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周恩来未授元帅衔内情

★55年授衔:周恩来未授元帅衔内情
★莫斯科人质危机过程揭秘
★千年古都北京缺少文化自信
★谣言止于智者!评论有关中俄联合军演的小道消息
★美国国防部公布《中国潜艇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
★科技部报告警言拉美化,中国产业方向在何方?


★55年授衔:周恩来未授元帅衔内情
55年授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有资格任元帅
2005-08-22   中华网文史
  马沈
  1955年9月27日,我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如今首次军衔制已广为人知,但是,关于这一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历史细节也许并不为一般人所了解。
   1.1955年我军历史上职业军官与义务兵正式出现。这是我国军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对军官进行授衔,是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具体体现之一,是部队行军、训练与作战的需要。在我军长达28年的历程中,对士兵一直是采取自愿兵制,当兵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捍卫人民的复兴。军官也只是被视为一项革命的工作与需要。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役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规定,“保卫祖国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军官则是“以军队工作为其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职业。”这两个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军历史上职业军官与义务兵的正式出现。这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大将军衔
  2.195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明确规定,军官军衔分4等14级,其中有大元帅军衔
  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共分4等14级。具体为: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将官:少将、中将、上将、大将;校官: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尉官:少尉、中尉、上尉、大尉。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设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也只有毛泽东有资格担任。但毛泽东出于个人的谦虚与工作的需要考虑,不同意自己任大元帅。
  3.什么样的人可以授予元帅、大将军衔?
  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选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中央政治局审议确定。授予元帅军衔者还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5年9月23日提出建议,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通过。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授予元帅军衔的问题,周恩来的提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都采用了相同的词句,即“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
   4.上将至少尉军衔是如何确定的?
  根据《服役条例》规定,授予上将至少尉军衔的条件主要有四项:一为现任职务;二为政治品质;三为业务能力;四为在军队中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5.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有资格担任元帅军衔;已去世的叶挺、任弼时也有资格担任元帅
  有资格担任元帅军衔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也不同意自己任元帅。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顺便说一下,有资格担任元帅军衔的人还包括已经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挺、任弼时等。
  6.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
  1954年9月,陈毅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国务院一办、二办、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院的工作。在毛泽东不同意任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不同意本人担任元帅的情况下。陈毅是否还授予元帅军衔成了周恩来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经过反复思量,考虑陈毅同志的历史功绩与在第三野战军的影响,考虑他当时与以后的工作,周恩来于9月11日在北戴河打电话给在北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张授予陈毅以元帅军衔。周恩来特别指出:“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7.在1955年授衔典礼上,谁没有参加元帅的授衔仪式?
  1955年首次授衔中的10位元帅中,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三人未能参加授衔仪式。当时,林彪在青岛养病;刘伯承在南京因军事学院工作繁忙而未能参加;叶剑英在大连正准备由其担任指导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
  8.谁是最先戴上军衔肩章的人?
  粟裕是第一个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人。授予大将军衔的仪式首先在9月27日下午2时举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授予。而授予元帅的典礼则是在下午5时举行。但当晚与第二天的报道仍然首先报道的是元帅授衔典礼。不过,从时间上看,粟裕是第一个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人。
  9.军官授衔的命令是谁签发的?授衔仪式都由谁主持?
  元帅军衔的命令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由毛泽东签发,毛泽东亲自授予;将官的军衔命令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由周恩来签发,在京的将官由周恩来亲自授予;校官、尉官的军衔命令是以国防部长的名义由彭德怀签发的。全军各地驻军授衔和授勋的典礼,从10月22日起,分别在北京、南京、兰州、成都、广州、武汉、沈阳等七个地区举行。经军委第五十一次会议讨论决定:南京由刘伯承元帅主持;成都、兰州由贺龙元帅主持;北京由聂荣臻元帅主持;沈阳由叶剑英元帅主持;武汉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由他们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勋章,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官军衔,代表彭德怀国防部长授予校官、尉官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铁道兵的校尉级军官授衔典礼,由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
  10.士兵授衔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几乎与军官评衔工作同时,士兵的评衔工作也展开起来。士兵军衔主要分为2等5级:军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兵分为上等兵、列兵。上等兵的评衔由连首长提名,上报营党委通过,由营首长命令公布;军士评衔由连首长提出初步意见,经党支部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报营党委审查,再报团党委通过,由团首长命令公布。全部工作在1955年10月底以前结束。
  11.有人让衔、争衔吗?
