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号为何要急于升空 舆论分析背后原因
★文革时周总理为何一定要保荣毅仁
★解密：林彪副驾驶讲述9.13之夜林彪出逃全过程
★刘亚洲：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刘亚洲：收复台湾靠「整合」而非征服
★美国印度“核合作”弹头对准中国？
★“发现”号为何要急于升空 舆论分析背后原因
【一万年网讯】7月26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时，一只鸟在发射场附近飞过。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宇航局提供的一幅电视图片显示，一只鸟可能在“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的时候撞击了燃料箱的最前端部分。与此同时，美国宇航局证实，在26日的发射升空过程中，“发现号”上脱落下来一小块隔热瓦和一大块碎片。“发现号”底部挡热板可能有两处遭到了破坏。
航天飞机成功返回太空意味着国际空间站仍旧可以继续安装，而不是原地踏步，直到变成一堆废铁。另外，航天飞机从陆地发射，然后再安全返回，这可以为宇航局赢得必要的声誉：美国宇航局需要大笔资金推动人类太空探索任务，不仅仅是重返月球，而且还要向更加遥远的火星发起挑战。
即使“发现”号航天飞机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维护，航天飞机系统仍需要他人为其承担大量繁重的工作。单纯一次飞行确实无法保证人类太空交通系统摆脱种种麻烦，从此迎来阳光大道。那么，此次航天飞机发射对美国宇航局的长久未来又有多重要呢？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美国”和盖洛普三家机构日前公布了一项最新民意测验结果，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他们至少对美国宇航局避免重演2003年2月哥伦比亚号悲剧具有“相当足”的信心。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赞成继续航天飞机发射计划。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宇航局在重启航天飞机发射计划方面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样，大多数受访者还对美国宇航局正在从事的全面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三家机构在7月24日至26日所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74%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继续进行航天飞机发射计划，而反对者只有21%。
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杰弗里·琼斯报告说：“从历史上讲，美国人一直支持航天飞机发射计划，即使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相继失事后，也是如此。”
成功堵住质疑声
虽然美国人总体上表示支持美国宇航局，尤其支持其航天飞机发射计划，但这项最新民意测验也发现，公众显然不怎么支持人类漫步火星，这是美国宇航局和美国总统布什太空探索的未来目标之一。
5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反对国家拨款进行人类登陆火星计划，而支持者只有40%。盖洛普机构的民意测验专家曾在1999年及1969年‘阿波罗11’号刚刚登陆月球时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当时得到的结果与现在一样。7月11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现”号航天飞机的女指令长艾琳·柯林斯在飞行训练结束后准备离开。
今年6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公民反对政府浪费（CAGW）组织也批评了宇航局和政府推进的人类重返月球和载人火星之旅的计划。他们谈到了创纪录的财政赤字、美国宇航局长期的管理问题以及人类探索宇宙的成本和可行性等迟迟未得到解决等问题。
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自我标榜为美国最大的无党派、非赢利组织，旨在消除政府中浪费、欺诈、腐败和管理不善等现象。
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还批评了人类登陆火星计划，对其科学价值提出质疑。该组织主席汤姆·斯克哈特说：“人类登陆火星计划所涉及的巨大技术挑战预计可以被宇航局所克服，宇航局目前缺乏的是发射外低地球轨道航天飞机的能力。”
成国家实力象征
太空专家表示，美国宇航局重新发射航天飞机有多个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人类太空飞行事业。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太空历史部门主任罗格·拉尼斯说，其中一个原因为，这是个将人类太空飞行当作国家实力象征的问题。
拉尼斯说：“由于其技术方面的超高要求，航天飞机已成为美国优越于世界其它国家一个压倒性、居高临下的象征。它肩负着美国国家实力和技术能力的重担。” 拉尼斯补充说，尽管面临各种复杂问题，但航天飞机已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灵活的航天飞行器之一。航天飞机巨大的有效载荷令其可以部署人造卫星，将太空飞船返回地球，以及包括修复并重新部署哈勃太空望远镜这样的航天器。在航天飞机1981年开始飞行时，上述所有一切便成为现实。
拉尼斯说：“实施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已确保每架航天飞机的机组人员具有比‘水星’、‘双子座’、‘阿波罗’甚至‘太空实验室’计划的宇航员更加广泛的活动。”航天飞机可以将大批建设国际空间站“迷宫”的材料运往太空。拉尼斯解释说：“如果没有航天飞机，国际空间站将遇到大麻烦，它即使建设完成也无法实现其事先做出的承诺。我们能越早将航天飞机发射到太空，我们就越能继续建设国际空间站的工作。”
增加布什政治筹码
航天飞机重返太空对未来两三年美国总统布什赢得公众对其国家太空探索构想的支持至关重要，同时也对国际上所承担的国际空间站建设义务至关重要。
按照布什政府提出的太空探索计划，所有的航天飞机将在2010年前退役，用新型飞行器取而代之，整个太空探索计划将包括重返月球，载人飞行器上火星探险等。如果“发现”号成功发射，又能成功返回，那么美国在老的一批航天飞机退役后将研制新型航天飞机，并开始对地球轨道以外的太空进行载人飞行与探险；如若失败，美国宇航局的其他计划都将化为泡影。
