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军事秘书等人揭密毛岸英牺牲真相

★彭德怀军事秘书等人揭密毛岸英牺牲真相
★台湾特种作战部队深度剖析
★主题:传媒之剑:新加坡联合早报如此评论央视!
★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俄媒体:中国军队实战能力落后


★彭德怀军事秘书等人揭密毛岸英牺牲真相
【一万年网讯】2004年5月10日《老年文摘》刊登一篇《美军差点绑架毛岸英》的文章。内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后,美军和韩军特工策划了一个 “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毛岸英与美军特工浴血奋战”等等。文末注(据人民日报)。在此之前的《国防知识报》2004年3月31日的《史海钩沉》栏目中,刊登郑德坤撰写的《绑架毛岸英阴谋破灭记》,以及《党史信息报》1999年2月24日(月末版)用半个版面刊登许文龙撰写的《一份记录阴谋绑架毛岸英的真实报告》,注明是“真实记录”。文末声称:“作者曾采访过毛岸英的生前战友,现经国家山版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审批”。
  这3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都对史事描述得神乎其神,并声称经过“采访和审批”。但是,我们这些曾和毛岸英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战友,看到这些文章都感到十分惊讶。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提出质疑。
  麦克阿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
  郑德坤等人文章中说:“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获悉毛岸英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下当参谋,于是拟定了一个‘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计划。”“1950年11 月 24日,麦克阿瑟的助手惠特尼送给他一份电报,这是莱特森上尉发来询问绑架中共领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动何时开始。”麦说:“这个行动很不错。”接着就是在这天夜里发生了所谓毛岸英遇敌浴血奋战的故事。
  我(王天成)当时是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主管美军情况;停战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总结,参加整理全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敌情通报、电报、档案以及我志愿军的电函;并在志愿军总部侦察部队工作过。1958年回国后,我一直从事军史研究,特别是美军史研究,还参加了美国出版的权威史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等的译校。1980年根据浦安修同志的指示,我与杨凤安为编写《北纬三十八度线 ——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已出版),又重新查阅了中、美、苏、韩等国史料、档案、电文,也没有发现记载此奇闻大事的材料。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首任志司作战处副处长杨迪、首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时任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经互相沟通与交流,都对毛岸英殉难的事记忆犹新,但没人知道有些骇人听闻的所谓绑架事件。
  当时志愿军的组织及行动是非常保密的。10月初,为志愿军出国前后的宣传报导问题,彭德怀向毛主席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19日志愿军出发的当天,毛泽东主席电示:“志愿军决定于本日出动,”“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为此,志愿军建立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彭总规定各部队要控制电台,封锁消息,严密伪装,夜行晓宿,避开大路,隐蔽向指定作战地区开进。彭总还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我军严守秘密的成功,1950 年10月19日晚我 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犹如兵从天降,完全出乎敌之意料,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歼敌1.5万余人。这时麦克阿瑟调动一切情报机关想查明我军实情,仍以为我是象征性的出兵,不过5—6万人,也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于是麦克阿瑟又狂妄叫嚣继续北进,发动最后攻势,统一朝鲜,答应士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直到我军推进到接近三八线,麦克阿瑟的头脑才清醒过来,才知道他的对手、统帅志愿军的是彭德怀。
  美国出版的史书也证明此事。1950 年,麦克阿瑟“在11月24日由东京飞往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现在没有参战’,战争‘在两星期内结束。’” ([美]马修 ·邦克·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当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3天后,麦克阿瑟才断定, “1月27日,赤色司令林彪将军使他的全部军队跨过鸭绿江,投入战争。”([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9页。)从实际情况看,当麦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国派兵参战,又搞不清楚志愿军的统帅是谁之前,怎么会知道彭德怀与毛岸英的行踪?怎么会作出“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事呢?
