哑口无言。
“导弹发射无小事,我们不能放过一个疑点,不能靠平时的经验贸然行动,必须确保精益求精,万无一失。”
随后,杨司令员果断拍板,现场启用备份单元,保证了导弹的准时发射,实现了发射演习的预期目标。
“坚持标准就是谋打赢“
基层战士怎么做才算谋打赢?不少官兵对此很迷茫,杨司令员的回答是“不管是训练,还是施工,只要能坚持标准就是在谋打赢。”
1997年11月,时任基地副司令员的杨业功到部队检查光缆铺设工作。当时有人建议:“首长,您在家休息,我们去检查后把结果报告给您就行了,何必亲自去呢?”他却不答应,执意要到现场看看。
虽是初冬,却已非常寒冷。在光缆施工现场,杨司令员找来一根竹竿,系上细绳,作了标记刻度,亲自趴在沟沿上,每半米进行一次测量,检查沟深是否达标。哪怕是浅一点,他也要叫人当场进行修改返工,有时干脆卷起裤腿,跳进光缆沟,自己动手修整。当时,光缆沟里有半米多深的积水,尽管身上的衣服都被打湿了,冰冷刺骨,他却全然不顾。
“战斗力不是保出来的”
在战斗力提高上,杨业功总是坚持一切以实战为标准。2002年,曾多次完成重大演习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总部通报表彰的某导弹旅,在二炮率先提出每月实施全装拉动演练。这种做法虽然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摔打了部队,但也存在巨大的风险。这时有人担心这样做会把部队多年的荣誉搞丢了。对此,作为军事主官的杨业功明确表态:“只要是有利于战斗力提高的事,就要大胆干,有责任我来负。”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旅在第一次夜间拉动中,一台发射车就因路况差陷入了路边的稻田,险些酿成重大事故。杨业功了解情况后,不但没有批评指责,而是在认真分析原因的基础上鼓励旅领导,“只要科学筹划,严密组织,就会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后来,这个旅不仅没有减少训练内容,反而增加了训练的难度和强度,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行动能力。不久,这一做法在第二炮兵得到了全面推广。
2002年5月,曾被作为典型宣传的某旅赴某地执行实弹发射任务,并接受上级考核。事关重大,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稳妥可靠。
这时有人建议,让打过实弹的发射单元参加考核把握大些。杨司令员却不同意:“战斗力不是保出来的,要打就实打实地来。”他明确指示必须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实行随机抽点,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不许外单位人帮助把关。他还陪同二炮首长亲自到训练场督考,结果抽出了两个从未参加过实弹发射的发射单元执行任务,当时不少人捏了一把汗。
可喜的是,这两个发射单元凭借练就的过硬本领,确保了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创造了常规导弹旅首次独立完成作战指挥和作战任务、首次在没有任何技术人员帮助把关的情况下完成了发射任务、首次以随机抽点发射单元的方式完成了发射、首次以导调分离的方式完成了合成训练检验任务等四个先例,使该旅作战能力得到一次全面检验。
杨司令员提出研制“缩比弹”
实弹发射是二炮部队检验战斗力的最高阶段。然而,多年来由于武器装备昂贵,使用寿命有限,各发射单元真正能够执行实弹发射任务的机会很少。
为彻底解决这一制约战斗力提高的“瓶颈”问题,杨业功先后查阅了国内外十几种导弹发射技术资料,通过反复对比和论证,亲自设计并组织指导科技人员研制成功了可完全模拟实弹发射的“新型导弹缩比飞行弹”,较好地解决了官兵参加实弹发射训练机会少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军事和经济效益。军委一位首长视察部队看到缩比弹发射演示后,给予了高度评价。
“花谁的钱都是花人民的钱”
杨业功当司令员几年,多数时间是在勘查阵地、执行任务、参加开会的奔波中度过的,经常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能讲起几件杨司令员换房间的故事。
2000年,杨司令员到参加一个战备工作会议,主办单位考虑到他级别较高,便安排了一个条件较好的套房。杨司令员到达后,立即找到工作人员要求将套房换成单间。
在一阵推让之后,随行的一位旅长见对方盛情难却,便悄悄对他说:“司令员,你就住下吧,反正是他们花钱接待。”
听到这话,杨司令员有些不高兴了,他严肃地说:“他们出钱和我们出钱有什么区别,花谁的钱还不是花人民的钱?就是睡睡觉,我有一单间足矣。”最终,大家只好把司令员的行李搬到了一个普通的单间。
简陋的“将军府”
在一个细雨朦朦的上午,记者慕名来到了杨业功生前的“将军府”。
艰苦朴素,不少人把它当作一种标准,在杨司令员那里却成了一种习惯。担任军师职领导十几年,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住房十多年从未装修过,墙壁斑驳,工作人员几次提出将房子装修一下,都被他拒绝。
记者看到杨司令员家中的家具大多是“老古董”:餐桌、柜子是20年前当处长时自制的,当旅长时买的沙发十几年还在用。他睡觉的床很特殊,是四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年前他任团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打做的,生前,他曾多次向来人展示自己的这一“得意之作”:这张床打开可以放衣服,合起来可以睡觉,多好!
