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高呼“达赖喇嘛万岁”

★毛泽东曾高呼“达赖喇嘛万岁”
★瞭望东方周刊:探访中印边境真相
★解密:美苏上世纪因害怕外星人中止探月计划
★性格率直因言获罪 朱镕基的“右派”20年
★最大情报悬案之:震惊中南海的蔷薇花瓣案件
★一段中国外交官的故事(真实,震撼)


★毛泽东曾高呼“达赖喇嘛万岁”
雅虎文化2005-08-26: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佛教徒是唯心主义者,共产党人主张无神论,佛教徒主张有神论,共产党人能同佛教徒很好地合作吗?这是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人士最大的疑虑。1950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和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中,第三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5月26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又再次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了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藏族人民的领袖地位和职权也予以尊重。
毛泽东认为,团结藏族同胞共同奋斗,必须十分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不能强迫人家信什么,也不能强迫人家不信什么,宗教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问题,当前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更不能采取行政手段来消灭宗教。”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和和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采取保护政策。”1953年3月,他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再次重申,“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它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加以消灭。”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要坚定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要搞好团结,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9月27日,达赖喇嘛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喇嘛当选为常务委员。同年12月25日,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班禅喇嘛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们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说:“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方面和堪布厅方面的团结,搞好藏族同志和汉族同志的团结。”还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同时还指出,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不能只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毛泽东还身体力行,当他接见的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高呼“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达赖出逃印度在几年的交往中,毛泽东和达赖喇嘛多次通信并互赠礼物,达赖喇嘛赠送毛泽东的有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以及照片鲜花等,后毛泽东将其送民委保存。毛泽东赠送达赖喇嘛的有电影放映机以及《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几匹、扩音机2个、喇叭4个、电转1个、片子几个、长白山人参1个、貂皮衣筒1件。毛泽东不仅用政策去争取达赖喇嘛,而且努力用感情去影响和感化达赖喇嘛。
为争取达赖喇嘛及西藏大多数上层人士,针对达赖等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对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的协议》很勉强的状态,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作了极大的让步,显示了高度灵活的策略原则,他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以及讲话中多次表示,我们要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对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几年不实行改革”,“要各方面条件成熟,方能实行”,“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是让步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能破坏十七条协议,也就是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否则“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设民主的西藏。”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释伽牟尼涅2500年纪念活动。让不让达赖等人去呢?毛泽东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要估计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把我们赶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达赖等到达印度以后,在印度的一小撮西藏反动分子,企图把达赖、班禅等推向分裂的道路。经过在印度的周恩来的坚决斗争和耐心说服,班禅先期回国,达赖喇嘛在晚些时候也回来了。
达赖回国后,毛泽东在致达赖的信中肯定他“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并希望他在加强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做出新的成就,对达赖的动摇进行了耐心帮助。
令人遗憾的是,党和毛泽东的耐心帮助、争取并没有使达赖喇嘛的思想发生真正的转变。1959年3月10日,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出逃到印度。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能争取达赖回国。
