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走下庐山之后:曾求警卫开枪打死自己
★林彪坠机未解之谜:夫妇俩头颅被割去莫斯科?
★连战回函胡锦涛：实践两岸双赢 盼愿望成真
★胡锦涛亲自签名发贺电给连战
★[解密]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

★彭德怀走下庐山之后:曾求警卫开枪打死自己
——————————————————————————–
http://cul.news.tom.com　 2005年08月19日 来源: 纵横
其实，庐山的事情发展到后来主要问题已经不在那封信上面了，而是集中火力逼迫彭德怀等人承认反党集团和反毛泽东的同盟，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彻底的把彭德怀搞臭。八月七日，小组会上，彭德怀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会举手吗？说我是野心家，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还不能这么讲呢。”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彭德怀也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组织了什么“军事俱乐部”。
　　在定调子的八月五日，陶铸以老战友的身份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水平，陶铸信中说道：“你我(指的是黄和他)都是读了一些所谓圣贤之书的人，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一些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给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贞洁’。”陶铸后面直接劝说黄克诚就军事俱乐部问题向中央妥协，按照中央的意思办。黄克诚最后回忆说：“一生最难过的就是在那个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好难签啊。”
　　张闻天的秘书萧杨同志回忆张闻天后来独自一人坐车到牯岭镇的山中，默默的坐了很长时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本来彭总没有同意她上山，可是后来浦说从来没有来过庐山，怕是这次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彭就同意了，哪知道浦安修一上山就知道彭德怀犯了“天大的错误”，连风景也没看，直接跑到杨尚昆和帅孟奇那里去了。杨尚昆虽然不满庐山的气氛，可也是不敢胡言乱语的，只好说了些其他的话来安慰浦。这时候，像杨尚昆这个级别的干部已经知道彭德怀是大难临头了。
　　八届八中全会开完之后，毛泽东说政治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彭黄张周四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保留，具体职务没有了，会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和彭等人作斗争，口号喊的天响。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说过一句话，毛泽东尽管表示还要继续帮助彭，可是大家都已经看的十分的明白了，彭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毛泽东鼓动人们不要怕沾了彭德怀的边，也是应者寥寥，值的一提的是张爱萍同志，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彭同机，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于是飞机上始终就是彭德怀和张爱萍两位领导人，飞机到济南临时停靠，张爱萍办事另走，彭德怀在济南宾馆吃饭，其他饭桌上人气十足，只有彭德怀这个饭桌上唯彭一人，没有任何人过来和彭说一句话，哪怕是不必要的寒暄。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布置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任务是开足火力反击彭黄张周，在报纸上彻底的批臭他们的观点，而第二天张闻天还书生气十足的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毛泽东谈一谈，毛泽东把信批发给与会者，便再无回音了。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目前为止绝后的)，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毛泽东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九月五日开始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钟伟因为300两黄金和处死叛徒的事情和吴法宪、罗瑞卿几乎骂了起来，罗瑞卿不承认自己当初说的话，钟伟就骂他“孬种”，被组织会议的萧华等人暂时给“请”了出去。洪学智表态说不能一概而论，话音未落，就受到围攻，说他是彭的黑干将。
　　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下午和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九月十二日，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检讨，他说：我热烈的欢迎彭德怀这封信，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九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政、罗瑞卿再度被选为常委。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彭德怀交还了元帅礼服、勋章等，离开中南海永福堂，搬到颐和园东约二里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杨尚昆被毛泽东嘱咐要经常看望彭德怀的生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十月一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典礼上出现了庐山会议的胜利者之一的林彪的身影，就此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彭德怀通过一段的学习之后，写成了五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里面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大跃进的错误和影响，彭德怀预言“宁左勿右”的方针必将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上去。一九六一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接受陈云等人的建议，提出调整的方针，彭德怀以为自己有希望复出，就给毛泽东写信，回到湖南做农村调研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年底彭德怀回来交上调查报告，哪里想到当时的中央正在紧锣密鼓的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是正常的，彭的问题是两点，一个是主席说的彭高合流，他是高饶集团的漏网之鱼，二个是同志们揭发的彭里通外国，有国际背景。