作为一位将军,用箱子当床的有几个?有位老战友到他家中拜访后感慨地说:“这可是我见到的最简陋的‘将军府’!”
把学习当成习惯
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杨司令员坚持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孜孜不倦的汲取现代高科技的营养,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因为忙,他经常是见缝插针地学习,把点滴时间利用起来读书,他一旦碰到集中学习的机会,就会学得痴迷,学得疯狂。
1997年,杨司令员被派往国防大学深造。他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充电”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微电子技术、航空航天等现代高科技知识,研究我军现代联合作战的特点、指导思想和各军兵种作战理论,收集整理出各类资料几十万字。节假日,他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一年的学习期间,他从许多知名专家教授那里“猎取”到许多前沿知识,完成了军事指挥员的知识升级。返回部队,他将学到的作战理论应用到部队的训练中,进行训法战法创新,不断提高部队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2002年,已经57岁的杨司令员在基地党委常委中带头参加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学习。有人劝他:“您已经是快花甲的人了,工作那么忙,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何必再花费那么多时间还要去读书呢?”
杨司令员听到后说:“人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况且对高技术条件下一体化作战中的诸多问题一直是一知半解,参加这样的学习,对我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也是伏在病床上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看着他忍着病痛的折磨,翻阅资料的情景,医生护士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要以战斗者的姿态倒下”
杨业功曾说:“在军队一线工作那么多年,我就是倒下也要以战斗者的姿态倒下”。
2003年11月,杨司令员被诊断患“十二指肠腺瘤恶变”疾病,并随即在一天之内接受了两次手术。住院期间,杨司令员时刻牵挂着部队建设,他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部队情况,只要来人,三五句话就会谈到工作。
2004年春节前夕,当杨业功的病情刚有好转,他就再三请求出院,医院也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叮嘱他必须“全休”。实际上,杨业功在短短的回家不足十天的日子里,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先后与基地大部分部门领导谈话,研究新年度工作思路;仔细检查了机关大院配套设施建设情况,并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好事办好……
大年初六,他拖着孱弱的身体,主持召开了基地军事工作会议,对承担的军事行动任务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推演了一遍。这也是杨业功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基地党委常委会。
对于这次会议,有多人含着眼泪向记者描述了杨业功一步步拖着虚弱的身体,上楼一步三喘、脸色惨白、虚汗直冒的情景。与杨业功相识30多年、一起共事20多年的老战友、基地原副政委迟志江以颤抖的声音回忆说,“我从担任秘书处长到担任旅政委、基地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基地副政委,参加过很多不同类型、不同专题的会议,但这次会议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回到基地不到10天,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只得住进基地医院。不久,又被紧急转往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
2004年4月时的杨业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他表现出来的坚强,令所有在这期间见过他的人为之动容。
