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是如何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

★中情局是如何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
★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
★学术腐败触目惊心 弄虚做假别有洞天


★解密:中情局是如何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
中华网文史(2005-08-23)
  ”那份报告将使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目瞪口呆!”
  中情局在成立初期不仅在情报窃取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中情局窃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1956年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收到一份打入苏联内部的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发回的秘密情报:”苏联内部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报告给杜勒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斯大林去世已经4年,赫鲁晓夫刚刚主持苏联共产党开完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美国中情局其实早就分析出苏联内部将发生变化,可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震惊的变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参加的”秘密报告”。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只有克格勃保存了几份报告,那是用来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意见时用的。这个报告严格保密。杜勒斯立即将这可能影响深远的变化报告给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将要带来的重大变化,于是他向杜勒斯指示道:”马上命令你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搞到手。这很有可能会使苏联发生我们无法想像的变化。”
  如何才能够得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这可让杜勒斯伤透了脑筋,”首先要找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在脑中思考,”然后要让他充分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不能马马虎虎。”一个一个得力手下的名字在杜勒斯的脑中闪过,最后他仍然无法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最终他决定在中情局开一个高层成员的会议来讨论。会议的确带来了结果,有两个中情局的年轻人最后成为杜勒斯的选择对象,罗伯特·艾默里和威斯纳。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情局里的出类拔萃的特工,他们年轻,前途远大而且能力卓越。艾默里交游广泛,人缘极好,办事顺利而又圆满;威斯纳则往往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屡建功勋。两人都想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上发展。杜勒斯一时无法决定选用哪一个。这时,杜勒斯的亲信向他介绍,艾默里和他的手下人员与南斯拉夫人的关系颇为不错。杜勒斯找到艾默里问道:”如果我将这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将如何完成?”艾默里自信地回答道:”我可以亲自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这一渠道,争取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搞到手。”杜勒斯当然知道苏联一定会送给南共联盟一份秘密报告的副本。艾默里补充道:”南斯拉夫正接受美国数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与南斯拉夫的这一笔交易准会成功。”杜勒斯听了之后十分满意,但他只留下一句话,”我只要最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能够放到我的桌子上,并且要快!”
  实际上杜勒斯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艾默里的秘密行动悄悄地展开了。但是与此同时,杜勒斯也同意了威斯纳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赫鲁晓夫的密报。谁能先将报告送到他手上,谁将是胜利者。
  带着秘密使命,艾默里于1956年3月从华盛顿飞抵贝尔格莱德的美国使馆。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外交特使。很快艾默里从贝尔格莱德那打听到,赫鲁晓夫很可能会对斯大林进行极端批判。他向中情局送回一些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结怨的报告,报告表明赫鲁晓夫的儿子的死跟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在战争爆发后当上了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向德国人的方向飞去,他失踪了。后来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和克格勃一些人那里知道了列昂尼德的下落,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名人质。斯大林得知后,下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将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根据活跃在敌人后方”锄奸队”收集到的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当时曾多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斯大林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实行枪决。
  艾默里继续收集情报并且开始同大使馆接触。为保密起见,对于所负的秘密使命,艾默里只向大使本人做了暗示。名义上,他还担负着同南斯拉夫谈判的使命。
艾默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后,顾不上休息,直接拜访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在近两个小时的密谈中,艾默里开始没有提任何有关苏联的事,他大谈南斯拉夫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一再表示,美国政府对与南斯拉夫签订贷款合同很有信心。他谈南斯拉夫的现在,又谈南斯拉夫的过去,从南斯拉夫的建国历史中,又很自然地谈到斯大林,谈到苏联。艾默里说:”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党。在过去的日子里,南、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全在苏方。苏联人自负、专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非但不帮助兄弟民族,而且倒打一耙,给南斯拉夫制造不应该的麻烦,挑拨南斯拉夫与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艾默里还引经据典,从俄国历史中撷取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俄国人不是真正可交的朋友,无论何时,都要对其留上一手。在漫谈中,艾默里轻描淡写地向卡德尔提出了谈话的主题。他说:”据可靠消息得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你们的代表团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对吗?”艾默里问得非常巧妙,他没有显出丝毫的用心,掩盖了问话的真正目的。卡德尔证实了艾默里的问话。”苏联是大国,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方,美国想看看苏联的报告,你看行吗?美国方面将对此事严加保密!”艾默里抬出了美国总统。
这一次,卡德尔的回答已不十分明确了。显然,他已意识到了艾默里的用心。”这件事,需要铁托同志批准。”卡德尔显得无可奈何。