  在首次授衔过程中,有人让衔,最著名的有许光达、徐立清、孙毅。当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为此几次写信给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恳请低授衔与降低工资待遇。尽管他的请求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但其所表现出的老革命者的无私精神,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并主持评衔、授衔工作具体进行的徐立清,按规定可以授为上将军衔。但他考虑自己带头降低一级授衔,有利于全军评衔与授衔工作的开展,主动要求授予自己中将军衔。孙毅是从红军时期走过来的战功卓著的老革命,论功劳、论资历都可以评为上将。但他说:应该评为上将的应该是无数为中国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与同志,自己作为幸存者,能活着为革命继续做工作已经感到非常满足,被评为中将都感到惭愧,要求降衔。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他们所表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卓越品质,在全党全军一直传颂到今,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在授衔评衔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个别人争衔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对这种做法侧面提出批评,反对共产党员为个人向组织争名誉、争待遇。
  1955年在授衔工作开展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进行了授勋。分别授予有关人员一级、二级、三级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宣处 北京晚报)
★莫斯科人质危机过程揭秘
  恐怖剧院
  当观众在2002年10月23日步入莫斯科 Dubrovka 剧院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知道自己会在一场死亡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
  在接下来的57个小时里,922人承受了最痛苦的恐怖经历:在满座的音乐剧“Nord-Ost”的第二场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被挥舞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的蒙面车臣持枪歹徒扣为人质。场面非常混乱,以至于一些观众还以为持枪扑向舞台的蒙面人也是剧中人物。但混在观众中的18名妇女显然不是戏剧人物,她们都穿着黑衣服,蒙着伊斯兰式面纱。这些女凶犯手握马卡洛夫手枪,腰带上和口袋里满是炸药和手榴弹。
  一触即发的局面
  剧院被包围半小时后。车臣恐怖分子射杀了一名走进观众席的女人,他们认为她是俄罗斯安全人员。当50多名绑匪的头领莫夫萨.巴拉耶夫 (Movsar Barayev) 露面的时候,人质的命运看来已成定局了。他说:“你们已全部成为我的人质。你们要在这里呆很长时间。我们的要求是停止车臣战争。”他说,如果一周之内仍不满足他的要求的话,就杀死所有人质。
  三天的围困
  尽管发出了种种威胁,但巴拉耶夫及其恐怖分子手下好像愿意同俄罗斯人进行某种对话。第一个进入剧院的谈判专家是约瑟夫.卡布松 (Josef Kabzon),他是车臣人熟悉的军警。他的第一次谈判至少确保了三名年龄最小的儿童被释放。俄罗斯人甚至冒险派遣电视工作者进入剧院,拍摄了与巴拉耶夫的会谈。但是绑匪的要求并不明确,于是形势陷入了僵局。剩下的人质面临的情况急转直下。食品即将吃完,而且因为有两个女孩从厕所窗口逃跑了,所以绑匪强迫人质将乐队池作为厕所。
  地下行动
  剧院外面正在计划武力解决围困事件的办法。普金召集了200名反恐部队“阿尔法部队”的精英,让他们在一个名叫“挖掘工”的业余群体——莫斯科地铁专家——的帮助下进入剧院。通过排污管和狭窄的地井,阿尔法部队来到剧院底下并安装了窃听装置。当他们向外面报告说车臣绑匪已经在剧院里杀害了两名人质后,上级便下令突击剧院。
  死亡代价
  在行动前半小时,军队在剧院墙壁上炸开一个洞并灌入催眠气体,这种气体能让恐怖分子失去活动能力。阿尔法部队突然从剧院下面的隧道里冲出。绑匪被催眠气体和突然袭击弄得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下令让女绑匪炸毁剧院。随后发生的枪战是决定性的,所有50名左右车臣绑匪全部丧生,阿尔法部队方面只有一名队员受伤。不幸的是,922名被扣为人质的观众中有129人死亡。
★千年古都北京缺少文化自信
新华网8月22日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伍德扬文章。伍德扬最近到中国进行了访问,写下了这篇文章,谈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批评了一部分中国人对传统的冷漠。
  今年5月,我在“第二届新中大学生交流计划”下“闯荡中原”两周。