在那些日子里,他让陪护人员上街买来战争题材的影碟,治疗间隙,躺在病床上看了一部又一部。每看完一部,他还要“小结”——给大家讲述影片的时代背景和真实情况,直到累得嗓音变调。精神稍好些,他又要看书、读报,还完成了自己参加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他在尽最大努力抗争病魔。他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就在杨业功去世前13天,时任某旅旅长的陈楚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更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话是杨业功从病床上打来的。老首长居然还在惦记着旅里的达标考核,叮嘱一定要把工作做细致。握着话筒,陈楚华心里阵阵酸痛,泪水模糊了视线……
病情在一天天加重,无情的死神在一步步向杨业功逼近。2004年6月7日,医院给杨业功的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杨业功陷入了昏迷。
2004年6月9日,杨业功终于从昏迷中醒来。这天,二炮有关领导来到病房中。看到昔日共同战斗的战友,杨业功十分激动,他似乎已经知道时间对自己的弥足珍贵。这一次,他们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对首长说:“我这一辈子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我无怨无悔……”
在杨业功生命的最后时刻,二炮机关的首长、长年与他奋战在训练一线的战友、转业到地方的部属都来了……可此时的杨业功周身浮肿,两眼已经睁不开了,嘴里却不停地念叨着:“一二一……出发……”两手无力地挥舞着。
他的老部属、时任基地副参谋长的高津深知老首长此时的心情,于是轻声说:“司令员,请您放心,您交待的几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直到这时,杨业功才安静下来。
2004年7月2日,杨业功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该基地刘司令员和吕政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老司令员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精神和风范将长留在我们心中,成为基地的宝贵财富。他为导弹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倒在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战斗岗位上。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忠诚使命、矢志报国的执著追求,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政治本色,深入实际、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昂扬斗志。”
★美报披露反恐官员窃听“基地”全球恐怖网络详情
中新网3月4日电: 据《纽约时报》报道,代号为“白山行动”的反恐调查工作是调查人员在2002年4月获得一个偶然线索后启动的,调查人员在那时截获了一个手机电话,手机电话的通话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而且没有进行任何交谈。
  调查人员怀疑这一电话是恐怖分子间的一个信号,随即对电话进行监听,结果追踪到一名恐怖疑犯,随后是其它恐怖疑犯,最后直至分布在三大洲的恐怖组织团伙。
  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比手指甲而小的计算机芯片。欧洲和美国的反恐和情报官员称,在调查行动于最近几个星期结束之前,对此展开的追踪行动已使十二名基地组织疑犯被逮捕、制止了至少三起在沙特和印度尼西亚实施恐怖袭击的图谋。
  据欧洲情报官员称,调查工作还缩小了对世界头号通辑犯卡利德的抓捕范围。卡利德被指控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谋之一。美国当局于去年三月份在巴基斯坦逮捕了卡利德。调查人员称,两年来,他们能够对数名基地组织头目和数十名组基地组织成员的电话和位置进行追踪。调查人员发现,他们都喜欢使用某种品牌的手机芯片,这种芯片可以先付话费,并可使手机在全球使用。
  调查人员称,他们认为这种由瑞士电信制造的芯片很受恐怖分子的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不提供自己姓名的情况下购买这种芯片。一名欧洲的高级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这些手机将保护他们的匿名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在没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当局仍能对电话交谈进行定期监控。