  毛岸英根本未曾“查哨遇敌”展开“激战”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1950年10月4日,彭总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研究大西北经济建设的规划会议,突然被紧急召进北京。 10月8日,彭总电话通知,让我急速赴京。我到京后彭总已离京去沈阳、安东(今丹东),军委办公厅就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防(印章)交待给我,并安排我乘机到沈阳。 14日在沈阳和平街l号交际处,我同彭总见了面。随从彭总先期到达的有:张养吾、毛岸英、总参谋部的成普、徐西元、龚杰与警卫员郭洪光等。我们组成了彭总临时办公室。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忙于彭总出国作战前的准备。
  10月9日黄昏,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彭总因急于了解情况并与金日成首相会见,就带我和两名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随先头部队进入朝鲜。毛岸英和彭总办公室的其他成员则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 10月24日,彭总与十三兵团首长及司令部会合,组成志愿军总部。彭总的临时办公室即改为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办公室。主任张养吾(11月19日回国),副主任杨凤安、参谋徐西元、龚杰、高瑞欣(11月18日到朝鲜),秘书毛岸英(俄语翻译)。志愿军总部作战处副处长成普长住办公室负责作战事宜,还有保卫、警卫人员。办公室组成党支部,选举杨凤安为支部书记,毛岸英为党小组长。
  彭总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同志更为关心。彭总与岸英和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在一个办公室,白天在一起办公,晚上彭总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杨凤安和毛岸英等在地铺上睡觉。白天夜晚参谋人员轮流值班。岸英同志平易近人,办公室的成员对他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但岸英同志积极主动地参与办公室的各项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金日成首相与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总会晤,岸英同志首次承担翻译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语向拉佐瓦耶夫翻译了彭总介绍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情况及发动第二次战役的计划。会谈结束后,当夜岸英即在办公室蜡烛下整理会谈翻译记录。
  原志愿军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 1950年11月13日志司开作战会议时,有位年轻的翻译也参加了讨论。会议开完后,我问作战处丁甘如处长,他是什么人?丁说不能告诉我,这是纪律。杨迪同志说连他这个作战处副处长都不能知道毛岸英在彭总办公室做翻译工作,敌人怎么会知道呢?
  志愿军总部戒备严密,敌特人员很难潜入到总部附近。志愿军首长都有随身警卫员2—3人,还有保卫干事和一个内卫排专门负责保卫彭总和其他首长的安全。这些警卫工作统由杨凤安负责。另外还有一个警卫团,负责总部的警卫,昼夜在首长住地站岗放哨,由志司作战处杨迪副处长负责。毛岸英没有查哨的任务,他的一切行动只能有彭总及邓华、洪学智与彭总办公室人员知道。按彭总指示,毛岸英只在彭总办公室附近活动。
  11月24日夜,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一夜,彭总与志司其他首长为研究敌情,掌握敌军动态,部署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的诸多重要事宜,非常紧张。彭总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包括毛岸英在内,忙了大半夜才休息。龚杰同志回忆:当夜他在彭总办公室值班。下半夜大家休息以后,只有他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凤安留在彭总办公室。毛岸英、高瑞欣二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山洞里休息,25日9时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当时他俩还未吃早饭,可是饭已冷了,他们热了饭还未来得及吃,就遇敌空袭不幸牺牲。龚杰说:24日夜我值班到天亮,志司驻地附近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敌特活动的报告,彭总作战室不分管志司驻地警卫工作,毛岸英没去查哨,更没有听到枪战声。志司第一任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和第一任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说,24日夜他们都在办公室。根本没有美军突击队突袭志司的事。郑德坤等文章中所谓“24日夜里,毛岸英由彭德怀的警卫小李陪同,查哨时走出距总部五公里处遇敌特工。”“美军上尉莱德森率七八名美军突击队员和南韩特工,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毛岸英他们三人。” “警卫班班长张国祥冲到敌人面前拉响手雷。自己壮烈牺牲。”“双方在激战中小李为保护毛岸英也不幸牺牲,而毛岸英也在混战中打中了莱特森,剩下的美军士兵则被前来接应的志愿军战士活捉。”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 
