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替胡温执政十年讨个公道

　 2012-9月6日，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中纪委对薄熙来问题的最新调查结果，据称自3月份薄熙来被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调查组除了对重庆政坛进行了全面调查外，还对薄曾领导过的辽宁省大连市和商务部进行了“起底式”的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薄熙来在这些部门的工作经历中存在触犯党纪国法的重大问题。

　　时间：或加快处理薄熙来步伐

　　就在9月5日，中国官方对外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因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及受贿犯罪，由成都市检察院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消息一经发布，随即再度引起大陆民间热议。诸多声音中，除了从王立军所涉“四宗罪”着手推测量刑结果外，就是在十八大前是否会再有有关薄熙来的正式消息对外公布。

　　按照中共此前释放出的信号，决定中国未来十年最高执政层人事变动的十八大即将于10月中旬召开。这也就意味着，距今已经剩下不到6周的时间。随着谷开来案与中共例行北戴河会议“撞车”，王立军案的公诉又在栗战书、令计划人事调整之后不久，种种政治事件已经绷紧了海内外舆论的十八大神经，中共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处理好这一“政治事件”，成了各路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对王立军提起公诉前，谷开来故意杀人罪已经基本审理结束。从公诉到庭审，再到宣判，此案总共耗时25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于北京时间7月26日18时58分发布公诉谷开来的消息，经过两天的审理，最终于8月20日上午9时48分判处谷开来死缓。照此逻辑来推断，牵涉“四宗罪”的王立军，从公诉到审理很难在短期内完成。换言之，针对王立军的审理及宣判结束后，时间已进入“十八大月”。留给中共处置薄熙来的时间屈指可数。

　　因此，有观点猜测，中共10月中旬的十八大前或将不会处理薄熙来。因为目前摆在中共以及胡锦涛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薄熙来，而是迫在眉睫的中共十八大以及科学发展观能否真的成为胡个人的政治遗产。毕竟“薄熙来事件”的发生或许出乎中共高层意料之外，但从谷开来案件的审判以及事后对相关人员以及重庆当地的处理来看，薄熙来已经不再是中共面前的问题了，更遑论外界所传的薄事件将撼动中共统治的说法了。

　　结果：党纪国法面前薄或软着陆

　　而更加主流的观点则认为，鉴于薄熙来事件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不排除中共在接下来一个月能加快步伐处理薄事件，在十八大前对外公布相关消息的可能性。此前媒体曾获悉，针对薄事件，中共正在有步骤、依照程序处理重庆事件。但因为薄熙来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所以中共势必会在“万无一失”，即取证、调查等都做到位的情况下，才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公诉或审理。在谷案中，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薄熙来是否参与其中”，各种猜测在中共一系列的切割做法中渐渐平息。而在即将开庭审理的王立军案中，薄熙来与之彻底撇清干系的可能性很小。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共决意发布公诉王立军前，薄熙来的党内审查已经基本告结，否则不仅会让王立军案“说不清道不明”。

　　另一方面，如果薄案拖在了十八大之后解决，一方面因重庆事件倍感焦灼的胡锦涛卸下了“包袱”，另一方面，这一“包袱”又可以当做对即将接掌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的一种考验。

　　如此看来，推迟或是加速处置，对十八大本身的影响都甚微。

　　至于薄熙来最终的处理结果，如果中纪委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薄熙来在大连以及商务部任内的严重的违纪或贪腐问题，那或许意味着薄熙来将能够减轻自己所要面临的惩罚，甚至不排除谷开来谋杀海伍德一事薄熙来确实不知情，如果真是那样，他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实现“软着陆”，即在党纪范畴内进行处理。即使最终被提起公诉，那很有可能最主要的指控将是滥用职权——即不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对王立军进行人事调动，最终导致王的出走美领馆。“欲加之罪、何患无名”的政治斗争哲学在今天中共政治中的空间越来越小，党纪国法为大已经成为了一项铁的准则。

　　当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处理薄，无论是用党纪还是国法，尚有待观察。若仅仅按党纪处理，就会让民众对于中共能否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心产生动摇，毕竟薄熙来的太子党背景和曾任地方大员的政治资历已经被认为是他的两块“护身符”。但是如果真正按照法律程序审判，那官方通稿中所说的谷开来与海伍德的经济利益问题薄究竟是否知晓，谷杀人后薄有没有故意包庇，薄熙来尚且如此，其他中共官员是否会有相同情况呢？一系列的问号都会因为这场审判而出现在民众的脑海中，如何处理这种疑问又将是摆在当局面前的问题。▲◆★●■☆