  美国和欧洲的六名高级官员同意提供这一原先保密调查行动的详细情况,因为调查行动已经结束。他们还说,有强烈的迹象表明由于对手机安全性的警戒,恐怖分子已放弃使用手机进行重要的交谈,他们正转而使用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话和人工信使。一名欧洲高级反恐官员说:“这曾是我们确定基地组织成员位置的最佳工具。匿名性的概念可能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我们现在认为基地组织已明白我们曾通过这些电话监听他们。”
  官员们称,此次行动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最成功的一次调查行动,是不同国家情报机构密切合作的一个范例。调查行动由瑞士牵头,涉及十多个国家的特工人员,其中包括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德国、英国、意大利。
  在恐怖分子与情报机构的较量中手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获得更多的调查权力,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和其它官员已多次强调对手机电话进行监听的重要性。调查人员所获得的成功看起来正使恐怖分子的通信手段要么越来越先进,要么越来越原始。
  官员们说,美军2001年12月对阿富汗托拉波拉山区实施轰炸时,美国当局曾听到本拉登使用卫星电话给他的助手们交谈。自那以后,本拉登一直通过信使来传递他手写的指示。2002年,德国当局在监听扎尔瓦威的电话后破获了一个恐怖组织。扎尔瓦威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他在电话中命令恐怖分子对德国的犹太目标实施袭击。自那以后,扎尔瓦威的行动变得更加小心。反恐怖主义专家、安全研究马歇尔欧洲中心教授帕拉特说:“如果你重创恐怖分子,那么他们就会吸取教训,他们很聪明。”
  官员们说,当恐怖分子们使用手机时,他们的通话很短,而且使用暗语。一位沙特高级官员说:“他们知道我们在追踪他们,他们经常变换手法,使用新的方法,我们也不断找到能使他们的日子非常难过的方法。在许多方面,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些基地组织的头目使用手机只是为了安排在一个更加安全的电话上进行谈话,就是这样一个简短的电话启动了“白山”调查行动。
  与调查工作有关的两名官员说,这个电话是36岁的德国穆斯林甘扎尔斯基2002年4月11日打给“基地组织”军事指挥官卡利德的。卡利德当时正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秘密藏手地点指挥恐怖活动。反恐官员说,两人并没有在电话中进行交谈。据两位高级官员说,打电话的目的是通知卡利德在突尼斯将发生一起由基地组织实施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当天,突尼斯的一个犹太教堂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21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德国游客。
  通过电子侦察,德国当局跟踪这一电话至卡利德的瑞士电信手机上,但是最初德国当局并不知道这是卡利德的手机。在突尼斯爆炸案两个星期后,德国警方搜查了甘扎尔斯基的住所,并查获了许多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最后使调查人员追踪到卡利德。由于发现甘扎尔斯基与武装分子有联系,德国警方就开始对他进行监听。去年六月,法国警方逮捕了他。
  有关方面将卡利德和其它一些人的手机号提供给瑞士当局,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通过检查瑞士电信公司的纪录,瑞士官员发现,许多基地组织成员都在使用瑞士电信公司的芯片,这种“用户身份确认模块卡”可以将电话与一个手机网络联接在一起。
  官员们说,瑞士、美国和巴基斯坦使用这一情报对卡利德在巴基斯坦的活动进行了为期数个月的追踪。通过对手机使用情况的监控,调查人员确定了卡利德的大概位置,但是调查人员并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两位欧洲高级情报官员说,当瑞士调查人员确定卡利德在卡拉奇后,美国和巴基斯坦安全部门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协助下就展开了抓捕行动,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他。一位官员说:“这是因为卡利德并不经常使用这部电话,他有许多电话。”一位欧洲高级情报官员说,卡利德是他自己疏忽大意的受害者,他总是不停地变换手机,但是他却一直在使用同一个SIM卡。
  中情局局长特内特上个月在一演说中说,一名中情局间谍使当局成功地抓获了卡利德。一位高级情报官员本周说:“卡利德的被捕是杰出人力情报行动的结果。”一名欧洲情报官员说,当瑞士和其它欧洲国家官员听到美国特工抓获卡利德的消息后,“我们开了香槟来庆贺。”