美国宇航局还可借此次飞射尽早摆脱航天飞机业务的“烂摊子”，进而展开下一步太空计划的实施。据估计，美国为了建设国际空间站，至少需要发射航天飞机12次，甚至更多，为国际空间站运送零部件，清理垃圾。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给宇航局的预算造成沉重的负担。宇航局本身也希望通过商业承包的方式，为国际空间站的补给提供运输服务，并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但相关合作伙伴的出现需要时间，而“年事已高”的航天飞机却越来越老化，修缮也开销巨大，因此，宇航局也想为节省成本尽早结束航天飞机时代。
北达科他大学约翰·奥德加德航空学院太空研究学系助理教授艾里加尔·萨德赫强调：“布什总统的太空探索构想，取决于航天飞机是否能在2010年前被淘汰。”
萨德赫认为：“如果美国宇航局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只是为人类太空飞行所进行的航天飞机发射计划，那么这有可能招致航天基地开发或人类火星之旅宣告结束，或许再次无限期推迟。”
再度出击意义非凡
“发现号”是继“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重返太空的“象征”。
40年来一直从事人类航天飞行市场开拓的布克比说：“有时，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哭泣。但多数时间，我们获得了成功，我们为之欢呼。”布克比指出，人类在 42年中进行了143次航天飞行，17名勇敢的美国人为人类航天飞行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说：“举国上下为在‘阿波罗1’号、‘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 号航天飞机上献出宝贵生命的宇航员们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崇高敬意。如今我们又到了再踏征程的时候了。”
布克比同前宇航员瓦里·斯克拉合著一本名为《名副其实的太空牛仔》的书。这本书刚刚出版，又将人们带回到美国早期人类航天计划的时代，如果没有当年的执著奋斗，就不会有今天这番显赫战果。布克比说：“我认为，美国必须通过航天飞机把宇航员重新送入太空。我们必须继续向世人证明我们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在太空探索方面居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将被看作是技术方面的佼佼者，这一点已被阿波罗号所证实。”
布克比说：“美国民众之所以希望我们再次发射航天飞机，这是因为他们会很自豪地说，是我们的宇航员，是我们的航天飞机正在创造航天史的奇迹。他们敢为别人所不敢为。我们为有这样勇敢、坚强，富有冒险精神的宇航员感到无比骄傲。”
★文革时周总理为何一定要保荣毅仁
解放日报2005-07-28: 粉碎“四人帮”后，陈锦华同志来到上海工作。由于“文革”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了，这时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就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这样回忆——
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饭，彭冲也参加了。我们原来就很熟悉。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跟他成天打交道，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在这次宴会上，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对这件事，他知道一些，但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一些情况。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还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
恰好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给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讲：“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也没有答复。
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
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他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研究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了要保护好，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这是上海发明的办法，华东局先搞起来的。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提了很多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
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第二天，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一个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是医生。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来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我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激动地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都感受到了，但是究竟这些救治措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有，我一点不知道。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