王立军和盘托出的密谋原来竟是这个？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09/201209062312.shtml

北京观察：鲍彤评说薄熙来案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

2012年9月06日：王立军以数罪并罚被起诉，使得中国政局进入新的漩涡。鲍彤对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做了三篇评述之后，再以“骇人听闻”评述薄熙来案。如何处理薄熙来，将决定十八大的格局。

    重庆事件的引爆者，前副市长、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终于走上司法程序。从起诉的四项罪名，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来看，预示量刑要远远重于他手下的“四大金刚”。王立军也是谷开来庭审中集中揭露的人物，从杀人预谋，到毁尸灭迹，称他“太阴险了”。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和残暴品质都让位于犯罪事实本身，这不能不令人质疑，重庆“唱红打黑”集团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作为“唱红打黑”专利所有人的薄熙来，难道能够逃避司法的惩处吗？

     8月30日，几个朋友与鲍彤先生餐聚，正值他对杀人犯薄谷开来被判决的第三篇评论发表。“鲍三篇”自然成为餐桌的主题，没想到鲍先生说：“炒冷饭没什么意思，我讲一点新的东西，是我三篇文章都没有讲到的，专门给高小姐讲。”鲍先生拿起一根香烟，从“禁烟区”蒋彦永先生身边，走到我的身边，我当然声明：“允许抽烟。”没想到鲍先生没有顾得上点烟，就讲起来，一直到讲演完毕，那只烟仍旧没有点上。

    从他高亢激越的声调里，可以听出这是他烂熟于心的一篇讲话。王立军要面临审判了，七中全会召开的月份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楼梯的响声越来越大。我认为这是公开鲍先生讲话的最佳时机。

四大理由：谷开来这个审判是不该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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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鲍先生说：我对于薄谷开来的审判，不在于判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个量刑，我认为这个审判是不应该有的审判。为什么？全世界的审判都是案情清楚之后做的法律结论，这个审判是案情从头到尾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的结论。这个判决的量刑是否准确？我不知道，我不评论。

    谷开来故意杀人案关键问题案情不清楚，鲍彤列举四大方面。

    一，谷开来说杀人起因于“儿子的问题”，不对。起因于经济纠纷，儿子问题是由经济纠纷引起的。这个从4月10日新华社《授权发布：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查》的电讯里可以看清楚。有了经济纠纷因此产生了对儿子的威胁，因此根本原因是经济纠纷。

    经济纠纷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薄谷开来这个杀人犯与被杀者海伍德有经济利益的争议。按照中国法律，杀人犯的财产属于与杀人犯的丈夫共同的财产，是共同占有的。她代表她跟丈夫的共同利益与海伍德产生了纠纷，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说清楚。她这个经济纠纷是怎么来的？应得的经济利益是干净的还是肮脏的？没说清楚。是她自己创造的，还是和丈夫一起创造的？没说清楚。发生的是她和被害者的纠纷，还是夫妻两人和被害者的纠纷？没说清楚。

    二，杀人过程。谷开来所使用的工具（氰化钾和毒品）都是中国法律不允许公民拥有的，她怎么能够得到？怎么得到的也不清楚。

    三，谷开来作案，能够讲的清楚的，是她动用了国家行政力量、公安力量作案，案发之后又掩盖罪行，毁灭罪证。谁能动用这些力量呢？帮他杀人的曾经有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后来是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晓军，她怎么能叫这个人帮她作案呢？也不清楚。事后派去的四个人，都是直辖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处长这样的人，为使薄谷开来不受追诉，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的决定。这就发生问题了，杀人犯谷开来为什么能够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公民都不能具有的能力掩盖罪行？毁灭罪证？是谁给她的？难道她具有特异功能？

    四，最后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疑点，中国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被宣布变换了工作分工。这是跟本案有关的，而不是无关的。如果是无关的，必须有证人证明。如果不能证明，那就是有关的。这个掌权者是谁？谁能改变一个直辖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分工？这个问题显然和本案有关，从犯案原因、作案过程，到最后毁灭罪证，到事情败露的时候，使用警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变换副市长的工作，这些好像都是杀人犯想做的事情。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知道自己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如果外国法学家、外国公民看到这个问题一定觉得是个疑团。

    因此说本案涉及到的关键问题统统没有查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结论，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的法制！

薄熙来因为“唱红打黑”载入史册

    鲍彤说，以上四点质疑是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的。但是他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薄一波的儿子进入了历史。薄熙来之所以载入史册，是他在“唱红打黑”上的创造。鲍彤认为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概括，超过“三个代表”超过“四个坚持”。为什么这样说？薄熙来把一党专制的本质明确不容误解地概括成四个字，两句话，讲清楚了。