所以，所有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能平反。这时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根据彭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二月一日开始到六月结束，彭德怀气愤难平写就了著名的万言书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万言书长达82000字，历时四个多月，是我党著名和重要的文献之一，它集中阐述了彭德怀同志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批驳了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的彭高联盟和里通外国等无中生有的罪名，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上书，称：“如果审查出我有里通外国、颠覆中国的企图，可以受到任何党纪国法的严惩，绝不怨恨。”而此前，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视察武汉时，和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人谈话时指出：“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彭德怀上书不久，毛泽东批示：翻案。中央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贺龙。专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彭德怀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他病故为止，期间长达十二年的屈辱的生活，令人无法以言语表述。
　　一九六五年九月，《彭德怀专案审查报告》第五稿出来后，毛泽东忽然让人把彭德怀找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说了诸如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等话语，让彭德怀倍感亲切，以为自己万言书起了作用，毛泽东还对彭说将来打仗还可以带兵借以恢复名誉等，彭很高兴。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做了支持越南的决议，四月十二日，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管”起来。这就有了彭德怀这次的“流放”。
　　彭德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成都，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已经炮制出来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和彭德怀集中联系到了一起，目的在于打倒北京市委。彭德怀到达成都后，李井泉拒绝和他见面，此前几天彭真和李井泉打招呼，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准难为彭德怀同志，李井泉自然照办，然而还是没有见面。西南局规定彭德怀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不过因为邓小平的关照，所以，彭在四川期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为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在江青、戚本禹的指使之下，把彭德怀绑架到北京，中间除了周恩来通过卫戍区把彭以“看押”的名义保护七个月外(关于周恩来和彭德怀另外有文介绍)，彭德怀基本一直处在非人的待遇中，彭德怀多次被打，尽管如此他还异常的关注国家的生产建设，他给周恩来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中还是为了中国的镁矿出口生产问题，信中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禁止任何人探视，黄永胜在贺龙被打倒之后亲自管理彭德怀的专案，一九七零年专案组判处彭德怀无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押彭德怀的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后期因为直肠癌已经被割去了肛门，异常痛苦，他对自己说：“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彭德怀经常对战士说的几句话是：“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有一次彭德怀被打回来之后，说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牢骚话：“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彭德怀临死之前还在为自己辩护没有里通外国，在他被看押期间除了黄克诚和他见过一面外，就只有上将李聚奎给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鞠过一个躬(李聚奎回忆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彭德怀的房间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彭德怀临死之前说的两句话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审查了我八年，也没有结论，我不搞阴谋诡计，这点我是清白的。”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同志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骨灰盒上写的名字是“王川”。
　　黄克诚在回忆庐山会议时对毛泽东，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来，黄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彭德怀》第255页)如果再往深处想，黄克诚被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同是河东路176号，那么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了。
　　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有一个《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然而被毛泽东扣住没有发出来，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批判谭政时，才把这个决议发了出来，和谭政被撤职的一起发表的，以致于很多人以为组织处理黄克诚是在一九六二年而非一九五九年。