  此趟中国游,展现在我眼前的中国跟我在求学时期所认识的中国不知为何有一种说不上去的落差。
  先从最表面的谈起吧!前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兼建筑师刘太格曾经说过中国现在许多大城市被“破坏”得很多。
  我看看北京,再看看上海,都是非常繁华、非常摩登的大城市,高耸林立的摩天楼,叹为观止的汽车高架桥,熙熙攘攘的购物步行街。我是这样理解刘太格何以“破坏”一词论及中国城市:毋庸置疑,中国确实与世界接轨,因为它的城市与世界其他大都会没什么两样。北京和上海不是我想像中的中国城市。《卧虎藏龙》里那可供侠客飞檐走壁的满城琼台玉宇、宝殿珠楼已不复存在。
  也许,我应该为上海破例,因为它本来就是“十里洋场”。但是,作为千年古都的北京,似乎缺少了文化自信。没错,北京还是能找到许多古典建筑物,而很些古迹都是众多有识之士及民众努力保存下来的,但是,我们一行为北京感到一点儿可惜,因为不难发现新建的许多大厦都受了欧式风格的影响:尖顶钟楼、希腊廊柱。为什么北京的新建筑物不能参照中国的古典建筑设计?莫非北京人认为传统设计无法融入现代生活,只能局限于充当观光景点的历史古迹?
  北京必须放弃它的原有韵味才能展示其现代化?呜呼!为什么不进一步创新尝试让古典的东西满足现代审美要求?
  到了周庄才感觉到了中国
  我很同意叶燮所云: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中国古建筑的美是不朽的,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要不然同行朋友就不会等到参观江苏的周庄时才猛杀菲林,对我说:“我终于感觉来到了中国。”
  这次参加学生交流计划不单只是到中国各地走马看花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再度与已认识的中国同学联络感情,促进友谊。
  跟他们交往的日子里,我得知他们的理想和抱负。他们都想在自己的专业里发展稳定的事业,尽能力为社会为国家做出贡献。很好啊!可是我有一点儿失望,因为中国大学生跟新加坡大学生一样现实主义。我这样讲,看官想必猜出我的志愿不怎么现实。老实说,我立志要成为一名环保家。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在新加坡是个“僧少粥更少”的“行业”。我一直认为新加坡人现实,是居于小国的局限。在新加坡搞环保没有市场,因为新加坡的天然环境微乎其微。所以,我以为能在中国同学当中寻获知音,像我一样拥有另类理想,打算投入主流社会不认为有前(钱)途的冷门领域,例如艺术、考古、数学、天文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我所遇的中国学生和我的新加坡同学一样务实。
  一定有人会批评我天真。我知道,理想与现实很多时候不是相辅的,而是相对的,不然就不会有“向现实妥协”的说法。我也同意,梦想需要面包的衬托才是幸福的写照。从事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自己都照顾不好,哪还能造福芸芸众生?但他们是精英。他们如果能充满热忱地做感兴趣的东西,主流支流逆流也好,必定如虎添翼。
  其实,我的中国知音大有人在,只不过还没遇见。许多中国人民也热爱保护环境。最近山东省烟台市为了预防“麦沙”台风(专题,图库)对海豹造成危害,生态散养池的海豹被搬进室内。有人甚至为环保做出了终极牺牲:一名可可西里的志愿者、索南达杰保护站临时站长冯勇在出差时被冻死。
  何妨不畏浮云遮望眼
  虽然中国学生的形象跟我年少上课时所认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文人墨客有差别,但他们当中有默默奉献社稷的无名英雄。我猜想某些中国朋友曾经或打算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许谦虚,所以“形象”扣分。我很想告诉他们,无须那么客气,至少在同辈面前可大大方方地显露立下伟大高尚宏愿的信心,展示王安石那份向世人宣告“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勇气。不然,我会以为他们对亟待解决的中国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爱莫能助、力不从心。
  与中国同学论天南地北、话东长西短,谈到文化断层。他们当中有人认为,华人华侨保留的传统比他们更多。中国大陆太多政治动乱:破四旧、打倒孔家店、文革十年浩劫。他们说现今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变得面目全非,应该向海外华人侨胞多加借鉴,传承传统之经验。果真如此?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华族传统更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我在中国的感觉是,一部分中国人与前人不同之处乃是对传统的冷漠和缺乏尊敬。
  我们在中国参观许多名胜古迹,不能说是很美好的体验。走在游人泛滥的北京故宫中轴线上,望着众多内地旅客随处喧哗、蹲坐、吐痰的情景,再配上一些导游通过扩音机歇斯底里的嘶叫,我有一个奇想:那些在天之灵的皇帝要是看到今日紫禁城内摩肩接踵、太和殿门庭若市,会不会瞑目?哎哟!陛下息怒,龙魂保重,建议喝杯上等阿美利坚咖啡,反正Starbucks在故宫有家分店……不知关闭了吗?