艾默里很清楚,他这是找退路。艾默里只有同意,但是他向对方暗示这件事情将会影响到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第二天,艾默里又去外交部。见到卡德尔时,他竟不顾外交礼节直接问道:”怎么样?”卡德尔没有回答,却递给艾默里一杯威士忌酒。艾默里接过酒杯,并没有喝下去,他只是看着卡德尔。”朋友,铁托说了,‘我们要尊重友国。‘”艾默里明白了:南斯拉夫不相信苏联,可更不愿巴结美国。艾默里想到过南斯拉夫人的拒绝,但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艾默里在中央情报局的竞争对手威斯纳也正在千方百计地独辟蹊径,他想抢在艾默里之前,把这份报告搞到手。最终,他如愿以偿。据后来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作完后不久,苏共领导人便将这一报告的文本赠送给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保加利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契尔年科夫、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另外,法共中央总书记多列士、意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奥共中央主席科普勒尼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伊巴露丽拿到了报告的摘要。3月初,铁托也得到了报告的完整文本。从3月份下半月开始,对”秘密报告”的报道、转述、摘要已陆续出现在某些党或国家的报刊上。后来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便于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国内战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其中的某个人复制了报告文件,很快”复制件”便出现在华沙的黑市上,其中的一份被一位美国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走并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人就是威斯纳。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956年3月12日,威斯纳得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果然如他预计,消息传到波兰后政府一片混乱。为了代替贝鲁特继任第一书记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代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竞争。威斯纳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和他的部下研究行动方案。随后,他马上指令活动在波兰的计划处特工,趁着大好形势,尽快取得散发给波兰代表团的赫鲁晓夫报告的复印件。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放松了对一些国家机密的注意。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威斯纳通过一些途径接触到了波兰政府的相关人物并用金钱收买他们,因此他很容易地接近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这个掌握党内重要材料的人物那里,轻而易举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
4月初,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确实是赫鲁晓夫的报告。然而,这一份报告中,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苏联发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报告原来都是节略本。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召开动员会,表扬了计划处在这次行动中的成功举动,同时要求特工们再接再厉,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次动员会上,隶属计划处的反情报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发现一条宝贵”途径”。他告诉威斯纳,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情报。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在以色列复国、打败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进攻、保护以色列等重大行动中做出过出色贡献,很受西方各国注意。中情局对”摩萨德”的活动很熟悉,也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摩萨德”办事果断,从不为无代价之举。当威斯纳对工作在苏联的”摩萨德”头目提出此事时,他当场答应,但却提出很高的要价。威斯纳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两周后,中情局以几十万美元的巨款从”摩萨德”特工手中换回一份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这份报告是从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犹太人手中购得的。威斯纳拿到报告后有些痛惜巨款,但他更没忘记验证报告的真假。他当即把报告送交给机要情报室负责人雷·克莱因做权威性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威斯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
  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取得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后,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出的有悖于国家领导人、有悖于苏联共产党、有悖于苏联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报告详细地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种种案件的真相,举出了许多为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这不是一份即席所作的演说,而是经过仔细准备、罗列详细材料的”秘密文件”。赫鲁晓夫目的明确,言辞激烈而又”严肃”,开宗明义就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进攻。赫鲁晓夫最后提到,”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后来中情局让美国的全球广播电台”美国之音”,隔一小时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样让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世界各地开始了对苏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国际,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纷纷受到影响,国内产生了动乱。这一切,又都是出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苦心经营。
  (部分摘编自《中央情报局档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7月出版)
★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
自改革以来,贫富差距扩大就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了解这些新的特征,是我们采取措施从而有效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前提。
一、贫富差距扩大的程度加大、而且在继续恶化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1,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大体都是这个结论。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 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Danger)。