　　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待遇明显比彭强的多，林彪手下的干将没有几个人特殊的难为黄，除了吴法宪以外。(吴法宪这个人一贯作恶多端，现在还有人稀里糊涂的为他叫好，不知好在何处)一九六一年国庆节，黄克诚被通知上天安门观礼台，毛泽东见到黄之后主动招呼黄过来坐，问黄很多事，还说看了黄的来信，此前黄克诚被陶铸好心劝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悔过的信，毛泽东问黄还想不想回军队工作，黄说能不能出来工作、讲话，毛泽东表示可以，完全可以。黄克诚一念之差没有回应毛泽东让他回军队的事，反而表示要去做做调查研究，给领导做做参考，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之后，毛泽东还让黄克诚参加会议，会开了一半，黄克诚被通知回家，因为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开始工作了，而里面自然也有黄克诚的专案，一九六五年九月之前，没有给黄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直到九月，杨尚昆、安子文找黄克诚谈话，让他去山西做副省长，走的很急，这时候杨尚昆也是自身难保，所以说了一些比较暗示性的话，黄还没有听出来。到了山西不久，文革爆发，黄克诚一开始很乐观，他以为文革是整的彭真等人没有他什么事，哪知道次年(1967年)一月，他就被红卫兵抓到了北京，随后和彭德怀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和彭的感情很好，在太原期间还梦见了彭德怀，写了一首词：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他和彭在一次短暂的会面中只说了一句话，就再也没有见面，黄克诚为人刚烈的一面在文革的批斗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他和造反派居然对骂对打，而当黄永胜等人向林办汇报黄的表现时，林办不置可否，卫戍区傅崇碧还给黄克诚夫妇提供见面过夜的机会，后来被吴法宪追着问了几次。客观的说，毛泽东、林彪在文革中没有很大的难为黄克诚，这也就是周恩来敢于动用卫戍区保护黄克诚的理由，一九七五年，黄克诚还去山西做了副省长，文革结束后，黄复出视事，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为拨乱反正做了很大的贡献。
　　张闻天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的外事会议上被批斗的相当厉害以致于心脏病复发，一九六零年张闻天出院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安排工作，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他，后来他找到邓小平，邓说可以安排，问张闻天想做点什么，张说想干老本行，还是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线上的事，刘少奇听了邓的汇报之后亲自把张闻天找来要他不要再研究什么国际问题了，刘少奇说那个问题太敏感了，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要是闹不好，又是一个罪名，那就是罪上加罪，你还是找富春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于是，张就和李富春谈，李富春相当支持张闻天出来工作，请张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道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啊，连我也不满意了。张闻天只好等着。
　　当年十一月底，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在小平的指示下找张谈话，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哲学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特约研究员，这样，张闻天才有了一个合法的研究问题的身份。一九六一年开始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对自己经济外行的评价(其实毛自己也是经济上的外行)，发愤读书，撰写了大量的经济类论文，其中相当多的文章对于发展我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着先知的意义。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的翻案风之后，张被撤销应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待遇，随后一九六四年又被康生点名，撤销特约研究员身份，文革中，在张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他还坚持不作伪证，保存了刘少奇、陆定一，在康生指使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变一事上张闻天始终没有签过一个字。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张闻天失去人身自由，次年被转移到肇庆，在此期间，张闻天仍然笔耕勤奋，写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经济论文，像《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等受到后来陈云同志的高度评价。
　　一九七五年回到无锡居住，七六年七月一日建党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时，张闻天含恨而终，终年七十六岁，中央来人指示保密，不准扩散，就地火化三条。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给张闻天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陈云主持，邓小平亲自致悼词，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把张闻天列入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行列中去，和毛泽东等并称。
　　周小舟也许是毛泽东点名不好交心的理由，所以，处理最为严重，仅次于彭德怀，一九六二年九月被下放到浏阳县担任公社副书记，而后被调往广州，交陶铸管理，担任科学院中南分院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院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惨遭批斗的周小舟服毒自尽，年仅五十三岁。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了，很多的当事人早已作古，我们今天重复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在于汲取这些历史教训，让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不再重演悲剧。
　　作者：温相
★林彪坠机未解之谜:夫妇俩头颅被割去莫斯科?
[zxhm] 于 2005-08-20
——————————————————————————–
　　人物：王中远，原北京国际信息协会副会长