    什么叫“唱红”？“唱红”就是“顺我者昌”；什么叫“打黑”？“打黑”就是“逆我者亡”。鲍彤的解释赢得了熟悉的朋友们的热烈掌声。

    鲍彤进一步阐述了他已经在两篇文章中提出过的论点。为什么说薄熙来的四个字超过了“三个代表”？鲍彤说“三个代表”很不现实，它说我代表最先进的这个，最先进的那个，都不现实。只是提出了它的“三个垄断”的理由。“唱红打黑”远远超过“三个代表”。

     “唱红打黑”是不是代表了“四个坚持”呢？鲍彤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个东西是说的清楚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党的领导？都没有说清楚。但是“唱红打黑”把它说清楚了，党就是“唱红”，党就是“打黑”。党要打什么，什么就是黑；党要提倡什么，什么就是红。党要全面腐败，全面腐败就是社会主义。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对普世价值，自由化和普世价值就是黑，主张宪政的右派就是黑。它把一个东西具体化明朗化，而且不容误解，不容置疑。只要坚持“唱红打黑”，中共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秦始皇没有完成的帝基霸业，可以在这四字箴言中实现，它就到了这个程度。

    鲍彤说：我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十八大的走向，但是我知道十八大一定要有一个选择，它可以和薄切割，也可以就切割一个薄，如果不和“唱红打黑”切割，那么它还是从帝制走向帝制，也就是一切照旧。

薄谷王“唱红打黑”犯罪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性质？

    5日晚，新华社发布电讯，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提起公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二号人物步入法律程序。王立军涉嫌的四项罪名，其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是这个犯罪集团成员第一次涉入经济犯罪。这项罪名有可能以死刑量刑。另外一项“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违法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也并非不牵涉出集团他人更严重的颠覆罪。据消息人士透露，王立军不仅窃听来渝的中央领导人，也窃听薄熙来。他被带到北京之后曾经交代薄熙来在窃听之后的各种议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高层的非常关注。薄熙来把自己和习近平做比较：“他当县委书记，我也当县委书记，他进入市级，我也进入市级，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引发中央的震撼。

    合肥两案的审理判决与王立军的四宗罪，说明以薄熙来为首的重庆“唱红打黑”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勾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效忠个人为组织结构的“黑帮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杀人越货，无所不能，但是是以动员民众为手段，以上位为目的的投机派。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薄熙来集团实际可左可右，当前怕新的“毛泽东&rdqu
o;的是“官阶层”。重庆“唱红打黑”犯罪集团与中央的矛盾，是潜在的皇帝和掌握中央实权的官僚的一场斗争。中国当前党国色彩已经蜕变为官国色彩。

    作为“唱红打黑”集团的头面人物薄熙来，在王立军数罪并罚比较之下，已经难以再切割，“失察”已经抵挡不过去，如果王立军再审出什么“骇人听闻”的结论，严肃国法朝纲就要走向反面。政治评论人士@冬眠熊微博：“王以四宗罪被起诉，预示B可能也面临刑事起诉。因为王的各宗罪都与B难以切割，你可以说谷杀人他不知，但王的徇私枉法（包括黑打）、窃听、贪腐等，还有在其叛逃后用精神病欺骗公众都与B密切相关，王是B的大红人，相当于西红的103首长，别人犯事可以用失察推脱，王的这些有组织犯罪，仅说失察没人信啊。”

    薄熙来的处理，关系着十八大格局，这将成为左右十八大召开前夕，短短一个来月政治走势的重要因素。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原载德国之声中文网《北京观察》栏目

　　那么，这“第十二次路线斗争”的内容是什么？窃以为，那是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想从精神上的“人民领袖”转正为货真价实的人民领袖，当上中国的普京。