数据表明,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有关的数据推算,中国的基尼系数1999年为0.457, 2000年为0.458, 2001年为0.459, 2002年为0.460。这说明尽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遏制。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收入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预测表明,未来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将面临新一轮的增长期,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一方面中国“入世”之后,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夺战会愈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加上城镇失业率的上升,致使普通劳动者供大于求,收入水平难以提高2。
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我在有关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过,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改革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3。根据樊纲教授提供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我国社会资产性财产总量共有38万亿元。在这当中,国有资产占26%,国内居民个人拥有57%,另外,集体和港澳台商人及外商占有量都不到一成。在金融资产中,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政府、企业、住户拥有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8.6%、31.7%、49.7%。也就是说,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但这种财富的拥有是相当不均衡的。在20万亿元的国内金融资产中,80%为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市居民所拥有,其中近一半又被只占城市人口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也就是说,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了40%的金融资产4。其他的一些调查也证明了这种财富拥有格局的存在。不过,另外一些调查表明,财富的集中程度要更高。比如,一项在1999年进行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表明,不足5%的富人占有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6万亿元的一半,即3万亿元人民币。
二、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失控的趋势
在最近的几年中,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但从效果上来说,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贫富悬殊的趋势仍在扩大。可以说,目前我国贫富悬殊的趋势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配分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第一,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2002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大关。我们可以看一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分配的。第一块是城镇居民在这一年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3.4%。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二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两块加在一起,为5.7万亿元,占全年GDP的57%。除了这两块之外,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的利润。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这四块中,第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又表现在,“工资总额”所代表的劳动报酬在其中所占比例过小。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1)计时工资(2)基础工资(3)职务工资(4)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5)各种奖金(6)各种津贴(7)加班工资(8)其它工资。最近几年“工资总额合计”的情况是,1999年0.987545万亿元;2000年1.065919万亿元,2001年是1.18309万亿。有专家估算,在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大约是在1.2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2002年的“工资总额合计”,只占GDP的12%,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21%,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也就是说,在城镇这一块,有2.4万亿(占城镇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在2001年,基本养老金大约为2300亿元,低保100亿元,失业保险190亿元。这三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大约为2600亿元)。
第二,不合法的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家和个人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一是已有社会财富的转移。这主要是指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向个人手中。可以说,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社会贫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的学者的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 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5。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6。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则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的计算,但从一个个案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90年代以来的贪污腐败和80年代相比,在社会结果上是很不一样的。在80年代的时候,虽然也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但当时的贪污腐败还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根本的影响。但现在数额巨大的贪污腐败和瓜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已经成为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像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的1600多万,相当于一个乡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盗用的4.83亿元,则相当于一个县人口全年的收入。而在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当中发生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可能数量要更大,计算起来要更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计算出来的。
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途径,是在居民获得收入后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往往是以“随礼”、“人情”的名义进行的。正因为看起来是一种人情往来,人们往往不予注意。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民间财富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一,发生的频次高。在一些地方,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生病、迁居、孩子结婚、父母祝寿,都可能收取可观的钱财。