  目睹彭德怀遇险与毛岸英牺牲的真实情况
  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总的安全和志司防空的问题。会议决定,志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25 日拂晓前,洪副司令员急急忙忙来到彭总作战办公室,请彭总到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彭总倔强地说:“我不走。”洪副司令劝说不行,也不顾彭总发脾气,拉着彭总就出了门。接着洪副司令喊:“杨凤安!把彭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拿到防空洞里去。” 邓华副司令早已在那里等候。三人进洞后,就研究第二次战役打响的时间及打响后如何向纵深穿插和实施包围迂回等问题。过了2个多小时,彭总叫杨凤安到办公室去问前线情况。他刚一进门,敌人两架B一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杨说了声“注意防空”,随即向成普副处长、徐西元参谋询问前线情况。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围着火炉热早饭。杨凤安问完情况准备回去向彭总报告,一开房门,看见又有敌机飞来,便喊了一声:“不好,快跑!”这时敌机凝固汽油弹已离机舱,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及其周围,乌烟冲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总的两个警卫员从火海中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牺牲了。毛岸英同志牺牲时还穿着杨凤安的呢子大衣。
  当时,杨凤安急速跑到彭总身边说: “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彭总听后顿时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尔后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慢地来到出事现场。彭总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饭也没吃。他沉痛地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于是,他亲自起草电话,报告了此事。
  许文龙文章说,是“成普和毛岸英连推带搡着,将彭总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见彭德怀进了防空洞,这才松了一口气。”等等,我们目睹现场,根本没有此事。
  以事实求是为基本准则是对撰写历史作者的要求。当年在彭总身边与毛岸英、高瑞欣在彭总作战室共过事及在志愿军总部工作过的战友们一致认为,这3篇所谓 “真实报告”,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声称的所谓“采访”和“审批”,也是值得质疑的。——这些问题需要对读者、对历史有个准确的交待。
  2004年7月15日于北京军事科学院休干所
  杨凤安:原任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军事秘书,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毛岸英所在党支部书记,后任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室主任;
  龚杰:原任彭总入朝作战办公室分管敌情参谋;
  王天成:原任志愿军总部分管美军情报参谋,后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史研究员。
(《时代潮》(2004年第十九期)文章;作者:杨凤安、王天成、龚杰)
★台湾特种作战部队深度剖析
  中军网 2005-8-29(作者:张建都) 特种作战较之常规作战,具有任务特殊、行动仓促、反应时间快、作战效益高等特点,是信息条件下的重要作战样式之一。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特种作战的价值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近年来,台军在“独立固守、有效吓阻”和“决战境外”作战思想的指导下,加大了对特种作战的研究力度,特种作战部队建设初具规模。
  
  体制编制精干,作战编组多元
  
  台军特种作战部队总兵力约5000人,数量占台湾正规军的1/1000,具备陆海空、远中近特种作战能力。根据台湾的地理环境和作战任务,台军共编组了16支特种部队,包括3支“甲种特勤队”—-空降特勤队、陆战队特勤队、宪兵特勤队;海陆空军的“乙种特战单位”和警方的特勤队。台空军编有航空特种作战司令部、空降特种作战部队训练中心各1个海军编有两栖侦察搜索大队、三栖水下爆破大队、海军陆战特勤队各1个;陆军编有1个3000人的特种作战旅,下辖3个特战营(乙型基干特战营、基干特战营、特战支援营),旅直属通信连、搜索连、工兵排、宪兵班等。
  