★解密：林彪副驾驶讲述9.13之夜林彪出逃全过程
讲述人：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
34年前，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上空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林彪坠机事件留给后人许多难以破解的谜团，也强烈冲撞着那一代中国人的心灵，一系列荒诞、迷茫、强撼、沉重的复杂情感，至今萦绕在那一代人中国的心中。
亲历这样的历史事件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恐怕可以唯一肯定的是，小人物的命运就此随着大人物的命运，大事件的发展开始起伏跌宕。康庭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飞机机组成员之一，他直接参与了9月12日晚由北京飞往河北省山海关机场的飞行活动，他也亲眼目睹了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的全过程。在他的记忆里，913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周末则是正常的，平静的。
康庭梓：就是一个军人在这个营房里边，度过了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轻松的假日。
1970年前后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以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为初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段将政治理念与现实生活结合得紧密而彻底的特殊历史时期，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受到影响。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修改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的政治地位也以文字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被普遍认为是林毛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二中全会上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等人提出恢复国家主席的职位，这个提案被认为是林彪企图夺权的重要一步，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后，作为当时中国政坛”二号人物”的林彪就能够确保自己在主席去世后成为国家无可争辩的元首。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点意见后来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不过，对林彪驾机离开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1971年9月11日之后，林彪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康庭梓：那是在9月12日下午6点10分左右，我记得很清楚，吃的那个蒸饺，我把蒸饺都盛好了，我们那个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去了，就点着我的名字就喊，快回去，有紧急任务。
在康庭梓简单的思维当中，有一种最纯朴的战士参战执行任务的荣誉感。康庭梓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三叉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中国在1970、1971年先后从巴基斯坦引进了四架三叉戟，其中256号三叉戟就是由康庭梓带领一个机组前往广州白云机场进行验收之后，飞回北京的。康庭梓也许永远无法想到自己亲自接回来的这架代号三叉戟日后的处女飞竟是一次死亡之旅。
康庭梓：256飞机是这4架飞机当中最好的，就是从改装来看，也是最好的。这架飞机实际上就是叫做，我们通常说的叫专机，
康庭梓驾驶三叉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执行的任务还是不少。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中央首长专机组的成员， 负载着一份特殊的使命感。
和康庭梓一样，被这种纯粹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包围的还有他的战友，林彪专机的9名机组成员，其中包括机长潘景寅、副驾驶陈联炳和三名机械师李平等。在接到紧急任务的命令之后，全体的机组成员立即行动起来。
康庭梓：当我往回跑的时候，我还没有到飞行大队那个办公室，我就看到那个谁在，李平，刚才介绍了，李平就我们的机组机械师，他就开始向机场跑。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潘副政委(潘景寅)告诉我，要把油料加到16吨，要把飞机的油料加到16吨，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当时听到这16吨油的信息以后，我马上一愣，因为我脑子里边是林彪从北戴河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300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16吨油当时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的油量。他一告诉我16吨，我马上就意识到，哦，不回来呀，不到北京了，怎么加这么多油干啥呢。
准备就绪的256号三叉戟静静地等候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此刻，机组人员并不太清楚这次有哪些人乘坐这架飞机，而且飞向何方。7点半钟，一辆蓝色的伏尔加驶入了机场，从车上走下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随行人员。康庭梓回忆说，机组抓紧了一切时间登上飞机，按照业务岗位各就各位，这之后，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目的地山海关。
康庭梓：我从那个中间隔断那个门儿能看到林立果和刘培风坐在那个茶几的两边在那说话，我的眼光正好是可以看到林立果的面目，就在他们说话的过程中，他可能一转头，发现我就在那个沙发那儿坐着，他就不吭声了，当时就不吭声了，而且面目特别严肃。