(原文标题:现在的中国中国吗?)(来源:新华网)
★谣言止于智者!评论有关中俄联合军演的小道消息
“消息”二字,在中国总容易引人竖起耳朵的地方应当是中国股市,老股民都知道,“消息”有真有假,误信假消息是很惨的。
关于中俄联合军演,最近也是消息满天飞,真伪也需要大家分辨,谣言止于智者!
第一、“此次军演中方全部买单”
据说是俄罗斯媒体透露的。关于这次军演的消息,几乎全是“俄罗斯媒体”透露的,而且还不是什么知名的媒体,而且,到现在这些“俄罗斯媒体”连名字也没有一个!
关于军演费用问题,肯定是各尽地主之谊,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日子拮据,出的少罢了。
请看,军演第一阶段在俄罗斯进行,进行了开幕式阅兵,参观了前苏联烈士纪念碑,中俄联合军演双方导演部和战役指挥部人员进行了战略磋商与战役筹划。就这些活动,你算算俄罗斯花了多少钱吧!毫无疑问,这次军事演习,在中国进行的部分是重头,因此我们自然要掏的多。
在俄罗斯的演习第一阶段,虽然没有实质内容,但表明了俄罗斯在中国面前不甘栽面子。既想脸上有光,又想一子不花,没这样的好事吧?
有人拿出“谁买单”这个问题,既暗指中国“劳民伤财”,又折俄罗斯的面子,这就是这则谣言的目的。
二,中国机场雷达发现不了临空的俄罗斯飞机
这个消息初看的确令人震惊,细想就不对了。
俄罗斯飞机是转场飞行,并不是搞什么对抗项目。如果说得靠谱一点,说中国导航台和俄机导航设备通连出问题到是有可能。大雾、雨云不是电子干扰雾,怎么可能让雷达看不见目标呢?
编造此消息的人连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对于转场飞机的到来,什么时间、什么方向对于塔台指挥、导航人员是很清楚的,由于是俄机转场,肯定有俄军地面指挥人员参与。
既然是转场飞行,而且是俄罗斯飞机飞越中国领空,首先就要有一条空中走廊,其次双方要调台,以便于地面引导,说俄罗斯靠GPS直接飞山东恐怕是梦话。他想那么飞,我们还不让呢。
毫无疑问,俄罗斯进入中国领空后全程都是在我们的引导下的,这样重大的行动,各雷达站、导航台肯定是盯得死死的。即便我们发现不了俄机,俄机也要通报自己的位置,误入禁航区,谁都不好办。
大家看那几天的天气,十分恶劣,俄罗斯没有在预定机场降落完全是天气原因。假如是我们自己本场的飞机,对机场熟悉,没准就能穿云下来,一下就对准跑道降落了。可是俄罗斯不行,对地面不熟悉,只能到备降机场。
把俄机未在预定机场降落,说成雷达有问题,也太夸张了。
三、空降兵跳伞不带武器
扯淡如此,也是够惊人的。空降兵携带武器跳伞,根本不是什么高难动作,就是最基本的功夫。
说落地后取武器,又是对军事常识的无知。我们可以算一下,假如载机以A公里/小时的时速,B米高度,以C人/分钟的速度投放伞兵,伞兵散布的面积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赤手空拳的伞兵去收集武器箱,可能吗?作秀也没有这样做的。
说俄罗斯伞兵跳伞高度比我们低,这有可能,原因是多方面,任务不同,携带装具不同,空投地域条件不同,都有可能需要提高离机高度。
还有就是一次离机人数不同,也需要调整离机高度,例如,一次投放50人和一次投放150人,高度要求就不一样。
四、反航母巡航导弹试射
据说导弹命中距离“无畏”级大型反潜舰不远的一艘4000吨靶舰,等等。
这玩笑就开大了,怎么不怕这导弹锁定了错误的目标,一下子把“潘杰列耶夫”揍进海里?!