  在对卡利德财产进行检查时,当局查获了计算机、手机和一个有数百个号码的电话本。官员们说,对这些号码进行追踪使调查人员获得了6000个电话号码,这几乎是基地组织活动的路线图。当局注意到,卡利德的许多电话都是打给印尼和沙特的基地成员的。去年四月,印尼官员使用这些电话号码破获了一个与卡利德有联系的恐怖团伙。在利雅德自杀式爆炸案发生后,沙特当局使用这些电话号码追踪至两个恐怖团伙。这些恐怖团伙的一些成员在与武装部队的交火中被击毙,另一些人被逮捕。
  与此同时,瑞士使用卡利德的电话本开始对他二十多名助手的电话进行监听。一位高级官员说:“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资源,许多国家都对此进行了监听。”去年六月,调查人员听到了一个电话,电话称:“大人物将来到这里,他将很快到这里。”七月份,这名被称为“大人物”的男子在卡塔尔被捕,他是出生在沙特的奥威斯。一名官员说:“他是基地组织领导层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他经常出入西方社会,对那些经验不足的圣战者提供支援。”
  今年一月,调查行动所获得的情报使八名恐怖疑犯落网,他们被控是瑞士的一个“基地”组织后勤团伙。一些人被怀疑曾参与了利雅德自杀式爆炸案。欧洲当局后来发现,卡利德曾与出售瑞士电信卡的公司联系过,并定购了大量电信卡。
  “白山”调查行动已经结束,但是调查人员仍对一些人的电话进行监听。瑞士电信公司的发方人证实公司配合了调查工作,但拒绝发表评论。一位高级官员说,当局对基地组织成员这么忠于瑞士电信公司感到幸兴。另一位官员说:“他们经常换手机,但却使用同一张电话卡。他们这么长时间使用同一个电话卡的作法很愚蠢,这对我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春风)
★前苏联如何获取研制原子弹的秘密
2003-08-11 15:58:58 参考消息
美国曾计划用核弹攻苏联
俄罗斯的第一个核情报员——年近9旬的不久前走完了他不寻常的人生。
  据俄罗斯《议会报》日前报道,他是第一个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传到莫斯科的人。
  巴尔科夫斯基1939年进入国家情报部门。他回忆说:“一天夜里3点,我被叫到克格勃总部并被告知,需要保卫国家利益。当时不能拒绝组织对你的这种信任。然后进行了与世隔绝的紧张训练,朋友们都以为我失踪了。当我作为外交官回到莫斯科时,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我就在英国长期出差。”。
  1940年国家安全部门中尉巴尔科夫斯基以使馆文化随员的身份来到英国,当时欧洲已弥漫着火药味。战争开始后,许多英国人积极配合苏联情报人员,他们认为,只有苏联可以使英国摆脱与法西斯作战的重负。当时巴尔科夫斯基一个人就要联系17个重要线人。他因获得有关对德国水雷的无线电定位和排雷的技术资料而获得第一枚奖章。当时英国海军不想把这一技术告诉自己的盟友。
  他获取的最重要情报是关于英美联合研制原子弹的情报。1941年9月25日苏联驻英国情报机关得到大量文件,包括英国政府铀委员会关于制造原子弹可能性与前景的报告以及英美核研究实验室资料,包括核研究方案、铀235的裂变过程、铀的数量、用于试验的原子弹的研制期限(两年)。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些文件的苏联人就是巴尔科夫斯基,他写出详细报告,并传给了莫斯科。用巴尔科夫斯基的话说,“苏联从英国了解到原子弹,从美国知道如何制造原子弹”。
  苏联当时正忙于与德国法西斯作战,对这份报告没有给予应有重视。情报部门甚至没有向斯大林汇报,而是把这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四局,当时那里集聚了强大的科研力量。四局对此作出的回答是模糊不清的,认为制造原子弹是有可能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但是,在伦敦的苏联情报机构持不同意见,反法西斯的德国物理学家克·福克斯也提供了更准确的情报。福克斯积极参与美国的核计划,同时将这方面的重要情报透露给苏联。有关英美研制原子弹的情报再次传到莫斯科。1942年秋斯大林召开秘密会议,邀请苏联一些著名科学家参加,会上决定要加紧研制苏联的原子弹。
  这时,巴尔科夫斯基在英国发展了一名非常重要的线人———一名直接参与原子弹研究的英国科学家,从他那里获得的情报对苏联原子弹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巴尔科夫斯基1946年回国,1956年至1962年又在美国领导苏联情报机构。70年代他在对外情报学院当教授,1984年退休,曾荣获英雄金星奖等多枚奖章。(完)
美将公布部分绝密战争档案 曾计划用核弹攻苏
http://military.china.com/2003-12-17 08:41:03

  
  想知道五角大楼过去战争计划的内容吗?为什么“脆玉米片”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批准实施,而“特洛伊”、“争吵者”、“烧灼”等冷战时期的作战计划却始终停留在计划阶段?即将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举行的“绝密”档案展览可能会帮助你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