  1999年为了适应“精实案”的推行,台“国防部”将空降特勤队和陆战队特勤队“裁编”,在非战时情况下,队员依据个人意愿与体能状况并入其他作战部队或宪兵特勤队,如遇特殊情况可迅速集结。2004年台军“精进案”走向“专业战力”扩编阶段,这两支部队复编,与宪兵特勤队共同承担反恐作战任务。
  台军特种作战部队在平时实施统一集中指挥,战时隶属战区司令部指挥并受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督导;驻金门、马祖等外岛的特种作战分队通常隶属于防卫部。在实施反空袭、反封锁和反登陆作战之前,特种作战部队通常编成若干个特种小队,搭乘直升机或舰艇渗入对方沿岸或浅近纵深执行破袭任务;驻守金门、马祖等外岛的两栖侦察营有时编成数个特种作战组,手战前或战中秘密抵达对方沿岸遂行渗透骚扰及情报侦察等任务。根据作战的规模、性质、任务和环境,临时组建与之相适应的不同规模的作战单元。
  
  特种作战的作战编组通常根据特种作战的目的、规模、任务,所选目标的数量、性质、结构,以及地形和敌防卫程度来确定,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各组除携带先进的单兵自卫装备外,还携带震动探测器、通讯监听器、化学剂探测器等特种装备,便于在不同环境中独立作战。台军认为,特种作战编组应遵循“小而精、功能全”的原则,根据任务灵活组织,以便于机动不口隐蔽行动企图,使敌方防不胜防。既适应特种作战的需要,又在作战中充满活力。在台军新一轮军事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军队的组织结构,向小型、精干、灵活、高效、多能的方向发展。这种编组将更有利千特种部队与常规部队的配合使用。
  
  特种装备精良、作战任务多样
  
  台军认为,特种作战是在特殊环境下用特殊战法进行的军事行动,事关作战全局、战略意义大、受制约因素多,必须一举成功、决战决胜;顺利遂行特种作战的首要条件就是优势的特种作战装备。
  近年来,台军不惜花费巨资,通过各种渠道为特种作战部队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其中大部分是根据需求向国外知名厂家定做的。目前,台军特种作战部队武器装备是台军各部队中最精良的。空降特勤队所装备的头盔便是与英国特种空勤队、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同等级别的南非制防弹头盔,其自行设计的多功能战术背心也由美国著名的Eagle与Uncle Mike厂商制作,性能一流。宪兵特勤队不仅配备与美国“三角洲”部队同一档次的TAC-V1战术背心,配发的M4A1卡宾枪也是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标准装备。台军特种部队陆续装备了新型防弹背心、夜视仪、闪光手雷、遥控爆炸装置等大批高新技术装备。总体来讲,台军特种作战装备的种类多、性能好、体积小、重量轻、抗干扰能力强,能满足多种作战环境下的特种作战需要。
  台军的特种作战任务除了维护治安、反恐、处理冲突外,主要以进攻性的非正规作战为主,强调以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暗杀、绑架)瘫痪敌方军政指挥中枢的正常运作,破坏交通枢纽、军事工业及能源设施,以散播假信息等方式进行心理战,并为后续军事行动铺平道路。具体而言,一是对外,使用先进交通工具快速渗入敌方,单独或配合其他部队摧毁敌首脑机关、指挥通信网络、交通枢纽、核生化武器库,以及战略导弹、飞机、舰船等高技术兵器;破坏敌方战略资源、后勤供应基地;潜入敌要害部门窃取军事情报,为大部队行动创造条件;对敌方实施心理战、策反、制造和传播谣言等。二是对内,警护重大军事及政治目标,平息本岛或外岛爆发的骚乱和危机,以及担负抢险救灾任务等。其中,空降特勤队主要以空降方式渗透到敌后进行特种作战,对敌区进行渗透、突击、破坏与侦察,配合其他部队的撤退或突击;陆战队特勤队主要负责在外岛打击恐怖主义和走私活动,战前渗透到敌区获取情报,对敌要害部门进行渗透、攻击;宪兵特勤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在“国防部”直接命令下支援警务人员,完成搜查非法武器、毒品仓库或工厂,对重大劫持案件进行快速反应等任务。
  人员选拔苛刻,训练内容宽泛
  
  在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选拔上,台军竭力模仿西方军队的做法。台军规定,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应具备大专以上文化、5年以上军龄,精通战术技术、训练成绩突出、意志坚强、身体强健、反应敏捷、纪律性强、能吃苦耐劳、勇于献身;军官必须通晓特战理论,具有实战经验、独立组织训练及指挥作战的能力。被选入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无论过去在哪个兵种工作,均需经过6-9个月的初期训练和严格的全程筛选,淘汰率高达80%。通过初期训练的人员还要进入特种作战训练中心,进行约45周的强化封闭式训练。
  
  台军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士兵基础训练、军官训练、海上训练、伪装训练、战术训练等内容。其中,士兵基础训练一般为期3个月,在远离城镇的荒山野岭进行轻武器射击、指示目标、修正弹着、判定方位、选定攻击路线及目标、战术训练等。士兵基础训练以实地操演为主,夜间训练约占总训练时间的1/3。
  军官训练包括学习基本指挥方法、快速标图用图,组织侦察、协同和各种战术训练。通常是先学习理论,观看电影、录像,研究图片和模型,而后进行实地训练。特种作战部队的军官要能在10秒钟内对伪装的运动目标,识别出数量、性质、方向、时速和企图。台军每年进行3次目标识别实地演习,演练识别20千米以外的各种运动目标。