飞机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在山海关平稳落地。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并且叮嘱道：“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要听林副统帅的话。关键时候要起作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番话，在康庭梓听来，在所有机组成员听来，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当时，林立果基本上就是以他父亲林彪的名义出面。而林彪从1966年8月 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就一路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在飞机降落山海关之后，机组例行公事，对飞机进行检查，开总结会。机长潘景寅再次交待把油量要加到17公吨， 同时还在会上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问题
康庭梓：我一听当时就感觉出来，好像又要谁被揪出来了，潘景寅话就说了一半儿，他就不往下说了。他往下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明天早上咱们6点起床，6点半吃饭，吃完饭到机场就准备飞机，那就是说时间安排。就是有行动的话，不就是明天吗，他是这个意思。
山海关挨着海边，虽然只是9月中，却也是夜深风凉。在这个夜晚，大部分机组成员都进入了梦乡，为第二天的飞行任务养精蓄锐。康庭梓回忆说，机长潘景寅没有睡，他同林立果的随从程洪珍在一起聊天，直到子夜时分一个电话响起。
康庭梓：12点05分，潘景寅接了个电话，就命令那个调度室主任，马上给山海关车站要油车，开始给飞机加油，马上要油车。然后潘景寅出来，就把三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就睡在隔壁，但是我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
我们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这样的，一哄而起，没有说是几个人走了，把几个人再留下，没这种现象，因为大家都是一个集体。
现在看，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当林立果决定北逃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机组这么多人了，机组越少越好，因为让机组在空中要是知道他叛逃的阴谋的话，机组肯定会反抗。
就像人们对林彪突然坐自己的专机离开感到相当震惊一样，机长潘景寅一个人驾驶着必须有几个人同时驾驶的专机升空，这一事实也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潘景寅只是叫醒了9名机组成员中的三名机械师和他一起执行这样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务呢？潘景寅到底是不是事先已经知道这次飞行计划的真正目的？他究竟是不是林彪叛逃计划的知情者？
康庭梓：他(潘景寅)当时真以为有人在陷害(林彪)，在关键的时候我出面来捍卫副统帅，那不是很正常吗？所以说他就完全听从了林立果的安排，机组不能都上。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潘景寅才这样做的，而且潘景寅的这种安排，从现在看滴水不漏，他在时间上卡得相当好，正好林彪车来以后，他也出来奔上飞机去了，他只要一上飞机，那就有人驾驶。
林彪车到了以后，我当时没看到，可是海军的地面人员看得很清楚。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叶群，因为叶群是唯一的一个女的，而且没戴头巾。她下车了以后就喊，这个有人要陷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我们要马上走。
当时场面虽然混乱，还是有人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机组中一名叫邰起良的成员就警觉地意识到为什么林彪都到了，机组还有五人没到？
康庭梓：当时他情急之下，就把机场边上一个电话抓起来了，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保证专机，山海关机场临时安置的。他拿着这个电话是分机，就接到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那屋，第一句话就说，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调度室主任才知道我们还没上机场，他慌慌忙忙出来，梆梆梆，敲我们的门。
这个时候我啥也没顾，我就赶快往机场跑、我脑子当时想的就是，我们都没起床啊，机组都在这儿，谁把飞机飞走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辆中卡，上边全是荷枪实弹的8341的部队，咔嚓就停在停机坪那了。有人就喊，“开枪”；有人喊，“不准开枪”。当时我是肯定听到有枪声。等飞机开始滑跑，起飞的时候，大家都傻眼了，都站那看着，就看着飞机呼呼呼向西南方向就起飞了，很短时间就看不见了。我身边就是领航副主任，很习惯看一下表，零点32分。
265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出现了一个很不正常的航迹。飞机起飞后先照直飞行了4分钟，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3到4分钟之后，才稳定到270度的航向上，就是对着正西，北京的方向。飞机在这个方向平飞了3到4分钟，然后又开始增大航向到 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弯到345度后，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完成这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分钟，机长潘景寅则用了接近 20分钟的时间。此刻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离正常航线西侧约130公里，这种加入航线的动作，对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康庭梓：这些转弯痕迹，这是客观雷达给留下的，这个不会有任何怀疑，但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转弯，这里边很有名堂。我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阶段，就是说从起飞到4分钟，这一阶段为什么没转弯，我的判断是因为潘景寅根据多次加油，我知道飞机要往广州飞，他知道广州的航线，但究竟到广州干什么，我估计他不知道。所以说，他认为要飞广州的话，没必要转弯，我就直接飞就行了。但是呢，实质不是这样，实质是林立果让他叛逃。