　　曾陪同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赴现场处理林彪坠机事件
　　时间：2004年6月25日
　　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688厅
　　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
　　3年前，美国纽约的“9·11”事件，震惊世界。
　　33年前，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汁也同样震惊世界。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机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1969年4月28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政治局常委除毛和林外，还有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仍然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在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是天机暗合，也许是玄机深藏，总之，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就一路飘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林彪从上到下，也就5年。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谶言。爬得高，摔得狠。民间俗语也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33年前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说法，但“9·13”事件依然是一个大谜。笔者的老朋友孙一先，在“9·13”事件发生期间，正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说，林彪为何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这些都有待后人去破解。坊间、网上、口头都有关于林彪之死的种种猜测和新锐的解密说法，那种为真，那种为假，不得而知。
　　王中远，就是当年林彪坠机现场的四人现场处理小组成员之一。十年前，我就认识王中远，多次在私人场合听他讲过“9·13”事件的故事。
　　借他这次来穗休息的机会，我请他又讲了一遍当年的亲历记。
　　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窄一看上，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田炳信：主要是想了解林彪当时9·13事件的情况，你作为目击者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怎么得到通知的。
　　王中远：“9·13”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更为世人所关注。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刚到任20多天的许文益大使，是位老革命、老前辈，为人持重，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八点三十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使馆还没有专设电台，通讯很困难，很慢。
　　田炳信：慢到什么程度？
　　王中远：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那次发报是我去的，蒙古邮电局说，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田炳信：那你们通过什么办法和国内联系上的？
　　王中远：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田炳信：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呢？
　　王中远：是，外交无小事。
　　田炳信：听到坠机的事你们惊奇吗？有什么猜测和议论吗？
　　王中远：有，根据乘员人数情况，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轰炸机，因为作战飞机不可能有9人。那时，敌情观念还是很强的，甚至有的同志分析，会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在飞机上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但是飞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乘员，各种猜测都有。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坠落的是一架专机。只是后来到现场后，我们确才认为是一架专机，但专机上是何人所乘，也没有深想。
　　田炳信：你们是什么时间到达坠机现场的？
　　王中远：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们找出一张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三百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9月14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使馆还没有得到北京的指示。
　　田炳信：那不是很麻烦？
　　王中远：是麻烦，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但已过了原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
　　田炳信：那到底是什么时间你们到的现场？
　　王中远：真正的起飞时间是9月15日下午2点45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田炳信：温都尔汗机场大吗？
　　王中远：很小，实际就是一个简陋的机场，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指挥塔，只有几部电台车，一排电线杆。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
　　田炳信：从温都尔汗机场到出事地点还有多远？
　　王中远：飞机从乌兰巴托飞到温都尔汗也就一个多小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从机场到现场，蒙方介绍说有70公里。分乘两辆苏式嘎斯69和一辆大骄车出发。
　　田炳信：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9月13晚出的事，9月15日才去。
　　王中远：因为他们14日才通知的我们，9月13日是凌晨出的事，我们15日晚上才到，相当于过了两天多。
　　田炳信：当时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是民航出事还是……
　　王中远：听到消息后，有一个分析，可以肯定不是一般的飞机，因为一般的民航飞机不可能只有9个人，至少是首长的专机，肯定是不一般的。
　　田炳信：当时许大使有没有跟国内联系，他知不知道？