第二,牵涉的面广。最近媒体报道,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他没有索贿的前提下,收受贿赂150多万元,而且更让人深思的是,审查的结果是,全县没有一个单位不向他行贿的,全县科、处、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7。也正因为这两个特点,可以认为,由这个途径导致的财富转移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如果我们将市场中的分配看作是首次分配,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分配看作是再分配,那么这个以民间的分式进行的财富转移则应当看作是第三次分配。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种关于收入和收入差距的统计中,都是无法将通过这个渠道重新“分配”的财富或收入统计进去的。
第三,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比如,社会中收入最高的20%的人收入对比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收入,在税前可能会高达10倍,但通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可能会缩小到5倍。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对此,人们已经有了许多的分析和议论,但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应当进一步予以澄清的。
个人所得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从总量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究竟是多少? 2001年中国税收总额为1.5301万亿,个税收入近996亿元,超过了消费税,成为第四大税种。但这一数字仅占中国总税收的6.5%。而发达国家平均则为30%。有专家认为,如果按照15%的国际标准计算的话,个税收入应是2250亿元。据此,他们认为,中国此项税金的流失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实,这个算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当中没有将农民以种种形式交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计算在内。而农民交纳的各种“费”,无论是从征收依据(不超过纯收入的5%)还是从用途来看,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农民上缴的各类款项,包括上缴国库的农业税和特产税,农业开发基金,以及全市统一征收的一级电排费和血防统筹费等,乡镇政府征收的“五统”费,村级提留,包括“三提”(公益金,公积金和村行政管理费),村共同生产费和村集资,各种名目的摊派和集资,义务工负担,中国农民每年总的经济负担,当在2000亿元以上,保守一点说也在1500亿元以上,人均达200元以上。如果将这一块看作是农民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那么,我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总额就不是2000年的600亿元或2001年的近1000亿元,而是2500亿元左右。占总体税收的比重,也就不是4.7%或6.5%,而是将近17%。因此可以说,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大体相当于或略高于国际水平,并不存在大大低于国际水平的问题。而只是依据城市居民交纳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来计算个税在全部税收中的比重,从而得出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税负过轻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接着要看的是问题的关键,即这些个人所得税会落实到哪些人的头上,并且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最终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农民以各种形式交纳的“费”看作是个人所得税的话,那么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在全部个人所得税中,农民占了绝大部分,大约有60%。我们可以按照2001年的数字计算一下。如果不考虑农民交纳的税费,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89倍。如果考虑到农民交纳的税费的因素,则扩大到3.17倍。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层面的调节,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的全部纯收入只占城乡居民收入的33%,而个人收入所得税则占了全部个人收入所得税的60%。而在城市内部,有关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6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调查显示,在辽宁、北京等地,工资、薪金所得税均占地区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0%以上。但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城市地区,工资只占全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占了40%以上。这无疑也会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还有零星的数字表明,2001年尽管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人们所说的个税征收上存在“逆向调节”怪现象无疑是明显存在的。事实很明显,通过这样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而且会扩大。
三、贫富悬殊开始固化为社会结构
收入分配与社会的分层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在一个常规化的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总会固化为社会的分层结构。但中国社会中贫富悬殊出现的背景有所不同。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过程,既是一种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分层结构在瓦解,新的分层结构在形成。但总起来说,在这个80年代,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以社会分化的方式进行的。
在90年代,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延续,而且在不断细化。在90年代,有几个过去经常使用的名词几乎消失了。其中一个名词就是知识分子。80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等。当人们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知识分子被认定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这个群体内部的状况大体是差不多的。但在现在的社会生活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汇已经用得相当有限了。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已经高度分化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和没有进入市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们各自的内部还在更进一步的分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人的概念。原来一说就是工人、工人阶级。细分一点也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人。而在今天,工人的概念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凡是用到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前面都加上了修饰词,国有企业工人、三资企业的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笼统的讲工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很少了。