1959年4月,他在接见班禅时说,“达赖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仍然选举达赖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并保留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但是,达赖在分裂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得不撤消了他的这些职务。
(摘自《党史纵横》)
★瞭望东方周刊:探访中印边境真相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邹陈东/西藏亚东报道
  编者按:
  美国《商业周刊》最近一期的封面故事讨论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崛起,指出两国的幅员和动力足以让它们改变21世纪全球经济,其规模和影响只有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比拟。
  报道指出,中国和印度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9.5个百分点,而印度也有6个百分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仍能达到7%到8%的增长率。
  除了发生战争或是巨大灾变,经济学家预期,印度在30年内会追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中国在本世纪中即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将占全球生产的一半,世界形成中、印、美三足鼎立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曾经发生过边境冲突的国家,能否和睦相处,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会很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两国边境遗留问题的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派出记者,到中印边境作了实地采访。
  中印边境的乃堆拉山口距离拉萨有700公里左右的路程。
  先是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办理进入亚东县的边防证,需要有西藏当地县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到达亚东县后,要到乃堆拉山口,还需在当地驻军处办理通行证。
  见到了两国的士兵
  从亚东县城顺着河谷行车约20分钟,车子开始上山。山脚下的河道边有一块较为宽阔的平地,据说就是将来的仁青岗边贸市场。从葱郁的原始森林到遍野的高寒杜娟,一路景色的变化显示着海拔的急骤上升。
  到达乃堆拉山口时正是中午,一下车,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一片爽朗的笑声。隔着两根铁丝网,中印两国的士兵正在用不流利的对方语言夹杂着手势聊天。
  “我们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聊天,对方有节日到来时还互相祝贺。”守候在这里的中国军人朱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朱林是副连长。
  刚刚还和朱林聊天的一位印度兵见到记者,很友好地用英语打招呼。这位印度兵在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交谈中称,他们很关注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希望“中印友好”。印度兵的服装上绣着他的名字:Ashok Kumar,译成中文就是阿什克.库马。朱林称,这位印度兵的军衔是三级委任军官。
  据了解,自从1993年和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有关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两个协定后,中印边界一直很平静。两军已形成了在对方重大节日到来之际彼此祝贺的习惯。
  印度兵阿什克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熟识后,指着记者背的包说想交换一些中国的物品。记者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包香烟给他,他则给了50卢比(约合人民币10元)。拿着中国香烟,阿什克显得很高兴,说如果以后口岸开放了,他买中国货就更方便了。
  为了表示友好,记者将近期出版的一期《瞭望东方周刊》送给阿什克,阿什克虽然不识汉字,但杂志上的照片让他很感兴趣。他不仅认出了阿罗约,还认出了香港新特首曾荫权。
  8月16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和印度这些年在军事领域加强相互信任方面取得良好进展,双方友好交往频繁。中国已邀请印度派高级别观察员观摩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军事演习。
  “风雪最大的地方”
  朱林带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参观了一个哨所。这个被称为“西南第一哨”的乃堆拉哨所工事,像一颗钉子牢牢地“钉”在乃堆拉山口。乃堆拉,藏语的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哨所的门口有一副对联,“冬居水晶宫,夏住水帘洞”,横批是“乐在其中”。
  据介绍,这里每年有大半时间大雪封山,新鲜的蔬菜很难运上来,到了冬季,战士们的头发指甲盖都会脱落。但是,“和以前相比,现在的条件已经改善多了,哨所已经可以看到电视。”朱林说。
  据西藏军区的领导介绍,近年来,国家拨出大笔专项经费用于驻藏部队的基本建设,官兵的住房吃水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高海拔地区无土栽培技术和反季节栽种蔬菜技术也取得了成功。“为了‘消化’夏季吃不了的蔬菜,西藏边防驻军甚至连泡菜坛子都给每个边防连准备了。”
  虽然中印边境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可是毕竟是武装部队,双方的战备意识并没有松懈。今年早些时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也前来采访,立即引起了印度兵的注意,印方的指挥官辛格少校很快赶到。
  中国士兵也保持着同样的警觉,记者离开时,数码相机受到严格检查,凡是出现中方工事的照片被要求全部删去。
  两军现代化步伐都很快
  在乃堆拉山口,《瞭望东方周刊》发现,印军的住所是一个很大的红木房子,条件很好。印度一方的双车道柏油公路已修至边境线附近百余米的地方。
  据了解,印度在我边境当面已基本形成了以铁路、公路、空中运输相结合的立体运输体系,距离边境最近的铁路只有40公里。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快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印度的国防力量也与时俱进。而中国军队在边防建设上有不少改善。