　　王中远：国内保密还是很好的，关于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没说，只是让我们处理这个事件，我们现场看情况，再把情况报回来。下飞机后，当时就勘察现场，天还没黑。
　　田炳信：当时到现场看的感觉如何？
　　王中远：我们乘车沿克鲁伦河岸走了一个多小时，走过平坦的草原，转向东北，进入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到了飞机失事现场。现场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河盆地，四周是小的丘陵，深秋的蒙古草原草很茂盛。小小的盆地十分平坦，南北长约三千米，东西宽约八百米。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属肯特省依特尔默格县管辖，距省会温都尔汗约70公里，距贝尔赫莹石矿约10公里。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最近的飞机舱8、9米，排开去，一共有一二十米吧，都是机舱爆炸迸出来的，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有些尸体发红，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当时的的确良军装很容易着火，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叶群是烧的最轻的，除头发烧光外，身上还是比较白净。看样子当时飞机一爆炸，还没有马上死掉，手脚的姿态还有挣扎的痕迹。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约有10-20厘米深，20多米长。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在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散落了很多东西，也有些枪支，冲锋枪、手枪、子弹，皮质文件包是空的。头天就看了看，拍了些照片。蒙方也派兵把现场警戒起来了。当天现场看完之后，就回酒店，连夜谈判。蒙方也要搞一个会谈纪要，他要我们认可是中方的军用飞机，侵入蒙方领空，以不明原因坠毁。我们当然不能承认，因为飞机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所以我们说是民航飞机，不是军用飞机；第二点，我们并不是侵入。谈判的其他内容都很容易，双方斗争的焦点就是以上两点。
　　田炳信：后来结果如何呢？
　　王中远：非常艰难，我们整整谈了一夜，我和沈做翻译，写记录。蒙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斗争的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是军用飞机，不承认侵入。蒙方的理由是，人是有军人，有枪支，是军用飞机。当天夜里谈判没有结果，没有谈完。第二天一早又去现场，重新看，重新拍照，又谈了关于选址埋葬的问题。飞机失事在盆地中间的最低点，我们在山坡上朝东方向(田：向着祖国)，选了一个地方，连夜挖掘，长15米，宽3米的一个大坑。现场尸体旁都放着棺材，白碴的，薄薄的，非常简单。我们现场重新检查后，将尸体装殓，都僵硬了，没办法，手腿再掰过来，装进去。都是蒙古兵干的。我们在现场谈判。按我们编的顺序，1、2、3、4、5、6、7、8、9，我们按编号编出来，林彪是5号，一个完整的大坑，9个人并排放进去，把红布黑布盖上。完了之后，我们四人象征性的一人铲了一锹土，蒙方士兵堆了个坟头，还是我建议搞个标志，把飞机残骸螺旋桨进气口环架过去，放在坟上，蒙方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一眼望去不锈钢品的环和中间尖的分流锥也是满象样的。然后找了个木头牌子写了几个字，什么遇难者之类的。当时我们几个还默哀了一下，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国同胞，9个人，遇难者。
　　田炳信：蒙方有没有洒了些酒在上面？
　　王中远：那到没有。
　　田炳信：这个仪式搞完的时侯是16日了？
　　王中远：是16日中午，然后回酒店。
　　田炳信：为什么没有把尸体都运回来。
　　王中远：当时国内没有明确，要是运回来确实也很麻烦，我们不知道飞机里是个什么人物。国内也曾要求过火化回收骨灰带回，但蒙方没有火葬，只好就地掩埋。
　　田炳信：许大使一直在吗？
　　王中远：一直在，他是领导，主谈。谈判的情况孙一先同志的《在大漠那边》一书中写的很清楚，当时只有我知道林立果，我在北大读书时，他也在，知道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林豆豆也在北大，是中文系的。
　　田炳信：你怎么知道是林立果，你看到什么了？
　　王中远：我们一个尸体一个尸体检查，其中有一个人仰面躺着，衣服都烧光了，我看着他底下还有没烧完的衣服，就扯了扯，扯出一个语录本，内有一些军人照片的底片和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没有贴照片，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田炳信：社会上有传闻，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
　　王中远：社会上有各种传闻，这是其一，但这部飞机至少是在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如果是高空几千米被打中，残骸至少要在方圆几十公里，而飞机实际上是在地面爆炸的。尸体聚集在一起，基本比较完整，如果是高空几千米打中爆炸，那尸体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有人提出来有个洞，有人怀疑是不是打下来的，实际上应是飞机爆炸里面的东西向外冲出来的，洞口是外翻的，所以肯定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老孙回国汇报后，又汇同国内有关专家研究，结论是“自行坠毁”。
　　田炳信：你们回到温都尔汗以后，还继续和蒙方谈吗？
　　王中远：我们一回到温都尔汗就又开始谈判，双方态度越来越激烈。9月16日下午，处理完现场事宜之后，回到温都尔汗，连夜谈判一直到17日一整天。17日下午，我们确实感觉不能再呆了，我们提出要回去，他们请示以后也同意了，晚上六时起飞，回乌兰巴托。到乌兰巴托以后，马上给国内报告，因为当场谈判实际谈了两天两夜，谈话记录也很长，都是原话对口记录，我又准备了现场草图，东西南北走向，怎么走法，机身在那里爆炸，尸体的位置摆法，当时不知人员身份，我就用红笔画出来，写上中国遇难烈士，一号、二号……。材料准备好后，由孙一先同志回国向总理直接汇报，孙一先同志9月21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夜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到次日凌晨三点多钟。当时与孙一先一道回国的还有一名翻译，回国休假，对事件一点都不了解。汇报时总理当场问老孙，回来几个，答两个，那个没去现场，他是回来休假。总理就问那个哪去了，符浩(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说他已经回家了，他不了解情况，总理很严肃地说：“谁让他回家的？”并批评符浩：“你当过兵吗？你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符浩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派人把那名翻译找回来，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关”了起来。