农民的概念有点特殊。确实我们还经常看到人们不加修饰地使用农民这个概念。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主要是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在讲农民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农民的负担等。还有一种情况是讲农民的权利和国民待遇的问题。在后一种意义上讲农民的时候,这个农民的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的概念,而是社会身份的概念了。但如果要讲目前我国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往往也要加上修诗词了,比如东部地区的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地区农民或贫困的农民,务农的农民和外出打工的农民等等。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趋势。这个趋势表明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趋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分化或社会的分层结构也越来越细化。其他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和过程。但仅仅看到这样一种趋势还是不够的。因为在这种趋势演进的同时,还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与之非常相反的趋势也在发生,这个趋势就是聚合的趋势。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细化,但这些细化的碎片,又正在开始往一起积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聚合的结果,是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的形成。
在强势群体方面,首先是资源和财富正在向这个群体集中。我在有关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过,在80年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呈现出一种扩散的趋势,也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改革曾带来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可以说,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90年中前期的时候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农民的收入在90年代中后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特别是1997年之后,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按照官方的数据,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扩大到3倍,而据有关专家的估计,实际上已经达到6倍。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315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1648万人,两者合计减少4807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根据有关资料,199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在1500万-3100万之间(而专家们估计的数字则是500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是失业和下岗人员。而且应当注意到的是,国际上公认的贫困线一般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半,而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平均收入,一般只是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20%—30%。同时,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根据1999年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发展50年白皮书》,1998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占18.9%,知识分子占21.08%,干部占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15.44%,解放军占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1.17%,归国华侨占1.24%。而且,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四、社会对贫富差距的认知在变化
首先是阶层的意识和认同在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
其次,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在形成。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是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到的,这就是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的“仇富情结”。在去年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一是刘晓庆偷漏税案引起的广泛议论,在这些议论中,虽然抨击的是偷税漏税现象,但也夹带着许多其他的东西,如富人都是偷税漏税的等,甚至不时出现打杀之声。二是牛群裸捐产生的广泛怀疑和非议。三是山西著名企业家李沧海被害案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本来一个人遇害,大家表示的应当是同情和悼念,但互联网的贴子中却出现许多对死者的攻击和怀疑,最主要涉及的是财富的来源。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在弱势群体中,挫折感在上升。在资源一体化配置的过程中,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的资源越来越有限,一种社会挫折感在逐步蔓延。有学者在2000年对北京市部分失业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这些人员在失业下岗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次“失业危机”。这种失业危机从客观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从心理上来说,则是一种心理危机。一些新闻报道还表明,一些人员在经历失业下岗的同时,还会面临家庭危机。有人在2000年的时候,在河南某县城关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8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200份。该县城属国家级文明县城,所以调查对象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对自己生活状况很满意的占12%;比较满意的占62%;不满意的占24%;很不满意的没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占11%;提高不大的占55%;没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来的占22.5%。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的占11.5%;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这项政策只能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占85%;不好回答的占3.5%。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人表示反对;4.5%的人表示不反对;85%的人认为不好回答;10.5%的人没有回答。在全部调查对象中间,85.5%的人对将来有信心;10.5%的人对将来没有信心;4%的人没有回答。尽管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调查,但从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与贫富差距相联系的社会心态的存在。
作者: 孙立平
★学术腐败触目惊心 弄虚做假别有洞天
学术腐败大曝光