  边防巡逻对于西藏官兵来说是最为艰苦的,有多名官兵在巡逻中牺牲,在《瞭望东方周刊》来采访时,就有一名18岁的战士古怒在巡逻途中为救战友而献出生命。
  “西藏的边防巡逻已经步入‘电子时代’。”西藏边防部队的同志介绍说。在军区的指挥中心,《瞭望东方周刊》发现,通过这里的电视监控系统,主要边境一线的情况一目了然。一位士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你给了印度兵两包香烟,我们都看到了。”
  据指挥中心的士兵介绍,边境线上的巡逻分队将现场实况及请示事项等输入“边防管理系统”,不到一支烟的功夫,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辅助决策”功能就生成几条处置建议,“数字通信、电脑辅助等使边防管理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西藏边防部队的同志介绍说,许多边防道路也由过去的人行道、马行道拓宽成车行道,专门针对西藏道路条件研制的边防巡逻车目前已配发给了边防部队使用。
  西藏军区还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吸引计算机、通信、运输、维修等方面的人才到部队,从1998年开始,西藏军区与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书,与20个省区市的50多所高校保持了长期联系,每年都组织专门力量到地方高校考核接收应届毕业生,“目前,西藏军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占到70%以上。”
  近距离接触中国首支山地部队
  一只老鼠从旁边跑过,只听一位上等兵一声“看刀”,就见匕首划出一道寒光正中鼠肚;一位下士一支烟功夫就从附近的湖泊里抓到了10多条鱼回来,每只鱼头都扎了一颗铁钉;做饭的时候没有火柴,班长拿着冰块对朝着太阳,将反射的光对准石灶里的芨芨草,不多时,一缕蓝烟升起……
  这是《瞭望东方周刊》在西藏某地亲眼看到的景象。这,便是中国的首支山地部队。
  西藏军区的同志介绍说,山地部队是指士兵配有专门的山地装备,通过专门训练并用于执行山地作战任务的部队,“印度一直编有山地部队,目前编有八个山地师共10万多人。”
  据介绍,中国这支山地部队组建于1985年12月。在1984年中国百万大裁军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提出建议,应该在西南战区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山地部队,很快,“山地步兵旅组建方案”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批准。
  雪山、峡谷、密林、戈壁,6月飞雪、10月冰封,年平均气温0℃以下,平均海拔4000米,这是山地部队生活和训练的地方。“毒蛇、野蜂、蚂蟥等到处都是。”山地部队的一位同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还有能钻进军用蚊帐的细虫蚊,会吐白色毒汁的红屁股蚂蚁,脸盆大小的孟加拉虎脚印也随处可见。”
  山地部队的同志称,恶劣的野战环境,使战士们在战胜死亡的威胁中探索了成套的生存术。
  据称,这支山地部队从海拔3000米的山脚冲向海拔4800多米的峰巅,一个连,来去只要三个半小时,而印军和美军在海拔2000米高地爬山,每小时最快也只在400米左右。“美国军事研究专家专门对我们进行过研究。”山地部队的同志说。
  “山地部队在保卫西藏边境的安全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边境一旦发生战事,山地部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投入战斗。”西藏军区的同志说。
  但记者看到、感到和听到的,却是在中印两国边境地区上出现了一派平静和祥和的气氛,两国的边防部队频繁开展各种交往和交流活动,例如共同举办庆祝两国传统节日的活动和体育友谊比赛等。
  复杂的中印边境问题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所长阿旺次仁正在承担外交部的一个关于中印边境问题的课题报告。
  据介绍,中印边境目前有争议地区总面积为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约3.3万平方公里。中印边境的东段实控线大致和“麦克马洪线”差不多,印度多年前就在这段印方实控区设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并且陆续向该地区迁入了700多万人。相比起来,中印边境中段的问题最少,中印双方几年前就交换了实控区地图,边境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
  西段边境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南端和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交界处直到喀喇昆仑山口,边界线长约600公里。
  据称,西段边境地区有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新藏公路,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条公路,有1000多公里修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西藏阿里地区所需的很多物资是从这条1957年建成通车的公路运输进去的,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也非常重大。
  “东段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森林和水利资源很丰富,森林资源占到了西藏的40%。”阿旺次仁说,“更为重要的是,东段的达旺地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乡。”
  “中印边境问题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阿旺次仁说,“中印历史上的习惯边界基本上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基本没有什么争议。英国占领印度后,英印政府不断实施侵占西藏的阴谋,给今天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祸根。”
  “中印两国正在实践着一种超越边境问题发展两国关系的模式。”阿旺次仁分析说。
★解密:美苏上世纪因害怕外星人中止探月计划
  [zxhm]于2005-08-26: 俄罗斯媒体8月26日报道,不久以前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宇航员将会在2018年重返月球。俄罗斯在当然也不愿意落后,许诺在2020年前开始建设月球基地。日本也计划在2025年前开始建设自己的月球基地,在所有所有的这些新闻出炉的时候,俄罗斯的宇航巨头Energia 表示只要你愿意支付1亿美元,将提供前往绕月观光的项目。
  看起来月球上又要变得熙熙攘攘了。回顾历史,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已经开始了开发月球的竞赛 。在10年内两个国家却不约而同的宣布由于这一项目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中止了所有飞行。可是,对金星、火星以及其它遥远天体的探索仍然继续着,虽然这也没有什么商业利益。那么又是什么使得对月球开发的兴趣重新复苏了能?