这巡航导弹是有的,但是绝对是绝密级的武器,俄罗斯恐怕还无缘一睹其芳容。
五、168锁定“大洋黑洞”
这个是有可能的。“基洛”来到中国后,就当上了假想敌,我们的潜艇、反潜舰拿“基洛”练手无数次了。
最早时候,“明”级被击中三次了,还不知道“基洛”在那里呢!差距呀!
现在不同了,装备更新了,战法更新了,若说谁对付“基洛”最有经验,除了俄罗斯就是中国了。
这次演习,有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阻断作战,就是潜艇战和反潜战,168、169和我们的潜艇,肯定要接受考验。
本次中/俄联合军演,除了政治上的意义,对于军事斗争的准备意义也很大。俄罗斯来了常规潜艇、主力反潜舰,对于我们的潜艇、反潜力量来说是一个有分量的对手;俄远程航空兵将出动图-95MS“熊”式战略轰炸机和图-22M3“逆火”式远程轰炸机,在俄前线航空兵苏-27歼击机分队的掩护下,发射AS-15巡航导弹,这种攻击模式,很可能就是美国干预台海的第一轮打击模式。因此,这次演习对于我军是一次有难度的考试。
正因为如此,此次演习也就谢绝了外国的观察。美国人摸不清底细干着急,别有用心的人也跟着动起来了。网上出现许多小道消息就不奇怪了。
奇怪的是,总有那么几块料,摆出一幅充满忧患的面孔,听风就是雨的跟着咋呼。
谣言止于智者,着急也要急对地方。
★美国国防部公布《中国潜艇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
  中安网2005-08-23:国际先驱导报8月23日报道 日前,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报告警告中国潜艇威胁”的文章。该文宣称,美国防部8月11日向国会递交了一份《中国潜艇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正加速扩充潜艇部队规模,提升潜艇作战能力。《中国潜艇报告》强烈暗示,中国的潜艇军力扩充举动对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与日俱增。
  称中国潜艇将形成局部优势
  据称,《中国潜艇报告》多次引述了7月19日美国防部所公布的《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有关中国潜艇力量建设的数据。报告认为,中国已有64艘水面作战舰艇,至少55艘攻击潜艇。潜艇部队建设已成为中国海军的优先发展目标。中国能够发射“鹰击82”?穴YJ82?雪反舰导弹的宋级柴油潜艇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新的“元”级潜艇也已问世,新的“093”级核潜艇将于2005年服役。中国还从俄罗斯续购了8艘“基洛级”潜艇,装备“SS-N-27”反舰导弹和先进线导鱼雷。
  目前,美国海军共拥有潜艇73艘,并且全部是核动力潜艇。其中战略潜艇18艘、战术潜艇55艘(核动力导弹攻击潜艇33艘、核动力攻击潜艇21艘,其他用途潜艇1艘)。这些水下力量被分别部署在太平洋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中。与中国战略动向关系较大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拥有各型核潜艇37艘,有26艘为攻击型核潜艇,11艘为弹道导弹核潜艇。该舰队目前拥有呈三线配置的4大潜艇基地:夏威夷的珍珠港、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华盛顿州的班格以及关岛基地。
  尽管美海军已经拥有如此强大的潜艇作战力量,但美防务界竟然对中国的潜艇发展计划表示“担心”。在报告中,美军前海军司令部副司令、海军中将科内茨尼指出,美国潜艇舰队虽然目前实力超出中国,但是美国的59艘攻击型核潜艇都被调遣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根据目前老化的进度来看,15年内,美国攻击型核潜艇数量将下降到49艘,而中国的核潜艇舰队规模可能在相同时间内扩展至35艘,那时中国潜艇将对美国形成局部优势。
  报告还指出,到2050年,中美之间的潜艇数量之比将扩大到三比一。报告还担心中国从俄罗斯引进武器、降噪、电瓶、鱼雷与绝气推进等技术,将其应用于新造的“宋”级潜舰或对“K”级潜舰进行性能提升。
  如果详加分析如今中美两国的潜艇实力对比情况和美军潜艇部署动向,我们不难发现,美防务界的这种渲染未免夸大其词,其实质是为其在亚太地区加强兵力部署做注脚。
  为扩充潜艇部队寻找借口
  美媒体称,美国防部的《中国潜艇报告》尽管未引起公众注意,但紧张的情绪已经开始在国会山不断扩大。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亨特认为,最好的反潜工具就是增加一艘潜艇。为此,他认为美军既不应该缩减潜艇队伍也不应该关闭关岛的基地。
  美传统基金会网站刊载的一组有关美国防部将于今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分析文章认为,美军在评估海军力量建设时,必须重视对潜艇部队的发展。