2005年08月25日大学者,就应该有一些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大学问,以及懂得和创造这些大学问的学问家。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相比,有人说,大学应是一片净土,那些在净土中、象牙塔里做着高雅学术的大学教授们正因为探究着世界的普遍真理,教育着曾被冠以“天之骄子”的中国大学生们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人。
然而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就错了。当你真的步入中国的大学校园,你会发现这里面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学人以外,也有造假邪恶乃至极其丑陋的东西,而那些最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格也是如此卑下,集中的体现则是学术腐败。
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可谓别有洞天,他们给我的感受是四个字:触目惊心。
现象之一:七拼八凑编教材 数十年来不换“芯”
据报道,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经达到500多种,仅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校教材就有100种之多。其他如: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法学概论、文学原理、大学语文等学科也有相同的情况,一些理科的基础教材也大多如此。
那么,这些教材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记者采访了一位同门师兄,这位师兄硕士毕业五年,已经参与编辑或者主编过5部教材,他向记者透露,一开始还是极其认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参考资料,在翻看参考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书的章节、甚至内容都是雷同的,于是他也找到了窍门,后来编教材简直成了套路。他告诉记者,编教材既不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调查,更不用钻故纸堆查资料,甚至相关领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要多看,只要找来三四本已有的教科书,框架体系上略微变动,章节顺序上稍作调整,材料内容上综合综合,文字叙述上处理处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诞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不愿意做这种事,便找来几个学生,给他们定一个大体的框架,让他们具体操作便是了。
我国大学的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如前所述,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中国大学生们。
现象之二:近亲繁殖 学术乱伦
北方某著名高校化学专业取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该专业的学术带头人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在招收博士生的过程中,对外来的报考者却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则宽松许多。据该大学研究生院主管招生的老师介绍,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据介绍,该大学化学系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教师都在该专业读博士,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大学当中也极其普遍。
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向记者评说这种现象,“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犹如医学上的近亲繁殖一样,其结果必然带来中国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不仅如此,硕士导师和自己一起读博士,或者本科同班同学成了自己的博士生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这种学术乱伦,也带来了学术水平的畸形发展。”这位研究人员介绍,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大学中,这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是绝对禁止的,同一学校的学生一般不赞成考自己本校的研究生,但中国各个大学招收的研究生绝大多数都是本校的学生。
记者不久前参加了四川某重点大学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发现四川省以及这所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的科研人员都是由某知名导师培养的,他们的研究领域、学术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有的甚至如出一辙,号称“比较文学的四川学派”,在学术上也一致对外。在此次讨论会上,几乎所有的四川籍学者都积极捍卫这位导师的观点,其众口一辞让与会的国外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大声疾呼“你们应该学习古希腊的学者,吾爱导师吾更爱真理。”,会下这些国外学者私下对记者说,如果中国学术界都如此,那么中国的学术完了。
学术的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致命伤,这使得中国大学的“学术”已成为某个圈子的“学术”,严重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学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现象之三:扯虎皮 做大旗
记者曾经采访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气的学者,该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令记者钦佩不已。该学者说自己曾经得到过某某学术泰斗的真传,是他的几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经与某某学术大师过从甚密,与某某学术名人也是铁哥们儿。所幸记者对学界也略知一二,与该学者所说的某学术大师和学术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记者与他们提起该学者,他们竟然一脸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记者又采访了该学者提到的某某学术泰斗,谈到他的学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学者,这位学界泰斗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学生。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抬高自己的身价。记者认识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这位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国内某大学教授从日本某三流大学请来一位三流学者到国内做讲座,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能够请来老外来中国讲学),竟将其吹嘘为日本著名学者,令旁听讲座的国内学者大跌眼镜;一位日本记者听到这件事更是唏嘘不已,此事被日本媒体披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唯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翻看许多高校学人主编的教材或撰写的专著,会发现许多书上都列着各种各样的学术顾问,比如那位与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过密的国内学人的一本专著,就开列了一二十位的国外各个著名高校的学术顾问、总顾问、特约顾问,而有些学术顾问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当的是什么顾问。
现象之四:泡沫泛起 浮夸盛行
有人称,中国的学术为“注水”的学术,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矛,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寥寥无几,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注水太多。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称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暂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如此看来动辄学术成果好几百万字乃至上千万字,绝不奇怪。