　　田炳信：当时老孙知道是什么事吗？还是汇报完才知道？
　　王中远：当时不知道，汇报时也不知道，一直到传达文件。
　　田炳信：当时讲林彪的飞机一起飞，全国的机场都关闭了，有这回事吗？
　　王中远：听说是这样，但为什么关闭，也不得而知。
　　田炳信：关闭是所有的飞机起飞和降落不了。
　　王中远：对，应该是。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间知道林彪的事的？
　　王中远：我知道的很晚。当时双方谈判很紧张，回到乌兰巴托后，开始准备国庆了，因为许大使刚到，每年国庆的酒会也很忙。9月29日下午五时，蒙方电台播发了一条简短消息，还是按照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军用飞机”“侵入领空”。9月30日，在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蒙古国防部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林彪还活着吗？”我按照国内指示答复：“一切照旧。”这说明蒙方已从国际各方面的传闻中似已猜想到失事飞机的死者里有林彪。
　　田炳信：事后你会有联想吗？
　　王中远：当时还真没有，没有更多的想，实际上国内在国庆前后就开始传达了。当时1971年《人民画报》的第七期或是第八期，封面登了林彪头像，10月份通知要收回。后来，文件也来了，我赶紧到保密室去看照片，当时拍了很多，对照一下，叶群的特别像，她烧的很轻，摔的也很轻。林彪的脑袋摔了半个，脸型还是比较像。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想过？还是不敢想。
　　王中远：我就没想过，但是脑子灵光一闪，然后没再想。当时工作也很忙。
　　田炳信：当时传达以后，使馆有什么反应？
　　王中远：大家一样，都很吃惊，想了很多，如果飞机没爆炸，如果飞机迫降成功了会怎么样？或者蒙方把他接到苏联……等等。
　　田炳信：在我们国内公布之前，苏联有插手吗？
　　王中远：这一点可以肯定。现场苏联人不止一次的去过。埋掉了也很容易挖出来的，这很可能。实际上外界9月20号以后就有传闻了，就像酒会上问我的事。
　　田炳信：当时有没有开批判大会？
　　王中远：我们在国外学习了文件。
　　田炳信：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参与处理这些事的人，回国后还有人找吗？
　　王中远：有，很多人感兴趣。
　　田炳信：80年以前还有什么样的人问，熟人、小圈子？
　　王中远：那时最大的谜，它究竟是怎么样掉下来的。油确实不够飞到苏联，一共是12吨油。本来第二天要飞往广州，还没来得及加油，看样他要往苏联飞，他并没有要往蒙古飞，要往苏联飞油不够。温都尔汗出境几百公里。
　　田炳信：文章后来86年写了一篇？
　　王中远：86年外交部召集我们四人写了篇东西，是作为文件。这个事情国内外都很关注，后来在《世界知识》杂志上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国内各大报纸杂志转载。
　　田炳信：后来，出了这个事，你在蒙古又工作了几年？
　　王中远：五年，我是76年回来的。当时没有再去现场看，因为当时是非常特殊的年代，两国的关系非常僵，到处都是反华的声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使馆人员外出都受到限制。
　　田炳信：后来你又回去时，有没有再去过当时的失事现场？
　　王中远：81年去了蒙古后，我没有去过。八十年代末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使馆的同事、报社的记者有的去了。残骸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听说中国有些人通过使馆的协助，把一些飞机残骸拉了回来，有一部分放在北戴河，林彪别墅。
　　田炳信：经历了这件事，自己对政治有什么看法呢？
　　王中远：从使馆来讲，一级一级的，上面传达的文件，大家是领会精神。90年代以后，去的人比较多，也有的人写现在现场的情况。
　　田炳信：当时事件时，穿的军服还很厚吧。
　　王中远：9月蒙古已经很凉了，有时9月底就下雪了。许大使这个人很好，现在80多岁了。
　　田炳信：当时蒙古的东戈壁你去了？
　　王中远：没有机会跑，在蒙古当时有一些中国援建工程，有信使，带家信，我去看望过。乌兰巴托市路是我们修的，当时电厂也是我们修的，还有酒精厂等。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有上万工人在蒙古，“文革”期间关系不好，就撤回来了。
　　田炳信：当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
　　王中远：现在叫蒙古国。
　　田炳信：林彪事件对国内影响是什么？
　　王中远：主要是对林彪怎么看，赫赫战功没人否认。但是后来的林彪是怎么演变的，本来林彪是深受毛主席赏识的，非常信任他，69年写进党章，71年就这样了，这两年巨变，究竟是怎么变的，不了解。
　　人类一直在追求速度，对速度的留意观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也包括诗人、词人的感觉和记录。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这是一个马车夫的内心速度；山舞银蛇，原驰腊像，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苏式小飞机的感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古代大诗人驾轻舟过长江顺流而下的船与马，船与轿子的悠然对比。
　　辽阔的草原，无垠的沙海，茫茫的戈壁，淼淼的水域，这些感觉大都是乘船、骑马、坐轿、步行获得的印象。
　　1998年，我从呼和浩特乘小飞机到了一趟乌兰巴托。乘机前，呼和浩特的朋友说，乘坐蒙古航空公司的飞机，一是羊膻味大；二是蒙古空中小姐特漂亮；三是碰上驾驶员喝多了，一个醉鬼开着一架摇摇晃晃的飞机，就像骑在一个大白鸟上，那感觉美极了。在蒙古草原上如果恰好碰到在游牧的羊群、马群，他们会做超低空俯冲，飞机像一只大鹰把羊群驱跑如飞。我听后，先是鼻子收缩，再是眼睛放光，然后是心提到嗓子眼。上了飞机后，飞行一小时后，我发现内蒙古人真幽默，讲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下的许多事，他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千万别当真。
　　从高空看草原，看戈壁，看大漠，看森林，看大海，其实都是一掠而过，向东，向西，向北，向南，都是一样，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色块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那个草黄羊肥的蒙古高原最美的季节，林彪9人同乘一架飞机飞临黑漆漆的大地，除了天上散散疏疏的星光，我相信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内心的焦虑和急躁，我相信今天无人知晓，飞行的速度对林彪而言，是快还是慢，我相信今天也无从知晓。飞机是被导弹打飞的，还是燃油不够坠毁，是由于搏斗失控，还是技术操作不当擦地起火，我相信，也是一个谜。
　　我搜集到了几个材料，照录如下，也算是一种对不解之谜的结尾。