4分钟以后开始转弯的时候，潘景寅是很不愿意转的，因为它这个是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转弯。虽然说转弯很慢，从动作上很慢，但是作为他的命运来说应该算是急转弯。他不可能想象到，原来我这么干，你就是让我跑，叛逃。
没有人能够知道潘景寅在飞机强行起飞后做出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的转弯轨迹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玄机。有一种说法是，飞机在起飞之后本来是想拐回来落地，但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禁空令，机场的跑道灯已经关闭，跑道也已经封锁。所以飞机在空中划了个问号之后，再一次飞走。康庭梓认为这种解读听起来有些离奇，但不管怎么说，265号三叉戟在空中留下的的确是一个值得思索的真正的问号。
康庭梓：当时三叉戟黑匣子那个语音记录器，只能记录从发生爆炸，就是终止前半小时的这个语音情况，再往前的自动就抹掉了，也就是说它能保证能够读出来的，只有半个小时。按当天晚上飞机叛逃的情况看，也就是说飞机从出境以后，一直到爆炸，迫降爆炸，这么一段的的情况，它能够记录下来。所以说即使潘景寅没有开无线电开关，当时前舱互相之间的那些讲话，出境以后在空中，他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争吵，都谁说了话了，还是能够从那个语音黑匣子能读出来。现在这是目前弄清256飞机空中情况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也是一个唯一的证据。
现在谈到黑匣子了，我想谈谈有一个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林彪和飞行员潘景寅之间有没有直接接触。
256号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在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一个叫做苏布拉嘎的盆地坠毁。在事故现场共发现了9具尸体。其中的两具经过前苏联医学专家的验证被证实是林彪和叶群。关于林彪座机如何坠毁，说法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256号”三叉戟空勤人员，在飞机上反劫机，导致飞机迫降坠毁；二是飞机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最后迫降失败；三是飞机被中国导弹击落；四是人为破坏。也就是这架飞机在起飞前被安放了炸弹。而康庭梓认为飞机是因为燃料不够，紧急迫降时机身擦地，点燃了机翼中两吨半的燃油而发生爆炸。
康庭梓：到山海关在做飞行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又是油量问题，这个必须再次说明。在做飞机检查的过程中，潘景寅直接告诉李平，说呆一会把飞机的油量要加到17吨，在西郊的时候加到16吨，结果加到15吨，到山海关的时候，他又交代油量要加到17吨。17吨油当天晚上没有加进去，为什么呢？三叉戟飞机与别的飞机比有个先进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在机翼上边往油箱里加油，是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接头从机翼的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直接把油加到油箱里头去。因为山海关那个油车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压力接头不配套，所以当天晚上没有把油加进去。当时飞机上还有多少油呢，还有12吨半油。这个很重要，这个12吨半油就决定了256飞机的命运。
为什么潘景寅当时不知道飞机上究竟有多少油了，因为他飞行的高度不合理，飞行的速度还不合理，这时候没法计算是究竟一小时要消耗多少油量。我算的油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最多消耗5吨油，每小时5吨油，所以说你看，到温都尔汗，1100公里，据说是两点半坠毁的，零点半起飞的，你看两小时，一小时5吨，10吨油没了，剩下的就是两吨半油。
所以说他飞到温都尔汗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往前再飞了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寻找迫降场，最后在温都尔汗东北60公里地方坠毁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而且在油量又没有烧完的情况下，插地，爆炸的。
坊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被告知林彪叛逃事件的时候，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办法的事，让他去吧！”毛泽东在1966年7月8号给江青的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里曾经这样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掐指一算，林彪在文革当中从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直到他最后以极富戏剧性的模式身首异地的收场也不过短短5年，所以说不管历史如何评价林彪，不管他是叛逃，还是蒙冤，林彪在文革期间的命运倒还真是应验了毛泽东的这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预言。
