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或将再次合并各类“思想”

日本对此感到很不习惯，无理干扰抗议的同时，还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然而，除了宣泄一下内心的烦闷，日本的种种表演又能有什么用呢？中国渔政船编队在钓鱼岛护渔维权、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海域维权巡航，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道理很简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早在2010年，中国渔政就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护渔巡航纳入常态化。不仅中国渔政船编队将坚守下去，中国海监船也将坚守下去。

中国需要这样的坚守。没有这样的坚守，中国的领土主权、合法权益就无法真正得到维护，中国人民就无法安安心心、开开心心地欢度佳节。

中国渔政船编队坚守在钓鱼岛护渔维权第一线，中国海监船也在钓鱼岛海域进行维权巡航，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也可以说是一种常规行动。对中国的这些常规行动，日本必须学会适应，越早适应，越有利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越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联系在一起，妄称中国不像过去那样温和了，变得更加强硬。试问，这些人究竟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难道是一个任凭他国侵犯领土主权、损害合法权益的中国吗？那根本不是什么“温和”，而是任人欺凌。任人欺凌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

如果连自己的领土主权都没有能力维护，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意义何在？中国又如何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些人不是习惯于谈论“中国责任”、要求中国在种种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吗？100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积贫积弱、任由列强宰割的中国，没有实力担负起任何责任，也没有实力推动世界的发展进步。

行进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理性分析外部世界作出的种种反应，审慎对待外部世界提出的种种要求。不同的国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体察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化。这种相互适应，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接纳中国的一部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曾经侵略过中国、奴役过中国人民的国家来说，能否拿出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自我心理调适过程，也是在历史观和发展观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到“政治上正确”的考验。

不管某些人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确在壮大，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国。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者，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贡献者和践行者，也是国家领土主权、合法权益的坚守者。中国需要坚守，也有足够的勇气和实力坚守。▲◆★●■☆

马英九说中国是名不符实的战胜国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10/201210072303.shtml

    2012年10月07日：网传“马英九激情演说”：“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败国马英九说，所谓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胜国，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战胜国，又失地又得不到赔款？而且日本从来没有承认战败，日本从官方到教科书和媒体都使用‘终战’一词。”

    上述传说不知真伪，但这段话无疑代表了许多换人的心声。小时候听父亲说过：“中国的抗战是惨胜。”何谓“惨胜”？就是惨痛的胜利。

    和日本的惨败相比，中国的惨胜似乎略胜一筹，其实是更加屈辱的。所以，惨败不是创造历史，残生才是创造历史：“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很能创造历史的“民族”。

    中国的惨胜在于：又失地又得不到赔款。

    战胜国却失去国土，古今罕见，惟有汉奸。

      “蒙古独立”是万恶的“远东慕尼黑——雅尔塔会议”奖赏给格鲁吉亚恶狗斯大林的“骨头”。

    二战末期斯大林同意出兵中国东北。名为“抗击日军”，实为“抢占领土”，条件之一是让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是比希特勒变更为凶恶的沙文主义者，最见不得中国独立和强大！他就策划和支持外蒙古独立，好把外蒙古作为中苏的战略缓冲带。

    具体参考资料如下：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此时，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
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奸淫掳掠。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俄国的鞑靼杂种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汉奸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1953年，斯大林死掉了，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

    二战以后，中国除了失去蒙古，还失去了收回琉球群岛的机会。

    有篇《钓鱼岛祸根：二战后蒋介石曾两拒“琉球”》的网文写道：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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