  因遭遇外星人中止探月计划?
  美国宇航局第一次将其1973年的登月计划公布于众。在其一项声明中称所有的25名宇航员都在他们往月球的飞行中遭遇过不明飞行物的活动。
  美国月球计划前负责人布赖恩在多年以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称,可以肯定有一种比人类能够想象得到更为强大的外星力量的存在。而科学家们相信有某人或者某物在关注者每一次美国对月球的探索飞行。
  根据其中一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版本的说法,由于害怕同外星力量不可估量的力量遭遇,在30年前2个超级大国关闭了各自的探月计划。当时美国和苏联都意识到他们那时候在月球上出现并非是必要的。对于外星人来说,地球的天然卫星月球是它们天然的平台和基地。月球离地球不远,而且永远只是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意味着外星同胞可以在另一面安心休息而不担心望远镜的骚扰。
  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其实在月球背面有不少的外星人基地,举例来说,今年日本宇航员就成功的录到几个暗色物体,其张度大概是500到1000米。与此同时,人类急切想再次开发月球以获得急需的自然矿产。美国宇航局专家早就发现月球上富有钨锰铁矿、铝、镁和其它的有价值的金属,而这些都是地球所缺少的。
  除此之外,月球上还富有一种独特的同位素氦3,而这种物质在地球上制造起来是相当昂贵的。这种物质是一种极佳的未来能源物质,将来甚至有可能利用氦3反应堆来驱动星际飞船。
  大胆预测:月球是空心的前苏联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瓦西里和晓巴科夫曾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月球可能是外星人的宇航站。月球是空心的,在它的表层下存在一个极为先进的文明世界。”
  这一胆大而又离奇的假说发表后,引起了科学界的震惊,人们很 快联想到在“阿波罗”探月过程中曾发生过的一件事:当时两名宇航员回到指令舱后,登月舱突然失控坠毁在月球表面,设置在离坠落点72公里处的地震记录仪,记录到了持续15分钟的震荡声,这种声音犹如一只大钟和大锣鼓所发出的声响。而在“阿波罗12号”探月时,碰撞月球所发出的回声还持续了4小时。如果月球是实心的,这种声音只能持续一分钟左右。另外科学家在月球上还发现了有类似地震那样的月震,月震的震级很弱,最大的月震也只相当于地震的一、二级,但震动持续时间却很长。所有这一切似乎反证了“月球是空心的”。
  然而,有些科学家认为,月震持续时间比地震长,其原因在于月球上没有水和表面松散的沉积层,正是由于水和松散沉积层对地震有一定的吸收作用,才使地震波很快衰减。有的科学家还认为,月球的内部结构与地球完全相同,是由月核、月幔及月壳组成,而并非空心的。
  难以解开的月球之谜月球跟随地球不知多少年了?也许地球上还没有人类之前,它就在天天看著地球。时至今日,太空人登陆月球已有26年了,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并没有增加,反而由于从太空人留在月球上的仪器,得到更多的不解资料,让科学家愈来愈迷惑。
  首先是月球起源于何处?目前有关月球起源的说法有三种,第一个假说是月球和地球一样,是在46亿年前由相同的宇宙尘云和气体凝聚而成的;第二个假说是月球系由地球抛离出去的,抛出点後来形成太平洋;第三个假说是月球为宇宙中个别形成的星体,行经地球附近时被地球重力场捕获,而环绕地球。可是自从太空人登上月球,取回不少月球土壤,经化验分析知道月球成分和地球不同。可是如果是其它地方飞来的星体,飞进太阳系后,太阳引力比地球引力大很多倍,照理讲月球应该受到太阳的引力而飞向太阳,不是受到地球的引力而留在地球上空的。
  其次日、月、地球间有一种奇妙的现象。太阳直径是月球的395倍大,但是太阳距离地球有395倍远,那么,由于距离抵销了大小,使这两个天体在地 球上空看起来,它们的圆面就变得一样大了。著名科学家艾西莫夫曾说过:“从各种资料和法则来衡量,月球不应该出现在那里。”他又说:“月球正好大到能造成日蚀,小到仍能让人看到日冕,在天文学上找不出理由解释此种现象,这真是巧合中的巧合!”