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不久，林彪的主要支持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因为“不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待，而且活动频繁，毁灭罪证”，被下令离职反省，交待问题。长时间由林彪及其支持者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于10月3日被撤销。叶剑英受命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同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集团的中央专案组，也由周恩来牵头成立。政治风云中人物的命运就此定格，而被动地卷入这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
康庭梓：我们就这么等着，一直等到9月14号的下午，山海关车站通知我们回北京，就让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人家有两个人，两个海军看着一个空军，上了卧铺，就山海关那车站，卧铺，每个人一个单间，直接到北京站。到北京站没有按正常的出站口出站，人家的吉普车就开到那站台上，同样是两个人架着我们一个，在那个吉普车上，把我们拉到当时海军司令部的后院，就现在的翠微路。在那里，可能是一个家属招待所，都把我们安排在那。当时我们坐在吉普车上，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同样看到灯火辉煌，一片繁荣景象，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么大的事究竟和这个有没有什么关系。我家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不远的一个胡同里，住的平房，我当时就觉得，你看，我家离这么近，家里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短时间是回不去了。
一星期之后，康庭梓和其他4名机组成员被送往中央专案组。1976年，康庭梓被宣布停止飞行资格。
康庭梓：当时受审查的这些干部，主要的干部，大约有60多人，这60多人凡是空勤干部，基本上，就是都停飞了。走出学习班的时候，都没有再回到飞行岗位上来。我当时还是很想飞行的，我说我刚飞三叉戟，而且当时三叉戟也很缺人，我就给领导，给师长他们写信，就是能不能把我留下来，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981年，中央撤销对康庭梓“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文字结论。同年，坠机身亡的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家属接到“病故通知书”。
康庭梓：病故通知书，当时说是什么呢，就是赶快让潘景寅爱人赶快签字，就是把这个通知接下来，就是说是一个是时间等不及了，第二个就是当时找不到所谓因公死亡通知书，说只有拿这个病故通知书来应付一下。现在看这实际上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也能争取到这种正常死亡，不是叛徒，也不是烈士。那就是很不错的了，决不会给你一个因公死亡的这么个证明的。
1984年康庭梓结束了在转业分配地河北沙城的九年生活回到北京，开始找有关人士了解9·13时间的相关材料，着手撰写40万字的回忆录《亲历“9·13”事件》。因种种原因，康庭梓的回忆录《亲历9.13事件》尚未出版。
★刘亚洲：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中军网2005-7-29: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
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 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
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
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11” 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 “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
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 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来源:中华网 maohelaosh
http://mil.zgjswx.com/2005/7-29/7940.html
★刘亚洲：收复台湾靠「整合」而非征服
中评社香港2005年07月29日: 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近日撰文指出，香港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担当重要地位，「香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一国两制成功与否，将影响台湾问题的解决。他指出，最终收复台湾要靠「整合」而非「征服」。
刘亚洲近日在《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谈论中国未来20年的大战略。在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刘亚洲指出台独的性质和东突（疆独）、藏独一样，是敌对势力。「台独问题不能等，要解决，但要有好办法」。如果马上用战争手段解决台独问题，则会对中华民族造成更大危害，「战争不一定会消灭台独，反而可能让台独坐大」。
刘亚洲指出，要解决台湾问题就要争取民心，既争取美国的民心，更要争取台湾的民心，「是以实质统一反击实质台独的问题」。争取民心应当做3件事﹕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处理好香港问题、用「整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他说，「欲不战而胜必先自胜」，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吸引力，而大陆的现代文明显然不具备这种吸引力，因此欲解决台湾问题，就要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次是处理好香港问题。他说，「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与否，是一个「超越香港本身的全局性」问题。他引用台湾陈水扁的话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助长了台湾认同和台湾意识的抬头，这是我（陈水扁）有幸在2000年当选并且在今年胜选连任的原因。」刘亚洲因此认为，「香港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而这一点在早些年被「看浅了」。