  美军不仅租借外国潜艇苦练反潜本领,还出台了一份名为《增强反潜作战能力》的机密调查报告,并专门成立了太平洋舰队反潜作战司令部以加强反潜作战协调与组织,还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海上反潜侦察机。美海军的一系列行动证明其准备在亚太打一场反潜战。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美国所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也更加注重增加反潜作战的场面。而美海军的假想敌仍然是中国的潜艇,这是美国要求各国增加反潜机参加演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冀孝齐)
★科技部报告警言拉美化,中国产业方向在何方?
“创新是一个大国的筋骨。”
当这句话被写进《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报告》”)时,“创新能力缺失”的危机感正自上而下地压迫着从国家到地方主管科技官员的神经。
据了解,《报告》由科技部组织的“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专题组”撰写,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题报告之首,描述和论述了国家2006-2020年的科技总体战略。
“这是一场整体反思的开始。”科技部一位人士说,国务院、科技部相关官员正在为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科技大会以及同时颁布的“国家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计划及2020年中长期规划”(以下称“中长期规划”)而忙碌,而《报告》不过是中长期规划的部分,中国历年奉行的“引进型”经济模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拉美化”的忧虑正在促使新的“国家意志”形成。
2000学者重塑“国家意志”
“世界工厂”的迷梦正让中国处在一个疾速形成的世界技术包围圈中。
流传在科技部及地方科技主管高官中的《报告》提出,“中国制造”全球化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美国政府将科学技术与国家利益相联系,认为科学是国家利益中一种“关键性投资”,美国“把保持其在科学知识最前沿的领先地位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英国政府近期启动了未来10年科技发展规划,“英国政府主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确保科学基础是强大而且优异的”。
而中国的差距在于,尽管几乎所有的高技术公司都在中国布点,但是直至今天,全球99%的发明专利实际上掌握在世界前20位创新型的国家手中。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但中国不在此列??从今天的结果来看,中国早年以“市场换技术”的预期似乎正在走向它的反面。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非唯一的担忧,《报告》指出,近邻韩国政府提出2005年韩国科技地位世界排名达到第12位,“超过其他所有亚洲国家”;而印度更是一个巨大的阴影,《报告》称:“印度在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与中国引进型的产业结构相比,印度本土信息产业保持40%以上的年增长率,软件业增长率更是接近50%。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R&D(研究开发)投入占GDP比重距离较低,与日本、美国的3%,以色列高达4.7%,欧盟各国2010年达到3%的现状相比,中国的R&D投入只有GDP的1.32%。“我国的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落后于我国台湾和韩国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由于地方经济长期重“引进”,在整体的科技能力上“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对外技术依存”。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6月11日由科技部主办的“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高层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向台下的各界代表发问,“在集成电路等高技术产业上启蒙比中国晚了十年的韩国,为什么在若干年后在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于中国?”