  海上训练主要包括对海战兵器及码头设施实施爆破、高难度潜水、海上机动、水中射击、判定方位、定点机降、水中自救、武装泅渡、夜间通信等。战术训练主要包括游击战与反游击战、破袭与反破袭、侦察与反侦察、追踪与反追踪、搜剿与反搜剿、渗透与反渗透、攻击与反攻击等。
  为提高训练质量,台军特种作战部队每年均派遣官兵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种作战训练基地去学习。队员在正式加入特种部队后,平均每月要进行一次技能考核,以巩固和掌握各种实战技能,未达标者限期赶上,否则一律除名。
  
  目前,台军特种作战部队由于待遇不是很好、生活环境封闭,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队员多数来自当地少数民族。这些艰苦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虽然体能一流,但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明显不足,很难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一些指挥官不懂专业,素质低、能力差,更缺乏实战经验。这些因素使台军的特种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作战行动谨慎,指挥方式灵活
  
  长期以来,台军把特种作战视为“决战境外”的重要作战方式,对特种作战给予厚望。同时认为,特种作战行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一系列战略范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台湾的“根本利益”;特种作战任务大多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生命危险性,战场环境、作战对手、任务性质、作战目的及作战手段都具有特殊性。所以,台军在对待特种作战行动上极为慎重,特种作战的目的、时间、兵力、规模、强度均由最高当局决策,行动时统一制定计划、统一划分区域、统一协同方式。
  在特种作战的指挥方式上,台军又强调集中指挥与分散行动相结合。在台军的16支特种部队中,3支“甲种特勤队”由“国防部”作战参谋次长室直接指导,必须有“国防部”的命令才可出动;海陆空军的“乙种特战单位”则由本军种指挥。台军认为,特种作战的战场环境、作战对手、任务性质、作战目的、作战手段和方式都很特殊,政治性强、影响面大,因此,特种部队的使用和特种作战的目标、时机、手段等重大问题,应由最高当局和军队高层亲自筹划,由较高的指挥层次集中指挥并控制作战进程。
  同时,由于特种作战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变性,台军又强调灵活指挥,针对战场情况的变化、围绕总的作战意图,灵活运用各种作战手段、达成作战目的。特种分队可以根据战场态势修正原方案,机断行事、灵活多变、果断指挥、默契配合,从而取得特种作战的胜利。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战对手(如恐怖分子)的武器装备会更先进,以“特”反“特”的能力会更强,将增加特种部队作战行动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特种作战中的灵活应变指挥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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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电视台,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电视事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目共睹。但是,长期独家垄断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垄断必然效率低下、缺乏创新、难以体现公平、容易滋生腐败。电视独家垄断的最大弊端是节目质量平庸化,对受众及广告客户的不公平。节目质量的平庸化,是因为没有别人敢抢央视的饭碗,经营者可以高枕无忧,节目质量再差也不会对其获得高额的收入产生任何影响。
  一、节目质量日渐平庸化
  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电视台,应当具有国际水平,与国际上的知名电视台相抗衡。而其实际水平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看近年来一些栏目的表现:
  金牌节目《春节晚会》,十几年来一直走下坡路,没有几次赢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实在无招(几十年形成的条条框框和固有模式无法打破,每年下的工夫也不小,不能说粗制烂造)就抛洒大把的金钱营造豪华的躯壳,企图掩饰匮乏的创意与内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快到零点时,主持人高兴的宣布:”据央视索夫瑞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春节晚会的满意度为98%。”。自己办的调查中心能不说自己好吗?这么快数据怎么来得?真实吗?然而央视以外的报纸等其他媒体却是批评文章铺天盖地,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这能说观众满意吗?