刘亚洲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整合」而非征服。用征服实现统一无助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反而可能成为民族复兴的包袱，要「坚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争取人心上」。譬如，是否可以把「一国两制」的理念改换为「一国两治」的理念﹔又譬如，可否提出新的统一模式﹖如「分而不离，合而不并」﹔再如，是否考虑可以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
此外，刘亚洲在文中谈到中美日关系时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头号敌人是日本而非中国，因为美国在二战中领教过日本的可怕，因此美国的亚洲战略是以中制日、以日制中。他认为，中国要把对日战略放在对美战略的大框架下思考，日本的强大，必将使美国和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去牵制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亦不要把美、日、台毫无区别地推在一起，「这样正中台独和美国下怀」。
来源：中评社香港
★美国印度“核合作”弹头对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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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第27期徐琳报道，于7月18日～20日到华盛顿访问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收到布什总统的一份大礼：美印两国在加强反恐合作及增进战略伙伴关系之余，华盛顿还将协助印度发展其民用核能项目，包括向新德里出售先进核技术。白宫官员私下称，这为今年最重要的一次首脑峰会画上完美的句号，同时也揭开了美印战略合作的新阶段。
“美国同印度达成协议，愿意向印度提供核能设备和原料，本身并不是个坏主意。”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防扩散项目研究员米林·拉库玛（Miriam Rajkumar）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访问时表示，“但因为这成为国际防核扩散规范的例外，对防扩散体制而言，是个错误示范。”
布什政府的这一行动虽然背离了华盛顿长期以来不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核武的政策，但支持者认为，美国对印度核国家地位的肯定能使印度与其他区域强国――尤其是中国――相抗衡。不过，印度并非防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签署国，美国依法不得向其出售核技术。因此，布什的如意算盘是否能打得成，还得看国会最终是否同意这项合作案，修改美国1978年开始生效的《防核扩散法》（Non-Proliferation Act）。
印度应享“特殊待遇”？
“我认为目前国会的反应还不算太激烈，也没有太强的反对声音。”印第安纳大学（Indian University）印度研究项目主任苏米特·冈古力（Sumit Ganguly）说道，“虽然布什政府没有事先同国会成员沟通过这项协议。”冈古力教授表示，连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里查·卢格（Richard G. Lugar）都是在美印联合声明发表前的几个小时才得知消息的。但整体而言，冈古力相信这项同时受到两党议员欢迎的协议应该会在国会顺利通过。
华盛顿圈内也有不少美印核合作的支持者。华盛顿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南亚政策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就是其一。
“基本上，我赞成这项（美印）协议。”科恩说道，“它会让印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国家（Nuclear Weapon State）。”
印度出身的冈古力也表示，他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感到十分欣慰，认为美印在核技术方面的合作将减少核意外事件的发生。冈古力还说，虽然印度不是防核扩散条约的签署国，但已经成功进行过核弹测试的它应该被“核武俱乐部”――即中、美、英、法、俄五国――接受，并承认印度也是一个核武拥有国，因为印度“过去的防核扩散记录堪称完美，也有出众的武器出口管制机制，同时又是民主国家”，所以给予印度“特殊”待遇，实属合理。
虽然布什政府并没有如印度所望，张开双臂欢迎印度进入核武俱乐部，而是以“具有先进核技术的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称之，基于印度“应该获得此类国家有的好处和优势”的地位，但是拉库玛明确说，美国等于是给予印度“准核武国”（de-fatco nuclear power）地位。
而印度为回报美国的特别对待，承诺将对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开放其民用核能反应炉并愿意接受安全检查，延长其暂停核武测试的时间，并接受国际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 Group，即NSG）的指导原则，禁止核原料的扩散。因此，白宫声称，目前美国的各盟国对于解除向印度转移核技术的禁令，反应也很积极。
“印度的核能需求市场毕竟很大。”拉库玛解释到，“NSG成员国应不至于放过这条大鱼。”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974年首次成功试爆核武器的印度不但震惊了世界，还惹得美国切断与其的核合作，并建立NSG，限制将敏感的核技术及原料出售给非防扩散协议签署国，或是不对IAEA开放所有核能设施并接受 “全面”（full-scope）检查的国家。NSG目前有44个会员国，中国亦于2004年5月正式加入。
国际反核扩散努力受重创
“长期来看，美印声明打破了国际社会的规范，再度确立‘核武是增强一国实力的有效工具’这一印象。这对美国在全球防扩散体制中的领导地位，以及防核扩散体制本身，都将是严重打击，”拉库玛评论道。
拉库玛虽然同意印度的防扩散记录好，出口管制的法律基础也很扎实，但是从美印核合作声明的细节来看，印度并没有允许IAEA检查其军用核武设施，或允诺停止发展核武以及核弹发射系统。印度延长停止核武测试期也不表示她就永不测试核武。拉库玛的评论反映了目前批评声浪中的主旋律，那就是“美国给的太多，要的回报却很少”。