现象之五:内定奖项 玩弄学术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钱,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曾经轰动学界的《读书》杂志主办的长江学者“读书奖”也被多名高校学者所抵制,原因之一就是参加评奖的人既是候选人又是评委。学者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这里指出的高校及学界的评奖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恶心现象呢?”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的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事。在当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更不乏一些申报者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的事情。
记者曾经有幸参与了一个所谓国家某社科基金项目,被项目负责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项目课题组的最主要的成员,然而整个评奖过程令记者莫名其妙。先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要报一个国家项目,记者不才,自觉没有学术功底去参与国家项目,然而终禁不住劝说,就让项目负责人拿去了记者的简历和以前发表的论文,事后便将此事抛之脑后,谁知过了半年该项目负责人给记者送来一份材料,说项目批下来了。拿来项目审批表一看,此项目与记者所学专业相差甚远,记者却被项目负责人美化和夸张得有如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一般,而记者的职称一栏竟被项目负责人添为“高级编审”(记者现在的职称为编辑),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现象之六:凑数评职称 折腾争教授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比如北方某著名大学就有明确的政策出台,讲师的住房二房一厅,副教授的住房是三房一厅,教授的住房则是四房一厅,博导的住房是四室二厅。
为了评上职称,大学教师中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的大有人在。该校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一位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大都是与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报的材料中竟然抛弃合作者;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四处挂名(既别人写了论文,请求人家在发表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属在后面,以此增加自己的论文篇数);有的教师把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文章,也拿出来凑数;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属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还有的教师把自己以前发表过的论文稍稍修改一下换一个题目,再拿出来发表,又充当一篇论文。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教师,就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分别在几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五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再论比较文学消亡论》、《三论比较文学消亡论》、《比较文学消亡了吗?》、《驳比较文学消亡论》。
有人开玩笑的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现象之七:剽窃不知羞 抄袭家常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高校教师的传统,更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呜呼,中国学界腐败!
给“名校”泼盆冷水
已故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学何谓大?非有大楼,而有大师焉。”中国的大学不可谓不大,楼不可谓不高,高校合并后,全国更是出现了几座空前绝后的“大学”,大学排行榜的前几名又杀进了几名新秀。
但是,按梅老先生的推理,中国的名校有无大师级教授、博导呢?中国名校的学术声誉和学术水准又能否在国际学坛上与人争锋?中国还要等几代学人才能出现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名校真的终于能够忝列亚洲甚至世界级名校了吗?
中国人例来喜欢按资论座,中国大学也不幸染上此疾,蜂拥而起的大学排行榜充斥着江湖气。事实上,学校之间的等级分化已日趋明显,“名校”在自恋中“一枝独秀”,而作为高等教育整体的大学云集着一片虚无飘渺的自娱自乐;“名校角逐战”的背后,是愈来愈被冷落的清贫。
学术腐败成风,弄虚做假成真,高校黑幕频现,一纸文凭风行——这就是中国“名校”。
在一片沾沾自喜中我们给中国名校兜头一盆冷水,非为棒杀,实为醒脑。
听惯了马屁话的中国名校可能会恼羞成怒,也许更会有个把学子告我等污辱了母校名誉权,那么,中国名校也就真的不可救药了,实非本报所愿看到的结局。
部分名校教师被指抄袭事件
●某著名大学教师李其荣所著《移民与近代美国》被指剽窃我国17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专著8部,论文14篇。
●某著名大学著名教授的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严重抄袭澳大利亚西部大学法学教授的专著,从“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页)基本上全部是剽窃”。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学教师李斯的学术专著《垮掉的一代》几乎原文抄袭美国学者约翰·泰退尔的专著《裸露的天使》。
●复旦大学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专著《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中,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学著作《历史与实践》中的部分内容抄袭国外著作《哲学历史词典》。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学著作据媒体披露,主要是靠剽窃和利用职务巧取豪夺。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教授和博导,该教授现已移居国外。
●上海xx理工大学某教授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北京大学生物系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潘xx等六人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所谓体现中国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的论文,存在严重剽窃问题,抄袭了加拿大两个学者的论文,被国外杂志予以揭露,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其与人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体披露高校博士抄袭剽窃事件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黎明博士论文严重抄袭
●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位博士关于美韩外交关系的博士论文通过后被指抄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某博士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被发现抄袭
●山东大学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被发现抄袭
中国新闻周刊/张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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