　　一个非常明显却又为全世界观察家忽略了的重大事实是，中国与俄罗斯走过的道路虽然不同，发生的社会转型却高度相似。

　　叶利钦主持下的俄罗斯全面私有化，实质上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其结果是在制造了一小撮富可敌国的寡头的同时，使得广大普罗群众陷入贫困。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崩溃，黑社会迅速出现并成长壮大，犯罪活动空前猖獗，官僚机构极度腐败，黑白两道合二而一，官匪一家，鱼肉百姓，真正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所有这一切急剧发生的变化，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砸了“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牌子，使得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尤其是万恶美帝的大阴谋，无限怀念前苏联光荣而美好的岁月。当此之际，普京毅然出来“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先是轻松搞定让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深感受伤的车臣问题，继而以重拳出击金融寡头，以铁腕流氓手段实行“国进民退”，再度实行国有化，把战略产业重新紧紧地捏在政府手里，并着手改善民生，在短期内即民望陡增，跃升为在苏联－俄国历史上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国家领袖，不仅在连任了两任总统后又接着当总理，始终牢牢把持着国柄，而且在梅德韦杰夫下台后又再度当选为总统，实际上成了终身统治的独裁者。在他的一系列强力运作下，俄国完成了从斯大林式极权政体——叶利钦的烂污民主制——纳粹式的社会转型，处于他的“统一俄罗斯”一党专政的铁腕控制之下。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看不到俄罗斯脱出这种强人统治的前景。兴许，远远没有苏式极权政体邪恶的纳粹式极权政体，就是俄罗斯民族通过试错法找到的最适制度也未可知。

与此大致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一系列高度平行的社会变化。江泽民与朱?基主政期间实行的烂污私有化，同样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同样造出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寡头，同样使得广大普罗群众陷入“相对贫困化”。虽然社会治安没有俄罗斯那么恶劣，但也迅速恶化了，官僚机构也一样的极度腐败，同样与迅速成长壮大的黑社会勾结在一起，以致黑社会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强制拆迁）竟然成了官府施政的执行终端。所有这些变化，同样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砸了“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的牌子，让他们对改革深恶痛绝，视之为“抢夺全民财富”的同义语，甚至因此怀念虚幻的“平等的毛时代”。中俄两国的主要区别，仅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较成功，全社会极大地富裕了，总体状况看上去似乎没有俄罗斯那么糟糕而已。

　　与普京崛起相类似的，是薄熙来在西南的崛起。他一反封疆大吏步步紧跟中央的传统作派，独树一帜，向全国高调推销“重庆模式”，不仅针对全民道德崩溃、警匪一家鱼肉百姓的社会恶现状实行“唱红打黑”，更奢谈“民生”与“分蛋糕”，不但成了毛左的精神领袖，同样也成了有着千年“青天情结”的普罗大众心目中的人民救星，至少其民望远远超出了平庸乏味得犹如牛皮纸的其他一切中央领导人。

　　这种高度相似的社会转型平行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斯大林设计的社会结构特点决定的。苏式极权社会在本质上是强化到了极致的官僚社会。这种社会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资源都由一个空前庞大、权力空前而又毫无制约的官僚阶级控制。当这种社会发生和平演变时，原来的政治贵族必然要利用手中的权势，最大限度地掠夺全民资产，完成从政治贵族向经济贵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造出的极度的社会不公，必然要引起普通百姓的怨恨，而这就构成了野心家们加以开发利用的政治资源。普京与薄熙来都是如此崛起的。两人区别只在于，普京是全民选上去的总统，拥有为所欲为的合法权威，而薄不过是个异军突起的“半官半民”领袖，缺乏将“重庆模式”强行推向全国的合法权力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使用非常手段，变成货真价实的国家领袖。

　　这或许就是王立军向中央和盘托出的密谋。的确，所谓“左派”对胡温正在策划的“政经改革”充满了焦虑感与紧迫感。就在上个月，《人民被日报》评论部发表《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鼓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毛左喉舌张宏良立即发表文章，抨击该文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谎言”，是“1％对99％的政治宣战”，是官僚集团继朱?基所谓“改制”之后第二轮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抢夺。张宣称，官僚集团试图瓜分总价值150万亿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万多家地方国企，其具体盘算是“在十八大之前就把垄断行业——123个大型国有企业中121个（只有2个没纳入垄断行业）——解决掉，只要最后100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落入外资和私人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十八大怎么变化，都将永远是资本的天下。”这说的很可能也是左派大佬的共同心事。

　　不难想像，在这种时刻，若以“反对走资派抢夺全民财产”的旗号发动左派政变，必能引起普罗大众以及弱势群体海潮一般的呼应。薄熙来上去后，使出以“杀富济贫”、“国进民退”的狠辣粗暴的人治手段来，必将赢得有着几千年盼望“明君为民作主”（此即许多中国人能理解的“民主观”）的悠久传统的中国人民的竭诚拥戴，其声望可能还会远远超出俄罗斯人民心目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普京总统。

　　兴许，这就是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隐晦曲折地讽示薄熙来是“文革”复辟派的

雾里看花

博尔老客

要为替胡温执政十年讨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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