  在存有《独立宣言》和《宪法》等重要文件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参观者可以使用一种新的互动型计算机软件来查看间谍报告和战争计划,这些文件原先只供拥有特别安全许可的官员们阅读。尽管展览活动要等到明年才会举行,但是国家档案馆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要展出的一些文件的概要。其中包括:一位美国海军武官1946年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称美国可以使用原子弹来赢得与苏联的战后权力斗争;使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默曼”电报—德国外交部长齐默曼向一位墨西哥官员发去的一份密电,密电称德国将帮助墨西哥从美国手里收复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州。英国人截获了这封电报,将电报解密后交给了威尔逊总统。美国国会于一个月后对德宣战。“脆玉米片”行动的文件—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在德国散发反纳粹宣传品的计划。
  作为对旧档案的定期检查和消息自由法案的一部分,国家档案馆每年都要解密数十万页的文件。解说员布斯塔特说,挑战在于让参观者能够感受到研究人员打开尘封已久解密档案的那种“刺激和发现的快感。”例如,观看“齐默曼”电报的参观者将能看到由德国人发往墨西哥城的电报:一组标准的西部电信联盟格式组合的数字,档案馆将说明数字的内在含意,如“264777”代表着“得克萨斯”。海军武官提交的作战计划的每一页的页头和页尾上仍然标注着“绝密”字样。
  这一绝密的作战计划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海军武官马普利斯少将于1946年写给当时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马普利斯在这一长达七页的备忘录描述了苏联在二战后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预测苏联将于1951年前长驱直入地攻入西欧。由于担心西方世界的力量不能守住西欧,马普利斯预测说,由于美国有原子弹,而苏联在五年内不会拥有原子弹,因此只有美国才能战胜苏联。他的预测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苏联在1949年就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他写道:‘原子弹使我们拥有现存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此外,我们在技术、组织和工业实力方面的优势将能使我们更快、更多地生产出新式武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政权的倒台将使俄罗斯人签署有条件的投降条约。”
  马普利斯并没有给他的作战计划取一个名字。但许多学者称美国曾制订了十几个对苏联作战的战争计划,战争计划的名字有“特洛伊”、“争吵者”、“烧灼”等。曾编辑长达15卷的“美国对苏作战计划:1945-1950”一书的戴维德在接受采访问时曾说,美国原子弹制造工程“曼哈顿”工程的主管格奥维斯将军曾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城市的目标清单。(固山)
★“明级失事”风波凸显亚太反潜链
2005年07月27日文/特约撰稿员 徐冰川
5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一篇有关解放军“明级”潜艇在南中国海发生火灾的报道搅得国际社会沸沸扬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公开否认日本媒体所谓中国潜艇失事的报道,称潜艇是在进行“应急救援训练”。中国新闻社紧接着发文称,中国南海舰队刚刚完成援潜训练,圆满结束后返回基地。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吸引读者眼球的是解放军潜艇是否出事,但军事观察家和评论家却注意到,这一事件背后,美军、日本自卫队和台军的“亚太反潜链”已日趋成熟,隐现对解放军潜艇部队的现实威胁。
美日台军方的情报联动
5月31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国一艘明级常规潜艇5月26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火灾,直到30日才由军舰拖回海南岛榆林港,目前不清楚这场火灾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报导是引述日本及美国国防消息人士的谈话,指出这艘明级潜艇是在南中国海下潜时,舰上发生火灾,导致潜艇失去动力,美国与日本当局都密切关注该潜艇动向。消息指出,潜艇失火时,正处于南中国海台湾和海南岛中间水域,事故海域可见到中国军方派出三到四艘军舰,另有一艘中国潜艇,情报据此研判,当时解放军可能正在进行军演。