  还有月球做地球的卫星它太大,而且月球上面的陨石坑都太浅了。太阳系的行星拥有卫星,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们的地球却拥有一个大得 “不自然”的卫星─月球,也就是说做为一个卫星,月球的体积和其行星─地球相比实在是太大了。其它行星的卫星,直径都没有超过母星的百分之五,但是我们的月球却大到百分之二十七。科学家分析太空人带回来的380公斤月球土壤样品后,发现竟含有纯铁和纯钛,这又是自然界的不可能,因为自然界不会有纯铁矿。
  科学家计算出来,若是一颗直径10里的陨石,以每秒三万里的速度(等于100万吨黄色炸药的威力)撞到地球或月球,它所穿透的深度应该是直径的四到五倍。地球上的陨石坑就是如此,但是月球上的就奇怪了,所有的陨石坑竟然都“很浅”,以月球表面最深的加格林坑只有4里,但它的直径有186里宽。
★性格率直因言获罪 朱镕基的“右派”20年
http://www.qianlong.com/  南方周末 2005-08-26
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
  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奔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是年,新中国不足两周岁,工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奔赴东北,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由于他年纪还小,党内政治生活还很正常,也没有人对此太在意,相反,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
  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
  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国家计委的初步历练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
  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人民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
  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
  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
  “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的,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
  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
  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
  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
  最大限度地接触底层民众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炼、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最初,干校没有家具,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
  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
  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廊坊的“传奇”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但由于有邓小平的努力,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
  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
  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23年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3月1日,本报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
  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
  “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
  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
  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当时风气也很好,因为大庆精神是深入人心的。”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
  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他新的人生历程。