  过去收视率最高的栏目《新闻联播》,近年来已经概念化、公式化,内容大致由几项组成?新闻联播=领导人国事、公务、事务活动+各种会议报道+各项成绩报道。对重大事件报道缺乏敏锐性、时效性。
  以揭露腐败和各种时弊著称的《焦点访谈》,大多揭露的是一些偏远县(市)企业、个人制假贩假、官僚主义主义等方面的”小”问题。很少对一些腐败权贵的”大”问题进行大胆揭露。成克杰、胡长清案件的报道均是在结案后才报道的。全国反腐败大案要案有几起是由《焦点访谈》揭露出来的?恐怕没有!老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做文章,长此以往,对腐败官员能否真正形成舆论监督?
  拍摄时就大炒特炒的《笑傲江湖》(后来拍的《西游记》续集问题大致一样,暂且在此不表),低劣的质量播出时赢来了全国一片骂声,就连金庸老先生也颜面无光,不得不感叹错已!央视不愧是大哥大,”我自岿然不动”-反正广告赚了约1.4亿,虽然不好还是赚了个大价钱,把我奈何!这是垄断的功劳。其他单位能实现这样的收入吗?
  平心而论央视的节目在全国的评奖中获奖不少,比兄弟省市台气派的多。你要明白央视具有与兄弟台无法比拟的地位和财力、人力,物力,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如何做龙头老大?况且评委也多由央视把持,然而仔细想一想,央视有多少节目在国际上拿了大奖?做为国家电视台如果有真工夫应该去与国际上的电视台去比,而不是与国内兄弟省市的小兄弟去争三夺四。
  央视的现场直播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香港回归、”三高”演唱会、庆祝申奥成功当晚活动的现场直播,许多画面切换的杂乱无章,使人看的一头雾水。香港回归到现在已经几年时间了,现场直播的水平怎么一点没有提高。甚至不及凤凰卫视的直播水平。
  直播张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电视信号水平和直播穿越太湖大桥飞行的电视信号质量一样(两次直播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图象时隐时现,没有任何提高,主持人只能在荧屏上连声恳求大家原谅?每月腰包装那么多银子,干出这么差的活,还好意思让大家原谅。这就是国家电视台的水平,不知道央视这帮人平时是否在练基本功?