《读卖新闻》的这则报道迅速引起了美、日、台军方的连锁反应:日本和美国的“军方渠道”认为,这起事故尚不至于影响当地海域生态环境,因为潜艇并非核动力潜艇,没有辐射外泄疑虑。美国军方则透露说,太平洋美军在发现“事端后”,迅速派出了反潜机和侦察机飞抵解放军潜艇活动区域,实施远程侦察和跟踪,并且将相关情报迅速向其在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友”—日本自卫队和台湾军方发出通报。日本防卫厅拒绝发表评论,但海上自卫队有官员私下透露说,美国迅速向日本方面通报此事,日方立即成立“课题小组”追踪此事。
台湾军方的反应最为强烈,台“国防部”军事发言人刘志坚5月31日表示,解放军潜艇“发生意外”的位置离台湾相当遥远,但台方“都有全程掌握”。至于中国的潜艇实力,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东森新闻报报导说,由于该海域通常都是解放军南海舰队潜艇训练与演习海域,因此台方并未列为优先监控区。不过,军方高层透露,“明级”潜艇在台湾西南海域公海上“发生意外”,是由美方情报机构率先得知,并分别通知日本与被列为周边有事的战略盟军台湾方面的军方情报系统,因此台方在美方“发觉有异”的第一通报时间,也同步接收此一讯息与情报。
中国称解放军援潜训练是“既定科目”
中国政府和军方针对日本媒体的报道,于5月31日和6月1日做出反应。
在中国外交部5月31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中,孔泉面对媒体的多次询问时说,经他向中国有关单位查证:“是中国海军在组织舰艇应急训练。”6月1日,中国新闻社也引述中国军方的消息报道说:“近日,中国海军在敏感海区组织实施了援潜演练。这次演练历时一周,内容丰富,风险较大,演练十分成功。参演舰艇31日晚全部顺利返港。专业人士分析,这次演练的成功对提高海军舰艇海上救援生存能力有很大帮助。据悉,大规模援潜演练在中国海军尚属首次。”
国际军事观察家认为,中国政府和军方的解释“可信”,因为如果翻看稍早前中国军方报纸《解放军报》就能看到,南海舰队正在举行相关科目的演习。《解放军报》5月8日报道说:“海军南海舰队某支援舰支队编队开进气候恶劣、环境复杂的陌生海域,协同多舰种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海区实兵演练。该支队先后演练了5个应急支援的高难课题,一大批新战法、新训法得到检验和完善,海上作战支援能力不断攀升。演练现场涛声阵阵,吼声震天。一艘艘侦察船深入 ‘战场’前哨,不时上报‘敌舰’方位距离;纵向补给中,‘油龙’凌波踏浪,仅几分钟就直抵护卫舰;横向补给中,一道铁索为作战舰艇上需要的主副食架起了‘空中走廊’,对某驱逐舰的补给比初次训练快了10多分钟;两条导弹快艇靠在庞大的补给舰旁,犹如匍匐的小虎,补完油水就飞快地出击;在强大的信号干扰下,某应急海测船为潜艇又开辟了一条新航道;某救援医疗船在敌情威胁下,为某舰安全转运了8名伤员。此次连续12天的跨海区训练,编队6种支援舰配合5种作战舰型,纵横驰骋3大海区,使该支队初步实现了从单舰补给到多舰补给,从一般海况到复杂海况,从近海港口到远洋伴随支援的历史性跨越……”
军事观察家认为,《解放军报》的这篇报道提前证实几个内容:一是参演部队;二是演习地域;三是演习相关的科目。据此,军事观察家认为,解放军援潜训练是“既定科目”,再有,自俄海军“库尔斯克号”潜艇事件之后,世界各国海军都加强了援潜训练与演习,作为潜艇大国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美日台军针对中国加强反潜链
事实上,这起事件从军事角度观察,会发现一个端倪,那就是美日台三方的反潜互动已趋于成熟。
据台湾军事期刊《尖端科技》和美国防务协会网站等媒体早先披露,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大了军事侦察和兵力部署,尤其加强了“亚太反潜链”的建设。报道称,美军尤为关注解放军潜艇部队近年来的长足发展,并有计划地增加了对中国近海的军事侦察,利用美海军的新型声纳,布设新的近海反潜预警系统,企图监视解放军军舰、潜艇活动以及军舰和飞机间的通讯联络。
客观地说,美军这条反潜链最初并不是主要针对中国,而是冷战期间为了对付苏联的潜艇威胁。当时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部署了一条上万公里的监视线,采用沿大陆架部署方式监视苏联核潜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这条监视线沿白令海峡外的阿留申群岛南下千岛群岛,经过日本群岛延伸到琉球群岛末端。这条“反潜链”由海底固定的被动声纳、水面舰艇、反潜飞机等设备组成。冷战结束后,“反潜链”非但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反而继续加强,特别是千岛群岛至琉球群岛一线的反潜力量比冷战期间大大增强,而这一监视区域正是中国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进出太平洋的门户。美海军官员直言不讳地说,此举针对的主要是中国。