★最大情报悬案之:震惊中南海的蔷薇花瓣案件
六十年代是海峡两岸情报界的黄金时代。在台湾,由于冷战时期美国的积极扶持,台湾经常对大陆沿海进行小规模军事突袭,这种军事突袭其实是一种情报突袭,由于军情局在大陆没有有价值的情报人员,只能采取这种突袭办法,抓一批沿海渔民、乡村干部套取情报,这些突袭都是台湾的军情局策划执行的。军情局与中央情报局(CIA)有一段蜜月时期,双方合作紧密程度远超过中国大陆情报机关与苏联情报机关的合作。
  
  事实上,这种合作过程也是双方渗透过程,台湾情报机关及政府被CIA成功渗透了,台湾核研究彻底中断就与此有关。而相比较之下,大陆情报机关则成功地对苏联情报机构实施了渗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苏联和美国在中国根本无法建立情报站,也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内线。这已经是全球情报界公开的事实。苏联驻北京大使搞不到情报就满大街偷邮箱更成为情报界的笑话。克格勃甚至狗急跳墙地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纵火,假借消防名义趁火打劫,更是让人感到这个本世纪空前绝后的情报巨人面对中国大陆情报机关的无奈。
  然而中国大陆情报机关的拿手好戏就是反渗透,一直到七十年代,克格勃才发现中国情报机关在自己眼皮底下的出色的情报活动,于是建国以来中国情报机关最引以为恨的血案发生了。总参二部莫斯科站站长,中国驻苏武官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被苏联克格勃杀手伪装成的中国外交部特使暗杀!整个暗杀过程前后只用了五分钟,现场散落了一地蔷薇花瓣,这就是震惊中国大陆高层的蔷薇花瓣案件。其杀手的胆大妄为、行动之迅速、时间掌握之精确、情报了解之详细、构思之慎密令人叹服,也使得中国情报机关损失了一员得力干将。事实上当时这名武官已经得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政治局秘密会议中的电话录音。
  
  这个案件成为中国大陆情报界自建国以来最大的悬案之一。其谜底一直到九一年苏联解体,克格勃北京站、远东站站长、格鲁乌远东处长叛逃时才完全揭开,潜入中国的克格勃杀手才遭到严惩。
★一段中国外交官的故事(真实,震撼)
1971年11月7日上午,参加在索非亚“9。9”广场上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的中国青年外交官回到大使馆后,都来接待室小坐。大家兴奋的谈论“9。9”广场的游行情况。当时,随员彭剑华的视线正对着前方原来放置书架的墙面。他发现墙上有一个白点。外交官的职业习惯是仔细观察与善于思考,他为了仔细观察一下这个白点, 便走了过去。
彭剑华仔细一看, 原来小白点类似于一个塑料吸管。他露出墙面约一毫米。
抹灰工怎么会把塑料吸管抹到墙面上?彭剑华感到奇怪。他用手一按,那吸管被按入墙内,一撒手又弹出来。它会不会是特务机关的窃听器?彭剑华急忙向旁边的赵英琦招了招手,指了指吸管,让他也拉拉。他们使了个眼色,没有说话,立刻向大使办公室奔去。
“很可能是特务机关的窃听器”赵禁大使听了后说。“那个吸管是特工人员对墙面的厚度计算不够精确所至。不要声张,不要动他。”
中午,管员们都陆续离馆午休了。赵禁大使走进接待室,蹲下来拽了拽“吸管”,抠了抠墙皮。他回到椅子上,琢磨如何将他取出,思考敌人是怎么安装他的。
以前我只注意克格勃和中情局,没想到住在国也干这种事。这里是馆员们饭后聚集的场所,大家讲话无所顾忌,什么都说。大使想到这,把大衣裹了裹,反问自己“我怎么没注意这道墙呢?”

星期六午夜,使馆的电影方完了,院子里的灯也熄了,周围一片寂静。派了几位同志爬到楼顶观查动静,回答是:邻居那边静悄悄的,值班的可能出去了。
赵英琦,彭剑华和两位驾驶员手持铁条,凿子,铁锤摸黑进入接待室。
为防止暴露目标,尽量不是声音传出紧闭门窗,打手电作业。墙壁坚硬,工具粗顿,一个小时作业才凿进半尺。刺耳的叮当声冲出门窗,划破夜空。
凌晨一点,中国使馆周围来了几个便衣,不一会,邻居的房顶上也爬了五六个人。他们不是相中过大使馆张望。
令人不安的是,深夜两点,隔壁也开始凿墙,他们工具锋利,进度快,给我们这边造成很大压力。尽管已经立冬,使馆里的人穿着大衣还觉得冷,而凿墙的同志身穿背心还汗流浃背。凌晨三点,双方的锤凿声已清晰可闻,各自都使出了全身力气,我们的四个同志拧成一股绳,拼命抢进度。他们一个接一个,轮流抡铁锤,轮流举手电。墙土飞扬,汗珠下流,他们忘记了口渴,忘记了劳累,只要在敌人之前把窃听器拿到手。眼看就要凿通了,只听哗啦一声,一个小方盒露出来,一给同志扑上去,抓国小盒。
我们胜利了!

周一上午,使馆来了几个客人。他们是保加利亚外交人员。双方一如既往互相问候,但今天没有请客人到接待室去。
“使馆有地方要修理吗?”他们问。“没有,谢谢。”我们回答得很干脆。“墙要堵吗?”“不,谢谢。”但他们并不死心,直接问“能进去吗?”显然这几个人有特殊使命,敌人做贼心虚。“请进”他们做到椅子上,室内干干净净,一切照常。原来,使馆领导已料到他们会来,早已准备好了。房间还是房间,邻居还是邻居彼此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心照不宣。作为受侵害的一方,我们要吸取教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外交人员们默默无闻的工作着。
此文摘自《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