赞成美印核合作的科恩博士也承认问题的存在：“印度大部分的军事核武设施是隐藏在民用项目之中，要让印度明确分离军用和民用核计划，不仅十分困难，也将花费不菲。所以我认为，美国除了能对美国帮助印度于塔拉普尔（Tarapur）建造的核电厂提供铀原料之外，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恐怕不会太快。”
拉库玛的反对声音还是不减：“美国开了这个先例，等于暗示其他有能力发展核武、但因国际条约限制而放弃的国家，看看印度的例子：她不但不用放弃原有的核武，反而获得美国对其民用核技术的帮助！” 拉库玛说到。她认为对巴西、韩国和日本等已经拥有先进核能技术的国家而言，影响尤其重大。
科恩博士则提出较为乐观的看法：“这些国家其实并没有发展核武的打算，而美国和这些国家的盟友关系更是防止核扩散的最有效障碍。”科恩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日本、韩国和台湾并不关心印度有没有核武，但对于朝鲜有没有核武、中国的政策如何，及美国会不会在他们需要时及时出现，却很关切。”
科恩同时也承认：“他们可能会以印度的例子当作借口（pretext），但他们的考虑自然会以亚洲区域形势为主。”
拉库玛再次对科恩的说法提出反驳：“这些国家没有选择发展核武，就是因为国家防核扩散的制约。就算他们以前没有尝试发展核武，现在也很有可能会这么做。”拉库玛也提及正与欧美因为发展核武项目而闹得不愉快的伊朗：“美国要如何对伊朗解释她的双重标准？”拉库玛也警告美印的核合作很可能成为伊朗是否继续发展核武的转折点。
“将印度和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相比，是可笑的，”冈古力直言到。冈古力认为印度考虑快速经济发展下的民用电量大增，因此着重其民用核能项目。而美国帮助印度发展核能项目的做法也不违反国际条约，因为“印度从来不曾签署过防扩散条约”，和伊朗、朝鲜签订了防扩散条约后又反悔的情形大有不同。
拉库玛不忘强调印度所为在南亚局势可能面临的战略反弹：“长期而言，中国也可能受到美印联手的刺激，重新开始对巴基斯坦输出核武技术。”
中国：美印合作的催化剂
拉库玛认为美印核合作可能引起亚洲地区核武国家如中国、俄罗斯，尤其是印度的长期敌对国家――巴基斯坦的反弹，甚至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她认为美国或许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或是效仿中国协助巴基斯坦发展核武而选择拉印度一把，但是选择此时――尤其是在五角大楼对中国的军力报告刚出炉之际――再度刺激中国，不仅可能促使中国在朝鲜核危机中不愿使尽全力，对全球防核扩散的努力更是一大伤害。
“中国自90年代中期起便不再对巴基斯坦进行核武援助。若是现在因为美印核合作而使中国转变这项决定，我认为是很可惜的，”拉库玛说。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样并非防扩散条约签署国，中国对巴国的核武技术转移是不是也可以比照美印关系来处理。
科恩选择为“制衡中国论”降温。“有些中国人可能会把美印协议看成双方连成一线以围堵中国的证据，其他人可能会认为印度不过是想搭上美国的便车。长期而言，中印或许还可以协力提出制衡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方法，而达成战略和解。”科恩分析到，“我个人相信，只要印度能够节制――她已经允诺不会测试核武――这（美印协议）不会被看成是反华的信号。”
冈古力也对美印合作中的“中国因素”提出他的论点：“美国政府中的确有不少人支持这样的理论，而新德里确实对中国军力的提升存有顾虑。”但是冈古力也强调，印度在许多方面虽然愿意同美国合作，但并不表示印度已经做出了靠向美国的最终选择。和冈古力教授同样身为印裔美人的拉库玛，也认为印度（自二战后）一向拥有独立自主的历史，美国政府的意见并不能完全代表印度。
美印关系的路障：巴基斯坦和安理会席次
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间的关系，并非来得一帆风顺。除了1974年印度试爆核武的一段历史外，1998年印度秘密在地下试爆3颗核弹，邻国巴基斯坦也跟进，紧接着试爆核弹，更让美印关系降至冰点，当时克林顿政府遂对印度实行经济制裁。这项制裁在9·11后被取消，同时美国自90年代初对巴基斯坦实行的武器禁运也停止存在。
美印关系在辛格一行后自是增温不少，但布什政府却在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上踩了刹车，引来印度的不满。对此，科恩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提出解释。
“美国协助印度发展核技术的决定是独立于印度的安理会席位渴望之外的。”科恩分析到，“印度拒绝出兵伊拉克――虽然我认为可能是聪明的决定――实实在在伤害到她与布什政府的关系。”此外，科恩也质疑印度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据资料显示，印度对美国在安理会提出的决议案投下反对票的次数是第二高的，仅次于古巴。
拉库玛则认为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虽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新德里并不会太过介意，毕竟，印度更在意的是美国承认其核武国家地位。为此印度长年来费了许多功夫，如今终于得偿宿愿，自然不会再去“难为”美国。
美印声明发表至今，巴基斯坦的反应相对低调，只是针对辛格对巴基斯坦核扩散防止不力的言论做出驳斥，并没有高调抨击美国政府。不过许多分析家断言，巴基斯坦将会依样画葫芦，向美国要求和印度相同的待遇。据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内部的消息称，巴基斯坦现正因为伦敦爆炸案的几名嫌疑犯均为巴基斯坦裔而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虽然对美印合作升级颇为不满，但却不敢太过高调，以免引来更多关注。据悉，巴基斯坦总理原定于7月底访美的行程也被迫取消。
“美国政府开始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策分开处理，的确是件好事，”拉库玛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道。但她对美国国防部不顾印巴两国的紧张关系，在同意向印度转移核技术之时，同时允诺售予印度价值50亿美元的传统武器，对南亚形势更是具破坏性，不啻是火上加油。
“美国的军火商应该可以赚到不少吧！”拉库玛一语道破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