据美军官员介绍,此次布设的新型声纳是一种全天候被动式声纳,具有极强的探测静音型潜艇的能力,较之以前使用的主动式声纳和中频被动式声纳,其侦测距离达300海里以上,且具有更易于隐蔽(被动接受潜艇信号,不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定位精度高等特点(装备有惯性/卫星定位复合定位系统),是美国设计的近海反潜预警系统的核心部分。据负责此项研发工作的国际科学应用系统公司某研究员透露,美军为此投入大笔资金,公司每年获取的研发费在800万美元以上。
国际科学应用系统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大、实力最强的商用和军用海洋器材研究机构。该公司研究人员进一步透露,目前布设声纳计划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在这期间,美军利用“鲍迪奇”号侦察船在中国近海海域投放了该型声纳系统的试验产品。从2001年至今,以“鲍迪奇”号为首的美国各型间谍船已经在中国近海海域活动了数十次之多,投放了上百个带有该型声纳的水下听音器,在重要航道组成了“水下听音器定位阵列”。目前,该计划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军企图在第一阶段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中国近海海域的特点,改进声纳的侦测效果,并在2005年利用该型声纳构成范围达3000—5000平方公里的侦察网。
日本海上自卫队历来对反潜问题尤为重视,日本海上力量的装备发展、战场建设、战备训练也几乎都是围绕“反潜”这个中心进行的,其主要水面舰艇和潜艇都是为了反潜护航作战需要而设计。日本还拥有100余架高性能P-3C反潜巡逻机,已构成了东亚地区密度最大的反潜网络。
台湾军方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反潜上下功夫,除了购买反潜机外,更是与太平洋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达成了“反潜艇报共享”的秘密协议,进行反潜情报联网。去年,所谓解放军潜艇“进入日本海”的情报,据日本方面透露,就是由台湾军方提供给日本的。
为了加强三方反潜协调,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反潜力量,美国海军于2004年4月8日在圣迭戈成立舰队反潜战司令部。这一新的作战司令部使命包括集成先进的反潜作战网络、建立反潜作战条令、探索作战概念、负责反潜战训练并辅助海军领导人制定反潜战策略。
舰队反潜战司令部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美国海军能够压制敌潜艇威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海军须在需要的时候探测到敌方的潜艇威胁,在海上形成一道防护网,确保美军与盟军安全进出战区。
★香港媒体:中央下令,一旦中日开战一定要打赢
凤凰卫视7月26日消息: 据香港媒体报道,中日两国因东海资源引起的摩擦正不断升级,有消息传出,为因应局势突变,解放军已成立了联合应急指挥中心,以海军航空兵为突击主力,中央并下令,一旦跟日 本开战,一定要打赢。
  
  随时调两军区战机
  
  据东方日报援引内地军事网站内容称,解放军为应对东海局势变化,成立联合应急指挥中心。该中心设在东海舰队,直接指挥海军航空兵某师某团的苏三十战机和某师某团的「飞豹」歼轰机,作为应急打击分队。
  
  报道称,军方同时要求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空军的战备值班战机由该中心调用,要求南空与济空保证随时可出动一个大队以上的战备值班战机进行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运八”预警机已经承担了空中指挥,并与各部队、各机种进行了联合演练。
  
  加强搜日战机舰船讯息
  
  报道称,根据“要打实弹”的要求,海航应急打击分队都补上了实弹发射这一课,而南空根据要求,已调集精英机师组成了尖子中队。目前,军方已经开始动用各种手段,加强收集日 本战机、舰船的相关讯息。
  
  消息还指出,在联合应急指挥中心成立时,中央高层发表谈话,强调说“对日摩擦,军事上一定不许吃亏,这是一个严格的政治要求。在军事上吃亏,在政治上就要出大问题,所以,在事前的工作中要把准备做足、问题想透。开不开火,要上级决定,一旦开火,打到甚么程度,指挥员可以临机处置,原则是绝对不能吃亏!”
  报道称,对于海军舰艇部队方面,中央的指示说“大型核心水面舰艇”出动要求慎重,一旦有损失就很被动,攻击任务落在了新型导弹快艇部队身上。
  
  报道称,中央指示中所提及的“大型核心水面舰艇”主要指的就是东海舰队的两艘俄制“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由于这两艘主力舰是以敌方航空母舰为假想敌,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将肩负重大使命,因此在中日东海危机中,将不会轻率出动。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