　　1、2004年5月10日，深圳新闻网报道：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那架“三叉戟”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潘景寅的爱人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她的上访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国务院信访办与潘景寅生前所在的专机师协商，由专机师支取500元钱给潘景寅家属，为孩子看病；同时，专机师就机组4名死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内容如下：“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2、《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写到：九月十四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他立刻要汪东兴向转移到人民大会堂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据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3、《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作者王海披露：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56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世界上真正的大英雄都是无名英雄，世界上真正的千古谜都是越猜越多，越猜越复杂的谜。
　　世界真精彩，时光最无情。
中华网
★连战回函胡锦涛：实践两岸双赢 盼愿望成真
2005年08月20日
中新社台北八月二十日电(记者陈立宇赵海燕)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连战，二十日致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胡锦涛来电祝贺他荣任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表示感谢。电文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胡总书记锦涛先生：
北京一会，展开两岸两党新关系之序幕，匆已四月。此期间，承先生支持，在贵我两党共同努力下，各项有利于两岸人民福祉之措施，均在陆续推动之中，已获民众高度的肯定。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为贵我两党的共同责任，也是先生与永平对中华民族以及两岸人民的共同使命。
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已将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先生与永平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列入政纲，代表本党所有同志对两岸愿景的庄严承诺。
此次大会决议聘永平为荣誉党主席，承先生来电致贺。谨申谢忱。永平所念兹在兹者。不仅为中国国民党之中兴，更是两岸和平双赢的实践。在历史长河中，机遇难得，两岸领袖人物，实应本于为民谋福之宗旨，掌握此一契机，提升人民之福祉，共创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永平仍将本一贯之初衷，以及对民族之责任，与先生共同努力，化愿景为真实。
★胡锦涛电贺连战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8月19日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19日致电连战，祝贺他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贺电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连战先生：
值此先生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之际，谨致诚挚祝贺！
先生自领导中国国民党以来，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贡献良多。今年4月，先生率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应邀来访，与我党进行交流与对话，举世瞩目。我们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以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贵我两党共同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已铭记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衷心期望与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共创中华民族光明未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
二００五年八月十九日（完）
★胡锦涛亲自签名发贺电给连战
　　（北京综合讯）中国共产党昨天首次由总书记胡锦涛亲自签名，发贺电给对岸的国民党卸任主席连战。
　　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在国民党接到贺电后发出新闻稿指出，中共自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每次全代会都发贺电祝贺，“但由中共主要领导人亲自签名，这是第一次”。
　　新华社昨天发布了两份贺电的内容。在中共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主席马英九的贺电中，表示由衷期望两党“与两岸同胞一道继续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维护台海和平，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创两岸互利双赢的新局面，造福于中华民族。”
　　而胡锦涛也祝贺连战荣任中国国民党荣誉党主席，肯定他领导国民党以来，“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贡献良多”。
　　对于今年4月连战率代表团到访大陆，胡锦涛指这在“推动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贵我两党共同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已铭记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史册。衷心期望与先生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共创中华民族光明未来。”
★[解密]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
最后的虎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在线 http://hs.hnol.net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
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ｙｕ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