  二、功利性倾向日趋严重
  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喉舌,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服务于全国人民,服务于大众。其定位不应当是纯商业性的电视台。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活动无不充斥着金钱的味道。向”钱”看的倾向愈加严重。
  (一)严重扭曲广告市场价格。
  央视广告的价格高,人人皆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再不合理也得接受。央视还会说”就这我还看有没有时间给你安排?”。先说广告”标王”,创下了中国广告业的”奇迹”。价位最高,高的离谱,导致企业倒下去的也最多。山东的”秦池酒”争得个”标王”,一个县级小厂当年要为央视付出广告费约3.2亿元之多,甚至县上的财政收入也要拿来交广告费。有人算过一笔帐,全国的酒民每人当年要喝2斤”秦池酒”才能”帮助”付清央视的广告费,不要说厂家有什么利润。这使我想起了当年东北”君子兰”疯狂爆涨的价格。这样荒诞的事情可以创吉尼斯世界记录。”秦池酒”、”孔府宴酒”、”爱多”VCD已销声匿迹。当然这些企业也在央视风光一时,今天落到如此地步,央视不能不说是功臣之一。央视也可以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由于几个”标王”拖欠广告费,央视才不得不取消了”标王”招标活动。作出这样唯利是图的事情,是国家电视台的理性行为吗?
  2000年全国电视全行业广告收入约380亿元,央视就占了40多亿元,多么高的垄断利润!
  (二)收费昂贵的声讯电话,老百姓深恶痛绝。
  中国电信为正名声,宣布不再代收声讯台话费。而中央电视台各个栏目利用老百姓对中央电视台的景仰心理,以极少的奖品为诱饵,鼓励观众打热线电话,而热线电话都是与168声讯电话联袂的。《春节晚会》上,将近零时,女主持人笑脸盈盈,红唇白牙高兴地宣布全国各地打进168热线的电话达到了400多万个。按每个电话每分钟1元计算,可收入400多万元,央视可分成数百万元(分成比例不得而知),白花花的银子又来了,腰包又要鼓起来,女主持人能不高兴吗!《春节晚会》收入可观,更不要说央视平日的几十个栏目长年累月的热线电话费收入有多少。现在一些普通企业为了搞好对消费者的服务都开通了800免费电话,央视如果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就应当开通800免费电话,取消与168声寻台的联系。
  央视的各个栏目许多都打着金钱的”标签”,各种赞助充斥眼球。主持人也不忘开发利用自己的价值趋之若骛地出书捞一把,写出的书几本有育才教人的价值?赢来的大多是读者的不嗤之声。
  三、避重就轻,哗众取宠
  澳门回归一周年的庆典、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到北京,这么重大的活动央视漠视观众的热情,不做现场直播,不作追踪报道,老百姓只能去看凤凰卫视。这与首先要服务于党的事业的职责是否背离?经常却搞什么”钱江观潮”、”水下考古”、长达几小时的”罪犯庭审”等商业性直播,哗众取宠。凤凰卫视节目为什么受欢迎,央视应当找找原因。
  四、节目*数量取胜,缺乏创意
  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已从一个开办到十一个,栏目也芸芸众生,可谓规模不小,但许多栏目普遍缺乏创意,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几乎没有。广东电视台在全国独创性地拍摄了《生存大挑战》节目,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而《实话实说》把参与者请来对节目横挑鼻子竖挑眼,大谈该节目商业化太浓。央视能整出这样的节目吗?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动物世界》等节目里的内容央视能自己拍出来吗?大多是买人家BBC、CNN的,何时能把自己的节目卖出去赚些美元,这才见真工夫。
  五、容易滋生腐败
  没有监督的权利容易产生腐败,这是一条真理。因为,全国各个电视台、各个影视制作单位、各个企业打广告、一些个人想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名星梦,要上央视的节目,不攻关怎么能走进央视的”龙门客栈”?许多电视剧为了能在央视播出,均打上了与央视联合拍摄的招牌。攻关*一张嘴皮子能行吗?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
  今年,央视的记者随中国质量万里行到西安去打假,在野玫瑰电脑城被打坏了摄象机,央视记者索要了5万元修理费,实际只花费了3000多元,剩余的几万元未退还,直到事主告到法庭,才退出剩余的钱(详见《华商报》报道)。
  六、缺乏客观公正
  在普通老百姓的印象中,中央电视台是神圣地、公正的,其实不然。
  ”日航”事件,《经济半小时》曾采访事件的中方主要当事人,后因当事人不满央视断章取义的歪曲报道,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揭露央视采访中不理睬当事人意见,不顾事实,主观臆断的种种行为(详见《中华工商时报》报道)。
  河南淮阳县粮食局长雇凶杀人案中受到诬陷的县委书记李华亭,据说接受《焦点访谈》采访说了一些”与中央不一致和不符责任的话”被撤职。案件真相查出后,蒙受不白之冤的李华亭回忆,没有说过与中央不一致的和不负责的话,完全是《焦点访谈》对他谈话的剪辑形成的(详见《检察日报》等相关报刊报道)。
  出现这样的失误谁来负责,谁来监督央视?