王元认为,韩国的经验在于“民族精神”在“本土技术创新”这个核心环节上得到强烈释放,“韩国人把创新形成了国家的意志,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与发展本土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以及国家和地方经济的评价体系。”
“我们现在自主创新能力弱,恰恰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把技术引进、研究开发和制造、运行、使用、出口分割开来的结果。”王元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体系是一个断裂的链条。
“我们经济政策往往看重短期利益,地方上甚至为了搞一些虚假的政绩,本身就不鼓励你长远的发展和自主创新。”科技部一位官员如此批判个别地方的“引资”经济模式,他认为过去的地方经济评价体系应当重新调整。
这样的状况显然已经引起高层的重视。王元透露,本次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组织了20个重大的研究专题,其中4个发展类专题,6个综合类专题,共有2000多名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规划的起草及专题研究。
“技术依赖”忧虑
同样在“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高层论坛”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尚勇还表达了对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拉美化”的忧虑。“产业分工在全世界有两种出路。”尚勇说,一种是“拉美式”,没有自主产业研发,对自主创新的投入极少,代表国家为阿根廷,在外资产业转移后,经济被整体抽空;另一种是台韩模式,以制造业带动本土技术突围。
中国的产业方向在何方?
尚勇概括中国的现实处境为:我国改革开放27年了,创造了经济持续9%的增长速度,但是原来的产业发展更多是依靠资源的高消耗和廉价劳动力密集的经济模式发展起来的,这种增长模式是以自然资源消耗取代技术创新获得的增长,尽管每年出口增长迅猛,但是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结构正在制约未来的经济发展,“正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环境瓶颈的约束。”
“我们是要一袋大米填饱肚子还是要学会种粮食的技术?”尚勇说,中国的技术创新主体必须回归到本土企业身上,“这就需要我们从资源依赖到科技创新的转变,实现对国外的依赖性向自主创新的战略转变。”
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而言,战略转型并非易事。
王元指出,要达到过去提出的小康目标,从现在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20年,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依然要保持一个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这将是世界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或者从未有过的现象。”此外,庞大的农村人口等也是中国战略转型的制约因素。
而且,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长方式与技术创新相悖。《报告》指出,2002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327.5亿元,而用于消化吸收的经费仅为25.7亿元,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之比为12.7:1,“从实际来看,尽管我们不断让出市场,但却未能真正换来产业核心技术,甚至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越来越多的国际非关税壁垒及知识产权纠纷正在论证该结论。
而“市场换技术”模式的危机还在于,导致中国不仅在技术上,并且在资源上也产生过高的依存度。
王元指出,虽然2004年中国GDP实现9.2%的增长,但它的代价是消耗了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源的消耗、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原材料进口。”
王表示,这种现象应该引起警惕,“我们从1995年大概有15种有色金属的原料对外依存度不足15%,到2003年普遍超过50%,我们的石油到2020年对外的依存度将超过60%。而发达国家皆把对外依存度控制在30%以下,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
“技术大国”有多远?
“中国经济结构,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持续物质动力,以及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显出脆弱性。”王元忧虑地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
“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讲科技革命。科技革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王元说,中国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以及转型的现实压力或许正是社会整体反思的机遇,“也就是说,越来越需要新技术、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发明来突破这种压力。”
“一个走向富裕和强大的中国,应该紧紧依靠科技创新,逐步减少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消耗和生态环境无节制的破坏,逐步摆脱对外国投资以及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逐步缩小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发展差异。”《报告》总结说。
而中国距离想象中的“技术大国”究竟还有多远?
《报告》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创新力国家更多应该从国家的层面、从国家经济格局竞争的角度来把握。
王元透露,国家各部门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包括商业银行与企业的结合问题、政府资金投向问题、扩大中小企业基金组建方式问题、改变创业公司的财税政策等方面的实际操作问题。有深圳市官员指出,要将资源、政策从“对外”转向为“对内”,很重要的一点即为解决本土中小企业融资、信贷问题,包括国家科技经费从科研院所向企业主体的回归,包括土地、财税等政策从外资向本土企业的回归。
《报告》称,未来科技发展第一阶段的国家目标是,2006-2010年“要实现战略转型,不断完善创新体系”,R&D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2%,对外技术依存指标从目前的超过50%降低到35%以下。
“最终的结论将在10月国家科技大会上提出来。”科技部人士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978年被称为“科技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1990年代中期的“技术创新大会”后,第三次重大的科技战略调整。
而这种正在清晰的“国家意志”是否会如愿成为“全民意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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