  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电视台正式职工编制为2800人,非正式编制辅助人员为4500人。崔永元在其所写《不过如此》一书中透露:”我们电视台的人数不好统计,你像一般干活的各个岗位大概有25人,但是吃盒饭的有140多个人,发奖金的时候有2200人,有一次台里说,有一个出国名额,谁想去,填一个表吧,填了10000多张表。”。由此可见一斑,典型的官僚机构,人浮于事,怎么可能高效率多出精品。
  实践证明,独家垄断经营与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背道而驰地。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许多行业打破垄断经营,取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老百姓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实惠,如中国电信、交通运输、金融业等。中国的电视业要走向世界,必须打破独家垄断的局面。将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分为二,成立国家电视一台、国家电视二台,形成充分竞争。这样仍然可以保证舆论宣传继续掌握在国家手中。无论是从现在还是从未来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申奥已经成功,庞大的电视转播*现在的央视一家是难以承担的,应当及时成立国家电视二台,互相制约,互相竞争,强化内在动力,才能提高节目质量,多出好作品,多出精品,圆满完成党和人民、时代赋予的任务,早日参与国际竞争,占领国际电视市场,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播向五大洲,提高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
★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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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诞辰一百零六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26年。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以至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20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叁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 ,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着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 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 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叁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叁,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叁:故居、墓地、后,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 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 ?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 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人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着名 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 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 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 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 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 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 ,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着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 扬:“红漆了银*,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 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 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叁国演义就是曹、孙、刘叁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叁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叁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叁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着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 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叁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叁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 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 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叁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 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 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 ,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着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叁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叁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叁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叁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至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叁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 。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 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共处的混乱之际。好A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 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叁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叁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着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 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 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俄媒体:中国军队实战能力落后*   
  俄罗斯媒体报导说,十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数百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所以这是俄罗斯军方第一次有可能来亲眼观看和感觉中国军队如何使用和掌握这些价格昂贵的俄式武器。同时,联合军事演习也给俄罗斯军方提供了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评估用这些俄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是否真的十分强大。   
  官方的俄罗斯第一套电视节目以及俄罗斯独立电视台从山东潍坊演习现场发回的报导表明,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目前在许多方面仍然同俄罗斯存在很大差距。  
  演习结束时直升机编队飞行
  独立电视台的报导说,在星期四举行的伞降演习中,中国军队再次发生了类似前几天所发生的那种装甲车翻车的事故。在中国军队所空投伞降的12辆装甲车中,有一辆装甲车伞降着陆后立刻翻车,这表明中国军队的伞降技术仍然不成熟。   
  一名俄罗斯空降兵说,俄军在伞降和射击等好几个方面的技能都要比中国军队优秀。一名中国空降兵军官说,中国军队的装备目前虽然已经很不错,但如果能装备更先进的俄军武器装备的话,当然对中国军队来说会更好。   
  第一套节目的报导说,俄罗斯空降兵伞降着陆的准确性让中国军方佩服,中国军人将俄军的每一个战术动作和参加演习的装备都一一不漏地进行了摄像记录。   
  在现场采访的俄国记者说,整个演习纯粹变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俄罗斯武器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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